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希翎

《广场》:五十四年前的 “社会主义民主”梦_

《广场》:五十四年前的 “社会主义民主”梦   傅国涌   《往事并不如烟》大陆版删去了一处半世纪后仍令人心动的细节,1963年初春的一个晚上,罗隆基到章伯钧家,兴奋地告诉他:“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大致内容是:“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366-367页)就是这一简单的条目让一辈子从事政治活动、历经风霜的章伯钧激动得彻夜难眠。当1957年的春夏之交,从位居庙堂的民主党派领袖如章、罗,到年轻的北大学生,几乎没有人想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只是天真地、更是真诚地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昙花一现的关键词。 北大学生、《广场》创办人之一沈泽宜在《北大,五一九》中回忆,1957年6月上旬,毛泽东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已公开发表,这些学生还没有意识到鱼已入网、危机在即,他和张元勋、陈奉孝等人不止一次前往北京市委,要求根据宪法确认民办刊物《广场》的合法身份,当然毫无结果。当他们辛苦凑集了2000元左右经费将原稿送进北京第一印刷厂,厂方竟没收了全部稿件和印刷费,绝不允许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流出去。铅印无望,他们改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他们还是习惯称为《广场》),并删除了几篇敏感文字,通宵达旦刻蜡纸、油印了五百份, 6月22日下午在未名湖畔公开出售,片刻就被抢购一空。北大党委在广播里一遍遍地通知,要买到《广场》的同学上交销毁。多数人在压力之下上交,并在北大食堂前公开焚毁,少数保存下来的《广场》历经一次次运动、浩劫也在历史的暗夜中消失了。林希翎生前在法国有幸保存着世上仅存的几份《广场》油印本之一,感谢朱毅,通过他的努力,今天我们可以读到当年的《广场》,看到北大学生在1957年的思考,在读这份文献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梦。 《广场》大体是将北大民主墙上张贴的比较有分量、有影响的诗歌和文章收集在一起。在沈泽宜、张元勋这些校园诗人的激情之外,有不少学生提出了清楚而有见地的政治见解。曹国臣的《治标还是治本?怎样根除官僚主义?》一文尖锐提出: 年轻人,难道你没有幸福生活的幻想?难道你不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自我历史的创造者?(像社会主义应有的那样)。…… 难道人的尊严与基本自由可以随意被侵犯? 难道我们的这些要求与社会主义,与我国政治发展相矛盾的吗? 怎样保证这些合理要求实现呢?怎样保障社会主义的正义与公平,个人与集体的最好结合? 他的答案是从根本上消息官僚主义,并具体提出四条要求: 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今天一个政治口号提出! 二、让人们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化的前程。应该允许人民办报,自由结社,发行小册子传单,(只要不反对社会主义)让民主党派有相当独立的报纸,停止党一家办报(或控制报纸、国内新闻)的现象…… 三、改进现行选举制度,由党组织少数人议定的,固定候选人名额的选举法是相当形式主义的。…… 四、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 他表示要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但他向北大同学发出呼吁:“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你、我今天和明天生活幸福的斗争”。 物理学学生岑超南的《论“铲草除根”》文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概括为 点,一是法制问题,“发扬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人民的人身不可随意侵犯。”二是领导与群众关系问题,领导与群众不少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无原则的扩大保密更消除看人民监督的可能性。三是言论自由问题,“在人民内部实质上并不存在言论自由”,“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错误舆论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江文的两篇文章分别触及严密的“人事档案制度”和距离当时不远、令人心悸的肃反运动。物理系学生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则毫不掩饰地直指:“6亿人民的生活绝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一个21岁的青年学子有这样的洞见,并有勇气说出来,这些文字毫无疑问要进入言论史。 由王国乡执笔、以“《广场》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分析说,自5月19日以来,十几天的实际生活证明,年轻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是多么迫切,“群众想要得到自由民主,全靠自己积极争取,‘恩赐’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他的结论是:“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其实,“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束缚,他们没有能挣脱,在他们当时并不是掩饰,并不是未来回避打击而采取的话语策略,与今天有些人主张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上同一回事。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直言,他们追求的民主,“不上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他并且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1957年的百花齐放也算不上启蒙运动,更谈不上文艺复兴,但是,他们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在那个年代无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尽管他们还没有超越那个时代所给予的限制。他们身上洒满了青春的气息,他们许多人的心灵是纯净的,他们的呐喊不是空谷回音。许多言论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王国乡的《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等文没有收入油印本中,是当时《广场》编委会的权衡。王国乡在文中呼喊“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喊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的口号。他说: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政治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事也办不好,社会主义也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只是方法,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后,就不再要民主了。——这多荒谬! 王国乡指出:“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要保卫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人民权力,让我们在精神上,正如在经济上一样得到平等自由。”相隔三十几年,我读到戈尔巴乔夫1990年10月26日对西班牙《国家报》记者的谈话:“社会主义思想既不排除市场经济,也不排除议会民主以及人的自由和权利。”然而他话音未落,一年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被人民毫不留情地抛弃了,20世纪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证明这个理想的破产,这是1957年的中国青年还无法感知的,现实的环境也不容许,更残酷的现实尚未展开。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没有错,问题在于,这些所谓推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长期以来排除议会民主,人的自由和权利被蔑视,这样的社会主义注定要成为翻过去的那一页,没有例外。

阅读更多

傅国涌 | 《广场》:五十四年前的 “社会主义民主”梦-

2011年09月14日 14:14:57        《往事并不如烟》大陆版删去了一处半世纪后仍令人心动的细节,1963年初春的一个晚上,罗隆基到章伯钧家,兴奋地告诉他:“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大致内容是:“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366-367页)就是这一简单的条目让一辈子从事政治活动、历经风霜的章伯钧激动得彻夜难眠。当1957年的春夏之交,从位居庙堂的民主党派领袖如章、罗,到年轻的北大学生,几乎没有人想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只是天真地、更是真诚地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因此成为那个时代昙花一现的关键词。     北大学生、《广场》创办人之一沈泽宜在《北大,五一九》中回忆,1957年6月上旬,毛泽东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已公开发表,这些学生还没有意识到鱼已入网、危机在即,他和张元勋、陈奉孝等人不止一次前往北京市委,要求根据宪法确认民办刊物《广场》的合法身份,当然毫无结果。当他们辛苦凑集了2000元左右经费将原稿送进北京第一印刷厂,厂方竟没收了全部稿件和印刷费,绝不允许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流出去。铅印无望,他们改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他们还是习惯称为《广场》),并删除了几篇敏感文字,通宵达旦刻蜡纸、油印了五百份, 6月22日下午在未名湖畔公开出售,片刻就被抢购一空。北大党委在广播里一遍遍地通知,要买到《广场》的同学上交销毁。多数人在压力之下上交,并在北大食堂前公开焚毁,少数保存下来的《广场》历经一次次运动、浩劫也在历史的暗夜中消失了。林希翎生前在法国有幸保存着世上仅存的几份《广场》油印本之一,感谢朱毅,通过他的努力,今天我们可以读到当年的《广场》,看到北大学生在1957年的思考,在读这份文献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梦。     《广场》大体是将北大民主墙上张贴的比较有分量、有影响的诗歌和文章收集在一起。在沈泽宜、张元勋这些校园诗人的激情之外,有不少学生提出了清楚而有见地的政治见解。曹国臣的《治标还是治本?怎样根除官僚主义?》一文尖锐提出:     年轻人,难道你没有幸福生活的幻想?难道你不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自我历史的创造者?(像社会主义应有的那样)。……     难道人的尊严与基本自由可以随意被侵犯?     难道我们的这些要求与社会主义,与我国政治发展相矛盾的吗?     怎样保证这些合理要求实现呢?怎样保障社会主义的正义与公平,个人与集体的最好结合?     他的答案是从根本上消息官僚主义,并具体提出四条要求:     一、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今天一个政治口号提出!     二、让人们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化的前程。应该允许人民办报,自由结社,发行小册子传单,(只要不反对社会主义)让民主党派有相当独立的报纸,停止党一家办报(或控制报纸、国内新闻)的现象……     三、改进现行选举制度,由党组织少数人议定的,固定候选人名额的选举法是相当形式主义的。……     四、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     他表示要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共同奋斗,但他向北大同学发出呼吁:“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你、我今天和明天生活幸福的斗争”。     物理学学生岑超南的《论“铲草除根”》文分析了“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概括为点,一是法制问题,“发扬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人民的人身不可随意侵犯。”二是领导与群众关系问题,领导与群众不少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无原则的扩大保密更消除看人民监督的可能性。三是言论自由问题,“在人民内部实质上并不存在言论自由”,“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错误舆论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江文的两篇文章分别触及严密的“人事档案制度”和距离当时不远、令人心悸的肃反运动。物理系学生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则毫不掩饰地直指:“6亿人民的生活绝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一个21岁的青年学子有这样的洞见,并有勇气说出来,这些文字毫无疑问要进入言论史。     由王国乡执笔、以“《广场》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分析说,自5月19日以来,十几天的实际生活证明,年轻人对民主自由的渴望是多么迫切,“群众想要得到自由民主,全靠自己积极争取,‘恩赐’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他的结论是:“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其实,“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束缚,他们没有能挣脱,在他们当时并不是掩饰,并不是未来回避打击而采取的话语策略,与今天有些人主张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上同一回事。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直言,他们追求的民主,“不上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地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他并且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1957年的百花齐放也算不上启蒙运动,更谈不上文艺复兴,但是,他们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在那个年代无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尽管他们还没有超越那个时代所给予的限制。他们身上洒满了青春的气息,他们许多人的心灵是纯净的,他们的呐喊不是空谷回音。许多言论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王国乡的《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等文没有收入油印本中,是当时《广场》编委会的权衡。王国乡在文中呼喊“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喊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的口号。他说: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政治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事也办不好,社会主义也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我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只是方法,那么建成社会主义后,就不再要民主了。——这多荒谬!     王国乡指出:“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要保卫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人民权力,让我们在精神上,正如在经济上一样得到平等自由。”相隔三十几年,我读到戈尔巴乔夫1990年10月26日对西班牙《国家报》记者的谈话:“社会主义思想既不排除市场经济,也不排除议会民主以及人的自由和权利。”然而他话音未落,一年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被人民毫不留情地抛弃了,20世纪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证明这个理想的破产,这是1957年的中国青年还无法感知的,现实的环境也不容许,更残酷的现实尚未展开。戈尔巴乔夫的想法没有错,问题在于,这些所谓推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长期以来排除议会民主,人的自由和权利被蔑视,这样的社会主义注定要成为翻过去的那一页,没有例外。                     上一篇: 晚清民国老课本的新生命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76)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傅国涌 | 《政法往事》关于《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

《政法往事》关于《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 《政法往事》(陈夏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陈夏红兄寄来这本《政法往事》已很久了,近日才有时间翻看,书中写了伍廷芳、钱端升、王造时、张奚若、王宠惠、曹汝霖、张耀曾等许多学法律出身的历史人物,也有江平等当代法学界人物的口述史,我最感兴趣的是他的最后一篇《眼含热泪读谬论——读《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有感》。 《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集》是法律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的,我还没有见过。夏红兄介绍,被点名批判的政法界“右派分子”共26人,他们的“谬论”37篇。他们是黄绍竑、谭惕吾、杨玉清、吴文翰、王造时、陈体强、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陈建国、杨兆龙、顾执中、林希翎等。既有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这样的法学家,也有林希翎这样的大学生。 杨玉清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被加上了一个危言耸听的标题《共产党必须“下台”、“下轿”。文人应该起来反现状》,其实他所说的“下台”、“下轿”不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只是希望党员不要脱离群众,他说:“整风运动就是‘下轿’运动,请党员下轿,深入群众”。“党有错误,这是光荣,是规律,因为多办多错,不办不错”。1957年,这些话都成了大逆不道的“谬论”。 最后令人扼腕的是“谬论集”中“右派分子”的相互揭发、相互攻讦。楼邦彦在1957年6月18日北京市法学界座谈会上发言《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举了陈建国的例子,并说自己“政治嗅觉不灵敏”,最近两星期来在《人民日报》的启发下,“完全嗅出了毒草的气息”,认为陈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敌视共产党领导的谬论”,甚至把两人之间的交往都抖了出来。陈建国怒不可遏、起而反击,作了《到底谁“利用”了谁》的发言,进一步把他和楼邦彦之间的交往事无巨细都抖出来,并直指楼邦彦应该把自己与储安平的关系“清楚地交代”。楼邦彦与陈建国相互拽着对方一同下沉,谁也没有因为检讨、揭发得彻底而免于厄运。他们相互踩对方辫子的发言,至多只是增添了这本“谬论”集的篇幅而已。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什么才让这些学法学出身的知识分子在那一刻一败涂地?主要不是指政治上,而是人格和其他层面上。直至今日,我们还不敢笃定地说,历史已经作出切实的回答。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阅读更多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阅读更多

两个留德海归部长

  两个留德学人,章伯钧和万钢都是非共產黨员,海归后都当了部长。章伯钧曾任交通部长,万钢现任科技部长。章伯钧曾任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黨主席,万钢现任中國致公黨中央主席。章伯钧生不逢时、兵荒马乱,但长大后,1922年被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所器重,以公费赴德国留学。万钢出生于1952年,中学毕业后在吉林省延吉三道公社插队,当知青,1985年获世界银行的奖学金,赴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系留学。   章伯钧任交通部长之后,中國爆发“反右运动”,章伯钧被打倒。万钢留成回国之前,爆发陆肆民主學潮,之后,万钢回国荣任科技部长。   同是留德学人,记录如下文字,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和意义,只希望《往事并不如烟》真的不如烟,当然,也希望万钢同学做人做官做事平稳,真的让中國公民过《完美生活》(章诒和女儿唐晓白当电影导演,其代表作。)。   交通部长章伯钧   章诒和大姐送我一本《伶人往事 ─ 写给不看戏的人看》(台湾时报出版2006年7月初版,ISBN 9571345199 )。我这个人呀,不看戏,也不看书,大姐邮寄来的书很久了,现在才有时间阅读,真的很对不起大姐。   小时候,章伯钧对章诒和说:“好的东西都令人不安。如读黑格尔,看歌德,听贝多芬。”章诒和勉强读了几页的黑格尔与歌德,没觉得不安,连稍稍不安也没有。但章诒和看台上的言慧珠,却能叫她稍稍不安。   读言慧珠的故事和留德前辈章伯钧先生的故事,让人内心深处有一种无法描述的创痛与苍凉。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戏曲学校开始贴大字报、大批判,言慧珠和俞振飞两人身上前后都被刷浆糊、贴满标语、大字报,并被安排扫厕所。9月1日至2日,他们的住所华园被抄家,言慧珠积蓄多年的财产被抄走,包括几十枚钻戒、翡翠、美元、十八斤金条、六万元存折,家里的设施被严重破坏。言慧珠曾数次分别将三千元现金交付亲友,但亲友迫于压力即上交给学校。9月10日晚,言慧珠将十岁的儿子言清卿托付给俞振飞后,在卫生间悬梁自尽,留下了三封遗书。当时官方的结论称其“自绝于人民”。   章伯钧(1895 ─ 1969),安徽桐城人,1922年被安徽省省长许世英所器重,以公费赴德国留学,与朱德、孙炳文同船,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黑格尔哲学。1923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初,在柏林还认识了邓演达。1926年初海归,任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之后,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章伯钧随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从广州到达武昌,任政治部宣传科长。   抗日战争爆发,章伯钧在南京、武汉经常与中國共產黨代表团接触,同共產黨密切合作。在重庆,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道,强烈要求国民黨结束一黨專政,实施宪政。“皖南事变”发生后,章伯钧进一步靠扰中國共產黨。   1949年以后,章伯钧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黨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1957年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產黨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1957年6月8日成为中國头号资产階級“右派分子”(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言)。   根据章伯钧先生的夫人李健生女士(章诒和大姐的亲生母亲)的回忆:   那时章伯钧当交通部长,正访问罗马尼亚回来。彭真(当时的北京市市长、中共中央书记书记)要他提意见。章伯钧说:“我没有意见啊,我现在很好,很得意,我没有意见。”几次都被章伯钧挡回去了。   一天夜里,电话铃响了,是李维汉(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打来的,要章伯钧接电话。李健生说他拉了一天肚子,刚睡着。李维汉要李健生转告章伯钧,无论如何来开会,提意见,谈看法。   第二天,章伯钧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说:“这下糟了!我提了意见,彭真、李维汉铁青着脸坐在那儿,一声不响。”   章伯钧那天提出了“政治设计院”的构想,就此闯了大祸。章伯钧同罗隆基讲不到一块,不知怎么就弄成了“章罗联盟”,成了最大的右派。   当时,周恩来还去同毛澤東讲了,说是章伯钧他们在重庆时还是帮了共產黨不少忙的。这样做,人家要说共產黨过河拆桥。毛澤東不理睬周恩来。   1969年,章伯钧病了,很厉害。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李健生一个人弄不动他。幸亏邻居来帮忙。邻居称他为“章善人”。邻居喊:“章善人病了,我们要帮帮他!”弄了辆三轮平板车,把章伯钧载到医院。那时,医院不给右派看病。   周恩来发话,医院才收留章伯钧住院,给看病。不久就逝世了。那时,一个月才二十块钱生活费,怎么办他的丧事啊!后来,周恩来批示:“是什么待遇就是什么待遇。”   政协军宣队、解放軍来人了,叫李健生放心,丧事组织包了。组织找李健生,说:“黨的需要,章伯钧不能公开平反。”   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其他未获得“改正”的右派还有林希翎。   科技部长万钢   万钢1952年8月出生于上海,1969年4月至1975年10月,万钢在吉林省延吉三道公社插队。1975年10月,受推荐进入东北林业大学道桥系学习,成为 “工农兵学员”。197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79年,考入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实验力学专业,攻读硕士;1981年毕业后,获硕士学位,并在同济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的一位访问教授,在看万钢的博士研究课题后对他发出邀请。1985年,在获世界银行的奖学金后,万钢赴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机械系留学,并于1990年获该校博士学位。   在德国读博士的这段期间,万钢开发了一个降低汽车噪音的技术,得到了德国高校与企业奖。这套技术一直到2005年8月才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退役。大众公司所在的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为此颁发给万钢一个特殊功勋十字奖。   获博士学位后,万钢于1990年底进入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历任该公司技术开发部工程师,生产部、总体规划部技术经理。1994年和1995年先后被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和同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德国工作期间,曾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副厂长、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吕福源特别邀请万钢带一个德国汽车工业的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到中國考察汽车工业。万钢2000年回国,不久,被科技部聘任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   2001年,万钢回到同济大学,担任校长助理、汽车学院院长、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2003年6月,出任同济大学副校长,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2004年7月起,正式担任同济大学校长;2006年起,兼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2006年12月,当选中國致公黨中央副主席。   2007年4月27日,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因年龄到限,被免去职务;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万钢为部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位非中國共產黨员的正部长官员。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1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两个留德海归部长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环球写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柏林封锁和空运 (0) 柏林墙始末 (0) 我们能向德国学什么 (0) 德国统一日,中国月圆时 (0) 德国的忏悔与日本的靖国神社参拜 (0) 德国的公民教育 (0) 德国宪法法院与人权保障 (0) 德国大选后新政府对华关系的可能影响 (0) 德国军售与中国抗战 (0) 德国先政治后经济,两岸先经济后政治 (4) 德国人的森林情结 (0) 德国人不空想马克思 (2) 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8) 冷战政治遗产柏林墙 (0) 伟大的德国精神 (2) 从德国看中国“三公”为何不公 (0) 从两则笑话看德国 (0) 中国人“阔”德国人“抠”美国人“穷” (0) 下跪,有时真的很美 (1)

阅读更多

404新闻博物馆(最新)

一起向历史要答案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CDT 电子书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