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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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幸福: 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 * 作者:芭芭拉．德米克 Demick, Barbara * 出版社：麦田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11-5-31 译者 ／ 黄煜文 商品语言 ／ 中文/繁体 ISBN ／9789861207896 页数 / 384 尺寸 / 21X14.8CM 荣获「2010年英国年度图书奖」 入选「2011年美国国家书卷奖非文学决选作品」 亚马逊网站读者五颗星评等,已授权多国语言出版...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中共深感压力山大，于是组织学者进行研究分析，苏东学因此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社科院出资出人翻译了部分苏联的解密档案，命名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这套书的来头可不小，学术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是李铁映，委员有阎明复（再加一个袁木的话就齐活了），真正的执行主编是沈志华。 这套书从1998年组织翻译，2001年12月出版，历时近4年。全书共34卷，收录了1917-1990s期间，苏联的档案文献1万多件，字数超过2000万字。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阅读的，在这套书的扉页上都注明以下字句：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从事苏东研究有正高职称的人员。 省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级社科院及党校图书馆。 赖网络时代和新浪爱问之助，现在我们可以自由下载到这套丛书的PDF版。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0卷，在此下载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在此下载。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在此下载。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在此下载。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4卷，在此下载。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第28卷，内有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密档。第29卷，古巴导弹危机密档。第31卷，索尔仁尼琴的密档。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328-352页）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自1948年开始动笔，历时8年完成，他投稿给苏联的《新世界》杂志，但杂志拒绝发表。1956年，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出版商，当年11月份用意大利语出版，后来有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苏共中央震怒，把这一获奖行为看成是“诽谤性地描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是煽动冷战的企图”，并且决定组织对帕氏的批判，而且“劝阻”帕氏不要领奖。 当时有一项动议是褫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资格，将他驱逐出境。 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此信读来不禁令人悲从心起。他请求道：“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 后来，帕氏又致信苏联《真理报》，承认自己的错误。违心地说： “一周以来，我看到围绕着我的长篇小说的政治运动达到了何等规模，从而深信这种授奖的做法是一种政治行为，并且已经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于是我自己作出决定，并无任何人强迫我，寄出了表示自愿放弃（领奖）的通知。” 当局要的就是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忏悔、感激涕零谢恩的效果，但是要是认为他们真的从此原谅这个“迷途羔羊”，那纯粹是幻想。从此国家安全部门加强了对帕氏的监控，国家安全委员会谢列平做过一个专门报告。 《谢列平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实际上，据对帕的信件实行监控得知，他曾试图向国外寄出若干信件，其中重申他对授予他诺贝尔奖的欣喜。”“从对帕实施监控查明，接近帕的人中有不少也不赞同苏联社会公众的观点，并以自己的同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帕的恼怒情绪。” 后来苏联检察机关决定用法律手段震慑这个可怜的作家。 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给中央的报告里说：“在讯问时，帕斯捷尔纳克表现胆小畏缩。我觉得，他会从关于刑事责任的警告中得到必要的结论。”讯问记录显示，审讯进行了2个小时。苏联还算厚道，没有查帕氏的偷税漏税，也没有抓住他的情妇不放，针对私徳对其污名化。 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之后，一直在严密的监控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孤独地活了两年，1960年5月30日，因病与世长辞。

中国是一个拜权教的国家。正因如此，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政治权力统治社会，而经济、文化、宗教、社团组织、科技等等都是政权的附庸。一个正常的国家，或者说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各种作用力之间在一定范围内是基本平衡的，它们都可以对社会秩序进行整合，缺失其中的一项整合力时，社会的秩序改变不会那么的的震荡。但在中国，政治权力像一个巨大的、超强的电磁场，笼罩着社会，一切其他的作用变得微不足道，甚至可有可无。但是这种权力强势作用下的社会是极不稳定的社会，一旦权力拆除或消失，整个社会就会轰然崩塌而变得动荡和无序。我们暂且称这种政治权力唯一地决定社会秩序的国家叫集权国家。显然，在现代意义上，这是一种怪异的国家。 在这种集权的怪异国家，国民的言行、道德等，都是以权力为标准的，具体地说，国民的意识和行为，都是以领袖、官员、贵胄为标准的。所以，官僚阶层的言行直接影响着社会的追求和风气。这就是所谓的奴才效应。其实，这一切结果，正是中国传统“壹”民政策铸造的。我们如今的“教育人民”、“统一思想”、“不搞意识形态多元化”等，就是愚民政策的直接体现。因此而造就的“官僚社会标准”现象，却必然成为这种社会模式的掘墓人。因为这种社会里，官僚集团，或官员个体的言行，都无时不在民众的关注和模仿中，一旦官僚群体的言行失范，整个社会就会变得迷茫、混乱、甚至动乱。而政府及其官员言行不一，却又是这种社会的必然，所以，欺骗和谎言便是这种社会的突出特征。然，纸总有包不住火的一天，一旦谎言被戳穿，社会的迷茫和无序状态就如云笼罩，实用、趋利、拜金便甚嚣尘上，人人自危，趋利而不择手段，各种怪异事情屡屡发生，现有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政府关门”，对于各种社会力量相对平衡的国家来说，这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因为权力在这种国家的社会中，只是其中的一种力量而已。可对于我们这种几乎只有权力的国家来说，“政府关门”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没有了政府，对于我们来说，那简直是天塌地陷；没有政府，那就意味着动乱甚至战乱，意味着朝代更替。在这里我们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是只有权力单一作用的社会可靠，还是各种力量都可以整合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相对平衡的社会更安全？也就是说，我们是需要“政府关门”也无关紧要的社会，还是需要“政府关门”就意味着改朝换代的社会。从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也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与“政府可以关门”的民主社会，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比如，我们一贯宣扬，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性组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贪污腐败的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占有 70% 财产的 0.4% 的人，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是干部家属。所以，“官员财产公示”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谋任何私利”的相悖，必然会在民众中造成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混乱：既然你不谋任何私利，那公示财产就是一种有效的判断；如果你们不能也不敢公示自己的家族财产，那只有证明你们的财产是见不得阳光的，也就是说，你们所说的“不谋任何私利”，“与民众利益一致”，“代表人民利益”等都是假的。既然你们不能公示家族财产，就证明你们的家族财产已经属于非法所得，而且已经相当的庞大，既然是这样，你们又如何还要说“代表人民利益”和“为人民谋利”呢？既然你们不是为人民谋利的，那你们的一切政策措施，也没有一点可信之处了。既然你们领导、官员都是为了敛聚财富而说假话，那我们平民百姓还有何希望，既然你们领导、官员都是为了私利而说假话不脸红，那我们再不闷声发财，就会没有任何希望了。任何东西都可以是假的，唯有发财是真实的。 再比如我们的十二五规划要求“注重公平分配财富”，而我们时下正做的事是，“公务员、国企干部等不断加薪，特权阶层与民众之间实行养老双轨制”。你们一方面向社会承诺，重视财富平等分配，一方面却人为地拉大分配的距离；一方面宣扬公平公正，一方面有意识地划分等级。就凭这点，如何叫民众信赖，又如何能相信你们的承诺和宣传。在这样的现实下，如果我们还要相信你们，那不就证明我们太愚蠢了吗。 从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由于中国是一个权力绝对控制下的国家，所以除了权力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社会整合力量。这种权力几乎唯一起作用的国家，其社会结构对于权力的依赖是极强的，一旦出现“政府关门”，不但我们不可想象，而且必然是天塌地陷般的动乱，或者就只有改朝换代。这种权力单一作用下的社会是一个本身不稳定的社会，是没有自主整合力的社会，一切以权力为准，包括以领导、官员的言行为标准，而这种社会却天然地要以谎言为辅助，而一旦谎言被戳穿，这个社会从思想到行为都会陷入迷茫和混乱。也就是说，这种权力构造没有自我更新的机制，因而必然随时间而逐渐混乱、溃败，最后走向以动搞乱为表现，以朝代更替为结果的必然趋势。  

俄罗斯是一个长期奉行极权专制的大国，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民主传统。在专制向民主 转轨期间，多数俄罗斯人骨子深层都残存有大量专制思维。从专制体制走出来的俄罗斯人，虽然对专制之恶有切肤之痛，对 民主宪政 强烈渴望，永远也不想回到独裁时代；但对 民主 法治的 内涵却是一知半解，甚至很 … 前苏联特权集团因为没有牺牲最后的良知和民族责任心，没有动用国家机器镇压民众的 民主维权 诉求和精英人士推进民族文明进步的理想，避免了历史上专制统治者被整体清算的命运，成功走出了权力交接过程中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