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

高勇:我给耀邦当秘书

在胡耀邦就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几个月,1952年4月,高勇进入团中央工作。7年后,1959年3月,高勇成为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此时胡耀邦已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是胡耀邦主政团中央时在其身边工作最久的秘书。在这之后,因为工作或私人关系,他多次和胡耀邦接触,对其工作和为人有着很深的了解。“文革”后,高勇先后在教育部、团中央、邯郸市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任职,1991年离休,曾在香港出版《胡耀邦主政团中央》一书。        “他是最讲究实事求是的。”高勇这样评价胡耀邦。        一        我给胡耀邦做秘书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反右“运动中,他的一个秘书被打成了右派,由刘崇文接替。又过了一年半,我也成了耀邦的秘书。我们俩有分工,刘崇文负责处理团中央的业务文件、管理图书,我主要负责处理机要文件、接电话和日常事务的联系与办理。        1957年团中央反右时,耀邦不在,他在国外出访,是另一个领导主持的。胡耀邦当时就不赞成抓那么多“右派”,但他无能为力。他保护了不少人,包括《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张黎群、钟沛璋和陈模,他都力争保护。        1959年的庐山会议,胡耀邦也参加了。我跟随在他身边,我们是7月29日晚上到的庐山,这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批判彭德怀很多天了。他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并不积极,但是作为中央委员,参加会议不能不表态啊。大会不发言,小会也得发言,他就是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发的言。他是表态性的发言,比如“拥护毛主席讲话”、“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之类。他发言时,我不在现场。但因为他对发言记录不满意,有些主要的话可能没记,有些不主要的话可能还记了,他就让我和他重新整理了一下发言记录。他私下里没有和我说对彭德怀的看法。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所有人都是洞察的,别人发言批判彭德怀都是蛮厉害的,而你胡耀邦发一次言就再不吭气了。耀邦观察到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几年后他说,“庐山会议后,主席有一两年不大理我,给我坐了冷板凳哩。”        我没听过耀邦对“反右”的直接评价。但他说过,有些“右派”在摘了帽子以后,还应该起用。1964年,团中央要召开九大,在起草九大报告的时候,他让钟沛璋起草。钟沛璋此前是《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没被定为右派,当时争论很大,耀邦顶着,但没顶住,1958年又把钟补成了右派。但钟沛璋比较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九大的开幕式,钟沛璋也去旁听了。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强得很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揭发了这件事。一位杨姓领导开始查这件事,但最后怎么处理的我忘记了。        耀邦和我谈起过这事,他说,摘了右派帽子就不能把他当右派了,你总得给他个工作干吧,以前在延安有些同志犯了很大错误,毛泽东不是还使用他嘛。        二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时,大跃进刚开始不久。1959年5月,耀邦带我们几个人去河北安国县齐村劳动一周。那时大跃进的不良后果开始出现了,群众生活已很困难,我们差不多天天吃白薯干、玉米(2429,-2.00,-0.08%)面糊糊和白薯面窝头,吃后肚子发沉、胀气。那时基层干部被上级的高指标压得喘不过气,为了完成任务,许多干部有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造成干部与群众关系十分紧张。群众对基层干部意见很大,而基层干部也感到是“老鼠钻到风箱里——两头难受”,怨气冲天。耀邦支持基层干部大胆工作,说有一些强迫命令是上边压下来的,责任不在村干部身上。耀邦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去争那个“红旗”嘛,饿死人。那时他对大跃进有看法,但他一般不散布消极情绪,一般是鼓劲的。        大跃进他是拥护的,他在经济建设上也是主张“快”,他一直是这样,有点急于求成。但是一开始,对各地“放卫星”,他并不太相信。因为他是农村出身,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稻子。但是后来各地的“卫星”越放越多,耀邦就相信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跟上了。当然他也不是完全相信,其实那时大家对这事也弄不太清楚。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反右倾。在这个情况下,从庐山会议下来以后,耀邦在大跃进誓师大会上讲话还是鼓劲。他一直鼓劲,那时毛泽东也非常强调鼓劲,气可鼓,不可泄。但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冷静,不过你说他在那个时候完全头脑不发热也不可能。那时候说胡话的多了,例如“人有多大产,地有多大胆”,就是一个后来的改革家先提出来的。        “放卫星”放得高,团中央专门从河南弄来麦种,全机关的男女老少来挑麦种,那真是一粒一粒挑,老太太都戴花镜在那里挑。稍微有点毛病的、瘪一点的都不要。挑完之后,一亩地下200斤种子,要密植嘛。麦苗出来以后,不通风啊,太密了。怎么办呢,用鼓风机吹。光照不够,就扯上电线,用灯泡照。结果没有熟,全部倒伏了。太密了,根本长不熟。第二年再不种了。耀邦基本都会参加这些劳动,大家一块干。那时团中央没人反对,也没人讨论,耀邦私下也没和我讨论过这中间的教训。那时候好多地方都这样。现在回想起来挺可笑的。        那时的形势,大家都被弄糊涂了。到处放卫星,很多人还到外地去参观,我听去天津小站参观回来的人讲,那里稻子长得那个密啊,他亲眼看见小孩放上面可以站着。实际上后来查清楚了,是把别的地方稻子都集中在这里了。        三        胡耀邦工作起来真不要命。那时他在家办公。一个四合院,他在东屋,我在北屋。他根本顾不上家人,除了工作就是思考问题。一般的劳动他都参加。例如,1959年我们去安国县劳动时,他点种、锄草、推水车,什么都干,而且不要别人照顾。大家休息时,他才坐下来抽支烟。大家不休息,他也不休息。        胡耀邦的性格很直,藏不住话,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在团中央时,我觉得他威信很高。威信高的关键是,那时他和谁都是讲真心话。交谈中老打官腔是挺讨厌的,你能听得下去?耀邦是不设防、讲真话,这一点非常突出。        他有时候讲话很生动,比如,他提出要“冷处理,软着陆”,什么意思呢?冷处理是说,不要在头脑发热、群情激愤时处理人,放下来等冷静时再处理。软着陆是指批评人不要打棍子。        有人说他说话随便,不严密。是有不严密的地方,有时仔细琢磨会有漏洞,但是他不讲不痛不痒的话。有人觉得这很好,就应该是个普通人嘛,宁愿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讲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高级废话,听着也觉得没意思。        他喜欢知识,喜欢有知识的人。如果看到一篇非常欣赏的文章,他就会打听是谁写的,作者多大年龄了。你跟他讲些知识性的话,他非常高兴。他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会议上的讲话一般都是自己起草的。我听说,中央团校要复校时,请他讲话,事先团中央给他起草了个讲话稿,拿上台去他看都没看。        胡耀邦比较急躁,经常发脾气。你要什么事办错了,他批评起来绝不留情,特别是熟人、身边的人,他专找些尖刻的话来挖苦你,让你有个很深的印象。我也有受过批评,也见过他批评别人,越是熟悉的人他越不客气。        但是耀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说的:我批评起来喊打喊杀,但真的要做组织处理,我下不了手。他不怕批评过头,但是落到文字、组织处理上,他怕过头。包括做结论,他字斟句酌,非常谨慎,生怕过头。        延伸阅读:           何乡:胡耀邦与冤假错案平反        1976年的冬天,中国高层政治生态的变化具有太多的戏剧性。        这一年的10月4日,《光明日报》刊发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充满阶级斗争语调的文章背后,是江青与华国锋对毛泽东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按过去方针办”的一场争执。毛泽东去世后,在谁是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公开的斗争就开始了。        文章刊发后仅两天,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瓦解“四人帮”及其党羽的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得多。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而在这之前,胡耀邦就已经在考虑如何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了。        据新华社资深记者、《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作者戴煌的描述,10月12日,叶剑英曾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前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当时提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主张,并请叶选宁转告给华国锋。在胡耀邦看来,当时的人心所向是:停止批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和狠抓生产。        不过,他的观点当时并不被华国锋等人认同。毛主席的接班人华国锋第一次提出“凡是”主张是在1976年10月26日,他在与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停止批邓(小平)和平反冤假错案当时都是胡耀邦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接下来的斗争虽然波折,但胜负很快有了基本的眉目。邓小平复出,胡耀邦也于1977年3月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再往后,华国锋的权力逐步被解除。虽然胡耀邦还要面对党内诸多的方向性争执,但勇气和策略让他在1980年前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胜出。        中央党校平反先声        在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之前,中央党校已在文革的冲击下成了一个停止运转的烂摊子,所有教职员工都被遣送到河南西华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重新恢复中央党校工作后,胡耀邦负责主持日常工作,校长由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兼任。“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1975年去世的康生在此时仍然被党中央认定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早在1950年代,康生就和他的妻子曹轶欧参与了对中央党校的整肃。1977年的中央党校,还笼罩在这一阴影中,已逝的康生仍被一些造反派头子当作保护伞。        在1977年9月的一次党骨干分子的整风会议上,有人当面向胡耀邦提出揭批康生的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向都是以中央决议为准。而胡耀邦的回答颇令在场人士振奋,虽然给出了限定条件,但他明确表示:“一个党员,对现在的领导,直接的领导,过去的领导有意见,可不可以提呢?我看是可以提的。这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胡耀邦给出的限定条件是,只限于党内会议上提意见,材料要及时上报中央,不能外传。三个月过去了,几位党校教员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不贴康生的大字报,贴小字报;不贴在室外,贴在楼内走廊里。胡耀邦给的答复是:既不提倡,也不反对。“他说不提倡也不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支持。”中央党校教授李公天对笔者说。第一张揭批康生的小字报是李公天和韩树英、吴义生、卢俊忠、毛卫平等五人撰写的。这一标题为“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的小字报所要表达的中心意思是,“康老路线”实际上和“江青路线”是一丘之貉。他们五人都在小字报上署了名。        中央党校的小字报迅速被上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虽然中央认定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中央党校内部针对康生的大批判就此开始,对一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平反工作也就此启动。李公平说,“平反冤假错案最早是从中央党校开始的。”        平反的阻力一开始就强悍地存在。李公平举例说,1964年任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的王介山,在1964年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受到“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文革中,拒不认错的他成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开除党籍。在为王介山平反时,时任党校政治部主任的李一非认为,文革时的处分可以取消,但文革前“合二为一”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所以“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还得保留,不能平反。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则明确表示,“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中央党校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第二办公室,专门甄别平反“文革”前的冤假错案。        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        在中央党校组织日常工作之时,胡耀邦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在舆论上为平反冤假错案张目。在1977年8月18日结束的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胡耀邦决心利用这一表述,来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        在胡耀邦的要求下,中央党校的三位教师杨逢春、叶扬和陈中撰写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刊发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整整占了《人民日报》一个版。此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一周年。虽然主要是十一大政治报告上的那些观点,但这篇文章还是让“文革”中被批倒的众多干部看到了希望。文章发表后一个月,作者和《人民日报》即收到1万多封来信。        但这篇文章却遭到组织部门的抵制。胡耀邦为此又组织撰写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刊登在11月27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署名“本报评论员”。以“毛主席”的名义,反击毛主席发动的“文革”的干部政策,在当时常能取得好的效果。这篇文章在末尾呼吁对组织部门进行“换血”:“各级党委应当加强对组织部门的领导,在需要加强的地方,应该选择党性强、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敢于坚持原则并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去充实、加强组织部门的工作,特别是要选择这样的同志担任这些部门的领导职务。”        此时,中组部多位老干部揭批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已经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郭玉峰被责令做检查后,又在12月10日被免职。新的中组部部长由胡耀邦来担任。上任伊始,他即开始大刀阔斧的平反工作。        陶铸的夫人曾志时任副部长,据她事后描述,胡耀邦在第一次召开中组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时,对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性做了描绘:现在可以说是积案如山、步履艰难。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一时难以说得清。仅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就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由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遗留问题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而像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艰难程度就如同登喜马拉雅山。        但是胡耀邦并未就此却步。他在中组部内成立了三大工作组:老干部接谈组,专门接待来访的老干部;干部分配工作组,负责安排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名待分配干部的工作;右派改正工作组。胡耀邦还要求,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他,不要阻拦,有写给他的信,不准扣押。他想要改变中组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形象,让它成为真正的“党员之家”。        声势浩荡大平反        为冤假错案平反的阻力首先来自观念,“两个凡是”思想仍然笼罩在整个中国上空。胡耀邦为此组织学者撰写并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两个凡是”以致命一击。        中组部本身的权限也使平反工作难以展开。胡耀邦原打算召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参加的会议,以加快对疑难冤假错案的平反,但未被中央许可。于是他在1978年春天先后分六批召开了“疑难案例小型座谈会”,“会诊”疑难冤假错案。        1978年春天是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关键时段。有关解决“右派”问题的专门会议也在山东烟台召开。当时中央专门有一个“右派摘帽五人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认为可以全部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但摘帽不等于改正,前者意味着既往不咎,后者则是对当年错划右派行为的平反。几个负责人认为,只能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而中组部派去参会的杨士杰则坚持,不能只对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右派才给予改正,应该实事求是,错多少改多少。        中共中央在1978年4月5日发布11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未提“改正”和“恢复待遇”问题。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9月17日的55号文件采纳了组织部的意见。公安部、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将本单位错划的右派全部改正,《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给予赞扬。        “两个凡是”思想被瓦解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变得顺畅了很多。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中国媒体上,“平反”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到“恶攻英名领袖华主席”的李九莲,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到“伊玛尼党”大冤案……都得到了平反。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提供的数据是,仅全国公职人员中被改正的右派就有55万余人。        但并不是所有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和林希翎等少数几个“大右派”就未获平反。而普通老百姓的平反也较原来有地位者的平反更难。最终的结果离胡耀邦所提“不管什么时候定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平反”还有相当大距离。        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说,在1980年前后有声势浩大的进京上访群众,一旦他们的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产生游行、抗议等行为,成为政府十分忧虑的不安定因素。1979年,一个“上访闹事”的名叫傅月华的女工被逮捕,后被判刑。        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在1982年底进入了尾声。        历时五年多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虽然平反工作本身是不彻底的,既缺少对受害者的适当赔偿,也没有对各个运动中的罪魁都施以刑罚,但它让数百万蒙冤的个体恢复了名誉,并且稳定了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为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各级党政军的领导也进行了洗牌,新的政治格局在198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建立。      来源: 经济观察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2042158124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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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东 | 我的大学

2012年03月15日 18:35:40   我的大学                    (按:早上读到一条为人民大学在高校排名鸣不平的围脖:高校排名对于人大很不公平,大多评价主要侧重各项指标的总量,而忽视了许多高校是因为大量合并,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其实,人大许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回说:干吗计较这种玩意儿呢?若爱人大,在校当老师的,立身正己,教书育人 ,关心社会;离校工作的,以职业精神专业水准服务好从事的职业,关心家人, 关心社会,才能为自己也为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赢得尊严。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长文,《我的大学》,重新贴出来,重温那个年代,大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的大学       朱学东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得闲翻看当年制作粗糙的大学毕业纪念册,同学们那些神态各异的黑白照片,那些毕业题写的留言,或豪言壮语,或旁征博引,或感性直陈,或真情流露,或幽默诙谐,甚至那些插科打诨,一一读来,怎无万千感慨!     不经意间,大学毕业已经20年。     当今天的我,回首望去,来路上依然混沌模糊。但仔细翻检过去每一个路口的选择,以及经过的路石,还是会发现记忆中那些斑驳的痕迹,甚至那些想刻意忘却的物事,竟也忽然鲜活起来,潮水般涌现在眼前心头,原本干涸麻木的心,动了起来,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人老多情。萧伯纳说:”回忆往事使人非常愉快地感到衰老和悲哀。”     果真。          *****************************************************************************          前传          我的大学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曾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     2007年,我还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特意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了人大70年校庆,并因感慨而写了篇《两所大学的70年》(西南联大和人大),产生了一个有关爱国者的命运的选题。而前些日子,我和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师妹,现在是京城名记,还专门聊起了仙逝不久的人大前辈学长,林希翎女士,唏嘘感慨,也引以为豪。     不过,1985年,我报考人民大学的过程,还颇有些戏剧性。     我对人民大学最早的认识,来自于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胡秋原。     我出身在一个生活清苦的普通农民家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江苏苏南地区一个农村中学度过的。     这个中学叫前黄中学,当年坐落在我故乡的一个镇上,在我的故乡大大有名,是乡里先贤毁庙兴学而来,今年建校已70周年。     受母校委托,今年我特别敦请我的大学母校校长纪宝成先生,为我的中学母校题字,纪校长以”立德树人,桃李芬芳”寄语我的中学母校,很是妥帖。     胡秋原老师19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如何回到老家的中学当地理老师,我并不清楚。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也错过了了解的机会。不过,从胡老师那里,我得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最初的启蒙。     高中一年级时,前黄中学调来了一位教导主任,兼政治老师,叫李培森。李培森先生出身苏州望族,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辗转做了中学老师,从此一直到退休。可以说,李培森先生是我最后决定报考人民大学的最大的引导者。     我在前黄中学文科班的最后时光,应该说成绩还算不错。当时我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在全校高考填报志愿动员大会之前,让我考虑,由学校推荐报考南京大学(可加分20分),或者免试上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因为家境贫寒,管老师动员我报考南大。但会议一结束,我跟管老师说,我自己考。然后,自己填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所以填哲学系,就是李培森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时,介绍过吉林大学哲学系有位鼎鼎大名的高清海老师。不过,家里人对吉林一无所知,父亲连夜赶到中学,找管老师,请他阻止我报考吉林大学。管老师后来劝我,不报南大也罢了,报北大也行,我们村的一位老乡,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那时候,自己年少幼稚,总想尽快离开熟人的世界,到一个陌生的天空去扑腾,不想进南大和北大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最后,我填报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无他,除了李培森先生一直以来对人大的鼎力推许外,就是因为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招生简章上排在第一位。按当年我高考的成绩,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可以(当然,我们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志愿的)。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多少回,当我重读或者默念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时,都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感慨万千。     虽然,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说男怕入错行,自己是入错了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人民大学哲学系。     相反,感谢人民大学哲学系,它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候,颠覆了我旧有的世界,给了我自己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她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途中的选择,与众不同,却依然那么坦然无悔。     因为,人大这四年,那是我们真正的成人礼,思想上的成人礼。它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          正传     引路者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          1985-1989年,人民大学和北京,给与我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就是一缕引领我走向未来新世界的光,但它不是耶和华给的,而是这个时代给予的。虽然期间也伴随着巨大的创痛。          (一)师长们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混沌中开始的。     人民大学哲学系1985级,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我们班30多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江苏的,自然只有我一个。我所在的宿舍,8个同学,北京同学1个,来自顺义,广西2个,一个壮族一个瑶族,(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湖北1个,四川1个,江西1个,河南1个。两位读理科的,是广西瑶族和江西的同学。宿舍里按年龄,我排老三(事实上应该是老四,这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才知道的)。     初到北京,在班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结结巴巴,闹得满头大汗。虽然考语文拼音我可以考得很好。而晚上在学二楼下的紫藤园中纳凉,遇上谈恋爱的学长学姐们,害羞躲开的,是我们!我甚至不知道,老家喂猪的玉米糊,如此好吃,而北京的馒头,竟然是没有馅的–我一开始还懵懂地以为,学长学姐们买菜就着馒头吃,真够奢侈的!     更不用说其他了。     这就是我对世界的了解。     当时我的认知,基本来自于课本和亲友老师的言传身教,但他们为我勾勒的这个世界,与我面临的现实世界,距离竟然如此之遥远。     打开新世界光的,首先是哲学系的课程设计和老师。     因为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所以一些课程设计其实还在尝试中。     在中学时代,我最怕的就是物理,没想到,上了大学,竟然又重新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了,心里的抗拒可想而之。结果第一学期的时候,这两门差点都挂了,其中一门,忘了是数学还是物理了,连续两个学期,都参加了补考。     不过,读哲学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课程杂。除了诸如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美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等哲学系的基本课程外,当时的老师把集体到雍和宫等参观、看录像等,作为课程内容。同时,自由阅读更是学哲学的人的机会。那个年代,正是读书的好时光,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当年在雍和宫为我们班集体作介绍的先生的名字,但我对当年雍和宫之行印象深刻,那位先生讲得生动有趣,这是一次真正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的巡游,而不是在枯燥的教室里和书本上的那些生涩难记的概念。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可惜,后来这样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少了。     组织看的录像,最初影像最深的政论片,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虽然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谈中国军队的成长的,但为之配音的张家声先生,从此却刻记在我的脑海里。美学课组织看的,有港台片,比如《搭错车》;有欧美片,比如《飘》、《音乐之声》等。现在的学生们,要接触到这些,实在太方便了,但在过去,这些于我而言,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年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更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肖前、罗国杰、李秀林、陈先达、苗力田、张立文、方克立等,都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大师,虽然我们于他们跟前耳提面命的机会很少,但我们都读过他们的书,其中一些人,也会跟我们见面座谈。而肖明(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刘大椿(科学哲学)、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刑东风(中国哲学史)、李秋零(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马俊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燕(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李德顺(价值论)、郑杭生(社会学)、丁子霖(美学)、张兆梅(形式逻辑)、许启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毕业我差点到伦理所工作)、王旭晓(美学)、董永俊(马列主义原著选读)、索爱群(我曾帮着抄过书稿,挣些零花钱),以及那些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老师们,都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给予过我指导。现在北大哲学系的陈波老师(逻辑学),我印象极其深刻地是,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带我们去吉安做社会调查,嗓门比我大很多,还老批评我讨论问题说话声音太大–不过,那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此外,1980年代的人大哲学系,当时的博士们也是群星璀璨,李忠尚(德国博士)、远志明(《河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欧阳康、郭湛、单少杰、陈志良、陈宣良等。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这些后进很多鼓励和指导。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我同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89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对我们说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后,学生们可能会为学校管理和治安或者伙食上街,但再也不会有这样政治性学生运动了。”          (二)思想者          ”我要特别感谢那四年,那是构建我基本价值体系的四年,我个人世界观中,关于平等正义自由法治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充盈心中”,在学校组织的返校筹备活动时,我对请来的一位央视导演说,”那个年代,我们吸纳的这种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基本理念,虽然很多也是经过二传的,未必是原意,但当时我们是以理想主义者怀抱改造国家社会的心态,来吸收这样新鲜的养分的,这与后来某些机会主义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些理念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后来无论我在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引领我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后来的生活,更多只是校正和丰富这样的认知。”     这是真的。     当年,李洪林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册子,叫《四种主义在中国》,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地现状。不过,我的大学时代,现代国家和公民权利的理念,真在成为知识界传播的新贵。如今成为显学的新儒家,当时在国内还不是主流。     在我的记忆和认识中,那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确切地说,应该是现代国家公民理念传播的又一次开始–走向高潮并迅速凋零地时代,我们之后不久,物质主义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理想主义和田园牧歌般的旧式情怀,清扫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挽歌都没来得及谱。不过,吊诡的是,有关现代国家和公民的理念,却从此从学识的小圈子扩展开,真正在更广大的民众中扎根发芽了。     1985-1989,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有壮美的青春。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充盈于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心中。     讲座。雷祯孝先生关于人才和人的价值以及对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论螺丝丁论的批判,王若水先生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等等,于我而言,振聋发聩。     当年,人民大学800人教室的讲座,可谓往来无白丁,在北京高校赫赫有名。不仅是800人教室,那时,我们追逐于海报栏中各种讲座信息。讲座,那是我们在课本之外,理解世界的又一个窗口。我丝毫不怀疑,在其他地方,这种机会要少得多。     电视片。电视片对我影响很大的,除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河殇》。那真是一部让人省思的片子。虽然今天来看,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但在那个时代,不破不立,历史可能就需要这一过程。     导师们。那是一个盛产导师的时代。除了印在书本上作古了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有很多当时国内有名的思想家思考者。     还能回想起来的有,李泽厚(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家)、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雷桢孝、刘宾雁、苏晓康(河殇)、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诗化哲学)、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庞朴(文化的民族性欲时代性)、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何新(诸神的起源)、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萧功秦、周国平、俞吾金……     书报刊。那是一个火红的出版年代,感谢那些出版工作者,那些承载时代思潮的书报刊,成为我们追逐的对象。到北京上学后,我省吃俭用,或订阅,或零购,《读书》、《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停刊)、《书林》(已停刊)、《武林》或《中华武术》,等等。     如今,我还会偶尔翻阅一下《读书》和《新华文摘》,而当年积攥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印刷学院搬家后不知踪影,《读书》和《书林》,则封存在我东直门外已经出租的房子壁柜里。     除了报刊,更多地是图书,影响最大的第一本读的外国人写的颠覆中学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理想的价值》(内部资料,遗憾的是作者忘了)。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颠覆性的作品,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看不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看看当年我省吃俭用至今还留在书架上财富(主要是来自海外的思想财富)吧:     思想录、忏悔录(奥古斯汀,卢梭)、社会契约论、遗书、小逻辑、培根论说文集、第一哲学沉思集、自然哲学、精神分析引论、西方哲学史(罗素)、随笔(蒙田)、历史主义的贫困、弗洛伊德的使命、存在哲学、存在与虚无、西西弗的神话、福泽谕吉、哲学人类学、文化模式、从混沌到有序,熵,二十世纪哲学、单向度的人、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哲学中的变革、生命的悲剧意识、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自卑与超越、救亡与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西方的没落、人生的智慧、古代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马恩选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资本论、理性化及其限制、论有学识的无知、结构主义、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现代西方社会学、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反右运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快乐的科学、生活与情绪、情爱论、不断革命论、幻想与现实……     很难想像,还会有这样的场景,萨特、波伏娃、加缪、马克斯o韦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尼采、叔本华、卢梭、帕斯卡尔、奥古斯汀……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些生涩难啃的著作,竟然能成为当年大学生,无论文理科,谈话流行的主题!     这样的时代,只有理想主义的时代才会出现,现在,它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除了这些,图书馆是我们更大的选择。除了那些西方学术名著,国内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鲁迅、钱穆、侯外庐、冯友兰等国内思想家学者的一些作品,也开始走入我们阅读的空间。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时代。除了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我更多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看了大量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基本不看电影了)。     除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国内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柯云路的《新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影响最大,也于我影响很大),和古代笔记小说外,大量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著名小说,大多是在大学时代完成阅读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既是武侠小说迷,也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迷,还有印度的泰戈尔。而德国人施笃姆的《茵梦湖》,夜深人静回味起来,至今让我扼腕叹息。更不用说伟大的莎士比亚了。     不仅是那些国家的小说迷,我还是哪些国家的影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办公室的故事、合法婚姻、秋天的马拉松、这里黎明静悄悄、机组乘务员、两个人的车站、德黑兰1943、老枪、最后一班地铁、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寅次郎的故事、片岗刑警、爱情故事、音乐之声、飘、北非谍影,还有更多无法一一列举的片名。     除了小说电影,还有诗歌。诗歌是我上大学个人阅读的一个重点。中国古代的诗词自不用说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惠特曼、爱默生、裴多菲、戴望舒、穆木天、徐志摩、北岛、舒婷、顾城、里尔克、聂鲁达、波德莱尔、纪伯伦、蒙塔莱、彼特拉克、雪莱、济慈、白朗宁夫人……     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解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却相对较容易被漏过的利器。崔健、张明敏、侯德健、苏芮、齐秦、费翔、郭峰,等等。诸多港台歌星开始渗透,竟然是进一个红一个。     当然,还有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歌曲,虽有语言隔海,却也传唱至今。卡朋特、里奇、约翰丹佛……          (三)不该遗漏的导师们          19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传播达到了高峰。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新权威主义一度成功地实现了政学合流,在政界被推崇。当时其代表人物有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王逸舟等。     不过,新权威主义当时即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狙击。后来王沪宁和萧功秦尤其是前者颇有隐身沪上之意。不过,没有想到的是,89之后原来身居要津的吴稼祥即遭厄难,王沪宁却步入了真正的核心圈。当年学术同袍,如今在政治上分际明显,令人扼腕的,也不过如此。     今年在吴稼祥老师博客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引用春上村树的演讲,说胡在墙和蛋之间,明知粉碎自己,也选择了站在蛋一边,读后让我感佩于心。我原本想约请吴老师开专栏,吴老师原也答应,但形格势禁,终究未能成为现实。     新儒家那个时候虽未像今天似的成为显学,但那时已蠢蠢欲动。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的作品也开始在国内出版发行不少。     不该忘记的还有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两本书当年颇受欢迎。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甫一发行,顿时洛阳纸贵。     科尔内和《短缺经济学》。今天物质生活丰盈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了,也难以明了短缺经济学何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学引进的主流。     当然,还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戈尔巴乔夫与《新思维》。改革需要新思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新政,最终带来了传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     还有胡绩伟,还有那些去国离乡叶落无望归根者方励之夫妇、万润南、陈一谘等等。     ……          我的女儿朱佩玮,不到6岁时,还不认识字,但不知因何拿到了我书架上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吵着她妈妈给她读,如今就快读完了。我曾经很担心,这个年纪读这样的书,对她的成长有何意义。后来我突然明白,这个时候她要读,就让她读吧。也好,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感伤的残酷的场面,以及闪耀的爱可以战胜奴役的内涵,也许会因此而埋藏着她心灵深处。在一个浮躁而残酷竞争的现实世界里,读书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小说,更何况是老小说。也许她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了。     海绵。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纳各种社会思潮,不管有无营养。但它们却在我自身学养和人格的健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     很难想像,现在的大学生,还能够和我们当年一样,沉下心来,不带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心态,去阅读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努力实现与他们在心灵上的沟通交汇,并追随于那些伟大的灵魂。          ******************************************************************************          外传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帕斯卡尔          ”我们这一代,是理想主义终结的一代。”也是在返校20年筹备会上,同学们对这个有着共识。     是的,89年消散的,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公民启蒙思潮的高峰,还有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凝聚的对国家命运的共识。改变的,除了朝野关系,更有我们自身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85级新生开学典礼。后来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开学典礼。     新任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王震同志,以及众多位高权重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花了很长时间,播报人大85级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和李鹏副总理在800人大教室,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未来寄予了厚望。在800人大教室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王震等一干老同志端坐其后。     尤记得,当时袁校长说,四年之后,希望我们在这里再次开会,欢送你们这些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     但是,四年之后,我们是在悄无声息,甚至是在社会上充满了怀疑的眼神中,告别了人民大学,到新的岗位后,迅速下基层劳动锻炼。我到了北京翠微路的总后3209厂锻炼了半年。这是个印刷厂,当时印刷的最有名的杂志,是海外文摘。我在这里学会了上纸、打包、推纸筒。     1985-1989年,北京曾发生多起学生上街事件,有因治安案件引发的(当时北大学生经过人大时,天刚下过雪,我正在楼道里看电视播放的《两个人的车站》),也有因政治而发生的–人大也有这个传统,刚恢复高考不久,人大的师生就为文革期间被占的校舍问题,和二炮闹个不断–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再也见不到–新闻系一位同届同学,曾经和我们大打出手过,毕业那年意外身亡;一位浙江来进修的老师,一直跟着我们上了好几门课–前些日子同学聚会,我说他当时是因为想追我们班的某位女同学–腿部也受了伤,我们班好几个女同学当时还去医院看望他,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那一年春夏之交,人大也是个中心,我在人大校园里,和我师兄聊天时,聊到”哪有抬着毛主席周总理像追求民主的”的话题时,差点遭到工人兄弟的围攻。自此,我对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左右翼的原教旨主义,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当年刘宾雁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人大是出女英雄的地方,不仅有张志新,还有林希翎。”     历史没再让人民大学出女英雄,这也算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吧。     即便强力可以剥夺自由和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即如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这些其实也是正史,但因有不方便处,只能列入外传了。     经历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到了今天,回首过去,其间也有诸多幼稚之举,但无需汗颜,因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两种态度让我一直努力追随。     对过往的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对以往历史需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决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     对过往的学说,我们须如陈寅恪在《冯友兰 (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天的我,对于彻底颠覆历史,把问题都推诿给死人的观点,向有微词;而对于重新兴起的某些街头政治,我最多也只是在道义上抱有”同情之理解”。     时代发生了变化。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          *******************************************************************************          别传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戴望舒                当然,大学的生活并非只有这些正剧。如果全是这样的生活,一旦遇上89年的事,难免崩溃掉,好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它有益地调和了我们所遭遇的考验。     当年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渗入学校,人大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舞会和咖啡馆,就是我们85级的同学搞开的,还有卖书卖其他商品。     我的班长文学国(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们,卖的是一本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什么书;曾经当过我们团委书记的杨靖峰(现在是个农场主),卖的是从潮州带来的香烟和TDK盒带,当年他们都挣了不少钱。     不过这些都没有我,我缺乏商业头脑。当时电脑还不流行,我当时做的,主要就是给老师誊写书稿,一千字一元钱,最多的一次,上课下课都在誊写,一天搞了1万7千字,挣了17元钱,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个大数目了。当然,我故乡乡镇企业发达,当时有人编那些名录,放暑假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我的故乡各乡镇,也搞成了3单,挣了些买书和喝酒的钱。     大学时代,我来自故乡的学长们,对我们这些后进,也是提携帮助有加。82、83、84那些学长们,一拨一拨地成了我们生活的领路人。而到后来,我自己也与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喝酒玩耍。     我大学时代,最大的糗事,就是喝酒。我的同学许小方,大学毕业在我的留言本上戏称:”除了大碗地酒和众多的美妞,你还喜欢什么?每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就大喊大叫,这可不好,得慢慢来。”而忠山兄在填写志趣一栏时,写的是:”喜欢同你喝啤酒,白酒可不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的啤酒也还不行)。留言则是:”青岛五星最好,燕京玉泉也中,如果money不够,来点散装也行–酒囊老弟赠饭袋兄”。今天读来实在忍俊不禁。     当时我在我们宿舍酒量应该是排第二(现在肯定第一了,呵呵),89年临离校,我的舍友肖顺平同学,就是瑶族的同学,不服我的酒量,非要比拼一番,于是买来了通化红葡萄酒,烧鸡和朝鲜凉菜,肖同学把通化红倒在饭碗里,一瓶两碗一下子干掉后,然后,倒下了。不过,肖同学现在酒量大有长进,这两年我去南宁,总会和肖同学切磋一番。     我被逼着跟了一瓶后,看他已倒下,原本想收手,但一大帮同学起哄架秧子,结果被迫又连干了2瓶,6口干掉了3瓶通化红!结果是,我已经爬不上我的铺位了(我住上铺),只能躺在下面沈同学的铺位上,半夜吐得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当时我们住学2楼5层,那个时代晚上停水,半夜起来,什么水都没有,这个难受劲,回想起来,至今不寒而栗。     大学时代,人民大学东门有一个海丰餐馆,就在现在当代商城的位置上,很破败,但那个地方的鱼香肉丝和水饺,绝对地棒,到3、4年级,我们是经常去光顾了。     与师弟师妹们的喝酒,以白酒为主,,至今这个酒局还泰半存活–每年回家,总会与师弟痛饮,而每年师妹从美国回来,也总会一起喝上一口。89年春夏之交,师妹临去之前,壮行酒是我请她喝的。前些日子妹妹从美国回来公干,不到一周,一起喝了两次,分手之时,竟然很伤感,只能短信祝福一路平安生活幸福,嘱咐回家别忘了给我们电话。     当然,也不全是酒。上大学时,我体质不好,早年的哮喘一直缠着我。那个时候,我的体育老师李德印,是太极拳宗师李天骥的后人,而我最早是跟我同学孙双平学太极和站桩的。     孙双平是甘肃庄浪人,我上中学时读过《麦客》,对庄浪很有印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孙早年习武,颇有功力。体育课上,虽然只是重学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但孙还是上了这门,李老师看了他的表演后,夸了句底子不错。可惜,我竟没能坚持下来。     偷白菜。偷白菜可不是开心庄园摩尔庄园中的游戏,而是当年北京大学生冬天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并非我们85级独美。     北方的冬天当时有一街景,就是到处堆放着垒得很高的大白菜。大白菜是当时北方冬天的当家菜。一到冬天,人民大学食堂周围的马路边上,到处堆着白菜。当时大学生活还比较清苦,油水少,冬天夜自修回到宿舍,肚子总是饿得慌,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瞄向了路边的白菜,当然,这也有传承。高年级的同学会告诉新进者,晚上煮白菜不错。     一个宿舍的同学总是轮流去偷,经常会撞上其他偷白菜的人。偷回去后,用水洗干净,电炉子上,清水炖白菜,偶尔也会放点盐或者剩下的方面便面调料,但清水煮最常见。也许是因为当年生活实在不好,这样也算是佳肴了。后来跟朋友们聊起,大家都还津津乐道。     偷木板。大学时候偷的,不仅有白菜,还有木板。     有人会问,偷木板干什么?     其实当时大学宿舍里,流行一种时尚,就是用块木板搁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放些书和杂物,当时那女生宿舍都有这块木板。2米长一点,20公分宽。我们理论系学生书多,更需要这块木板。不过,这块木板并不是学校配的,而是偷的!     现在想来,很难以置信,哪儿来这么多合适的木板给学生偷啊?     当时我们85级同学的木板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毕业班传下来的。有机灵的或认识高年级同学的,早早就定下了,不过,他们的也是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传下来的。     另一个途径就是偷来的。我的就是偷来的。与同学去学校的建筑工地偷来的。工地山工人也许是见多了,看到了也只是喊两声,并无其他动作。扛回宿舍后,擦干净,用报纸糊上,往床架上一放,成了。     恋爱。大学本是恋爱的好时光,不过,我发育晚,别人忙着谈恋爱的时候,我正忙着看小说喝酒呢。不仅是我,我们许多同学也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结果成了无故事的人,实在无趣。现在后悔得很。后来跟同学聊起,说我们这一代错过了美好的时光,损失一定要让下一代夺回来,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有故事。     当然,也就是一乐而已。                    同学之间的情谊,自是山高水长。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     在广州期间,我的那些早已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大学同学,无论是否同班,总是喜欢拉着我一起,熟悉广州的风土人情,让我这个新外乡人,感恩于心。而均伟兄是我苏北老乡,党史系,大学期间我们一起在一个班上英语,他在广东挂职期间,竟能通过在飞机上阅读南风窗,通过这本杂志的版权页,认定是我在做,辗转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找到多年未能联系上的我,绝对算是同学情谊的一段佳话。     四年风云激荡的岁月,在万余字的个人记忆里,难免挂一漏万。自然,也有其他考虑,比如方便不方便。我对于博客里的个人记忆,向来是一气呵成,不愿意打磨检查,所以错别字乃至记忆的疏漏都是常见的,但毕竟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博客里公开的,既考虑了个人立场,也基于遵循时代所允许的呈现方式,记忆自然也会有所选择了。     这也算是一点遗憾吧。     逝者如斯,烟云若尘,悠悠往事,付梓以铭。          2009年10月1日夜,10月2日晨,匆匆于旭日嘉园。           上一篇: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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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1)

    左方    他缔造了《南方周末》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他将这份伴随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报纸,送上了开启民智、呼告民生的历史航程,他就是《南方周末》前主编左方。这是一个经历异常坎坷的传奇报人,幼年丧父,一直在亲戚家寄养;参军后,在政治运动中被当做特务关押;文革时期,他成了广东省最著名的造反派……直到50岁的时候,他被聘请做《南方周末》的主编,打造出一份充满活力、饱蘸良知的影响力读物,一纸风行;而左方自己,也终于在半生的动荡和反思之后,踏上了一条救赎之路。本期腾讯大师系列,我们请来左方先生作客,讲述他的成长经历,讲述他如何在时代的漩涡和命运的低谷中,一次次寻找出路。   国难孤儿   我出生在广州郊区一个叫槎头的乡村里。我的父亲是当时这个村的乡长和小学的校长。日本鬼子入侵中国,接近广东。父亲将13个乡的民团组成一个抗日民团。我们村的旁边有一个无烟局兵工厂,做黄色炸药,是清代那时候建的。日本来了,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带领着13乡的抗日民团把这个厂拆毁了。   所以,日本人一进广州,就到我们村把我父亲抓起来了,当时就灌水。他们把男的关在一边,女的和小孩关在一边。后来日本人要走的时候,让女人和小孩可以先回去。这时候我妈妈想带我去见我父亲一面,但是乡里的人劝阻,怕日本人知道她是家属。   妈妈只好就叫我的表姐抱着我去,路过父亲受刑的地方,我看到爸爸已经昏迷了,趴在地上。我表姐小声跟我说,你望望你爸爸,望望你爸爸。这一刻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虽然那时我才6岁。我表姐背着我去看我父亲最后一眼,我永生都忘不了。   后来我爸爸给抬走了,关在广州日本宪兵部。我有个二姑妈,她嫁在附近的村。他们村里边有一个人当了汉奸,他就跟我二姑妈说,只要给100块大洋,就会放我父亲。结果我妈妈把家里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然后到日本的宪兵部,交钱给那个汉奸。   走到半路的时候,看着一辆车开出来,拉着犯人去行刑。当时我妈妈吓得就坐在地下了。去到之后,把钱交给了那位汉奸。可是,后来才知道,我们受骗了,我妈妈碰到的这个行刑的车,我父亲就在这个车上。   父亲被抓时,妈妈已经怀孕,生产时日本兵第二次进村,村民都跑光了,有个日本兵进我家,见我妈妈躺在床上,日本兵便用刺刀恐吓我妈妈,我祖母跪在地上求他,他踢了我祖母一脚,我妈妈产后没奶,只好请人将小妹妹丢在广州街头。   我爸爸在临刑的时候,他留下一个玉镯,叫他的难友以后带出来,这个玉镯就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物了。按照我们村的村俗,亲人被关进去,孩子每顿吃饭前都要到门后喊几句:爸爸,回来吃饭吧。据说喊完以后,亲人会放出来。所以,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妈妈都要叫我到门后面去喊。但是,我喊爸爸的那个哭声让全家人都流眼泪。   在证实我父亲被杀前,每天都是这样喊,所以全家人都是流着眼泪来吃饭的。国仇家恨,怎能忘记。我妈妈跟我经常讲的一句话,你长大以后,一定要为父亲报仇。所以,这对我后来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仇恨是深有体悟的。   野孩子   父亲牺牲之后,我妈妈去广州打工,把我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交给祖母。这时候村里已经没有小学了,只有私塾,我7岁开始读私塾,读了四年。这段时间我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   我抓鸟,钓鱼,抓各种昆虫,我也爱打架。但是我打的都是那些欺负人的人。其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同年的孩子,他父亲和哥哥都有枪,所以他横行霸道,专门欺负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   但是,这个人生得满脸横肉,村里人都给他一个外号叫“老鬼成”。但是我偏偏就是跟他打架,但是我没有打赢过一次。每次都被打得不是眼睛肿了,就是鼻子流血,或者牙流血。我祖母就老说我,说人家“老鬼成”是拳头可以打穿石,你是文弱书生,干吗整天跟他打?我说我看不惯他欺负人。   现在我和“老鬼成”都已经年近八十了。我听我现在还在家乡的堂弟春节来拜年告诉我,说“老鬼成”跟他说,我从小是跟你哥哥打架打大的,但是他没赢过我一次。我堂弟就问他,你为什么老打我哥?他说都是他挑起来的。撩人口贱,打死无怨。大概,我性格中的野性,叛逆性,就是在这样一种没人管束的生活中形成的。   寄人篱下   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了,我妈妈有一个舅父,他很有钱。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女儿,招了一个女婿入门,想继承他的事业,没想到这个女婿只会花钱,不懂做事。   有一年春节,我妈妈带我到舅父家,我叫舅公了。他的孙女比我小几个月,是我的表妹。我第一次在他家里面看到很多外国的童话。像《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木偶奇遇记》,我在农村过去都是看《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这类小人书,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西方的文艺作品,这可以说是我后来热爱西方古典文学的一个起点。   当时我在他家里住了三天,我一动不动地看了三天书。这个舅公见此很高兴,他就跟我妈妈讲,你整天说你孩子调皮,我看他静静坐着三天都没有动,都在那里读书,你不如将他留在我家,让我供他读书吧,他和他表妹可以上同一个学校。   这样的话,我就到广州一所教会学校读小学三年级。但是,因为他这个女婿知道他的岳父的用意是等我长大后接他的生意,所以老是挑他女儿跟我闹矛盾。那时他们家很有钱,有黄包车送饭到学校吃的。我的表妹见到哪个菜好就吐口沫,气得我多了,我就打她。她回来就向她父亲哭诉,她父亲又打我又骂我。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在农村很喜欢捉蟋蟀,有一次路过知道有一个店卖蟋蟀的,我就偷了他放在桌面上的几个零钱去买了一只蟋蟀,结果他就说我偷他家里的钱,把我狠狠打了一顿。   我母亲看到我手上、脸上都被打伤,就很气,马上把我带走,叫我回槎头去读书。我不同意,我说我还是想在广州念小学,我不想回村里。我妈妈就说,你有一个九婶在广州,不知九婶能不能收留你。   后来九婶同意了。九婶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住在一个很贫困的房子里面,大概一个房子住了十多家人。九婶租了一个小阁楼,她跟大女儿推大板车,去黄花岗那边拉一些劈柴,然后拉到西关那边卖。很苦的。没有钱买菜,都是在菜市场那里捡人家剩菜,回来用盐水一腌当菜吃。她二女儿没书读,在家做饭,她儿子比我大三岁,和我读同一个学校。我们连张书桌都没有,都是坐在地板上,在床上做功课,晚上我和堂哥都是睡在地板上。   阅读启蒙   到九婶家住了半年,她就生病死了。我没办法,只好又回到槎头念小学四年级。我有一个伯父在天津,他是一个小印刷厂的老板,他知道情况后,就把我和堂哥,1947年接到天津去,我当时念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   我伯父家,是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伯母对我很慈爱,大哥和二姐、三姐对我都很关怀,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大姐。大姐是一个喜欢文艺思想进步的青年。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天津了,她跟他的男朋友想跑到解放区,结果被发现拦住了,就留在了河南。后来她在河南一个煤矿里工作。但是,她留下来很大的一箱书,有鲁迅的,还有巴金、矛盾、曹禺的。我都拿来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   但是,最对我有影响的,是箱子里边有很多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这是一本政论性杂志,主要是分析国共内战的形势,以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为主。我当时还是小学六年级。而我对留下来的这几十本杂志,很有兴趣地把它们读完了。这可能是我后来政治意识的一个启蒙。   1948年天津就解放了,我刚好小学毕业。我的堂哥在念中学时,参加了当时地下的民主青年联盟,这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天津一解放他就参加革命了,叫南下工作团,一直跟部队进了广州。   弃学从军   我毕业以后在天津市立第一中学念书。到了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那时我是初中二年级只念了一个月,我决定参军。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我的下一代再成为国难孤儿,我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门之外。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投笔从军去,铁血咏史诗。我就是要用铁和血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我马上报名,很快就批准了。让我去一个学无线电的军校培训,正式入伍需要等一个月。我伯父很紧张,因为我是独子,如果我在参军之后牺牲了,就没法给我妈妈交代,就写信给我妈妈。   叫我妈妈连续打了三次电报,先说她有病入院,后来说病重病危,要我回去看她。当时我很犹豫,我很担心回去回不来了。我伯父就讲,你要为你父亲报仇,我们支持,但是你妈妈病了,你哪怕回去看她一眼也好。我说我回不来怎么办?他说我给你回程的路费,你看完母亲自己买车票就可以回来了。   我相信伯父的话,回到广州,我妈妈根本没有病。到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我的钱给我妈妈偷掉了。我当时就跟我妈妈吵起来。我妈妈就说,如果你一定要参军,我就要跟你脱离母子关系。   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叛逆,当时就说脱离就脱离。马上跑回家乡槎头,找土改队,叫他给我路费回天津。我说我已经是参军了的,你们应该给我路费回去。土改队长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钱。你要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村正在扩军,你来领个头不是更好吗?我想反正也一样,就同意了。   他马上要现填报名表。其实左方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是黄克骥。我填表的时候,我就说我妈妈已跟我脱离关系,我也不姓黄了,我跟我的堂哥姓,我堂哥参加地下民主青年联盟的时候改名叫左文。我要改姓左。但叫什么名好呢?刚好土改队长桌上有一张《南方日报》,他就指着这个方字,你就叫左方吧。我说好,就叫左方。左方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杀人训练   大概有一个月,就到部队去了。那时我还没满16岁。参加的部队叫珠江军分区独立16团,是个边防部队,主要是守卫澳门和香港边防线,同时负责剿匪反霸。我们这个连叫做警卫通讯连,负责警卫工作和通讯工作,同时也负责镇压反革命。   我进了连队,就专门受过怎么样枪毙犯人这种训练。要打在犯人背后的左侧,说穿心过肺一枪就可以毙命。那时正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判死刑的权下放至县团级。我们的团长政委就可以判犯人的死刑。   当时我们连负责枪决的人相当多,差不多三两天就枪毙一个,对我们来说等于是轮值日一样,枪手轮到谁就是谁当。一次轮到我,押赴刑场的时候,我拿着一支三八枪在犯人的后面,我还不觉得害怕。但是部队有规矩,临到刑场就吹号,一吹号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   连长看到我手也抖脸也青了,就过来问我:小鬼你怕了?没想到犯人很镇静,他回过头来跟我讲:小同志,打好点,今生报答不了你,来生报答你。他这么一说我怕得更厉害了。   在刑场,连长将我的枪接过去,然后把他的手枪给了我,他说我先打,你来补枪。连长可能有意不打死他,将倒下的犯人翻过来叫我补枪。我看到血从他的脖子那里直冒出来。他可能声带断了,只是张大嘴喊,没有声音。我慌得很。连长说,你再不开枪我就毙掉你。我就闭上眼睛大概打了六枪。我也不知道打在哪里。   回来之后,我觉得好象是大病一场虚脱的样子,晚饭也没吃。有一个调皮的战友在天台上喊我:左方,上来有好东西看。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跑上去,原来我枪毙的那个犯人就住在我们住的老百姓的民房隔壁。他老婆把他的尸体摆在院子里,帮他洗血,用棉花塞枪洞,我一看就更加怕得很。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站岗的。睡我旁边的一个老兵,他对我说,今天晚上叫你起床的时候,你叫醒我,我替你站岗。我当时很口硬说:不喊。但是后来带班把我叫醒了之后走了,我要独自出去,出了门没走几步,觉得到处都黑洞洞的,马上就退回房间。我把子弹也推上膛,刺刀也上了,但是走不了多少步,又觉得很恐惧,又退回营房。   只好把这个老兵叫醒,让他带我站了这个岗。明天全连都知道我在晚上不敢站岗。我这个人在连队很活跃,大家说我有点小英雄主义。所以,这时候大家都拿我来取笑,我当时就很生气地去找指导员。我说下一次再有一个,再要我枪毙一个,我说大家都在笑我。   当时连指导员跟我说,你昨天枪毙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是有七条命案的。如果这七条命案是你的父母、兄弟,我想你拿刀宰了他都敢。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的血债就是我们的血债。我们要为人民讨还血债。到晚上晚点名时,没想到指导员表扬我,叫大家不许再跟我开玩笑。   除了这个,我在部队也参加过土改,和当地农民一起批斗地主,也跟农民“三同”过睡在一张床。1962年,我们这个团就奉命调到朝鲜去。入朝前,大练兵一个月。每个人打了三颗子弹,扔了两颗手榴弹,一个是中式的,有一个是美式的。   当我们扔美式手榴弹的时候,许多老兵就私底下议论,可能我们要到朝鲜去了,不然为什么要我们学扔美国的手榴弹?美国手榴弹是一个鹅蛋型的,我们是有柄的。还拉了一个炸药包,学会了炸碉堡和挖防空壕,接着练急行军。   第一次是80里,然后90里,100里,接着就宣布我们这个团要到朝鲜去。我记得宣布的那一天,整个连大部分的战士都哭了。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连。除排长以下的都是从国民党解放过来的兵,他们都没有文化,和日本鬼子和解放军都打过仗,他们很害怕美国。   我当时年轻气盛就骂他们,当兵就是打仗嘛,有什么好哭的?他们不吃饭,我说你们不吃,我一个人吃。他们就讥讽我,说你别在这里吹牛,真正到了朝鲜,你没听到机关枪响,只听到炮响就要撒尿了。   宣布赴朝第二天就出了两个事,一个是有一个逃兵给抓回来,在全团大会中枪决了。另外有一个老兵晚上拿着一个手榴弹想强奸一个女孩,他把手榴弹的环扣在手上吓唬那个女的,那个女孩也不懂手榴弹性能就跟他抢,结果拉响了,两人都被炸死了。出了这两个事整个团都静下来了。   接着就坐着一列军车去朝鲜了。这是一种货运列车,我们都是打开铺盖睡在车厢里。但是那时候大家都跟平常一样,打扑克开玩笑,好象没有当时宣布赴朝时的那种气氛了,情绪都是很好的。我们都不用煮饭,到吃饭的时候列车在站上一停,老百姓就送饭送菜来,敲锣打鼓送慰问袋。那时候战友们情绪还是很高的。   到了安东,现在叫丹东,部队住下来后,我就看到很多伤兵从朝鲜那边运过来,有些是炸了腿,炸了手,用个白布盖着,布都是红的。我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心里边也开始惧怕了,晚上还发过恶梦。但是赴朝作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待命秀才   不久,部队就过江了,过江前一天宣布我留下待命。我问连长留下待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欢送我们过江之后,回到营房就有人会来接收你。我就看着部队过江,回营房果然有人在那里把我接到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百多小青年,都是有初中学历的,我们一打听,据说中央军委有指示,说一个连有初中学历的不许超过五六个人。可能我们连超过了所以将我留下来。在1950年,初中生是很宝贵的,被称为小秀才,小知识分子,很快就给我们体检。   体检之后,我们都分配了,有海军的,有坦克兵的,有高射炮兵的,有空军的,我被分配到空军到航空第七预备总队学文化。要求我们学一年学完代数、三角、几何,和物理的力学和电学,还有部分化学课程,根据学飞行的需要,这些课程要达到高中毕业水平,这是一种速成的学习。   我到第七预备总队不久,接到在朝鲜的连长来信,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减员了一半以上,大家都很勇敢,主要是死在美国的飞机下面。他们知道我现在调到空军,大家都很高兴,希望我赶快学会飞行,去跟美国飞机较量一下。   在这一年的学习里面,我是非常拼命的。我毕业时,我大小考试,包括作业,没有得过一个4分,当时是5分制,80分以上就是5分。但是体检,说我的视力有点减退不能飞行,可能我经常晚上到路边看书,结果其他成绩差的同志都分配到九航校学飞行了,我却调到七航校学机械绘图。   第一次审查   七航校是中国的第一家老航校,在牡丹江。它主要是培养飞行员的,但是办了一个绘图班。学了七八个月就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司令部。组织部门分配我到训练部的绘图室,报到后,我才知道这个绘图室不是搞机械图的,而是搞美术图的。   因为训练部主要是训练战术,绘的图都是怎样跟美国飞机在空中对抗,图下边都是田野、坦克、山地森林。但是我已经去了,他们就分配我跟一个叫张绍良的做助手。给他打底色,他画好我帮他描线条。   那个张绍良是没有军籍的文职人员。他在日本长大,是一个油画系讲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出于爱国才从日本回到北京的。那时候他画领袖像维持生活,后来领袖像的印刷品出来了,他就没法生活,空军司令部把他招进训练部绘图室。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艺术喜欢文艺。所以我跟他很合得来。他从日本带来很多世界名画册,他教我怎么欣赏,礼拜天他带我到公园去教我速写。但是过了三个月,空军司令部的组织部门发现搞错了。   要我的是空军司令部的翻译出版处,因为翻译出版出的都是从苏联买来的书,书的印刷质量很低,书中的图都是机械图,没有办法再制版,这就需要一个绘图员再重新画。   所以,翻译出版处去函七航校,要求派一个优秀的学员到他们那里去,结果他们等来等去怎么没来,后来一查是空军司令部组织部摆乌龙了。他们认为我是绘图班毕业的,刚好训练部有个绘图室,就把我调过去了。这样,我就从训练部转到了翻译出版处。   到了翻译出版处之后,我就画机械图了。到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开始时,我还是蛮积极的,但是突然宣布我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要关起来审查。我对审查感到莫名其妙,大概审查了三个月,每个月拉我出来斗争四五次,要我交代反革命行为。   我当然接受不了这样的审查,硬跟他们争,因而有人动手打了我,踢了我。三个月后的一天,在斗争会我看见有两个不是我们处的人,好象是上级单位派来的军官。这天他们斗得特别猛烈,斗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那两个人拿出一张照片来,问这是你跟张绍良合照的照片吗?我说是。在哪里?我说在北海。几个人去的?我说只是我跟他。他说你们两人去,怎么有你们的合照?我说先他帮我照,我帮他照,照到最后一张了,他说我们来一个合影,请北海路过的人帮我们按一下快门。他们说你一定要交出这个人,我说我没法交。   但是很奇怪,从这一次以后就没再斗我了。但是还是关起来,不过允许我看书,礼拜六还有人陪同我去看电影。直到一年之后,才宣布搞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是因为张绍良对空军训练部的一个副部长讲了一句话引起的,那个副部长是第一个起义到延安的国民党飞行员。   他的二哥还在国民党空军,在台湾。张绍良是从国外回来的,不太懂中国的政治,他有一次跟副部长讲,你想不想和你哥联系?我可以帮你。那个副部长当时也觉得他是好意,就说他当他的国民党,我当我的共产党,我跟他联系干什么?   肃反运动时,敌情观念提高了,都要揭发敌情,他想起这个事,就揭发出来。事情一揭发问题就大了,成了他要策反我们的一个副部长,马上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可能他是抓到军法处,经七打八打的,他一会儿说他是日本特务,一会儿说他是台湾特务,后来追问他有没有发展关系,他就说发展了我。   有什么证明?他说我把航校很多情况对他讲了。国民党派一个人到北海和我们去接头。其实军法处的那个人早就清楚审查我是一个错案。他来见我一次之后就交代单位领导,不要再斗我。但是因为张绍良的专案是国防部管的专案,所以必须把他的问题搞清,我才能够解放。   这次审查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读了大量的书。我从小就很喜欢西方文学。特别到了空军司令部工作,过的是机关生活,有星期天,下班时间都是自己的。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是在北京图书馆度过的。我买几个面包,拿军用水壶装一壶开水,就从他们10点钟开门,一直晚上10点钟关门,都在里面读书。走的时候借两本书,礼拜天还。我特别喜爱俄罗斯文学,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名著也很喜欢,三年内我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有一百多本以上。   应该说西方文学给我的影响是比较深的。这些书我当时是作为小说来看的,是一种爱好。但是书中人性跟人道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思想底色。   初恋的打击   审查结束之后,跟我同时毕业的都授予中尉军衔,按部队的规定我们在航校学的时候是正班级,毕业分配之后就是正排级,等于少尉。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部队要搞军衔制,全军冻结调整级别。所以我还是正班级。   到了两年之后,部队授军衔了,他们原应是正排,误了两年多,应该是提副连级,都授中尉,但是因为我在授衔时还在审查中,所以就没有军衔。这时候领导就跟我讲,那就委屈你授个上士军衔,三年之后给你补偿提拔你当上尉军官。   在空军司令部内,凡坐办公室的,全都是军官,唯独我是个上士,这个对我的刺激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一个初恋女朋友后来和我分手了。因为当时审查我的时候,是可以向外通信的,但是所有收到的信和我发出的信,都要经过专案组看过。当然我和我妈妈通信就无所谓。但是和女友通信,我不想让人家拆。   我的女朋友是我小时候的同学,当时在一个小学里面当教师,我不许对外泄露受政治审查,所以我就告诉她我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不能通信,所以你也不要给我写信,我完成任务之前也不会给你写信了。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闹三两个月问题就解决,没想到拖了一年。   宣布我问题平反了之后,我就给这个女朋友写信,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她马上就给我回信,也诉说了她对我这一年的思念之情。但是以后我连续给她写信都没接到她的回信。   我就有点奇怪了,向领导要求探亲。领导知道冤枉了我,马上批准我20天探亲假,我就写信给这个女朋友,这是1956年夏天,问她什么时候放暑假,她回信告诉我放假日期,并说她一定要到车站去迎接自己心爱人的归来。但是我到了广州火车站以后没见到人。回到家里等了两天也没见着人我就奇怪了。   我跑到她所在的学校,我以为她学校里面肯定有什么事因而不能出来。她学校领导说她去区里面办的一个普通话学习班。我说是你们学校要她去的吗?该领导说不是,是她自己临时要求去的,我觉得她在逃避我,因而感到很奇怪。赶紧赶到区里面去。   刚好他们下课,她见到我就借了一个碗打了两碗饭,带我到田头坐下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躲开我?她就哭。我问她是不是另外爱上别人了,她也不说话就使劲哭。我说你如果还爱我,你就点一个头,不爱我就摇一个头,我不是缠住你不放的那种人,只要你摇个头我马上离开。   但是她头不肯点也不肯摇只在哭,一直哭了两个小时。我听他们学习班打钟了,就送她回学习班,找了一辆载客自行车,坐车尾赶回槎头。我就问我们的好朋友,究竟她出了什么事没有。那个朋友告诉我,最近解放军在槎头办了一个转业军人培训班。   有一个贵州的营教导员安排住在我的女朋友家。可能她礼拜天回家和他认识了,这个朋友告诉我说,听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了。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她没跟我讲过一句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原因。但是按我的猜想,很可能是她回家的时候,见到了那位营教导员,那个营教导员见她又年轻又有文化长得也很漂亮,就向她求婚。   她可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在空军司令部,不过他现在在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通信了。可能那位营教导员对她说现在和平时期哪有什么任务一年不能通信的呢?人家已经到了北京,在空军司令部工作,哪里会要你这样的一个农村女教师呢?   本来可能她也有这种疑虑,所以就答应了那个军人,可能在结婚报告上签名不久就接了我的信,所以就回了我的信,同时找这个营教导员想收回她的承诺,那个教导员肯定不肯放手,她在两难当中就一直没有给我回第二封信。   后来知道我要回来探亲,所以她又第二次找这位营教导员要收回她的承诺,所以回信要到车站接我,那时候营教导员就采用了很强硬的手段了,可能出动组织的名义,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组织上已安排你们回贵州,工作都安排了,不能再有变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就哭着跟我分手。这个事情对我思想打击很大。我没等20天探亲假满,就提前返回部队。   报考北大   我把分手的事告诉了我妈妈,我陪我妈两天,就乘火车返回部队,我对我妈说明年夏天我就复员,我不在部队干了。我回到部队后马上给领导送了申请复员的报告。当时领导还不太在意,以为我是因失恋闹情绪。   确实我那时很苦闷。有一天晚上,我在街上闲逛看到有一个老人在街上摆一些油印的东西。我就上前拿来看,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是高考试题,我说高考试题都可以卖的吗?他回答说高考过后试题就可以公开,前三年的高考试题都有。如果你们军人考大学,还不用考外语和数学,只考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后来我说好吧,四年我都买了。我回来一看这些试题,我答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不难。   我去新华书店把所有高中这四门课程的书都买来,卖书的人说你想考大学吗?我说是。他说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教学参考书,是内部发行的,如果你买可以卖给你。这是教育部发给老师参考的标准讲义,我全买了。我就来了一个开卷答题,答完以后我就给一个俄语翻译看,他是北大俄语系毕业的。   他第二天告诉我,你水平那么高为何不考高考?就凭你这个考卷可以进北大。我说此言当真?他说我保证。我说我是开卷的,他说开卷的那怎么算数。我说不过就是二三十本书,我将它读完了不就可以闭卷了吗?他说哪有那么简单。   我就开始进入高考的准备。我知道每年部队的复员时间大概是第二年4月份,我还有8个月时间。我就先用三个月业余时间,以快读的办法把20多本书读一遍,然后用5个月再细读一遍,果然明年4月份就复员了,我到广州刚好是五一,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我再重点地看一遍,就参加高考了,没想到果然就考进北大了。收到录取通知书是1957年的8月末。   黄金岁月   我们进北大报到的时候,学校给我们一本右派言论集,全校已开展反右派了。但是我读到谭天荣写的十一株“大毒草”、林希翎这个大右派讲的话,沈泽宜、张元勋写的《是时候了》的诗,简直热血沸腾。这不是思想判断,是一种本能的共鸣。我觉得只要是一种有热血的人,我想读到这些都会激动的。我心想坏了,好在我晚点来,否则我肯定站到他们这队伍里面去了。大学的教材我全扔了,只有这本右派言论集至今珍藏着。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突然间学校广播,要大家起来斗右派。我们跑到北大的大饭堂,原来有几个右派学生跑到天津,想通过塘沽港外逃,给抓回来拉回北大批斗。这时候大家都在喊口号,我也在喊口号,但是我的心里是流泪的,觉得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抓他们的人强行要他们低头,他们却倔强地在喊口号。这是我进北大后一种最初的心态。   北大给我有很深的影响。虽然我入学的时候北大已经反右了,但是北大好的传统还是保留着的。当时还是马寅初当校长,我们读到四年级的时候他才离开的。我最怀念北大有几个很特殊的东西,一个是北大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它的大门没有守卫的,所有课室的门也都是打开的,特别是名教授的课,大家去那里上课像去戏院看戏一样,找个座位坐下来就是了,有很多外来我们不认识的人。   第一个学期我学俄语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结果还是没及格。虽然是从字母学起,但是人家在高中时学了三年,我怎么赶得上,我找系领导要求免修。当时他吓唬我,说我们北大要求学两门外语,如果你不修两门外语是不能发毕业证书给你的。我说我可以不要,因为我知道我反正我的档案写明在北大读了五年。单位看你的本事而不是看你的毕业证书。   由于我当过七年兵,跟那些从高中学校出来的同学相比,我的优势是社会知识广,劣势是受过初中一年级的教育,在许多基础课上,我是没法跟那些同学比的。   但我知道将来工作对我最有用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毕业以后,不可能留在大学或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好在北大不考勤,许多为将来做学术研究用的基础课我都不去上。   我知道北大最宝贵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大师级的教授。如果我离开北大,恐怕连见一下这些老师都困难。第二个是北大的图书仅次于北京图书馆。所以我比那些同学更懂得利用这个东西。   我对北大中文系里面的大师级教授讲的课,像吴组缃先生,游国恩先生,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王瑶先生,林庚先生,还有王季思先生,王季思是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中大和北大交换教授,他给我们年级教了一年课,他们都是一级的大师。   对他们的课,我是很认真听的。由于我免修外语,还罢上许多专业基础课,因而就有大量时间到外系去听课,我跑到哲学系听了两年冯友兰老师讲《中国思想史》,我到西语系听朱光潜先生讲了一年的《西方美学史》,听他讲了一年的《美学概论》,我听了翦伯赞老师讲两年的中国通史,我还修了康德的专题和黑格尔的专题。这些中文系其他的同学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是按学校安排课程学习的。   因为北大是从来不考勤的,北大是没有作业的。北大每年的考试只需考两门主课,所以我只是听文学史、文艺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这些主课。这样的话,在北大,我确实学了很多东西。我对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特别感兴趣,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书有中译本的我都读了。   北大没有自修课,下课自己找个阅览室,有很多阅览室。星期天往往我们要提前起床,才能找到一个座位。那一代北大的学生是很用功的。北大在学术上没禁区。北大的老师跟同学是能够互相争论的,考题不按老师讲的答,只要言之成理,也能得高分。北大当时那种环境,应该说对我后来是有深刻的影响的。   应该说我在北大这些年,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我在北大五年几乎没有空过礼拜天。北大还有一个传统,北大无禁书。我知道很多我离开北大不能看的书,我就拼命去读。包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有原版的《金瓶梅》我都是在北大读的。   北大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年的校庆都有很多讲座。学校会发给我们一个讲座专题本,各系的有名教授都会拿出他们新的研究成果,下午四点钟以后,我们喜欢哪个专题就去哪个课室听。这样,我也去听物理系,也去听生物系老师讲的专题讲座,对扩大我的知识面很有好处的。应该说我在北大还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对于我为什么要考中文系。其实我刚开始当兵的时候就喜欢写诗。我的诗当然没地方发表,但是我把自己的日记本作为诗集。我把胡风分子阿垅的诗论读了很多遍,很爱诗。   50年代曾经有朱光潜、李泽厚和蔡仪等美学家开展的一场美学大辩论。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几乎所有这次美学大辩论的文章,我在部队时都看了,这又让我对美学和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选择中文系其实就是一种爱好。对于职业的问题,我们这代人从来不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党派到哪里就到哪里,绝对地服从分配,我们根本不会想,我以后要做什么,反正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我要学什么,主要是凭我个人的爱好去学。   在北大后期我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给我后来最大的一个影响,使我从原来对右派这些人的敬佩,转变为一个满脑子乌托邦思想的激进的极左青年,主要是通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九评》是很有煽动力的,报上每发一篇,组织大家讨论学习,然后又再发一篇。   《九评》对我的思想影响很深。也可以说通过《九评》的学习,我完全接纳了很左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对反防修的理论,可以说我完全被“九评”洗脑子。   我们毕业那年是1962年,困难时期分配也困难,所以学校是先放暑假,后回来再接受分配,暑假我就回到广州来了。   一稿成名   我的堂哥左文是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他有一次去参加舞会,《南方日报》的副总编辑杨梵也去了,我堂哥问他,你们《南方日报》要不要人。   他说我们很需要人,特别需要编文艺副刊的。因为中山大学今年从四年制改五年制,没有毕业生。我堂哥说他有一个弟弟,正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你们要不要?他说那好极了,叫我明天就去《南方日报》跟他们的人事部门谈。   人事部门马上同意写信到北京要我,就这样调到《南方日报》工作,任文艺副刊编辑。因为从反右的时候,《南方日报》已经停止了文艺副刊了,这个时候才复刊一年,我分配的部门叫理论文艺副刊部,黄每是主编。   部门分三块,一块是文艺副刊,一个礼拜出两期。还有《党的生活》,是理论性的。《星期六》刊登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我是属于文艺副刊这一块,受关振东领导。   我在北大我是重点学文艺批评,我工作不久,全国开展文艺大批判,我正英雄有用武之地,我写了很多文艺大批判文章。批《苦斗》、《三家巷》我发表整版的文章,批周炳这个形象,所以当时报社很看中我。那时候我可以说如鱼得水。   为了配合全国形势专门成立一个文艺大批判组,让我当组长。除开两周出两期文艺副刊,专门做一期文艺批判版,由我主持。但是我总觉得已经进了报社了,就是一个新闻人,我应该懂得写新闻。所以我向黄每要求去采访。   后来,黄每告诉我,省里面通知《南方日报》要采访南海县一个女生产队长,她叫左凤。是佛山地委新发现的一个学毛著先进分子,曾经在三级干部会上做了一个讲用报告。佛山的毛著一下子卖空了,很震动,省里要《南方日报》派人去采访她,黄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到了南海县委,就问有没有录音,他说有,但是记成文字后就洗掉了,当时是使用那种圆盘录音机,他们把记录稿给我看。   我一看,讲话根本没有提到学毛著,都是忆苦思甜的东西。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一个讲话能够震动大会把佛山的毛著卖光?我跑去新华书店,我看到书架上这些毛著封满灰尘,我问店员有没有人最近抢购毛著,他们说没有。   我认为这个左凤肯定是假新闻,我回到县委就把背包背起来走,马上就返回广州,准备告诉领导左凤的新闻是假的。到汽车总站,刚好管《党的生活》的副主编饶子持从一辆汽车上下来。   他问我怎么回事?不是来采访,怎么又跑回去。我就告诉他,饶子持说你回去肯定要挨批的,人家是佛山地委定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你人都不见也不调查研究,就回去说是假的。   我听后确实觉得自己不对头,就赶紧背着背包,直接下到生产队去,见到左凤。她大概是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她一听我叫左方,兴奋地说我从八九岁以后就没有见过姓左的人。   连忙把她六个孩子叫过来让孩子们叫我舅父,一定要留我在她家住,我本不姓左,因此觉得很有趣,就在她家住下来,晚上跟她聊起来。她讲她是个孤儿,后来是南海一个老太婆收养了她,这个老太婆是编竹篮子为生的也很穷。   十五岁就把她嫁了,丈夫也非常穷,她生第一个小孩后几天就下田,生孩子前一天还在下田。我问她你为什么六个孩子还要当什么生产队长?人家都不愿意当干部了。她说就是因为人家不肯当我才当。   她跟我讲她的丈夫合作化的时候是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在大队当治保主任,四清运动时,把这些大队干部斗得很厉害,她丈夫得了神经病回到村里。她村里的生产队长也不干了,快立夏了都没有人下田。   她说我的丈夫有神经病,我有六个孩子,如果大家都不种田,我怎么养活一家人?她找了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女的。   她当队长,她的朋友当副队长,就把村里面的生产搞起来了,这一年取得大丰收。所以她说你说吃亏吧,如果将解放前和解放后比,我觉得我没有吃亏,如果将单干和合作社比,我没有吃亏。   因为我孩子多,当时还有老人,到了成立人民公社我也没有吃亏。她说如果现在大家都躺下不干,这才是吃大亏了,人家有本事的都跑到外面搞副业赚钱,像我这样有一个有病的丈夫,带着六个孩子我怎么办?所以我就挺身而出当生产队长,不管多苦我都要干。   那我觉得她谈的话挺有意思的,我问你学过毛著没有?学什么文章?她说学老三篇,我说老三篇是什么?她说有一个什么张思德,有一个外国人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个叫雷锋,我一听笑了,我说谁教你学毛著的?   她说我的大儿子给我念过,我觉得报道她学毛著是不真实的。她这个经历很有普遍意义,我就以究竟当干部吃不吃亏的主题,写了一篇通讯。我当时把这个通讯交给主编黄每心里面还是很怕,因为我私自改变主题。   人家叫你写学毛著积极分子,你却写这样一篇东西。后来过了两天,黄每告诉我,黄文俞看了很赞扬你这篇文章。他决定在明天的一版头条刊登,而且他自己给你配一篇短评。   文章登出来了之后,过了一天黄每告诉我赵紫阳打电话来了,说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创刊以来最好的一篇文章。而且要全广东都要学左凤,所有传媒要宣传左凤三个月,赵紫阳的指示下来,全省传媒连续都在那里报道左凤,后来还把左凤封为佛山地委副主任,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大官。   我也因为这篇报道成了广东年轻的名记者。我知道并不是我这篇稿写得多么好,而是四清运动后许多基层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的报道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一段时间我是很得意的,大家也都赞赏我。所以工作也非常积极,但是我主要的业余爱好还是读西方世界名著。   候选接班人   文艺大批判的火越烧越旺,中央指示广东要批欧阳山。当时陶铸要对《三家巷》、《苦斗》拿出一篇定性文章。为此指示组织四个大批判组。   省委文艺处成立一个大批判组,《羊城晚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中山大学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的批判组是黄文俞当组长,组员都是处以上干部,只有我是一个普通编辑。而陶铸交代四个批判组的研究结论都要向黄文俞汇报,最后由黄文俞亲自执笔写那篇定性文章。   黄文俞把全组人带到佛山记者站躲起来,专门研究《三家巷》、《苦斗》,晚上黄文俞叫我到他的房间。问起我在北大读书的一些情况,我讲了我听过朱光潜、冯友兰老师的课。   他很感兴趣,黄文俞告诉我他对文艺评论非常感兴趣,抗战前在香港以写文艺评论为生的。他和他哥住在隔壁房间,有一个地下党员劝他哥入党,他哥不肯入,他跑过去说,他不入我入。   就这样他就入了党,抗日的时候调到东江纵队当宣传科长。解放广州他就当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后来当中南局宣传部长的是王匡是社长,一年半后,他就调到《南方日报》当总编辑。   他对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特别对1956年美学大辩论时朱光潜的美学观点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他已经多年没有找到一个就美学问题的谈话对手了。   回来之后,我就下去阳江县搞四清,我没想回来之后,关振东偷偷告诉我省委要求《南方日报》要提出两个接班人。第一线的接班人,黄文俞提黄每,黄每同志是一个杂文家,当接班人理所当然。第二线的接班人居然提我。   当时有人说,左方才毕业三年,怎么提他接班人呢?黄文俞说不是三年了,他有七年军龄,按照规定他们调干生大学五年是算工龄的,那十二年,加上来报社三年就十五年了。提接班人也不是马上接,到接班的时候都有二十多年的工龄,怎么不能接班?就把我的名字报给省委组织部。   批欧阳山和秦牧   1966年文革开始了,省委把我要去省委大批判组,当时中央给广东的任务是批欧阳山跟批秦牧。我在大批判组里是批判秦牧小组的组长。当时领导我们这个大批判组的是宣传部的部长陈越平。我第一篇文章是批秦牧的《艺海拾贝》,写了一个版。   文章很快就通过了,陈越平很满意,但是对批欧阳山这个小组就不满意,说他们没有激情。当时省作协在政法学校集中搞批判。他们就去省作协参加批欧阳山,以增加点激情,可是到会场发现他们都是一人一杯茶,在那里聊天。他们后来跟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商量,要求联合批一次欧阳山。   仇志杰同意了,欧阳山批判组由罗源文和黄树森负责,他们来找我,要我们也去批欧阳山,当时们两个组都有一批大学生。到了出发的时候,那些大学生就拿出一顶高帽来。   罗源文说我是省委的干部,你们搞武斗我不去了。而学生则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斗你管得着吗?罗源文是主持人,他不去那怎么办?   黄树森对我说,我也不方便主持,但是我去,是不是由你来主持。我说好吧,但是我跟那些学生讲好,不能随便给人家带高帽,除非欧阳山非常顽固你们才戴,你们要听我的,我一拍桌子你们就戴,我不拍桌子你们不许戴。   结果我们一去到那里,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是个青年女作家,她一看我们戴着高帽去,就说你们这样搞我们不参加。我说我们干革命还要你批准吗?你们不参加我们自己斗。   我们就把欧阳山拉来了,开初我们一直让他坐在椅子上。后来我问欧阳山,你写的《三家巷》、《苦斗》总题目为《一代风流》,你是要篡改历史,你要交代你是怎么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他说,我怎么会反对毛泽东思想,我是在延安亲自听毛主席讲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后来根据主席的讲话精神,深入下乡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毛主席认为很好,还专门请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饭。   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还在那里表扬自己。我无意识地拍了一下桌子,我没想这些学生以为我给他们发信号,马上就把欧阳山压在地下让他跪着,给他戴上了高帽,欧阳山很胖。跪了不到两分钟就趴在地下。我这个时候知道坏了,窗户外面作家们都在探头看我们。   所以我过了一会儿说,你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可以让你再坐回椅子上,我就把他扶回椅子上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个杂文家曾经写文章,说我是广东文艺界最左的,第一个把欧阳山打倒在地上,实际内幕就是如此。   我写的批秦牧的第一篇文章是要送给赵紫阳审的。当时赵紫阳在湛江开三级干部会,陈越平叫我坐飞机到湛江去,我去了见到赵紫阳。赵紫阳就叫他的秘书带这个记者去饭堂,叫师傅给他煮一碗瘦肉面再给他加两个鸡蛋。赵紫阳这个人做事还是蛮细心的。我吃完面回来了见赵紫阳带着两个秘书在那里对语录。   我说赵书记你不用对了,这些语录我们反复对过。赵紫阳望也不望我睬也不睬我,继续对语录,对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看来赵紫阳并不关心批秦牧的内容,而是关心语录是否有错,那是政治问题。   他签了字,批示可发,他告诉我有一架专机送你回广州,你告诉黄文俞文章明天就见报,要放在一版。走时没有想到赵紫阳跟着我出来,我以为他送我,我就说赵书记不要客气了,不要送了。   赵紫阳的性格不外露,他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后来送到院子门口了,我说赵书记您请回吧,他还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他一直送出来,我这样一个小记者怎么能让赵书记送。在路上我又说赵书记你请回吧,你这样送我我不好意思。   赵照旧说,没事儿,走走,到了院子大门时我才知道,原来区梦觉先回去。区梦觉是大革命时代的革命老同志,赵紫阳一直称她区大姐,原来他是送区大姐。我这时的脸就要红到脖子上了,是表错了情。   揭发陶铸   批秦牧《艺海拾贝》的文章就登出后,陈越平给我第二个任务,是写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是秦牧在大鸣大放时期写的文章。一天我在饭堂吃饭的时候罗源文跟我讲,你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陶铸有一个讲话,比秦牧的文章反动一百倍,我说什么讲话那么厉害?   他说是全国话剧、歌剧工作者会议的一次讲话,我说这个讲话陶铸收在他的文集《松树的风格》上,我看过没有多么大的问题。   他说出书时是删节过的,现在省委想毁掉讲话原文,要把这个讲话的原文收回,我们文艺处有一份,到明天就要交回,你敢不敢看。我说我怎么不敢看呢?我是你敢不敢给我看的问题。   他说给你看可以,但是你明天一早必须给回我,我晚上连续把陶铸这个讲话看了三遍。按照我那时那种左的观念,搞大批判的观念,确实认为他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知识分子政策是对立得很厉害,确实是棵大毒草。   星期六回《南方日报》我的宿舍,和我同房的叫黄衍辉,我就把陶铸的讲话内容告诉他,他说现在陶铸已经是中央第四把手。   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要赶紧把这个事儿写信报告毛主席。我说广东是陶铸的基地啊,如果万一这个事情泄露出来是要杀头的。他说你就怕丢脑袋,不怕中国变颜色,要杀头我陪你,你来写我也签一个名。   我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邮局寄一封信给毛主席能够寄得出去吗?我想没有出广东这个信就落到广东省委手上了。他说不要紧,我认识广东省委一个机要交通员,你写好之后,我就让他插在省委给毛主席的文件里面去,那就保证能到主席手上。   我把信写好后他交给机要交通员,这个机要交通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黄衍辉采访过他,跟他交上了很深的朋友,那个机要交通员说,省委没有直接给毛主席的文件,只有给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   他建议我们改成两份,一份给江青一份给林彪。我们就把这个信重新抄了两份送出去。这事是后来我陷进文革的一个源头。   巴黎公社梦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我当时很震动觉得究竟怎么回事?也觉得姚文元上纲上线那么高,而且吴晗是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也是一个著名的明史学者。当时,黄每传达黄文俞的指示,要我们部研究究竟《南方日报》要不要转载?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转载也不好,不转载也不好,我建议删节转载。不管怎么样,将来说是批错了,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保留的。如果批对了,我还是转载了。他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党的十一中全会公布刘少奇、邓小平退到后边去了,陶铸上去成了四号人物。   这个时候我正是在省委大批判组,我看到这公布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大彻大悟了。我觉得这次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我觉得过去我们整天讲共产主义,实际上还是个等级的体制社会。如果要反对修正主义必须要砸烂这个体制,要在中国搞巴黎公社。   我赶紧回房间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找来重新看,越看越激动。觉得以后中国所有官员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老百姓也有罢免权,而且官员们的工资不能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所以只有真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会去当官。我觉得中国有希望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了。这是我对文革的最初一种认识。   一天我到华南工学院去看大字报,看到有一张叫高翔的学生贴的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北京的来信》,他贴的这封信是他在北京念书的妹妹写给他的,说当前我们学生不能再让党委做我们的保姆,我们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我看后认为这信的观点是正确的,你不把全国所有的党委砸烂重新组织,怎么能够实现巴黎公社原则呢?   我就马上去见高翔,我们俩人一会面就很谈得来,认为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要踢开各级党委闹革命。但是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再去华工,知道高翔已经被省委关起来了。   采访红卫兵   后来不久,陈越平关到牛栏里面去了,由省委的秘书长李超来领导我们大批判组。过了不久黄文俞也关到牛栏里面去了,赵紫阳决定李超带一个业务组进《南方日报》。在这之前省委派了个检查组(实际是工作队)管《南方日报》的运动,李超只管报纸。李超走了,大批判组也解散了。我就跟他回《南方日报》。他到了《南方日报》以后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宣传部,让我当红卫兵小组的组长。   我就专门负责红卫兵的采访,主要跟红卫兵去抄家。我记得我当时跟第七中学的红卫兵去抄广州市副市长,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家。抄了好多东西,其中里面有很多豪华物品,我见都没有见过的,连卫生间都放有外国的糖,当时我也觉得很气愤,觉得这个人也修得够可以了。   这些学生抄完之后,看到他家有一只小猫,把这只小猫给吊起来。后来我跟红卫兵队长讲这样不好,应该把这只小猫放下来,我说你们走后好多老百姓都会来看的,你们这样做对红卫兵的影响不好,这个卫兵队长听后就把小猫放下来了,他们在路上随便拦了一辆车,把抄来的东西搬到车上。   他们学校后面是一个天主教堂,他们一下车就各自跑掉。由教堂里面的老师出来清理,这些老师将这些东西搬到教堂里面,分门别类地放好登记,我进教堂里面看,放有很多钱、金条、手表和各种饰物、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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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民众的狂欢是政治上的迷茫

民众的狂欢是政治上的迷茫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1-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1 4:33:17 阅读量:2次 1 月 30 日下午至晚上读者留言 中国为什么要感谢戈尔巴乔夫? 乌有他乡 时间:2012-1-30 15:06:39 今日的俄罗斯,“贫穷”是相对的,从绝对意义上,已经没有穷人了。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经济恢复了的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 4月10日,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宣布,根据俄罗斯 2007~2009年三年预算计划,未来三年间,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俄罗斯经济长期趋势》报告预测,2012年前俄可赶上韩国、西班牙、以色列的经济发展水平,2020年前,人均GDP可达29400美元。 我们再看看东欧国家,到了2006年已经有二个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其余国家人均GDP全部超过5000美元,据世界银行预测,在2020年左右,东欧国家将全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俄罗斯:人均收入10年增长25倍 2008-09-22 04:04:47 来源: 上海证券报(上海)  进入俄罗斯贴吧   共 2 条 黑马推荐  10年之间,俄罗斯经济变化令世界震惊。石油美元在俄罗斯经济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98年,索罗斯资助金融危机漩涡中的俄罗斯科学家每人每年500美元生活费,那时的俄罗斯人均年收入低于200美元;如今,俄罗斯的人均年收入是5000美元,超过1998年时数十倍。 10年之间,俄罗斯经济变化令世界震惊。俄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2007年GDP同比增长8.1%,为32.99万亿卢布(当时1美元约合25卢布),人均GDP接近9500美元,俄罗斯人均月收入为1.25万卢布。 经济航母从湍急的拐弯口成功驶出,俄罗斯经济的惊险时刻令人难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盘接受美欧等西方国家推荐的经改药方,采取“休克疗法”,推行以大规模私有化和全面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经济改革,经济连年下滑。1998年俄爆发金融危机,各项宏观经济指标再趋恶化。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央行宣布卢布放弃紧盯美元的汇率政策,短期国债也将以其他方式偿付,俄罗斯在用尽自己最后一个美元后,轰然倒地。 石油美元在俄罗斯经济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败也石油,成也石油。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石油价格从1997年初的20美元左右下跌到1998年底的11美元,依靠原材料出口的俄罗斯经济难以为继。而现在的世界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势,高企的能源价格令俄罗斯经济驶入高速路。 (本文来源:上海证券报 )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资料,中东欧七国2005年人均GDP分别为(单位/美元):匈牙利10896、捷克10708、斯洛伐克7963、克罗地亚7764、波兰6373、保加利亚3325、罗马尼亚3277。上述七国2005年人均收入:捷克6740、克罗地亚5350、匈牙利6330、波兰5270、斯洛伐克4920、罗马尼亚2310、保加利亚2130(我国2005年人均收入1100美元)。 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已经于2004年5月加入欧盟,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现为欧盟候选国,有望最迟在2009年内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根据欧盟公布的资料,与欧盟25国人均GDP平均值比较,捷克人均GDP相当于欧盟的69%,其次为匈牙利61%、斯洛伐克51%、波兰46%、克罗地亚36%、罗马尼亚32%、保加利亚30%。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几个老牌经济发达国家则分别为119%、113%、108%和107%。这就是说,中东欧国家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确实还不小。 萧瀚:疑韩案的私权与言论自由 小红妹 时间:2012-1-30 13:53:08 哎呀,先生说的太好啦。 小红妹又长知识啦。 阳明山庄2号 时间:2012-1-30 15:04:01 本人一向钦佩萧先生,但看到此文,心有异见,不吐不快: 1、先就事论事:(1)韩寒只是疑似“公众人物”?那就请你定义一下什么叫公众人物?(2)确实,仅仅从一般的免费博客及其他符号产品而言,基于法律层面,韩寒没有澄清那么多疑点的义务,但是,从社会公众利益及广大受韩寒作品影响的人来讲,韩寒有澄清的义务,除非他自己愿意接受一个可疑的韩寒。(3)事实上,韩寒是很在乎的,因为一个可疑的韩寒并非仅仅是一种无聊的事,而是切实关涉到他的实际利益;(4)如果不仅仅是代笔,而是代人(核心及大量的作品是韩仁均之作被明示为韩寒之作),且关涉到符号产品的买卖,这疑似涉及欺诈;(5)建议萧先生去弄清言论自由的理论,然后再来分析言论自由与公众人物的权利问题:a,谁说的只要不是公权型公众人物言论自由便要受限?b,韩寒所获巨大利益就是和他的文字产品直接联系,说韩寒疑似被代笔是私权问题的理据何在?c,即使是公众人物的私权,它也要受到言论自由的限制,这一点萧先生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明白吧? 2、再上升一步,仍然有人基于已经被“韩寒”抛弃的价值而支持韩寒,本回帖只想告诉这些人,你们支持的韩寒蔑视并已经抛弃了你们支持他的价值,他对这些价值的背后一刀更甚于堕落的力量的直接攻击。 3、“公知韩寒”不过是一个商业品牌,当他走上正轨之后,他就要开发另外的产品了,拜托那些支持者看清这一点,不要再被欺骗,以至于玷污了我们追求的价值。 4、仍然有人说我们这样的立场与批评糊涂,但是,我并不认为如此,相反,不清楚“韩寒代笔”事件背景、前因后果、现状及众多疑点的人,仍然抱持着过去的“韩寒”的人才是糊涂! 5、请编辑不要删帖! 阳明山庄2号 时间:2012-1-30 15:13:15 补一点,此文的题目是一个病句: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疑韩案中的私权与言论自由”,“疑韩案的私权”显然是一个错误的表述。 阳明山庄2号 时间:2012-1-30 15:25:01 “私权高于公共利益,没有对私权的基本尊重和坚定的保护,公共利益根本不存在。” ———————————————————————— 我此前听过萧先生的事,但此文让我有点失望: 1、就我是所读范围而言,这样武断地说不加任何条件的“私权高于公共利益”是很荒谬的判断,从古罗马到现代欧陆与美英法学与法律制度,其实只是短暂的存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乔布斯的别墅的整改都受到公益的限制,更何况代笔问题根本与私权无关; 2、文章题目是一个病句,前半部分分析错误跌出,文末加一个想当然的与文章主题相差太远的大帽子,这篇文章完全是一个败笔! 阳明山庄2号 2012-1-30 16:32:48 一个腹中无物眼神茫然,不敢出场溜溜的被普遍怀疑的青年被戳为某种价值的标杆与图腾人物,对这种价值的伤害有多大,那些头脑转不过弯来的人想过吗? gdssgd 时间:2012-1-30 16:01:23 中国的有些人,就是吃饱了撑的,矛头方向全变了味,让那些广大民众痛恨的腐败类人在一边看闹剧笑剧似的咧着嘴偷着乐:看看,他们又在自相残杀, Wdzj 2012-1-30 17:16:00 仅举一例就可以推翻萧翰在此文中玩弄的假法理:萧翰的学位论文是枪手代笔写的,但由于是属于私权,故不应受到任何的质疑和干涉。若有人对之质疑和干涉,则判定萧翰被侵权!质疑者就要受到民事的乃至刑事的处罚或惩罚!萧翰此文讲到就是这个道理。请编辑把这个跟帖发给萧翰看,让萧翰别自以为是、自作聪明。 大地 2012-1-30 17:21:51 所谓:清者自清,真金不怕火炼。 方舟子只是质疑韩寒,并没有逼他自证清白,他真的有真才实学,真的是天才,他会不停地以拿出新的更加上乘的作品的方式让质疑的人闭嘴,所以他肯定会对这样的质疑一笑置之的。相反,一触即跳,破口大骂,又是发誓,又是赌咒,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是一个天纵英才的正常反应吗? 李钟琴:我对韩寒看法的转变 李钟琴 2012-1-30 15:21:57 作者写的东西一旦发表,就必须接受读者的品头论足,包括质疑与批评。围绕作品的真伪、作者的水平、作品的思想内容等方面的争鸣,一直属于文艺批评的范畴。 我在《我对韩寒看法的转变》中说了,自古以来,围绕作品、作者真伪的争论便是文艺批评的一项内容。譬如赵翼《廿二史札记》问世后,清末李慈铭便通过一些例证,指出此书非赵翼自作,而是赵氏购于他人,由此形成学术界的《廿二史札记》作者真伪之辨,从来没有人不认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 我认为,韩寒作品真伪之辩,也是一个学术问题。韩寒如果有有力的证据,就足以辩诬;如果说不清楚,就怪不得别人质疑。谁让他留下这么多疑点呢?如果韩寒认为这些质疑很无聊,也可以不予理睬,继续写他的文章赛他的车。路遥知马力,日久见水平。 也许有人杞人忧天,认为此风一开,则文艺界就会人人自危。其实大可不必。质疑者无论是用推理的方式,还是捕风捉影,总要说明自己质疑的理由。证据是不是能够服人,相信读者自会判断。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再说,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人人都被质疑的情况。目前为止,文艺界被质疑者毕竟是极少数。如果你的作品没有疑点、没有留下把柄,即使有人硬要质疑,也不会有人相信。甚至重金悬赏请人家质疑,恐怕都没人有这个兴趣。 Ixtili 2012-1-30 13:18:29 谁不懂法?你不懂法才对 冯梦云 2012-1-30 23:30:46 一个只有中学文化的小孩与院士争文字的真伪,没伪也伪了!韩老爹为儿子代笔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代笔也没什么,只要代笔者不追版税也就没事了。方舟子对那悬赏有兴趣。 别说方舟子可胜诉,我也可胜。挑一个小孩的笔误太容易了。 Hxm 2012-1-30 23:58:52 在由韩三篇引发的倒韩这件事上,还是萧翰说的好:“此次疑韩行动若成功,远比它失败来得可怕,因为它会给邪恶的逼人自证清白赋予生命力,开启恶例,而它践踏私权的恶劣性质将被漠视,倡导保障私权者也都会成为笑柄,同时会影响墙头草们转而支持这种行为。因此必须反对自证清白这种邪恶的做法,反对自证清白就是反对肆无忌惮践踏私权的暴民。” 打假韩寒,方舟子这次打错了 Ixtili 2012-1-30 13:15:59 年龄和成熟之间真的没有必然的联系,尤其对于这种大半辈子在学校生活的人来说。 Happysky2007 2012-1-30 15:23:06 显然,《三重门》的作者既是知道“三重”典出的意思是指重要,但又是可以双关为“三chong”,并且直接连上“门”的。这完全符合韩寒自称的对书名有过“反复的思量”这一说法。书名当然可以,也更应该念作“三chong门”。 我真是晕倒!,《三重门》的作者当然知道“三重”的意思!韩寒知不知道我不知道! 奥巴马支持率不到五成 tx134563 2012-1-30 13:15:14 中共支持率有0.5成吗?我真怀疑. 苏共的纯洁性是怎么一步步丧失的 Fengxxy 2012-1-30 13:28:21 开玩笑,苏共从夺取政权那天起,就没有什么纯洁性,伴随着阴谋、暴力与欺骗 Crw0823 2012-1-30 15:28:14 很有意思的话题,今天,中共很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问题,但是,更多的事停留在语言层面或是理论层面,在实践层面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可操作性。现在的基层,对所谓的运动啊活动啊之类的参与热情并不高,换个角度,我们尽管强调的精神力量,却并不能使大家真正体会到精神的力量。 吴敏: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与期望 缪一轮 2012-1-30 14:00:29 支持吴敏同志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与期望!希望选网众网友求同存异,暂时放弃某些不切实际的歧见,都尽可能投入对龙泽天同志的声援之中。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上 ) 谌青凡 2012-1-30 14:01:14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论断值得置疑。前苏东剧变事件,充分证明,社会主义连自己都救不了,还想救别的什么?再说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说的那个社会主义吗?二极分化和吏治腐败,恐怕不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吧! Scpnwyt 2012-1-30 15:12:09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永远保留贪官的一切特权,包括话语权。叶利钦说过,当权者之所以喜欢“社会主义”,是因为在这个旗帜下,一切贪腐行为都以国家机密的理由得到保护,虽然国家很穷,但少数当权者早已过上共产主义的按需索取的生活了 才尽江郎 2012-1-30 16:13:42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为什么台湾不搞社会主义,也能成为亚洲四小龙?而且台湾人民坚决不搞社会主义,难道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为什么香港收回来了,还向香港人民承诺坚决不搞社会主义? 二十一世纪了,还在痴人说梦,真是跳梁小丑。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 下 ) 谢勇森 2012-1-30 15:41:24 只有殖民主义才能救香港、澳门? 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欧美日韩国台湾新西兰澳大利亚? 吴忠谈 “ 九一三 ” 事件 武林外传 2012-1-30 14:14:15 保存史料。这个作用就非常好。 张维为:重庆归来话重庆 乌有他乡 2012-1-30 14:18:47 台湾通过选举实现政民同步,怎么会有对抗?通过选举促使参选者下访,比我们作秀式的下访好得多,作秀式下访只会劳民伤财。 乌有他乡 2012-1-30 16:42:43 选举网还是没有乌有网胆子大,帖子不见了,是不是嗅到天气又不好? 盘点 2011 年度财经大佬们的精彩观点 Tianxiao 2012-1-30 14:27:13 补充,还有茅于轼先生的: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不是经济学,是政治斗争学说。 逝水年华 2012-1-30 17:01:02 皇上不急太监急,那几位什么家都不是,还不是什么家都得听他们的,降税之后,浩浩荡荡的公务员大军,吃吃财政饭准公务员还不造反呀! 冤不可极、怨不可积 Tianxiao 2012-1-30 14:29:48 民怨深重,希望加快改革。 陈有西:论法官 Gdssgd 2012-1-30 15:50:14 陈律分析得很对!不过,也有在外形上追求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精神上追求独立公正自由的法官,只是在数量上很少很少,,,,实务上操作起来也很难很难 逝水年华 2012-1-30 17:24:28 分析精辟独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奴才,就是他们在审案,在权力无所不能的时候,为了饭碗只能如此。我知道他们的脊梁弯曲的原因。 如果李敖死了,世上再无笨蛋 大地 2012-1-30 15:56:01 就象毛泽东一样,专制的李敖也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闹革命,革命成功以后,他却抛弃了自由民主而厉行专制! Maomaoyu 2012-1-30 16:07:26 如果题目稍作修改,就能更好地表达作者的观点:不是李傲,没有人说出“你是笨蛋” 李昌玉:民主女神林希翎 Maomaoyu 2012-1-30 16:00:34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在未被“打倒”前,之后也蒙冤的刘少奇也是紧跟、极左,而其他良知朗朗者以“主席钦点”熄灭热情、勇气,再不能拼力一搏。毛泽东就是当时的天,其他所有天下人只能听毛由命。即使毛作为曾经觉悟的革命家也还隐测之心尚存,记挂这个反他的右派,提前两月释放就是证明。试想,如果有体制、机制不让毛为所欲为,他个人和整个国家命运会大不同。神,在某种程度上是迷信的人们自己捏造的。 和林希翎一起被铭记的还有张志新、林昭等。一个人如果看到真实、真相并清醒于自己的内心的明朗,那之后生死对他们个人的区别已经不大——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已经完成究竟自明的生命意义;剩下的,是环境和他们所属的群体是否以及怎样需要这些人燃尽和奉献自己了——允许他们为他人而活。——我们这一群,偏偏历来习惯于是把这类人诛之、弃之以了之。既然如此,在人类现有的文明(科学-自然及社会)丰碑上怎么还可以看得到我们中走出的分子?不会有的。我们的体制崇尚的是它自己安全稳妥——哪怕或者说主要是短暂的稳妥的价值——违此者咎由自取——大真、大善、大美通常与之无缘。 李伯勇:韩寒 “ 变轨 ” :个人和社会的迷茫 方程式 2012-1-30 16:11:53 我赞同并高度评价李伯勇先生此文的观点。 在一个专制国度里,民众的任何狂欢(无论左右)说到底都是一种政治上的迷茫。而在法治国度里是没有这种狂欢的任何土壤的。遗憾的是,政治敏锐性之高如选举网的许多网友们也不能免俗。 韩寒不仅是那个思想敏锐、语言尖刻且喜欢显摆的年轻人,而且还是专制制度依旧混沌将开未开下中国的一种现象。也叫“韩寒现象”。现在这个现象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内容——“文章真假口水仗”,使得韩寒现象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是“韩三篇”所蕴含的那个巨大的怎么评价也不过分的社会启蒙价值呢?早被熙熙攘攘的一门心事兴冲冲加入这场口水仗的人们所抛之脑后了! 还是萧瀚说得对。在法治条件下,无论是质疑还是被质疑,都有一个私权界限问题,而私权是不容许任意越界和践踏的。可以说,任何打着道德公正和社会正义旗号的公众饕餮的盛宴都是在蔑视私权和法治。而任何有公民意识和个人修养的人都应该对这类公众狂欢保持警惕和距离,而不是自以为是和义愤填膺地投身进去。那不叫改革。那叫革命,也叫迷茫。 让我高兴的是很多学者对此口水仗事件都保留了一份冷静与清醒。毕竟,韩寒现象在中国存在的本身也就是其意义所在:中国的变革需要年轻一代的参与。 诚言 2012-1-30 23:32:13 这才是一篇谈韩方之争的好文章! 阿C 2012-1-30 23:33:39 只有从头至尾经历过文革,且开始或已经会独立思考的人,才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向李先生致敬!因本人当年也在程世清治下的江西文革过,所以对李先生之所言更是感同身受。哦!跟帖是不能见光的,那,还跟个P. 江湖雀语:今日新闻说缺憾 Gdssgd 2012-1-30 16:13:58 当然,更无耻的还是掌权帮光搞有利于自己的所谓的经济变革,不搞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变革,总对老百姓讲,经革和政革是两回事,不能混淆。现在,连德国人都讲经济危机要靠政治变革解决,我们的掌权帮又当如何解释呢?依旧希望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来骗人骗己吗?实际上,风雨飘摇的缺憾美,已经众所周知,而且,实实在在地人人共享了。 ——-道宁 明然 2012-1-30 17:24:37 美国政府在公民合法持枪的前提下把美国建设成世界第一强国。而天朝呢?连家用菜刀也要“实名制购买”,真是“中国特色”,“天下奇观”。哦,呸!呸!!呸!!! 朱晓明:关于 “ 宗教与文化关系 ” 问题的思考 逢源堂 2012-1-30 16:14:42 实在是不愿意离开选举网。 我又不愿意写书,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传播的速度太慢。 我给选举网的朋友发过一个帖子,大概的意思是我想趁回老家探亲之便和大家进行一些有益的交流,看来,无法实现。 手稿已经完成,大约2万2千字。题目就叫做《爱情与秩序》。 我认为,它会大大的提高每一个人的基本现代规则的印象。遗憾。 祝福选举网。祝福亲爱的人们。 冯梦云 2012-1-30 23:42:34 朱晓明只写一句话就行了:宗教是为我党所用的工具。 看韩寒方舟子掐架有感 Cctvcctv 2012-1-30 17:22:42 对于一般的孩子来说,***岁根本不识几个字, ================= 这几个星号,其实就是“八九”。哈哈,选网现在也”敏感”到了这份上了,居然连“八九岁的孩子”这样的文字都要用星号了! 韩寒和方舟子大战自由情 Cctvcctv 2012-1-30 17:24:56 方舟子到处打假,却不知最大的造假群体在官场,如果韩寒和方舟子携起手来共同向权力造假开战,幸甚!为个人名誉开战不如向权力造假开战,这样大家的自由领域也会不断拓展。 ================== 说得好啊,支持木然的观点! 孔庆东和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 Cctvcctv 2012-1-30 17:27:54 春节前夕和友人谈到他们,平日里以“公共知识分子”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却干着挂羊头卖狗肉的营生。我们甚至举了几个人的例子 ======================= 能不能具体说说都是谁呀? 文化强国战略:跳出文化自负与自卑窠臼 冯梦云 2012-1-30 23:45:53 中国文化相对文革前己经引世瞩目。被淡化的是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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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政治运动中不失君子本色

作者:胡治安 来源:炎黄春秋        上世纪30年代,章乃器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闻名于世,备受国人敬仰与称道。而在50年代,却以中国第一号大右派而家喻户晓,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章乃器什么时候都是君子,即使在他被千夫所指整日挨批的1957年,抑或在被贬闲居的20年,也从不减君子本色。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        章乃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章乃器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着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叫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殊论’”。他对这个阶级总的估计,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长有所用,死得其所”。        章乃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意见和主张,在民族工商业者中,产生了积极影响。章乃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装潢、美化”资产阶级,抹杀阶级界限,否认阶级斗争的祸水,因此遭到责难、非议、批判。        对章乃器的批判,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当年4月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工作报告时脱稿列举事实,赞扬工商业者,并提出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政党,引起争论,遭到批判。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告会议情况时说,“对有人在会议中夸大资产阶级进步的一面,宣传民建会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主张,会议也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是掩盖与忽视资产阶级的丑恶本质,企图模糊阶级界限……”1956年11月民建一届二中全会上,章乃器就两面性、思想教育、对党的态度和理论问题,提出了成套的意见。而会议对章乃器的批判也几乎白热化,有人甚至主张撤销章乃器的民建副主委职务,开除民建会籍。章乃器不仅不服,还发表长文《如何评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两面性》,着力批判教条主义,说教条主义者“关心的是经典著作成语的僵化的尊严,而不是革命的利益;是自己的进步面目和理论家的地位,而不是革命的现实”,迷信‘社会主义愈胜利,阶级斗争愈剧烈’的错误论断”。        中央统战部对民建二中全会批判章乃器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认为章乃器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上,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只要鼓励,不要批判;愿意听独立自主,不愿听党的领导。但统战部的报告也肯定了章乃器,敢于代表资产阶级公开尖锐的批评和斗争的积极性,敢于和我们(中共)唱对台戏的积极性。对他的这种积极性,“不仅不应该打击,而且应该加以重视,对他的错误和毛病则必须进行适当的批评”。        毛泽东也于12月初复信黄炎培,从开展“党内斗争”的角度,称赞“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        章乃器对自己的理论很有信心,在被批判中,不断加深研究,以期更加充实。他在形式上看来孤立,而实质上并不孤立,不仅许多工商业家以不同形式支持他,而且毛泽东也对章的一些观点表示赞同。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约黄炎培谈话时说,资本家唯利是图,人家说不好,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图的利,三方面都能够照顾到,正是希望他们,需要他们来“图”。这是黄炎培同年7月2日在民建会上传达的。章乃器自然听到了,他对过渡时期“剥削光荣”是充满自信的。        当他的“红色资产阶级”、“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受到严厉批判时,他不服,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他直接问毛泽东:“我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错吗?”毛稍停片刻,说在中国不当红色资产阶级,难道当白色资产阶级吗?章乃器1956年10月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上说:“毛主席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曾对我说:‘我很同意你这个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难道中国还允许有白色资产阶级存在吗?’。”1957年6月17日的批判会上,民建副主委胡厥文说:有一次,他说毛主席同意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我说,乃器同志,你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我章乃器一生从来没有骗过人。但实际上是骗了人。胡厥文说到这里章乃器当即高声反驳,“没有骗人!”可见红色资产阶级一说,毛泽东是认可的。章乃器的老朋友,同为民建副主委的化学工业家李烛尘对他说:毛泽东曾告诉李:说民建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没有什么不好,倒是很好,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是红色的也不行呀!        但是,在毛泽东、李维汉等人心目中,章乃器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上的总代表。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话中,就说“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即把章的话当成应当批判的“臭屁”,应该锄掉的毒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工商业者问题”一节,“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的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等等。所有的批判就是针对章乃器的观点。李维汉在6月8日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总结讲话,就以章乃器为批判靶子。“有人反对思想改造”,说“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和落后的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绝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李维汉明确表示,“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二、“心安理得,轻松愉快”地迎接批斗        反右斗争开始了。有了毛泽东、李维汉的定性和批判,章乃器在劫难逃。章乃器直面大批学者、“专家”,直面“金口玉言”,没有退缩、屈从,曲意检讨,而是“轻松愉快,心安理得”地迎接批判,倔强反击。批判章乃器的部门,主要是两个:一是民建和全国工商联,一是粮食部机关。        在1957年6、7月间,民建和工商联连续召开多次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对章乃器进行批判。章面对群情激愤的场面,从容辩驳,甚至“顽固地”宣扬自己的观点、主张。        第一,不承认“两条路线斗争”。在6月15日与17日的会议上,他针对所谓“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进行申辩反驳。他认为说“两条路线斗争”是没有“区分理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乱说”。“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大帽子。他公开表示不同意李维汉对他的批评,“李部长的讲话,没有解决我的思想问题”。        第二,不怕当右派。在6月17日,章乃器作了第二次发言,态度鲜明,说“人民日报说章乃器‘拒绝批评’,这四个字我不接受”。“我不承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再讲一句话,我这个人不勉强争取作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可能实质上我还是左派”。两会(指民建和工商联)批斗之后,即做出决定,停止章乃器在两会的职务,检查交代。章乃器的两次发言,在报上公布之后,工商界一些人认为章乃器才真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是他们这一阶级的英雄;有人说“下次选举时一定要选章乃器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主任委员”。吴大琨、黄炎培等人批判章乃器后,收到恐吓信,不同意他们对章的批判。        第三,可以不当代表、委员、部长,“人还是要做的”。        对章乃器批斗的另一场所,是粮食部机关。8月12日至16日,粮食部对他们这位由毛主席亲自任命的第一任部长,进行了四个半天的批斗。12月,又开了三个半天的斗争会。粮食部机关干部对章并无恶感,倒觉得他很能干、很负责,有建树,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表扬。毛泽东称赞粮食部是“后来居上”。粮食部的党组书记陈国栋,是章乃器在安徽当财政厅长时的下属,在工作中尚能较好的合作,章说他当部长是有职有权的。因此,粮食部对章乃器的批判,必须借助外力。民建的相关负责人挺身而出,在粮食部大礼堂报告右派分子章乃器的“丑恶面貌”。后来又派人直接参加斗争大会,进行“揭发批判”。章乃器气愤已极,向部党组提出警告:如再任外间市侩在部礼堂上诽谤侮辱部首长,我将宣读宪法第51条条文,下命令解散会议。        8月16日,章乃器最后一次参加部党组会议,他对党组书记陈国栋说,我有三点是不能改变的:第一、我非常乐观,就是在黑暗时代也不曾悲观失望,解放后更加如此,自己感觉自己没什么。第二、我同旧的官僚政客不一样,投机取巧,拉拢人,我是不会的。我是靠脑力劳动吃饭的。第三、也是基本的一点,我曾经讲过,在旧社会反动派千方百计威胁我,甚至在安徽时方治(国民党特务)的手枪威胁下,我坚决不肯反共,我到武汉时,蒋介石下手令,要我当三青团干事,徐恩曾(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陈立夫找我参加国民党,我都拒绝了,我是经受了考验的。因此,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对灵魂判死刑,我是不能接受的!        他这种宣言式的讲话之后,自然受到批判,他又说,“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人民代表可以不当,委员、部长可以不做,人还是要做的!”        对章乃器的批判,有一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章乃器不承认反党,更不承认反社会主义。章乃器对当时社会主义,确实有些什么批评意见,比如说“大党主义”、以党代政问题。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章乃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要求中共“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继而说:“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样,党组织可以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领导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动”。他还说:比喻可能不正确,“但,无论如何,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加强党的政治和政策思想领导,充分发挥各个系统的积极性,显然是有利于把国家工作做得更好的”。        他建议“在工作中,更不宜强调公方与私方界限,也不宜强调党与非党的界限,而主要的应该按照职责和分工办事”。        章乃器在实践中发现,当时的社会主义有不少问题、缺点、失误,需要完善、改进。在整风运动中,他就以主人翁的身份、老朋友的口气,“开门见山”地提批评,作建议。他的本意在帮助共产党消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撤“墙”填“沟”,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建设平等、民主、自由、高效的社会主义。而在当局和他的反对者心目中,章乃器就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坚持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所有意见,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其方式和手段比章伯钧、储安平更隐蔽、更毒辣、更狡猾。批判会、斗争会,一场接一场,咒骂、呼叫一阵高过一阵,甚至将他11岁的小儿子也拉上陪斗。章乃器则回答:“威武不能屈!”“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活!”        三、“总理,我向您伸出救援之手”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右派的老祖宗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这是金口玉言,“钦定”不移的了。        1957年6月19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出联合指示:《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指示》明确“章乃器就是右派分子的突出的代表”,“他无耻的宣传红色资产阶级的论调,鼓吹资产阶级分子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本质区别,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如同工人阶级一样,只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他歪曲斯大林对于共产党员品质的说法(指章批评斯大林说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的观点是错误的,是造成党与非党的‘墙’与‘沟’的思想基础——引者注)……就是要动摇共产党的领导。……把官僚主义说成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更是赤裸裸的诽谤社会主义,露骨的宣传资本主义复辟”。号召民建全体会员和全国工商业者,都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层层深入”地对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开展坚决的斗争。此后,一批重量级人物,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胡厥文、孙起孟、孙晓村,及两会中的大知识分子施复亮、千家驹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上发表文章,批判章乃器。        章乃器成了全国头号大右派,为了彻底批倒、批臭,民建与工商联编辑了《章乃器反共三十年》、《右派分子章乃器的丑恶面貌》、《批判章乃器反社会主义思想专辑》、《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前两本由新华书店经售,推向全国,分别发行两万册、十万册;其他两本内部发行,在民建、工商联及相关系统散发。在这些批判材料中,章乃器的形象被扭曲了。        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中,“章乃器”三个字在全国报刊、广播中频率最高,名声最丑、“最臭”,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但个性倔强的章乃器,仍在挣扎。7月22日,他致信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说自己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意图,要求国务院进行检查,对他做出结论。        “两会”和粮食部进行轮番批斗后,章乃器于1957年11月12日致信周恩来,不承认历史上反共,不承认与章罗联盟有勾结,不承认“章记小集团”,他写道:“斗争已经五个月了,为了运动,我对任何的污蔑都不急于作公开的答辩。我现在所请求的,只是内部是非的答辩。我再一次向您保证,我是永远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是一个历史复杂,性格也很复杂的人,对古人敢言极谏的作风有所感染……这种性格和思想,使得我在整风初期自以为决不做百分之九十害怕鸣放的人,流于放肆狂妄,失了言,对领导大不敬。绝没有对党猖狂进攻之想。”        随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章乃器作《我的检讨》的书面发言,承认自己在思想路线是右派,但政治上,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1958年1月,章乃器写出两万七千余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全文分七部分,对自己被批判的问题,一一加以辩解。认为他的言论在“彼时”说来:“尖锐的程度只能算中间偏上”,还比不上张奚若、沈雁冰、黄炎培等的发言。之所以被划成右派,是因为有人在“制造典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我进行阴谋陷害”。他认为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界线很难划。对把他的论点批判为修正主义不服。说某些正确的思想,往往当成错误思想批判。在这篇检查的最后说:“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受处分)。一个只能受褒奖,不能受处分,只能升职,不能降职,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担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        经过半年风狂雨骤的斗争,章乃器嘴上说“轻松愉快,心安理得”,精神痛苦却是外人无法估计的。他有了受处分的准备,但万万没有想到打击来得这样突然,这样严厉。他被撤销粮食部长职务,撤销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行政级别由四级降至十级,仅保留全国政协委员。在他的《七十自述》中,对撤职有如下描叙:“大概是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到西花厅去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出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的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决不是。总理问我做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的破产;我决不作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据章伯钧说,那天周恩来总理找他们三人谈话,章乃器没有谈完,就扬长而去。这反映了章乃器的个性。在回家的路上,他也感到不该如此造次。之后他又致信周恩来“请求原谅”。信中说:“您告诉的决定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从而我昨天的态度又有些生硬,有些情绪,甚至可能有些狂妄。这点请您原谅。我总以为二万五千字的根据事实的叙述,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您所说的‘组织服从,思想保留’我是这样理解的:处分是‘利害关’、‘得失关’,是不应计较的;人们强加于我的右派帽子,是‘荣辱关’、‘毁誉关’,是应该尽量忍受的;但我自己承认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是‘是非关’,那就决不可含糊,我不愿意颠倒是非以对人,也不能泯灭是非以对己”。“我仍然相信,我的冤枉可以昭雪,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是非最后一定可以大白……总理,我向您伸出救援之手”。        次日,又给周恩来一信,大意是:“今晚八时听广播,知道我们撤职事已公布,谨报告感想如下,给我处分,我仍然感激党,能做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公民就是出于党之恩赐,就应该感激不尽。……过去九年间,党给我许许多多效劳的机会,更应该感激党……我将继续效忠于党,效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至死方休”。        在铁案已经铸成后,章乃器无可奈何,只得逆来顺受,“感激”一番之外,表白“至死方休”地跟党走。但他对“是非关”是看得很紧的。3月10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停止章伯钧的副主席职务,停止章乃器、陈铭枢、罗隆基、黄琪翔、钱端升、叶恭绰、刘王立明、王葆桢的常务委员职务。为此,章又致信政协主席周恩来,说自己受冤枉,民建的“阴谋家”对他进行诬陷,请求党检查民建和工商联的反右斗争。并说自己是一个“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人”,但是“得不到党的谅解”。要求给他“详细申述”的机会。        章乃器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向周恩来写了三封信,都如泥牛入海。他紧守的“是非关”,只得像“得失关”、“荣辱关”一样在委屈中忍受了。        四、“四十万右派中的硬汉子”        “章乃器很深沉,很能动脑子”,这是李维汉对他的深刻印象。章乃器从不人云亦云,唯唯诺诺,凡事他都要问个为什么,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他也恃才自傲,有时目空一切。他讥讽民主党派有股暗流:争权夺利(提名单最积极),趋炎附势(爱捧场),阿谀奉承(见了共产党员就觉得自己低一等)。他鄙视官场上曲意奉承、投机取巧的人。自视清高,难免孤立。他被撤去部长、常委职务后,更加孤立。当年政协工作人员汪东林的回忆文章说:1962年在政协礼堂数次见过章乃器,“这位知名人物又黑又胖,烟斗不离嘴,总是绷着脸,没有见他笑过,他听别人发言很认真,自己讲话也很认真,仿佛一切胸有成竹,有着明显的自负的派头”。        1959年章乃器在政协礼堂见到周恩来,握手之后,周恩来说:“乃器你还有点自负吧!”章说:“我哪敢自负啊,是朋友们都不理我,都不跟我接近,我有话无处说!”显然,这是对周的意见,因为多次写信,要想向他“详细申述”,周没有回音。周恩来不愧为谈判高手,一下就把球踢出去了:“李维汉部长在这里,你可以说么。”李维汉插话:“乃器是自己孤立自己。”这次短短几句对话,章乃器却兴奋了一阵子,他认为周恩来说他自负是党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不是政治问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思想作风上的骄傲自负。此后,他常到政协礼堂跳跳舞,看看电影,听听报告。他又“反思”自己,说他从旧社会带来了两个毛病:一是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搞不好团结;另一个是男女作风问题。这倒说得很实在,也很虔诚。拈花惹草的事,确实不少,并因此而吃过不小的亏。他说:“我是五四时代的人物,这一代人谁能免了一点点浪漫主义?民主人士中真正干净的有几个?”        保留政协委员,就保留了他的活动舞台和讲坛,章乃器就利用它发表意见。1958年至1960年分别去了河南、福建、湖北参观考察。1962年1月6日至2月1日,章乃器又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山东、上海、浙江三省市参观考察。回京之后,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座谈会上,他四次发言,就经济建设、政治活动、民主法制等问题侃侃而谈,说出许多人想说不敢说或不会说的话。正是这些意见被认定为再次向党“猖狂进攻”。        (一)“国家无法制,社会无信义”        章乃器说:“潘汉年,胡风没有审判,凭什么把他们逮捕扣押几年,这不是违反宪法么?关于右派处理办法,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指示,就是违反宪法。在反右时,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指出某某是有罪的,因为他是头面人物,可以不加逮捕、不予论罪云云,这是司法机关的判词,人民日报有什么资格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机关可以判处右派,判处劳动教养,而劳动教养是巧立名目的劳动改造,机关有什么权力代替司法机关的职权?可以说国家无法制,社会无信义,机关工厂无管理。”        “对我五次围剿,我不死,是我坚强。既是敌我矛盾,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里来的这些辩证法?这是对宪法的蹂躏。”        “现在只提12条,60条,70条,就是没有人提1954年制定宪法106条。经过一亿五千万人制定的宪法,1957年群众运动一来被忘记了。怎么能使群众信服?现在政府法令没有威信,群众奉公守法精神不够,司法机关知法犯法。”        (二)“言者有罪,闻者恼怒”        他说,1957年我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心向往之。但我受到了打击。在旧时代,我们说“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现在是“一个人打下去,千百万人沉默了”。现在是“言者有罪,闻者恼怒”。受了委屈的人不能喊冤,“喊冤有罪。”看戏中,老爷出来,拦轿喊冤的,先打四十大板。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还有不许喊冤的。他对人表示,政协大会时他将提三个提案,矛头直指黄炎培等民建中央领导人。他估计,这样做后,“不会推出午门斩首,也不会凌迟处死,最多把政协委员去掉”,“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三)不是我认错,而是党要纠偏        在座谈会上,章说“毛主席说,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消极一面是软弱性,但反右斗争中,忽然说资产阶级右派造反了,说造反应该是动刀动枪。谈谈,批评批评是动舌头,怎么能说造反?中国自古就鼓励批评,叫忠谏。如果说资产阶级软弱性居然敢造反,那应该是反动的坚强性,不是软弱性。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不敢领导或者说领导不好,现在社会主义了,资产阶级消灭了,怎么敢造反,说资产阶级造反是违反常识的”。        “反右整风时,浮夸风到了绝顶。对许多论点的武断就是浮夸的典型。说我反共30年等等。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来认错,而是他们要纠偏。”        (四)开展“恢复常识”的教育        他说,这些年由于缺乏常识造成很多缺点和错误,主张开展一个恢复常识的运动,来教育那些不懂常识的人。比如:学生以读书为主,教师以教学为主,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基地,这些本来连小学生都懂的普通常识,现在居然要在中央文件和一些领导人讲话,重新来规定这些定义,岂不笑话?        “人民日报经常发表一些违反常识的文章,如现在各地纠正‘一平二调’,而人民日报还在宣传‘大河有水小河满’,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平二调’的思想基础”。        章乃器说:有位经济学权威说:“我国现在政治思想上资产阶级未被消灭,但从经济上看,资产阶级是被消灭了”,这是缺乏唯物主义常识,照此说法,现在有些人还有封建思想,是否封建阶级还存在?……有些教条主义理论家,总在宣扬家庭是上层建筑,也可以消灭。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1958年这个时期,我们就把人家的家庭也拆散了,女的参加妇女队,男的参加突击队,把家庭中男女老幼的自然协作关系打掉了。        章乃器发言之后,曾对人说,我的发言,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能言,我发言时会场寂静,但见会心的微笑与叹服的点头。“右派头子”们听了章乃器的发言,个个暗自欣喜,支持夸赞。章伯钧称他这位宗兄“有一股正气,很有骨气,连共产党员听了他的发言也要暗中点头”,“四十万右派分子也应该有一个硬汉子,应该支持他!”“千百年后对他的看法,不会和今天一样。”陈铭枢说:“章乃器发言很好,中共应该下罪己诏。”罗隆基通过刘王立明向章妻子杨美真打招呼,表示支持同时要章乃器小心点。        五、“名裂身未败,家破人不亡”        同章乃器的预料一样,他在政协会议提出三个提案后,吃到了苦果,加重了打击。        (一)解除政协委员,生活“又打折扣”。1963年1月20日,章乃器被开除民建会籍,同年3月7日民建建议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提请政协常委会通过。那次政协常委会,对章乃器缺席“审判”。常委们“一致通过”决议,将“政治上反动的右派分子”章乃器逐出了政协大门。在生活上,先是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后又增加了50元,但文革中降到了每月50元。有时候,章乃器自己上自由市场买菜,将帽檐拉得低低的,“破帽遮颜”进闹市,买些猪下水、猪头之类,自己动手,加工细作,成为“美味佳肴”,他说“钱少了,营养不能少”。1947年,章乃器在香港曾创办港九地产公司,获利丰厚,后应中共电邀,北上参加人民政协,将产业交给了王宽诚——后来成为香港巨商。1963年12月王宽诚来北京,章乃器与之促膝交谈了两个晚上,但向王宽诚借钱未果。        (二)妻离子散。一个温暖的家庭,在政治风暴中破裂。妻子杨美真于1957年10月离开家庭,到1958年春,才敢每隔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尽管如此,她仍然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被打成“右派”。1959年末,杨带着一个星期的安眠药回了家,自己写好了离婚书,逼迫章乃器签字,并说,如果不签,就死在家里,章只得签字同意离婚。章乃器有五个在大陆的儿女,直到1962年,最小的儿子才回家看看。在这样的逆境中,章乃器写下了“名败身不裂,家破人未亡”的诗句,反映了他的境况、意志和毅力。        (三)“文革”中死里逃生。“身不败”,“人未亡”,更聚焦在“文革”的惨痛中。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冲入章乃器住宅抄家,他本人则被押往吉祥戏院,这里并不“吉祥”,上演的是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红卫兵正举行鲜血淋淋的“打人集会”。送来的“黑五类”分子,惊恐不安地走着进来,血肉模糊地躺着出去。章乃器周围的人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唯有他凭着意志和气功的功力硬撑着,不久也因伤重而昏死过去。他命不当绝,恰在此时有一民警奉命前来,同红卫兵交涉,说是此人若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代。好说歹说总算把他要了出来,成为这场惨剧中的幸存者。但当他被送往医院求治时,竟遭到拒绝。章乃器挣扎着爬起来,在医院的长凳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信送出后不久,章乃器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章乃器经医院救治后被送回家中,但他的苦难还没有结束。请看他《七十自述》中的血与泪的记述:“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个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但我居然没有死……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气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们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六、对章乃器加重处分的个中奥秘        章乃器是民建的真正创始人,却被开除出了民建;他是新政协的筹备者之一,却被逐出政协大门;被撤职降级后的工资变成生活费。出入“天子堂”的权贵,变成了“泡大澡堂”的平民。“右派分子”帽子摘了几批,他却被加重打击,这全是中共制造的悲剧吗?答案是复杂的,有中共极“左”路线,有民建内部的宗派斗争和感情纠葛,也有他本人倔强的个性。        从1962年章乃器向政协大会的三个提案可以清楚看出悲剧的根由。在写提案前,他决心挑起一场斗争,自称“公愤私怨集于一身”,要利用政协舞台,将中共的军,他说“人家把我当敌人打在地下,我为什么还把他们当朋友,这是私怨。讲到公愤,各处工厂停的那么多,人死那么多,违法乱纪情况那么严重,对这些坏人坏事,有责任心的人不能不闻不问”。一个提案是针对中共的《请大会作出决议,重申宪法不可侵犯的尊严,以整肃国家法制,提高社会公德,并加强企业、机关的管理》,他引用宪法条文,列举出种种违反宪法的事实,如: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但居然有人认为,“在机关、企业中,非党的正职必须服从党员的副职,非党的上级必须服从党员的下级,而且认为这样才算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就是反党,这就显著的造成公民在法律上的不平等”。        他说:“如果党在国家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是通过法令规章的制定和实施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是通过思想教育以贯彻党的主义,而仅仅是通过党组书记、党委书记甚至党员个人的特殊地位来实现,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全国造成千千万万个宗派主义的独立王国,造成分散主义的混乱!离开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片面强调组织性乃至人的依附关系,是不能不走上只问亲疏,不问是非的危险的宗派主义道路”。        他在引用宪法第87条、第89条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后说:“在群众斗争中,任何人只要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他就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甚至是答辩的自由……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还能谈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        他说:“民无信不立,国家必须以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法令以取信于全民”,对宪法“加以冷落,乃至侮慢”,是“国家事业莫大的不幸”,是“建国十二年来最大的一笔浪费”!        他说:“不能儿戏国家大事,作为一个统治集团,费了极大的精力制造成一架属于自己的、相当完善的国家机器,为什么不好好地把它运用起来?”他认为“是因为受了教条主义的欺骗!大浪费,是迷信教条主义的代价”。        他举例说:“1957年下半年,教条主义者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了一句话:‘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这句话来自《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列宁是1918年10~11月写这篇文章的。显而易见,1918年10~11月间苏联的实际情况和1957年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作风。但它却确确实实影响了中国当时的局势,使得我们走上了背离宪法,违反党章,违反政协章程的错误道路”。        这个提案,击中了当时错误路线的要害,有关方面自然恼羞成怒,加重对他的打击。更重要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章乃器自然成了阶级斗争的天然靶子。        另一提案是针对受中共支持的黄炎培的。章说我就打他,他的后台出来,连后台一起打。提案为:《请彻查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孙晓村宗派对于提案人的诬蔑陷害,做出应有的处理,以申冤屈、明是非,而利统一战线工作的健康发展》。把民建内部多年来的宗派纠葛公开化,它揭露黄炎培的历史和反右斗争中的“右派”言论,说黄和孙晓村共谋“贼喊捉贼”的妙计,把“右派”帽子扣到章乃器头上,“既开脱了自己,又拔去眼中钉”。        民建是由章乃器、黄炎培、胡厥文等共同发起组织的。章乃器起草了民建的有关文件,黄炎培推为主要负责人。1949年后,民建中央由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三人集体领导。由于个人经历、背景、个性的差别,常常存在意见分歧:对民建的性质、任务、工作方针、组织结构等重大问题上,都有严重冲突。        不用讳言,黄炎培确有辫子供人抓,但他权位高,后台硬,有事就向毛泽东写信。自1949年至1960年毛泽东给黄炎培的复信就有17件。章乃器1963年8月在中央统战部约谈时说到双方的过错:“过去自以为理直气壮,就难免盛气凌人,但对方作威作福,仗势欺人,岂非更错?如果我应该检查盛气凌人,对方就更应该检查仗势欺人!”        黄炎培说民建对章乃器进行了三次斗争。章乃器说,是对他进行了五次“围剿”。        在几次“思想斗争”中,除了理论上的争议,也不排除宗派斗争的情绪。到了1957年反右斗争中,宗派主义的味道就更浓了。据章乃器在提案中说,粮食部“党组的一位同志告诉我:党对我没有意见了,现在问题在于党外的黄炎培和某老,他们不能满意”,“粮食部的斗争就会以不了了之”。        章乃器将他的“右派”问题,完全归结为宗派陷害,有失公道。但,加重对他的处罚,开除民建会籍,同民建内部的宗派斗争不无关系。        七、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成了右派以后,撤销了一切行政职务,整天无所事事,对章乃器是莫大的打击。满腹学识,一腔热情,不能使用,不能发挥,爱国有心,出力无门,是何等痛苦!自1958年1月到1963年12月,章乃器先后向周恩来写了13封信,除陈述对国内外大政方针的批评意见,对本人冤屈的申述外,也不断提出工作要求。但是,从我找到的资料看,直到周恩来辞世,没有一字的回音,直到章乃器告别这个世界,也没有一个“为党为国出力”的工作机会。        章乃器虽被驱逐出政治舞台,失去了发表意见的讲坛,也没有了施展才华的场所,但他仍手不释卷,读了大量书,写了数百万字的笔记。反右斗争后,党和国家在极“左”路线上渐行渐远,他致信周恩来“我绝不能昧杀良心,做一个盲从错误乃至助长领导错误的误国佞人,也不能做一个‘国家事,管他娘’的行尸走肉”。他于无声处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        1962年底,章乃器根据他接触到的材料和事实,结合自己的处境,总结了从1957年到1962年的经验教训,他称为“总结经验的尝试”,共十六条,其中包括:党制造了完善的国家机器而让它闲起来,事事以党的名义去做,是赤膊上阵,有点回到原始时代去了,在理论上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四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党外民主,就更加没有党内民主;没有城市民主,就更加没有农村民主;而没有民主,自然就发生浮夸风,瞎指挥风,以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等。不尊重自己国家的法律,专靠发指示,搞运动过日子,这样必然会造成上下交困的局面;没有严格的法律精神,党纪也一定废弛;无法无天的情况是危险的,今后发指示,搞运动都必须根据法律。等等。        他甚至继续批评以党代政,“包办一切”。章乃器对人说:“党应该做导演,可是他们既当导演又当演员,又搞灯光,还当经理”,“这种赤膊上阵的办法是愚蠢的”,“他们把国家机器放在一旁,事事由党包办”,“一个几亿人口的国家,不遵守法律,随便用党的名义破坏法律”,“反右斗争是违宪的,宪法上只有公民,没有什么内部和外部的区别”。        章乃器还赞同议会道路,认为阶级斗争是无的放矢,文化大革命是发神经病。章乃器虽被贬谪居,但他仍不失爱国君子的本色,发出了穿透历史、警示后人的声音。        在狂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中,章乃器被卷入浪底,他虽然拼命挣扎,未能浮出水面。但他始终不服,坚信“政治上还我清白的日子一定会到来”。当他划为右派,受到处分后,就在家里挂上自撰的对联:“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他期待实践和时间,来证实自己的清白。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然而,时间老人,步履维艰,公正裁判,迟迟难决。待宣布为其改正平反时,章乃器已离开人世三年了。由摘帽到改正也经历了五年的纷纭复杂的过程。        (一)毛泽东:人无完人,为他摘帽        1974年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想到要特赦全部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同时也想到了右派分子,首先想到了章乃器。1975年4月毛泽东指示摘掉章乃器右派分子帽子。周恩来批示:摘掉帽子,如承认错误很好,不承认坚持原来意见也可以,继续当反面教员。如要去海外,我们欢送,如留下,我们安排。1975年4月27日,陈云、张劲夫、李金德在人大常委会会议室找章乃器谈话,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谈话中指出,1957年以前他为人民做过好事,解放后的安排是适当的……1957年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向党进攻,而且长期坚持右派观点,错误是很严重的,戴上右派帽子是完全应该的。今天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希望你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坚持右派观点,可以当反面教员,愿意到海外去,可以送出去,愿意留在国内,可以安排好生活。章乃器说,我当了17年反面教员,不想再当了,也不到海外去,五七年犯了错误,是个很大的教训……表示愿意检查错误,吸取教训,继续为人民做好事。陈云最后说,你今天表示承认错误,还要检查错误,我很高兴。检查要准备好,要很好学习,把自己的问题整理整理,不要急。毛泽东看了谈话简报,又问:“还有个林希翎呢?”        1975年国庆宴会名单中,原有章乃器、梁漱溟、周扬、夏衍,但未实现。国庆后,当时的学部,即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简报,反映知识分子对一批文革中被靠边站的老知识分子参加国宴欢呼雀跃的情况,毛泽东看了批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周扬、夏衍、章乃器、梁漱溟参加就更好了。如鲁迅还在,他也不会同意把夏衍、周扬关这么久。”        尽管毛泽东并没有为“右派分子”章乃器平反,只是从“人无完人”的视角,想到了他当年表扬过的粮食部长,在国民党内帮共产党做事的第一人。自此之后,章乃器的日子好过多了,生活费也由文革中的每月50元恢复到150元,还准备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安排为财政部顾问。但因当时党内斗争尖锐复杂,“四人帮”的横行肆虐,所有安排,均未能实现。        (二)由不予改正的第一人,变为改正的第一人        197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了关于处理27名上层爱国人士右派改正问题的请示报告报请中共中央审议。报告提出,27人中,拟不予改正的有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6人,其余21人予以改正。        同年11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在中央统战部的报告上批署意见:“此件影响较大,还有个别人的问题有争议。建议常委同志仔细看看,改正时要注意什么问题,也需考虑一下,是否要提交常委会或政治局议一议,请华主席、邓副主席酌定”。        1980年3月22日,邓小平批示:“耀邦同志:我赞成对二十七人的处理意见,对不予改正的六人,也要说一两句好话。特别对亲属一视同仁。此件在我处四个月,因为我考虑这个问题迟几个月处理较好。现在五中全会开过,可以处理了。邓小平,三月二十二日”        胡耀邦签署意见中的“还有个别人的问题有争议”,这个别人,是谁?就是章乃器。什么问题上的争议?不用说,就是改正还是不改正的问题。谁提出争议?胡耀邦没有说,也无从查考。据传是陈云。他坚持认为章乃器不应划为右派。这些传闻是有根据,有道理的。陈云不仅管经济,对章乃器在解放后的工作情况很了解,而且历史上就与章乃器有较深关系:章乃器弟弟张秋阳与陈云是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同志,一起参加上海的武装起义,陈云从长征途中撤退到上海,首先找的是章乃器。从历史到现实,陈云对章乃器是心中有数的。邓小平虽然批了“赞成对二十七人的处理意见”,即章乃器维持原案,当得知陈云意见时,也就批准改正了。这样,到1980年6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章乃器由原来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第一人,变成予以改正的第一人。        非常遗憾的是,章乃器没有盼到这一天。一纸改正右派的决定,他没有得到手,却于1977年5月13日离开了人世。他的许多思想,特别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殊论”、金融货币理论、理财思想,仍是丰富的宝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值得借鉴、挖掘;他关于党与国家的关系的论述,在现实生活中更有重要意义。        1982年5月,中央统战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举行章乃器“骨灰安放仪式”,将章的骨灰由八宝山骨灰堂第三室移入第一室。同时由《人民日报》发布消息:章乃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7月予以改正”。这就向世界证实了章乃器18年前说的那句话,不是他认错,而是中共纠偏。        (作者为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        (责任编辑 洪振快)      http://www.zhongdaonet.com/NewsInfo.aspx?id=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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