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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林牧晨评十八大:期待中共政改不如推动中国变革

观察中共十八大,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结论。旧金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林牧晨认为:十八大让人们对中共的最后一点幻想破灭。期待中共政改,不如组织起来推动中国变革。 林牧晨向记者讲述他对中共十八大观察的结论时说,十八大没有任何新的精神,没有带给人们任何希望,反而使人们对中共仅存的一点幻想破灭。他说:“这个党就像是混凝土,已经凝固了。这个党不像以前,比如老一辈像李锐这些人,还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现在这一批人完全没有。在座的这些代表,谁那一天被拉出去,说是个大贪污犯什么的,都很正常,没有人会吃惊。里面有没有好人?应该有,但是数量非常有限。这样一个集团,怎么会产生什么精神呢?” 林牧晨表示,十八大的新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把有一点改革意识的汪洋和李源潮排除在外,因此说中共还有政治改革的可能已经没有根据。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他的前任相比,说了一点人话,却仍然与政治改革毫不相干。林牧晨说:“习近平讲话比较像人话,他当然也希望能获得老百姓的表扬,甚至于国际上能够对他有好评。只要政权把握在手里,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害,他可能会宽松一点,但是如果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做出什么,这完全没有根据。甚至于不能和赵紫阳比,比如赵紫阳时期提出党政分离,很多党委都撤掉了,学校就是校长治校,习近平是做不到的。” 林牧晨表示,不但不能期待中共政改,甚至不能期待他们反贪:“他们也希望通过打贪官获得一点民心,但他们自己也明白,真正彻底打贪官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党现在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贪官。不让人家贪,不让人家腐,那谁去入党谁去当官?依靠贪官来打贪官,依靠腐败来反腐败,他们的这个圈子永远绕不开。你要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等于在做一个美好的梦。” 林牧晨表示,十八大给人一个最大的启发就是,与其期待中共政治改革,不如组织起来推动中国的变革。他说:“我们老是说要等待党内改革派起来,等了多少年了,从民主墙时期等到现在,不能再等了。中国的大变革马上就要到了,大家想为祖国做点事情,要大声说出来,要把力量组织起来,让大家明白,中国共产党政权是全民公敌,一定要把它推翻。” 以上是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自由亚洲 | 林牧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中华、不人民、不共和(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三周年的日子就要到了,它的国号是否名实相副呢?美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林牧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不中华,二不人民,三不共和,它其实是一个中共党国。 Photo: RFA 图片:美国“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林牧晨。(资料图片) 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很多华人都听过林牧晨关于“中华人民各共和国”名不副实的论述。 他在与记者交谈时,又一次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不:一不中华,二不人民,三不共和。 首先说“不中华”。 林牧晨指出:“从中共历史的发展来看,它一开始就是苏联共产党扶植的国际共产主义的一个支部。它的主要目的推翻中华民国,中华民国那时已经是一个共和国,而且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可以说,它是西方一种邪教的产物。也不能完全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还不至于这样恶劣。列宁丶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血腥的暴政。说它完全是西方的也不能这样说,至少它不是中华的。” 林牧晨指出,中共建政后,又大肆破坏中华文明。 他说:“他们仇恨知识分子,通过反右运动把中华文明踩在脚底下。然后经过文化大革命,就更加把中华文明毁灭掉,使得中国今天变成一个违背了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社会。所以‘中华’二字放在它的国号上实在不伦不类。” 林牧晨接着说“不人民”。 “人民按照我们一般的观念,是有充分的人权的。但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面,人民完全没有权力,不但没有政治权力,甚至人身的权力也没有保障。人民维权,维护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得到的权力,正确的讲是争取自己的权力。所以说它是人民的国家,也说不过去。” 再说“不共和”,林牧晨指出,中共执政后,即违背了自己在国共内战期间组建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承诺。 “它很快就把联合政府变成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然后1954年宪法把共产党领导加进去。共产党领导就是共产党统治,所谓的八个民主党派都是花瓶党,甚至民主党派的决议丶纲领都要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而且他们的很多领导人就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这样一个政权怎么能说是一个共和政体呢?!” 根据上述,林牧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论是:“一不中华,二不人民,三不共和。是一个中共党国。” 以上是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爱思想 | 李克军:走出“集体经济”的误区

李克军:走出“集体经济”的误区 进入专题 : 集体经济    ● 李克军       农村“集体经济”,是人们频繁使用的词汇,但对其含义,却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本文所说的农村“集体经济”,主要是指脱胎于人民公社体制,以特定的社区组织为载体,并被称之为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经济形式,包括村级集体经济、村民小组集体经济和乡镇集体经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经济学辞典、教科书的“文本叙述”,它必须具有三个不可缺少的要件:一个是组织内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一个是集体劳动或合作经营,一个是按劳分配。          笔者认为,我国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时期所建立的“集体经济”,并不具备“文本叙述”的主要特征,因此也不可能体现预期优越性;家庭联产承包以来,传统“集体经济”遇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诸多尴尬,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并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壮大“集体经济”的宣传和努力,在多数地方不可能奏效。所以,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应该摆脱传统所有制理论的束缚,走出传统“集体经济”的误区,在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对现存所谓“集体经济”进行循序渐进地、彻底地改造,逐步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模式并存共荣的经济格局,以促进各类“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实现农业和农村的持续健康发展,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历史教训不应该忘记或淡化               从众所周知,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体制,是按照前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通过所谓“农业合作化”的途径建立起来的。但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并不是如马克思所预想的“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的,而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完成的。合作化初期,农民群众参与互助合作或加入合作社,既有政治压力因素,也有自愿的成分。但在随后的短短两三年内,党和国家通过批判“小脚女人”、开展阶级斗争等手段,在全国普遍建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又在全国实行了人民公社体制。从实际运行情况看,这种存续20多年的经济体制,除了“集体劳动”这一点外,并不具备“集体经济”的主要特征,而是“半国有的集权经济”。“社员”们的生产资料是奉命献出来交给“集体”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的领导人掌握着“集体资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分配权。在“共产风”盛行年代,国家不但通过“一平二调”随意改变 “集体所有”、“集体劳动”和经济核算的区域界限,随意决定“集体”的劳动组织形式乃至消费形式(大办公共食堂),还通过“粮食统购”支配着相当一部分“集体”的劳动成果。          政治高压下的合作化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相结合,确实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巨额原始积累,也奠定了我党的执政基础。但其消极后果是剥夺了农民的自主权,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延缓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据《黑龙江农业合作史》一书总结,匆忙建立起来的高级合作社存在经营管理混乱、铺张浪费严重、牲畜瘦弱大批死亡、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明显衰退、干部作风不民主、群众意见纷纷等问题。到人民公社化阶段,决策者的头脑更热,措施更“左”。在那荒唐的年代,农民的自主权利消失殆尽,在所谓大辩论中,很多农民被批斗,甚至被体罚吊打,还有些农民被打死打伤或受虐待后自杀身亡。但所有“极左”做法都被说成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有些地方搞“极左”政策造成严重事件后,责任者被撤职查办,罪名却是执行代表地主富农利益的右倾路线。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同时进行的大跃进,给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农民带来巨大灾难。在没有战争的良好环境下,我们奋斗了近30年,却没有解决好农民的温饱问题。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全国人民公社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人均不过74.67元。人均分配超过300元的“明星队”仅占千分之二左右。全国仍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占农业人口总数的30%以上。有4000万农户拥有的粮食只够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人家,地净场光就是断粮之时,除了忍饥挨饿,只能靠国家救济或外出讨饭度日。          傅上伦等四位记者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告别饥饿1978》(2008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披露,在陕西、山西等革命老区,改革开放以前不少农民的生活反而不如解放战争时期。“学大寨运动”搞得最热闹的那些年,太原街头要饭的人成群结队。曾于1947年接待毛主席率领的“昆仑纵队”的老党员高文秀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全村人均只有一百来斤口粮,过年后吃糠麸谷壳,开春后靠苜蓿、树叶充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国家顺应历史潮流和农民意愿,先是允许联产计酬责任制的试验,继而认可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亿万农民在政策稍有松动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带有“分田单干”色彩的“大包干”。从1978年到1984年,短短6年,全国农林牧渔总产值由1397亿元增加到321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粮食总产量由30477万吨增加到40731万吨,增长33.6%,和15前年比较翻了一番;粮食人均占有水平达到396公斤,打破了粮食短缺的局面,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由此告别了饥饿;农民人均收入由133.6元增加到355.4元,增长1.66倍;农民消费水平也大幅度提高。          不能否认,在“分田单干”的过程中,某些地方确实存在“一风吹”、简单化的倾向,表面看,这与当年政治高压下的运动式“集体化”有些相似。但两者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从总体上说,“分田单干”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亿万农民的自主选择;是对“政治压力型集体化”痛苦炼狱的摆脱;是党和国家在经历失败和挫折之后确立的符合经济规律的农业发展道路。在改革过程中,基本上没有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没有对公民生存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侵犯和践踏。全国现在仍有7000多个生产大队或小队(现在改为村)仍保持原有“集体经济”模式,足以说明这一点。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今后的农村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还是发展新型合作经济,都不能走传统“集体经济”的老路,而且应该牢记以下教训:          ——农村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改善,固然需要理论指导和“文本”设计,但更要以实践结果为依据。从文本叙述和推理看,劳动群众共有共享的“集体经济”,确实有诸多优越性,但是,起码在若干年内,这样理想化的经济制度不可能建立起来;脱胎于“一大二公”体制的传统经济,也难以起死回生。          ——离开个人利益的有效保障和合理调节,任何说教和制度安排都不能给农村经济带来持久活力。宣传集体主义精神是必要的,极端个人主义也应该批判和遏制。但是,公共利益的形成必须以个体利益得以充分保障为依托;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主要来源于物质激励。人民公社体制忽略甚至否认个人利益,所以消极怠工和“搭便车”的现象日益普遍,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最终土崩瓦解;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集体企业”,虽然在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产权模糊、利益调节机制不健全,在市场竞争中渐显颓势。基础较好的企业,转制为私营企业或股份制企业后,才重新焕发生机。相当一部分企业,昙花一现后破产衰败,成了“集体经济”的大包袱。家庭经营虽然有很多弊端,但因它规避了利益调节这个大难题,因此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农民的事情要由农民自己说了算,农村“集体经济”何去何从,要由农民来决定。农民不傻,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体制和政策对自己有利。在人民公社时期,很多地方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为了生存,不断地进行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试验,但总是遭到打压,难以名正言顺地推行。家庭经营制度的确立,固然是党和国家领导的改革成果,但更是广大农民的伟大创举。今后的农村改革,无论是路径选择,还是具体制度安排,都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作用。                    二、现实“集体经济”的尴尬和困境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人民公社废墟上的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分为“虚”“实”两大板块。          “虚”的板块,是我国目前“集体经济”的主体,即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统分结合的农业经济形式。之所以说它是“虚”的,是因为这里所说的“集体所有”,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已经承包到户的土地名义上归“村”或“组”“集体”所有,但发包、调整完全由国家控制;土地经营权、使用权、流转权、收益权归农户,“集体组织”基本无权干预;村委会明明是村民自治机构,却又充当“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代表;显然,这样的“集体经济”仅仅是非常模糊的“符号”。          “实”的板块,指“集体组织”可以控制和支配的资金、资产和资源。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壮大“集体经济”,加强“集体经济”管理,主要指这部分。          实行家庭经营制度以来,各级政府念念不忘发展“集体经济”,少数地方通过兴办乡村企业或严管机动资源(包括农民缴纳的统筹提留款收得足、管的好),使村“集体”实力不断增强,在推进农业基础建设,引领农民共同富裕,提供社区服务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大多数乡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后果与人们的预期完全相反。          一是乡村债务不断增加。2005年,全国乡村债务总计约有6000亿元。黑龙江省乡级债务72亿元,乡均810万元;村级债务132亿元,村均147万元。从我走访的乡镇和村庄看,除了少数蜚声省内外的“明星村”外,都被债务压的透不过气来。W市S乡,债务高达2143万元。其中,办企业赔400多万元,合作基金会损失800多万元。F县H镇K村,债务120万元。从债务成因看,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兴办企业造成的亏空,占债务总额50%以上。取消农业税以来,各地都采取很多措施化解乡村债务,但收效甚微,欠发达地区的很多地方,债务不减反增。          二是农民土地权益受侵害。很多地方以壮大“集体经济”为名超标准预留机动地。如H省M市预留机动地占总耕地面积的7%左右,超过国家5%的上限规定,达40余万亩;Q县S村有“两荒”机动地4000多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20%,村里每年可以收取60万—80万承包费。2006年,该村村民人均收入虽然只有4000元,但作为省级新农村建设试点单位,却在非生产性基础建设上投入了800多万元。村干部的办公室和中心屯的休闲广场非常豪华气派。不难想象,如果让村民表决,可能不会同意村里留那么多机动地,也不会同意建设那么豪华的广场,也就是说,这里的民主管理可能形同虚设。W市L村机动地近9000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41%,但因为村主要成员更换频繁,领导班子软弱无力,70%左右的机动地承包费收不上来,村集体债台高筑,村民一盘散沙。多数情况下,机动地发包的价格都比较低,往往不够公开和透明;由此获得的收入也容易躲避监管,变成小金库。          三是大量“集体”财物被挪用截留或贪占。基层干部常说,集体资产象“大酱缸”,谁都来“蘸”。依我看,“大酱缸”总还有个户主,而现在产权不明晰的“集体经济”,更像无人看管或看管不严“菜地”,时时刻刻都有人惦着来“偷菜”。过去的“三乱”,受害者主要是农户,税费改革后主要是向“集体”伸手。据某省农民负担检查组抽查,2005年,由村集体承担的摊派和不合理收费多达20项。搞摊派或收费的单位包括县乡党办、“关工委”、教育、司法、统计、武装、计生等部门。乡村干部贪占集体财物的案件更是屡屡发生。2008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农职务犯罪11712人,其中农村基层组织人员4968人,占42.4%。某些经济发达的“明星村”,村党支部书记头上挂满各种先进模范的光环,但却大肆敛财,有的贪污挪用几千万元,有的把上亿“集体”资产挥霍掉。2011年发生的乌坎村事件,既可以说是一场由征地、选举等问题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可以说是传统“集体经济”危机的显现。欠发达地区虽然“集体”债台高筑,乡村干部贪占集体财物的案件仍照样频频出现。1998年,黑龙江省讷河市二克浅镇原登科村发生了200多名村民卧轨50多小时,在骚乱中一个村民死亡的群体性事件。据事后调查,该村集体经济虽很薄弱,但村党支部却买了一台小车,供村干部和书记的儿子乘坐;村里专门办了一个食堂,招待市里的干部吃喝,两年下来,扒下的羊皮摞起一丈多高,杀狗洒下的污血将一棵大树淹死;村里还专门给市纪委提供了几墒地作为副食基地。为什么近年来村委会选举中出现花几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买选票的乱象呢?恐怕与“村集体”这块“肥肉”的诱惑有关。          四是“村财乡管”等措施,与村民自治的方向背道而驰,也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在“村财乡管”普遍铺开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又由纪检部门介入,搞起了所谓“三资代理”。这些被称为“创新”的举措,实质上是“全控型”治理模式的沿袭和强化,不但不能有效遏制“集体经济”的乱象,反而离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基层民主自治的目标越来越远。          有人说,华西、大邱庄、南街、大寨等村庄,一直保持着“集体经济”体制,实现了全体村民的共同富裕。其实,这些村庄在改革前,经济体制也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是“半国有的集权经济”。现在,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不具备由本村劳动群众自愿联合、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按劳分配等文本叙述的基本特征,如果硬要给这类经济定性,可以姑且称之为“精英控制下的村庄所有制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在产权上与人民公社化时期类似,只是国家消除了一平二调。在劳动组织形式上,村民集体劳动的痕迹已经很少,大部分劳动力是从全国各地雇用的“员工”。村民们的收入,主要是从村庄经营的利润中获得的,劳动所得只是一少部分。村庄资产,名义上归原来的户籍村民共同所有(成立股份公司的股东也可能多数是本村村民),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超级精英的吴仁宝、禹作敏、王宏斌、郭凤莲等领导人,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力,他们往往以全体村民 (或股东)的名义,行使着全部资产的管理权。当他们保持为民谋利的品格时,“村庄经济”带有较强的“庄有民享”的公有制经济色彩;当他们成为一手遮天的“土皇帝”时,名义上的“集体经济”将演变为“庄主经济”。          据说,全国保持传统“集体经济”体制的7000余个行政村 ,经济都很发达,村民们享受的公共福利也非常丰富。我们不能否认, “集体明星”村的多数,“集体所有制”的优越性(如容易形成发展合力、有利于搞好公共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福利等等)发挥得比较充分。但是,如果进行深入考察,则不难发现,这些村发达的主要原因与某些已经实行分田到户但集体实力仍很雄厚的地方差别不大,大体有三条:一是有一个头脑特别精明的经济强人做领头人。二是企业办得好,二三产业特别发达;还有的地方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大面积出让土地,积累了巨额财富。目前,还没有出现依靠集体所有制的优势建设现代化农业而实现富村富民的典型。三是具有特殊的政治资源,能够获得国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超常支持。所以,少数“明星村”的存在,既不具有代表性,也没有推广复制的价值。                    三、构建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模式共存共荣的农村经济新格局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脱胎于人民公社体制的“集体经济”,是难以摆脱困境的,它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被农户个体经济、新型合作经济、私营经济和混合经济所代替。各级政府应该摆脱传统所有制理论的束缚,审慎而主动地推动“集体经济”产权改造。          第一,应摸清农业资源底数,搞好现有集体资产的清查和初步确权。据笔者调查,包括土地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农业资源权属不清晰,导致土地纠纷不断发生。一是部分已开垦成熟地的“两荒”地权属不清。有的被乡镇政府和“村两委”控制,成了事实上的“机动田”;有的被部分农民无偿耕种,既没列入正规的承包田,又没有向“集体组织”缴纳临时承包费,造成村民之间的苦乐不均;有的地方由林业企业或草原管理部门管理,却不从事林业经营或进行草原恢复,而是通过对外发包坐收渔利。二是应该属于村“集体”的土地被县乡政府占有。某镇(原人民公社)在1978年建立良种场时从所属生产大队抽调150多公顷耕地,1984年良种场解体后,这些土地一直没有归还给村集体,镇政府面向社会发包获利,但却因为不具备集体组织的主体资格而拿不到土地证。1992年,北方某县级市引进韩商搞农业开发,建了一个57万亩面积的大农场,从农民手中征地30多万亩,因为韩商不具备投资能力,项目并没有真正实施。市政府没有把耕地退给农民,而是成立了一个农业开发公司,将这些耕地面向社会发包。近年来,土地流转价格急剧上涨,农民反映,这些所谓“国有”土地,承包给当地官员每公顷只需700元,承包给原来的农民承包户却需要5000元,所以,由此引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2010年4月,终于酿成了数百农民与警察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三是国有林业企业的林权证与村集体的土地证相互覆盖。黑龙江省境内的国有林场与552个乡镇(占全省一半)、1650多个村屯交叉混居,从2002年到2008年底,全省发生农林用地纠纷570起,争议面积156万亩,其中,耕地28万亩,如果加上已经开垦多年并发包给农民耕种的所谓林地或湿地,耕地面积超过一半。          针对这一状况,应由县以上人民政府组织专门力量,对权属不清或有争议的耕地、林地、荒山、草原、滩涂等农业资源进行勘查确权。同时,对“集体组织”名下的各类资产和债权债务进行必要的清查核对,真正搞清现有“集体经济”的家底,并向“集体组织”的全体成员公布。          第二,在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名副其实的农地产权制度。解决“集体经济组织”对土地所有权有名无实的问题,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绕不开的一个难题。对此,有人主张由“虚”变“实”,给集体组织更多的权力,以此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有人则主张农用土地农民个人所有;还有人主张实行“国有永佃(包)制”。笔者认为,相对而言,“国有永佃(包)制”既能“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消除名存实忘的“集体所有”,促进农村社区自治与生产经营的分离,又可以保持“公有制”的名分,避免意识形态的纷争和法律修订、历史追索等难题。为保持大局稳定和政策的连续性,在第二承包期内,可以继续沿袭“集体所有”的称谓,着重稳定和完善农民家庭经营承包制度,加强国家对土地用途的管制,禁止任何侵犯农民承包经营权和滥占耕地的行为。同时,完善土地管理法规,并以省为单位进行调查摸底,充分听取农民和基层干部的意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确定在二轮承包到期后是否对现有承包关系进行微调、怎样微调等具体政策,由县级政府派出工作组,在乡村组织配合下实施。从第三轮承包开始,实行国有永佃制。由县级国土资源部门核发土地承包证书并在基层组织配合下履行管理职能。          第三,采取得力措施化解乡村集体债务,使其甩掉历史包袱。首先必须果断停止各种达标竞赛活动,严厉制裁包括报刊发行在内的各种摊派行为,大幅度减轻基层组织负担,加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治理模式转型,从而实现杜绝新债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以县为单位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力争经过五六年的努力,基本化解乡村债务。从目前欠发达地区的实际看,彻底化解债务必须“四路并举”,即:国家免除一部分,县以上财政补助一部分,资产变现一部分,农民欠缴的税款回收一部分。因为这是政策性强、难度大、牵涉面广的工作,应该由中央统一部署,省市县三级政府组织专门力量推进落实。          第四,要对“集体经济”实体部分进行改造,大力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股份制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虽然很多学者认为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具有本质区别,但《宪法》已经把农村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认定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笔者认为,传统“集体经济”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被新型合作经济即新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混合经济所代替。当然,这一过程应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平稳实现。在乡镇一级,不可能建立行政区域内全体居民共有的经济实体,乡镇作为一级政府更不应该行使管理经济实体的职能,因此,凡以乡镇集体名义存在的企业,都应该改造成与政府脱钩的股份制企业或私营企业;以乡镇集体名义占有的农业资源应交还给村民、农业合作社或国家。在行政村和村民小组两级,应根据农民的意愿,形成资产改造方案。可以保持原来的“集体所有”模式;也可以将集体资产折股到户,组建由原集体组织的全体成员参加或部分成员参加的股份制公司或专业合作社,还可以与域外经济实体联合,组建跨区域的股份公司或专业合作社;对适合个人经营的资产或资源,也可以将产权出售给个人或将使用权长期转让给个人,为家庭农场和乡村私营企业发育创造条件。在“集体经济”改造过程中,应坚持一个前提和两个程序。一个前提是,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受侵犯。两个程序是,改造方案必须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经过全体村民表决通过;改造方案必须经上级政府批准,资产变动较大的改造方案,须报县级政府批准。          第五,构建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服务体系。县以上政府,要继续增加对农村的投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更多地普照乡村。农村道路、电力、通讯、供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等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公共服务,均应由政府负责提供。水利、林业、农田改造等生产性基本建设,由政府补贴,各类经济实体和受益农户承担,凡需多家联合参与的,由政府相关部门在村民委员会的配合下组织推动。科技推广、良种繁育、动植物防疫等项服务,可由政府提供或出资购买,也可实行民办公助。某些规模较小的公共服务设施,如村组的文化活动室、体育场、公共厕所等等,可委托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维护,也可以实行民办公助。在新的经济运行和治理格局中,原来的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无论是否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都不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代表的资格,将成为名副其实的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组织。               (本文选自拙著《乡村视野——“三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第十章,略有改动,刊发于《市县领导参阅》第4期)              进入专题: 集体经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农业与资源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56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老虎庙 | 胡耀邦助手的回忆(附首次公布的视频实录)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4)  | 标签: 历史 , 访谈 , 林牧 , 视频 胡耀邦身边的人说起谁谁谁有了男女关系问题,表情严峻。胡耀邦说:哦,男女本来就有关系嘛! 胡耀邦有一次自顾自主张,和秘书发生了争执。之后秘书对胡耀邦说:你应该尊重你身边人的感受。后来那些认为受了委屈的身边人接受了胡耀邦主动前来的道歉。 1965年胡耀邦到陕西主持工作时,选择当地人做秘书。地方领导原本“推荐”林牧是为了着重强调这个人成分不太好,是鉴于林牧的才华担心他被中选。没有想到的是胡耀邦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招人嫉妒的人嘛大概有点本事。后来林牧就成了胡耀邦在陕实施超前改革的得力助手。 那些年,陕西一时间形成刘胡斗争两阵,干部自觉站队。改革与保守之争,左与右之争十分激烈。那场暗战整整延续到一代人逐渐离世,历时十多年。而后人们这么一琢磨,发现凡是反对过胡耀邦的人却逐步被胡“任人唯贤”。而看似与胡站一个阵营者却似乎没有谁获得胡耀邦的庇荫。而这些曾经和胡站一起者至今不计得失,谈起胡耀邦只有一个“好”字,以至于尊偶像而待之! 2007年编撰《日月昭昭——林牧口述》时我记下了许多如上故事。那除了令我终生受益之精神外。还有强烈愿望推荐更广大去读读胡耀邦。今逢胡耀邦逝世23周年纪念日。我特别将我独家掌握的,由学者周勍当年拍摄的十多盘林牧口述实录,用影视方式整理,首次公诸于世。 今天发布的是第一集。请观看。 【视频下载地址】目前只能提供下载地址(限14天内下载/过期失效/360M)  http://211.150.66.42/downAttach.do?file=e2eeaff3d4ff00ab9b25d78566a2e7a3 【在线观看地址】(墙) http://youtu.be/BTjhUsAG_-8 视频剧照见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06257478.html

林牧回忆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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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庙 | 林牧之女谈《烛烬梦犹虚》出版幕后点滴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史料 , 党史 , 资讯 【老虎庙按】近日偶然通过微博朋友引介读到了傅国涌发表在“共识网”上的文章《1949前夜,一代青年误读的代价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31255283.html》,为林牧遗作读后感。与此同时,我在网上搁置多年的电子版《日月昭昭》(出版用名《烛烬梦犹虚》)下载链接忽然下载量猛增。知道是傅国涌先生的文章给力,也知道了我这多年来对宣传林牧遗著的不力。看到如此之多追求历史真相的青年来读林牧,心中倍感欣慰! 林伯伯生前思想如山却留字如金,这除因了终生忙碌,还有晚年时常遭遇文字封杀缘故。记得那时在网上根本无法搜索“林牧”相关。我与林女虽走的近却也难得楼台之月。听说从2006年起就时常被监视,被绑架,被旅游的林牧老先生遭遇,同学们非常气愤。我则利用我的博客发声,为林先生鸣不平。小说《思想家木木的天下旅行记》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006/05/2570471.html就写于那年。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字封锁已有程度,我不得不把“林”字分解而为“木木”。小说发出后不久,林牧先生逝世(2006.10.15)。我写博文以祭奠,而那篇文章竟然没敢用一个字,而是用一张写有文字的图片“制作”而成(下图),即使这样,也在一年后被发现,亦被封锁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589337.html…… 一个身旁之人,但凡说起林牧都要如此唯诺,可以想见林牧先生生前若想发点文字那该多难!而这样一位老人竟然曾被誉为党内四大才子之一,曾任胡耀邦助手,任省级宣传副部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关于这些遭际,林牧女儿在下面文字里多有描述。为了大家阅读《烛烬梦犹虚》的方便。今天我将首次公开林牧之女林红为其父著作所写“出版感言”。因为出版时的某种需要,当年未能将这篇重要文字编入书中。因此这里所发就成为首发。遗憾的是林牧先生著作至今不能在大陆发行。                父亲自传出版感言 [林牧之女/林红] 父亲写了一辈子字,那些稿纸摞起来肯定超过他的身高。这些年,我经常看到父亲给别人的书作序,而他一个写了一辈子字的人,竟然没有一部自己的专著出版。现在他的自传将要出版,而他却看不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开始帮助父亲在电脑上处理文字,至今最少也打了有一百多万字了。“六四”以后,父亲的文章不能在国内发表,他的所有重要文章,全部登载在海外报刊上。 这期间,我们家因为这些文字,遭遇了两次抄家。父亲所有的文字(包括信件、笔记以及别人写给他的信件)被抄得精光,作为父亲当时思想的一个纪录,这是多么大的损失!这些文稿有些父亲能记得起来的,在抄家后挑重要的又重新写过,有些在当时就准备了备份,存在朋友处而幸免于难,但大部分至今还躺在西安市公安局的某个角落,难见天日。 记得在2000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给父亲整理稿件时对他说:“老爷子,你写了一辈子文章,大部分都是替别人写的,现在人家写得不如你的人都出书了,你也应该好好写点东西,出一本书。”父亲说:“我现在没有时间,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等过几年再说吧。”我说“我觉得你应该开始写你的自传了,你知道那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你要是不写,以后这些事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他还是没有答应。有一天我和大弟和父亲一起去机场,回来的路上,我们两个一起又一次动员父亲开始写自传,父亲有点动心。过几天送给我一摞稿纸,说:“我已经开始写自传了,不过只写了我在老家的事,你先把它打印出来,放在那里,后边的等我有时间再写。”结果这部分(金城旧事)在我的电脑里一放就是七八年,父亲再也没有写出新的内容。直到他去世那一年,过年时去了几个老朋友家,回来后告诉我:“你石伯伯、王伯伯他们都让我写自传呢,看来,今年我得把我的自传写完。”我说:“你原来写的那一段到现在你也没有校对,你应该先把那个校对一下再写别的。”父亲说:“那一段写得有点勉强,等我把后头的写完,再重新写一遍前面”。 这一年父亲陆续写出了“走向延安”、“两次反右,三年大饥荒”、“我在批习斗争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等篇章,在“自由圣火”杂志分期发表。同时委托海外的朋友们代为寻找出版商,和出版资金。最令我难忘的是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我又收到袁红冰先生的信,催问父亲到澳洲参加会议事宜,回家后我对父亲说:“袁红冰又给你来信了,你去不了澳洲,给人家回封信吗。”父亲说:“这部分快完了(自传两进两出部分),大概还有两千多字,我明天早上赶一赶,这部分自传写完后,我不准备再写了。最近,我要写一篇关于自由文化运动和重建中国文化的文章给他们,在会上用。今天晚上我写封信,你明天来和我写的这部分稿子一起,打印了给袁红冰发去。自传等到了海南再写,在那儿没有资料只能写自传。”(我们原计划11月初去海南。)没想到这竟是父亲给我留下的最后的话,第二天我回到家中,父亲已走,写好的文章和信整整齐齐的摆在茶几上,看着这些稿子,我不禁痛哭失声。 父亲的自传原计划写三十万字,目前完成的部分只有十五万字,他生命中最精彩的阶段还没来得及写,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一直生活在警察的监督下:家里电话长期被监听,一有风吹草动电话就被掐断,两次抄家、一次被绑架到临潼强行“疗养”,三次被迫出外旅游……其中大部分事件,我都和他一起经历。这些经历,以及自传其他的缺失部分,只能由后人来写了。 一年多以来,为了这本书的出版,朋友们给了我太多的帮助。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德高望重年逾九旬的胡绩伟伯伯和古道热肠的胡夫人狄沙阿姨,对自传和文集的编辑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就是在狄沙阿姨的启发下,我才能想到自己组织人来编辑父亲遗著,想到在千里之外寻找合适的编书人。 感谢可亲可敬的于浩成伯伯,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要求,为父亲的自传写下很有分量的序言,给父亲的自传增色。 感谢在父亲刚刚去世时帮助我整理父亲遗著,几个月时间看完全部文稿,写了厚厚一本校对笔记的马晓明先生,是他对全部文稿进行了初步校对,减轻了后来者的负担。 感谢胡发云大哥,在自己百忙中不能亲自参与编辑时,建议自传由我的同学张世和(老虎庙)编辑,他亲自监督,自传编辑的每一步他都给与了中肯的意见。 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张世和(老虎庙),在没有任何编辑经验的情况下,毅然接下编辑任务,编辑出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本书。为什么要找他这么一个毫无名气和经验的人编辑这本书呢:其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其二,由于张是我的同学,是著名网络写手,和我有相同的经历,对父亲书中所写的人物、事件和我一样熟悉,我们之间容易沟通。这本书的编辑虽然还不尽如人意,但张世和是付出了真情实感的。 更需要感谢的是周勍先生,保存了父亲在人间的唯一影像资料,弥补了父亲没有写完的自传中鲜为人知的部分。并将父亲口述亲自整理成文,无偿的提供给我们。 感谢樊百华先生在独立编辑父亲文集时,对自传编辑同样给予了关注与帮助。 感谢杨海在几年前的《脊梁》一书中写了父亲的生平,并对父亲在六四以后所做的事情,做了较为详尽的交待。 特别要感谢袁红冰先生,在接到我的委托不久就给父亲的自传找到出版商和出版资金。 感谢国际学者基金会提供出版资金,感谢赵晶女士一年多来为本书的编辑、出版所作的实际工作。 我的父亲从青年时期起,就全身心追求民主自由,八九民运以后,为中国的人权事业付出了种种努力。在此过程中,他既严肃又热情、既执着又宽容,尽管个性上肯定有一些弱点,但在公正公平、关怀弱势群体方面,他永远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熟悉、喜爱父亲的各界朋友们一定比我更能理解父亲的思想,自传之外,我希望父亲的文集能够在展现父亲的思想方面,起到更为直接的作用,因此也在这里表达一个愿望,希望朋友们继续提供帮助,为父亲文集的出版一起努力。除了替父亲感谢外,我则只有深深的感恩了。 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一年来,父亲自传和文集的编辑过程中的种种,够写一本书了,我只能在这里向所有关心我父亲、关心我父亲的书的长辈、朋友,再道一声谢谢! [2002年4月5日] 【下载】《日月昭昭》(出版用名《烛烬梦犹虚》)(20万字) □ 此链接本月31号前下载有效 点击 http://211.150.66.42/downAttach.do?file=1f030e85540bba0f1a0161a94cf762d8 □ 115网盘(免注册)可下载 点击 http://url.cn/0qXfUM?type=1&from=19&u=laohumiao&s=3&f=1&skey= □ 五柳村专递(感谢陶世龙先生提供在线阅读) http://56cun.jigsy.com/linmu

1949前夜,一代青年误读的代价

  傅国涌        误读的代价——读林牧回忆录《烛烬梦犹虚》        林牧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个多年头了,最近才读到他晚年留下的回忆录《烛烬梦犹虚》,看到他对自己一生的反思,特别是对当年投奔延安的反思。林牧在学生时代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向往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联式的经济平等,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样,他们对苏联很不了解,虽不赞成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一党专政,却误以为苏联的公有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平等。他不赞成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所以选择加入民盟而不是共产党,就是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然而到了1948年,第三条道路也走不通了,他在写给同学的信中说:“现在中国大势,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中间道路走不通了。杨子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爱,庶几近之。”当时他天真地以为中共是讲博爱的。在经历九死一生、痛定思痛之后,他到晚年才明白他们年轻时误读了中共,他将这些误读主要概括为三点:        一、当时他们以为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当化教育”、“保障人权”、“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主张都是有诚意的,既适用于国民党,也适用于共产党。        二、他们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误认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误认为“新民主主义”比“旧民主主义”好,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民主。        三、虽然他们知道“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但那毕竟是在遥远的未来。何况他们也赞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只是不同意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而已,他们当时认为中共与苏共不同,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一直强调民主与人权,连根据地都叫“抗日民主根据地”,各个根据地制定和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条例,所以他们天真地认为中共推行的社会主义可以避免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在学生时代喜欢读《大公报》、《观察》周刊,与储安平通过信,还到上海找过储安平,托储帮助找工作,他在思想上无疑更接近自由主义。而在1949年的前夜,像他那样中间偏左、最后上了中共这条船的青年学生很多,可见毛泽东与中共对外打出的那些旗号有多么蛊惑人心。他们有理想、有热情,天真烂漫,涉世不深,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对共产党的那一套同样不喜欢。其实,当他们一踏进中共控制的土地,就隐约闻到了不太对劲的气息,有一种不能适应的感觉,乃至很快遭遇冷酷的现实。        1948年7月,他们一行二十人(以西安的大学生为主)投奔延安,他被分到延安大学宜川分校。党化教育、思想汇报都令他们不快,有人就一再公开声明:“我是来参加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我是来反蒋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纲领,我不赞成中共的党化教育。”有人公开反对汇报思想,说“国民党特务才汇报思想呢”。不久,即发生了“宋纹演事件”,宋是他在西北工学院同级的同学,一个人办了一个壁报,自编、自写、自抄,表达对中共、对苏联的不同意见,很快就遭到批判,有人认为宋不仅思想反动,还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理由包括:        宋的壁报在报头上洒满“小雪花”,就是要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一些白色据点;宋在自传中说,中学时就反共,看到孙中山遗嘱中“共同奋斗”时,要在“共”字上扎一刀;宋在壁报上画的地图,画了一个大箭头,直指延安,目的是要再次进攻延安。林牧不以为然,认为特务会隐瞒,会伪装,更不可能在自传里写上中学时见了“共”字也要扎一刀,关于“小雪花”和“箭头”也可以作各种解释,“小雪花”可以说他的壁报和观点在边区只是小小的雪花,“箭头”可能是说他的目的地是延安。这些问题使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他想起了离开西安前同学的一句临别赠言:“这边政治环境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        晚年反思,他说自己学生时代本来不是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的成员,而是接受民盟的自由、民主纲领并参加其活动的民主青年。1947年11月蒋介石解散民盟,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非共产党的民主青年一样要受到“特别刑事法庭”的审判,才把他们驱赶到共产党这边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共产党,虽然主观上下决心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追求当时认为无比崇高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党性,但是党性与良心、专政与民主、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经常处于矛盾斗争之中,苦不堪言!”        初到延安,他们身上还保留着独立思考的习惯,随着时间,慢慢地要这些习惯被抹平了。尽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组织纪律常常让他难以适应,乃至“苦不堪言”,他却没有产生过脱离的念头,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本来就是不满国民党而出走的,回到国民党那边去,也是挂了号,不现实,何况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么不适应,内心深处有多少挣扎,也只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这就是包括林牧在内的那些青年的命运。他们多数人的经历都证明这是一条通向炼狱之路,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这也是整个民族通往炼狱的路,却宿命般的无法避免,千千万万的个体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万劫不复。今天,我们看到了结果,看到了六十多年来一点点展开的这个过程,何等残酷,何等无奈。血肉之躯被冷酷无情的机器碾成粉末,连每一滴血都被榨干了,叫喊无地,四顾茫然。如果说他们年轻时所处的国民党时代是一个可以流血的时代,那么之后进入的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古往今来未曾遇到过的。“烛烬梦犹虚”,林牧先生的回忆录以他1989年逃亡之时的这句诗为书名,实在贴切,凄凉、悲怆而又意味深长,人间的理想主义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烬生命的蜡烛,也诉说不尽其中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并不讳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跃进”时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在平时是二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倾’等症状运动中,良心、民主、人道主义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头来,说出口来。”穿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层层叠叠、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一次次的厄运缠身,批判、监禁、自杀……林牧活下来了。        1948年他奔赴延安,踏进那个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中,最终明白误读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传,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价。那些潜伏在他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1989年以后他重新走上漫长的告别之路,告别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烛烬梦犹虚》就是他留下的血泪交错的记录。      来源: 财经博客 | 来源日期:2012-03-11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31255283.html

傅国涌 | 1949前夜,一代青年误读的代价

2012年03月11日 19:10:06   误读的代价 ——读林牧回忆录《烛烬梦犹虚》 傅国涌       林牧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五个多年头了,最近才读到他晚年留下的回忆录《烛烬梦犹虚》,看到他对自己一生的反思,特别是对当年投奔延安的反思。林牧在学生时代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向往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苏联式的经济平等,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样,他们对苏联很不了解,虽不赞成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名义下的一党专政,却误以为苏联的公有制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经济平等。他不赞成阶级斗争特别是流血斗争,所以选择加入民盟而不是共产党,就是希望走第三条道路。然而到了1948年,第三条道路也走不通了,他在写给同学的信中说:“现在中国大势,不归于杨,必归于墨,中间道路走不通了。杨子为我,不可取也;墨子兼爱,庶几近之。”当时他天真地以为中共是讲博爱的。在经历九死一生、痛定思痛之后,他到晚年才明白他们年轻时误读了中共,他将这些误读主要概括为三点:       一、当时他们以为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政”、“反对当化教育”、“保障人权”、“建立(多党民主)联合政府”、“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等主张都是有诚意的,既适用于国民党,也适用于共产党。       二、他们赞成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误认为“人民民主”就是全民民主,误认为“新民主主义”比“旧民主主义”好,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民主。         三、虽然他们知道“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但那毕竟是在遥远的未来。何况他们也赞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只是不同意一党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而已,他们当时认为中共与苏共不同,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共一直强调民主与人权,连根据地都叫“抗日民主根据地”,各个根据地制定和颁布了保障人权的条例,所以他们天真地认为中共推行的社会主义可以避免一党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 他在学生时代喜欢读《大公报》、《观察》周刊,与储安平通过信,还到上海找过储安平,托储帮助找工作,他在思想上无疑更接近自由主义。而在1949年的前夜,像他那样中间偏左、最后上了中共这条船的青年学生很多,可见毛泽东与中共对外打出的那些旗号有多么蛊惑人心。他们有理想、有热情,天真烂漫,涉世不深,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对共产党的那一套同样不喜欢。其实,当他们一踏进中共控制的土地,就隐约闻到了不太对劲的气息,有一种不能适应的感觉,乃至很快遭遇冷酷的现实。       1948年7月,他们一行二十人(以西安的大学生为主)投奔延安,他被分到延安大学宜川分校。党化教育、思想汇报都令他们不快,有人就一再公开声明:“我是来参加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我是来反蒋的,我不接受中共的政治纲领,我不赞成中共的党化教育。”有人公开反对汇报思想,说“国民党特务才汇报思想呢”。不久,即发生了“宋纹演事件”,宋是他在西北工学院同级的同学,一个人办了一个壁报,自编、自写、自抄,表达对中共、对苏联的不同意见,很快就遭到批判,有人认为宋不仅思想反动,还可能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理由包括:       宋的壁报在报头上洒满“小雪花”,就是要在红色根据地建立一些白色据点;宋在自传中说,中学时就反共,看到孙中山遗嘱中“共同奋斗”时,要在“共”字上扎一刀;宋在壁报上画的地图,画了一个大箭头,直指延安,目的是要再次进攻延安。林牧不以为然,认为特务会隐瞒,会伪装,更不可能在自传里写上中学时见了“共”字也要扎一刀,关于“小雪花”和“箭头”也可以作各种解释,“小雪花”可以说他的壁报和观点在边区只是小小的雪花,“箭头”可能是说他的目的地是延安。这些问题使他的革命热情减退了,他想起了离开西安前同学的一句临别赠言:“这边政治环境恶劣,那边也不一定理想。”       晚年反思,他说自己学生时代本来不是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的成员,而是接受民盟的自由、民主纲领并参加其活动的民主青年。1947年11月蒋介石解散民盟,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非共产党的民主青年一样要受到“特别刑事法庭”的审判,才把他们驱赶到共产党这边来。“到了延安,参加了共产党,虽然主观上下决心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追求当时认为无比崇高的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党性,但是党性与良心、专政与民主、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经常处于矛盾斗争之中,苦不堪言!”       初到延安,他们身上还保留着独立思考的习惯,随着时间,慢慢地要这些习惯被抹平了。尽管延安的政治生活、组织纪律常常让他难以适应,乃至“苦不堪言”,他却没有产生过脱离的念头,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退路了,本来就是不满国民党而出走的,回到国民党那边去,也是挂了号,不现实,何况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心不定。即便有多么不适应,内心深处有多少挣扎,也只能顺着这条路走下去,这就是包括林牧在内的那些青年的命运。他们多数人的经历都证明这是一条通向炼狱之路,但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这也是整个民族通往炼狱的路,却宿命般的无法避免,千千万万的个体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万劫不复。今天,我们看到了结果,看到了六十多年来一点点展开的这个过程,何等残酷,何等无奈。血肉之躯被冷酷无情的机器碾成粉末,连每一滴血都被榨干了,叫喊无地,四顾茫然。如果说他们年轻时所处的国民党时代是一个可以流血的时代,那么之后进入的是一个欲流血而不得的时代,这是古往今来未曾遇到过的。“烛烬梦犹虚”,林牧先生的回忆录以他1989年逃亡之时的这句诗为书名,实在贴切,凄凉、悲怆而又意味深长,人间的理想主义遭遇如此的嘲弄,燃烬生命的蜡烛,也诉说不尽其中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暮年回首,他并不讳言自己挨整也曾整人,他自述“大跃进”时期是他“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在平时是二重人格,在‘反右派’、‘反右倾’等症状运动中,良心、民主、人道主义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头来,说出口来。”穿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层层叠叠、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一次次的厄运缠身,批判、监禁、自杀……林牧活下来了。       1948年他奔赴延安,踏进那个深不可测的历史骗局中,最终明白误读了中共那些表面的宣传,误读了那些动人的口号,为此付出了整整一生的代价。那些潜伏在他生命深处的美好梦想终于被唤醒,1989年以后他重新走上漫长的告别之路,告别这个“中国有史以来极端性、严密性、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专制主义制度”,《烛烬梦犹虚》就是他留下的血泪交错的记录。

老虎庙 | 秘密观察:我亲历了现代“豆选”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5)  | 标签: 民主 , 农村 , 制度 秦晋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佚名) 晌午,雪霁,村上有人三三两两往大场(北方农村碾麦用场)上走。一些半大孩子在先,一些妇人在后。再后来,才有了男人、男老人和已经挪动不易的老老男人们鱼贯入场。村民老杜说:“他们老得听不见啥啥了……” 棋子村的新年度村民委员会干部选举今天举行。 左岸是黄河,右岸是吕梁山,大概属末梢地带,偶有平缓地势。村民们聚集的大场,是一个地处低凹,四围里堆放着报废农机具残骸的地方。有台子,是用黄土临时拍打出来的两巴掌高的土坎。台上有桌、有椅。桌上摆着桌牌,像大会堂里中央开会的摸样,牌子上写的名字名气不大,村民们却说个个是人精。 毛乎乎的太阳从山卯卯上升起的时候,村外开来一辆“公安”面包车。面包车仄仄着开到会场旁停住。从车里呼噜噜倒出八个警察。 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看清楚了,车里下来的人头戴钢盔,身着特警制服。 现任村长走到台上,扯着话筒线叫大家安静。台下的农民百姓则没有大会堂开会那样整端的习惯,多是三三两两扎着堆儿说话,说悄悄话。只有把事情当了玩笑的一些洒脱人,这些人年轻,说话声则大“谁选我,日后到俺家喝酒。”旁的人就说“先试试你这个国家主席的钩子(屁股)够不够硬!”脚就从后头抡上去给“主席”屁股上一脚,肆无忌惮。 大会迟迟不开,原村长一遍一遍喊“准备开始”。却很难开始,直到我要昏昏欲睡…… 前一天夜里,我睡赵家。有点像社教干部下乡派饭(管吃或者管吃带住)。老乡们帮我藏摄像设备到红苕窖里,把自行车推到废弃的牛圈棚子下,再用一张彩条布遮盖。整个下午和整个晚上他们不叫我出门,我就和赵家人一起看电视。 夜里十点有人来串门,带来了消息:有不明身份的人挨家挨户通知“明天投票都投某某某,不投某某某就是找死。”赵家人听了很是不安,说:千万别找到咱门上,你就是躲也躲不到哪去,赵说我身上有外头人的味道。我心里嘀咕:一不涂脂抹粉,二又是刚刚在县宾馆洗过澡。难道来的都是狗鼻子?! 几个月前,约莫中秋节前后,我在百里外黄河西岸的邻省考察,县里发生一件奇事。镇(乡)长据说是感恩于一年来各村村长的努力工作和积极配合,特邀各村村长到县里酒楼设宴答谢。席间有两村长斗嘴,甲村长摸着乙村长的头说“信不信,我掏三万就把你这个买下。”乙村长一听回过一句“你信不,我掏一百万买你这头。”三句不过,两人大打出手。遂引来双方各自人马参战,直打得天昏地暗。二天事情并未结束,吃了亏的乙村村长接到镇(乡)长来电,邀他赴甲村由乡长出面做双方调停。乙村长带一车人马赴约,暗中自有备战。却不曾想,乡长和甲村村长实则勾结一起,是为骗得乙村村长到甲村后彻底打垮乙村村长嚣张气焰。果然,乙村人马到得甲村遂被团团围殴,战后一清理,发现打倒六个,两个当即送往省府做开颅手术…… 时值全国农村海选村干,我此行下乡前,曾和北京的朋友聊天,各位立马谈到“豆选”。若是知道现如今乡下的邪恶势力已经如此公开化、合法化的话不知道那些北京的朋友还会否幻想曾经的“豆选”。 这里不妨举林牧先生自述《昭昭日月》http://115.com/file/e6rectvq中对当年解放区农民“豆选”的描述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0074008.html,这是我至今看到不多的亲历者的讲述。 ……乡长、副乡长和村长的候选人,当然是由党内提出的,但是,党内提出的候选人,不是一名,而是几名。选举是在村民大会和乡民大会上进行的。几个候选人面对选民坐在会场的第一排,每人背后放一只饭碗,村民们依次在候选人背后投豆子,豆子就是选票。投票以后,由村民选出两名计票员,得到豆子最多的人,就是当选人。在选举和计票过程中,我们工作组的人不授意也不干预。解放以后,在新区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末尾,都有一个民主建政的阶段,选举村、乡干部。我作过几次工作组长,都是按我在陝北学会的办法进行选举…… 说实话,我受“豆选”的印象太深,来棋子村实地考察普选前,我是一直以“豆选”的模式来观察这个21世纪位于晋中山区小村庄的民选过程的。棋子村二百户人家,人口过千。除外出打工人口和未成年人外,实际可参与投票者不过四百。这里还得排除许多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对民选似乎表现莫然,“爱选谁选谁,选谁都是顶屁用。”问为什么,有说“一当村长人心就变,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选谁都是钱定的。投票还嫌手累?”“结果是谁,昨晚就定了,现在不过走走样子,这谁不知道?!”有的更直接,道:“我就是来看看下届咱村由那个坏蛋来领导?” 棋子村的普选大会进行到午后。大喇叭里不停地播放一首歌子:寂寞的一颗心苦苦在等待,梦中的姑娘为何还不来。春去春又来,真的好无奈,我的世界没有爱情色彩…… 场上,投过票的村民陆续离开,那间挂着布帘儿的神秘小房已经很久没有人进出了。我好奇的问老赵就这么些村民投票吗?老赵点点头,又摇摇头,半晌,道:“很多人叫不来。”老赵的儿子在一旁插嘴,“昨晚上都投过了,现在不过走走样子。是候选人上门逼着当面投的。”我问候选人就只那台上的两个人名吗?老赵说:“多了还了得,就这俩还都是乡上指定的。”一个村民走来在老赵耳朵边儿嘀咕。村民走后,老赵立刻把我叫到一旁,悄声说:“俩候选人家里来了些‘强人’。”我问都是什么人,老赵说没人认识,外村的,一看就是乡里的地痞二流子,是候选人各自召集的打手。我很惊诧,老赵却似乎不以为然,“年年都如此,一年比一年厉害,以防不测……” 场子上已经很久没动静了。就只几个特警转来转去。小地方的特警不比北京。开始时还见威武,过了这半晌,似乎没有他们可做的,也就站得歪歪仄仄,百无聊赖。我对老赵说:“民主大会,有必要让特警压场子吗?”老赵一笑,笑的很无奈。 选举结束大概是在下午两点。场子上的红红绿绿布置被撤的很快。只一会儿工夫,人去楼空。大会没有宣布结果。老赵对我说:“择日宣判。” 八个特警依次钻进面包车。两个候选人站车门旁热烈奉迎。我问老赵下一步该干吗?老赵说镇上“凤凰楼”上早设下一桌酒席,俩候选人出资,主题是“庆功会”。参会人除了镇(乡)长,俩候选人,还有那八个特警。算上候选人的家属,正好酒席两桌。在回赵家的路上我问老赵:“如此特警押着的选举,又有候选人各自的备用战斗人员,实在不可思议。这样的选举村民们知其内幕吗?选举结果难道也算有效?”我的一连串的疑问经不住老赵的一句回答:“乡长亲口说过‘屠刀下的这种选举我们认可’真的,乡长说的, 是在大会上说的.” 约半个世纪前,史沫特莱在她撰写的《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对中国陕北地区出现的“豆选”发表感言——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大半个世纪后,作为草根报道者的老虎庙根据在距离当年史沫特莱感言“豆选”之地不远的晋中地区的观察,老虎庙亦有感言——始自于中国20世纪末的农村基层村委会普选:一个民主的谎言! 注:应乡亲们要求,本文部分做匿名(含地名、村名)处理 在适当的时候,我将公布视频资料,愿为中国法制及选举制度研究者提供第一线资料 延伸阅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http://www.people.com.cn/9806/29/current/newfiles/c1020.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5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新“出身论”乱象 / 2011-12-19 17:31 / 评论数( 2 ) 西去长安:枣难(04) / 2011-12-15 07:25 / 评论数( 2 ) 梧桐叶儿落 / 2011-12-11 06:50 / 评论数( 6 ) 一点儿也不简单的农村现状 / 2011-12-08 14:48 / 评论数( 3 ) 华陵:2011年末留给中国的问号…… / 2011-12-03 00:35 / 评论数( 2 )

老虎庙 | 华陵:2011年末留给中国的问号……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华国锋 , 华陵 , 林牧 在南行“南水北调探秘行”的半途,我的计划中加入了一个临时项目,即对赵紫阳故里的访问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60805956.html。同样,在此行“西去长安”之旅,我又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不能忽视的项目:访问华陵。“华陵”是山西交城当地百姓对华国锋陵墓的简称。这样就有了一部关于“华陵”的纪录片的拍摄计划。 当然,记录赵紫阳和记录华国锋并非概念相同。如果简单诠释一下的话,需要再拉进一个人来说事,那就是林牧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642690.html。林牧曾任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以及被开除党籍之前任国家科技局局长。林牧对自己有一句最经典的总结“我是奔着自由民主去的延安”(原话大意)而后的林牧直到七十高龄还屡屡被秘密绑架。亲友悼念会上的电子屏上被无理去掉“先生”“悼唁会”的字样,仅剩“林牧”俩残缺文字滚动。林牧的一生被学者称之为“林牧现象”http://24hour.blogbus.com/logs/42273399.html,即脱出来的最早,最彻底,亦代表了相当一批人士。赵紫阳与华国锋则依然循迹“主旋律”轨道,或囿于大局,或受制于“党性”而谨慎“修正”“改造”,最多也不过主张阶段性地,渐进地实现真正意义的个人主张。尽管这已经很是了不起,但从根本上是有别于林牧的。当然,以上述两种说法完全针对于华国锋又嫌不准了。华国锋则是特定时期,特殊情况之下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这还只是表象上的,其内里依然不能算是“背叛”或侈谈“革命”。这就导致了对毛的密旨承袭,浓浓地封建意味为他的那几年浓妆艳抹。“两个‘凡是’”以及对个人崇拜作风的延续,直至“红星养鸡场”事件的毕露等。华国锋直到去世之前两袖清风的隐士风度,除表现出了对待政治的无奈外,似乎更多的是对“过往昔”流逝的耿耿于怀…… 如此严格一看,林、赵、华虽同属一个“现象”,却各自另有不同。这也将是这一部华陵纪录片要反映的关键。 下面讲述一个插曲,是在拍摄华陵纪录片时所遇。 片子里计划在交城街头随机邀请若干个交城男女对着我的镜头唱那首《交城的山呀交城的水》。期待结果有六:其一、痛快地开唱;其二、不会;其三、唱的是文革版的那首;其四、唱的是传统的那首;其五、关注歌唱者的表情;其次,大概会有什么意外发现。和预料的一样,我的五个预言被一一兑现。 更多的人唱得还是那首传统曲词的,且唱得很动情、无辜;其次唱得多的是文革版的那首。所谓“文革版”的词是这样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在美/交城的大森林/驻着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秀那个前程放光辉/锦秀那个前程放光辉”。之所以唱文革版的人也较多,从年龄上可以看得出来,另以妇女居多。还记得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打到四人帮后,人们在喜庆之余第一想到的就是:该挂华主席的像了吧,满大街果然就有了这样的印刷品,学校教室的墙壁上从此以马恩列斯毛华排列。接下来人们立刻想到的就是毛主席有个《东方红》,那华主席该有个什么歌呢?《交城的山…》这首传统民歌自然就派上了用场,并且被改了词,仅保留了原曲曲调。首唱者又以权威郭兰英担当。中央乃至文化部的沉默即代表了意见。 街头歌者的表情也很是耐人寻味。年轻人多以为是电视台在制作娱乐节目,所以环顾四周,大概看看是否有人偷拍,甚或以为会有什么奖励。结果最多的是不唱,大概是没有看到所期望的。他们会说:“是老歌啦,不会!”我便追问:“是歌唱华国锋的。有啥感想?”回答多是“是名人,别的不知道。”“国家主席出在咱交城了,不简单。”也有大概是外来务工卖菜的说“不晓得,好像是个名人,中央的,干啥的不知道……”此人年岁约莫27或30,操四川口音。 最令我尴尬的是相当一部分人面对我的邀请表现出十二万分地警惕“干啥?为什么要唱?”“唱了给钱吗?”“你录它干吗?”“你是记者?拿记者证看看,我唱。”有一个饭摊子上的老板甚至说要肖像权,要稿费…… 在交城的拍摄进行到第二天,计划拍摄的是一位出身交城的老共~产~党~员,计划问题有三。其一、是否见过华国锋;其二、评价华国锋;其三、对华陵建制的如此宏大发表感想。事情并不像邀请唱歌那样顺利。原因有几个:老干部年岁过高,身患疾病,难以系统回答问题;第二是老干部总是拿刚刚出版的一本“革命回忆录”来回答我的问题“那里面都写着呢。”对此我很无奈。正打算告离,老干部的女儿回来了。老干部的女儿约莫四五十岁,见我的第一句是“你是谁?通过组织了吗?”接着又向我要记者证。我认真地对她解释:一、我是你老爸的一个朋友,他也是老干部,是他介绍我来的;二、作为口头讲述,你爸爸的录音是要引起你们儿女的重视的;第三……没等我说完,老干部的女儿忽然自暴身份:“我就是市委宣传部的……” 当那女人说出自己的身份之时,我知道我的采访就算正式结束了,而且我清楚那是毫无半点回旋的机会的。因为我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一位党干。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是个人人自危的组织,倘若在这里坚守一生,那他必然会得谨小慎微而又八面玲珑,那是他们的组织生活的原则,拿现在话说:是潜规则。阶级斗争的意识是永远悬在他们头顶上的达摩克斯利剑。 在交城的几日,我的拍摄并不顺利。临走的那天,我再次去了华陵,在爬完了那几千层陵前台阶后,专程查看了那副镌刻在华陵背后的千字仿摩崖石碑上的文字落款。没错,在结束部分清晰记录着这是“中共交城市委、交城县人民政府”所立。 对华陵的建立,因其宏大而众说纷纭。中央放行了,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了,交城人又各有所表,而老乡的亲切则溢于言表,网络呢,有更多的意见在左右。总之,都是一种态度的。这些态度在2011年末留给中国一个问号……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西去长安:骑行者刘成义(02) / 2011-11-28 08:43 / 评论数( 2 ) 我是山东人 / 2011-11-26 16:11 / 评论数( 1 ) 谁来修缮贤良祠 / 2011-11-23 22:43 / 评论数( 2 ) 西行长安之:南拒马河(01)[附小纪录片] / 2011-11-19 06:28 / 评论数( 5 ) 华山“申遗”何以屡战屡败 / 2011-11-12 13:07 / 评论数( 7 )

老虎庙 | 华陵:2011年末留给中国的问号……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华国锋 , 华陵 , 林牧 在南行“南水北调探秘行”的半途,我的计划中加入了一个临时项目,即对赵紫阳故里的访问http://24hour.blogbus.com/logs/160805956.html。同样,在此行“西去长安”之旅,我又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不能忽视的项目:访问华陵。“华陵”是山西交城当地百姓对华国锋陵墓的简称。这样就有了一部关于“华陵”的纪录片的拍摄计划。 当然,记录赵紫阳和记录华国锋并非概念相同。如果简单诠释一下的话,需要再拉进一个人来说事,那就是林牧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642690.html。林牧曾任胡耀邦秘书,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以及被开除党籍之前任国家科技局局长。林牧对自己有一句最经典的总结“我是奔着自由民主去的延安”(原话大意)而后的林牧直到七十高龄还屡屡被秘密绑架。亲友悼念会上的电子屏上被无理去掉“先生”“悼唁会”的字样,仅剩“林牧”俩残缺文字滚动。林牧的一生被学者称之为“林牧现象”http://24hour.blogbus.com/logs/42273399.html,即脱出来的最早,最彻底,亦代表了相当一批人士。赵紫阳与华国锋则依然循迹“主旋律”轨道,或囿于大局,或受制于“党性”而谨慎“修正”“改造”,最多也不过主张阶段性地,渐进地实现真正意义的个人主张。尽管这已经很是了不起,但从根本上是有别于林牧的。当然,以上述两种说法完全针对于华国锋又嫌不准了。华国锋则是特定时期,特殊情况之下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这还只是表象上的,其内里依然不能算是“背叛”或侈谈“革命”。这就导致了对毛的密旨承袭,浓浓地封建意味为他的那几年浓妆艳抹。“两个‘凡是’”以及对个人崇拜作风的延续,直至“红星养鸡场”事件的毕露等。华国锋直到去世之前两袖清风的隐士风度,除表现出了对待政治的无奈外,似乎更多的是对“过往昔”流逝的耿耿于怀…… 如此严格一看,林、赵、华虽同属一个“现象”,却各自另有不同。这也将是这一部华陵纪录片要反映的关键。 下面讲述一个插曲,是在拍摄华陵纪录片时所遇。 片子里计划在交城街头随机邀请若干个交城男女对着我的镜头唱那首《交城的山呀交城的水》。期待结果有六:其一、痛快地开唱;其二、不会;其三、唱的是文革版的那首;其四、唱的是传统的那首;其五、关注歌唱者的表情;其次,大概会有什么意外发现。和预料的一样,我的五个预言被一一兑现。 更多的人唱得还是那首传统曲词的,且唱得很动情、无辜;其次唱得多的是文革版的那首。所谓“文革版”的词是这样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交城的山水实呀在美/交城的大森林/驻着咱游击队/游击队里有一个华政委/华政委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引路他紧跟随/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秀那个前程放光辉/锦秀那个前程放光辉”。之所以唱文革版的人也较多,从年龄上可以看得出来,另以妇女居多。还记得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打到四人帮后,人们在喜庆之余第一想到的就是:该挂华主席的像了吧,满大街果然就有了这样的印刷品,学校教室的墙壁上从此以马恩列斯毛华排列。接下来人们立刻想到的就是毛主席有个《东方红》,那华主席该有个什么歌呢?《交城的山…》这首传统民歌自然就派上了用场,并且被改了词,仅保留了原曲曲调。首唱者又以权威郭兰英担当。中央乃至文化部的沉默即代表了意见。 街头歌者的表情也很是耐人寻味。年轻人多以为是电视台在制作娱乐节目,所以环顾四周,大概看看是否有人偷拍,甚或以为会有什么奖励。结果最多的是不唱,大概是没有看到所期望的。他们会说:“是老歌啦,不会!”我便追问:“是歌唱华国锋的。有啥感想?”回答多是“是名人,别的不知道。”“国家主席出在咱交城了,不简单。”也有大概是外来务工卖菜的说“不晓得,好像是个名人,中央的,干啥的不知道……”此人年岁约莫27或30,操四川口音。 最令我尴尬的是相当一部分人面对我的邀请表现出十二万分地警惕“干啥?为什么要唱?”“唱了给钱吗?”“你录它干吗?”“你是记者?拿记者证看看,我唱。”有一个饭摊子上的老板甚至说要肖像权,要稿费…… 在交城的拍摄进行到第二天,计划拍摄的是一位出身交城的老共~产~党~员,计划问题有三。其一、是否见过华国锋;其二、评价华国锋;其三、对华陵建制的如此宏大发表感想。事情并不像邀请唱歌那样顺利。原因有几个:老干部年岁过高,身患疾病,难以系统回答问题;第二是老干部总是拿刚刚出版的一本“革命回忆录”来回答我的问题“那里面都写着呢。”对此我很无奈。正打算告离,老干部的女儿回来了。老干部的女儿约莫四五十岁,见我的第一句是“你是谁?通过组织了吗?”接着又向我要记者证。我认真地对她解释:一、我是你老爸的一个朋友,他也是老干部,是他介绍我来的;二、作为口头讲述,你爸爸的录音是要引起你们儿女的重视的;第三……没等我说完,老干部的女儿忽然自暴身份:“我就是市委宣传部的……” 当那女人说出自己的身份之时,我知道我的采访就算正式结束了,而且我清楚那是毫无半点回旋的机会的。因为我知道我将面临的是一位党干。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是个人人自危的组织,倘若在这里坚守一生,那他必然会得谨小慎微而又八面玲珑,那是他们的组织生活的原则,拿现在话说:是潜规则。阶级斗争的意识是永远悬在他们头顶上的达摩克斯利剑。 在交城的几日,我的拍摄并不顺利。临走的那天,我再次去了华陵,在爬完了那几千层陵前台阶后,专程查看了那副镌刻在华陵背后的千字仿摩崖石碑上的文字落款。没错,在结束部分清晰记录着这是“中共交城市委、交城县人民政府”所立。 对华陵的建立,因其宏大而众说纷纭。中央放行了,地方政府直接参与了,交城人又各有所表,而老乡的亲切则溢于言表,网络呢,有更多的意见在左右。总之,都是一种态度的。这些态度在2011年末留给中国一个问号……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西去长安:骑行者刘成义(02) / 2011-11-28 08:43 / 评论数( 2 ) 我是山东人 / 2011-11-26 16:11 / 评论数( 1 ) 谁来修缮贤良祠 / 2011-11-23 22:43 / 评论数( 2 ) 西行长安之:南拒马河(01)[附小纪录片] / 2011-11-19 06:28 / 评论数( 5 ) 华山“申遗”何以屡战屡败 / 2011-11-12 13:07 / 评论数(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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