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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历、低收入, 北京城郊的”蚁族”们

原文链接: http://globe.asahi.com/feature/110124/02_1.html 80后系列—3 翻译/画眉非为卿 大学毕业后找不到令自己满意的工作,集体居住在一起的那些年轻人们被称作”蚁族”。他们拥有高学历高知识,却像蚂蚁一样过着集体群居的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的都是”80后”。 北京市北部。位于海淀区奥运村一角的某公寓,我探访了居住在这里的”蚁族”们。 公寓的窗外晾晒着的五颜六色的衣物吸引了我的目光。房间里摆放着三四张双台床,6到8个人共同生活在这里。沿着细窄的河道,数十栋这样的公寓楼并排而立。 据说,原本这些公寓楼内居住的是大学生以及企业里的实习生。然而,如今居住在这里的一半以上的都是低收入的年轻人。详细的数据未曾统计过,但居住在这里的大部分都大专或大学毕业生。 朝屋内张望,可以看见网线被拉到床上,一个住在这里的年轻人把一张折叠式的小桌子上放到了被子上,电脑则面朝自己放到了这张小桌上。 “边聊天,边发简历,这对我来说是必须的”,郭朝林(23)说。他来自东北吉林省的农村,大学毕业后来北京找工作。 虽然郭朝林在大学里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是他最初找到的一份工作工资却只有1000元(约为1万2000日元)。这个标准相当于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 “买方市场”的就业现状让郭朝林尝到了现实的挫败感。为此,他花了1万2000元(约合15万日元)在一所专业学校学习更为高级的计算机技术。 郭朝林没有放弃离开北京,是因为”老家的父母,对于我能来北京都觉得挺高兴的”。作为家里的独生子,他背负着家庭的期待考上了大家,并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活,这一切已经无法再轻易回头。 90年代后半期实行的教育制度改革,使得中国的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根据教育部(相当于文科省)统计,2010年的大学毕业生约为630万人,而今年预计还将增加30万人。 据说有三分之一的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但是对中国年轻人现状有着深入了解的筑波大学名誉教授远藤誉称,”有的大学在虚报就业人数,实际的就业率更低”。 在北京有这么一个地方,这里原来居住着大约5万名”蚁族”。从被称作”中国的秋叶原”的中关村驱车,大约30分钟车程可以达到一个村子,这就是唐家岭地区。 然而,去年12月我打算采访这里的时候,却发现曾经的公寓楼已经变成了一片空地。我脚下是一大片残瓦碎石,混凝土和碎玻璃掩埋在其中。 据这里的居民称,去年夏天的时候这里就开始被拆除了。有的地方还用红色醒目的大字写着”落实市委决定”、”营造良好氛围”的标语,据说拆除这一片区是北京市的决定。 爱知大学教授加加美光行称,”即使是拥有高学历,但属于社会弱者的年轻人群体聚居在一个地方仍会被当局视为’潜在的威胁’,要在成为反社会的势力之前对其进行清除”。”蚁族”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少人对于对这片居住区进行拆除的决定在网络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经常穿过这片废墟来往送信的一位邮递员说,”我不知道这里的人到哪儿去了。有可能都四散去了”。可是当我问到”为什么这里拆除这里”时,他立刻转变语气反问到”你从哪里来,是什么人?”,接着就离开了这里。 (采访·摄影  今村优莉,文中敬称略) —————————————— 推广爱枣报的分割线 —————————————— 爱枣报继续招募有时间靠谱滴编辑,申请前请认真阅读: 爱枣报编辑申请必读攻略 欢迎调戏, http://t.sina.com.cn/izaobao

“80后”,改变中国的新力量—2 [枣报特评]

原文链接:http://globe.asahi.com/feature/110124/01_2.html 翻译/画眉非为卿 [Part2]  80后记者眼中的”80后” 近几年来在中国,”80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后”的意思与日语的”後”相同,是指出生在80年代的年轻人。这个群体的目前的年龄大约在22~31岁之间。他们被看作是观察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群体。日本国势调查显示,根据最近一次中国人口普查(2000年,10年1次)的统计推算,目前”80后”大约为2亿2千万人。 在一个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GDP世界排名第二,发展迅速的国家,与我出生在同一个时代的这些中国人们有着怎样的想法,又是怎样描绘自己的未来?这是我打算以这个群体作为采访对象的初衷。 “80后”们出生的80年代,正好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78年)后不久。他们的成长也见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他们对于父辈所经历过的文革浩劫一无所知,对于天安门事件(89)也没有太多的记忆。与出生在70年代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以节约为重的那一代人相比,他们(尤其是出生在城市)表现出了旺盛的消费欲。他们被网络、手机等带来的资讯所包围,喜好新鲜的事物。他们吸收国外文化、信息,注重自我个性,这些都是所谓”80后”的特征。 01到05年我在北大学习其间,正逢中国入世(WTO)不断加快国际化进程的时期。外商投资的不断涌入,使得大学校园里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生都掀起了一股学习英语的热潮。Part1中提到了亭亭、吴姗正是这样的”80后”。周末窝在宿舍里用电脑看《欲望都市》、《老友记》这些热门美剧学习英语。 在日本人看来,”80后”多为”反日一代”。05年及去年在中国各地相继爆发的反日流行大概也是受此影响。通过媒体报道而为日本人民所知的中国年轻人,多为高呼着”反日”口号的激进分子。 根据内阁府的舆论调查,自01年起的这10年间,对于中国,日本人的亲近感在03年达到 最低点为47.9%。而去年为过去以来的最高值,为77.8%,不少人日本称”感觉不到中国的亲和力”。而这个数字,对于希望父亲的祖国日本与母亲的祖国中国,两国能友好相处的我来说,是一种遗憾。 游行的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游行受到了各种指责,但年轻人对于日本所潜藏的警惕心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奉行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共产党对呼吁民主化的学生们实施武力镇压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教育上着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统性”。坚持抗战到底,把中国人民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中解放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而日本人是一个残暴的民族此类申斥性的内容随处可见。 一方面,随着网络的普及,”80后”们把通过互联网了解到的信息与教科书上学到的知识进行冷静的对比,这也是”80后”的一个特征。而入党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带有”对将来工作有利”这样现实的目的。 05年,因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那时已经是大四学生的我和几位中国同学也来到了游行现场。高呼着反日口号、焚烧日本国旗的中国年轻人的形象使我感到困惑,而一位同学对我说的一番话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认为这并不能代表中国人。这样的激进分子只是极少数,多数中国人还是希望能与日本在政治、经济、民间等方面一直保持友好关系”。 当然,”无论如何也无法对日本人产生好感”的学生也有很多。然而,这样的反日情绪也反映了周遭的环境变化。以前班里一位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男同学(28)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进入北大之前,他既没有见过日本人,也未和日本人交流过。然而,这位男同学在和日本留学生交流的时候说,”我发现(你们)与小时候学到过的日本人的画像不同”。毕业后,这位男同学去了日本,现在在东京大学学习。 大部分”80后”都是独生子女,因此不少人揶揄称其为”自私、不负责任的一代”。然而,08年四川大地震的时候,不畏艰辛赶赴灾区在当地从事志愿工作的”80后”;没有亲人的支持也没有任何背景,白手起家,为自己的事业打拼的”80后”,这些”80后”们逐渐为人所知,使得人们对于这个群体的印象有所改观,”80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在这之前,中国并没有这种特化某个年代的称呼方式,但在”80后”这个名词出现后相继衍生出了”70后”、”90后”。 比日本总人口数还要多的中国”80后”们,也成为了备受日本企业青睐的”新人类”。作为外资化妆品企业,早在81年就进入中国市场的资生堂中国事业部市场营销开发部部长,寺尾友规坦言,”在各种商品、资讯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城市里的年轻人,感觉与日本人并无二致。如何才能牢牢抓消费欲旺盛的这一代人,可以说,这完全取决于品牌的渗透力”。 (取材・手書き文字 今村優莉、文中敬称略)

“80后”,改变中国的新力量 [枣报特评]

原文链拉: http://globe.asahi.com/feature/110124/01_1.html “80后”,改变中国的新力量 翻译/画眉非为卿 了解市场经济的2亿2千万人 在中国,出生于80年代的这群被称作”80后”的年轻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这个群体,大约有2亿2千万人。他们自我,但却积极,探寻这群”80后”的真实面貌,或许可以洞见未来中国的变化,及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注:笔者父亲为日本人,母亲为中国人,生于82年,5年的记者从业经验。) 3个同级生的今天 [Part 1]  ”生于这个时代的幸运” 高楼林立的上海。2010年12月,某个周末,我(今村)正在等待着我在中国留学时的同学亭亭(昵称,28岁)的到来。在我们约定的时间过去了30分钟后。戴着一付墨镜,身着热裤、黑丝袜,脚踩一双金色的高跟鞋的亭亭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今天傍晚我要飞内蒙古(自治区)。中午饭就让我来请吧。我们可以边吃边聊”。白色的夹克把她红色的Prada皮包映衬得格外显眼。我却忽然想起了她大学时经常一身运动衫、帆布包的装扮。 我在北京生活的这10年间里,有4年时间是在北大经济学院度过的。这期间我接触到了许多的”80后”,这也萌生了我决定以他们为对象进行采访的念头。 毕业后,我进入了日本新闻社工作,而亭亭则任职于在中国的某欧美金融机构。 在一家可以看到上海市内景观的餐厅里我一边吃着小笼包,一边向亭亭询问着她收入情况。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她每个月的薪水有6000美元。时间过去了5年,”那么现在呢?”"现在的年薪是23万”。 “是港币吗?”当我听到这个数字时,我脱口而出。”是美元。加上奖金后大概有50万美元”她回答到。 20多岁的年轻人年收入就有6000万日元!亭亭一边注视着iPhone不断传来的简讯,一边对感到吃惊的我说”在中国生于这个时代是件多么幸运的事”。 在我们踏入这个社会还不足5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刚开始工作没多长时间,她坦言”在3年内完全失去了信心打算辞职”。然而在这之后,中国经济逐年持续增长。在大城市负责为企业融资、企业上市提供业务支持,在香港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广东话的她得到了公司的重用。 “几乎全球的商业贸易都在这个国家进行。中国人因此受到重视,自然也就不会再往外跑了。既然在这里能赚到最多的钱,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去别的国家呢”。10天之内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往返两次,打破时差连续3天开通宵会议对于她来说是家常便饭。 如果5年前我留在中国工作,那么今天的我是不是也……?”虽然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不 过太累了,很难持续。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和老公一起创业”。对正陷入深思的我,亭亭道出心中的想法。 午饭一结束,她便招来出租车匆匆赶往机场。在飞往内蒙古的航班里,她乘坐的是头等舱。 艰难的抉择  放弃国籍 “80后”的一个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身上背负着父母和家庭的期待。 亭亭大学时代的室友吴姗(28)也是这样一个”80后”。吴姗,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个性开朗,同时也像所有的”80后”一样有着开放的思想。 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在去年春天,放弃了中国国籍,正式成为了澳大利亚公民。 05年从大学毕业后,吴姗只身来到了澳州。在悉尼的一所大学继续学习并取得了会计师资格证,07年,吴姗进入了世界四大会计师事所之一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去年夏天,她决定回国工作,现在的她以一个”澳洲人”的身份在北京工作。 “放弃国籍这件事,我考虑了几天,真的很为难。但是,每一次都会起起父母对我的期望,他们希望我能到澳洲去”。 吴姗的父母生于50年代。正赶上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文革,66~76年),全中国的学校因此都停止了授课。吴姗的父亲(52)是读着”毛泽东语录”代替教科书成长起来的一代,而她的母亲(54)则是看着自己身为厂长的父亲每天戴着三角帽被红卫兵批斗的样子长大的。 吴姗的父母经常向她谈起这段往事,对她这个唯一女儿说”到国外去看看吧”。 “无法磨灭对于政治体制那种不安的担忧的父亲母亲,把希望寄托在了我身上”,这是吴姗对于自己成长道路的感慨。 对于这五年来中国的变化,吴姗也无法掩示自己内心的困惑。”未来,中国还会有更大的发展,那个时候我可能会为这个失去的国籍而感到后悔”。 尽管如此,吴姗还是打算结婚之后便返回澳洲。她希望她的孩子能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意愿来决定未来的生活。 毕业、结婚同时进行 北京西部,一片被开发的高层公寓住宅区。这个月4号,我来到了郭欣(27)的新居,她曾与亭亭、吴姗同住一间寝室。她也是我的大学同学,大学时代我常常找她借笔记。 140平米的三居室。可以望到楼下公园的书房、宽敞的客厅里是一系的粉色家具。她与在网络游戏公司工作的丈夫(28)生活在这里。大概90万元(约合1100万日元)的房款,以及之后15万(约合180万日元)的房屋装修费全部都是由郭欣丈夫的父母支付。”这在中国非常普遍。父母一生努力存钱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买房”。 在北大读完了研究生后,07年,郭欣开始在一家中国大型银行工作。工作时间为每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午休的时候,她就打开放在办公室的一张折叠床,睡上一个半小时的午觉。”有钱的话谁都可以出国。留学生也已经不像原来那么稀罕了,所以也打消了出国的念头。还是在国内工作更有吸引力”。 休息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郭欣都是在家里度过的,与丈夫一起看DVD或者上上网。富足宽裕的生活让人羡慕。郭欣的梦想是能攒钱再买一套房,把父母都接来这里住。 [未完] ——————————————— 唠叨推荐的分割线 ——————————————— 这是小编在朝日新闻网上看到的一个有关中国”80后”的专题,觉得做得很不错,所以特别译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在这之前,有关”80后”这个话题已经被无数次的讨论过、争辩过、解读过……无论大家眼中”80后”这个群体有着怎样的样貌、怎样的定义,但在这群曾被誉于”垮掉的一代”的80后生人步入社会逐渐跨入而立之年时,再一次认真的审视这个群体,从悄然成长起来已迈入中产的新贵阶层,到在梦想与生活边缘艰难徘徊的”蚁族”,无一不被打上了这个时代剧烈嬗变的烙印。透过一个同为”80后”的日本人的眼睛,反观自身,在这个群体成长过程中窥见社会变化的脉络,这也许正是这个专题所能给予我们的一些启发和思考。 专题从几个不同的”80后”的人生为始,逐渐扩大到对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现实、困惑的探讨,以及对他们将对未来的中国社会以及民主化进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更广的角度从不同的层面对”80后”乃至当下整个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了一次再梳理。由于专题较长,小编一人精力有限,所以整个译文只能分段发布。仓促校译,难免有疏漏,还请见谅。

枣报特评:今后,喝的不是牛奶,是政治

今年4月,新版乳业国标强制性标准正式颁布,从6月起开始正式实施。 乳业新标准中,乳蛋白含量设定为2.8%,但1986年的旧版生乳国标中这个数值是2.95%,新标准中的这一数值为历史新低。因此,新的乳业国标是倒退的标准的说法不胫而走。网络上“乳业新国标倒退25年”的帖子被各大论坛疯狂转载。 新国标是否意味着乳品质量的降低?降低生乳蛋白质标准是否和奶农达不到标准而添加三聚氰胺有关? 7月13日,在卫生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联合有关专家对这些热点问题进行了解答。从专家的回来看,他们对乳品新国标能够保证乳制品安全充满信心。同时,发布会从始至终传递着一个信息:这是一个基于“国情”的标准。 “国情”是什么? 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今年4月公布的数字: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乳制品企业工业总产值累计1650.2亿元,同比增长12.38%,乳制品总产量1935.1万吨,同比增长12.88%。要知道,这是中国乳品“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的数据,可以说,这个数据已经一定程度上扫清了曾经弥漫在中国乳品行业上空的悲观阴云。他们又可以“阳光灿烂”地加入到市场的盛宴中来了。 而在这些增长的背后,是数量庞大的奶农,这些增长数字在营造着生产企业的阳光的同时,也在维持着大量奶农的生计。中国乳业涉及千亿元的行业规模,涉及数量庞大的奶农的生活,当然,也涉及各地的财政收入与社会稳定。如果把乳品新国标比作一架天平,奶企、奶农、乃至奶源地政府是天平的一端,在天平的另一端,则是数以亿计的乳品消费者。在中国乳业目前尚处于“低端发展”的阶段,这是一个难以平衡的度量。国家标准的些微改动,必然牵涉各方力量与利益的复杂博弈。 乳品(生乳)标准订得过高,奶农和奶企,尤其是北方奶农和奶企将无法维持;而标准过低,乳品消费者的安全利益则难以保证。要奶农,还是要好牛奶?这就是国情。卫生部组织的标准修订专家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就是是2.8。新闻发布会上,乳品的“顶级权威专家”认为,这个标准既能满足乳品的安全需求,又能保障奶农的生计。从发布会的字里行间可以品味出,他们也认为这个标准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但是这是一个基于现实国情的标准。而消费者有理由认为,这不是乳品的“技术标准”,而是一个“政治标准”。选择蛋白质2.8而不是2.95,菌落总数200万而不是50万,选择维护当下的奶农奶企利益而不是今后的乳品质量,这是一项事关“政治正确”的任务。 许多人曾经认为,在三聚氰胺事件后组织修订的乳品新国标,将是乳品大幅提升品质的一个契机,但现在看来,或许是中国乳品行业太沉重了,或许是这个行业上牵挂了太多的负载,或许是因为匍匐得太久,中国乳品的质量已经无法提升。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生乳新国标已经俯身屈就了“国情”,那些已经习惯了往牛奶里加东西的手,能否停下来?对此, 中国奶协理事王丁棉说:不会 。哦,还能拿什么拯救你,中国生乳。 今后,姐喝的不是牛奶,是政治。如果不幸发生了意外,姐就可以自豪地说: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以上评论综合了以下信息: 乳品新国标倒退的不仅仅是标准还有生态环境 乳品“新国标”纷争 乳品新国标“倒退25年”奶制品质量是否下降 乳品新国标被指倒退25年 卫生部:符合国情

如果可以翻云覆雨,宁愿让这一天也成为一个敏感词,不会再有人提起,日历上不再有这一日。 这一日太漫长,物理意义上的几十秒,却让思念陷入永恒的黑洞;这一日太残忍,原本已经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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