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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英杰 -【这个社会的心病】

这个社会的心病 文/魏英杰 最新一期《炎黄春秋》刊登了一则罕见的“道歉广告”。道歉者刘伯勤,退休前是济南市文化局干部,现年61岁。这位当年的红卫兵在广告中,郑重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写道:“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 这份迟来的道歉,让人感慨系之。“文革”爆发那年,刘伯勤不过14岁,年幼无知,根本无力对时局大势作出判断。他在那个年代干的事情,也不比其他人更加不可饶恕。但他并没有为自己开脱,多年来始终不忘做过的错事,一直在寻找机会弥补。在刊登这则道歉前,他已向部分当事人道歉,也取得了谅解。遗憾的是,有些当事人无法联系,有的已经离开人世。这一次,他以公开道歉的方式,总算了结了自己的一桩心事。 他的想法很简单,却也不易做到。他说:“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人人都懂,但这并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事。这件事之所以引起关注,也正是因为稀罕。关于那个时代,受害者的回忆有很多,施害者的现身说法却少之又少。巨大的沉默背后,乃一种忏悔精神的缺失。因此,著名人文学者朱大可称:“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该信可视为人性觉醒的稀有证据。” 没有忏悔,就没有宽恕。没有宽恕,也就没有和解。刘伯勤说:“通过这次道歉,我觉得心结算是基本解开了。”他的网名就叫“心病”。这何止是他一个人的心结,对于那个时代而言,这是整个社会的心病。这么多年来,许多受害者并没有忘记那段如同梦魇般的岁月,而对于施害者,遗忘过去又何尝是一件容易的事?受害者的目光,以及那种无形的道德压力,对有些人来讲,一辈子都难以摆脱。 前不久读过一本书,乃国内著名法学家龚祥瑞先生的自传《盲人奥里翁》。关于龚祥瑞先生,有一段历史不可不提。那就是在五七年反右期间,他曾撰文揭露师友钱端升、王铁崖等人。这篇当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把钱端升等人称为“野心勃勃”的“小集团”。在这本自传里,原指望能看到他对这段历史的真实回忆,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盲人奥里翁》全书四十万字,涉及反右斗争(第五章)却仅有两页,述及此事的又仅数百字。在这短短的篇幅中,龚祥瑞先生对当年事不仅没有忏悔,相反多有辩护之辞。例如,他把这场恶意攻讦称为“进行自我改造的自觉行为”,而不是什么出卖朋友的不道德行为,并称“至少我们之间没有这种感觉”。那段话,让人看上去就像这是他们约好表演给外人看的一场戏。倘若如此,钱端升先生为何一直都不肯原谅他?据悉,后来钱老只是托人带话:以前的事就过去吧。直到钱老去世,龚祥瑞都未能见上他最后一面。 但从龚祥瑞的语焉不详(如果不是删节的话),以及字字斟酌的行文,也可看出他直至晚年都没有忘记这段过去。这段过去,也是他的一个心病。他的学生杨支柱曾经拿着一本红色封皮的《中国百年大右派》,当面要求他忏悔。“老人表现得颇为委屈,说自己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既便如此,龚祥瑞最终依然选择了不忏悔。这是这位著名法学家的人生悲剧,也是许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的悲剧。 在大环境下,个人的力量很脆弱,这是事实。但是,每个人都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承担责任,而不该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大环境。这也应该成为社会公认的一种责任伦理。倘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责任推给时代,那就变成了人人都没有责任了。这样的社会,只能变成一个毫无责任意识的社会。刘伯勤打破这种可耻的沉默,选择公开站出来道歉,其意义也就在于这里。这不仅是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负责,也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所应追求的道德境界。舍此,这个社会的心病永远难以打开。 2013年6月18日 (“拇指博客”客户端已登陆苹果app store,百大名博,一手掌握)

杨支柱 | 什么是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杨支柱 茅于轼先生的“成就论” 最近茅于轼先生一则微博引起广泛的批评。茅先生说,“中共在中国执政的合法性不是来自选票,而是来自改革 30 多年的成功,以事实证明它具有管理一个国家的能力。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算是很好的,就经济而言绝对是第一。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对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有任何怀疑,还邀请中共参与全球管理。这个合法性绝非来自继承了毛泽东的统治。这一点绝不要看错了。” 但是批评往往过于诛心和断章取义,而且不得要领。 如果对茅于轼先生的文章、讲话了解比较多的话,就应该知道茅先生对于所谓三十年改革开放其实是抽象肯定多、具体否定多。茅先生不但对于收容遣送、土地垄断、金融垄断等做过很尖锐的批评,对于绝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生育意愿低而无视的强制计划生育和自己想分一杯羹而盼望的经济适用房制度也做出过很尖锐的批评。他甚至不惜冒被唾沫淹死的危险主张廉租房不能建私人厕所,因为建了私人厕所就轮不到真正需要廉租房的农民工和城市贫民了——这显然是中国大陆的事实。 如果对茅于轼先生的为人了解比较多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茅先生总体上是一个心胸开阔、为人谦和、生活清贫、爱思考、敢说话、有热情、有耐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典范。他的安贫乐道和心平气和在我说认识的人中几乎无出其右。作为一个肉身凡胎他当然有怯懦的一面,但其学术勇气和道德勇气在今日中国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即便不算一流的起码也是二流的。 我怀疑“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来自经济成就和经济改革”一类的说法是近 10 年前茅先生对“胡温新政”充满幻想的时候说的,现在又被他的微博管理者翻出来重贴了;而不是在目前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说的。大约 10 年前茅先生曾发表过一篇网文《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已见曙光待见朝阳》,“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来自经济成就和经济改革”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呼之欲出了,这篇文章当时也曾受到很多人的批评。 我这样怀疑的理由有两条:第一,茅先生最近几年的言论是愈挫愈勇,大有豁出去了的架势,怎么突然又来个急转弯?第二,一个 83 岁的老人,经常到全国各地去演讲,又不习惯轻易拒绝来自朋友、学生的造访要求,他哪来的精力开设那么多经常更新的博客和微博?至于茅先生的微博管理员为什么要重贴茅先生 10 年前的这几段为官府辩护的话,我就不得而知了。或为保护,或为丑化;但以茅先生对年轻人和自己人的双重信任,他肯定相信是为了保护他。 茅先生的说法当然是错误的。如果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经济成就,那么 1929 - 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和英国的政府都是非法的?叶利钦政府的合法性还不如斯大林政府?如果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制度改革,那么岂非拥有一个糟糕的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成了政府合法的前提?反而是拥有成熟市场体制和民主体制的国家永远跟合法无缘了? 完全不必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几十年的功过如何,也可以看出茅先生那番话是错的。政府的合法性来源问题,也就是政府应该怎么产生才合法的问题,它跟政府产生以后执政中的是非功过毫不相干。 我感觉茅先生将容忍政府的统治和承认政府的合法性混为一谈了。中国大陆确实没有发生像利比亚、叙利亚那样的大规模反抗和流亡。由于中国政府的权力大到都深入公民裤裆了,中国人不得不跟政府打交道,其频率可能超过除朝鲜以外的任何国家。外国人、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也不得不跟中国政府打交道,这确实给人以承认中国政府合法性的印象。某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等吸纳中国为会员国并接受中国政府派代表的行为,更是明确地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但是一个政府的合法性归根结底是由本国人民赋予的,而非由国际社会赋予的,齐奥赛斯库政府和卡扎菲政府的命运很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本国民众跟政府打交道仅仅意味着暂时还能容忍,而不是对其合法性的承认。譬如中日战争期间沦陷区人民从汪伪政府领取良民证,能视为对汪伪政府合法性的承认吗?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服从黑帮人物指示交保护费只是因为恐惧,购买赃物只是因为贪便宜,跟承认黑帮收取保护费或自己获取赃物的合法性毫不相干。 显然,对外开放可以增加国际社会的容忍度,经济成就可以增加国内百姓的容忍度,但是容忍不等于承认其合法性。如果容忍等于承认其合法性,那么一个政府无论多么暴虐,在它被推翻的前一天,就仍然可能是合法的。再往前走一小步就是成王败寇了:所有被推翻的政府在被推翻前都是合法政府,被推翻后才变得不合法。合法的标准低到如此程度,讨论合法性问题还有意义吗? 王东成先生说得好:“在现代,不来自人民同意的权力都没有合法性(不管它有什么成就和能力)。不过,人民对于并不来自他们同意的权力可以容忍于一时,并通过积极的努力(批判与建设)促成它的良性改变,使它被同意,具有合法性。这就是改良。” 茅先生显然是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朝自由、民主的方向前进的。他似乎认为,只有承认政府的合法性,才有请愿、和谈与推动政府做出改变的前提。事实并非如此。不要说那些仅仅在舆论层面否定政府合法性的势力,就是辛亥革命,它显然不承认清政府的合法性,但这并不妨碍革命党人跟清政府通过和平谈判建立民国。 一个 83 人的老人,因为对暴力革命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是普遍的)而无视人民忍无可忍的可能性,然后逻辑上一跳跃,就把人民和国际社会暂时容忍政府的统治等同于承认政府的合法性了。 我并不认为茅先生这样说是存心拍政府马屁。即使他意识到了自己是拍马屁,恐怕也不是为了谋取私利,而是错误认为这样说能鼓励政府改革。他那并不宽敞的老房子和房子里简朴的装修、家具都在为他的人品作证。以他的能力和知名度,如果有心拍政府马屁谋取私利,他早就是大富翁了。 吴祚来先生的“反血统论” 像茅先生这样把政府的合法性标准降低到几乎完全无意义程度的,还大有人在。例如今天吴祚来先生发微博说,“许多官二代开始接班,使执政失去合法性,千百万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可不是为了你们这些官们二代三代当官做老爷世袭相传。” 这是典型的党内批评,是以承认党国过去的接班人选拔机制为前提的。这也是典型的反血统论,等于说不世袭就合法。薄熙来不合法,陈永贵就合法了? 五毛们动辄说美国有祖孙罗斯福、父子布什,印度有尼赫鲁妇女、甘地母子(英迪拉·甘地是尼赫鲁的女儿,拉吉夫·甘地为英迪拉·甘地的儿子)、菲律宾有阿基诺夫妇,跟朝鲜金氏三世彼此彼此;就是以这种反血统论为依据的。 血统论错误,不能证明反血统论正确。实际上反血统论也是一种血统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血统优惠论,后者是血统歧视论。遇罗克所批判的血统论就包含血统优惠论和血统歧视论两个方面,只是那时的歧视更厉害罢了。合法性的有无不在于接班的人是否来自官二代,而在于接班是否经过了被统治者的同意。 与血统论五十步笑百步的是出身论。以前中国大陆媒体所热炒的“复转军人进法院”、“舞女当法官”等风波,主流舆论貌似正义,实则具有浓厚的出身论倾向。复转军人为什么不能进法院,舞女为什么不能当法官?这不是出身歧视是什么?需要质疑的应该是这些人是否符合法官法规定的法官条件,他们成为法官是否经过了法定的程序,特别是是否通过了律师资格或司法资格考试,而不是他们的出身。 政府权力合法性的来源 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这里的“法”当然不仅仅是指政府自己制定的法律,否则任何说话算数的政府都是合法的,无论它有多么残暴和荒淫。这里的“法”一定不能违反自然法、普适价值或者公理。 国际议会联盟《自由与公平选举标准宣言》开宗明义宣称:政府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这种同意是通过自由、公平、周期性的民主选举来表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宣称“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落实到选举制度上。 这并不难理解。想一想民法上的代理权授予和公司股东的选举权就明白了。难道因为我特别能干,我不经授权或股东选举擅自代理茅先生去签订合同或强制行使董事的权力就具有合法性了?难道因为我篡权之后业绩不错,我就有理由继续篡权了?不但篡权不具有合法性,而且授权(包括选举)行为以直接授权为常态,间接授权只是不得已的变通手段,转受托人不得再行转授权,间接又间接的选举是违法的。 一个合法的政府通常是依照“合法的”宪法和宪法所派生的选举法产生的。因此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必然触及到宪法的合法性问题。对于那些作为执法机器化身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费解的问题,他们顶多知道法律有是否合宪的问题,而不知道宪法本身有个合法性问题。 宪法的合法性有实质标准和程序标准,实质标准(理想的宪法)可以用来指引制宪过程,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程序标准。这个程序标准要求宪法的制定机构必须具有比国会更强大的民意基础。即使是国会两院的四分之三多数,也没有资格制定一部宪法,因为这样的宪法使立法权先于宪法、大于宪法,无法解决“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制定宪法的民意基础越大越好,并不意味着宪法中对制宪、修宪的民意要求越高越好。像美国那样要求国会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另加四分之三的州同意,一方面意味着通过时强大的民意基础,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当宪法规则不再能得到多数人同意时修改它的极大难度。宪法制定所要求的民意基础越强大越反民主?这个悖论在用一个超绝对多数代表的意见制定宪法的体制(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全国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还是专门制宪会议的超绝对多数)下是无解的,解决的办法只有全民公决的简单绝对多数,也就是超过 50 %的选民同意。 2013 年 6 月 12 日

杨支柱 | “大叔控”情结的背后是“大哥”的短缺

2013-01-02 09:22:47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442 次  |  评论 0 条 “大叔控”情结的背后是“大哥”的短缺   杨支柱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某大型婚恋交友平台联合发布《 2012-2013 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报告称, 18 ~ 25 岁之间的女性 70% 有“大叔控情结”,真正和大叔有过恋爱经历的也达 17% 。( 2012 年 12 月 27 日《南方都市报》) 一些人把“大叔控”看作“物质控”或“金钱控”,指责“大叔控”女孩“有青春肉体与金钱交易嫌疑”。另一些人则将“物质控”或“金钱控”明确排除在“大叔控”之外。 不过现实生活中“大叔”往往既普遍比年轻人富裕、社会地位较高,也普遍年轻人稳重、体贴从而更能给女孩安全感,这使得“大叔控”们自己都很难分辨到底为什么会成为“大叔控”,要说服别人谈何容易。 使“大叔控”更加百口莫辩的,是真正实现老少配的“大叔”往往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知名度比较大或者比较富有的“大叔”。“大爷”就更是如此! 其实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无论是大哥还是大叔,财富和社会地位都在婚恋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以此指责女孩拜金并不公平。倒退三十年,中国人一样重视物质财富,无论男女。口袋里没钱的男人就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不敢主动追求。你不主动追求,难道还指望人家姑娘来追你不成?女人需要高富帅,更需要被追求、被呵护。那时老少配少得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叔”家庭观念较强、家庭负担较重(孩子多),没有那么多闲“大叔”。而对家庭和家庭观念打击最大的,则莫过于四十年的计划生育。 报道没有说调查对象是来自农村的多还是来自城市的多,但“豆瓣网”上那些“大叔控”小组显然以城市女孩占绝对优势。独生女没有哥哥,恋父情结较重可以理解。其实独生子未必穷,但跟“大叔”那一代人比,缺少的东西岂止是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儿女双全的梦想寄托到一个孩子身上,确实容易造成男不男、女不女的结果。于是独生女面临的同代人,无非是让她感觉不到被呵护的独生子与被自卑情绪笼罩不敢追求她的“超生”兄弟。从这个角度看,与其关注女孩爱“大叔”,不如检讨男孩为什么不“大哥”! 事实上,由于城市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绝大部分农村地区只有第一个是女孩的才能生二孩,大哥在中国大陆已经基本绝迹!大哥既已不存,“大哥”精神安在?“大哥”的短缺不但导致女孩择偶理想转向“大叔”,还极可能导致中国未来商业和政治领袖的短缺。这对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肯定会造成不良影响。 “大叔控”情结对于婚姻“市场”的影响远不如 70% 、 17% 这两个数据显示的那么大。南京民政局统计过近年南京人的婚龄,夫妻相差 10 岁以上不多,只占到 2.7% 。(金陵晚报 2012 年 12 月 26 日)这是可信的。对于绝大多数“大叔”来说,虽然比年轻人富有,但财富依然有限,即使有“贼心”也没那“贼胆”:妻离子(或女)散以后财富减少一大半,中年又是下坡路的开始,他要是给了女孩安全感,怕是自己就没安全感了。所以对于年轻男人来说,“大叔”没那么可怕,可怕的还是自己不像大哥,以至于一些女孩宁可当“剩女”! 真正对中国未来婚姻“市场”造成巨大冲击的,不是“大叔控”,而是性别比的失衡。 20 年后中国 25 - 45 岁的男人比 20 - 40 岁的女人多出 4000 万,这还没考虑女孩过少引发的不安全感,它跟“大哥”的短缺相结合,会进一步促使年轻女性往发达国家移民。希望国家计生委大力宣扬“大叔控”不是为了误导视听、推卸责任。   2013 年 1 月 2 日 南方都市报,发表时略有删节

杨支柱 | 要就地高考,拒绝异地高考

2013-01-01 11:01:04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教育  |  浏览 438 次  |  评论 0 条 要就地高考,拒绝异地高考   杨支柱       最近上海无户籍辍学少年占海特的父亲因为走上街头要求平等的受教育权并且不服从警察的劝说,而被上海警方以涉嫌妨碍公务的罪名刑事拘留(据许志永说已经释放回家)。这一事件将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高考平权运动推向了风口浪尖,许多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纷纷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是在我看来,“异地高考”这个词完全被他们用错了。“异地高考”本质上是就地高考!因为未成年人的住所理所当然就是其父母的住所! 就地高考成为争论本身就是一种国耻!因为未成年子女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不能就地高考逼迫他们高中阶段(大部分时间尚未成年)只能留在法律人为制造的户籍所在地当留守儿童,导致骨肉分离! 此外,无论是从跟本地户籍孩子受教育权平等的角度看,还是从父母纳税义务和子女受教育福利对地方财政的对应性角度看,也都应该让孩子们就地上学、就地考试。 在现行按省划分名额的体制下,无当地户籍孩子就地高考客观上会分享京津沪本地户口学生的高考特权,这会产生高考移民,防止这种移民的办法大概就是要求考生具备在当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完整学籍了。但是这将剥夺考生父母自由迁徙的权利:无论另一个省的城市提供一个多么富有吸引力的工资或工作条件,只要孩子在读高中,父母都必须放弃自己的机会,否则孩子将无法参加高考!因此学籍限制并不比户籍限制具有更多的合理性。 分享特权不能作为反对无户籍孩子就地高考的理由,除了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权利是更基本的人权之外,也因为反对特权的正当方式决不可能是死死地维护特权不被他人分享,而是直接取消特权者的特权,或者通过普惠的方式变相使特权消失。 但是分享高考特权却使得这一诉求不能取得多数民众支持,而靠就地高考呼吁者的力量根本就不是户籍既得利益集团的对手。如果要求就地高考的人们把农村留守儿童的利益结合进来,在呼吁就地高考的同时也呼吁“我不要离开爸爸妈妈”,立即就能获得数量大几倍的盟军,也在道义上立于不败之地。那些要求“放开二胎”的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撇开同盟者而指望单独跟利益集团媾和。 因此要求就地高考的孩子们及其父母应该站到公共利益的立场上,要求取消按省分名额的传统,实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全国统一高考还是高校自主命题都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在技术上比在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分配名额不是更复杂,而是更简单。按成绩录取同时也是保证学生有相当知识和智力基础、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内在要求。 用照顾西部落后地区来为按省市自治区划分名额辩护,既没有事实证据(还不如照顾京津沪多),理论上也不成立。对西部省区的照顾政策实际受惠者是西部的大城市,那里的教育条件远高于湘西农村!游牧者连初中都毕业不了怎么可能享受到高考优惠?照顾的结果则是这些地方的智力外流!扶贫应该从基础教育开始,而不是搞高考名额优惠!

杨支柱 | 高贵的朝鲜人和卑贱的汉人(zt)

本网延边讯 12月24日,延边州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人口发展条例》。记者了解到,该条例规定,延边州对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朝鲜族家庭给予5万元生育补贴。 为促进朝鲜族人口发展,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延边州制定了这一条例。条例规定,夫妻双方或者一方户籍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行政区域内,双方或者一方为朝鲜族家庭即适用这一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鼓励朝鲜族家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生育第二个子女,对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朝鲜族家庭实行生育补贴制定,对第二个子女自生育月份起,每月补贴1000元,共补贴50个月,共计5万元。第二个子女为多胞胎的,每个子女均享受第二个子女的补贴待遇。 除此,朝鲜族家庭生育二胎还享受以下优惠待遇:第二个女子至18周岁为止,就医在原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的基础上,提高10%的报销比例。对于就读朝鲜族班的免收学前三年保教费,在义务教育段寄宿生食宿费、普通高中统招生学费和教材费与朝鲜族第一个子女享受同等免费待遇。 在申请创业贷款、申办工商执照、安置公益性岗位时,享受优先待遇。

杨支柱 | 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意味着什么?

2012-12-20 09:21:19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40084 次  |  评论 7 条 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意味着什么? 杨支柱 有家然后才可能有国。我不反对女人当总统,但一个从未做过母亲的人,如果母仪天下,对国家来说肯定不是好兆头!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男人,选一个没当过父亲的男人当总统,我同样认为是国家的灾难。为人父母是训练责任感的最佳方式,而中年未婚者心理变态的比例大为提高。生理上不能生育的,可以收养。 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没有结婚更能够博爱天下?恕我不恭,这跟太监无妻儿不自私是同样的假设,但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太监擅权时期往往是最败坏的时期。当然不是说单身女人就一定糟糕,太监里还出过蔡伦呢;但确实是一种冒险。个人可以冒险,但国家前途不容冒险。何况超低生育率下女人不生孩子的表率作用本身就很要命。 朴槿惠能够重返政坛并当选总统,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人们对其父朴正熙党政时期(1961-1979)韩国经济繁荣的怀念。但是朴正熙建立的是独裁政府,而且韩国正是在朴正熙统治时期开启了导致今天超低生育率的计划生育。尽管朴正熙时期生育率尚高,朴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排除了直接强制和一胎化极端目标;但朴槿惠的当选依然含有“以经济建设为忠心”的价值选择意味。 即使朴槿惠政府能够正确对待孕妇和儿童福利,她的榜样作用也可能导致更多的女人不生孩子;但愿我怀疑错了。

杨支柱 | 春节成了不服从计划生育政策者的鬼门关

2012-12-20 18:36:20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95837 次  |  评论 20 条   杨支柱   《宁乡县 2012 年 “ 服务育龄群众百日行 ” 活动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2013 年的还没公布 ) 是一个网友发给我的。这位网友说, “ 县里每年是这时候开始搞‘计生百日行’,搞到明年的三月初,然后是总结和表彰。现在开始抓人了,拘留所这时候也清空了,为拘留做准备。 ” 我到湖南宁乡的政府网站查了,属实。“方案”开宗明义就说,为巩固我县计生‘国优’工作成果,实现 2012 年计生工作开门红,县人口计生领导小组决定在全县深入开展‘服务育龄群众百日行’活动, 利用元旦、春节前后这一有利时机 ,切实加强人口计生基层基础工作。为确保活动有序推进,达到预期效果,特制定本工作方案。“方案”称“本次‘服务育龄群众百日行’活动时间为 2011 年 12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1 日 ”。 “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是:“ ‘百日行’活动期间,实现全员人口(含全员流动人口)覆盖率达到 99% 以上、录入信息准确率达到 98% 以上;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到位率 96% 以上;全县完成社会抚养费征收 1500 万元、违法怀孕对象流引产手术 942 例、已婚育龄妇女上环 2290 例、已婚育龄妇女结扎 1268 例、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2960 对。 ” 可见 无论是堕胎、绝育、上环还是收取 “ 社会抚养费 ” 都是有指标的。这就难怪,在某些生育意愿特别低的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堕胎任务而购买意外怀孕的性工作者去“计生服务站”做堕胎手术充数了。 宁乡县的人口 110 多万,约占全国 1/1200 ,以此估算,这 100 天内全国可征收 “ 社会抚养费 ”180 亿元。剩下 260 多天政府也不可能闲着,但是征缴力度肯定大为削弱。以剩下 260 顶这 100 天计,则一年可收 “ 社会抚养费 ”360 亿元。从“方案”中可以看出,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奖惩措施,以督促乡镇计生办和村委会、居委会完成任务。 由于 “ 社会抚养费 ” 指标和堕胎指标之间可能出现冲突,两个任务都完成的办法显然是让交得起 “ 社会抚养费 ” 的去交 “ 社会抚养费 ” ,让交不起的去堕胎!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为此发明了一种全国独一无二的 “ 社会抚养费保证金 ” ,无证生育前就必须交纳保证金,否则强制堕胎。湖南省这种绑架孕妇勒索“社会抚养费保证金”的做法,已经被众多的省、自治区的部分计生工作人员所效仿;但是因为没有地方法规做依据,其他省份绑架孕妇“收费”的频率要低得多。 要说这已经足以保证同时完成收取 “ 社会抚养费 ” 指标和堕胎指标双重任务了,但是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的流氓程度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它又规定 “ 社会抚养费保证金 ” 在 “ 违法生育 ” 后要没收,不能折抵 “ 社会抚养费 ” !而在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提前收取的部分“社会抚养费”必须从“社会抚养费”总额中扣除。 再加上各种罚款(包括对没有一胎环、二胎扎和没有定期参加环孕检的妇女的罚款,也包括对于村委会、居委会、雇主、房东及其他负有查验计生证明、通报计生信息义务的机构或个人没有及时提供信息的罚款),每年计生系统从中国公民身上搜括的钱远不是 360 亿元能打住的!但是也不会有我以前估计的八、九百亿那么多,因为其他时间抓人收钱没有春节期间那么方便。 这还没算给计生系统的财政拨款,没算公民为办理 “ 生育服务证 ” 来回奔波的所费和妇女因被强制堕胎、绝育的误工损失及治疗并发症的医疗费用。当然,更没算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的损失,对中国妇女尊严、自由和身体的践踏! 尽管在 湖南省可以公开绑架孕妇勒索“社会抚养费保证金”,但是由于“社会抚养费”通常收取上年家庭年收入的若干倍,这在账面收入提高较快的时代(这意味着以前的货币收入很低)是无证生育的家庭不堪承受的,不能折抵得“社会抚养费保证金”又进一步加重了交纳者的负担,所以湖南的“社会抚养费”收取工作不但不比他省容易,反而更难。花几年甚至十几年收齐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为了督促无证生育家庭尽快交钱,不给孩子上户口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另一个方法就是假借法院的名义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借口拘留当事人夫妻。这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日中国,成本也不低。好在中国的育龄夫妻都集中在春节期间回老家探望父母、孩子,给政府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拘人机会。一旦拘人,你没钱也得借个八千、一万的交一部分,才能把被拘的家人领回去过年。堕胎、结扎和上环指标,也趁这个机会完成,不“自愿”的就直接抓走做了。 春节,这个中国人传统的喜庆日子,全家团圆的日子,因此也就成了 不服从计划生育政策者 的鬼门关。 2012 年 12 月 20 日

杨支柱 | 福建计生干部倒卖4名婴儿 公务员参与买婴(zt)

  据新华社电 12月18日22时起至12月24日,在公安部直接部署指挥下,福建、云南、四川、安徽等9省公安机关统一行动,共摧毁9个特大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55名,解救被拐儿童89名并送当地民政部门妥善安置。        满月婴儿被转手倒卖7次   12月19日晚8时许,福建泉州安溪县感德镇五甲村,记者随民警参与解救被拐婴儿行动。山坡上一处略显破败的民房里,45岁的户主章某面对警察,承认了自己花6.28万元“购买”婴儿的事实。   今年11月以来,章某“购买”的这个才1个多月大的婴儿被人贩子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辗转千里运到福建,先后7次被转手———11月22日,人贩子带着这个出生仅几天的男婴乘长途大巴来到安溪,联系当地人黄某介绍贩卖。黄某花了4.2万元买下孩子,又以5万元的价格卖给同乡王某。翌日,王某以5.2万元的价格又把孩子卖给了南安市仑苍镇的王某某。随后几日,王某某又通过安溪县感德镇的黄某夫妇及其女儿联系到汪某,并找到最终买主章某,以6.28万元价格卖出。   更令人震惊的是,参与倒买倒卖的还有村干部等,47岁的王某在安溪县参内乡坑头村当了9年的妇女主任、计生干部,她自己有4个孩子,却倒卖了4名婴儿。此外,公安机关在泉州市泉港区解救一名出生3个多月的男婴,买主是一对家境殷实的夫妇,而丈夫竟然是公务员,妻子经商,并且他们已经有1个10岁的儿子。    收购价3万层层转手卖至9万   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告诉记者,近年来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拐卖儿童犯罪高压严打态势,这类犯罪猖獗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2009年4月全国开展打击拐卖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公安机关共摧毁约1.1万个拐卖儿童犯罪团伙,解救5.4万多名被拐儿童。但由于买方市场的存在以及受暴利驱使,部分地区收买贩卖婴幼儿的现象仍然突出,打拐工作任重道远。   警方指出,买方市场存在、贩卖儿童日趋暴利是该类犯罪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在一些地区仍然根深蒂固,这使得以贩卖男童为主的拐卖儿童犯罪在一些地方仍呈现多发态势。”陈士渠说。   此外,贩卖婴儿暴利惊人也让一些人铤而走险。以一个健康男婴为例,人贩子在云南等地的“收购价”为3万元左右,福建、广东等地的第一手中介负责联系买主或下线中介,找到买主后,中介再以4万至6万元的价格将婴儿从云南等地购入,再卖给下线中介,经过层层转手卖到买方时的价格有时达到7万至9万元。   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锡章说:“拐卖儿童犯罪日渐成为跨区域、跨省的团伙作案,犯罪团伙分工明确,组织性强,有人负责在云贵川偏远地区收购、拐骗小孩,有人负责联系沿海地区买主,甚至层层转手,有人负责运输。”来源:南方都市报

杨支柱 | 金志华夫妇轮番陷狱,是生二孩有罪还是读大学有罪?

2012-12-17 12:57:30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5163 次  |  评论 0 条   杨支柱   浙江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大皋埠村金志华就生二胎被违法收取“社会抚养费”一事起诉当地计生局,终审败诉后被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已经扣划了他们的几乎全部工资(只给他们 4 口人留 1 千元生活费),还借口他们可能隐藏财产,以“拒不履行法院判决”为由轮番抓捕金志华夫妻。 2012 年 12 月 14 日金志华给我的网易博客留言,称他已经被扣押在派出所,执行法官说“关我 15 后还要继续关 15 以后再关我老婆 15 天,再不履行就判刑”。金志华说,法院通知我们计生局申请执行时我就已经把家里的财产造了一份清单给法院,执行法官可能嫌那些东西不值钱没有拍卖,“我们每月的收入都被扣得只剩 1 千元生活费了,要靠父母接济才得温饱,难道要逼我们借高利贷交社会抚养费?”我第二天(周五)看到留言后已无法跟金志华联系,她妻子同样无法跟他取得联系。 今年 4 月已经因为同一理由关了金志华的妻子 15 天。那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才 1 岁半,天天哭着要妈妈,吃不好、睡不踏实,瘦了一圈。金志华在妻子被抓后立即给法院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越城区人民法院领导: 我是一案上诉人金志华,因东湖镇政府向你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将我妻子司法拘留 15 天,对于你们依法办事我毫无异议,而且拘留我妻子及 15 天的意见也是东湖镇政府所强烈要求的。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做个典型案例,看以后还有谁敢起诉他们计生局(虽然走诉讼道路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力,但这显然是一起恶劣的打击报复行为,正如他们所说东湖镇每年都有不少征收抚养费及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真正拘留过人这是 10 年来的第一次)。放眼全省乃至全国所有有关强制执行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案例中,有哪个是对一位女性下手的呢?此卑鄙无耻下三滥的手段也只有东湖镇政府想得出做得出来。对此我也想告诉东湖镇政府的负责人,如果你们还算是男人的话就放了我妻子,有本事你冲我来。我大女儿四周岁多小女儿才 17 个月大非常需要妈妈的怀抱。这几天两个孩子晚上睡之前都哭喊着要妈妈,为人父母的你们,不知有何感想,我相信人民法院不仅是讲法也是讲情理的,我别无他求,只是希望法院能听到孩子恳求的声音。 金志华 2012 年 4 月 2 日     我当时建议金志华发公开信,但是他不愿得罪法官,没有公开。法院也没有被他代替妻子坐牢的请求打动,足足关了他妻子 15 天! 金志华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在绍兴市妇保院生育第二个女儿。 2011 年 3 月 1 日,绍兴市越城区人口计划生育和卫生局向金志华夫妇送达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越计生征字 [2011] 第 6 号”,指控金志华夫妇不符合法定条件多生育一胎,征收社会抚养费 153584 元。 金志华打算起诉计生局,想请我代理他的案件,我没有接受,而且多次劝他不要打官司。下面是我给他的一些复信—— 我不认为你起诉有什么意义。也许一万个人起诉有意义,但是我们等不到那一天。官司本身是打不赢的,打官司的目的是为了让记者报道。但是普通的诉讼很难吸引记者。 2011-05-08 道理我的上诉状和周泽律师的代理词里已经说过了,不想一再重复。网友想打官司的很多,我一贯不支持,因为花费精力而没有效果。记者都是势利眼,没有特别吸引眼球的地方他们不会报道的。 2011-07-29 他们可以强制执行你的财产。如果你没有暴力抗法,没有转移他们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抓人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中国法院不守法也是很常见的。你要么找关系让他们不愿整你,要么让他们怕你不敢整你,要么确实没有钱,否则他们还是有办法查到的。 光诚的事闹成这样政府也不怕,会怕我?青岛马晓菊妥协了,江苏朱纪东本来也打算妥协换个镇少交点算了,但计生等他一撤诉就翻脸,重新作了一个差不多一样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被迫重新起诉。你有机会也妥协了吧,我不能鼓动别人当炮灰,所以我极不情愿给人写诉状、代理词之类。 2011-10-16 金志华说他不能跟企图杀害他孩子的人妥协。 2011 年 10 月二审判决,金志华败诉。 2012 年 10 月金志华又提出了纠正错判的申诉。 10 月 16 日金志华告诉我,“我上周把申诉状给递到了中院,他们说为了指标现在暂时不回复我,等到 12 月份会给处理。”看了他的申诉状,我有些后悔当初没有接受委托担任他们夫妻的代理人。我原来想当然地认为他的案子跟我的差不多,没有仔细打听具体情况。金志华在申诉书中说—— 申诉人沈××因上学由农业户转变为非农户口,但户口已于是 2000 年 9 月 29 日迁回原户籍所在地小皋埠村(原皋北村和小皋埠合并)。沈××在 1996 年皋北村经济合作社承包了土地,承包期至 2028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均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的期限是三十年不变,在法定承包期内,任何人不能剥夺其土地承包主体资格,即便个别农民存在户籍变动情况,集体组织也不能因此收回其承包土地。这即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中央关于承包期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精神。既然是集体土地承包人当然也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沈××作为因户籍制度改革变更为城镇居民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尚未享受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待遇的,符合“浙人口计生委〔 2008 〕 93 号”文件的规定,应适用《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有关农村居民的生育政策,在第一胎为女孩的前提下可以依法生育二胎。 《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 (二)双方均为农村居民(农业人口,下同),已生育一个女孩的,但一方为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职工或一方从事工商业一年以上以及双方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一年以上的除外;”。该条强调的显然是“从事农业的人口”而非“农业户口”。“浙人口计生委 [2008]93 号”文件则是对这一条件的进一步解释:“‘农转城’人员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适用《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有关农村居民的生育政策:一是户口登记在农村村民委员会并且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是成建制(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建设用地)变更为城镇居民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尚未享受到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待遇的。”虽然上大学转户口算不上“成建制”,但“浙人口计生委 [2008]93 号”文件规定的是“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而沈××的户口“登记在农村村民委员会并且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根据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育的,对男女双方分别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地县(市、区)上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下列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 (三)符合再生育条件但未经批准生育的,按照零点五倍至一倍征收;”。当地 2009 年农民人均收入为 19198 元,如果按零点五倍对双方分别征收,只能收“社会抚养费” 19198 元;即使按一倍对双方分别征收,也只能收 38396 元。绍兴市越城区收金志华夫妇 153584 元“社会抚养费”,不但没有法律依据,也违反浙江本地的土政策。 只能收“社会抚养费” 19198 元到 38396 元当然是按浙江省的有关规定算的。如果按我的看法,一分钱也不该交,因为国务院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各省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把收费变成了行政处罚。浙江、江西等地都制定有“征收社会抚养费和实施计划生育行政处罚的若干规定”,对征收“社会抚养费”和计生行政处罚适用同样的程序,就是将收费变成处罚的显而易见的证据。而事实上,连这样一个违法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和实施计划生育行政处罚的若干规定”,绍兴市越城区计生局也没有遵守,他们不但没有经过听证等程序,而且连 153584 元是怎么算出来的都不告诉金志华夫妇,征收决定书直接由法律条文就蹦到了 153584 元这个数字。 金志华的妻子跟我说,“她有不少农村的同学都领证生了第二个孩子。她要是不上大学,生二孩就不会有这种横祸了。白花了父母几万元,找不到工作,只好回老家,结果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了,跟没上大学的同学比无缘无故地欠下计生局十几万的债,这说明中国的高等教育整个就是个坑人的大骗局。” 金志华现在拘留所里处境如何,没有人知道。拘留所的人告诉他妻子,只有周二、周四才可以探视一会儿。   2012 年 12 月 17 日

杨支柱 | 来信照登(27)“超生”是临沂政府对付农民的“超限战”武器(zt)

2012-12-12 10:25:22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384 次  |  评论 1 条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付庄镇的一个普通农民,2012年4月份我妻子因未进站妇检,隔天计生管理区人员带队开三辆车到我母亲家把门砸开强行拖上车带走,继续去别的村庄抓因未进站人员.村民看到这阵势都以为是黑社会抢人呢.最后他们把所有抓到的人全关押在一个叫管理区的地方,在一个十五平方米的房间关押有十人左右.外人不让探望送饭,里面的领导每晚酗酒,喝醉以后就开始把关押人员一个个叫出来殴打,辱骂.用瓶装水泼脸.打累了就让别的村里的干部继续折磨被关押的农民.他们用桶装满水然后把人按住头往里摁.对于被关押人员晚上就是他们的恶梦.我母亲被关押一星期因受不了刺激病倒了,他们说我母亲是装的,最后他们看着不行了,把我母亲送到小诊所打的针. 然后他们把我妻子的弟弟抓去关了半月.最后我找村干部协商,他让我交了四万块钱才放的人.我让他们给开个收条,他们说不用开暗着会给弄成罚款的. 原本以为这事就告一段落了,没想到因为上次我妈提前被放了回来,他们心里记恨着又来报仇!今年十月份他们又去我母亲家把我母亲抓走,当时我母亲还抱着我儿子,连我儿子一起被带走.刚到管理区门口就被管理区的一把手一拳把我母亲打倒,说上次装病让你跑了,接下来的每天晚上我母亲都被殴打 辱骂.关了十天后村干部开车把我母亲送回家,当时人都打的不清醒了,我们当地派出所有证据.派出所说他们管不了,都是为政府办事的,让我找律师起诉.我又去镇党委找领导反映了一下我的情况,但是也没有管这事的. 现在我母亲住院花了五千多元了他们说不管,和我母亲一起被关押的一个现在被吓成神经病了一直住精神病医院.现如今的社会怎么比旧社会还要黑暗呢?古时的株连政策到现在计生委还在延用. 第二次打我妈还有个原因就是我舅家要拆迁,正好拿我犯计划生育当事说,所以打我妈让我舅快签字拆迁。其中计生委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你交了四万块钱就行了吗,我要罚你二十万.我因超生二胎就要罚二十万吗?前几天我们村妇联主任和计生委一女的来我家说要我们赶紧去结扎,不然的话就还要再来抓人。今天又来我们家说今天必须先上环,我妻子被逼无奈只好今天就去上环了……我一直不怕他们,我就是怕他们对我家里施压。我爸爸胆子比较小,现在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们还来抓人打人,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我们现在一家老小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我把事情敢说出来就是想让各位网友评评理,现如今社会怎么还有这样一群害群之马在为非作歹呢?

杨支柱 | 莫言诺奖授奖词: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面(zt)

2012-12-11 13:40:41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672 次  |  评论 1 条 2012年12月11日02:43腾讯文化 我要评论(73) 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 主席 瓦斯特伯格: 尊敬的国王和 皇后 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们,女士们先生们, 莫言 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 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 历史 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 、不屈不挠的母亲们 。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在小说《酒国》中,最精致的佳肴是烧烤三岁儿童。男童沦为食物;女童因为被忽视而得以幸存。这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嘲讽,因为计划生育大量女胎被堕胎: 女孩连被吃的资格都没有。莫言为此写了一整本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 《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以女性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就是用兔子给羊受精,同时不理睬所有的怀疑者,将他们当成右翼。小说的结尾描述了九十年代的新资本主义,会忽悠的人靠卖化妆品富了起来,并想通过混种受精培育凤凰。 莫言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所以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杨支柱 | 流浪儿童为什么这么多?

2012-12-02 09:28:19 编辑   删除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22 次  |  评论 0 条   杨支柱   2012 年 11 月 16 日贵州毕节 5 名 10 岁左右的孩子在垃圾箱生火取暖中毒身亡,引起舆论高度关注,报道和评论都很多,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也发表了评论或报道。但昨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当地民政部门一口咬定他们是本地人,是“三个兄弟”的孩子,是父母外出打工或离异的,却连这 5 个孩子是不是流浪儿童都无法确定。(《新闻 1+1 》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报道不靠谱,评论更不靠谱。 许多评论强调这是民政部门的失职,这本身大概没错,但问题是民政部门失职也不是第一天了,在目前的体制背景下靠批评能让他们尽职?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无人照看的儿童太多,民政部门不大可能都那么快就都能发现,收容救助站也不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地方,送回去后又怎么阻止这些孩子再次离开家庭? 也有许多人严厉指责这些孩子的父母,但重心似乎并不在他们将物质利益置于家庭团聚之上,也不在他们生了孩子不尽父母之责,而是指责他们没能力养就不该生孩子!毛泽东时代农民收入那么低,却平均每家养五六个孩子,也不至于普遍地夫妻分居、父母子女别离,何以号称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得今日,人们却养不起少得多的孩子?我国 2000 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生育率是 1.22 , 2010 年人口普查显示当年的生育率是 1.18 。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也超低。 2001 年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表明我国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 1.7 , 2006 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查表明我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意愿只有 1.73 ,已经远低于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台、港、日、韩。在这样低的生育意愿和不断攀升的不育率下,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措施,估计生育率也很难回升到 1.5 以上。这仍然意味着每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减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别忘了中国的性别比严重失衡)。我们怎忍心对这样低迷的生育意愿雪上加霜?难道村庄大批消失、家族不断灭亡的过程中,你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却正好有幸没有消亡之忧? 网易有个叫“布尔费墨”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公然鼓吹儿童买卖合法化。他说:“大量成年人夫妇希望收养儿童的需求不能被满足,同时有大量的过剩的,或者本来就不想要的孩子被他们的父母忽视或虐待。允许买卖儿童的自由市场将消除这种不平衡。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亲生父母、儿童、购买儿童的养父母,在这样的社会里都会过得更好。”他的这番话竟然获得不少经济学学者叫好,可见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扭曲到了何种程度!据我所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允许买卖儿童,因为卖方看重的是高价格,而送养必须根据对孩子有利的原则进行。视孩子为财物的人贩子诚然通常比视孩子为负担的机构要对孩子好一些,被人收买后也不大可能任其流落街头;但是为什么要假定中国父母的育幼负担和中国的收养制度是合理的或不可改变的呢? 农村儿童的大幅减少所导致的农村教育和医疗机构的撤并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育幼负担,无证生育(不一定是所谓“超生”)的“社会抚养费”动辄收取若干年的家庭收入更使得中等收入的农民立即倾家荡产,这一切跟劳工输入地对非本地户口孩子的歧视结合在一起,是迫使农民外出打工并产生大量“留守儿童”的真正原因。长期“少生快富”的片面宣传视孩子为负担,过度重视物质利益而忽视家庭温情,也诱导出大量并非被迫的外出打工。“留守儿童”是中国大陆独有的现象,难道是不可改变的吗?如果废除“社会抚养费”,立即就可以使大量养不起孩子的二胎家庭养得起孩子,而不至于被迫外出打工导致夫妻分居、父母子女别离! 当然总还有一些人生了孩子没能力养,对这些孩子最有利的做法当然是送养给品行、身体、经济条件不错并且喜欢孩子的亲友。但是为了配合计划生育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对收养进行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这使得亲友之间的送养和收养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无论双方是如何需要送养和收养。《收养法》第五条把送养人限定为“(一)孤儿的监护人;(二)社会福利机构;(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已经对送养进行了限制。《收养法》第十九条“送养人不得以送养子女为理由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再生育子女”堵塞了因一时困难(包括未婚生育或急性疾病、破产等导致的一时经济困难)急需送养子女的人再生育的可能,从而使他们拒绝送养。《收养法》第八条第二款“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则堵塞了自己已有一个孩子的人收养亲友孩子的可能性。如果废除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限制,何须靠买卖儿童这种丧失人格、族格、国格的办法来替流浪儿童找出路? 写到这里去翻了会儿微博,发现毕节出现 5 名儿童垃圾箱里生火中毒事件跟计划生育的关系可能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密切。 2011 年 9 月 1 日人民网 - 贵州频道曾发表《一网友匿名给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留言》,内容如下—— “尊敬的书记:如今毕节市许多乡镇成千上万的孩子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了,原因是各地学校要求孩子家长出示乡政府开据的计划生育证明,家长去乡政府开这个证明要交 500 元钱,很多家长交不起或不愿交。如毕节市何官屯,就在昨天就有近千名孩子及家长到市政府要说法,现在还有岔河镇,青场镇等都在出现类似情况。” 5 个孩子在垃圾箱里生火取暖中毒而死的毕节,也就是去年媒体报道的上学需要开计生证明而多地乡政府借机索取 500 元证明费导致很多家长让孩子辍学的毕节,竟然有市长、常务副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等副市长级以上官员 16 名,另有党委书记、副书记、市委常委 10 人( 13 名常委中扣除市长等政府系列的 3 人)。真是人口不多官口多,百姓养儿的钱都被迫用来养官了。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次毕节事件未必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今后还可能在其他地方发生。据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透露,近四年来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从 2008 年辍学生 63.3 万人,辍学率 5.99 ‰,到 2011 年辍学生已经达到 88.3 万人,辍学率 8.8 ‰,这与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的辍学水平大体相当。”(《官员称小学辍学率退至十年前》,燕赵都市报 2012 年 11 月 19 日)我刚看这一报道时还在微博上点评:“辍学好。为了接受奴化教育翻山越岭,弄不好还出个校车事故把小命丢了,确实不如辍学。”联系到这次毕节事件,我才意识到我这个点评大错特错了。 四十年前我上小学时,经常听到男生家长对我父亲(当时是小学校长)说,“也不指望孩子有什么出息,送他上学就是来请学校看水的。他要是不听话,老师尽可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打骂。”所谓看水,意思就是别让他下水淹死了。我们南方到处是沟渠河湖,男孩子都喜欢玩水。四十年后的今天,农村教育最重要的作用还是“看水”,但是一些农民连送孩子到学校“看水”都成了问题。   2012 年 11 月 20 日起草   附记: 根据新京报 2012 年 11 月 21 日报道(《毕节否认系责任事故称是“意外”》)证实了事件跟“留守儿童”有关,其中部分孩子的辍学与计划生育有关:五个孩子的三位父亲,“除了陶进友,陶学元和陶元伍都在深圳打工,‘捡垃圾、收废品’。”陶进才告诉新京报记者,“ 13 岁的陶中林读到小学三年级,因为成绩不好,辍学回家放牛; 11 岁的陶中红因为曾经中途辍学,今年 9 月报名未成功,改上村里 200 元一期的学前班;另外两个孩子,陶冲和陶波,因为没有户口,只上了一年学,就因是‘黑户’,没法继续报名而辍学。”另据报道,这五个孩子中没户口的黑孩高达 4 名。五个孩子死前失踪已三周,家人四处寻找无果,到派出所报案已 11 天。 许多人不相信窒息或一氧化碳中毒而死的说法,不断有网友质疑:那五个被发现死在垃圾桶里的孩子的尸体被拖走火化了,像焚烧垃圾一样;匆匆火化 5 个孩子的遗体家长同意了吗?他们看到孩子遗体了吗?网友于端秋(复员军人,目前在非洲开车) 11 月 21 日提出“ 5 名男童是被他人割肾而死”的假设,引起热烈议论。 关于毕节某垃圾箱里的五个孩子,被割肾之说虽然更像猜测,但“第二现场”的假设是合理怀疑。 10 岁左右的孩子已经不小了,何况穷人的孩子生存能力本来就强。通常被闷死的,或者行动受限制,或者处于睡眠状态。如果孩子们因为空间太小而相互拥挤、踩踏,那么不适感会让他们不大可能同时睡着。怪不得网上首先爆料的李元龙被旅游,现在回到家里仍被禁止上网,这让人怀疑另有不可告人之事。考虑到五个孩子同时被谋杀更加耸人听闻,中国警方“大案必破”的要求,当地警方确有将疑案当意外事故处理的动机。不知政府能否公开详细的尸检报告? 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对待儿童生命和权利的态度,也显然与计划生育意识形态视孩子为负担的影响有莫大的关系。   2012 年 11 月 25 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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