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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历史评论|林贤治:革命寻思录

撰文:林贤治 本文选自《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对我而言,我们在别样的黑暗和危险的未来前景中能够看到的一缕不确定的、忽隐忽现的希望之光,完全可以概括为革命和自由。 ——汉娜·阿伦特   隐喻中的革命   革命并非古已有之,它是现代的产物,又倒过来推动现代性的发展,所以,马克思把它称作“历史助产士”,又或“历史火车头”。  ...

Co-China周刊 | 林贤治:萨米亚特——苏联东欧的地下出版物

“ 萨米亚特的出现是一件幸事,作家至少借此拯救了自己,并因此拯救了政治高压下的怯懦而愚昧的人群;但是又何其不幸,他们本来就该享受充沛的阳光,自由地、毫无顾忌地写作。 ”     地下出版是专制制度的产物   地下出版物产生于专制制度,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个地道的专制国度未必就有地下出版物。比如纳粹德国,一面焚书,一面迫害犹太作家,对人类文化的摧残不可谓不暴虐,但是,由于统治时间太短,而且整个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的动荡之中,地下出版物未及出现。看来,地下出版也跟 “ 地上 ” 一样,需要一定的社会稳定性。 考出版史, 19 世纪末欧洲的出版垄断及审查制度已经基本终结。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不料又有一批地下出版物,在苏联的政治高压下涌现而出。这批出版物最早以手抄本、打字稿和油印稿的形式,在知识分子的小范围内流传,后来由莫斯科、列宁格勒扩展到其他一些城市,具有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的特征,并因此获得一个叫做 “ 萨米亚特 ” 的名称。萨米亚特,俄语的意思是 “ 自发性刊物 ” 。五十年代中期, “ 解冻文学 ” 出现,六十年代形势严重倒退,开始镇压知识分子。 1965 年,苏联两位年轻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里 · 达尼尔因在西方发表小说而被捕,次年被送进劳改营,引发国内外的抗议。这一年,私人出版物明显多了起来, “ 萨米亚特 ” 活动变得特别高涨,后来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出现在这起事件的抗议活动中。由此可见,萨米亚特表面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其实自始至终都同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 也许是出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及萨米亚特的影响,也许是固有的体制的产物,至七十年代,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出现了一批地下出版物,这样,萨米亚特一词随之进入这些苏联的 “ 卫星国 ” ,而且为西方所采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用语了。      萨米亚特在苏联   在苏联,萨米亚特开始仅限于文学作品,诗和小说最常见,后来从多少带点暧昧性的形式,逐渐变得暴露起来,涉及政治、宗教、思想领域, “ 颠覆性 ” 愈加明显。以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例,帕斯捷尔纳克的著名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西方有多种译本而在国内被严禁出版,萨米亚特即根据从国外偷运入境的原文版进行翻印;索尔仁尼琴除了头一个中篇《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因为赫鲁晓夫格外开恩而得到公开出版外,其他所有著作都由萨米亚特有计划地翻印。萨米亚特发表了不少叛逆诗人的作品,包括 33 岁死于劳改营的加兰斯科夫的诗集和通信集;曼德尔施塔姆夫人的回忆录《一线希望》最先也是出现在这上面,然后流出国外而获得巨大的声誉。 萨米亚特还致力于报道国内的政治事件,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比如关于精神病院、劳改营、克格勃、政治审判、书报审查、民族自治问题、人权问题等等。六七十年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群体的形式登上舞台,萨米亚特成了他们的忠实而有力的伙伴。它定期出版 “ 时事编年史 ” ,提供相关的报道、评论、文件和摘要,这些内容一度成为国际社会了解苏联国内政治斗争情况的唯一的消息来源。此外,发表著名科学家、人权委员会创始人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的谈话、声明和著作,披露其他持不同政见者被迫害的消息;同时,还把西方传媒中有关索尔仁尼琴等一批流亡者的最新政见公布于世,打破苏联当局的新闻封锁。正是由于有了萨米亚特的源源不断的资料,《苏联人权编年史》才得以在美国定期出版。 所有这些地下出版物,都叫萨米亚特。许多最初由萨米亚特秘密送往国外的作品,后来又作为 “ 违禁品 ” 运回国内,在地下翻印传播,形成一种近于 “ 回流 ” 的现象。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专政的国家,苏联当局当然不可能容忍这种地下出版活动,对此,克格勃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在严厉的打击下,萨米亚特的活动在 1975 年以后便渐趋式微了。   萨米亚特在东欧   此时,东欧国家的地下出版物几乎同时出现并迅速活跃起来。不同国家的作者互相影响,互相支持,常常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发生共振,仿佛存在着一个 “ 萨米亚特共同体 ” 。当捷克的《七七宪章》刚刚出现,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即刻表示支持;当 “ 七七宪章派 ” 遭到政府当局的拘捕和审讯时,他们又随即发起签名抗议,这其中许多都是萨米亚特的作者。 相比苏联,东欧国家的萨米亚特有一个多出的部分,就是反对苏联的殖民主义。当然,这部分内容与反抗原有的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不是没有关联的。从目前的介绍看,东欧私下出版的大型文学作品似不多见,主要是政治评论和思想随笔。哈维尔和米奇尼克是最好的例子,他们的文章后来有中译本出版,当然也是萨米亚特。迄今为止,我国介绍东欧萨米亚特的公开出版物,只有花城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随笔集:《地下》。 在《地下》中可以看到,这些萨米亚特作者反对复制苏联类型的制度,南斯拉夫作家契斯公然表示: “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化与文学的统一比在奥匈帝国君主政体下更加破碎。 ” 在这一制度下,自由和民主的状况是他们最为关注,也是最感忧虑和愤慨的。匈牙利著名作家康拉德有一篇文章叫《民主的哲学》,谈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其中有一段话极富启发的意义,他说: “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不是齐头并进的;在任何既定社会里,可能一方正在进步而另一方却在趋于倒退。 ” 在国家经济做出相当程度的改革开放而在政治方面仍然坚持封闭保守的时候,这种反差尤其明显。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政治权力对法律的干预是必然发生的,所谓 “ 法治 ” ,只能说是一个空壳。克里玛把道德和法律,信任社会与法治社会联系起来考察,说: “ 当一个犯罪的政权瓦解了法律的准则,当罪行受到鼓励,当一些高居于法律之上的人企图剥夺他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就会深受影响。犯罪的政权知道这一点,试图通过恐怖来维持合乎道德的行为,因为如果没有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没有任何一个社会 ——— 甚至是这类强权统治的社会 ——— 能够正常运行。但是事实表明,一旦人们失去了道德行为的动机,恐怖也收效甚微。 ” 又说: “ 一个建立在不诚实基础上的社会,一个将罪行看成正常行为的一部分而保持容忍的社会,即使这只是在一小部分特殊阶层之间;同时,这个社会又剥夺另一些人 ( 无论这些人多么少 ) 的尊严,甚至生存的权利,这样的社会注定要道德败坏,最终彻底崩溃。 ” 捷克作家十分看重个人道德,《七七宪章》就是基于个体道德 ——— 包括责任感 ——— 之上的对政治的吁求。像这样把个人置于国家之上的观念意识,本来就是反东方 ( 苏联 ) 的,纯欧洲的。当时,他们力求让捷克 “ 返回欧洲 ” ,瓦楚利克写道: “ 个人比国家更重要,国家只不过是一个人为的、可以改变的人类发明,这就是人们之所以不断试图对它进行改革的原因。有一次,我告诉他们中的一个人: ‘ 衡量公民自由的程度不是看国家如何对待那些赞同它的大多数人,而是,这样说吧,看国家如何看待那些反对它的极少数人 ’…… 在那些完全一致的地方,自由是不会产生的 ——— 哪里有不同意见,哪里才会有自由。 ” 事实上,人们都习惯地把国家看成是固定的,由来如此的,看成巨大的偶像加以崇拜,于是,一种廉价的 “ 爱国主义 ” 由此得以产生,而且像传染病般在社会流行。 南斯拉夫流亡学者米哈耶罗夫把意识形态当做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苏联式的制度展开批判。他指出,许多 “ 前共产主义者 ” 在幻想破灭后没有把账算在 “ 意识形态神话 ” 上面,而是转移到俄国历史和民族性上面,这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格罗斯曼小说中的话说:西方的发展是由自由的成长造成的,而俄国的发展则是由奴隶制的成长造成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奴隶制将会超越俄国国境,把俄国发展的法则变成为全世界的法则。他还引用伯林科夫的话说:在那样的国度,从来不知道自由为何物,也从来不需要什么自由,俄国历史的主要使命总是努力扼杀自由。致命的是,俄国的知识分子总是协助官方而尽种种努力。米哈耶罗夫指出:对极权的渴望,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推动力。由于极权政府实际上不可能控制精神世界,只好极力摧毁一切精神生活,再用虚构的东西去填补精神世界的空白。虽然,虚构的历史最终不能取代真实的历史,可是足以让人们放弃思考,导致精神奴役。他还使用雷达里赫创造的术语说,历史上奴隶制度限制了人的自由,而苏联则是历史上第一个 “ 积极不自由 ” 的社会,因为在苏联,不仅要求人民顺从,而且还要人民积极参与它所编造的谎言和虚构。在《非意识形态的荒谬》一文中,他特别提出警惕 “ 非意识形态 ” 的问题。他指出,由于东方长期经受意识形态的极权教条主义的辖制,西方受到实用物质主义的影响,所以会出现 “ 非意识形态 ” 的迷误。其中,有人甚至断言:极权主义的伪精神信仰,单靠经济发展、消费社会的创建就可以轻易打破。许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迷误,他为此引以为 “ 不幸 ” ,概而言之: “ 缺乏一种新的、全面对抗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 一个极权国家有没有可能自动蜕变为一个民主国家呢?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对此,历尽沧桑的幸存者作家克里玛解读说: “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当权者的统治方式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他们可以控制、消灭个人和整个民族。只要这个方式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仍然会是一个恐怖的世界。 ” 他以敏锐过人的洞察力指出: “ 一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有意决定谋杀的权力,即使它后来改变了其道德品行,试图忘记他们的过去,或否认他们的过去,这个犯罪的权力过去是、将来仍然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威胁。 ”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问题。由于克里玛对极权国家的本质有着如此清醒的认识,所以在《有权者与无权者》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与父辈仅仅关注贫穷、失业和饥饿等社会问题不同的是,我们这代人关注的是正义问题,是权力者将正义悬置的犯罪行为。但是,正如父辈处于经济萧条时感到个人的无助一样,我们这代人在面对极权主义国家的罪恶或凶残的暴政时,个人同样会陷于无助的绝望之中。 《地下》,是东欧多个国家的作家的一部选集,相当于一个合唱团,在多人轮唱中间,会有不同的调子,不同的声音,但那种如捷克作家塞梅契卡说的 “ 捍卫自己的现实,以抗拒由政府和意识形态支持的现实 ” 这一基调,在萨米亚特中则是一致的。是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存在决定人的思想呢,还是人的思想决定人的命运和世界的存在呢?米哈耶罗夫肯定思想的决定性质,他指出萨米亚特存在的重要性,正在于思想和思想传播本身。   地下:写作与出版   在极权国家里,写作是一种充满禁忌和风险的事业,作家成为整个社会面临绝境的一个象征。苏联流亡学者安德烈 · 西尼亚夫斯基描述说: “ 一个俄国作家如果不愿意按照国家的命令去写作,他就会处在一个地下作家所处的非常危险的噩梦般的境遇之中,面临各种粗暴的镇压和惩罚的措施。 ” 诚如索尔仁尼琴说的: “ 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不足奇怪,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这才是咄咄怪事。 ” 不过,应当承认,在罗网密布、斧钺高悬的地方,只要有 “ 地下作家 ” 在活动,说明文学仍然是有希望的,因为它的创作者深具人类的良知和坚持的勇气。 当所有作家保持怯懦的缄默而不敢公开地说和写的时候,萨米亚特作家将写作转入地下,是其中最不自由的一群。他们必须随时警惕告密者、安全警察,提防抄家,把作品和将来适时发表的希望一起收藏起来。索尔仁尼琴自白说: “ 我只有一个希望:怎样保住这些作品不被发现,与此同时也就保住了自己。 ” 但是,由于他们决心与当局对抗到底而拒不公开发表,所以写作时也就毫无顾忌,恢复了精神的本源状态。对此,索尔仁尼琴深有体会,说: “ 地下作家一个强有力的优越性在于他的笔是自由的:地下作家既不用想象书刊检查官,也不用想象编辑大人,他的面前除了材料没有他物,除了真理,再没有什么在他头上回荡。 ” 事实和真理在地下写作中没有保密性可言,这些作品,相反表现出公开出版物所没有的开敞性、公开性。索尔仁尼琴的经验,在地下作家中是较为普遍的;他们都有一种风险意识,为了保持时代真实和思想自由,宁愿担受智慧的痛苦和行动的不自由。 地下写作不能等同于地下出版。写作可以收藏,而出版则必须流通。地下写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可以称为 “ 自由写作 ” ,即在自由感支配下的写作,一种对抗性写作。这种对抗不自由的自由,永远存在于写作主体的精神体验之中。由于出版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并不具备写作的精神性,所以地下出版不能称为 “ 自由出版 ” ;至于有人称地下出版物为 “ 自由出版物 ” ,实质上是针对语境的不自由、公开出版物普遍的意识形态化,而就地下出版物自由的内在质性而言的。所以,无论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里,所谓 “ 写作自由 ” 都是一个伪问题, “ 出版自由 ” 才是真问题。    公开出版物的 “ 地下性 ”   索尔仁尼琴根据个人经验,说地下作家是完全按照其特征选定作者的:他们是具备 “ 政治上可靠而又能守口如瓶 ” 这两种品质的人。即便如此,选择也未必可靠,而且圈子太小也限制了作品的影响力,东欧的萨米亚特作家就称他们的出版物为 “ 自慰 ” 。这样,一些在政治立场上与地下作家保持一致的作家,坚持选择公开出版的方式,但是在作品中明显地带进了一种 “ 地下性 ” ,使它们既不同于一般公开出版物的意识形态性,也不同于地下出版物的公开的反意识形态性,它们有着半隐蔽的特殊的式样和风格。 为使作品公开出版,就必须让它们通过审查制度,可以说,这是一场极其严酷的战争。康拉德说,在匈牙利,书报审查过程有三个级别:第一是自我审查,用鲁迅的话说,是自己先抽掉一根骨头;下一级是文化机构的审查,包括从编辑到党政官员的整个层面;最后还有政治警察,负责监视,并定期向上级汇报有关情况。在审查的层层关卡之前,作家不能不主动改变作品的形式和手法,其中最常见的有寓言、象征、隐喻、反讽、荒诞、影射等等,以保护实质性的思想内容不被删除。 到地下写作时,索尔仁尼琴曾经援引沙皇专制时代的老例,如普希金用 “ 隐语 ” 写出《叶甫盖尼 · 奥涅金》第十章,恰达耶夫长期采用 “ 密写 ” 的方式写作等。至于索尔仁尼琴本人的表达方式则是完全袒露的,忠实于他的记忆而不容有所亵渎。但是,其他作家未必如此。就说扎米亚京,这位被党报点名为危险的颠覆分子的人,即使抨击现实政治,也不得不常常使用讽刺;他的著名小说《我们》,完全是寓言式的,把国家奴役设计为一个扼杀了个性和自由的集体主义城市乌托邦。虽然小说最后无法在国内出版,但是扎米亚京为此做过努力,还曾在一次作家会议上宣读过。 有文网,就有 “ 钻网的法子 ” 。在施予政治高压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 “ 地下性 ” 的创造空间。在东欧,罗马尼亚作家米勒、马内阿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都带有一定的 “ 地下性 ” ,马内阿称为 “ 密码式沟通方式 ” 。在捷克作家中,从昆德拉,克里玛直到哈维尔,他们都有各自的一套密码话语。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在歌功颂德之余,写了一个小说《魔鬼宫殿》,反专制的主题异常鲜明,因为采用了荒诞的、寓言式的手法,一时蒙混过关,得以发表,不过,出版之后不久就被当局列为禁书了。 “ 地下性 ” 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可以破除审查制度的封杀,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因作者预计审查的威力而自行修饰、回避真实的意图,从而损伤自由思想的完整性及其反抗的锋芒。马内阿承认,他的作品由于使用 “ 密码 ” ,除了一些明显描写庸常生活的文字之外,其余部分只有最有经验的读者才能看懂。他有文章专论审查制度,称之为 “ 文字的秘密警察 ” , “ 最可怕的权力武器之一 ” 。他说,在极权社会里,没有一本具有独立品格的书可以通过警戒线出版,即使幸运出版,也是 “ 替代品的版本 ” ;至于他个人的已出版的书,则被他称作 “ 残疾的儿子 ” 。一百多年前,海涅如此写道: “ 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作者 …… 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审查官而变得疯狂,杀死了自己思想的婴儿。 ” 作者居然与海涅说的 “ 思想的刽子手 ”——— 书报审查官成了 “ 杀婴罪 ” 的共谋,这是极其可怕的事。 无论萨米亚特作家表现出怎样的智慧和勇气,也无论他们取得了何等重要的思想和文学成就,都不能不承认,地下空间唯是专制时代的不自由的自由空间,它的存在是以人类创造力、心智和文化的惨重损失为代价的。萨米亚特的出现是一件幸事,作家至少借此拯救了自己,并因此拯救了政治高压下的怯懦而愚昧的人群;但是又何其不幸,他们本来就该享受充沛的阳光,自由地、毫无顾忌地写作。 “ 这是最后的斗争 ”——— 当年的苏联东欧正是在《国际歌》的悲壮的旋律中建立起号称人民的政权的,结果,思想回到了牢笼之内,在繁荣的出版物中出现了萨米亚特。正如一位萨米亚特作家所形容的,在普遍的顺从之间出现了 “ 异议者 ” ,这种非官方的精神权威与官方的世俗权威之间的对峙,构成了这些极权国家的 “ 真正的戏剧 ” 。这类戏剧,可以变换不同的剧目接连上演,直至柏林墙轰然坍塌仍迟迟不肯落幕。     (林贤治:作家,自由撰稿人。原文链接: http :// gcontent . oeeee . com /6/6 e /66 e 06 d 5277 b 3189 b / Blog /47 b /2 ca 4 f 8. html )    

Co-China周刊 | 林贤治:诗歌运动:从新民歌到天安门诗歌

“ 奥尔特加在《群众起义》一书中写道:精神自由可以由它分裂传统整体思想的能力来衡量。可以认为,只要传统思想完美无缺,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社会仍然处于封闭自足的状态,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个人按照他者的逻辑思考和行动,就没有精神自由。丧失自由精神,个人不成其为个人,社会不成其为社会,诗歌自然也不成其为诗歌。 ”   所谓诗歌运动,从本来意义上说是诗歌内部的运动,虽然运动未必都很纯粹,但诗人无疑是其中的参与者,动力则来源于艺术观念的变化,至于影响,一般来说没有超出文学界。中国的诗歌运动,明显地属于政治运动,因此,规模也就大得多;但是,奇特的地方在于没有诗人参加,没有社团、主义和流派的冲突,却有诗歌的产生。不能说,这样的诗歌运动对诗人的写作没有影响,而主要的影响,则是社会性的。 五十年来,中国有过两次大型的诗歌运动:一次是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运动”;一次是文革后期的“四五运动”。是诗歌,以暴风雪般的气势席卷天安门广场,成为运动的重要的标志。 “新民歌运动”是一次由官方组织的运动;作为政治任务,由不同的行政区域按一定的定额指标进行动员、编写、收集和完成。运动带有明确的政治功利性、计划性、群众性,追求最大数量,称“百万诗歌运动”。对此,徐迟在《〈1958年诗选〉序言》中作了如下描述:“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皆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为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部动手写诗;全部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文艺界的两大头领郭沫若和周扬——他们早在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的大纛之下即已进行合作——合编了一种新民歌选本,名为《红旗歌谣》,并称之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 跃进歌声飞满天, 歌成海洋诗成山。 太白斗酒诗百篇, 农民只需半杆烟。   新民歌虽然数量惊人,主题却十分狭窄,色调也很单一。一部《红旗歌谣》全属颂歌,其中“党的颂歌”基本上是歌颂领袖个人的。《党是眼珠子》超出一般颂歌的范围,隐含语言的暴力:“党是眼珠子,/社是命根子,/破坏党和社,/小心脑瓜子。”《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作为阶级斗争理论的通俗版,得到广泛的传播:“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时代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领袖颂歌过分渲染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类乎传统臣民感戴“天王圣明”,明显宣扬恩赐观点,与《国际歌》反对救世主的观点是对立的。《过时的皇历怎么能用》:“世间什么人最亲呢?/老话说:只有爹娘最亲。/哟,过时的皇历怎么能用呢?/爹娘怎能比得上毛主席亲呵!”《太阳照暖了草原》:“啊!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你就是我们心上的太阳。/把一生吃过的东西都忘了,/也忘不了母亲的奶汁;/把一生听过的话全忘了,/也忘不了毛泽东的恩情。”《公社好比一只船》:“公社好比一只船,/东风鼓起船上帆,/舵手是咱毛主席,/赶船的人六万万。”舵手的比喻后来变得家喻户晓,有一首名叫《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简直成了圣诗,在文革中是天天颂唱的。大部分的颂歌,展现工农兵的雄姿和大跃进的战果,如《干劲真是大》:“干劲真是大,/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海洋能驯服,/大海能搬家,/天塌社员补,/地裂社员衲,/党的好领导,/集体力量大。”《打铁汉》:“打铁汉,干得欢,/指标插翅向上翻,/革命热情红似火,/一天打出一座山。”其实,其中鼓吹的惟是藐视科学,违反自然,一味蛮干的愚味与疯狂。《青烟直上九重霄》是歌唱大炼钢铁的:“炼铁炉,高又高,/青烟直上九重霄,/玉皇高叫受不住,/众神熏得眼泪抛。”《稻堆》是歌唱农业大丰收的:“稻堆堆得圆又圆,/社员堆稻上了天,/撕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这种夸诞的手法的确极富诗意,却与当时不切实际的号召,以及嚣张一时的浮夸风正相呼应。《拒马河,靠山坡》:“拒马河,靠山坡,/弯弯曲曲绕村过;/河里流得金银水,/人们过得好生活。”《天上怎能比人间》:“人间掀起大跃进,/天上怎能比人间!”《人民公社是金桥》:“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人民公社是一种兵营式的生活,一种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取代日常生活的生活,一种供给制半供给制的生活,缺衣少粮的生活,一种没有自由选择的生活,在新民歌里,却被美化成为天堂般的生活了! 新民歌的所谓“新”,一是意识形态化;二是制造的,而非创造的,有一个先验的结构;三在格式音韵方面,基本沿袭了过去民歌中的五七言体,隔行押韵,但也时有突破,不守旧制,理由并非出于形式上的革新或解放,倒是因为思想表达和宣传的需要,故而口号化了。新民歌不同旧民歌,它们无需经过内心的酝酿,是非心灵化的产物。   如果要寻绎新民歌的源头,可以上溯二十年代井冈山等“老区”的“革命民歌”,但是两者有着很大的不同的是,革命民歌是自发的,表达的是官逼民反的原始愿望,虽然歌唱的是“革命”的内容,却并没有将革命仪式化。将民歌作目的论式的处理,严格说来,是在延安整风,尤其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其中如对“民族形式”的强调,对通俗文化以及普及工作的提倡,对民间——传统的精神形式的崇尚,把文艺和文化问题政治化,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可以说,新民歌与延安文艺是一个文化连续体。在两个时段的联系中,我们看到,某种文化偏见,最后怎样发展成为现代迷信。葛兰西在他的文化霸权理论中指出,一定社会集团的无上权力,是通过两种途径表现的:一是直接的统治,二是知识上和道德上的领导地位。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实行中央集权和等级统治是历史的必然,反映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权威主义。人民公社试图超越历史的局限,将国家和社会的传统边界打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事实证明,所有这些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构想,不过是权威主义的产物,是心造的幻影、反面乌托邦。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通过实地考察,认为美国的民主精神是由它在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培育出来的,同时表明,民情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人民公社从内部结构来说是反自治的,反民主的,其中“人民”的概念实际上被抽空了,惟余“公社”这个有如奥威尔描述的大玻璃房的毫无遮蔽的空间。在这里,只有权威的声音,从高层直达基层;基层的声音,仅仅是一个回声,由于思想的直接灌输所造成的零距离,结果与原来的声音相叠合,使之变得更宏大了。所以说,“新民歌”并非民歌,表达的并非民情,而是权威的意志。在新民歌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其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其实是一种独家制造的精神兴奋剂;而现实主义加上“革命”的限制,已不复反映现实,所谓“相结合”只是借后者完成对前者的改造而已。《哈姆雷特》台词:“使动作与台词同步,说到做到。”由是我们看到,从现实世界到新民歌世界,到处充斥着非理性、昏乱、疯狂。“革命浪漫主义”从此独步天下。 文艺从“为工农兵而创作”发展到工农兵成为创作主体,这就是新民歌运动的成就。作为一个群众性的文艺运动,它是唯中心主义的,排他主义的,吸附了当代几乎所有诗人的注意力。新民歌成为写作的一种范式,受到茅盾、老舍、萧三等著名的作家和诗人的一致吹嘘,郭沫若带头仿作,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首诗,讴歌繁昌县粮食亩产卫星:“刚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过了一周,又发表《笔和现实》一文,说拟将诗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他补充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确实证明,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田间、李季、阮章竞等等,都纷纷赶赴农村人民公社或工厂油田中去,练习用新民歌体写诗。接着,《诗刊》开展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提出学习新民歌,“开一代诗风”的要求。像艾青一样的自由诗,所谓“洋腔洋调”受到普遍的抵制;而土生土长的工农诗人,则像“揠苗助长”的寓言说的那样,在一个早上被大量培植出来。对于泯灭诗人的个性和才能来说,新民歌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环境,一种工具性条件;实际上,它是一个夷平运动,取消主义运动。在运动中,诗人不是精神环境的批判者和革新者,而是一样的废料制造者;换一个角度看,当然也未尝不可以称作环境的牺牲者。 关于二十年代的苏联文学,马雅可夫斯基评论说:“很遗憾,只是没有诗人。”当时的诗歌流派和作品其实颇不少,大约在他看来,以独立的个性同环境相抗衡,而忠实于时代情绪的表达者却没有出现。但是,对于一个健康的民族,或是正常的时代来说,诗人的出现不会是个别的人物,而是巨大的族群。所以,马雅可夫斯基的后继者布罗茨基有这样总结性的话:“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面对“三面红旗”的废墟,毛泽东无暇驻足,而决心抛离他的战友,继续策马前进。1966年,他断然宣告:“史无前例”的革命开始了! 毛泽东一面牢牢掌握军队,一面组织“中央文革小组”,从批判一出历史戏入手,向侧翼发起进攻。六十年代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由毛泽东的精心设计,确实带有作为一位天才战略家的鲜明的个人印记:一,发动“红卫兵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军;二,有政府的无政府主义;三,以文化蚕食政治,复以政治吞并文化;四,发掘传统文化,讲究战略战术,包括帝王权术如“清君侧”之类,使之为现实斗争服务。一代红卫兵,喂狼奶长大的单纯、褊狭、粗暴的青少年人,成为时代的骄子。他们以当然的“接班人”自居,一律穿戴绿军装,紧跟“最高统帅”闹革命,任务是“誓死捍卫”,武器是“小红书”,口号是“造反有理”,斗争目标是“走资派”、“反动权威”、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频频挥手,多次接见红卫兵,号召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卫兵意气风发,到处串联,兵团林立,从文斗到武斗,挟雷霆万钧之势,摧枯拉朽,所向披靡。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清华和北大的学生领袖,再度大手一挥,上千万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从此偃旗息鼓,退向历史的角落。 1  宣传队进驻大学,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重建党组织。至此,无序的状态于是结束。是年12月,毛泽东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至1970年底,共约5400万青年远赴农村,或辽远的边区。当年,这群年轻的哥伦布为梦想所召引,寻找革命的“新大陆”,结果被遣散到一块又一块孤离而贫瘠的土地上去,过起“流放者”的生活。 大约人类社会也同物理世界一样,存在一个共同的“场”,或是相当于声学的共振现象那样,在不同的区域和人群中出现类同的事件,彼此孤离,或互相影响。整个六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类似中国红卫兵运动的文化反叛或社会反叛运动的发生,而主角都是青年学生。六十年代初在美国,1968年在墨西哥、巴黎、伦敦、布拉格、西柏林等地都有大学生闹事,尤以巴黎的“五月风暴”为著名,引发近千万工人大罢工,许多知识界的名流也都卷入其中,影响至为深远。曼海姆把这一代青年称为“六十年代人”,这种同代性,把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连成一道壮丽的风景线。但是由于民族的差异,在这些同为行动主义者的具有共同反对性身份的青年身上,毕竟显示出很不相同的色彩。就拿美国和法国的学生运动同红卫兵运动做比较,前者发生于后工业社会,社会学家又称为“民主社会”;后者则发生在前工业社会或半工业社会,一个对资产阶级继续实行专政的国家。欧美学生的运动是自发的,是基于个人信仰之上的自主、自治、自决的耦合体;红卫兵运动是策动的产物,反对小权威而服从大权威,是组织紧密的集体,行动一致的一头怪兽。无所谓个人信仰,连信仰也是公共的,所以容易采取统一性行动,被利用为夺权的工具。欧美学生是反体制的,反政府扩张和官僚政治的,反对任何权威的;红卫兵运动则被引导到反个人、反路线上面,根本不触犯体制。巴黎“五月风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着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但本质上是西方政治文化条件的产物,因此,学生斗争的目标是争取更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实现民主理想,维护个人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权利。美国两大学生团体之一SDS还直接关注生活的质量,《休伦港宣言》即包含了一些超越政治的内容,而关于生活质量和文化方面的条款则包括如何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与现行的生活方式相结合,以及对新形式的个人关系的期望。在法国,“五月风暴”前夕,巴黎学生就提出了“全人”的概念,在一张不具名的大字报中写道:“在一个奶蜜的世界里,1968的年轻欧洲人想要当——一个全人(unhommetotal)。”红卫兵运动根本不存在这些内容,整个运动是反人道主义和反个人主义的;这些年青人醉心于运动本身而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也不屑于可以导致“和平演变”的日常生活的多样性。在当时,“穷过渡”理论的宣传是颇为深入的。由于运动性质和方向的变异,欧美学生运动明显地有助于克服西方社会的危机,导致进一步的民主化,经济福利方面也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法国社会学家杜兰将运动称之为“文化解放”。相反,中国的运动则导致更大限度的文化封闭、专制和虐杀。 当红卫兵运动行将消亡之时,即着手“清理阶级队伍”,几年之后,继而进行“一打三反”运动,借此消除异端。1971年,林彪摔死温都尔汗,政局为一个后来被号称为“四人帮”的政治集团所左右。此时,不但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人们的物质生活每况愈下,政治禁锢尤为严酷。死于自杀的情况,多发生在运动早期,滥杀在中期,像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是延至后期,甚至在1976年以后被合法杀害的,于此可见政治高压之一斑。文革十年,精神生活贫乏至极,全国只余“一个作家八个戏”。总理周恩来在四次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可以预见,在如此政局的支配下,只能成为泡影。 1968年以后,红卫兵一变而为“知青”,从波峰顿然陷落谷底,由一个运动的加害人成为另一个运动的受害人,叱咤风云的行动者成为无所作为的守望者。命运的巨大落差将严峻的思考,深深锲入一代人的年轮,后来的研究者以代性为他们命名,就叫“68年人”。以中国广大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由知青以“上山下乡”的方式引进现代文化知识和都市文明,对于改造社会来说,或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置;而对于青年一代了解乡土中国,或从历练人生的角度来说,也都不无好处的罢?问题是,行动本身带有一种强迫、驱逐的性质,而非上世纪初五四新青年的“到民间去”那样一种自由选择。作为“政治移民”,知青普遍存在一种受挫感和屈辱感;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空前的困难,有的地方甚至靠劳动不足以养活自己,此外,女知青遭到人兽的蹂躏已非个别的现象。在红卫兵时代,他们获得两种意识,一是政治意识,尤其关注上层的变动;二是造反意识,即对强势者的反抗。当岁月迁流,激情沉淀为理性,他们容易把自身作为“知青”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而同底层社会联系起来,寻找共同的出路。 1976年,周恩来去世。这时,人们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面临一场政治危机,焦虑和不满,就像地下久积的岩浆一样突然爆发了。 群众性的悼念活动从1月8日一直延绵至4月5日清明节。是日,天安门广场放满了花圈,贴满了悼文、挽联和诗歌。清晨,广场聚集了近一万人,朗诵悼文,传抄诗词,群情汹涌,终至引发同官方的直接冲突。晚上6时半,北京市长宣布清场,几小时后,出动大批民兵、武警和军人,手持木棍,殴打拘捕群众。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称“四五运动”,也称“天安门事件”。这次事件的主体是青年造反者,老红卫兵在历史语境的转换中成了反抗的英雄。 天安门诗歌是一个共鸣器,各种声音都有,但是有一个突出的声音就是抗议,愤懑多于哀思。如: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还有一首,在当时一样被当做“反面教员”而广为人知: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返了……   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讽刺和诅咒“红都女皇”江青及其死党的,如: 某女人真疯狂, 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 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 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 好景终不长……     用鲁迅《摩罗诗力说》的话说,这是“反抗挑战之声”,而非“顺世和乐之音”。建国之后的诗歌,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异类。这些诗在广场产生带有象征的意义,表达了自五四以来遗落已久的“广场意识”,在这里则是觉醒的公民意识。作为一种诗歌精神,它以主体性、诚实性、反叛性恢复了诗歌的尊严。波兰知识分子冈布罗维奇在日记中写道:“我多么希望在这个虚幻的王国里能听到真实的声音!不——你听到的不是十五年前的陈词滥调,就是翻来覆去的歌曲。波兰的传播媒体,哼着强制性的调子,像墓地、深渊、荒原一样死气沉沉……黑和白,善和恶,像根闷棍一样敲不响道德的声音。如果不带着恐怖,如果你没有感到那引人怜悯的颤抖,歌声似乎堂皇得很……无边的死寂,笼罩着我们未曾坦白的,被堵住嘴巴的喑哑。”看看文革期间令人恶心的诸如“诗报告”、“小靳庄诗歌”之类,可知中国的情形,并不比冈布罗维奇所描述的更好一些。然而,这种缺乏坦率和真诚的沉闷而荒凉的局面,竟被天安门前的群众的声音打破了!著名诗歌民刊《今天》发刊词把“四五运动”当作它的先声,可见天安门诗歌对青年诗歌写作的影响。这是一种新型的写作。正是这些反抗的诗篇,成为主流诗歌向非主流诗歌过渡,非主流诗歌转变为主流诗歌的转捩点。 事件的参与者一直留在正统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这是致命的局限。他们的行动,只是给磨盘里注水,目的是通过润滑以减轻压力,促进运转,免于停顿,却从来不曾考虑磨盘本身是否老旧,是否需要弃置和更新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天安门诗歌在表达反抗激情的时候,常常使用体制内的语言,如:“总理周围有八亿人站岗放哨”;“您紧跟毛主席,/我们一定紧跟您。/让您放心,让毛主席满意”;“碑前斗胆愚自问,/‘谁是真正走资派?’”;“呵,你的精神传天下,/革命种子要发芽!/团结,战斗,/反帝、反修、反霸!”像“反修”、“赫氏”这些字眼是重复使用的,作为符号,自有特定的意涵,但是毕竟留下“红色年代”的鲜明烙印。文革初期的个人崇拜,是政治宣传工作与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结合,虽然“红海洋”已经退潮,而英雄崇拜的情结犹在,只不过对象有所转移罢了。天安门诗歌称颂周恩来“一贯正确”,表示说:“鱼儿离不开水,我们离不开您”,“永远捍卫周总理,拼一死,祭英灵”。这些语词的使用,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耳熟能详的。诗中将周恩来喻作“忠臣”,传播的是君臣、忠奸、名节之类的封建伦理观念,显得十分陈腐。如:“您身居要职甘为副,/辅佐领袖建功劳”;“纷然乱世忠臣陨,总理一去不复回;”“封棺已定论,/功高盖群臣”;“卧龙尽瘁焉同语,立党开国大功臣”;“名节存千古,精血五洲扬”;“李斯求苟安,/张良离大汉,/关羽骄横死,/韩信封侯篡。/唯您活着学到老,鞠躬尽瘁呕心肝。”对于江青一流,则极尽辱骂之能事,称作“白骨精”、“小贱人”、“贼”和“妖”,又比作历史上的“妲己”、“吕后”、“武则天”,袭用古时候关于“女人误国”、“祸水”的论调,声言“野鸡想占凤凰巢,塌拉破鞋卖膏药”;“人寰尚有臣民在,不许贼子弄王幡”;还有“试剥秦桧皮”等等——表现了十足的语言暴力。这种斯巴达式的语言,同红卫兵语言,乃至阶级斗争的官方用语是有联系的。作为一次诗歌运动,天安门诗歌是在狂欢节般的造反气氛中,表达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的。勃洛克在论及群众与个人的冲突时,曾经这样慨叹:“所谓的群众,从来就未被伟大的人文主义打动过。”至少,中国的群众,在人文主义教育方面比俄国更糟,连知识分子也不曾形成这样一个传统。关于中国的国民性,鲁迅反复申述的有两点:一是奴隶性,一是流氓性。他在好几篇文章中,都把语言和文风同流氓习气联系起来,而视作“封建的”遗产。 在署名“童怀周”编辑的《革命诗抄》(天安门诗歌的最早版本)的选目来看,自由诗只占全部诗歌的十分之一,填词及七言诗的占多数,此外还有四言诗和五言诗。语言即思维。这种多少有点近于复古的现象表明,自由是一个培养和训练的过程;如果没有对自由的个人感受,奴隶惯性将继续起作用,自由的语言形式随之变得多余。 大跃进的新民歌和天安门诗歌同样产生于群众性运动,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差别的背后,又存在着相当一致的地方。新民歌是组织起来的,天安门诗歌是无组织的,一轰而起的,却一样有着卡里斯马的阴影。在新民歌那里,是浪漫主义的,乐天的,是创世纪般的;而天安门诗歌则有点近似于末世论,调子是悲愤的,但都是一例的英雄主义。新民歌旨在宣传,与主流意识形态合一;天安门诗歌是反潮流的,却又始终无法避开正统观念的影响。新民歌大体五七言,天安门诗歌的基本成分是旧体诗词,也多属五七言,这种规整的方块构成,可以说是典型的“民族形式”,民粹主义的理想载体。一个古老帝国的遗产,前后为两个诗歌运动所承袭,运动中最革命的语汇,也无法将它冲洗干净,甚至连这些语汇也都是风化的碎片,是遗产中粗糙的沙石。两次诗歌运动都以“人民”命名,“人民”这个字眼,一直使我们感到真实可靠。茨维塔耶娃这样说到诗歌的永恒性:“任何来自政党的功利的青睐都注定要消亡的,只有一种青睐——来自人民的青睐除外。”但是,如果实际上未曾发生过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而在宪政方面又缺乏社会契约,人民只是一个假名,本质上是不存在的。群众不等于人民,群众是盲目的,随机的,作为一个实体,它的行动常常表现为领袖的个人的意志。而人民不同,人民是具有自觉意识的个人的联合体,它的存在是隐形的。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就是个人。然而,对于国家而言,它具有主权,有足够的理据和力量对抗国家。人民主权体现了无数自由个体的共同意志。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没有个人主义,现代民主也就失去了灵魂。 奥尔特加在《群众起义》一书中写道:精神自由可以由它分裂传统整体思想的能力来衡量。可以认为,只要传统思想完美无缺,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社会仍然处于封闭自足的状态,就没有精神自由;只要个人按照他者的逻辑思考和行动,就没有精神自由。丧失自由精神,个人不成其为个人,社会不成其为社会,诗歌自然也不成其为诗歌。 真正的诗歌,必将随同伟大的裂变一起来临!   (林贤治,诗人,学者。原文链接:)     【拓展阅读】   对话   崔卫平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北岛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象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象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Co-China周刊 | 许知远:时代的稻草人

“ 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 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 ”     一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成行动,而且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机,投入持续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二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运动再次燃烧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两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琐碎破灭浪漫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的“恶之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人。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中国的代言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读书人被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那边都无法加入,“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哗与躁动中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三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感的渴望。在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年后,当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场革命,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问救亡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四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来。我对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公共论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职业了。而这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努力。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终的保护,才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许知远:作家、《生活》杂志联合出版人。原文链接: http :// www . ftchinese . com / story /001039462 )

傅国涌 | 转帖:中小学教师可能是知识分子吗?

2011年09月29日 08:18:06    转帖:中小学教师可能是知识分子吗?     梁卫星/蔡朝阳             梁卫星:朝阳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你,看着你一步步从传统的教师伦理中挣脱出来,向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努力,这对我触动很大,我想,一个教师是不是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呢?一方面,教育有其保守的一面,他要传授千百年来人类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累积起来的知识系统,播种千百年来人类为了追求更美善的生活形成的伦理共识,这个时候,教育者作为此一教育理想的载体,其与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是同质的,他算是有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教育又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一旦整个社会体制如利维坦一般与真美善为敌反人道反人性,教育的本性就要求与这个社会体制为敌,坚定不移地持守真美善的价值,另外,即使整个社会体制还能基本正常地运转,教育的本性也仍然要求追求更好更真更美更善的生活,为了适应这一教育本性,教育者的工作也应当有其对社会批判的维度,因为任何社会体制和社会价值天然地封闭理想竭力保守,这个时候,教育者应当算是公共知识分子了。我们生活的时代,道德崩溃,伦理失范,应该是一个教育者更多地要承担批判社会,为生活注入理想,为伦理立法进行人性奠基工作的时代,也就是说,教育者在这个时代本来就应该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举目整个教育圈,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圈,像你这样有着明确伦理责任和公共知识分子情怀的教师屈指可数,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对教育圈的认识,谈谈你这样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       蔡朝阳:其实,没有卫星你说的那么郑重啊。只是经常碰到一些事情,又刚好如你一样,喜欢阅读,愿意去思考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仅此而已。知识分子,乃至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自然是存在的,我们在当下可以举出很多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至于中学教师这个群体,能不能算到知识分子里面,那很难说,还是留待别人去评价。从现在的基础教育的现实来看,我倒觉得中学教师像蓝领工人,做的是不需要思想的体力活。可能社会的基本看法也是如此。比如我经常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在网络或者现实生活中,碰上新朋友,当他知道我是中学教师后,会有人向我表达敬意,一般他们的理由是:像你这样的中学教师不多。     其实我并不享受他们的这种敬意。因为这种敬意的背后有一种潜台词:中学教师作为一个群体,是沦陷了。在这个前提下,像我这样,他们认为尚具备一些基本常识,才会不吝赞美,认为我是一名好的中学教师。假设一下,如果我不是中学教师,而是大学教师,或者媒体人,或者律师,或者一个学习经济学出身的,或者it业的从业者,我还能收获他们的敬意吗?这里的问题在于,我的被致以敬意,前提是,整个中小学教师的群体,是普遍的平庸,因而有几个略具常识的人,就被看作是空谷足音,当作珍稀动物。想到这一点,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有一次我跟几位朋友闲聊,说及我不喜欢教书,有朝一日希望从教育体制内出走。当然这是老生常谈,熟悉我的人也仅仅知道我是说说而已,缺乏从体制出走的勇气。但有一位朋友马上阻止,说,蔡老师,你得坚持啊。他笑说,这是他的私心,至少要教完他的女儿。我想,要是多数语文教师都能到达某一水准,我的朋友也就不会这样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劝我留下来坚守了吧。       梁卫星:是的,一种令人绝望的氛围,平庸到了让人心慌气闷的地步,但他们还一个改革又一个改革地叫嚣着,名词换了一个又一个,热闹得狠。却只是圈子内的热闹,社会一点也不买帐!       蔡朝阳:是啊,比如,前几年很多教育圈内人谈一个话题,就是教师的专业化。这是因为目前社会对教育的严厉批判而发生的一种反应。其中一个类比的理由是,为什么很少人从专业角度批评医生,因为医生的工作是专业化的,别人不懂。而教书,即便批评者没教过书,至少有过中学时代,听过课,所以谁都可以置喙。教育圈内一部分人的对策就是,也需要像医生那样,把自己专业化起来,最好搞到人家都不懂,那就没法批评了。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医疗方面的纠纷,多是类似于是否收红包等道德评价,鲜有人敢质疑医生开的处方的,原因即在这里。     但我觉得,谈教师的专业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鸵鸟政策,是自我封闭的选择。面对别人的批评,马上将自己包裹起来:现在你看不到了,你就没法批评了吧。但这不是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出路。而社会上对教育的那些负责任的批判,说实在的不指向普通教师个体本身,而更多的指向于制度。     制度的因素是当然存在的,制度很坚硬,制度塑造了大多数的教师,他们按照这个轨道,按部就班,不能越雷池半步。问题是,是不是制度不改变,那么中学教师就无所作为了呢?新闻审查制度也没有改变,但新闻人在最近几年作出的努力,就很可观。当然,这也跟新闻界的声音是被放大的有关,教育圈的客观情况是,它本身就是比较封闭的,自成一统,因而,教育圈内部的一些讨论,很难被外界所了解。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圈内多数人用极大精力讨论的,基本上都是伪问题,不涉及教育的本质,也不触及时代对教育关注的最大焦点。这样,毫无意义的,完全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的教育圈,被人忽视,被人遗忘,是必然的。万一被记起,也不是因为什么好事,而是因为出现了像黄艺博这样的怪事。       梁卫星:是的,我们的教育完全无视于生活的奔腾,时代的变迁,彻底丧失了对教育理想的追求,完全沦为一部分教育官员和教育名师的利益跑马场,而绝大部分普通老师则只能把教书作为一个饭碗,过一天算两个半天。这样的教育,出现黄艺博这样的怪胎也就不奇怪了。有时候,我真认为教育圈内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洪洞县里无好人”。     蔡朝阳:哈哈(大笑)不能完全说没有好人了,但的确很少很少。     很久之前,深圳有个严凌君,一人之力编了一套中学生读本,由中华书局出版。《南方周末》采访他,偌大标题叫做:寻找语文教师的尊严。严老师火了一把,之后我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这也是必然,没人理会啊,教育圈内持守理想的人总是寂寞的。你在2004年的徐州,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别做自己憎恶的人”。你这句话是一句否定句,态度很决绝,没什么可以妥协的余地。我倒是想,那么,不做自己憎恶的人,做自己喜欢的人,该是怎样呢?否定很容易,建树却很麻烦。幸好,这么些年来,你并未荒废,并以今年花城出版社的《成人之美兮》,作为一段时间的阶段性成果。       梁卫星:可是,这是一部在艺术上并没有多少价值的作品,我真不是谦虚!       蔡朝阳:当然,按你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部在艺术上未必有多少成就的小说。然而,作者自己的评价无论真实与否,其实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因为小说写成之日,就不属于作者本人了。据我的观察,这个小说还是引起了教育圈内外较大的震动。在我身边,就有好几个熟悉不熟悉的,来自不同行业的朋友,都曾向我提及这部小说。《文学报》的记者对卫星兄有一篇专访,这位记者跟我聊天时,也讨论了这个小说。而我的一位同事,则说,这个小说太真实了,真实的叫人不敢逼视。     为什么要谈你的这个小说,不因为这是我们朋友圈内的一个成果,而是因为这个小说的现实批判意味,深刻的触及了现在基础教育中的病态与变态。前面说,做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人是怎样,可能没有定论,但越是远离自己憎恶的那种生活,可能就越接近我们愿意前往的那个方向。写小说,有什么用呢?这需要卫星兄你自己来解答。而我的看法则是,这是你以说出真实为核心的对其所憎恶的生活的一种反抗,同时,更是尖锐的批判。另一个力证是今年《南方周末》记者对你的一个专访,这个专访里,中学教育圈内部的一些丑态,被前所未有的暴露出来,为了高考升学率,一些校长不惜求仙拜佛,没有比这个更具有讽刺意味的了。教育是启迪人的智慧的,教育是要辅助人的理性的成长,现在呢,扭曲的无以复加的应试制度,将人扭曲至此,不惜诉诸于迷信巫术,太有讽刺意味了,真所谓“不问苍生问鬼神”!所以,我相信这部几乎接近于纪实小说的作品,以及你在专访中提及的那些丑态,你在论及这一切的时候,所遭受的压力,恐怕是空前的。所以,即便仅就这些而言,你的努力便十分值得肯定。       梁卫星:实话说,风险实在很大,大到超过了我的想像,我要是事先知道会有这些风险,肯定不会写这个东西的,只是现在木已成舟,我只能坚持下去了。然而,我还是不敢自信,我的所作所为,算得上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我想,我其实内心并没有充分的准备,不如朝阳兄你一直是内心自觉自明的。我想,这恐怕是很多要有所作为的教师们的通病吧。       蔡朝阳:其实,我对自己的工作也是有怀疑的,我也常常想,就这种持续的批判的态度,以及这种批判的意义而言,这样的中学教师,是否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知识分子呢?说我从不曾考虑过“知识分子”这个词语有些矫情,但更大原因,无非是言说的冲动而已。梁漱溟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当代早已经破碎,我也不敢轻言代表什么什么,仅仅因为不吐不快。     时下社会对教育的批判很多,但这些批判在我看来,其实还比较隔膜,甚至完全没有触及到教育的本质问题,尤其对近几年来的基础教育的不断变异,极度扭曲,这个社会并没有看到症结所在,因而把握不准。对教育的不了解不知情,可以从爆出来的新闻来观察,一般都是极端化的事件,要么是黄艺博五道杠;要么是教师任由学生在教室内打架,打到死为止;还有就是禽兽教师之类。这新闻本身其实未必属于教育新闻,倒是属于社会新闻更多一点,意思是说,这些新闻不一定具有教育学研究的价值,而社会大众传媒多指出教师这个职业身份,这是对教育圈的不理解和不知情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前面我们说过教育圈本身是封闭的,这个封闭主要指信息的对流而言。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所谓的教育专家基本上是不明真相的。因为他们是教育专家,所以他们很难看到基础教育的真实情况,那种严厉的制度化的对孩子们的摧残,他们看不到;教育圈内部的集体溃败,他们看不到。因而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总是像在云端漫步,看上去很美,其实毫无用处。另一个则是基础教育圈内人,他们要么说不出话来,要么不会说人话。郭初阳书名“言说抵抗沉默”,言说是需要能力的,基础教育圈内人,多数由于自身的洞察力和思考力不够,因而仅成为教育悲剧的一员,而没有能力表达,他们是教育圈内沉默的大多数。就这一点,我非常喜欢林贤治先生引用的一句话:因为他们沉默,我才将之传达。而有一部分人,则聒噪不已,尤其是获得教育圈内一定程度的话语权之后,便把持住这些阵地,不断制造文字垃圾语言废料,用这些来填补刊物的版面,这种低级的、毫无思想含量的东西起到的主要作用是迎合主流价值观,是极权主义教育的帮忙与帮闲。这后一部分具体有哪些名师,就不一一指出了,卫星兄,你懂的。       梁卫星:是啊,真是一言难尽。     蔡朝阳:因而,在教育圈内部,能够坚持独立精神,能够反思教育的症结,能够不断将自己的思考指向本质性问题的,同时又具备一定言说能力的作为自由思想者的教师,真是难能可贵。因为这是兼具专业知识和公共关怀的教师,因为他们在圈内,因而所见便深,所知便广,能更大程度上接近真相,反思到教育的本质问题,又因为他们有公共关怀,他们的思考建立在一些更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之上,而他们的言说能力,能对真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将之呈现在公众的面前。     2008年,在李玉龙的推动下,郭初阳牵头,成立了一个研究小学教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我有幸忝列其间。我们的研究报告在2009年发表后,《南方人物周刊》等刊物跟进报道,形成了2009年-2010年的历时两年的声势浩大的对小学教材的审视批判。有论者指出,教育内部的讨论,而成为社会公共事件,在近年的历史中,是不多见的。而也有一些媒体,将我们这些参与小学教材批判的教师群体,称为新公共知识分子。我将这些评论看成是赞誉,但并不敢当这些赞誉。之所以要在这里提出来,还是因为我在前面所说的,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究竟为什么,作为一个群体,中小学教师并不值得一提,跟媒体界、律师界,区别在哪里。据此,中小学教师,有可能成为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吗?       梁卫星:我前面对公共知识分子有个说法,是从教育的角度说的。如果是这样,教师不仅应该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而且这其实是他的伦理责任。       蔡朝阳:我们来引用殷海光的说法。照时代周刊( Time )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 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 如霍夫斯泰德( Richard Hofstadter )所说,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 Christopher Lasch )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要来谈论中小学教师是否是知识分子,确实有些要求过高。中小学教师,极大多数,是匍匐在应试教育体制之内的,顺从的国家意志的灌输者。这是国家给予教师的任务。按照葛兰西的分法,知识分子分为有机的知识分子和独立的知识分子两类,何谓有机的知识分子,意思即是说,这些知识分子是构成这个体制的部分,是在体制内的,按照体制的要求,来帮助这个体制得以运作的群体。而独立的知识分子,则要游离于体制之外,至少,在思想和精神上不被体制化。这种独立的知识分子,类似于殷海光的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按照葛兰西的说法,中小学教师如果可以称为知识分子,那么也基本上就是有机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     但我还是在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范美忠、郭初阳、梁卫星、魏勇、周迪谦、吕栋这样的中学教师,还有李玉龙这样的杂志编辑,还有扬州“亲近母语”的徐冬梅老师这样,一点一滴做起的实干家。这部分教师,或者教育圈内人,多数是一线的教师,但都具备我在前面说过的一些基本界定。他们做的事情都不一样,都在从事自己的事业,但他们身上有些部分还是很相似的。相似就在于,他们有独立的思考,有清晰的理念和价值观,按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做那些观念中的事情。     中国的教育不会一下子变好的,我们这些人也等不到我们想象中的美好的时代。但阿伦特说,饶是在黑暗的时代,我们仍有权利去等待一种启明。并且我补充一下,等待不是无所事事的等待,而是积极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言说和写作本身就是知识者的责任,就是做事。                  上一篇: 转帖:这世代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73)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许知远 | 时代的稻草人

一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成行动,而且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机,投入持续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被过滤广告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二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运动再次燃烧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两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 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琐碎破灭浪漫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的“恶之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人。 被过滤广告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中国的代言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读书人被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那边都无法加入,“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哗与躁动中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三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感的渴望。在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被过滤广告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年后,当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场革命,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问救亡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四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来。我对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公共论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职业了。而这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被过滤广告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努力。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终的保护,才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萧红与女性写作

    □ 徐长云 ■ 林贤治         □萧红从呼兰走出来,漂流过哈尔滨、北京、上海、东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为写传记,有实地探访过她居留的地方么?   ■写鲁迅传时探访过北京、上海、绍兴。经过大半个世纪,这些地方已完全改变了面貌。为写王实味,我去延安,去山西寻访,旧迹全无。所以,写萧红传,我主要依据的是萧红作品及相关史料。她活在她的作品中,由她的作品,能探寻她的内心秘密,她的精神状况,她的灵魂。我着重的,是对传主所经历的实际感受。抓住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对自由的不倦的追求。      □您与萧红本人有太多相似:追求自由,农村出生,经历过困苦,边缘的立场,独立的表达,您在写作中,是把自己也烧在里面的?有时是不是情绪很激荡?   ■我是相当情绪化的人。有人说,作者与传主萧红的距离太近了,应拉开距离。我想说,写传记和写小说一样,没有一定之规。“一定要拉开距离”,这是对自由写作的限制。100个人心里,有100个萧红。我展现的是我所理解的萧红。有可能它是最靠近萧红本人的,有可能不是。和传主靠近,很正常,不能就此判定传记的好坏。对于我,写作时,保持自由状态最重要。      □在您看来,萧红、张爱玲都是天才,但您觉得萧红的心更阔大,也就是您觉得萧红比张爱玲更伟大?   ■无疑是萧红更伟大。现在正热炒《小团圆》,它没什么好称道的。张爱玲对世界的叙述,是用第三只眼去观察,用偏冷的色调,从男女的、伦常的人性较阴暗的角度,带有一定的批判性,但缺乏温暖。她不大关注阶级关系——今天这个我们不谈了。总之张爱玲视野不够宽阔,后半生在不断改写以前的作品,最主要,是内心关怀不够。   萧红,则是温暖的。她命运何其坎坷,却不自怜自哀,始终保持着对广大弱势者的关怀。她有同情心,悲悯心,因为有大爱,所以作品很大气。像《呼兰河传》、《生死场》。只要比较,就可以看出,张爱玲的气局小多了。   拿写作本身来说,张爱玲更多带有小说家的观念来写作,为迎合读者来写,她的小说有媚俗的地方。萧红,则是非常自由地来写。她根本不考虑文体。从写作状态来讲,萧红是最自由的,不顾忌别人怎么看的,完全是为自己的心写作的。   萧红是伟大的作家。张爱玲是有才华的作家,但根本称不上伟大。      □张迷很多,您希望萧迷也多些,但对此您乐观吗?   ■我其实并不期待。在这商业化日趋厉害、粗劣文化产品充斥的时代,萧红未必为众多读者了解。我不是进步主义者,我认为物质越来越发达,精神有可能越来越萎缩,我对这一个时代的读者,不抱太多期待。张迷们也不会成为萧迷。   文学史明显低估了萧红,这是事实。正统的文学史不说,当年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大陆,它肯定了长期受到冷落的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很有必要,当然其中一些评价并非是中肯的,部分被夸大了,拔高了;但对鲁迅、萧红等左翼作家,评价明显偏低,甚至你会怀疑他有意贬低。虽然夏志清在1978年自我澄清,说书中对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未加评论,其实,这并非偶然疏忽。   学术界、评论界现在会不会开始重视萧红呢?我看不一定。只有我们像萧红一样热爱自由、平等,热爱底层劳动者、弱势者、不幸者,才可能真正重视她。但是,这可能吗?我抱虚无主义态度。      □当时像卢隐、石评梅都是才女作家,她们的早逝有太多时代的原因吧?她们的文学品格如何?比较一下她们与萧红吧。   ■与萧红一样,庐隐、石评梅勇敢地追求爱与自由。这是五四一代“新女性”的追求。她们两位都富于文学才华,但写作手法较为单一,文字欠节制;内容上较贫乏,更多局限于男女情感。卢隐、石评梅在当时,爱情上虽然也经历波折,不幸早逝,但在生命终点时所收获的爱是真挚的,也是真实的。萧红是被遗弃的,先被萧军,后是端木。比较而言,在人生方面她更加不幸。      □漂泊,没有哪一个女作家像萧红命运颠沛。萧红当年是身不由己地漂泊,当下女作家是自由选择“行走”,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吧,您如何看待当下女作家的行走呢?   ■太不同了。现在大多作家是被养起来的,生活优越。她们的“行走”,是在享受人生,说得刻薄一点是,简直作秀。与萧红当年的流亡、饥寒交迫是多么不同。      □这个时代能够产生伟大的作家吗?   ■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文学本身是慢的,具有沉思的气质。当社会大步向现代化、后现代化迈进,文学产品快餐化了,图像形式普及了,网络文学勃兴了——我对这些大众文化样式的美学价值是存疑的。   黑格尔、卢卡契曾说小说发展到19世纪的程度已经到达巅峰了。对中国文学,我是悲观的。作家队伍整体素质差了,目前流行的文学语言粗鄙不堪。   这个时代,中国可能出现好作家,只是一种可能。中国目前的政治、社会、生活状况还带有不少前现代的特征,使得文学的土壤蕴藏着更多的悲剧内容。中国社会期待着伟大的作家。如果说没有期待就没有进步的话,那么,我们需要这种期待。      □萧红显示了一代女性的独立与自由。您如何看待当下这个时代女性的独立和自由?   ■社会有时候是大退步的。萧红当年追求自由——作为亡国奴,四处流亡,追求爱情和写作的自由,寻求平等,维护个人尊严。可现在看看周围,有多少女性在维护这一点?甘愿作附属物的太多太多——各种形式的附属物。当然,现在城市女性有了独立的经济权,无论择偶、就业,选择的自由度无疑也提高了。但是在价值观念方面,自觉地把自由看作一种人生奋斗的目标的占多大比重呢?今天语境中的“男女平等”,在受过“集体主义”思想规训之后,它更多是表现在政治权利层面的,而非社会家庭伦理层面。这一代的女性,当然我说的是一般的知识女性,在个人自由、独立意识的持有方面、个性解放方面,仍然比不上“五四”时代。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蔡定剑 长平-1 长平-2 陈行之1 陈行之2 陈子明 仇春川 船古佬 崔卫平 丁学良1 丁学良2 东正树 1 杜子 傅国涌1 傅国涌2 韩寒 贺卫方 胡星斗 华炳啸 季卫东 晋楚 郎咸平 老柠 李悔之1 李悔之2 李锐 李慎之 林明理 林贤治 林贤治 刘军宁 刘瑜 刘植荣 龙应台 马西彦 毛喻原1 毛喻原2 梅张一枝 木然 钱文军 秦晖 冉云飞 沙叶新 山鹰 邵建 十年砍柴 时寒冰1 时寒冰2 时寒冰3 孙立平 汪华斌 吴思1 吴思2 五柳村 五岳散人 萧瀚 笑蜀1 笑蜀2 熊飞骏1 许志永1 许志永2 颜昌海 杨恒均1 杨恒均2 野夫 余世存1 喻培耘1 张博树 张洛阳 尹林生   东正树2                       aduonuo Knight lqun15 Steven tim4918 wfchzh wkzyysm yufei 安烽雪翟 抱虎当猫 贲尼 冰路 波涛 不得不说 布谷鸟 草原帝国 常非常 陈志武 楚汉风云 大别山 丹丘生 狄马 地震8级 第一哲学 东山隐士 窦荣刚 法通律师 方心田 非常地妖 丰申王田 风暴 疯与哲 哥们儿 公民之声 公约社会 龚晓跃 孤岛闲客 管家婆 广告人 归栖 郭老学徒 郭宇宽 郭玉闪 郝劲松 合唱团 何兵 何帆-1 何帆-2 何怀宏 和菜头 和而不同 和平使者 核桃树下 胡码乱缠 胡适书会 花间半壶 环宇风 黄集伟 嵇少丞 金龙 精神站立 警世钟声 警钟凯迪 静听花落 绝对隐士 狂风沙 蓝晶石 老鸽 雷颐1 雷颐2 雷颐3 李银河 梁丁 梁文道 林达 临江仙 凌沧洲 刘东升 刘洪波 刘建锋 刘晓原 流线方块 六月里来 龙飞 龙天下 鲁克 鹿呦鸣 罗雀斋 麻辣烫 马秋葆 马玉飚 茅于轼 猛辣律师 梦回唐朝 闽江边 摩罗 内部发行 南湖水 南京郑敏 凝香歌声 匹夫 屁民002 樵旭 秋风 如梦如烟 三傻子 手术刀 守护者 司马烈文 思变思辨 宋君健 唐荒 天地一笑 天帝之怒 屠夫 汪丁丁 王大麻子 王建勋 王小峰 王怡 往东 维多利亚 维舟试望 文明进程 无弦无声 吴殷 吴志勇 午夜圣虫 武行者 西瓜 西门吹雪 夏业良 宪政飓风 宪政杂碎 向腐宣战 小乞儿 肖雪慧1 肖雪慧2 笑非 谢韬 信力健 醒世恒言 熊飞骏2 熊培云 徐贲 徐柯 徐昕 徐友渔 宣昶玮 焉烈山 言平心 杨竞春 杨开亮 杨学涛 杨银波 野草园 夜路孤客 因心之舟 于建嵘 余华 余世存2 余英时 俞可平 俞愚 与民更始 宇宙 喻培耘2 袁腾飞 远上寒山 云之 翟明磊 张雪忠 赵恢真 赵云喜 哲山 正义之声 周立新 朱大可 朱健国 自然正义 自由飞翔 义薄云天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漂泊者萧红 [枣读:209期]

漂泊者萧红 文/了了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萧红 林贤治著《漂泊者萧红》是买来给自己做生日礼物的书,却放了二十来天,连同他编的《萧红十年集》,因为有点不太敢拿出来读。还记得冷冽、惨烈、绝望的《生死场》,记得虚无、悲悯的《呼兰河传》,都是沉甸甸压住胸口的文字,那些许的温情,并不能遮住悲凉的影子。萧红,一个敏感、多情的女性,笔下的文字,既敏锐、诗意,又如此有力、刚健,不动声色,却力透纸背。好像是冬日风雪里的白杨,不,白杨太俊逸、萧疏,更像是枯黄的野草,瑟瑟地在风中悲鸣。 她的遭遇,零零星星知道一些。之前也读过《两个倔强的灵魂》,主要记录她和萧军的恋情。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她那些充满灵性、才情的小诗。若没有记错,那书是偏向于萧军一面的。 林声称此书大多是根据回忆录或自传性作品改写的,只是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多采用猜想、悬疑的手法。不过他还是比较克制,心理分析处也多用猜测的语气,对萧红的一生,梳理地比较清楚。原来萧红转战过多处,原来萧军曾经不忠。提到萧军,林的文字还是比较克制,力持平静的。但对端木,却不掩饰其不屑。如果说萧军和萧红的分开,更多是由于性格的冲突,而端木,则集卑怯、自私、庸俗、不负责于一身,难怪《两个倔强的灵魂》以及骆宾基的《萧红小传》都看不上他。 这些只不过是感情上的八卦。而萧红的一生,受到的苦难不止这些。很少有人像她那样经常地处于饥寒交迫、冷眼交加的境地,生活动荡不安,很早就毁坏了健康,她的性格极端敏感,孤高自傲,偏偏又不肯学乖,屡屡受挫,却一派天真。遇到的男人,第一个自私,花心,第二个神经大条,冷硬,大男子主义,花心,对,还有家暴。他打过萧红,打老婆的男人是不可原谅的。第三个更猥琐。从常人眼里看去,她实在是太没有心计,她的生活,自然有环境、出身、命运的关系,但部分也是由于她的不擅经营,她自己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可是,这样的笨女人多么让人心疼。真,善,爱以及自由是她一生在追求的,不肯有任何变通。她是在用力生活。 “在中国文人集团中,萧红是一个异数。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经受饥寒交迫的痛苦;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遭到从肉体到精神刑罚般的凌辱;也没有一个作家,像她一样被社会隔绝,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而陷于孤立。”林的文字,蘸满理解、同情。而萧红的这种种不幸,其根源在于她是一个女人。刚开始我这句话,有点不太赞同。因为我觉着她不幸的最大原因,在于经济上的不自立。这样说并无错误,若她有一份工作,便不必等候萧军的救赎,不必因此而让萧军以恩人自居,不必看人白眼,更不必因饥寒交迫而毁坏了健康,而这是她孤傲的灵魂里最自卑之处。而若她身体健康,精神也将更强健吧。 而接下来的痛苦,却只能归因于身为女人。其实,就连经济的不自立,根源也在于此。所以,常庆幸生于现世,至少不必仰男人鼻息而活着。她的痛苦之一是怀孕、生产。林贤治在文中说,上帝给女人最大的痛苦在于妊娠、生产。也听过这样的观点,只要生产是女人要完成的事,男女就不可能真正平等。有爱情就不得不怀孕,男人如端木之流可以遗弃孕妇,女人却只能带着这个沉重的包袱。怀孕只是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苦难的一种,其他如不得不煮饭,洒扫,而又需忍受萧军对她不看书上进而她其实是无时间的指责。需要忍受作为男人附庸的难堪,忍受男人的粗暴、嘲笑甚至暴力,忍受朋友在她跟萧军分手后的冷淡、疏离——文人的这种冷淡,是不见血的刀子,并不比小市民的白眼更好受。她还需要容忍女人天性里的恋旧、犹疑和软弱,容忍自己对温情和爱的渴望。更不要提她纤弱的身体,敏感的性格。而这些,都是男人无需忍受或者很容易就丢弃的东西。 这是作为一个女人的悲哀。 生而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已是一种不幸,生而为女人,是另外一重。难得的是林贤治,一个男人却写出了一本理解女性的书。总觉着中国的文人,即或经过新文化运动,骨子里还是那种视女人为附庸和玩物得多,真正尊重女性,以平等视之的,太少了。 枣读阿云写过关于萧红的文字——萧红:情深不寿,慧极必伤。喜欢萧红的,太少了,见到了,总有知音之感。而更多的人,喜欢的还是张爱玲吧? —————————————— 推广爱枣报的分割线 —————————————— 爱枣报继续招募有时间靠谱滴编辑,申请前请认真阅读: 爱枣报编辑申请必读攻略 欢迎调戏, http://t.sina.com.cn/izaobao —————————————— AD —————————————— 千款户外名牌商品1元起,30天不间断疯狂竞拍!好玩!马上点击参与:www.yangsanm.com 让你生活充满个性的99个小物件 让你生活充满个性的99个小物件

回顾与前瞻

林贤治   ——写在新年到来之际      “我爸是李刚”,作为2010年度最具影响力的网络语言,以最简约的方式,呈示权势者集团在中国的刚性存在。该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操控并支配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为传媒所不断揭露的贪污、贿赂及其他腐败现象,因其来源于集团本身固不待言,突出的社会问题如房价居高不下,拆迁致多起命案,也与之密切相关,就连众多的所谓“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不能不溯源于此。至于社会更广大的层面,“蚁族”迅速繁衍,通胀有增无减,老百姓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最可惊骇的是自杀网站的建立,而且居然有因生存问题而相约集体自杀的案例发生。   生命是可敬畏的。然而,无论权势者或无权者,都视如敝屣,随时可以弃之不顾。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犹如惊悚片,一时吸引所有传媒。舆情倾向于认为,工作的沉重和环境的恶劣超乎人性可接受的极限;我则怀疑,其中或有相当比例的人数,可能用一己之死换取高额赔偿金,藉此供作父母的瞻养费、儿女的入学费,全家人起码的生活需求。许多底层分子除了青春和生命,确实一无所有。农村少女为城市所诱捕,一批批沦为“性工作者”,同样可以作如是观。   权力高度集中,财富高度聚敛,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对此,国内外“智库”据悉早已敲响警钟,然而,这种现象非但不见衰减,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2010年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一方面,电子网络以自身的技术逻辑和开放性格,不断扩展虚拟的公共空间;另一面,打压媒体的现象大有加剧之势。记者谢朝平为出版其著作《大迁徙》而被捕,就不是孤立的现象。甚至个别重大的国际性新闻也以保护国家利益而被封锁。无论如何,这与一个号称“文化大国”的国家形象是不相称的。   2010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成为地缘政治的一个焦点。朝韩关系的紧张,已经逼近战争的边缘。有评论认为,这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但也不妨视作冷战时代的一种延续。外交是内政的一面镜子。内政与外交都是体制的一部分。在战争与和平的博弈中,中国作为邻国,如何安放这枚外交的棋子关系甚大。从实质上说,它是离不开国家改革的整体思维的。要负起保卫人类和平的重任,我们不能重蹈文革时“输出革命”的覆辙,我们应当有新的思维。要知道,今天,和平观念与现代普适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息息相关,在世界上已成共识。   2010年,既有内忧,也有外患,这是不平静的一年;2010年不是走向社会和谐,而是走向继续被撕裂的一年;不是消弭矛盾,而是危机四伏的一年。众所周知,自由民主与社会正义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在中国,我们看到,广大无权者总是无法摆脱权势者的阴影,他们力图主宰自己的生活而无能为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发展不是硬道理,发展只有增进国民的自由感和幸福感才是硬道理。劳动者的尊严不能光写在纸上,尊严要写在每个人的脸上。如果国富民穷,就不要轻率奉献赞美之辞,而应保持冷静的头脑。目前,中国社会最急迫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唯有改革政治体制,经济文化的发展才能朝着合理的方向进行,而不致于倒退,或发生异化。但是,权势者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彼此构成的联盟关系已然成为阻碍中国改革深化的巨大势力。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其动力源于体制内部,这正是多年迟滞不前、而今举步维艰的地方。   对于即将届临的2011年,我不指望有太大的改变,因为距离弊病丛生的2010年过于切近。不过,这并不妨碍瞻望未来。当今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而不可预测,恰恰蕴含了希望的契机。为此,我仍愿怀抱“人民”这个十分空洞的语词,在新年的钟声里诚心祝祷。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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