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

有病要读书 | 夹边沟记事: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夹边沟是个地名,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郊东北30公里处,靠近巴丹吉林沙漠,风大沙多,荒无人烟。1954年,这里建立起了”夹边沟农场”,正式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用来关押劳改犯。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甘肃省三千名右派被关押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他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对待,每天必须完成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劳动,大部分人最后都饿死病死。甘肃知青出身的作家杨显惠,在访问大量幸存者之后,写出了系列小说《夹边沟记事》,一共12篇,发表在2000年的《上海文学》。 小说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 “右派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1斤为16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后来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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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我听见亡灵的悲诉……

  作者:何与怀      一      说来万分惭愧,我听到“夹边沟”这个名字,竟然迟至2005年,还多亏天津作家杨显惠的来访。      那年,杨显惠夫妇应墨尔本华文作协的邀请访问了澳大利亚。4月26日,在墨尔本作家王晓雨的陪同下,他们到达悉尼。是晚,悉尼作家在Ashfield的京华酒楼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      在这之前几天,悉尼女作家刘海鸥按照王晓雨的吩咐,给我寄来一本《告别夹边沟》,看时非常震撼。现在见到作者,自然敬佩之至。杨显惠虽然也近六十岁了,但还是过分显得苍老,额上刻着深深的纹路,似乎无时无刻在诉述着未完未了的悲愤与忧伤,以致在座的一位年轻女作家以为他也是右派,怜爱地劝他宽心些,要从“夹边沟”走出来。      1946年出生的杨显惠以他的年龄幸好赶不上反右的年代。他只能当个上山下乡的知青。1965年,只有十九岁的他,刚刚高中毕业,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到一个小宛农场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在这里,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第一次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      此后多少年来,夹边沟对于杨显惠,如同一场梦魇,挥之不去。      从1997年开始,年过半百的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寻访四十年前落难于夹边沟的右派群体。他尝试过从查阅官方档案入手,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他只能“贴着地面行走”,在陇东的黄土高原中穿行,在河西的戈壁荒滩中寻找,整整三年,他竟然寻访到了一百多位当事人。在哭泣和泪水中,昔日的右派如今的老人们沉浸在那段不堪的年月之中,向他追述一个个受尽折磨死里逃生的故事。每当此时,杨显惠也屡屡无法自持,只能请求老人暂时停下来,让他走到院子里,擦一擦眼泪。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开始,系列在《上海文学》和《小说界》上连载,引起全国轰动,〈上海女人〉和〈逃亡〉获中国小说学会2003年首届学会奖短篇小说奖(全国读者投票评选)。系列结集时,全国多家出版社竞相争夺出版。后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的名为《夹边沟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名为《告别夹边沟》(两者稍为有些不同)。   结果成就一部空前震撼的作品!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篇章,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是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有一位八十二岁的夹边沟幸存者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四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四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老泪纵横,无法继续……      上海著名学者朱学勤把《夹边沟纪事》看为他“精神年轮”里的三本书中的一本。他说,有朋友称此书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以为还不够。《古拉格群岛》仅仅描述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被虐待,却还没有触及饥荒中知识分子相互蚕食之惨烈。那是真正的吃人!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难,远远超过苏俄。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文学批评家雷达为《告别夹边沟》作序,标题是〈阴霾里的一道闪电〉。他高度赞扬杨显惠的贡献,认为书中表现的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发人深省。   二      夹边沟在甘肃河西走廊重镇酒泉三十里外,地处祁连山下,荒漠戈壁之中。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开始收容甘肃省的机关、企业和学校揪出来的“极右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者曾有过其他错误的“右派分子”,还有一部分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的“历史反革命”,以及工人民众中因右派言论而获罪的“坏分子”。      夹边沟风大沙多,有限的农田“严重盐碱化”,“主要植物为芦草”,“几乎无降水”,这些长年的生态记录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但1957年甘肃当局却将两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没有人想及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      只是三年半的时间!前一年半是右派们的劳累史,后两年,也就是1959年初到1960年底,则完全是三千右派的饥饿史。在饥荒中,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超过一千五百人成了饿殍!      根据幸存右派的回忆和杨显惠的调查,1960年春播的时候,有一半的人已经累垮了,下不了地,只能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就在这年冬天,被堂哥傅作义写信从美国劝回国内的水利专家傅作恭,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倒下了,大雪盖住了他的身体,几天后才被人发现。生前他曾经给哥哥傅作义写信求救,据说傅作义无法相信弟弟信中的描述而没有邮寄钱物。      在死神面前,右派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夹边沟生存条件极为惨烈,右派们的自救更是令人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右派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俞兆远,原是兰州市西固区工商局的一位科长。在吃遍树叶野菜草根草籽之后,他开始吃荒漠上的兽骨。杨显惠在书中写了这样一个场景:      ……骨头经风吹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了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这里的条件比夹边沟更为恶劣。右派们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右派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由于右派死亡太多,而且渐渐地连掩埋死者的右派都很难找到了,他们都再也没有足够的力气了,因此,对死者的掩埋越来越草率,大都是用肮脏的破被子裹一裹,拉到附近的沙包里,简单地用沙子盖一下了事。当时的右派们形象地称之为“钻沙包”。1960年的冬天,在明水的夹边沟右派们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骇人听闻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钻沙包”的死者都是饿死的,身上皮包骨头,于是,他们的胸腔经常被划开,内脏被取出……      这些“钻沙包”的死者都有亲人啊。古时唐诗有此凄美的名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其悲情非常动人,但现在这些死去的右派甚至不敢企望得此“享受”!首先,“无定河边骨”生前不管怎样说也是为国捐躯的战士;而自己却已沦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还有,自己会是千里之外的“深闺梦里人”吗?真不敢有太多的想象。君不闻,“一张大被不可能盖上两个阶级”,许多亲人在高压之下大义灭亲划清界限还唯恐来之不及。不过也有例外。杨显惠书中有一位不懂政治不理会政治的上海女人,从遥远的上海赶到夹边沟时,活着的丈夫已经消失了。泪水已干的这位女人非常坚强,抱着对丈夫的一腔忠贞,终于找到连屁股上一点点肉都已不知被谁吃去、干巴得如同剥去了树皮的树干似的丈夫的躯体。这位女人还是“幸运”的,她毕竟将她丈夫的遗骨带回了上海;这位右派丈夫也是“幸运”的,他毕竟圆了生前的唯一的心愿……   三      自从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问世以来,人们对那个几被历史风尘淹没的惨剧投入了莫大的关注。近年来,有关“夹边沟事件”又撰写了或出版了几部书。如赵旭的《风雪夹边沟》(作家出版社,2002年12月)、钟政的《血泪惊魂夹边沟》(待出版)、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蘭州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白天(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等等。这些作品,有些更紧贴史实,更具史料价值。如《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是作者历时数载走访了当时夹边沟等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档案,掌握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又用了一年半写成的心血之作。有些就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如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作者及其丈夫王景超在1957年反右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王景超并被定为极右分子),一下坠入黑暗的深渊,成为阶级敌人,都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在紧接着到来的1960年大饥荒中,作者总算死里逃生,但她的丈夫却活活饿死在夹边沟劳教农场里。又如写《血泪惊魂夹边沟》的钟政,是夹边沟的幸存者。他原名提中正,因为和蒋中正重名犯忌而改,打成右派前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记者,今年年近八十了,但血泪惊魂,尚历历在目。      去年6月28日,上海作协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开了一个研讨会,由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赵丽宏主持。赵丽宏指出,《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体现了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勇气。《上海文学》之所以从当年发表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到现在为远在甘肃的作家开这次研讨会,一直关注夹边沟那段惨痛历史,目的也在于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不要忽略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那段伤痛。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夹边沟是怎样的呢?      不久前到过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子,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拆得七七八八。一面将要倾倒的泥砖墙土腥弥漫,向东开的门框犹存,不知何人何年涂在上面的蓝色油漆依旧鲜艳。这就是死在这里的右派后代们所说的“哭墙”。“哭墙”后面,是一些杨树、沙枣树和榆树,这是当年右派们的“劳动成果”,半个世纪过去了,树木已长大成林,一派生机,而种植者的身影已经消失,虽然他们大都没有离开。      翻过土丘,面前是一面斜斜的戈壁,铁青色的黑色沙石静默着,几百年不移动一寸。那面微微突起的沙丘就是“万人坑”,里面“扔”了好多人的尸体。土岭前,一绺一绺的坟墓格外清晰,像是人侧睡的模样,一个挨着一个……      还有必要记住这些吗?      一个强大的声音说:不必了吧!      不远处,一岔路口,就有一面牌子,上面大书“夹边沟渡假村”。真是让人仰天长吁,无话可说。一边是饥饿和死亡,一边是酒足饭饱,歌舞升平。历史和人,反复得耐人寻味。目睹的人说,当年右派们住过的房舍现在不可以再拆了,连废墟都没有勇气面对和保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不在这里建一座纪念馆,以警示后来者呢?竟然把夹边沟开发建成了一个度假村,不能不让人感到十分惊讶,并且感到无比的荒谬和耻辱!      我知道,夹边沟这些惨烈的故事,与当下的时尚大相径庭。这是某种人不愿提起,也听不进去的故事。然而,它们与今天的生活难道真的没有一点精神联系了吗?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都不能忘记昨天,因为,关注昨天就是关注今天,关注历史就是关注自己。      夹边沟事件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在死亡边缘的右派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明天该轮着谁了,张说轮着我了,李说轮着他了,王说一定是我。当死亡成为唯一的话题,当“脊梁”似的精英一一折断,这个民族还能期望什么?!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吗?      还有这么一个令人无限悲愤的“细节”:由于死亡人数实在太大了,1961年元旦开始,幸存者分期分批给予遣返。但是,农场有一名医生被留了下来,在夹边沟继续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死者“编写”病例。一直到1961年7月,全部死者病例才“编写”完成—一千五百多名右派虽然事实上几乎全是饿死,但病例上全然不见“饥饿”二字。      就全国来说,夹边沟不过是一个小小点。三年大饥荒或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以现在比较公认的数字计,甘肃饿死了一百万人,安徽是四百万,全国饿死的人口大约是三千几百万。这不是一堆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啊,每一个数位都是一条人命!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控诉!不管其原因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还是退一万步来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         1962年7月,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发生了那个著名的争论。一向对毛非常恭顺的副主席,这次居然“有些动感情”地顶撞了,愤然作色回应: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中国人敬畏历史。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会无动于衷。夹边沟事件,以及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类似的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段切肤之痛。不单是个人之痛,家族之痛,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当代》刊登杨显惠〈告别夹边沟〉的〈编后〉,2004年1月)      到过夹边沟一带的人带回当地一个传说:现在的高台县明水农场,在埋葬夹边沟右派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鬼魂说话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鬼魂们嘈嘈杂杂说个不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自由地随便地交谈。躲在黑暗处偷听的人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的鬼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人们言之确凿。明水农场一位叫宗华的人就说,他自己就曾偷听过鬼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      后记:本文写于2007年4月4日,发表于《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2007年4月14/15日总第267期——“反右五十周年专辑”。拙文除参考、引用杨显惠的作品外,还有其他一些资料,如李玉霄的〈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和杨献平的〈夹边沟:谁踩疼了亡灵的心脏〉,笔者远在悉尼,深表感谢。      关于中国大陆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于主要当事人已离世,原始统计资料已销毁,难于得出完全准确的数字,中外人口专家们计算出来的数字有所差别。据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于2008年5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墓碑》所述,死亡人数应不低于三千六百万人。这部约一百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参照了各种资料,详细记述了这个大饥荒的史实。作者在前言中说,书取名“墓碑”,一是为他那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四是如果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个墓碑。      杨继绳曾采访了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及其时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先生。周伯萍老人对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到后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这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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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时光流逝中的爱和痛

作者: underground1984  |  评论(0)  | 标签: 小说 , 2011 , 严歌苓 , 陆犯焉识 书读到最后,我才发现女一号的名字是婉喻,而非想当然的“婉瑜”。一个焉识,一个婉喻,即便作者没那么“别有用心”,读过他们的故事,读者大抵总会有些想法。    小说从陆焉识的劳改营生活开始。老先生进行各种尝试,挣扎着想去(相对于故乡大上海)咫尺天涯的场部礼堂看一部血吸虫病科教片,只因为自己的二女儿在里面轧了一角。出于自保,这个陆焉识在大多数时间以老结巴的形象示人,用口吃来换取时间,推敲下一环节的当说与不当说。大多数时间里,他还丢掉了自己的名字,被人称作类似于阿猫阿狗无名氏之类的“老几”。隔不多的几页过去,就是另一个陆焉识,年轻、有朝气、天资聪颖,略有些玩世不恭。在这一部分中,他开始了与冯婉喻几近一世的纠葛。婉喻是他恩娘(继母,咸湿一点的说法是“晚娘”)的娘家侄女。恩娘年纪轻轻守了活寡,娘家侄女婉喻就成了塞在焉识生活里——后来是心里——的楔子。花开一朵,分表两枝。故事以天各一方的两条线索飘飘摇摇地发展着,其间老几会从青海劳改营出逃,焉识会出洋留学、流亡大后方,乃至肉体出轨,所有的变动都不影响它们最终汇集一处。    严歌苓具有非常成熟的述说技艺,能够不动声色地讲夹杂着苦难和压抑的人生故事。欧米茄表之类的道具,妥帖地埋伏在悠悠岁月当中,合理地充当了无言的见证。技术上成熟的另一个方面,由叙述者的身份体现。陆焉识是“她”的祖父,冯婉喻是“她”的祖母,“她”则是帮助祖父找回记忆的涉世未深的小姑娘。有了这些前提,第一人称的“我”才可能无偏见却有感情把所有的故事娓娓道来。从铺陈,到形容,再到隐喻,四平八稳,这部小说符合严歌苓的一贯水准,未必成为传世经典,也没什么致命弱点,而优点则是鲜活和令人感动。    读到扑面而来的劳改营生活,那种荒诞与严酷直教人联想到杨显惠先生笔下的夹边沟。不温不火如严歌苓,也安排了吞食呕吐物、暴毙及排泄之类貌似不厚道的情节。但是,只要联系到真实的历史,你就没法做出什么有道理的批评。读这些文字,当与桑塔格女士看到关于苦难的照片时的情绪可有一比——“它们所表现的苦难我简直想像不出,因此也就无从去解除。我在观看这些照片时,某种东西破碎了,我突破了某种极限,而且不仅是对恐怖事物的了解的极限。我的悲伤与痛苦虽无可挽回,但我的感受中有种东西开始变得坚硬起来。我心里有种东西死去了,而另外一种东西却仍在哭泣。”记录苦难的结果,但愿不像她预测的那样——“并不一定能增强他人的良知和同情他人的能力,相反,有时它还会破坏这些美好的情感。一个人只要看过一次这种照片,他就会看到更多——而且会越来越多。照片能刺穿人的内心,也能使人麻木。……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涌现的大量关于不幸灾难和社会不公的照片,使每个人都对残暴行为有了某种程度的熟悉,这就使得原本很可怕的事情在人们的眼中变得更平常、更遥远(‘不过是一张照片而已’)、更司空见惯。……‘公益’照片在唤醒人们的良知的同时,也造成了良知的泯灭。”。如是概括,不免故作惊人之语,却极有穿透力。不过,至少在一个极小的范围里,她的论断会失灵——真实的劳改营将不断超越所有人的想象,不断突破人借以为人的底线。但愿可以骄傲地对她说,你这个业余小说家,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这一切。    不出意外,具体到《陆犯焉识》,苦难并非小说的主题。它只是为主题服务,为了证明、反衬,或提醒什么东西。无怪乎,是在由折磨节约下来的思考时间中,焉识确认了自己对婉喻的爱。包括陆焉识,劳改营里的人既非十恶不赦也非纯洁如的白兔,只是(尽力还原的)真实的人。像邓指、梁葫芦,都是合乎自己身份与经历的真实的人。    有时常失灵的欧米茄在,陆焉识就部分地与过去的自己取得联系。脱离具体情境来看,装结巴时的机灵与孤立于学界党争时的淡漠,其实没多大差别。其中都有些“难得糊涂”式的狡黠,几乎完全被动地接受时间的打磨。但凡对中国现代史有些了解,即便不能认同某种观点,大概也能体会那时候(直到现在)的复杂。不用说,焉识和婉喻的身上充满了可辨识的复杂烙印,一如所有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故事。把小说中的“大人物”归位回历史,是种无谓却有趣的游戏。譬如文中的左翼文人领袖凌教授,像不像郭沫若,郭老兼老郭?我不确定。大卫•韦则一定是无数找不到自己的文人的集合。所有人都恰到好处地有着符合小说情节的修为做派,包括劳改农场中人、学界中人,也包括他们的犬儒儿子——“我”的爸爸——和命运颠簸的二女儿。    愈近小说结尾,婉喻的光芒就越耀眼,人性就显得愈发完整。她、恩娘、焉识,三个最重要的人,乃是小说里面最出彩的角色。其他人,不过是围着他们的小星球而已。在焉识确认爱情的过程中,读者也重新发现了这个曾经那么沉默的女子,同时就更为她的命运而惋惜。这个女子这么天然地成为了“母子”博弈的棋子,也顺理成章地被丈夫一次次背叛,还傻呵呵地满足于丈夫的小恩小惠。虽然有极俗套的献身救夫情节,作者也太爱护她,完全不给她与小三照面的机会,但是这个女子实在令人疼惜。不是居高临下的怜香惜玉,而是那种因被时间抛弃而产生的痛楚。    书到尾声,我不光发现自己弄错了一个重要任务的名字,还搞清楚了小说的主题原来是爱恋。说了那么多的故事,就是为了把“爱”描绘出来。当然,“爱”这东西,也值得用这么多字来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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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文革更为空前的民族浩劫(图)

      比文革更为空前的民族浩劫(图)                    读冯客的《毛泽东的大饥荒》                            宋永毅 荷兰史学家冯克的新书中文版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新纪元/看中国配图) 给数千万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冯客教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英文版刚出版不到一年,该书的中文版便由新世纪出版社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翻译出版,对想要了解中国当代史真相的读者们来说,真是一件幸事。书的作者在副标题中把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大跃进/大饥荒称为“中国浩劫史”,该书的译者在中文版的“出版前言”里更开宗明义地指出:相比较一般人都认同的“空前的”文革浩劫,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大跃进/大饥荒才是真正空前的民族浩劫──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作、译者的史识和学力。我想要补充的是:一般的读者之所以把文革认同为空前的民族浩劫而忽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灾难更为深重,和这两场浩劫中的主要受害人群体的不同有关.文革中的受害者,包括了绝大部分的中国精英阶层,如干部、艺术家、中国知识分子等等。文革后他们自然地提笔来控诉揭发,一时充溢了所有的舆论管道。而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亡灵,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中国农民,最大但又是最底层的沉默的群体,他们无法在劫后用“伤痕文学”等等的形式为自己伸冤诉苦。另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衬了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不足:他们对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农民的灾难还是缺乏足够的关注,因为海内外研究大饥荒的着作远远少於研究文革的文字。作这一如是观,我们实在要感谢所有大饥荒的研究者和此书的作、译者们,因为他们用他们的着作还了死在大饥荒中的数千万中国农民的亡灵一个慰藉和公正。 对大饥荒全景式的历史回溯 和已经出版的研究大跃进/大饥荒的中英文专着相比,冯着的过人之处并不在理论的创新和考据的严谨。但是,冯客显然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他以宏阔的布局,生动的描述,对这一浩劫做了一个主线清晰、语言简明并引人入胜的历史回溯。其源头,诚如作者在第一篇“追逐乌托邦”的八章中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是毛泽东想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个人野心。 今天人们对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历史记忆,恐怕主要还是源于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经济闹剧。这样的单一回溯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原因。冯着告诉我们:在不可理喻的“高指标”谎言背后,支配着人们荒诞行为的实际上是深植于内心的政治恐惧。这一恐怖的造成还不仅在于刚刚经历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中国党外知识分子的精英已荡然无存;更在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其实是毛泽东全面扫荡党内、军内、政府内“反对派”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上政治运动空前密集的一年。首先,在全国省、市一级搞出了近四十多个各种名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比较着名的有河南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等人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浙江以省长沙文汉,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为首;有甘肃以副省长孙殿才,前副省长陈成义,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梁大均为首;有青海以省委书记、省长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等等。在政府内,毛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大批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掀起一股批判周、陈等人推行的一九五六年经济政策的“反冒进”浪潮。这样,毛在党内军内都造成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原来敢于讲真话的各省市的高级干部就基本被扫地出门,中央的周、陈、李、薄等人在政治压力下不但一再检讨对“一九五六年建设跃进”的“方针性错误”,还主动为一九五八年“一天等於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的“大跃进”大唱赞歌了。如果浏览一下一九五八年的《人民日报》和各地省报的报道便会发现,那时隔几天就有“反党集团”被揪出来。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党内的有识之士只能噤若寒蝉.以后大饥荒的史实证明,凡是当年打省级“反党集团”最凶的省份,无一例外地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和“平调风”的横行之地,也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 其次,就民间政治运动的密集度而言,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恐怕也大大超过了文革。早就有人统计,连同还没有结束的“第二次反右”,“肃反大跃进”、“向党交心”、“拔白旗运动”、“反坏运动”、“双反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瞒产运动”、“平叛、反封建运动”等林林总总共有二、三十种之多。而且,如同冯着指出的,这些运动都伴之以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而被暴力直接迫害致死者有“两百五十万”之巨。这样,这些政治打击运动无疑在社会各阶层制造出深深的恐惧。恰恰是这种政治气氛保证了荒唐的经济“大跃进”毫无抵制地蔓延开来。继而,又使人对饿死千百万人的大饥荒的真相噤若寒蝉. 不忽略劳改营和军队两个盲点 在一般的对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统计中,因为材料的缺乏,劳改营和军营常常是被忽略的两个盲点.自从大陆作家杨显惠的纪实文字《夹边沟记事》问世以来,成千上万在劳改营中被活活饿死的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冯着对此也下了不少的功夫。作者利用查阅到的内部文件,指出一九六○年大约有一百八十万劳改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大致死亡率是百分之五,但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却是百分之十,大约共有七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冯客指出:这只是一种“保守的估计”。根据我所看到的公安部的内部文件,这恐怕真是一种“保守的估计”。例如,公安部一九六○年九月十四日转发全国的有关广东文昌县冯家教养场有意饿死、打死劳教人员的通报中承认:建场仅一年的这一小小的劳教单位,劳教人员便从一千二百五十五人锐减到二百五十八人(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正常减员)。由於饿死劳改犯情况的普遍和严重,公安部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向全国劳改劳教单位发出一个“关于制止三类人员死亡问题的紧急指示”,这一指示要求地方“每十天一次”向公安部报告囚犯“每天的病亡变化情况”。要“大力抢救病号”,直至死亡。以倡导“阶级斗争”闻名的公安部,在这一紧急通知的开篇却令人意外地宣示:“目前应当把生活问题当作中心任务狠抓,不然不但今年的生产、改造不好办,而且会增加社会阻力,再犯错误”。如果不是劳改劳教人员极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急速蔓延,公安部怎么可能这么有人情味?可惜的是,这一死亡趋势愈演愈烈。公安部在一九六一年年底(十二月十九日)所发的一二四号文件中承认:“目前死亡的数字,比去冬今春已有很大下降,但绝对数字仍然很高……。比一九五八年同期增长一倍以上。而且去年死亡较少的十九个地区,今年就有十一个省、市比去年同期的死亡率增长.”换句话说,按公安部的统计,如果说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囚犯比率是百分之五,那么一九六一年绝对在百分之十以上(可算作百分之十一)。而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则远远超过了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十一,可能是百分之十二──十五。仅按此计算,至少有九十万人在劳改营中被饿死和折磨致死。 冯客在他的书中还细心地提到了一般的统计“不包括军队人口”,因为档案被封锁。其实,也并非无迹可寻。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批发了一个“总后勤部关于全军浮肿病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他指出:“全军浮肿病患者,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严重!”这一报告披露:自一九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仅三个月中,军队人口中新发生的浮肿病患者为“三万二千六百五十人”。如以此推算,一年就可能有近十二万军人因为饿而得浮肿病。自然,因为军队是基本保证供应的“国家机器”单位,大多数人是可以通过国家剥夺农民的口粮给他们治好的,但绝不是所有的人。如果有百分之零点五至百分一的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治好,数年内也就可能有万余人的非正常死亡。 难道毛泽东不知道饿死人吗? 善良的人们常常疑惑:在胡搞“大跃进”当中基层大规模地饿死人,大概毛一定是不知情的吧?而冯着却用他查到的内部文件告诉人们,毛泽东是基本知情而为之。例如云南陆良县和大跃进的“圣地”徐水县,一九五八年就直接向毛上报过因为高征购和暴力造成成百上千的人被饿死的实情。如果我们看一下同期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等文件,更会发觉当时的内部秘密调查和基层干群的告御状早已经如雪片直飞毛和中央。又如,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的河南“豫东事件”里,共死亡十多万人。尽管河南省委掩盖真相,只上报毛“死了五千余人”,但五千余人也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毛却无动于衷。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苗头在河南一出现,河南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就有不少群众于十月二十日直接给毛写信告状,毛还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做了批阅。不久河南省委的正式调查也直接向毛肯定了这些规模不小的暴力和非正常死亡现象,但毛仍认为只是无碍大局的局部的现象,如冯着所说:“他无视人民死活”;“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六月期间,毛没有放慢大跃进的步伐,而是坚定地继续追求乌托邦。大跃进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天堂而部署,今天少数人的牺牲可以换来明天全体人民的好日子……运动一定要进行下去。”然而,一旦大跃进全面失控,恶果日益明显时,又如同作者指出的:“毛泽东就转过身来,把自己的账算到别人头上……不仅把混乱的责任转嫁给地方干部乃至他的亲密战友,而且把自己打扮成关心臣民疾苦的仁慈的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冯着的书名就是《毛泽东的大饥荒》,但作者并不主张只追究毛泽东一个人的历史责任。他认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是一党制,第二个是极端的集体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目下学界的一种共识.但是读完全书,却觉得冯着对毛的个人责任,即他专横暴戾的性格、翻云覆雨的权术等等对大饥荒的影响的客观描述,亦是不可多得的精采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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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一位持不同意见者的“西行漫记”

  《昆仑旅行日记》,温世霖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207页,22.80元   晚清时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   宪法不是挡箭牌   整整一百年前的一个傍晚。   宣统二年庚午十二月初七,即公元1911年1月7日晚七时许,天津士绅温世霖正在寓所内晚餐,突然有两三名警官闯入,将其传唤至警察局。三天后,温世霖因为领衔“散步”、主张即开国会,被“遣戍新疆,严加管束”。当时还是北洋法政学堂学生的李大钊,曾积极参与“散步”,后来在母校十八周年纪念日时回忆过这段历史。温世霖对学生的激烈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义不容辞地参与了此次运动,以致被视为“黑手”。   从传唤到遣戍的整个过程,基本没有法治可言。温世霖事发于领衔向政府请愿并担任请愿同志会会长,虽然《钦定宪法大纲》已于1908年颁布,附录“臣民权利义务”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同时规定“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但宪法不是挡箭牌,因为正文“君上大权”第一条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一部《钦定宪法大纲》,正文是“君上大权”,附录是“臣民权利义务”。“钦定”、“君上”、“臣民”,无不说明这部宪法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精神相去甚远,仅具有象征意义;说明宪法从无到有,但颁布宪法,不等于实行宪政。《钦定宪法大纲》没有成为民权抵御君权的挡箭牌,反而成了君权挥向民权的杀威棒。   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在《梦蕉亭杂忆》里回忆,天津无赖某君,混入学界,“挟众罢学,通电全国,几至激成巨变,不可收拾”,于是“密拿到案,即日电奏发往新疆安置”。在没有法律程序的情况下,与其说温世霖被逮捕,不如说被绑架。虽然天津政治运动受到影响,但庆幸的是,温世霖虽然被绑架,却没有被失踪,各地媒体纷纷报道这一事件,社会各界进行营救活动,并未因此被视为同案犯而受牵连。   《昆仑旅行日记》是温世霖写于整整一百年前的日记,记载了他一路发配的“西行漫记”。我在打折书店偶遇,厚厚的一摞躺在那里。留意这本书,是因为我对近代以降的日记和书信情有独钟。这段历史多以宏大叙事为主,那种宏大叙事结构完整、逻辑清晰,但越是完整,越是清晰,越让人怀疑它不是历史,而是意识形态。尽管日记和书信常以自我为中心,但好处正在于只是一家之言、一人之见,并不宣称自己是客观公正的。   此前对温世霖一无所知。读过书中附录文章,才知道他出身于天津的教育世家,与创建南开的张伯苓、严范孙是世交。天津有两个温氏教育世家,一为温世霖家族,一为温瀛士家族。前者于1905年创办普育女子学堂,后者于1930年创办第二所普育女子学堂。普育女子学堂被视为“北方女学先河”,温世霖母亲是第一任校长,1923年去世,孙中山誉为“民国贤母”。与温世霖相比,温瀛士算是晚辈。1945年,两个温家殊途同归:温瀛士弟媳任老普育校长,此时新普育已改名,温瀛士与儿子温刚同去老普育任教。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他的祖父即温瀛士,父亲即温刚。    为国家而纳妾   今人对流放的印象,大都来自《水浒传》。林冲被发配,一路机关重重,如果不是鲁智深相助,只能“被自杀”。两位解差董超、薛霸,对林冲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后来罗贯中帮林冲报仇雪恨,卢俊义被发配,董超、薛霸再次联袂登场,故技重施,被燕青结果了事。温世霖比林冲、卢俊义要幸运许多,他遇到的解委像春天般的温暖,一路鞍前马后,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董超、薛霸陪伴林冲从开封走到沧州,清朝的制度与之不同,温世霖一路途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新疆,每至一地更换文武两名解委。   最初的两名解委因为缺乏合法程序,公文欠奉,自觉理亏,“言语支吾”,而且因为相处时间短暂,没有来得及培养出感情。此后各地解委都与温世霖建立了“鱼水情”。温世霖对河南两位解委的评价是,一位“人甚慷慨”,一位“照料格外周到,令人感激”,临别时他们“彼此依依握手,黯然令人增感”。读至此处,几乎要联想起江淹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和柳永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后来温世霖和另一位解委话别时,就引用了江淹的这句名言,称“当时之情景似之”。陕西两位解委与温世霖途径临潼县,三人在夜晚同去华清池沐浴,温世霖目疾初愈,行走不便,在解委扶掖之下,安然下池入水。在西安时适逢除夕,其中一名解委送来岳母手做的黄河鲤、蟹黄等菜。   甘肃解委李子珠尤为独特,温世霖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人极开通,颇有肝胆,与余一见如故”。此说绝非客套。李子珠听说温世霖案发缘由,极为打抱不平,建议温世霖家人上访。温世霖感慨:“李君古道热肠,令人感激。”到了兰州,李子珠拿出家藏三十年老花雕,设宴招待温世霖,并建议其纳妾,理由是:“遣戍者孤身至新(指新疆——引者按),恐有监禁之虞;若携家眷,则可通融,在城内赁屋居住。”李子珠称家中有侍婢两人,可供选择,但被温世霖谢绝。   温世霖遣戍新疆与直隶总督直接相关,甘肃藩司系直隶总督胞叔,李子珠因为与温世霖来往受到牵连,停职三年,解委也换为他人。但李子珠毫不介意,依然与温世霖来往,不仅送去翅、参、鸡、鸭和绍酒,还表示“一介微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愿意失去温世霖这位良友。温世霖非常感动,称:“风尘知己,邂逅订交,不谓龌龊世界中,尚有此肝胆照人,侠骨冰心之同志。一念及此,不禁热泪纵横矣。”从第一印象之“颇有肝胆”到日久见人心之“肝胆相照”,温世霖对李子珠的印象一以贯之。   后来李子珠再次建议纳妾,要将两位婢女送来以供选择,温世霖再次拒绝。李子珠干脆责之以大义,劝温世霖“应知一身所负之责任极为重大,切宜为国家爱护保全”。众多友人一致决定为温世霖物色人选,在兰州曾谈妥孀妇一名,但因对方不愿远行,作罢。于是,他们集资百金,委托解委在凉州代为觅一佳丽。这位解委与于右任是关中书院同学,“为人颇有风骨”,慨然应允,并称“绝不辱命”,后来果然兑现承诺,在凉州为温世霖觅得一位女子。今天看来,纳妾有违男女平等的精神,“为国家而纳妾”的说法更是言过其实,但是,这在当时却是一段佳话。   温世霖在兰州停顿时,曾有一位名为陈克义者,声称奉孙逸仙之命对他沿途保护。但温世霖知道绝无危险,不会遇到董超、薛霸,辞谢了远道而来的“鲁智深”。温世霖对一路同行的诸位解委称赞有加,称“所遇各省解委,咸蒙热心维助,是故天佑愚衷,默加呵护”。陪同温世霖到新疆的甘肃解委,甚至产生了调到新疆当差以便“常常聚首”的想法。如此“鱼水情”,在“躲猫猫”频发的时代,读来恍然如梦。   偶遇“张麻子”   在温世霖的“西行漫记”中,一路“默加呵护”的不仅有解委,还有地方官员。虽然直隶总督通电沿途各省督抚对温世霖严加防范,但也只有西安、兰州这些城市的长官贯彻了这一精神。在绝大多数地方,如同《昆仑旅行日记》的编注者高成鸢先生所说,温世霖“不像囚车里的罪犯而像视察中的长官”。   钦犯温世霖仿佛中央巡视组成员,一路不乏结彩悬灯欢迎者,甚至解委都可以狐假虎威。在河南灵宝,即近年来因为警方跨省抓捕网友而名噪一时的河南灵宝,一名解委大声斥责地方差弁:“你们老爷对温大人得罪得起吗!他在北京骂了庆王爷,连摄政王都怕他,你们老爷是不想做官了!”在中央集权制下,对地方而言,所有“中央”来的、“上头”来的,都具有一定的权威,哪怕钦犯也被视为上达天听者。更何况,在一个缺乏法治的环境下,钦犯改日成为钦差大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能得罪。如果在患难之际雪中送炭,将是一笔性价比极高的投资。   但很多地方官员对温世霖的盛情,并非出于投资心理,而是有着观念上的认同。在陕西华山,温世霖一行入住的地方,“室中陈设雅洁,帘帐被褥均新制,极华丽”,茶水点心,“极其适口”。最让温世霖意外的是,房间里还放有几本新小说,“此等闭塞地方,有此新书,直可谓之奇宝矣”。知县“人极开通,思想新颖”,有两个弟弟在日本留学,本来想与温世霖碰面,但是限于官场规则,不便直接出面,派人再三致歉。在陕西咸阳,知县与温世霖有同乡之谊,又受朋友之托,虽然不便出面,但委托属下盛情招待。   也有官员完全不避嫌疑。陕西临潼知县张瑞玑就与温世霖一起“痛说革命家史”,觥筹交错,相谈甚欢,临行时馈赠十二金,供购御寒皮斗篷之用。温世霖称他“言语爽直,精神奕奕,无丝毫官吏习气,与余一见如故”。这与张瑞玑的思想倾向有关,张瑞玑自陈曾是戊戌党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有会试同年及同乡之谊,亲赴菜市口为杨深秀收尸,并周恤杨深秀之遗孤。如果此段属实,张瑞玑和杨深秀当为忘年交,杨深秀生于1849年,张瑞玑生于1872年,两人相差二十三岁。晚清似乎没有那么严格的“政审”,以致张瑞玑这种“动乱精英”居然能潜伏下来,做到一县之长,结交各路好汉,颇有些《让子弹飞》里张麻子的风格,只不过张麻子的事情发生在民国年间。   温世霖盛赞张瑞玑:“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两人相见是在1911年1月,十个月后,张瑞玑起事,后曾任国会议员,去世后章太炎为其撰写墓表。1998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瑞玑诗文集》,该书曾于1988年自印出版。   在甘肃安定县(1914年更名为定西县,后因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而闻名),县令系晚清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之胞兄,等候温世霖多时未遇,后因公务进省,但嘱属下热情招待,临别前馈赠二十四金,足以购买两件御寒皮斗篷。刘春霖也写信给胞兄,“特嘱从优照应”。在甘肃金县(今榆中县),知县与温世霖是同年,又是至好,所以听说温世霖途经本地,派家人在百里之外预备酒席招待,自己则出境六十里迎接,双方亦是“一见如故”,临别时知县馈赠十二金。其余各地官员,迎来送往,不可胜数。   海底捞式的待遇   流放途中,温世霖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是“天下谁人不识君”。他不像家破人亡的林冲,更像如沐春风的宋江,一路各路人马相见,均是纳头便拜。在西安,陕西按察使因为温世霖宾客盈门,设岗禁止宾客。但来访者直接闯入,川流不息,如入无人之地。更有军官在除夕赶来,遇到岗兵阻拦,手持马鞭鞭打他们,代表自己和同僚向温世霖馈赠川资,让人联想起黑旋风李逵或霹雳火秦明。   温世霖一路享受贵宾待遇,据当时天津长芦盐务系统派驻洛阳人员的一封家书显示,温世霖“并无刑具,十分优待”,甚至有“饭后手巾把、漱口盂、茶点、瓜子”——如此待遇大概今日需要在“海底捞”方能享受——所以,写信者感慨:“吾国此次对待犯人这等优异,为从来所未有。”如前所述,除了在西安、兰州等地,温世霖发送电报、访客会友的权利受到一定限制,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仿佛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即使禁令也往往形同虚设,电报自有朋友代发,访客也常常横冲直入。   最受打击的一次是在兰州,温世霖听说甘肃按察使“颇有气节”,于是登门拜访,对方拒不相见,并告诫“不准犯人温某随意出门,随意禀见”。温世霖称:“余生平第一次遭此奇耻大辱。当时闻之愤火中烧,几至晕绝。”但后来,他听说甘肃按察使此举亦是慑于甘肃藩司,情绪稍有缓和。   除此之外,温世霖也曾经受生活上的折磨。尤其在新疆的路途中,遭遇九死一生之妖风,下榻之处积水和马粪混杂,“湿臭之气,触笔欲呕”,夜间更是“冷风彻骨,遍身战栗”。这对世家出身的温世霖来说,几乎难以想象,他感慨“苦痛万状,非言可喻,真可谓人间地狱矣”。可是,如果温世霖知道几十年后在自己途经的地方,有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夹边沟,就会知道他所谓的“奇耻大辱”、“人间地狱”都是小儿科,不足为外人道也。   与高尔泰、杨显惠笔下夹边沟的“人祸”不同,温世霖在“西行漫记”中遇到的问题大都是“天灾”。比如他称之为“人间地狱”的地方,寸草不生而且交通不便,所以条件如此艰苦,并非专政机关有意为之。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温世霖的待遇甚至超过解委和地方官员。   从直隶到洛阳,温世霖乘火车,此后没有铁路,但也不是像林冲一样步行,而是乘车。从兰州出发时,温世霖的车“宽大如一小屋,可容五六人坐而聚餐”,需要梯子才能上下,出了嘉峪关后晚上就住在车上。如果有好事者,可以据此论证“房车”发源于中国。温世霖独自享受专车,两名解委只能共用一辆,与其说他们是解委,不如说更像随行的跟班。   至于饮食,更不必说,地方官员大都盛情款待,几乎一路尝遍各种风味的“农家乐”,温世霖一行也自备了各种食物。在西安,同乡赠送橘柚、鲍鱼、茶叶等物,并有朋友招待以韭黄猪肉饺,“极美,不减家乡风味也”。在陕西乾州,温世霖和解委饭后煮食酒酿,加上蛋清、白糖,“味甚纯美”。在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马哨官馈赠鹿腿和鹿筋,“异味初尝,非常甘美”。在甘肃安定县,马哨官馈赠羊羔一只,他们又购买肥鸡两只,但身边没有调料,只加盐烹煮。温世霖一边感慨“滋味之香美,异于寻常”,一边又觉得不太满足,不过是“饥者易为食”,因为饥饿,所以觉得好吃。   在兰州,因为随后的路途人间稀少,需要自带食物。友人除了为温世霖准备了白米、小米、白面和鸡蛋等必需品,还准备了“腌肉、咸鱼、腊肠、火腿、洋酒、海参、熏鸡、卤鸭、咸菜等物,可谓应有尽有,周到之至”。以至于温世霖感慨,当年柳宗元、韩愈、苏轼贬谪边陲,也未曾享受如此待遇,因而“愧对前贤、扪心增疚”。离开兰州时,友人又送来“一品锅”,为其饯行。没过多久,温世霖又在新疆哈密再次吃到军官赠送的“一品锅”,也有官员在宴席上准备鲫鱼,这在缺水的西北地区堪称珍品,“鲜美异常”。哈密王也视温世霖为上宾,隆重招待。   不仅食不厌精,对于饮水,温世霖也很在意。过了西安,温世霖感慨一路没有清泉可饮,泡茶也没有味道,即使货铺出售的瓶装京茶也只是粗茶。在刘春霖胞兄担任县令的甘肃安宁,水质咸涩,县署专门送来“特供饮水”,该水只有一缸,供县令及夫人专用,取水需两日往返。饭后,温世霖一行先食用梨橘,但是不觉解渴,于是煮水分饮,虽“倍觉甘美”,但温世霖认为是“渴者易为饮”,因为干渴,所以觉得好喝。后来他们途经名为盐水河的地方,煮茶,加上梨枣调味,依然难以下咽。尽管他们抱怨水质,店主却跪求他们口下留水,因为水极为稀缺。于是,温世霖一行用川橘和冻梨解渴。   流窜饭醉   嘉庆年间,洪亮吉流放伊犁,一路作诗饮酒皆被封杀,只有出嘉峪关之后,才偶有动笔,但不谈国是,只谈山水。不可思议的是,温世霖是政治犯,却一路政治活动不断,不像是流放,更像是串联,“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同乡之谊者,津商曾经随左宗棠入疆,在西北颇有影响,如果以“大同乡”而论,范围更是大至五省;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诸多志同道合者,立宪虽然不能说是家喻户晓,却已在士绅阶层具有一定共识。在“西行漫记”中,温世霖和天津商会、天津咨议局保持联系。   温世霖流放之初,途经直隶保定,车站居然聚集两千余学生,准备把他劫下,火车没有在保定停留,直接驶过。到了河南开封,河南咨议局议员和学生聚集于车站,加以挽留,反而是温世霖当众演说,劝他们放行,众人集资八百余元,供温世霖沿途开销。此后,一路为温世霖提供川资者,不胜枚举,以至有集资纳妾一事。   这位钦犯简直是一个流窜饭醉分子:一边写信给朋友,主张“立宪应从速筹备”,同时一路会见旧雨新知,商讨立宪大业。他抵达西安后,得知直隶咨议局已经致电陕西咨议局,请求予以照顾。温世霖还在西安与几位同乡兼同志“纵谈国是,并论及革命秘密组织”。一个钦定的政治犯,在流放途中,考察立宪,会见各路反对派,商讨如何起事,听起来如同天方夜谭。   尤其到新疆境内,天高皇帝远,温世霖不仅私下交流,更是获得公共言说的空间。在新疆奇台县的三天,温世霖发表三次演说。他到实业小学参观,教员率学生六十余人开欢迎会,请他做演说,“殊出意料之外”,此次温世霖就普及教育和救国图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后,在以商人为主的直隶同乡会、陕省同乡会上,温世霖就商战展开演讲,主张商会互相联络,同时还就主张“讲求自治,凡属公民选举权,万勿轻易放弃”。在新疆孚远县(今吉木萨尔县),群众围观没有发辫的温世霖,温世霖借机与他们交流,消除了他们对学堂的误会。温世霖感慨:“惜无人为之言说,以开通民智耳。”   林冲到了沧州,须吃一百杀威棒,行贿之后,才称病躲过。温世霖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知府却主动前来探望,并送来酒席。温世霖请示如何“管束”,知府让其休息数日,同时表示:“到了迪化即算完事。”新疆臬宪杨增新也表示:“既已到此,即无事了!”   在迪化期间,温世霖几乎疲于奔命于饭醉活动,“宾朋之来欢迎者,踵趾相接”。杨柳青商帮领袖、日本归来的留学生、各路官员纷至沓来,有送鱼翅席者。当地甚至传有一句俗谚:“请温七爷吃饭请得起,请温七爷喝酒请不起。”因为新疆交通不便,“外国酒极贵,啤酒每瓶银二两,香槟酒大瓶者每瓶十四两”,每次宴请温世霖,洋酒需要三四十金。   朋友为温世霖选择的新居更是胜过江南园林:“房外回廊环绕,院中花木扶疏,又有清渠,一道小桥通焉。窗对博克达山,山头终年积雪,每风雨晦明,云影山光,时时变幻,快人胸臆。可以修养,可以读书,虽终老于此,亦云幸矣。”此外,还有凉州女子作伴,红袖添香。   在《昆仑旅行日记》的最后,温世霖写道:“从此闭户,埋头读书养气,静以待时而已。”   暴力塑造受难英雄   在流窜饭醉途中,温世霖至少两次与朋友预测时局转折的日期。一次在西安,一位北洋大学毕业、担任陕西高等学堂英文教习的同乡表示:“半年之后,必有成效可观。大约大驾行抵新疆,即可返辔。”一次在兰州,甘肃解委李子珠被停职,温世霖称:“预计三年以后,吾侪必能扬眉吐气。”   一个健在了两百六十七年的老大帝国,会在半年至三年之内轰然倒塌?他们似乎太乐观了。但结果如今已经众所周知,不到一年的时间,武昌首义,不久温世霖返回天津。   帝国的统治,通常依靠暴力消灭反对派,通过腐败收买体制内。但温世霖的经历,说明这种维稳模式是难以打开的死结,将面对双重悖论:一是政治悖论,暴力的效用日渐递减甚至适得其反,“钦犯”成为英雄;二是经济悖论,腐败如吸毒一发而不可收,维稳开支入不敷出。两者决定了维稳的不可持续性。   暴力唤起的恐惧比暴力本身更有威力,所以帝国从不掩饰它的暴力,而是通过展览暴力来制造恐惧。但是在晚清,帝国的暴力逐渐难以唤起恐惧,而是唤起公众对反对派的尊重。温世霖被发配新疆,一路不是道路以目,而是觥筹交错,无论体制内外,几乎都对他表示敬意。这种现象绝非孤例,日知会会员胡瑛被捕,判处终身监禁,狱中的胡瑛仿佛流放中的温世霖。范福潮先生在《“精神领袖”胡瑛》(《南方周末》2011年6月2日)里讲述过这段历史:胡瑛在监狱中会见各路朋友,饮酒聊天,商量党务,还与狱卒的女儿谈情说爱;关押在其他监狱的同案犯也大同小异,监狱如同“俱乐部”,同道纷至沓来,甚至狱卒倒茶送水,不但经济无忧,还可以接济困难学生,“若遇同志商谈重要事务,并可于夜间私自出狱”。   或许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专政的程度还不够,所以帝国才会崩溃。但是,当暴力开始塑造受难的英雄,更多的暴力只能塑造更多的英雄,并且增添悲情色彩。这会成为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冲突和更多的反对者。辛亥革命仿佛“光荣革命”,清帝能够和平逊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清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前清室对反对派的优容。   与公开的暴力不同,腐败是帝国的机密。帝国通过反腐与腐败划清界限,公众对此并不陌生,但这隐藏了一个秘密,即腐败与反腐都是治理术的一部分。对腐败,帝国保持默许并进行制度性鼓励。通过这种持续收买,体制内像吸毒一样对帝国保持忠诚,收买的成本却由公众来支付。而反腐则是随时祭起的利器,帝国对体制内的潜在反叛者进行选择性惩罚,同时又制造了反腐的形象工程,一举两得。腐败和反腐像一对健身球,牢牢地攥在帝国的掌心,风生水起。   但是,在制度性鼓励和选择性惩罚之下,腐败之瘾会泛滥无际。公众虽然对帝国的治理秘密缺乏认知,但是他们需要支付腐败的成本,这是无需思考就能感知的负担。河南解委在灵宝借用温世霖“钦犯”的名头,斥责地方差弁,是为了向县官索贿,形成惯例之后,此后各地地方官须按照这个标准行事。事后这名解委要给温世霖白银二两四钱、洋烛一包、茶叶一包作为感谢,温世霖坚辞,感慨:“吏治如此,焉得不亡?”通过流放经历,温世霖发现“所有过往差事,名为由地方官供应,实则征收民间物品、车辆”,此外还要中饱私囊,以钦犯过境为例,如开支为大钱二三十串,地方官要向民间索取二三百串,有十倍之多。   温世霖一路享受的海底捞式的待遇,以地方官吏对民间的数倍盘剥为代价。甘肃安西州官因为无钱供应温世霖一行,以至于“避不敢见”,被温世霖称为“一大笑话”。新疆哈密每年需要像岭南进贡荔枝一样,给西太后进贡哈密瓜,可谓“一骑红尘太后笑,无人知是西瓜来”;每三年还需大贡一次,除了西瓜、骏马等贡品,还需准备赏银五千两以供贿赂。哈密王的女婿因为疲于应对官员的征收,“忧劳致疾,成精神病,医治罔效”。   “京中大臣取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给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温世霖这样写道。这不是一家之见,陕西“张麻子”临潼知县张瑞玑甚至比他还要激进。这位潜伏的戊戌党人,本来想走体制内路线,造福一方,但他就任之后意识到此路不通。在《红楼梦》里,柳湘莲说宁国府里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干净,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陕西“张麻子”则称:“(县衙上下)数百人所得之薪资,无一文非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在与温世霖的畅谈中,张瑞玑多次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   维稳有时就是饮鸩止渴,当体制内外、官民上下都觉得非变化不可时,帝国的末日也就到了。只是新疆迪化的“豪华无敌山景房”,温世霖没有享受太多时日就离开了,今日看来尤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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