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

Co-China周刊 | 杨照:大学应该比社会更加自由开放

“我们很少看到大学校园比一般社会环境来得封闭、紧缩的情况,而且历史事例显示:若有这种情况发生,往往都会给这种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怀抱理想的老师在这里感染学生,培养青年学子不一样的视野,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我在1978年考入台北“建国中学”就读,那是当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被视为全台湾最好的高中。入学没多久,就注意到一件奇特的事:一个名字不断在学校刊物文章以及老师、学长的口中反复出现,那就是贺翊新校长。然而那个时候建中的校长明明是黄建斌啊,为什么贺翊新名字出现的频率,远超过现任的黄建斌呢? 之后我进了校刊社,仔细查了资料,发现贺翊新先生两度担任建中校长,第二次是1967年卸任的,换句话说,到我入学时,贺校长离开建中已经十多年了,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在校的所有学长,不会有一个人亲炙过贺校长,甚至就连老师们,恐怕也有一大部分是贺校长离开之后才进来的。 那为什么还要一提再提贺翊新?提贺校长,为了给建中一个精神的源头,贺校长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来台湾之前,当过河北省教育厅长,所以在建中每次有人讲起贺翊新,就必定同时讲“北大精神”。一间在台湾的高中,却以空间和时间上都有庞大距离的“北大”,作为精神归宿,这些建中的师生,又对北大能有多深刻、多真切的认识呢? 当然没有什么深刻、真切的认识,“北大精神”在建中其实只有一项具体内容,那就是“自由精神”,建中师生是借由贺校长的名号,高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教育标杆——一种尊重“自由”,允许做老师的、做学生的,可以不必按照定好定死的路走,可以在别人安排好的标准答案之外去找答案的空间。 1981年,我从建中毕业,考进了台大历史系。那是“美丽岛事件”及军法大审刚过的一年,也正是台湾政治风气最为肃杀的时刻,民主运动受到重挫,国民党的监控管制陡然升高的时刻。 然而,就在我大二那年,一位刻意标榜党外身份的学生代表竟然打破传统,在全校代表大会选举上,击败了国民党党部提名的人选,当选学代会会长。那一刻,选票开完,确定创造了历史先例,确定让国民党党部大为尴尬、愤怒,我们一群参与辅选的同学们,怀抱着胜利的快乐,和不知是否将遭到报复惩罚的不安,一起从活动中心走出来,不需要言语商量,大家很有默契地一路走向位于校门口的“傅园”,也就是台大已故校长傅斯年的墓园。 进入“傅园”让我们觉得安心,冥冥中仿佛和中国自由主义接上头了。早在1950年就去世的傅斯年,越过了三十年的漫长光阴,依旧给予我们追求自由自主,努力摆脱威权控制的勇气与力量。 和其他很多社会一样,在最封闭、最黑暗的时代,台湾的学校,大学和少数的精英高中,保留了难得的微光,保留了知识与思想上的相对自由。怀抱理想的老师在这里感染学生,青年学子在这里阅读外面社会不容易读到的书,听到外面社会听不到的意见,培养了他们不一样的视野。那“不一样”,是他们最大的资产,也是未来台湾得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主要基础。 我们很少看到大学校园比一般社会环境来得封闭、紧缩的情况,而且历史事例显示:若有这种情况发生,往往都会给这种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杨照,台湾作家,原文地址: 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2-05/18/content_45724609.htm  )

Read More

共识网 | 杨照:进行中的全球“公民权竞赛”.

  中国的“公民权清单”不可能,也不需要如欧美国家一样,必定会显示出自身特色   英国在2009年发表了一份“数字英国报告”(Digital Britain Report),将数字产业的软件硬件及运用状况,做了全面的调查检讨,进一步提出了明确的未来发展目标。在各项目标中,其中一项是要在2012年(因应伦敦奥运网络转播条件)之前,让全英国所有国民都能享有2M的宽带网络服务。在报告中,将这个条件直接视为英国公民应有的权利,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数字公民权”。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上任后倾全力推动的最重要法案,是健保改革案。健保改革多年以前,上一个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推过一次,结果铩羽而归。这回奥巴马有勇有谋,终于让法案在国会险险过关,替自己也替美国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策里程碑。过程中,奥巴马多次在宣示决心、解释政策内容时提到美国人“有权利”享有基本的医疗照顾,不应该还要面对因为贫穷而必须忍受疾病折磨的处境。这是一种“医疗公民权”的概念。   没有任何人,即使是英国人,生来身上就带了2M的宽带设备的;同样地,没有任何人,生来就有一群医生注定该要来照顾他、服务他。所以这些“数字权利”“医疗照顾权利”不是一般被认定为与生俱来、不可被剥夺的“人权”,而是每一个国家各自所界定的“公民权”。   更明确地说,这些“公民权”其实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拉高到“公民权”层级,就意味着那应该是一种政治与社会共识。我们这个社会同意、认定,不管谁主政都应该负责提供这样的服务给每一个人,那就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权”项目。   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或地区,21世纪的前十年都看到“公民权”的扩张、拓展。“公民权”中所包含的项目不断在增加,这是一个潮流。另一个潮流则是:“公民权”包含的范围,持续朝经济、民生开放,不再局限于原本的政治领域。   医疗服务是不是“公民权”的一部分?受教育的权利呢?基本遮风避雨的住房,不至于流落街头的庇护呢?平等的法律顾问服务呢?便宜方便的交通设施呢?……这些都是许多国家讨论过,或是正在讨论的重大“公民权”议题。现在显然连影音的基本数字传播设施,都加入在这长串的题目单上了。   每个国家认定的“公民权”不一样,然而这些“公民权清单”却构成了微妙的彼此竞争情况。“公民权清单”的竞争和国家军力或经济实力的比较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正是诉诸这种“公民权清单”的竞争心态,奥巴马才得以抵挡各方压力,强力推动全民健康保险,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国民都已经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时,美国人却没有,毕竟还是件让美国人尴尬、不舒服的事啊!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显然也可以整理一份中国的“公民权清单”。中国的“公民权清单”不可能,也不需要和欧美国家一样,必定会显示出自身特色。有这样一份清单,中国公民也就很容易可以拿来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公民现况作比较,切切实实客观地以“公民权”比“公民权”,就不会产生拿中国实然状况去比别人应然状况的情形。   再进一步,以现状“公民权清单”为根本,这个社会也会比较容易产生共识,希望在哪些方面争取到更多的“公民权”,获得更多的保障。也就是说,拿这张清单去跟别人的清单比较,会明白这个社会上有哪些已有的权利值得珍惜、捍卫,又有哪些未有的权利值得继续努力争取。   (作者为台湾作家)

Read More

中年格瓦拉:以台湾经验看乌崁事件的可能后续发展

  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 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 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   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   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   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   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   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   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   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   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   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   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   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 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   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   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   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 ;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   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   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   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   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   谨以此文献给你们

Read More

一五一十 | 以台湾经验看乌崁事件的可能后续发展

作者: 中年格瓦拉  |  评论(1)  | 标签: 时事观点 , 所见所闻 , 民主 , 社会 , 法治 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 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 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 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 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 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 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 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 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 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 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 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 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 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 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 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 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 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 ;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 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 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 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 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 谨以此文献给你们

Read More

王思想家 | 民意能救吴英性命吗?

民意能救吴英性命吗?    ——从吴英案看阶级审判       吴英死刑判决刚下,舆论立刻哗然,几乎一边倒地反对死刑判决。     公众认为:“为什么那么多贪官不判死刑,却要杀一个小小吴英?”其实,贪官该死没死,并不能推断出吴英就可以不死。还是要看法律的界定。     问题在于,吴英适用于哪个罪名。2011年4月7日,浙江高院开庭,吴英当庭承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希望能避免最高可判处死刑的“集资诈骗罪”。但浙江高院一审,以及昨天(2012年1月18日)的二审,均以“集资诈骗罪”判吴英死刑。     所以,官员用税收和罚款的名义进行合法抢劫,以三公费用的途径进行合法挥霍,是有些须法律保障的。而吴英的非法集资,确实是有法律规定要惩罚的。至于诈骗罪名,那就比较含糊了,想套就能套上。       公众同情吴英,主要来自朴素的阶级感情,而法院坚持判死刑,同样来自阶级因素:吴英僭越了。俗话就是说:吴英手伸得太长了。     在中国,诸多领域都是被公权力垄断的,金融行业尤其受到管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都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合法与非法的区别,就在于公权力是否点头允许。为了警告民间人士不得侵入金融垄断领域,20多年来,已有多起非法集资案宣判了。吴英之所以引起重大关注,是因为,今天,网络给了民众充分的话语权。     实际上,在民营经济最为蓬勃发展的浙江省,多少年来都盛行民间集资。如果没有民间集资,浙江民营经济不可能发展那么快。同时,浙江又是“非法集资罪”最盛行的地区。政府让金融机构垄断,垄断后的金融机构不肯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只好把目光投向民间集资,民间集资又是非法集资——这可真让人无语。     吴英的另一僭越之处是,她坑了许多官员的钱,并且,为了立功,还不断检举官员。这实在是犯了大忌。很多学者认为,吴英死于有人要“杀人灭口”。对此,我没有证据,不好评论。但我知道,杀人灭口,是权力集团惯用的。     如果吴英是个官二代,那么,百姓不会这么同情她。假如法院轻判“官二代吴英”,反倒会引发公众“要求重判吴英”的呼声,如同药加鑫案。     阶级审判一直是主体,1980年代后貌似隐形。在网络化的今天,阶级审判又从隐性走到了显性。我昨天的博文中谈到,广东省人大代表刘伟全认为:现在警察权威在下降,需要立法让警察敢于向刁民开枪——这个惊世骇俗的人大代表,所发出的就是其阶级呼声(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952860.html )。几个月前判荆中秀死刑,是更为经典的阶级审判(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810281.html )。     8名地方官员联名要求判决吴英死刑,是杀人灭口,还是阶级控诉?都有吧,呵呵。     吴英的死刑,尚需最高法院审核。高法会改判吗?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来,会考虑汹涌澎湃的民意。有人说了,民意不能代表法律。废话,难道我连这都不懂?可现在法律已被操控,你说怎么办?只好民意来凑。民意能杀了东北刘涌,杀了陕西药加鑫,自然也有可能救吴英。     二来,中国实体经济正在遭遇重大挫折,浙江民营经济因此前的温州借贷风波而备受瞩目。中国政府放宽对民间金融的管制,是大势所趋。温总理对此十分关注。     吴英死不死,阶级在搏弈。      附:吴英的律师杨照东做的是无罪辩护,可以看一下他刚发的博文。 如此裁判,焉能服众? http://i.sohu.com/p/=v2=eclo9GdA2HpzXabkZS5jb20=/blog/view/201819935.htm      2012年 1月 18日,杭州到金华,一路阴雨绵绵。     早8点半在北京家中接到法官的电话通知,17点20 我走进金华市中级法院的中法庭。     审判长宣读了吴英案二审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此时,距离案发四年十一个月;距离一审判决两年一个月;距离龙年春节还有四天。     一个接一个的电话,记者们的消息还真是灵通。走进法庭之前,我都不确定是要宣判,法锤刚落,记者的电话便蜂拥而至。    看来,在这样的信息时代,想掩盖点什么还真是不容易!也看得出来,关注吴英的还真是大有人在。不知该对记者说点儿什么,脑子一片混沌,索性不说。     静下来,仔细看看二审裁定,忽然想对二审法院的裁判者们说上几句。      你说吴英将非法集资所得资金的绝大部分未用于生产经营,而是用于支付前期集资款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可是,你作过数据上的统计吗?你能说出她有多少钱用于投资企业,有多少钱用于还本付息了吗?你只是说她将集资款用于还本付息,你却回避了她最初就是因投资企业才出现的负债,才需要还本付息。如果你不回避这个事实,那么你应该论述一下,把钱用于偿还企业经营之债,这为什么不算是用于生产经营?      你说吴英用集资款大量购买高档轿车,你却没有告诉大家她买的车有几台是高档车,你也没有告诉大家这些车都是用于公司经营,其中一些是准备用于汽车租赁公司及婚庆公司的业务用车。      你说吴英用集资款购买了大量珠宝,可你却省略了她是为了感谢帮她融资的珠宝商,无奈之下买了这些珠宝的事实,你还省略了她将一部分珠宝用于为了公司的运营而行贿送礼的事实,甚至你还省略了她准备用剩余的珠宝开一家珠宝行并进行了相关调研的事实。      你说她肆意挥霍集资款,可是你却隐去了即便是按照金华检察院起诉的认定,把在公司运做中的请客吃饭也算做是个人挥霍,从而累加出的近千万元这一具体金额,你更没有说出相对于几个亿的借款,这包括着为企业请客吃饭的一千万元能不能称得上“肆意挥霍”。      你说吴英在案发前四处躲债,但是,你不仅没有说明她在何时躲到了何地,相反,你却回避了她是在与客户洽谈商务之后从外地回东阳的途中被抓这一事实。      你说她以投资商铺、合作开发酒店等虚假理由对外集资,可是,侦查机关却扣押了大量的她为了经营而购买的商铺房产,而她自行开办及与人合办的酒点,迄今还矗立在义乌和东阳的街头。      你说她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可是她的洗衣行、汽车行、概念酒店、投资公司、电脑城、建材城、地产开发公司哪一个不是设备齐全,整装一新,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其中有好几家已进入试运营。     你说她用这些公司装扮东阳本色一条街,买断广告位集中推出本色宣传广告,是为了造成其具有经济实力的假象。可我就不明白了,这些作为一个企业再正常不过的经营行为,到了你们这里怎么就成了诈骗的手段?如果这些都是诈骗手段,那么你们说说一个企业该如何是好?难道一定要灰头土脸,闭门待客才能避免诈骗之嫌?      你说她制作了本色宣传册向社会公众虚假宣传,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宣传册只是描画了本色集团的远景并非虚假,并且是专门为一起地产开发项目的洽谈而制作的?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宣传册制作出来的时候,本案的集资早已完成?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些宣传册真也好假也罢,都与集资无关?为什么一定要把集资之后才出现的宣传册生拉硬拽到集资中来呢?      你说吴英把骗购来的大量珠宝堆在办公室里炫富,从一审到今天,检察机关从未指控过这一事实,你们根据什么说她把珠宝堆在办公室炫富?案件之初,检察机关曾指控吴英在购买珠宝中实施了诈骗,但在事实和证据面前撤销了这一指控,一审也没认定诈骗罪的存在,到了二审,你们浙江高级法院“骗购大量珠宝”的说法从何而来?      你说吴英除了本人出面向社会公众集资,还委托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向社会公众集资。那么请你们说说,她委托了谁向社会公众集资?证据何在?      你说吴英明知林卫平等人的款项是从社会公众吸收而来,因此她就是向社会公众集资。请问你们如此认定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哪一条法律规定明知他人的钱是从社会公众处吸收来的而使用,这个使用人就是在向社会公众集资?      你说吴英大量集资均以个人名义进行,大量资金进入的是其个人帐户,用途也由其一人决定,因此本案是个人犯罪。那么请你们说说有多少钱是以吴英个人名义借来的?有多少钱进入了其个人帐户?这些钱是吴英个人用了还是本色公司用了?还请你们说说,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公司经营范围内以个人名义签订合同为某一民事行为算不算公司行为?借来的钱进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帐户,但是用于公司经营,这笔借款算不算公司负债?再请你们说说,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一个人决定款项用途能否代表企业?难道经过董事会集体研究决定款项的用途,这钱就算是公司借的;老总一个人决定款的用途,这款就是老总个人借的?作为一省之最高审判机关,对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一个简单的逻辑,似乎不应该有什么歧义。      如上这些问题,似乎都不是什么难以回答的问题,但同时又是吴英该不该杀及罪与非罪的问题,必须说说清楚,不能有半点含糊。如果像二审裁定这样含混其辞,这样闪烁其辞,这样的裁判不仅不能说服吴英,不能说服吴英的父亲,不能说服我,恐怕也很难说服百姓。      给你们一个建议,请上网看一看老百姓的呼声。可能你们会说,法院判案依据的是法律,不是民意。此话固然没错,但问题是有没有依法办案,不能凭法官自己说,还真得看看老百姓是怎么说的。      似乎应该有这么一个命题: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一个不被百姓接受,不符合民意的判决一定是个有问题的判决。      话可能有些逆耳,但苦口的方为良药,逆耳的才是忠言。同为法律人,我们都希望这个案子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说上一说。春节是中国人最为传统的节日,每个人都期盼着春节里的欢乐。吴英的家人本来就为牢中的她而悲伤,再有四天就是春节了,浙江高院为什么一定要选在这样一个时间宣判?此案进入二审已经两年了,二审开庭也已经九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都拖过去了,难道就不能再拖上几天,也让她的亲人过个相对平静一点儿的年?选在这样的时间送给她的亲人这样的噩耗,未免太残忍了些!                                             杨照东   2012年1月19日凌晨     于浙江金华  

Read More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