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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网|杨彼得:总书记的权力清单

总书记的权力是中国最典型的一种权力,它其实是一种超级权力。平时人民只听到总书记在各种场合高谈阔论,有时候谈真理,有时候论道德评是非,有时候作指示提要求,其权力似乎很“虚”,实则很实极大。比如总书记开一个文艺座谈会,各部门就开始揣摩上意,转变政策风向,对文艺的各种审查就加强了,赵本山等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全国人民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书记开一个新闻工作座谈会,中国的媒体就全部姓“党”了,舆论监督一下子哑了火。他提倡善意的批评,但在一帮被阉割的媒体把关人看来,与其善意批评不如什么都别说。

东网|杨彼得:失效疫苗无害论

近期山东问题疫苗在中国掀起舆论风暴,政府方面除了查处,对公众关注的一些问题不置一词。有媒体出来帮政府的忙了,找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牛津大学博士,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出来对公众进行疫苗知识的科普。...

东网|杨彼得:共青团”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 ”?

转发此新闻: 近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共青团中央反馈专项巡视情况,对团中央提出一系列指控,其中给人印像最深的,是指控团中央「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中央第二巡视组指控共青团中央「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这显然是相当严重的指控,这容易使人们想起「文革」时代的所谓「帽子工厂」,大帽子扣上去,就等于政治死刑。但所谓贵族化、娱乐化到底所指为何?给人巨大的想像空间,但相当抽象,公众如坠五里云雾。大概这中央第二巡视组也不想说清楚,就是要达到一种模糊战术效果。 似乎有迹可循的是,巡视组在提出「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指控前,说团中央「改革创新行动不坚决、措施不具体,对下指导不及时」。但这类问题跟「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关系。团中央虽然是一个群团组织,但它跟中共中央一样,就是机关,在自身领域拥有行政权威,一直是党中央的接班人与预备队,巡视组指责它「机关化、行政化」是没有道理的。 对团中央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群团组织」提出如此指控,这在过去会被视为不「讲政治」,是典型的政治幼稚病,过去是难以想像的。但现在公开讲出来,宣示中外,影响巨大。 用中共的逻辑,指出问题和错误,有则改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但对于共青团中央来说,这类问题无解。共青团、工会、妇联这三大群团组织,在计划经济时代出尽风头,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他们实际上成了多余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全社会吃大锅饭,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是需要进行政治动员的。但在市场社会,劳动生产率是企业管理的核心目标,政治动员反而不灵了。今天,共青团、工会、妇联不仅是社会的鸡肋,甚至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鸡肋。江、胡时代,中共尚把共青团干部视为党的接班人;现在习近平上台,强烈认为共青团、工会、妇联假大空、百无一用,并且将这种看法公开化。 虽然共青团、工会、妇联百无一用,但它们都有「占领阵地」的功能,解散它们在政治上是行通的,于是习近平要求他们增强自我革新的勇气,承担起引导群众跟党走任务。但在一个变化了的时代,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空想。中国人已经被企业和利益很组织起来了,谁还愿意接受共青团、工会、妇联的引导?当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权威和引导力式微,要共青团去引导青年,完全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共青团的指控在政治上可谓空前。以前对其他机关单位的指控,即使是指挥「有的领导」、「有的班子成员」腐败,也不算什么。腐败总是有着具体指向,只要自己腐得不过份,一般毕竟是安全的。但指挥「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就有些往死里整的味道,甚至可以说是「帽子工厂」重新开张了。 不得不说,就算是在今天这个重新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红红脸出出汗的时代,中央第二巡视组的指控是创新过头了。说穿了,不过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近平对共青团里的一帮接班人的不喜,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巡视组揣摩上意,加大指控力度,在中国几乎是必然的把戏。 我们不妨扒一扒中央第二巡视组负责人的老底。巡视组组长李五四,1988年就调入国家监察部,1993年起就先后任中央纪委监察部第二纪检监察室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主任。但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他到底有何业绩呢?说起来也不过是尸位素餐。2012年以来,先后任中纪委驻国家人口计生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卫计委纪检组组长,但也没听说他查处或预防了什么腐败案件。批评别人,倒是头头是道。 现在给团中央扣上一顶「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高帽子,其实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是团中央不改革、不努力,而是这个群团组织早就过时,它注定只是一具政治僵尸。来源:东网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

东网|杨彼得:郭广昌与国家的狗肉账

几天前,上海富豪郭广昌「失联」或曰「进去了」,这一消息迅速成为中国媒体与社会议论的热点之一。为了突出此事的意义,媒体描述郭是「中国的巴菲特」,而且梳理他是如何集资2万元掘金400亿元的。但失联三天后,郭广昌又出来主持工作了。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件。郭广昌没事了,还是警检欲擒故纵?网上有人放出风声说,郭被限制出境了,但复星集团官方声称,郭近期有可能出境。但投资界人士分析,复星集团方面至今并增对事件作出进一步澄清,在此情况下,复星系上市公司的警报并未完全解除,相关公司股价短期或依旧承压。 但的确存在一种可能,即郭广昌没有涉嫌犯罪,已经没事了。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希望郭广昌被捉进来,期以印证他们关于官商勾结的想像与判断。对于炒股的人来说,焦点则在复星系股价的波动。媒体和公众唯一不曾关心的,是警检对郭广昌采取的措施是否合法、郭广昌的公民权利是否被侵犯,所谓「协助调查」算不算一桩罪恶。 郭广昌失联的官方说法是他「协助调查」去了,这是一个中性说法,但其本质却是法治社会的一个流脓的毒疮。「协助调查」不是规范的司法用语,而是警检、党的纪检监察机关在法外另搞的一套。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可采取的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不存在「协助调查」。但正是一个法无规范的「协助调查」措施,现在盛行于中国大地。更要命的是,因为它与反腐有点瓜葛,很多人只要听说某某人被「协助调查」,就高兴得不行,以为公理得到伸张。 有法律学者将「协助调查」与传讯、收审、关押、作证等司法概念联系起来。《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询问被侵害人或者其他证人,可以到其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必要时,也可以通知其到公安机关提供证言。」这就是警检要求人们「协助调查」的法源性依据。但作证就作证,证人不可能被警检从机场带走,从此与公司、家人和朋友「失联」。 在中国的反腐实践中,「协助调查」显然是一种强制措施,其第一位的显著特征是「失联」,手机打不通或无人接听。其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客观上失去人身自由。这都涉及基本人权的被剥夺。一个人如果涉嫌犯罪,警检方面采取强制措施并展开刑事调查,这很正常。但「协助调查」这种说法本身就反映了警检并不掌握什么证据,但他们就要对别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事实。 一切规范的强制措施,都是有程序性规定以及时间方面要求的。比如拘留,必须送看守所羁押,而且不得超过24小时,且要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郭广昌未被宣布采取强制措施,但他却与外界「失联」3天,远远超过拘留的法定时限。「协助调查」既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它也就不受法律的规范,其本质就是一种不法行为。既然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警检方面自然可以想要当事人「协助调查」多久就多久。 但郭广昌「协助调查」事件将「协助调查」充分地暴露出来了:复星集团控股5家公司6只股票,另有参股上市公司16家,总市值约4000亿元人民币。郭广昌「协助调查」3天,这些公司股票市值或多或少受到冲击,最高跌幅约为13%。这对于复星集团和股票投资者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问题在于郭广昌似乎并无作奸犯科的事,这就是失妄之灾。 中国人由于习惯了被政府与警检非法处置,一名公民被「协助调查」,人们是不以为非的。如果官员被协查,一定是举国欢呼。如果是福布斯富豪榜上人物被协查,人们也是「喜大普奔」。至于一名普通老百姓被协查,人们要么不置一词,要么自认倒霉。 但郭广昌协查事件凸显了「协助调查」对于法治、人权的毁灭性破坏。如果是普通老百姓被协查,你的损失自然没有郭广昌大,更不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但普通人的权利被侵犯,此对于当事人也是一笔莫大损失,对于社会正义来说也是致命伤。 公民当然有义务为警检作证,但如果警检没有证据证明一个人违法犯罪又需要他配合调查,那你最多只能传唤此人。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警检可以上门求教,而不是把人带走,让他与外界「失联」。国外不是有被调查人拒绝警方传唤的情况么?如果警检不尊重人权,人民有什么义务去「协助调查」? 郭广昌无事出来,似乎属于无辜,鉴于「协助调查」给他和投资者造成巨大财富损失,他完全有理由提起诉讼,要求国家赔偿。但既然警检只是要他「协助调查」,并没有对他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郭广昌索赔即于法无据。这正是政府的滑头之处,也正政府无法无天的地方。这是人民和政府之间没法算清的一笔「狗肉账」。 来源:东网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

东网 | 谁在股市与徐翔一起吃人?

作者:杨彼得 有宁波“涨停板敢死队总舵主”之称的私募大佬徐翔近日在杭州湾跨海高速上被抓,轰动大陆。徐翔到底违了什么法,目前公众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中国股市上吃人喝血,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东方日报|杨彼得:中央管不好党 中纪委也是没戏

近期,中国大陆各地纷纷出台「从严治党」、「政纪从严」的规定,进一步收紧「八项规定」的制度笼子,令党员干部纷纷私下里叫苦不迭,很多公务人员大有末日来临之感。「八项规定」的制度笼子令党员干部纷纷私下里叫苦不迭。比如浙江丽水市上月下旬出台「公职人员不准参加二十类饭局和领导干部六个带头」的规定,其中规定不准参加公务宴请、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不准接受异地接待、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等,对可能涉及公务行为的饭局作了穷举并予禁止,总共是19种可能的具体情形,而且最后加上一条「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的规定,让公职人员彻底无漏洞可钻。丽水市的规定虽然禁止了「二十类饭局」,实际上等于是说,以后公务人员就别想打着公务旗号吃吃喝喝了。其中第一条「不准参加公务宴请」,有点难于理解。不准参加公务宴请的前提是有人搞了公务宴请,这是不是意味着公务宴请本身被禁掉了呢?好像是,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形下,大家杯弓蛇影,谁还敢提议和参加公务宴请。这样的禁令不可谓不彻底。一些具备公务人员身份的人在网上议论纷纷,有人调侃说,以后公务人员连同学会、亲戚间请吃饭都不行了。甚至有人透露,广州规定饭桌上有两个穿制服的公务人员,即被视为公务吃请。不知这种说法是否为真,但已足见,公务人员已经感觉到有一张纪律之网正在罩在自己头上。其实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12月出台「八项规定」后,中纪委就要求各地制订实施细则,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也行动起来。湖北省出台了「常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十五种情形」,列举了违反工作纪律、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收送节礼、滥发津补贴、文件简报会议过多、等十五大类问题,并作出细化规定,凡违反者都要被采取纪律措施。但中共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有纪不依、执纪执法不严、违法违纪不究。制度漏洞也是有的,中共老生常谈的一个说法是「规定过粗,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党从来都是禁止党员干部大吃大喝的,但什么是大吃大喝,实际上没有个谱,人们想为自己大吃大喝找个说得过去的名目和借口不难。由此派生出另一个老生常谈,即「建立健全制度」。党甚至提出了「将党内纪律法制化」的设想。其实中共的问题不是制度少了粗了,而是制度太多,党员干部很难了解并记住。中共发布的文件,除部分属于工作部署外,多数都属于纪律性质,此类文件无日不发,而且事无巨细都以文件规定之。公车配备有各种文件,分务用餐又有文件。同样的禁令,元旦要发,端午、中秋各重复一遍,春节更要发文重申。其中有中央的,还有省级的、市级的乃至更基础的。如果全部找出来,绝对是汗牛充栋。但制度之所以权威有效,套用美国法学家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阐明的道理,乃因其具有公开透明的道德品质,也就是众所周知。众所周知,它才可以在道义上要求大家严格遵守,并在人们违反的情况下予以处罚。但文件多到汗牛充栋,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所以有些人违纪之后,干脆托辞不知道有此禁令。更重要的是,当各级权力忙着制发文件的时候,他们已陷入文牍主义八卦阵,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基层掌握和行使权力既大,又缺乏自治能力,结果细无巨细都需要党中央言传身教,最后归结于最高领导人的英明伟大。公务餐几菜几汤,由中央规定;公车多大排量、价格几何,由中办发文。但再伟大的一个领导人,怎么可能管尽天下大事小事,而且能够管得井井有条?就算是有一个中央纪委,人员编制达1000多人,但以中国之大,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达数千万之众,公务人员参加20类饭局之类的小问题都不说了,单是省级、副省级以及下沉一级到厅级的违纪违法大案要案,他们管得过来吗?权威主义的困境,在今日中国已经见于盲者、闻于瞽叟,迄无解套之法。党中央可能会觉得,我将各级党委、纪委武装动员起来,他们将以分级代理的模式把中央从严治党的英明决策向下贯彻下去。但公车私用靠纪委管好了吗?没有。其他方面,纪委也注定管不好,光靠中纪委管更是没戏。来源:东方日报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

东网|杨彼得:春晚是中国文化政治化的标本

羊年春晚已经落下帷幕,央视宣布所谓“多屏收视率”达到29.60%,但媒体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吐槽的比看的多。对于其中节目,人们普遍感到失望。特别是两个反腐小品和相声,很多人更是觉得失望之极。春晚创始于1979年,收视率最高曾经达到60%以上,后来逐年下滑,到2013年仅11.36%。一方面是中国人的娱乐方式多样化了,央视春晚已经没法垄断人们除夕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是节目说教色彩越来越强烈,人们上当受骗的感觉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人惹不起躲得起。至少,很多人觉得相见不如怀疑,让学教者进行自我教育去。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认真看这台春晚,只是出于职业的需要,看了下两个反腐节目,但非常失望。巧的是,有卫视转播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音乐会2014”,我别无选择,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了。诺贝尔和平奖自然有它的“政治性”,音乐会动用了拉蒂法女皇、劳拉‧穆拉等大批明星,但真的没有说教的成份,而是一场音乐艺术的盛会。央视说教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主旋律”。所谓主旋律,用江泽民的总结就是,“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情操陶冶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不仅是对春晚、舆论的要求,而且是对“大文化”的要求。在毛泽东时代,文化的使命有一种说法叫“为工农兵服务”或曰为人民服务,而说穿了是为政治服务。江时代以来,党已经回避旧的“左”的提法,完全摒弃“工家兵”、“为政治服务”之类的概念或提法,而改采“政治正确”,建立一个“政治正确”的体系。党确立一套“政治正确”的标准,是因为“政治正确”在一些西方国家也说得过去,算是一个“国际惯例”。简言之就是,既然美国讲究“政治正确”,中国依样画葫芦,西方就应该无话可说。“政治正确”落实到中国,就是高扬主旋律,作为主旋律前提和基础条件的是一套严格的政治审查。文化人在实践中将主旋律发展成两类东西:一是正面歌颂,对象是党和军队的光辉历史、改革开放、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先进典型的先进事迹等;二是刻画抗日历史、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模范人物等。而且不是艺术地表现,而是赤裸裸地说教。随着政治审查的加强,当代文化实际上已走入一条死胡同,自由思考的灵魂动辄得咎,只有极端平庸才能畅行无阻。拿影视剧来说,中共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第一步是报选题,选题通过才能报剧本,剧本审查通过才能投拍,剪辑好了还要报送审批。很多年以来,中国影视剧先是流行武侠剧,后来流行宫廷剧、古装戏、辫子戏,然后是神话剧、最近几年流行抗日剧,总而言之是跟中国的当下生活无关。出现这种“厚古薄今”的情况,根本原因是这类节目政审容易通过,而如果你拍一个当代题材的东西,很可能触犯时忌,即便剧本政审通过,让你拍了,也可能在电视台或院线排片时被枪毙。结果就是各种类似“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充斥中国,虽经广电总局行政干预,抗日神剧仍然广受投资者和创作班子的青睐。春晚,只是在政治审查的夹缝中求生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标本,其中有几多无奈。一方面是创作人员不知如何是好,另一方面是广大观众“惹不起躲得起”,两方面都觉得春晚成了鸡肋。羊年春晚安排两个反腐节目,据说是上面授意,甚至由陕西省纪委提供素材,但反腐题材的文艺节目都要中央“特批”,这不是太过荒谬了吗?两个反腐节目,实际上都在掩饰中国官场的腐败,这真的是太低估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了。遗憾的是,党对政治对中国文化的戗害熟视无睹,任其继续发展。报纸越办越没有读者,电视越办越没有观众,说教越来越没有学生和市场。他们反对西方价值观,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却投入西方国家的怀抱。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他们以为人民群众会愚蠢到相信的地步。最后我们不妨看一看,谁比谁更愚蠢。

东方日报|杨彼得:王岐山的反腐心理学

羊年春节在即,大陆落马高官迎来「双开」潮。2月13日,中纪委通报,山西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隋凤富被「双开」。16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被「双开」。17日,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被「双开」。春节前中央宣布「双开」七大员,希望收到一定的震慑效果。五天了断七大员,肯定不是巧合。怎么看,都给人掐时间节点的意味。则中纪委似乎也不能免「俗」,就像某些官僚主义者掐时间节点,要在国庆、元旦等重要节日前夕宣布工程竣工或者项目投产。所不同者,不同的官僚主义者有不同的说辞。本来,中纪委何时宣布「双开」七大员的调查处分结论,并无赶工的必要。但集中在春节前宣布,目的显然在于对腐败分子实施心理打击,即所谓震慑是也,而且要的是一种规模效应。这是一种非常世俗化的想法,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存心不让你过好年。春节到来之际,亿万中国人归心是箭,拿到年终奖,便告衣锦还乡。过去一到春节前夕,就是中国大小官员大丰收的日子,下级不管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会绞尽脑汁给上级或主管官员送钱送礼。一个县委书记,仅仅是处级干部,一年也能收到各路孝敬一两百万、两三百万元。在「帝都」北京,各地进京送钱送礼的车辆往往造成超级拥堵,时间长达十天半月。现在落马高官等来的不是各路「孝敬」,而是被「双开」的消息,它给腐界众生带来的心理冲击,外人也应该是不难想像的。震慑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高调宣布反腐以来从来都不讳言此一政治用意。胡锦涛前期的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就提出,要「让贪官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严格地讲,腐败分子是抓不完的,但如果能够通过一个腐败分子的身败名裂打消另一保官员的腐败念想,就算是相当划算了,所以党坦承要「杀鸡儆猴」。十八大以来,中纪律越来越喜欢绘声绘色地描述落马高官的腐败事迹,比如「和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护性关系」、通奸、卖官鬻爵等,以达到羞辱落马官员的目的,使之身败名裂,以期对更多的官员形成强大的心理冲击。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似乎是兵家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我们自然可以说,反腐运用了心理学策略。至于他们可否基于攻心的实践而总结出一个心理学二级三级学科理论体系,以便在中纪委的纪检监察学院对纪检干部进行专业培训,目前还言之尚早。不过,王岐山期待自己主持的反腐败斗争能够取得「攻心」、「震慑」、「杀鸡儆猴」的效果,此点一直就溢于王岐山的言表。去年4月王曾公开表态,要坚决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在他的设想中,只要真刀真枪动它几下子,相当多的官员就会洗心革面、从新做人。为此,中纪委必要讲究策略,包括心理学策略。但这种心理学策略也面临失灵的严峻形势,原因是这种震慑策略漏洞百出,中共官员特别是高官们对此洞若观火。漏洞就是,党除了杀鸡儆猴,也的确没有更好的法子。王岐山自己也说得很明白,现在推动的「腐后反腐」只是一种治标方法,「制度的笼子」立不起来,治本就无从谈起。当官的人人都腐败,习近平和王岐山固然天纵英明,也不可能把大家都抓起来。所以现在大家不是马上收手,而是比以前低调地腐败,这是新的问题所在。春节前宣布「双开」七大员,王岐山对其震慑效果一定充满期待。「双开」的结局固然在落马时就已经注定,但靴子落下来之际,落马高官肯定也难免会百感交集,心中要泛起无限落寞和哀愁,甚至有人会肠子都悔青了。但落寞、哀愁和追悔注定只是落马官员的,它跟没落马的官员有何相干?陆游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况且爷爷的人生经验都说服不了孙子,则所谓杀鸡焉能儆猴?反腐,终究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来源:东方日报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

东网|杨彼得:「左王」也是党的祖坟之一

2月10日,有「左王」之称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去世。官媒当晚发出电稿,评价邓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虽然「左」被邓小平断言为对中共事业的主要危害,但党还是对「左王」不离不弃。从官媒对邓力群生平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到,党还是对「左王」不离不弃。从「积极」的方面想,这显示了党的包容性。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生前就主张要让人发表不同意见,而且要制订法律,从法律的高度保障人们的异议权。但如果真要以法保障异议权,这个异议权就不应限于党内自由派异议权,而且应当包括「左」派异议权。况且邓力群固然「左」,中共党内却从未给他的「左」作出定性,明确划清界限。结果说了很多「左」的话,传播过很多「左」的逻辑,现在盖棺定论,居然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说正面评价邓力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异议权的保障,问题就来了,即党似乎并不保障右的或曰自由派的异议权。现在从严治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收紧党的意识形态尺度,统一思想,清除异议,主要是清除党内外自由派的异议。习近平不是强调毛泽东首倡的「党领导一切」吗?对于贺卫方这样的党内异议人士,不是有声音要求予以「处理「吗?不是说决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吗?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对于「左」的一套,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感到厌倦,但现在党给予「左王」高度评价,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觉得中共的风向变了。其实根本不存在变风向的问题,左是中共的祖坟和命根子,除非将来有一天中共下定决心革自己的命,否则它不会与「左」一刀两断。大家想一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中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是其基石,邓小平理论其实不过是党的一套生存哲学。发展经济是为了党的生存,因为不发展经济,人民就会造反。但党的另一个信条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时候党就会搞「左」的一套,目的也是党的自存。回顾30多年改革开放,中共党内其实有三大派:一派是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自由派,一派是以陈云、李先念、邓力群等为代表的「左」派,一派是以新生代掌权者江泽民、胡锦涛以及王沪宁等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派。「左」派主张发展经济,但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反对西式民主自由;自由派主张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联动,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新权威主义则主张由中共一党专政主导中国现代化,但不反对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世纪80年代初到整个90年代,中共党内左右之争异常激烈。80年代,自由派的胡耀邦、赵紫阳掌权,而左派则致力于夺权。1983年3月17日,要胡下台的动议已经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事日程,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商定由邓力群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由于邓小平拒不配合,此议作罢。邓小平既非「左」派,也不是自由派,甚至也不是权威主义派,他只是一名经验主义者。邓小平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种意义上,他高度赏识力推改革开放的胡耀邦、赵紫阳。但邓小平给改革开放立下「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反对引进美式三权立分体制,而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旦胡耀邦、赵紫阳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下定决心让胡赵下台了。但他也容不得邓力群这样的「左王」,最后由江泽民、胡锦涛等新权威主义信徒执党了中共最高权力。新权威主义者并不是获邓小平青眼相加,而是被邓小平所型塑。在中国,特别是在邓小平退休后监国时期,党既不能左,也不能右,于是只好奉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将「一党专政」视为手段,而将执政目标定为增长、发展与和平崛起,始符合邓小平的要求。但邓小平的要求其实有一个内在悖论,它既要发展经济,又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面上看,两者可以统一在改革、开放与发展中。按照新权威主义的畅想,党的强有力领导不仅不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反一党专政还是中国高效配置国内各种资源的一大政治优势,从而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全方位推动国家现代化。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思想启蒙也进展神速,废除一党专政、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甚至在党内外都似乎已经形成共识,至少是一种默契。不是自由民主的呼声日益高,而是一党专政使党的权力全面崩坏,权力与资本的联姻占有了大部分资源和财富,为此它们还尽可能地挤压人民权利生长的空间。有人认为国企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但一方面国资与跨国资本抗衡,另一方面它垄断国内市场,从而降低中国的市场效率,对国内消费者构成掠夺。近几年国内媒体人、律师、知识分子走上反叛的道路,民权斗士、宪政鼓吹者、政治行动派越来越多,此即邓小平悖论演化的一个必然结果。结果就是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一党专政与总书记集权,中国政治全面进入新的「左」倾阶段。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左」倾政策的竟然是党内自由派习仲勋之子。习仲勋曾经忧心忡忡地对人说:「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但既然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就算是习近勋的儿子上台,不打击右派显然也不行。显而易见,不「左」不是共产党,不「左」就无法保证「党的领导」。从这种意义上说,低度或者否定「左王」在党就是不可能的事。说穿了,中共不「左」行不通,而「左王」也是党的祖坟之一。 来源:东网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

东方日报|杨彼得:盛世人民为何要给官员下跪?

1月6日上午,山东济宁邹城市北宿镇西故村村民集体前往济宁市政府反映村领导贪污补偿款的事,在寒冷大风中屈膝跪地,求见市长。最后村民们非但市长没见着,反倒被抓走几十人,并被强制要求家属写不上访保证书后方可放人。村民集体前往济宁市政府反映村领导贪污补偿款的事,在寒冷大风中屈膝跪地,求见市长。 在中国,拦轿鸣冤、下跪陈情、求青天为民作主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不能说光荣,但一直就这么延续下来。原因是除此而外,人民并没有其他选择。最近一二十年来,这种给官员下跪的情形越来越多,完全可以说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盛」矣。当然会有人说,于今为盛未必,给人越来越多的感觉,是传媒发达产生的传播聚积效应。这是完全的可能的。但多也是有理由的,即中国的土地财政发酵,各地征地拆迁大干快上,官与民在土地利益上争夺,官民关系剑拔弩张,农民向政府官员下跪,是预料之中的事。想当初,毛泽东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政协会议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何其慷慨激昂、意气风发。但五六十年后,中国人民不是站起来了,而是跪下去了。也许曾经站起来过,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跪下去了,给政府下跪,给官员下跪,给中国共产党下跪。西故村村民集体下跪的帖子在网上疯转,当地忙不迭地出来给自己辩护。邹城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警方已调取现场监控视频,初步定性系有人组织策划,相关组织者已被警方控制。其中的逻辑,就是如果有人组织策划,就算是人民犯法了,警方抓人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有人组织策划有什么不对的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承诺「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又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而且「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村民集体对村领导有意见,大家商量着集体向政府陈情,这有什么不妥的呢?既然是集体行动,当然需要「组织策划」,这犯了哪家的法了?警方抓人,依据何在?我们看看这几年,隔三岔五有领导干部作秀,昨天亲自坐地铁,今天参加集体扫雪,明天到山边拣垃圾。作秀不说,还要上网扩大影响,非有预谋的「组织策划」而何?村民切身利益受损,集体求见市长,大家相互之间自然要打个商量,但何以不见容于「人民政府」?当地官方又发布新闻稿称,西故村村民在济宁市政府门口以下跪、静坐堵门等形式反映问题,造成交通堵塞,扰乱正常办公秩序。虽经接访人员多次劝阻,但上访村民仍以跪访等过激行为反映问题近30分钟。为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带离部分人员。按照个中逻辑,下跪、「跪访」是一种过激行为,它扰乱了秩序,公安机关不能不采取强制措施。但现在是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见各国人民的政治表达方式:游行的有之,示威的有之,搭起帐篷「占中」的有之,焚烧汽车的有之,打砸商店的有之,向警察扔石头、投掷燃烧瓶的有之。相形之下,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和平、最谦卑的人民了,跪在那里,并无任何攻击行为,他们真的应当受到中国政府的珍惜。中国人民并不觉得给人下跪特别有趣,如果有其他替代方案,他们绝对会另辟蹊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鲁迅在《花边文学¨洋服的没落》一文中说:「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盖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这实在是一种自虐的想法。那些跪在济宁市政府门口的山东人民,个个七老八十,按照封建时代的礼法,都有可能受到皇帝的礼遇。那本是在家里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现在顶着寒风跑到市政府门口下跪,无非凸显了他们走投无路的人生际遇与社会处境。中国人民从此跪下去了,公民应有的尊严丢失在市府、寒风与尘土中,起码是对这些已经跪下去的人民来说,尊严是找不回了。我们很难想像,美国人民会到白宫前下跪,英国人会到白金汉宫外砖头,日本人会到东京皇居边作揖。我们倒是看见,世界上有不少政客为了胜选,而给选民下跪:去年6月,首尔市长候选人、现代集团「富二代」郑梦准在雨中下跪拉票;在台湾,政客下跪成风,苏贞昌给选民下跪过,宋楚瑜给选民下跪过。但中国反其道而行之,人民给政府及其官员下跪,而且还要冒被警察抓起来、写不上访保证书的危险。其实也不是人民失去了尊严,中国人民跪下去,不过是影射了中国政府的无耻。政府自己麻木不仁,耻感丧失殆尽而不自知,他们还以为是人民在自己作贱自己。其实人民不存在好坏,存在好坏之分的只有政府,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落后的人民,只有落后的干部。」政府需要启蒙的是,没有尊严的人民是政府之耻。政府不能太无耻。来源:东方日报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

东网|杨彼得:习近平在中国历史将如何定位?

在当代中国,一任领导人可干十年,而要在十年之间将国家振衰起弊,基本上没有可能。现在习近平能够在内政外交方面有所作为,除了他本人可能具有的“雄才大略”,无疑是立足于中国数十年发展的坚实基础之上。中兴领袖之谓,并不构成习近平历史地位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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