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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忠: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等人的国民性批判错在哪里?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表明,国民性这一概念,以及所谓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是知识不足的产物。人们如果缺乏适当的方法和必要的知识,但又企图解释社会现象或解决社会问题,就喜欢臆造各种毫无解释作用的伪概念,提出各种徒劳无功甚至遗害无穷的怪主张。国民性批判及其各种素质论的变种可谓流毒深远,它们最大的危害,就是将各种政府治理危机渲染成社会道德危机,从而妨碍公共政策的检讨与改进。文章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只是为了写作的方便。

云之 | 谈谈中国式逻辑:胡思乱想(转)

转按:当“土改”“公私合营”的毒害还没肃清、其导致的恐惧还没消除,对于权利和自由,还是有许多误读(如以为权利就是特权、自由就是随心所欲),缺乏权利意识、没有自由界限的人一有机会就要挤压侵占他人的空间,这简直是一种精神胜利,哪里会觉得没有教养和素质。当然,在“学而优则仕”或“作而优则仕”仍然是主流传统的国度,读书仍然是成为“人上人”的途径而与对真善美(刚刚听老同学说,这三个字因为被XX功常用已经成为敏感词)的追求无关,由此也可以理解国人特有的层级观念。   谈谈中国式逻辑:胡思乱想 Posted on July 17, 2013 by Jun Gu     今晚与好友出去小聚,顺便闲聊,边聊到了一些有关体制的话题。同时联想到昨日发生在湖南的曾成杰事件以及数月前贵阳的黎庆洪打黑,外加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刘志军案件,我发现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那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到底是如何的?与之前的 关于读博之困 的讨论类似,这个话题注定会充满争议。同时,这个话题非常复杂,属于社会学范畴。所以,我只是就个人理解谈点看法,不实之处欢迎指正。     对于初到中国的外国友人而言,有一点他们是看不懂的。那就是,传统媒体的论调和网上的差异巨大。新闻联播的题材永远是祖国大步前进,红色江山一片大好。以至于曾有戏言,说某外国友人在观看一周新闻联播后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申办中国护照。然而,当我们转向普通BBS,微信和微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世界第三次工农革命就要开始了。以我父母为例,他们虽知道社会的险恶,由于只看官媒,却不知政府嘴脸。或许有人会说,在欧美也是一样,因为BBS上可以看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是报纸上没有。但是你有见过那种完全有悖于民调的新闻报告吗?     记得刚来英国时候,我曾看不懂报纸,以至于这后来也成了我的一道招牌菜。每当有好友来问我如何了解英国社会,我都会建议他买当日《泰晤士报》,《独立报》,《每日邮报》和以清凉女子为卖点的《太阳报》各一份。曾记得我当年来英国之时,英国政府正开始经济衰退,保守党上台开始大力削减政府开支。于是泰晤士报开始表示,此等行为能够进一步压缩政府的开支,进而好钢可以用在刀刃上。而独立报却开始开喷,说此等决定如何2B,因为这涉嫌歧视。毕竟公共开支的一大部分是照顾英国社会的低保户和弱势群体。我当时看到这两份报纸就晕了。我该信谁?对于一个习惯了一切通稿的读报者,这种”一事各表“的做法我是真难以理解。     随着英文的进步,我终于在可以”懒的查字典“(看清楚,不是不用查,是懒)的情况下大概看懂Economist,也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看懂BBC的电视节目,也终于了解了一些英国人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理解对我是有莫大好处的。首先,我毕竟暂时生活在这个国度,不了解周围人的想法显然是不行的。尽管英国人,尤其是学校里,大多对于异族文化比较宽容。国人有句老话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了解这个”异“,对于我等,显然意义深远;而另一点,则是与我工作有关。因为专业原因,我们需要讲故事,而大多数的故事,都需要用英文的逻辑讲出来。能够从文化上去理解,哪怕是初步的,对于提升写作也是大有帮助的。     而渐渐地,我也会不知不觉使用这种逻辑来分析思考我周围的事情,我所熟悉的国度以及我过去所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我一好友称这种过程为”西化“。而在我看来,这种过程其实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习惯。曾记得两年前应党论的邀请去中大访问,席间一位老师很不友好地问道:“我的学生英文不比你差,为何拿不到Offer,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当时我并未想多,同时也顾及党论的面子,便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但是现在想来,问题恐怕在于,我们认为优秀的学生并未一定是国外教授认可的优秀。更重要的是,从这位老师的逻辑可以看出,他的学生恐怕会比较恃才傲物而未必懂得如何去尊重所有人。如果以我现在来评判,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代表着一种中国式的逻辑。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谈到了国人的阶层思想。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是常见的。如我之前提到那位老师可能就从心眼里没看得起我。至于理由?很简单,毕竟他的学生师出名门,而我只是个野路子。曾记得我上专科之时,系里的本科生和老师皆看不起我们,监考时候直言“本科生不要帮助专科生”;在转本后,直接读本的看不起转本学生,甚至于曾发生调课通知不通知我们班的事情;而读研以后,老师又会看不起外校的学生云云。以至于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来了英国才知道被尊重的感觉如此好!     而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看不起?因为这种事情社会上更多。赚钱多的看不起赚钱少的;开宝马的看不起开桑塔纳的;开桑坦纳的看不起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看不起跑路的。同样的,住在城里拿着2000一个月的看不起农村的生意人;娶不着老婆的城里屌丝还看不起来自农村的外地媳妇;自己不学无术看不懂人家的风俗习惯直接评价别人的制度落后,却从来看不见自己的贪婪和无知;昔日的同学在当上了一个小职位以后就开始翻脸不认人并无视曾经上下铺的兄弟;有钱的看不起家里的保姆和餐馆的服务员,却不曾记得自己的父辈可能还不如他们。于是乎,我们赵大叔的《卖拐》走红全国却在美国差点被人告上法庭;周立波同学的“笑侃”也差点引起“中国南北战争”。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这种看不起的自负心理其实是来自于某种不自信,或者对周围某些不确定因素的恐惧而产生的一种自保策略。而这种情况在我看来,一般发生在供求完全不平等的情况下。这种供求关系包括经济地位,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人身安全,产品消费,教育资源等方方面面。这种资源的稀缺和分配机制不公,最终映射到了人和人之间的阶层差异。比如很多幼儿园和小学优先照顾公务员子女;北京四环内的经济适用房给公务员特供;普通病人轮不到病房和病床安排,但是医院却斥资大力修建高干病房;年轻的科研人员拿不到科研经费和足够的生活必须工资,而不学无术的教授却可以拿着科研经费到处游山玩水。于是,地位不平等带来的物质条件差异,也促进了这种相互歧视的发生。     然而,这并不正常。因为其实按照我们以前政治课所学,这部分超额收益来自于所谓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榨取。显然,我对于政治经济学这套学说从来只当笑话看。然而,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这也不太正常。因为它在满足了一小部分群体的同时,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这显然有悖于福利经济学。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政府应该通过行政干预,让社会的大多数人甚至于所有的成员的生活标准和质量都得到提高。而这恰恰就是英国社会税收制度和政府运作的最基本套路。在英国,如果需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政府会买掉大部分的单。但是如果需要更好的服务,比如私人医生,有机食物,价格就会高的吓人。当然,这些显然离不开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支持。     而要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则是教育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国人的心理到达今天的状态则基本都出在了教育上。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无论是什么学历毕业,几乎都离不开一个“骂”字。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有被教会如何尊重人,更没有学会如何思考和感恩。当然,也没有教会一个孩子正确的思考方式。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讲理。嗓门大,脖子粗就是道理。我曾在深圳火车站看到,一个人拿了三张身份证要买9张火车票。在遭到拒绝后,他拒绝离开,大喊大叫,保安过来劝阻无效。最后还是卖给了他。其实如果在英国,这个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美妙。因为客服可能会报警。而同样,其实这种态度在英国很容易被服务员怠慢,因为人家会觉得你没有素质。     而另一个问题则是:当你遇到不公时,应该如何表达?由于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教育思想就是要听话,要服从。一个想法太多的孩子永远不会得到领导和老师的关照。久而久之,在寻租理论的作用下,我们可能开始习惯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更不会懂得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根源。于是我们开始怨天怨地怨出身。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我周围的亲戚和朋友大多非社会精英,于是这类抱怨听得就非常多。当然,随着现在网络的普及,这种事儿就更多了。当然,有时候我会尝试告诉他们,这是制度问题。他们的答案则千篇一律,我不能改变这个政府,我只能怨我自己。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恪守道德底线,社会还会是现在这样么?     于是我们看到,在房屋限购令出台的时候,大家都排着队去离婚;当石油要涨价的时候,的哥的姐们排着队去加油;当奶粉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排着队从香港去买奶粉;当香港奶粉开始禁售的时候,我们开始大骂香港人。其实假离婚也好,排队去香港生宝宝也好,排队加油也罢,在西方有个专门术语叫Regulatory Arbitrage。但是却没有人,当然也没有渠道去表明制度的不合理。在一个新闻需要审查,网站需要监督的国度。此种寻租行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在政策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人们便有了这样一种心态:他们边骂政府不给力,边瞅准机会进去捞一把。     从辜鸿铭先生一百年前讨论的中国人精神,到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再到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尽管核心类似,但是基础却在变化。尽管我们依然没有丢掉看到洋人时候的自卑感,但是在对待自己人的心态上,却已经没有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谦和。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滥用,教育的失误已经造成了一辈不会思考却只会投机取巧谋小利的民族。充斥社会的种种鄙视,我们或许理解为社会阶层的不同,或者是素养不够。但是,他们真的是如此简单么?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想撤销中国大学的文科,其用意或许也有此? http://blog.gujun-sky.com/2013/07/revisiting-chinese-characteristics-good-or-bad/

云之 | [转载]独醒的预言

原文地址: 独醒的预言 作者: 介子平 1922 年 4 月 10 日,隐居大连的善耆因患糖尿病去世,期间,汪精卫曾秘密前来吊唁。后来,张学良随口利牙质问汪精卫:“你路过大连,为什么去吊庆亲王?”汪翻肠倒肚,说当年行刺被捕,庆亲王未杀之:“你们这革命,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但假如你们成功,我看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庆亲王虽蜷居三家村里,局量仍宽大,世路如冥,青天障蚩尤之雾,而能不出其所料,汪为此感叹:“我们今天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么糟糕。” 1953 年 5 月,北京市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天风海涛,扁舟一叶,梁思成因提倡以传统形式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目睹明清古城被野蛮拆毁,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抚砖痛哭,惋惜不已。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负责解释拆除工作。为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激烈争论。不久,在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面对面冲突,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梁思成夫妇的预言,在群行群止的新政权面前,简直就是蚍蜉撼大树。任何事物在政治家眼里,都是政治,包括古建筑。 1958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在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坐车查看成都市容, 据李蒙、侯波《毛泽东重整旧河山》载: 在经过西城和南城的城墙外围时质问:“这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陪同人员对曰:“省人代会上讨论过。有人说这是文物,不能拆。”“为什么不能拆除,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群众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后群众方便交通,土可以作肥料,砖可以修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成都城墙一年内拆毁。 武汉大学前校长李达 1958 年时对毛泽东说:“你脑子发热,达到 39 度高烧,下面会发烧到 40 度、 42 度,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开先者,谢独早,进善言,而闻者不受,故此言一出,风波顿险,结局不难想象,李达在“文革”被折磨致死,甚惨。但不得不佩服其预言之精准,应验即现报,几千万人成饿殍。 1945 年 7 月 1 日至 6 日,社会贤达傅斯年、左舜生等访问延安。黄炎培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此即著名的“窑洞对”,一方善意提醒,一方信誓旦旦,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要“ 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料无事必有事, 今天看来,这也是一则预言。 1948 年 6 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 , 诬蔑中 共 为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于俄国人向东亚的发展,大有害于中国民族底独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扰乱社会底秩序,严重地戕害国民经济生活。”一个共产党的变节者的话,多数人嗤之以鼻,不以为然,殊不知这样的预言,来自居高层多年的切身感受,亦经验之谈。 据《柏杨回忆录》载: 1949 年 1 月,解放军进入北京时,一位国军少校大骂庆祝中的北平大学生:“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今天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但这些极易被宣传鼓动的孩子们,正沉浸于胜利的欢天喜地中,有谁在意这老掉牙的“报应”之说。 1949 年 10 月 ,国民政府在撤离广州之前,向各大中小学散发了这样的传单:“同胞们!不要相信他们!他们将来必定焚书坑儒、杀害知识分子!不要看他们今天得势,不久之后他们必定会像太平天国那样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传单中其恶毒造谣:“明说是为穷人造福,实为共产党人谋求大利 。” (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精选》第 5 册第 398 - 399 页) 蒋介石退守台湾时,留下一句:“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 此也预言 ,但也苍白,众人以为,既然如此,江山何至易手,足见其不可信 矣 。 大处不走作,小处不渗漏,发端无绪,预言有准,是独醒的预言家之幸?也不是,是预言家起初就有的痛楚,是忽悟者终将等来的苦难。先知者虽知,却无力扭转乾坤, 王小波说 :“ 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后知者虽不知,积雪融雪,不过一季,天下岂为昏迷不醒之天下?托克威尔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

白衬衫 | 柏杨:人权是一种绝对权利

  一直到现在为止,人类最大的利益仍是国家利益。对内对外,都高於一切,过去的历史如此,在短暂的未来,也会如此。可是,一种新的思潮兴起,发现国家利益之下,人类还有一种共同的更高层面的利益,远超过国家和国家保护下的民主利益。在很久以前,人类就有一种自觉,自觉他独立於其他动物之外,而最近一次自觉则是,人类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远超过对其他动物和大自然的问题,如果不获得公平的解决,人类凭著自己的智慧,所制造出来的灾难,将使人类毁灭。      法国大革命使这个问题获得初步答案,那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三项最基本的理念,创造了欧美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并成为全人类奋斗的目标。但是任何崇高的理念,在野心家的解读下,常异化出一种畸形的结论。好比说,某一部份有权势的人,认为那些被权势压迫的人,是天生的贱民,贱民必须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奴隶。美国总统林肯先生,第一个发现和抨击这种现象,他说:我们不应允许世界上,一半人有自由;一半人受奴役。那就是说,人有人的“尊严”,不能因为对最高理念解读的不同,而使“尊严”意义扭曲或丧失,这就是人权。      人权是一种绝对价值,不因地域、言语、肤色、性别,和经济条件,有所差别。      近年来,亚洲的经济发展快速,“亚洲价值”口号自然冒出,直接挑战十七世纪以前,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启蒙思想。一时之间,响彻云霄。亚洲人也因为这个口号,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价暴涨,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标准,而洋洋得意。然而,这个口号经不起考验。我们从原始的农业社会,逐渐迈入工业社会的转型之际,亚洲人还是脱离不了自耕农和佃户思想,我们没有从根本上了解贸易的真谛,而一直认为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做生意,是赚我们的钱,所以产生了下列认知:"你只要敢借钱给我,我就敢向你借钱。"亚洲大、小城市,高楼大厦遂连云而起。所谓的三小龙、四小龙、五小龙、六小龙,纷纷出笼,“亚洲价值”成为金字招牌,好不风光。忽然间,西方国家收帐索钱,各龙无以为应,除了诟骂西方资本家心怀叵测外,“亚洲价值”连颜面都保不住,徒落笑柄。它并不能颠覆西方电脑时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体系,只能颠覆自己国家国民(尤其是低阶层小民)的正常生活,而使国家的力量更形下陷。      人权是世界性的,人类全体性的,台湾最初也曾经拒抗过人权思想,当时的挡箭牌是:"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所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了五十周年的时候才签署。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声称中国拥有的是“中国特色”的人权观,这跟前述的“亚洲价值”及“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是一条生产线上的复制品。政治语言有时固然令人捧腹,但有时也会刺激我们,兴起一种掀开盖头,瞧瞧新娘真实面貌的冲动。      如果不是这样,应该告诉我们,在人权观念上,“中国特色”具体的理念和行为是什么?现在这样的干法,是把西施女士的盖头,盖到无盐女士的头上,然后宣称,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美丽新娘。那不仅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欺骗,也是对中国人的一种羞辱。      人权就是人权,没有东方人权与西方人权之分;没有白色人种人权与黑色人种人权之分;也没有男权与女权之分;没有无产阶级人权与资产阶级人权之分;没有官人权与民人权之分;然而,这些年来,出现了亚洲价值人权与中国特色人权的不同声音,说明对这一项人类最高无上的理念,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澄清。      一提起人权,封建落后国家的掌权人物,立刻大为惊恐。他们感觉到一个政治性的斗争,就要来临。於是把人权视为洪水猛兽,於是口中念念有词,祭出“亚洲价值”、“中国特色”。他们的恐惧,当然有相当的道理。在人权发达的国家,特权一定减少,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权,要比政治人权、经济人权、法律人权的层面,更为提升,也更为深入,而是生活人权。      有很多人问我:"你读过中国的二十六史,有什么感想?"更有多人问我:"你读了资治通鉴之后,有什么感想?"感想当然很多,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括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没有尊严。"读史的时候,我常掩卷叹息:"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不仅生没有尊严,死也没有尊严,健康也没有尊严棗至少一千年以来(多么漫长的时间)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每逢夜深人静,家家户户都有小女孩的哭声,她们的骨头被摧折,她们的肌肉被蹂躏成为烂疮。人格更没有尊严棗灭九族、灭十族,屠城,杀降,阉割男性的生殖器,强迫接受单一思想,三百年丑陋的剃发,五千年无时或断的冤狱酷刑,中国人活在恐惧、羞辱之中。      曾志朗博士曾经用小白老鼠做过实验,他把小白老鼠分成甲、乙二组,然后电击它们。甲组的小白老鼠受电幻瘁,立刻跳过一道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几个小门,穿门而逃。乙组的小白老鼠,在受电幻瘁,同样也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可是小门不开,因为那是画的假门,而不是真门。它们一直撞击小门,有些撞得精疲力尽,有些甚至撞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做第二次实验,甲、乙二组所有的反应,跟上一次一样。但在做了若干次之后的最后一次,甲组小白鼠,照样的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穿门而逃。可是乙组的小白老鼠,在接受电击之后,却不再有任何反应,不再跳过矮墙,也不再奔到广场另一端的小门,它们趴在地上,无奈的承受电击,不再挣扎。唯一的盼望,就是电击早一点停止,或不再电击到自己的身上,而电击到别只小白老鼠身上。      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写照。大陆朋友常常自豪的说:中国人终於站起来了。事实上,只是中国大陆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中,敢跟美国说相反的话而不怕丢人现眼,如此而已。除了这个以外,中国人并没有站起来,因为我们的极度穷困,极度愚昧,以及极度的自卑,像一只体积庞大的井底之蛙。在会议桌上,中国大陆官员严厉指责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回到房间,几乎没有人不想在这个罪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定居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急吼吼想移民到别的国家居住。      人权观念的觉醒,是美的诞生。我们用人权教育,唤醍这一群乙组的小白老鼠,使它们在电击中,重新建立尊严棗生命的尊严、健康的尊严、自由的尊严、人格的尊严。这四项尊严,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我们训练自己,使自己尊重这四项尊严,当这四项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绝不退缩迥避。但这四项基本人权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学习第二项课题:包容。最后,还有一项更基本的人权素养,那就是,我们要训练自己诚实,诚实的尊重,诚实的包容。      我们常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两者有非常大的落差,文艺复兴运动是唤回欧洲人的诚实精神,主要的是诚实的面对自己。而中国的五四运动,追求的只是科学与民主,所以我们迄今为止,仍然不能建立一个很诚实的民主制度,也不能执行一个很诚实的科学观念。最近,桃园机场发生空难,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当中国传统文化,遇到西方电脑飞机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不能够诚实的认清自己的缺点,所以也不能诚实的学习别人的优点。我们所会的,只是制造一个美丽的盖头,认为无论盖到任何人的头上,她就会成为美丽的新娘。      中国文化中,勉励诚实的文字,多的不得了,可是这些文字,都放在书架上,专制政治的长期迫害,五千年以来从不停止的电击,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狡狯的一个民族。中国人说谎像吃糖一样,自从毛泽东先生把阴谋变成阳谋,"引蛇出洞"以来,中国人讲起谎话,如同流水,不但别人不相信,连自己也不相信。而对那些相信他们的人,还加以嘲笑,说他老实天真。      我们推行人权教育,是希望发起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诚实是最基础品质,民主就是民主,不是玩具;法治就是法治,不是玩具;斑马线就是斑马线,不是玩具;我们追求诚实,不立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诚实,而是希望建立一个诚实的文化棗尊敬诚实。      人权教育基金会在推动"追求诚实"文化中棗诚实的尊重和诚实的包容,第一件事情是推广人权版结婚证书。教育的对象,不是壮年以上的人,尤其不是老人。他们已经定型。我们希望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新的中华人,新的中国人,新的台湾人。这些新人类不会从天而降,我们要给这些新人类一个有人权观念的新的家庭。也就是说,从年轻的新郎、新娘开始。我们把结婚证书改为结婚盟誓,这个盟誓就是新郎、新娘有共同的认知。从结婚这一天开始,他们同意做到下列几项:他们除了是夫妻外,还是朋友;在家庭中绝不允许有殴打、诟骂之类的任何暴力;夫妻收入,完全等质;一旦对子女的教育发生歧见,必求教专家;维持一夫一妻制;一定为自己订下休息的假期;双方互相孝敬对方的父母;以及他们要了解,年老的时候,不可心存对子女的依靠,而应培养业馀的兴趣。在双方都有这样认知之下的家庭,就是一个有人权观念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将是真正新人类的一代,在这样家庭出生、成长的孩子,将是气宇轩昂,追求诚实、自尊尊人,而有宽大包容心的一代。不同於我们这一代,更不同於我们的上一代,这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第二项工作,是要建立绿岛垂泪碑。中国人从来不敢诚实的面对灾难,不敢面对死亡,认为只要不想到灾难、不想到死亡,灾难和死亡就不会来临。像乙组的那群小白老鼠,它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忘记电击,认为只要忘记电击,电击就不会再来。一些暴君,就是希望我们忘记过去的暴政,然后他才可以从容的再下毒手。乙组的小白老鼠群的哲学是:过去的就过去,把它忘记。事实上,他不能忘记,而只是把恐惧冤酷的悲情,刻在自己的基因上。      只有不忘记过去的罪恶,才能避免罪恶的重现;忘记过去的罪恶,罪恶一定重新抓住自己。大陆已经忘记了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台湾也有人鼓励我们忘记白色恐怖,这正是我们要建立绿岛垂泪碑的主要原因。"英雄有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我们为全民长期以来受到的迫害垂泪,也为那些受灾难的朋友垂泪,这个碑的建立,不但是宣告白色恐怖的结束,也是宣告历史上绵延五千年之久的政治迫害结束。这座碑,也像华盛顿越战纪念碑一样,矗立在大洋之滨,使历史掀开新的纪元。                      ---白衬衫            

共识网 | 柏杨:打破酱缸的人

  柏杨是一位在21世纪教育了千万中国人批陋自省与尊严的导师,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劣根性的批判和对中国人尊严的教诲,使他在88岁高龄得到教育学博士学位。 2007年3月,柏杨与妻子、诗人张香华结婚30年。张香华说,婚姻不过是要懂得“算数”,把遇到的大小事“加减乘除一番”。   柏杨于2006年12月12日被台南大学授予教育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台南大学第一次授予博士学位给一位学者。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授予柏杨的,不是他1950-1960年代为之努力的文学的学位,不是他十年著史的史学学位,也不是有关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之奋斗了十年的台岛人权的社会学学位,而偏偏是教育学学位。   台南大学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台南大学黄政杰校长和人文学院张清荣院长,都是读着柏杨的作品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他们深知柏杨著作对华人世界影响深远。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柏杨是“华人精神导师”。兼任柏杨文物馆馆长的张清荣院长说:“柏杨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   现代对于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批判,柏杨无疑是一位启蒙者。柏杨研究者朱洪海认为,柏杨的启蒙意义不仅影响了上中国恢复高考后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改变了自己和国家命运的600万精英,还因这群今日的中坚所发出的柏杨的声音,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可见,台南大学的道理在于,柏杨是一位在20世纪教育了千万中国人批陋自省与尊严的导师,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劣根性的批判和对中国人尊严的教诲,使他在88岁高龄得到教育学博士学位。   抗战初期的少年时代   另外一项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柏杨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学历丰富”,然而他在获得台南大学博士学位之前——也就是在自己88岁之前,连一张哪怕小学毕业证也没得到过。   1933年,对于河南省辉县县立小学四年级学生郭定生来说,遇到了他生命中两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一位是恩师克非,他引导郭定生走进了广阔的阅读世界。从柏杨当时的学名郭定生来看,他的父亲,一位后来官至县团级的人物,是希望儿子能够修身齐家。   另外一人,郭定生视之为“恶师”,他叫侯万尊。正是这位年青气爆、没有同情心的教师,使这位小学生在错一道题打五个手板和无辜打手板的淫威下,永远无法深造任何一门与数理有关的功课。初中毕业的这位侯万尊老师没有什么教学方法,只一样,就是打手板。后来在家长们的抗议下,他发现打孤儿是个安全的出气方法。   恐惧、气馁与对老师的愤懑,使郭定生永远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以至于到了60多岁与出版社签合同时,他一看数字就头疼,差点签下一份让出版社可以无偿使用版权的合同。   郭定生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与侯老师有直接关系。羞辱和体罚让这个在学校里找不到一点尊严的12岁小学生,决定投井自杀。他在身心实在无法忍受的一刻把这个决定告诉一位挨打族的难兄难弟,而对方告诉他一个逃离苦海的办法——可以肄业考百泉初中。   那一年,郭定生还没有表现出对时事的关注与敏感。那一年,5月22日,在蒋介石、汪精卫授意下,由何应钦派熊斌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仓库的楼上进行了谈判。谈判艰难地进行到31日,中国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协定草案,正式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   按照这个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通州等一线以西、以南地区,不能越线前进;日军为确认中国军队是否已辙退到指定地区,随时可以用飞机或其它方法视察,而国民党方面还要予以保护;而日军是在确认中方已遵守第一款规定区域后,才撤归长城线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这时少上了两年小学的郭定生,用肄业证考取百泉初中这个县里的最高学府。但他仍然是只上到初二,没有拿到毕业证就又离开了学校。这次是就因为得罪了校长梁锡山被开除学籍。但是在开除之前,他是学校里国文最好的学生,国文老师刘月槎总给他的作文批“甲上”,这使得郭定生总感觉自己是名优等生。这一学业状况也表明,他是一位文科思维比较发达、理科思维非常欠缺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适合读文科的学生。   但非常可惜,这位“文科生”像怕数学一样怕英语。英语老师兼校长梁锡山格外重视教学质量,倒是很像现在那些被迫追逐升学率的校长们。他总是要求学生们在星期天照常上课。他的英语发音被郭定生用中文标注后总是会读错,他对学生的种种压力和苦心郭定生也无法理解。再一次受到侯万尊式的体罚,体罚与跪罚使他敏感的神经彻底崩溃——他与梁校长发生了肢体冲突。这在奉行师道尊严的20世纪30年代,这完全可以成为郭定生拿不到初中毕业证的理由。    2007年5月19日,著名作家金庸获颁台湾政法大学文学院名誉博士。之后他前往新店花园新城拜访柏杨,两人相谈甚欢,预约再见面。   领袖崇拜的热血时代   被学校贴布告开除后,郭定生为了考入开封高中——这可是当时的省立高中,新改的名字郭立邦,虽然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吸上了大烟,但是这个曾经的县长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治国平天下。初中没有毕业,照样可以考进省立高中,是这位学生的确逆反而优秀还是当时的教学体制本身就有问题,这都是值得思索的。   1937年,高二学生郭立邦高中没毕业就考上了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在他的高中阶段,目前还没有什么资料能证明,是与学校发生了冲突而提前离校。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是抗战全面爆发的一年,17岁的郭立邦是位热血青年,一心想报国,所以不等高中毕业就去投考军政干部训练班——柏杨回忆录中的一件事情可以佐证这个判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蒋中正被张杨二将拘押的消息传到开封时,郭定生觉得天塌下来了、中华民国要灭亡了,他一路哭着跑回家告诉父亲这个巨大的悲痛的消息。第二天的报纸上便登出了一位高中生在大街上边跑边哭的报道。   那一年共产党发出了全民抗战的号召,国民政府也在全国高中生中推行学生暑期军事训练,国家危亡时刻的这种大规模军训非常有效地统一了年青人的爱国思想。这种训练同时也遵循法西斯式的教育路线,一律称蒋介石为“领袖”,正如后来人们在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一样,只要一提“领袖”二字,全体立正、毕恭毕敬。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也是郭定生高中没有上完就急于报考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的原因。在那种教育和政治气氛下,热血青年郭定生真的相信蒋介石就是英明领袖、民族救星。   从军政班出来,他又想上大学,但是没有高中毕业证。于是郭立邦于1942年买到一份甘肃省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的假证件,考取甘肃学院法律系。但是,第二年假证件就被拆穿,他又被大学开除了。这里人们又能发现,大学,他也是在没能读完高中的情况下考取的,尽管毕业证不合法。   53年后,柏杨在回忆录中勇敢地说出他学习经历中一连串的肄业、开除和造假证。1943年,在陪都重庆,郭立邦曾经使用开封高中的学历,想以同等学历报考中央大学,但未被录取。   第二年他涂改了一位郭一同的简历,才考上了东北大学。于是“郭衣洞”这个奇怪的名字就伴随着他,直到人们知道了柏杨。   把“一同”改为“衣洞”,也曾令柏杨后悔,明明还可以改为更令人习惯些的名字。这个名字虽然使他获得了考大学的资格,并直接考入三年级,但是后来的生活也却如“衣洞”二字所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偃蹇困顿、颠沛流离”(张清荣语)。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使他考上大学的名字于1947年还是被学校查出使用了假证。于是,大学毕业证他也没能拿到。可见当时的教育体制还是比较严格和周密的。   这样的人,只有一个   柏杨的学历中充满着跳级史和肄业史,无论哪个阶段,都没有按部就班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段断断续续的学习经历以及每次都能跳着级考入高一级学府(大学还是直升三年级),柏杨图书在大陆出版的总策划朱洪海说:这样的人,不就一个吗?   从柏杨在狱中9年26天的阅读史中,也能找到一条线索,那就是这位“思想犯”选择阅读批注《资治通鉴》。他用了几乎9年的时间,去研究中国的帝王更迭、社会兴衰。   1999年,在香港举行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柏杨被“定位”为“一位无法归类的作家”,八场讨论涉及到他的思想、杂文、史学、报导文学、诗、小说等。他在说“酒店打烊,我就走”时,留下的文字则有2000万之多。   北京大学教授、柏杨研究者陈晓明说,每次开会时柏杨都喜欢说,“我的小说比杂文好,诗比小说好。”每次他这么说大家都会哈哈大笑。   现在,在中国大陆也能看到柏杨的小说了,柏杨那句半开玩笑的话,是想大家注意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诗歌,不要只注意杂文和历史研究。   和他的夫人一样,柏杨也是一位国际桂冠诗人。

柏杨:一个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

   作者: 杨国防        对他来说,文学和学术的天空都太小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畏强权的独立批判精神、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以及对我们这个民族和人民不能割舍的情感。        柏杨去了。这个几乎与五四运动同岁的人,作为“五四”自由之精神的最后一个实践者,在五四运动89周年纪念日的前夕,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有许多人,以他们自己对柏杨的理解,追忆柏杨,清理柏杨留下的精神遗产,也留下他们自己的思想足迹。        初读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该书1986年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出版,其中的“花城社”版本,不仅删除了《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一文,而且,“作为内部发行,仅供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参考之用”。可见,对于中国人是否丑陋,那个时候就是有保留的,或者说,是没有勇气正视的。所以,读这本书首先就需要鼓起勇气,因为,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自己已被装进去了。        但是你得承认,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而且,他的态度是真诚的。总之,我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与许多年前读鲁迅杂文时的情形非常相似。但鲁迅所讲毕竟还是几十年前的事,离我们很远;而柏杨讲的很多人和事,就发生在今天,我们都有切身的感受。我曾经为此而感到困惑,改造国民性喊了也有几十年了,中国人的进步又表现在哪里呢?或者,中国人的自新,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吗?        柏杨以写作终其一生。他的写作,归为一点,就是“只为苍生说人话”。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都凝聚在这里,为中国人能够有尊严地活着,耗尽了全部的智慧和心力。柏杨的身份,是学者兼作家。但在我的心目中,他首先是个战士,不屈不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的写作,从来不是要在文坛或者学术领地里占据一个位置,争取一个名号,而是基于现实,对历史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国民沉迷于悠久传统的一种棒喝。        有人曾经质疑柏杨的文学成就和学术地位,这恰恰显示出我们与柏杨的隔膜。他的写作又岂是文学和学术所能约束的?对他来说,文学和学术的天空都太小了。他留给我们的,是不畏强权的独立批判精神、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以及对我们这个民族和人民不能割舍的情感。据称,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有“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通鉴”的说法,正是在牢狱之中,他完成了那部以人的情怀观照中国历史的巨著《中国人史纲》。不要跟他讲你们的学术规范,一个“人”字,已经划清了他跟传统史学的界限。前几年,作为责编,我曾参与《中国人史纲》在内地的出版,他所给予我的教益,是可以受用一生的。        柏杨以其写作证实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今天我们纪念柏杨,就是对于这种价值的一种认同。有人说,柏杨去了,柏杨的时代就结束了,好像柏杨的精神我们也就不再需要了。这至少和我观察到的情况有些不同。我在书店里看到,因为柏杨的去世,他的很多书,特别是《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在市场上已经脱销了。这种现象说明,这个时代还是需要柏杨的,他的精神通过广大读者的阅读而存在,而延续。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和柏杨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有什么区别的话,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自我平庸化的倾向,他们可以找出种种理由,表达对现实权力的屈从和认同。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更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悲哀。由此看来,更显示出柏杨精神遗产的稀有和可贵。这笔遗产不是别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怀。一个社会为什么会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存在的意义及其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点,我们读了柏杨就可以明白。知识分子应该是有社会担当的。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在社会发烧的时候,保持清醒。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给现实社会提供合理性的解释,事实上,他们有义务以其理性和智慧向公众揭示现实的合理性将怎样在其发展过程中走向衰落和灭亡。        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之一,就是说得多,做得少,习惯于坐而论道,崇尚清谈,发展下去往往就是扯淡。就像很多人都在参禅拜佛,其实只是在为自己梳妆打扮。用林谷芳先生的话说,只有在“两刃相交,无所躲闪”之际,才有真实的禅可言,才可能领略生命的极致风光。修禅如此,继承柏杨的精神遗产又何尝不是如此!      

薛涌 | 中国人是否具有民主素质

【《坏民主》交稿后,突然读到提出“民主的远光灯论”的“韩三篇”。不知道关远光灯的中国人有民主的素质吗?我查了些量化资料,写就此文。聊作《坏民主》的补论。】 中国人是否具有民主的素质?这个问题几乎从“德先生”刚一来到中国就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去年底因为“韩三篇”又被炒热。从孙中山的“一盘散沙”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再到韩寒的“开车不关远光灯”,“中国人素质低”几乎成了定论。令人惊异的是,虽然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已经非常发达,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这样严肃的问题时,一百年来几乎全凭直觉,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和读过的几本书,拍拍脑袋就给 13 亿人定了性。 因为这种旧文人的随意态度笼罩了知识界,使一百年左右关于“素质”问题的讨论没有产生任何有统计学价值的数据。结束这一空对空的口水战,急需社会科学界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证实或证伪的量化研究。在没有这样的研究可参考之前,我所能找到的最为系统的数字化依据,恐怕就是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简称 EIU )一年一度发布的各国“民主指数排名”。这一排名,根据“选举程序和多元化”、“政府职能”、“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公民自由与权利”五项按照 0 到 10 分进行评定,再把各项分数相加,最后按照总积分排除“民主指数”。其中,最为接近我们所谈的“素质”的,就是“政治文化”。所谓“政治文化”,针对的是公民的政治态度,并运用民调数据作为评定的基础。其中的问题包括:对军政府、强人政府、专家治国等等的态度,对用民主的方式维持公共秩序的信心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国的民众对民主的价值有多大程度的认同、有多大的意愿通过民主手段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毫无疑问,这样的评价方法有相当大的缺陷。比如,民调数据在发达国家还比较整齐,但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残缺。有时不得不根据相关资料推断。另外,“政治文化”多集中于民众的民主意愿,而忽视了民主能力。换句话说,要民主并不等于有运用民主制度的能力。象波兰这样的国家,公民拼死争来了民主,现在的民主意愿则比一些从来还没有享受过民主的国家还弱。这大概反映了人们对已有的财富视而不见、对没有的东西特别想要的心态。这导致了波兰的“政治文化”得分低得离谱儿。不过,这毕竟是个有量化调查基础的评价指数。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依据时,这一资料还是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在此文中利用的是 2010 年的排名。主要是便于拿阿拉伯之春前相关国家的民主指数和中国进行比较分析,以衡量中国政治改革的紧迫性。 首先,在总积分中被排在的前 26 个国家,被归类于“充分民主国家”。领头的是挪威、冰岛、丹麦、瑞典、新西兰、澳大利亚、芬兰、瑞士、加拿大、荷兰等“福利国家”。美国仅名列第 17 ,排在德国( 14 )和捷克( 16 )之后。这大概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亚洲国家进入这一发达民主阵营的,仅有韩国( 20 )和日本( 22 )。第二类属于“有缺陷的民主”,希腊( 28 )、意大利( 29 )、南非( 30 )、法国( 31 )属于此列。亚洲的台湾( 36 )、印度( 40 )、斯里兰卡( 55 )、泰国( 57 )、印尼( 60 )、蒙古( 64 )、马来西亚( 71 )、菲律宾( 74 )也在其中。第三类则是混合性政体,包括香港( 80 )、新加坡( 82 )、巴基斯坦( 104 )、俄罗斯( 107 )、伊拉克( 111 )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最后一类属于威权国家,卷入“阿拉伯之春”的阿尔及利亚( 125 )、埃及( 138 )、突尼斯( 144 )、也门( 146 )、利比亚( 158 )都在此列。那时没有解冻的缅甸( 163 )和朝鲜( 167 )处于垫底的地位。中国则排在第 136 位。 那些充分民主的国家,各项指标得分都比较高,基本上是齐头并进,彼此的相关性很强。排名靠后的国家,各项指标之间仍然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不平衡之处越来越大。甚至各项之间的相关性发生断裂。比如,中国的排名 136 位,最大的原因是在“选举程序”这一项上拿了零分。这是制度硬件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即中国人的民主诉求,则是 5.63 分。排名 36 的台湾在这项上的分数居然和中国一样。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于台湾在“选举程序”上得分 9.58 ,“公民自由和权利”得分 9.71 ,都超过了美国(分别为 9.17 和 8.53 )。印度在这两项上,得分分别为 9.58 和 9.41 ,也都超过了美国,但“政治文化”得分才 4.38 ,比中国还落后一大截。甚至巴西、波兰等新兴民主国家,其“政治文化”得分也低于中国,仅为 4.38 。亚洲国家“政治文化”得分最高的,是韩国、日本、新加坡,都为 7.50 分。刚刚把普京送上总统宝座的俄罗斯,“政治文化”得分仅 3.13 ,远远低于中国。 从以上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有制度硬件、在“选举程序”上得分比较高,但“政治文化”得分过低的国家,大多发展得不太健康。印度就是一例。这大致符合我们的常识:仅仅有套选举程序,但国民素质跟不上,民主制度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但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得分能够和许多“民主国家”相提并论,甚至超过一头。 我们必须再次重申,这样的评价有种种局限。说中国的民主“政治文化”远远高于波兰,严重违反我们的常识。但是,这些数据至少能够大致说明,中国的民主化程度低主要还是制度原因,而非文化问题。以“中国人素质低”作为民主缓行的理由,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恰恰相反,这些分项数据指向的是政治改革的迫切性。比如,“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突尼斯,在“选举程序”和“政治文化”两项上的得分和中国完全一致,都分别是零分和 5.63 分。“政治文化”得分相对较高,说明国民的民主诉求教强烈,而政治制度上如果不给这种诉求提供任何表达机会,当然就会带来危机。除了突尼斯外,被“阿拉伯之春”所横扫的几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分化上都呈现出类似的格局。从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经验上看,经济增长往往导致了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的增强。随着中国转化为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分数还可能上升。如果在制度上仍然不为这种日益增长的政治诉求提供表达的途径,势必将影响中国的政治问题。 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阿拉伯之春”之类的变局,除了经济高速增长给大部分国民带来了满足感外,一大原因就是在“政府职能”这项上得了 5 分。这在五十多个威权国家中得分是最高的,甚至超过了一下低端的民主国家。把“民主指数排名”的各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至少在一般而言,民主程度越高,政府越有效率。“充分民主国家”在“政府职能”上获得的分数大多在 8 、 9 上下,没有一个低于 7 分以下。“政府职能”和民主程度相辅相成,而非对立。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有潜力在未来的政治改变中扮演领导作用。从乌坎的例子可以看出,对现有政治框架进行果断改革,满足日益增长的政治诉求,有利于中国未来的长期政治稳定。      

薛涌:国人的民主素质并不差

   中国人是否具有民主的素质?这个问题几乎从“德先生”刚一来到中国就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从孙中山的“一盘散沙”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再到韩寒的“开车不关远光灯”,“中国人素质低”几乎成了定论。   国民素质与民主转型之间有着什么关系?针对这个问题,国外学界有过系统的量化研究,比如“经济学人智库”一年一度发布的各国“民主指数排名”。这一排名,设置了“选举程序和多元化”、“政府职能”、“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公民自由与权利”五项指标,并按照0到10分进行评分。其中,“政治文化”接近于我们所谈的“国民素质”。   毫无疑问,这样的评价方法有相当大的缺陷。如“政治文化”多集中于民众的民主意愿,而忽视了民主能力。不过,这毕竟是个有量化调查基础的评价指数,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依据时,这一资料还是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在本文中利用的是2010年的排名。   在这份名单中,总积分排在前26位的国家,被归类为“充分民主国家”,领头的是挪威、冰岛、丹麦、瑞典、新西兰、澳大利亚、芬兰、瑞士、加拿大、荷兰等“福利国家”。美国仅名列第17,排在德国(14)和捷克(16)之后,这大概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亚洲国家进入这一发达民主阵营的,仅有韩国(20)和日本(22)。第二类属于“有缺陷的民主”,希腊(28)、意大利(29)、南非(30)、法国(31)属于此列,亚洲的中国台湾(36)、印度(40)、斯里兰卡(55)、泰国(57)、印尼(60)、蒙古(64)、马来西亚(71)、菲律宾(74)也在其中。第三类则是混合性政体,包括香港(80)、新加坡(82)、巴基斯坦(104)、俄罗斯(107)、伊拉克(111)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和地区。最后一类属于威权国家,如阿拉伯地区的阿尔及利亚(125)、埃及(138)、突尼斯(144)、也门(146)、利比亚(158)都在此列,还有当时尚未解冻的缅甸(163)。   这个名单中,比较有意思的信息是,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指标得分为5.63分,而总得分排在中国前面的印度,“政治文化”得分才4.38分,比中国落后一大截。甚至巴西、波兰等新兴民主国家,其“政治文化”得分也低于中国。亚洲国家“政治文化”得分最高的,是韩国、日本、新加坡,都为7.50分。刚刚把普京送上总统宝座的俄罗斯,“政治文化”得分仅3.13,远远低于中国。   从以上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有制度硬件、在“选举程序”上得分比较高,但“政治文化”得分过低的国家,大多发展得不太健康。印度就是一例。这大致符合我们的常识:仅仅有套选举程序,但国民素质跟不上,民主制度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但是,这个研究也显示出另外的信息:“政治文化”得分低,并不必然成为民主的障碍。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公民拼死争来了民主,现在的民主意愿则比一些从来还没有享受过民主的国家还弱,导致波兰的“政治文化”得分低得离谱儿。   不少综合得分排名靠后的非民主国家,在“政治文化”指标上远远高于波兰,这严重违反我们的常识,可能反映了评价方法上的缺陷。但这些数据至少能够大致说明,有时候,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低,主要还是制度原因,而非文化问题。以“素质低”作为民主缓行的理由,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恰恰相反,“政治文化”得分高指向的是改革的迫切性。突尼斯的“选举程序”和“政治文化”得分分别为0分和5.63分,其他几个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上的得分也都呈现出类似的格局。“政治文化”得分相对较高,说明国民的民主诉求较强烈,而政治制度上如果不给这种诉求提供任何表达机会,当然就会带来危机。   将“民主指数排名”的各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至少一般而言,民主程度越高,政府越有效率。“充分民主国家”在“政府职能”上获得的分数大多在八九分,没有一个低于7分。“政府职能”和民主程度相辅相成,而非对立,这又或可打破“民主妨碍效率”的成见。

【喷嚏图卦20120330】我们的丑陋,是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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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狼与哈士奇犬的区别 关键看眼睛。狼的眼睛是倾斜向上近45度角,哈士奇眼睛带圈呈双眼皮。基因相似度高达99%,就差这一点。也有网友介绍了最更简单的办法: 其实不用给砖家普及生物学那么复杂,看哈士奇那吐着舌头的二蠢样就知道了... 【16】《涨价歌》重磅来袭 http://t.cn/zOaxP5G 拔拔,赶紧回家吧,不然会被当成狼抓走的~ 清明将至,小李听说最近流行给先人烧iphone和ipad,鉴于自己是个安卓用户,就去祭品店要求买安卓手机。被告知没有后十分不悦,但是店主只说了一句话,小李就P都不敢放了。店主说:烧个安卓,你祖先会刷机么? 【17】金边 3月29日,金边,工人们正在安装胡锦涛和夫人刘永清、以及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的画像。胡锦涛将于3月30日至4月2日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2年再度访问柬埔寨。西哈莫尼出生于1953年,为人低调,至今未婚。 【18】朝鲜发射场卫星照片 美国网站“38 North”公布29日的朝鲜卫星图像显示,移动发射平台在轨道上,附近是一个吊架塔,上面的起重机与平台成 45度,表明装备已运入吊架。右边是两个大型推进剂仓库,画面中有人和车辆活动。发射看来正按计划进行,下一步是把火箭第一级运至发射平台,可能在今明两天进行。 【日本防卫相下达拦截朝鲜卫星命令】共同社报道,针对朝鲜宣布发射据信为远程弹道导弹的“卫星”一事,日本防卫相田中直纪北京时间30日上午7点17分根据《自卫队法》下达拦截命令,要求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做好迎击准备。 【张召忠:日本不敢拦截朝鲜卫星 或借机扩大军力】张召忠称,日本没有胆量拦截朝鲜卫星,如果助推器如果掉在日本的国土上,可以拦截助推器。他说:“现在这个形势对日本、对韩国非常有利,因为它借着炒作,就扩大威胁,借着事情管美国要东西。日本有今天全靠炒作朝鲜起来的”。 @日天铁巨人 :电话铃响了,三胖拿起电话:喂、哦,大爷啊!挺好挺好,对对,又胖了,嘿嘿。电话里:你要发卫星?三胖:是啊。电话里:日本要拦截你知道吗?三胖:艹,您听他吹。我发完都不知道卫星能去哪儿。电话里:缺粮吗?三胖:您真明白!电话里:别发了,掉我这儿麻烦了。三胖:我先想想,记着您可欠我个情啊! 【19】谷歌新技术使盲人也能开车 据每日邮报,谷歌公司把其最新发明瞄准到为盲人设计的自主驾驶汽车上。该项目于近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首位盲人试驾员驾驶装有摄像头、雷达的谷歌汽车,在无手、脚参与的情况下按预设路线成功地完成了外出购物等活动。专家称,若此项技术普及将彻底改变盲人生活。 【20】感谢 继28日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在上海逛田子坊和苹果店后,29日下午他现身日本东京,并得到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会见。去年日本地震和海啸后,出于通信需要,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使用Facebook。为此,野田佳彦向扎克伯格表示感谢。 【21】我一定要考上大学 江苏南京,学生们在听完一个高考励志演讲后高喊“我一定要考上大学”、“爸爸妈妈,我爱你们”的口号。 @茅于轼 :原定三月28日对外经贸大邀请我去的讲座,讲《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遭到校方的阻扰,被撤销了。大学尚且如此。这恰好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不可能在科学上有所贡献。 【22】朝鲜10万人团体操 德国摄影师Werner Kranwetvogel获得特权进入朝鲜拍摄神秘壮观的朝鲜特色公演——大型团体操,这项团体操由超过10万名体操运动员、杂技演员和舞蹈演员共同完成。 【23】荒岛求生 3月28日,阿尔乔姆·苏戈尼亚金(后)在朋友的帮助下,被小船运送到一个距离乌克兰基辅不远的荒岛上生活。这名18岁男子受到小说人物鲁滨逊·克鲁索的启发,计划在这个岛上一直住到夏天,并希望能够在这之后到33个国家进行徒步旅行。 在自己搭建的帐篷旁边烤火 【24】抢镜的树懒 动作慢不要紧,只要时机恰当就行。当摄影师拉米里兹为参加国际学生志愿者哥斯达黎加远征活动的孩子们拍照时,这只树獭宝宝倒挂在树上,直视镜头。拉米里兹说:“当我从取景框中看出去时,发现有个东西缓慢地爬了进来。当我意识到那是只树獭宝宝时赶快按下了快门,虽然我知道它爬不快。” 【25】从死刑犯身上进行器官移植的手艺炉火纯青 @假装在纽约 :纽约客这段关于重庆王立娟护士长的描述让人毛骨悚然:“他业余时间喜欢做尸体解剖,他还喜欢告诉别人,自己从死刑犯身上进行器官移植的手艺炉火纯青。”颤抖吧 【26】魔窟 @历史解密网 :【解密中美合作所】长期以来,中美合作所被宣传成了魔窟。但真相是:中美合作所为中国的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仅1944年6月-1945年6月,中美合作所指挥的部队击毙2.3万名日军、击伤9000名,俘虏300名,摧毁209座桥梁、84辆机车、141艘船舰、97个日军军需库。 【27】你长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延安整风】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曾被日本人逮捕,后经家人保释出狱。她于1938年到延安,1939年7月突然被边区保安部门逮捕。康生逼其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入党内充当汉奸”。在一次审判会上,康生蛮横地说道:你长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最后在定罪结论上写道:走路像日本女人;有日式女内衫;刺探军事秘密等。 【28】我称他是杀功臣之刘邦、朱元璋,岂妄言哉 @济善园之三慎斋 :【冯元春】四川大学学生,57年她说:“毛是伪马列主义者,与刘邦同类乱世夺鼎,夺鼎后即杀功臣。”被以反革命罪判13年,拒不认罪,加判无期。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冯在狱中笑曰:“我称他是杀功臣之刘邦、朱元璋,岂妄言哉?”70年“一打三反”以“恶攻罪”处决。80年名列四川省26位不予改正右派之首。 冯元春遭处决前,先游街示众,五花大绑捆扎,一条细绳紧缠颈脖,使其无法出声,因血脉不通,脸呈青紫。再押至市郊火花公社广场,由农民斗争,用钢钎锄头戳挖,奄奄一息后一枪杀死...... 【29】极端者就象带刺的豪猪,不仅伤害正常人,同样也伤害极端者 @雾满拦江 :世界是平和的。做人做事,万不可走极端。极端之人,必被极端者引为同类。而极端者就象带刺的豪猪,不仅伤害正常人,同样也伤害极端者。教授杨帆创建乌有之乡网站,置民生于不顾而为权力张目,结果他被更极端的张宏良指控为汉奸。愤怒的杨帆不知道:曾经的极端者,无不是为自己放出来的极端怪兽所吞噬。 【30】谁都年轻过 80年奥巴马的不羁造型 【31】降低铅对身体危害的食品 多吃酸味水果,如猕猴桃、柠檬等,这些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维生素C能在肠道与铅结合成溶解度较低的抗坏血酸铅盐,从而降低铅的吸收;牛奶中所含的蛋白质可与铅结合形成不溶物,也可阻止铅的吸收;茶叶、海带、大蒜和洋葱也有此功效。 【32】我们的丑陋,是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 ——柏杨 http://t.cn/zOXYqrH  ( @喷嚏意图 ) @老虎不吃飯飯 :一早听到一条令人悲愤的消息:纽约原油价格大跌,现在每桶102美元。   @潘采夫 :全世界唯一还有地下共产党的地方是香港。让党受委屈了。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9770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朱学东 | 我的大学

2012年03月15日 18:35:40   我的大学                    (按:早上读到一条为人民大学在高校排名鸣不平的围脖:高校排名对于人大很不公平,大多评价主要侧重各项指标的总量,而忽视了许多高校是因为大量合并,才形成今天的规模。其实,人大许多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力量。     我回说:干吗计较这种玩意儿呢?若爱人大,在校当老师的,立身正己,教书育人 ,关心社会;离校工作的,以职业精神专业水准服务好从事的职业,关心家人, 关心社会,才能为自己也为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赢得尊严。2009年我曾写过一篇长文,《我的大学》,重新贴出来,重温那个年代,大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命运)       我的大学       朱学东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          离返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得闲翻看当年制作粗糙的大学毕业纪念册,同学们那些神态各异的黑白照片,那些毕业题写的留言,或豪言壮语,或旁征博引,或感性直陈,或真情流露,或幽默诙谐,甚至那些插科打诨,一一读来,怎无万千感慨!     不经意间,大学毕业已经20年。     当今天的我,回首望去,来路上依然混沌模糊。但仔细翻检过去每一个路口的选择,以及经过的路石,还是会发现记忆中那些斑驳的痕迹,甚至那些想刻意忘却的物事,竟也忽然鲜活起来,潮水般涌现在眼前心头,原本干涸麻木的心,动了起来,眼睛竟有些湿润了。     人老多情。萧伯纳说:"回忆往事使人非常愉快地感到衰老和悲哀。"     果真。          *****************************************************************************          前传          我的大学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也曾是一所赫赫有名的大学。     2007年,我还在南风窗总编任上,特意从广州赶回北京,参加了人大70年校庆,并因感慨而写了篇《两所大学的70年》(西南联大和人大),产生了一个有关爱国者的命运的选题。而前些日子,我和新闻系毕业的一位师妹,现在是京城名记,还专门聊起了仙逝不久的人大前辈学长,林希翎女士,唏嘘感慨,也引以为豪。     不过,1985年,我报考人民大学的过程,还颇有些戏剧性。     我对人民大学最早的认识,来自于我的初中地理老师,胡秋原。     我出身在一个生活清苦的普通农民家庭。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江苏苏南地区一个农村中学度过的。     这个中学叫前黄中学,当年坐落在我故乡的一个镇上,在我的故乡大大有名,是乡里先贤毁庙兴学而来,今年建校已70周年。     受母校委托,今年我特别敦请我的大学母校校长纪宝成先生,为我的中学母校题字,纪校长以"立德树人,桃李芬芳"寄语我的中学母校,很是妥帖。     胡秋原老师1950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如何回到老家的中学当地理老师,我并不清楚。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也错过了了解的机会。不过,从胡老师那里,我得到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最初的启蒙。     高中一年级时,前黄中学调来了一位教导主任,兼政治老师,叫李培森。李培森先生出身苏州望族,文革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来因为历次政治运动,辗转做了中学老师,从此一直到退休。可以说,李培森先生是我最后决定报考人民大学的最大的引导者。     我在前黄中学文科班的最后时光,应该说成绩还算不错。当时我的班主任管元龙老师,在全校高考填报志愿动员大会之前,让我考虑,由学校推荐报考南京大学(可加分20分),或者免试上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因为家境贫寒,管老师动员我报考南大。但会议一结束,我跟管老师说,我自己考。然后,自己填报了吉林大学哲学系。所以填哲学系,就是李培森老师给我们上政治课时,介绍过吉林大学哲学系有位鼎鼎大名的高清海老师。不过,家里人对吉林一无所知,父亲连夜赶到中学,找管老师,请他阻止我报考吉林大学。管老师后来劝我,不报南大也罢了,报北大也行,我们村的一位老乡,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那时候,自己年少幼稚,总想尽快离开熟人的世界,到一个陌生的天空去扑腾,不想进南大和北大就是这个原因。     于是,最后,我填报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无他,除了李培森先生一直以来对人大的鼎力推许外,就是因为人民大学哲学系在招生简章上排在第一位。按当年我高考的成绩,选择哪个学校哪个专业都可以(当然,我们是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填报志愿的)。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多少回,当我重读或者默念弗罗斯特《未选择的路》时,都会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感慨万千。     虽然,后来我经常开玩笑,说男怕入错行,自己是入错了行,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选择人民大学哲学系。     相反,感谢人民大学哲学系,它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候,颠覆了我旧有的世界,给了我自己打开新世界的思维钥匙,她让我在后来的人生途中的选择,与众不同,却依然那么坦然无悔。     因为,人大这四年,那是我们真正的成人礼,思想上的成人礼。它奠定了我今天的价值观基础。          *****************************************************************************          正传     引路者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约翰福音          1985-1989年,人民大学和北京,给与我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的,就是一缕引领我走向未来新世界的光,但它不是耶和华给的,而是这个时代给予的。虽然期间也伴随着巨大的创痛。          (一)师长们          我的大学时代是在混沌中开始的。     人民大学哲学系1985级,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我们班30多个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江苏的,自然只有我一个。我所在的宿舍,8个同学,北京同学1个,来自顺义,广西2个,一个壮族一个瑶族,(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少数民族),湖北1个,四川1个,江西1个,河南1个。两位读理科的,是广西瑶族和江西的同学。宿舍里按年龄,我排老三(事实上应该是老四,这是我们毕业多年后才知道的)。     初到北京,在班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结结巴巴,闹得满头大汗。虽然考语文拼音我可以考得很好。而晚上在学二楼下的紫藤园中纳凉,遇上谈恋爱的学长学姐们,害羞躲开的,是我们!我甚至不知道,老家喂猪的玉米糊,如此好吃,而北京的馒头,竟然是没有馅的--我一开始还懵懂地以为,学长学姐们买菜就着馒头吃,真够奢侈的!     更不用说其他了。     这就是我对世界的了解。     当时我的认知,基本来自于课本和亲友老师的言传身教,但他们为我勾勒的这个世界,与我面临的现实世界,距离竟然如此之遥远。     打开新世界光的,首先是哲学系的课程设计和老师。     因为是第一次文理兼收,所以一些课程设计其实还在尝试中。     在中学时代,我最怕的就是物理,没想到,上了大学,竟然又重新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了,心里的抗拒可想而之。结果第一学期的时候,这两门差点都挂了,其中一门,忘了是数学还是物理了,连续两个学期,都参加了补考。     不过,读哲学系,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课程杂。除了诸如马列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美学、原著选读、科学哲学等哲学系的基本课程外,当时的老师把集体到雍和宫等参观、看录像等,作为课程内容。同时,自由阅读更是学哲学的人的机会。那个年代,正是读书的好时光,我们有太多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虽然我已经记不起当年在雍和宫为我们班集体作介绍的先生的名字,但我对当年雍和宫之行印象深刻,那位先生讲得生动有趣,这是一次真正的宗教历史文化哲学的巡游,而不是在枯燥的教室里和书本上的那些生涩难记的概念。虽然,很多东西,当时我们也未必能理解。可惜,后来这样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少了。     组织看的录像,最初影像最深的政论片,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虽然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谈中国军队的成长的,但为之配音的张家声先生,从此却刻记在我的脑海里。美学课组织看的,有港台片,比如《搭错车》;有欧美片,比如《飘》、《音乐之声》等。现在的学生们,要接触到这些,实在太方便了,但在过去,这些于我而言,就是新世界的一部分。     当年的人民大学哲学系,更是群贤汇聚,星光熠熠。肖前、罗国杰、李秀林、陈先达、苗力田、张立文、方克立等,都是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大师,虽然我们于他们跟前耳提面命的机会很少,但我们都读过他们的书,其中一些人,也会跟我们见面座谈。而肖明(我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刘大椿(科学哲学)、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刑东风(中国哲学史)、李秋零(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马俊峰(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李燕(我的第二任班主任)、李德顺(价值论)、郑杭生(社会学)、丁子霖(美学)、张兆梅(形式逻辑)、许启贤(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学毕业我差点到伦理所工作)、王旭晓(美学)、董永俊(马列主义原著选读)、索爱群(我曾帮着抄过书稿,挣些零花钱),以及那些我已经记不起名字的老师们,都在我成长的关键岁月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给予过我指导。现在北大哲学系的陈波老师(逻辑学),我印象极其深刻地是,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带我们去吉安做社会调查,嗓门比我大很多,还老批评我讨论问题说话声音太大--不过,那真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此外,1980年代的人大哲学系,当时的博士们也是群星璀璨,李忠尚(德国博士)、远志明(《河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欧阳康、郭湛、单少杰、陈志良、陈宣良等。他们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们这些后进很多鼓励和指导。其中一位后来成了我同学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89年春夏之交,当时他对我们说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后,学生们可能会为学校管理和治安或者伙食上街,但再也不会有这样政治性学生运动了。"          (二)思想者          "我要特别感谢那四年,那是构建我基本价值体系的四年,我个人世界观中,关于平等正义自由法治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等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充盈心中",在学校组织的返校筹备活动时,我对请来的一位央视导演说,"那个年代,我们吸纳的这种现代国家和公民的基本理念,虽然很多也是经过二传的,未必是原意,但当时我们是以理想主义者怀抱改造国家社会的心态,来吸收这样新鲜的养分的,这与后来某些机会主义者的效果,完全不一样,这些理念深深地镌刻在了我心中。后来无论我在南风窗,还是中国周刊,引领我的,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后来的生活,更多只是校正和丰富这样的认知。"     这是真的。     当年,李洪林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小册子,叫《四种主义在中国》,形象地描述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地现状。不过,我的大学时代,现代国家和公民权利的理念,真在成为知识界传播的新贵。如今成为显学的新儒家,当时在国内还不是主流。     在我的记忆和认识中,那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确切地说,应该是现代国家公民理念传播的又一次开始--走向高潮并迅速凋零地时代,我们之后不久,物质主义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理想主义和田园牧歌般的旧式情怀,清扫得一干二净,甚至,连挽歌都没来得及谱。不过,吊诡的是,有关现代国家和公民的理念,却从此从学识的小圈子扩展开,真正在更广大的民众中扎根发芽了。     1985-1989,那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有壮美的青春。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充盈于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心中。     讲座。雷祯孝先生关于人才和人的价值以及对于过去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论螺丝丁论的批判,王若水先生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等等,于我而言,振聋发聩。     当年,人民大学800人教室的讲座,可谓往来无白丁,在北京高校赫赫有名。不仅是800人教室,那时,我们追逐于海报栏中各种讲座信息。讲座,那是我们在课本之外,理解世界的又一个窗口。我丝毫不怀疑,在其他地方,这种机会要少得多。     电视片。电视片对我影响很大的,除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外,影响最大的就是《河殇》。那真是一部让人省思的片子。虽然今天来看,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观点,但在那个时代,不破不立,历史可能就需要这一过程。     导师们。那是一个盛产导师的时代。除了印在书本上作古了的外国人中国人,还有很多当时国内有名的思想家思考者。     还能回想起来的有,李泽厚(当时对我影响最深的思想家)、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李洪林(四种主义在中国)、雷桢孝、刘宾雁、苏晓康(河殇)、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包遵信、金观涛、刘小枫(诗化哲学)、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庞朴(文化的民族性欲时代性)、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何新(诸神的起源)、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史)、朱维铮(走出中世纪)、赵鑫珊(哲学与人类文化)、萧功秦、周国平、俞吾金……     书报刊。那是一个火红的出版年代,感谢那些出版工作者,那些承载时代思潮的书报刊,成为我们追逐的对象。到北京上学后,我省吃俭用,或订阅,或零购,《读书》、《新华文摘》、《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停刊)、《书林》(已停刊)、《武林》或《中华武术》,等等。     如今,我还会偶尔翻阅一下《读书》和《新华文摘》,而当年积攥的《世界经济导报》,在印刷学院搬家后不知踪影,《读书》和《书林》,则封存在我东直门外已经出租的房子壁柜里。     除了报刊,更多地是图书,影响最大的第一本读的外国人写的颠覆中学时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是《理想的价值》(内部资料,遗憾的是作者忘了)。第一本关于中国文化颠覆性的作品,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看不是正式出版物。还是看看当年我省吃俭用至今还留在书架上财富(主要是来自海外的思想财富)吧:     思想录、忏悔录(奥古斯汀,卢梭)、社会契约论、遗书、小逻辑、培根论说文集、第一哲学沉思集、自然哲学、精神分析引论、西方哲学史(罗素)、随笔(蒙田)、历史主义的贫困、弗洛伊德的使命、存在哲学、存在与虚无、西西弗的神话、福泽谕吉、哲学人类学、文化模式、从混沌到有序,熵,二十世纪哲学、单向度的人、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哲学中的变革、生命的悲剧意识、神圣名义下的争鸣、自卑与超越、救亡与传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走向未来丛书、西方的没落、人生的智慧、古代法、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马恩选集、马克思传、恩格斯传、资本论、理性化及其限制、论有学识的无知、结构主义、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现代西方社会学、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反右运动、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快乐的科学、生活与情绪、情爱论、不断革命论、幻想与现实……     很难想像,还会有这样的场景,萨特、波伏娃、加缪、马克斯o韦伯、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尼采、叔本华、卢梭、帕斯卡尔、奥古斯汀……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那些生涩难啃的著作,竟然能成为当年大学生,无论文理科,谈话流行的主题!     这样的时代,只有理想主义的时代才会出现,现在,它永远地走进了历史。     除了这些,图书馆是我们更大的选择。除了那些西方学术名著,国内的思想家的作品,比如鲁迅、钱穆、侯外庐、冯友兰等国内思想家学者的一些作品,也开始走入我们阅读的空间。     那个时代,真是一个最好的学习时代。除了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我更多地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看了大量的电影(现在,我已经基本不看电影了)。     除了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以及当时流行的国内小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柯云路的《新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等,影响最大,也于我影响很大),和古代笔记小说外,大量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著名小说,大多是在大学时代完成阅读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们既是武侠小说迷,也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小说迷,还有印度的泰戈尔。而德国人施笃姆的《茵梦湖》,夜深人静回味起来,至今让我扼腕叹息。更不用说伟大的莎士比亚了。     不仅是那些国家的小说迷,我还是哪些国家的影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办公室的故事、合法婚姻、秋天的马拉松、这里黎明静悄悄、机组乘务员、两个人的车站、德黑兰1943、老枪、最后一班地铁、伦敦上空的鹰、虎口脱险、寅次郎的故事、片岗刑警、爱情故事、音乐之声、飘、北非谍影,还有更多无法一一列举的片名。     除了小说电影,还有诗歌。诗歌是我上大学个人阅读的一个重点。中国古代的诗词自不用说了,普希金、莱蒙托夫、阿赫玛托娃、惠特曼、爱默生、裴多菲、戴望舒、穆木天、徐志摩、北岛、舒婷、顾城、里尔克、聂鲁达、波德莱尔、纪伯伦、蒙塔莱、彼特拉克、雪莱、济慈、白朗宁夫人……     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解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却相对较容易被漏过的利器。崔健、张明敏、侯德健、苏芮、齐秦、费翔、郭峰,等等。诸多港台歌星开始渗透,竟然是进一个红一个。     当然,还有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歌曲,虽有语言隔海,却也传唱至今。卡朋特、里奇、约翰丹佛……          (三)不该遗漏的导师们          19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在国内传播达到了高峰。因为现实政治的需要,新权威主义一度成功地实现了政学合流,在政界被推崇。当时其代表人物有吴稼祥、王沪宁、萧功秦、王逸舟等。     不过,新权威主义当时即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狙击。后来王沪宁和萧功秦尤其是前者颇有隐身沪上之意。不过,没有想到的是,89之后原来身居要津的吴稼祥即遭厄难,王沪宁却步入了真正的核心圈。当年学术同袍,如今在政治上分际明显,令人扼腕的,也不过如此。     今年在吴稼祥老师博客上读到他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引用春上村树的演讲,说胡在墙和蛋之间,明知粉碎自己,也选择了站在蛋一边,读后让我感佩于心。我原本想约请吴老师开专栏,吴老师原也答应,但形格势禁,终究未能成为现实。     新儒家那个时候虽未像今天似的成为显学,但那时已蠢蠢欲动。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的作品也开始在国内出版发行不少。     不该忘记的还有戴晴,《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两本书当年颇受欢迎。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在内地甫一发行,顿时洛阳纸贵。     科尔内和《短缺经济学》。今天物质生活丰盈的人们,自然不会知道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了,也难以明了短缺经济学何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学引进的主流。     当然,还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戈尔巴乔夫与《新思维》。改革需要新思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新政,最终带来了传统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和失败。     还有胡绩伟,还有那些去国离乡叶落无望归根者方励之夫妇、万润南、陈一谘等等。     ……          我的女儿朱佩玮,不到6岁时,还不认识字,但不知因何拿到了我书架上的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吵着她妈妈给她读,如今就快读完了。我曾经很担心,这个年纪读这样的书,对她的成长有何意义。后来我突然明白,这个时候她要读,就让她读吧。也好,这本书里,所描述的感伤的残酷的场面,以及闪耀的爱可以战胜奴役的内涵,也许会因此而埋藏着她心灵深处。在一个浮躁而残酷竞争的现实世界里,读书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小说,更何况是老小说。也许她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去读这些书了。     海绵。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纳各种社会思潮,不管有无营养。但它们却在我自身学养和人格的健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     很难想像,现在的大学生,还能够和我们当年一样,沉下心来,不带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心态,去阅读这些人和他们的作品,努力实现与他们在心灵上的沟通交汇,并追随于那些伟大的灵魂。          ******************************************************************************          外传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     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     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帕斯卡尔          "我们这一代,是理想主义终结的一代。"也是在返校20年筹备会上,同学们对这个有着共识。     是的,89年消散的,不仅是现代国家和公民启蒙思潮的高峰,还有传统的理想主义和凝聚的对国家命运的共识。改变的,除了朝野关系,更有我们自身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轨迹。     1985年9月8日,人民大学85级新生开学典礼。后来来看,这是一次具有标杆意义的开学典礼。     新任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同志,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和王震同志,以及众多位高权重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花了很长时间,播报人大85级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上,袁宝华校长和李鹏副总理在800人大教室,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未来寄予了厚望。在800人大教室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上,王震等一干老同志端坐其后。     尤记得,当时袁校长说,四年之后,希望我们在这里再次开会,欢送你们这些共和国未来的建设者。     但是,四年之后,我们是在悄无声息,甚至是在社会上充满了怀疑的眼神中,告别了人民大学,到新的岗位后,迅速下基层劳动锻炼。我到了北京翠微路的总后3209厂锻炼了半年。这是个印刷厂,当时印刷的最有名的杂志,是海外文摘。我在这里学会了上纸、打包、推纸筒。     1985-1989年,北京曾发生多起学生上街事件,有因治安案件引发的(当时北大学生经过人大时,天刚下过雪,我正在楼道里看电视播放的《两个人的车站》),也有因政治而发生的--人大也有这个传统,刚恢复高考不久,人大的师生就为文革期间被占的校舍问题,和二炮闹个不断--我们认识的人中间,有再也见不到--新闻系一位同届同学,曾经和我们大打出手过,毕业那年意外身亡;一位浙江来进修的老师,一直跟着我们上了好几门课--前些日子同学聚会,我说他当时是因为想追我们班的某位女同学--腿部也受了伤,我们班好几个女同学当时还去医院看望他,现在也失去了联系。     那一年春夏之交,人大也是个中心,我在人大校园里,和我师兄聊天时,聊到"哪有抬着毛主席周总理像追求民主的"的话题时,差点遭到工人兄弟的围攻。自此,我对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左右翼的原教旨主义,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当年刘宾雁在人民大学演讲时,说:“人大是出女英雄的地方,不仅有张志新,还有林希翎。”     历史没再让人民大学出女英雄,这也算是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吧。     即便强力可以剥夺自由和生命,但却无法剥夺人的思想。即如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这些其实也是正史,但因有不方便处,只能列入外传了。     经历是人生最大的收获。到了今天,回首过去,其间也有诸多幼稚之举,但无需汗颜,因为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有两种态度让我一直努力追随。     对过往的历史,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开篇即言,对以往历史需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决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态度。     对过往的学说,我们须如陈寅恪在《冯友兰 (上册)审查报告》中所言:"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今天的我,对于彻底颠覆历史,把问题都推诿给死人的观点,向有微词;而对于重新兴起的某些街头政治,我最多也只是在道义上抱有"同情之理解"。     时代发生了变化。怀特海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方法本身,那才是真正的新事物,它把旧文明的基础打个粉碎。"     现在,我更在意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变革。          *******************************************************************************          别传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万年后小花的轻呼     透过无梦无醒的云雾,     来震撼我斑斓的彩翼。     --戴望舒                当然,大学的生活并非只有这些正剧。如果全是这样的生活,一旦遇上89年的事,难免崩溃掉,好在我们的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它有益地调和了我们所遭遇的考验。     当年商品经济已经开始渗入学校,人大校园里轰轰烈烈的舞会和咖啡馆,就是我们85级的同学搞开的,还有卖书卖其他商品。     我的班长文学国(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他们,卖的是一本世界政治与经济的什么书;曾经当过我们团委书记的杨靖峰(现在是个农场主),卖的是从潮州带来的香烟和TDK盒带,当年他们都挣了不少钱。     不过这些都没有我,我缺乏商业头脑。当时电脑还不流行,我当时做的,主要就是给老师誊写书稿,一千字一元钱,最多的一次,上课下课都在誊写,一天搞了1万7千字,挣了17元钱,对于我来讲,也算是个大数目了。当然,我故乡乡镇企业发达,当时有人编那些名录,放暑假时,我曾骑着自行车,奔波于我的故乡各乡镇,也搞成了3单,挣了些买书和喝酒的钱。     大学时代,我来自故乡的学长们,对我们这些后进,也是提携帮助有加。82、83、84那些学长们,一拨一拨地成了我们生活的领路人。而到后来,我自己也与年轻的师弟师妹们一起,喝酒玩耍。     我大学时代,最大的糗事,就是喝酒。我的同学许小方,大学毕业在我的留言本上戏称:"除了大碗地酒和众多的美妞,你还喜欢什么?每当你得不到的时候,就大喊大叫,这可不好,得慢慢来。"而忠山兄在填写志趣一栏时,写的是:"喜欢同你喝啤酒,白酒可不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的啤酒也还不行)。留言则是:"青岛五星最好,燕京玉泉也中,如果money不够,来点散装也行--酒囊老弟赠饭袋兄"。今天读来实在忍俊不禁。     当时我在我们宿舍酒量应该是排第二(现在肯定第一了,呵呵),89年临离校,我的舍友肖顺平同学,就是瑶族的同学,不服我的酒量,非要比拼一番,于是买来了通化红葡萄酒,烧鸡和朝鲜凉菜,肖同学把通化红倒在饭碗里,一瓶两碗一下子干掉后,然后,倒下了。不过,肖同学现在酒量大有长进,这两年我去南宁,总会和肖同学切磋一番。     我被逼着跟了一瓶后,看他已倒下,原本想收手,但一大帮同学起哄架秧子,结果被迫又连干了2瓶,6口干掉了3瓶通化红!结果是,我已经爬不上我的铺位了(我住上铺),只能躺在下面沈同学的铺位上,半夜吐得一塌糊涂。更要命的是,当时我们住学2楼5层,那个时代晚上停水,半夜起来,什么水都没有,这个难受劲,回想起来,至今不寒而栗。     大学时代,人民大学东门有一个海丰餐馆,就在现在当代商城的位置上,很破败,但那个地方的鱼香肉丝和水饺,绝对地棒,到3、4年级,我们是经常去光顾了。     与师弟师妹们的喝酒,以白酒为主,,至今这个酒局还泰半存活--每年回家,总会与师弟痛饮,而每年师妹从美国回来,也总会一起喝上一口。89年春夏之交,师妹临去之前,壮行酒是我请她喝的。前些日子妹妹从美国回来公干,不到一周,一起喝了两次,分手之时,竟然很伤感,只能短信祝福一路平安生活幸福,嘱咐回家别忘了给我们电话。     当然,也不全是酒。上大学时,我体质不好,早年的哮喘一直缠着我。那个时候,我的体育老师李德印,是太极拳宗师李天骥的后人,而我最早是跟我同学孙双平学太极和站桩的。     孙双平是甘肃庄浪人,我上中学时读过《麦客》,对庄浪很有印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孙早年习武,颇有功力。体育课上,虽然只是重学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但孙还是上了这门,李老师看了他的表演后,夸了句底子不错。可惜,我竟没能坚持下来。     偷白菜。偷白菜可不是开心庄园摩尔庄园中的游戏,而是当年北京大学生冬天的一种生活方式,也并非我们85级独美。     北方的冬天当时有一街景,就是到处堆放着垒得很高的大白菜。大白菜是当时北方冬天的当家菜。一到冬天,人民大学食堂周围的马路边上,到处堆着白菜。当时大学生活还比较清苦,油水少,冬天夜自修回到宿舍,肚子总是饿得慌,于是,大家都把目光瞄向了路边的白菜,当然,这也有传承。高年级的同学会告诉新进者,晚上煮白菜不错。     一个宿舍的同学总是轮流去偷,经常会撞上其他偷白菜的人。偷回去后,用水洗干净,电炉子上,清水炖白菜,偶尔也会放点盐或者剩下的方面便面调料,但清水煮最常见。也许是因为当年生活实在不好,这样也算是佳肴了。后来跟朋友们聊起,大家都还津津乐道。     偷木板。大学时候偷的,不仅有白菜,还有木板。     有人会问,偷木板干什么?     其实当时大学宿舍里,流行一种时尚,就是用块木板搁在床架上,上面可以放些书和杂物,当时那女生宿舍都有这块木板。2米长一点,20公分宽。我们理论系学生书多,更需要这块木板。不过,这块木板并不是学校配的,而是偷的!     现在想来,很难以置信,哪儿来这么多合适的木板给学生偷啊?     当时我们85级同学的木板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毕业班传下来的。有机灵的或认识高年级同学的,早早就定下了,不过,他们的也是要么是偷来的,要么是传下来的。     另一个途径就是偷来的。我的就是偷来的。与同学去学校的建筑工地偷来的。工地山工人也许是见多了,看到了也只是喊两声,并无其他动作。扛回宿舍后,擦干净,用报纸糊上,往床架上一放,成了。     恋爱。大学本是恋爱的好时光,不过,我发育晚,别人忙着谈恋爱的时候,我正忙着看小说喝酒呢。不仅是我,我们许多同学也是没有这样的经历。结果成了无故事的人,实在无趣。现在后悔得很。后来跟同学聊起,说我们这一代错过了美好的时光,损失一定要让下一代夺回来,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就有故事。     当然,也就是一乐而已。                    同学之间的情谊,自是山高水长。因为我们曾经一起,经历并见证了这个国家巨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转型。     在广州期间,我的那些早已在广州生根发芽的大学同学,无论是否同班,总是喜欢拉着我一起,熟悉广州的风土人情,让我这个新外乡人,感恩于心。而均伟兄是我苏北老乡,党史系,大学期间我们一起在一个班上英语,他在广东挂职期间,竟能通过在飞机上阅读南风窗,通过这本杂志的版权页,认定是我在做,辗转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找到多年未能联系上的我,绝对算是同学情谊的一段佳话。     四年风云激荡的岁月,在万余字的个人记忆里,难免挂一漏万。自然,也有其他考虑,比如方便不方便。我对于博客里的个人记忆,向来是一气呵成,不愿意打磨检查,所以错别字乃至记忆的疏漏都是常见的,但毕竟是个人记忆,也是在博客里公开的,既考虑了个人立场,也基于遵循时代所允许的呈现方式,记忆自然也会有所选择了。     这也算是一点遗憾吧。     逝者如斯,烟云若尘,悠悠往事,付梓以铭。          2009年10月1日夜,10月2日晨,匆匆于旭日嘉园。           上一篇: 再见2011,中国传媒业大事评点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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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20307】代表们,你们看得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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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游历全国10多个省市的彭炜,途经东莞大岭山镇时车被盗,致使骑行全国计划搁浅。十多天过去了依旧没有等到自己的单车归来。而日本人单车丢失仅仅用四天时间就找回了单车,巨大落差让彭炜很不爽!难道中国人就不是人? 【6】讲政治,有饭吃 @韩松 :这一期的凤凰周刊是微博专题,开篇文章详述新浪微博成长史,总结是:讲政治,有饭吃。读来惊心动魄,其复杂的管控机制,机器与人一起捕捉敏感词,设定的种种诡异限制级别,足足可以写出一部反乌托邦小说。但若不是新浪微博做的这一切,我们连这样一个信息交换平台也保不住。所以值得珍惜与回味。 【7】空气汞污染:火电厂占50% @环保董良杰 :【空气汞污染:火电厂占50%】我国每年向空气排放500-700吨汞,世界第一;火电占一半。汞可呼吸进人体或环境、食物链。我国科学家研究,即使现有技术合理运用就至少可降低12%汞排放,但电企二氧化硫排放还在造假,控汞还没比划。其实,瑞士科学家早就把恶电影响和致死地图画好了。电企老大,看看吧。 【8】靖国神厕 @哈尔滨微记录 :哈尔滨长江路某饭店,洗手间名为靖国神厕。已有网友找到了饭店的名字,长江路55号 吾食吾好新派融合菜 ,必须宣传出来。不为吃饭,只去上个厕所的举手! @票爷 :睡前给脑残爱国贼们上上课。我们哈尔滨有家饭店把厕所起名“靖国神厕”,于是那些二货们就跟打了鸡血似的,还要组团撒尿去。爷给你们普及一下,靖国是国家安定的意思,宋朝有个年号就叫靖国,民国时的川军就叫靖国军,你们这帮傻逼都去你们老祖宗头上尿去吧。尿完之后去多读点儿书!钦此! 【9】打车难 骑马上街 被交警带走 昨日下午,在郑州街头,一男一女骑着两匹高头大马,顺着中原路前行,走起路来咔咔作响。女子说,“坐惯了车,骑马可比坐车强多了。高高的感觉,爽!”结果被交警带走教育。据悉,两匹马,还是电影《鸿门宴》里武将的坐骑 【10】4两肉>2斤钢 武钢将投390亿养猪种菜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表示,今年武钢拟建万头养猪场,而且年内就出栏。邓称,这些并非突发奇想,而是钢企向“非钢”转型计划的一部分。眼下1吨螺纹钢平均每公斤4.7元,最便宜的猪肉26元/公斤。 【11】好壮观的自习室,插座表示压力很大 关键还是要看前面 @动漫基地 : 土豆网因版权问题将日本动漫片名《名侦探柯南》改为《万年小学生》。。。  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售货大叔一个人玩麻将,好奇,问他玩什么呢,大叔一脸云淡风轻,轻描淡写道:连连看..... 【12】危害人类罪 @联合国 :[关注叙利亚局势]英国电视四台3月5日播出的一段视频显示,叙利亚霍姆斯一所军事医院的医生对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动用酷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3月6日表示,叙利亚问题事实调查团和国际独立调查委员会也曾收到类似的报告。人权高专办指出,普遍而有系统地实施酷刑可构成危害人类罪。 http://t.cn/zOc48uG 【13】女儿开车玩Facebook不幸殒命 父母欲立法警戒世人 @微天下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美国18岁女孩泰勒日前边开车边发Facebook,平均90秒一条,而一条“边开车边发不安全,哈哈”竟成“绝笔”。数秒后,她的车与油罐车追尾,香消玉殒。现在她父母希望以女儿的悲剧为诫,要求爱达荷州将驾车发消息定为非法。 【14】41岁拾荒女垃圾堆里捡书看考入名校 一位41岁的巴西拾荒女靠着从垃圾堆里捡书看,考入了巴西最负盛名的学府。据称,这名女子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10岁时辍学,此后靠在街上捡垃圾勉强维持生计。该女子说:“当我得知被录取时,我忍不住哭了出来。” 【15】她是个懂得教育孩子的母亲 @雾满拦江 :说个冯顺弟的故事。她是个懂得教育孩子的母亲,从不在别人面前批评儿子,以免伤到儿子的自尊心。但每天早晨,她都要对儿子晨训,儿子说错的话,做错的事儿,全都跟儿子讲清楚道理,告诉儿子错在哪里。不管家境多么窘迫,她也要为儿子买书,……后来她的儿子胡适,成为大思想家,一生得过35个博士头衔。 说个胡铁花的故事。胡铁花,善走,能穿草鞋背米走数十里,曾一人活捉了三名太平军,曾困于山中,循河水得出。后来他去台湾做县太爷,甲午战败,台湾割给了日本,黑旗将军刘永福想和他一块抗击日本,但他的身体撑不住了,在日本攻陷台中的四天前,死于厦门。你可能不知道他,但肯定知道他小儿子:胡适。 【16】like father, like son. ( @克韩 ) 【17】一个纯粹的人 @艺术刘广云 : 加拿大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及其夫人编撰的《凤凰传奇: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将还原一个真实的白求恩。其中谈到,白求恩生活相当放荡,酗酒、抽烟,沉溺女色,他大概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是“一个纯粹的人” ,在加拿大他因是共产党人被关在国门之外。事实是,到中国找共产党是他的唯一条出路。 【18】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 @薛蛮子 : #历史上的今天# 1920/3/7,柏杨诞辰。柏杨生于河南开封,1947年被东北大学政治系查出使用假学历证件,被开除学籍;1950年因「收听匪区广播」而被判刑六月;1961年发表以泰北孤军为题材的小说《异域》,后被搬上屏幕,刘德华主演;1967年因“大力水手事件”入狱十年;《丑陋的中国人》为华语世界所共知。 【19】代表们,你们看得见吗 (图: @天佑公益教育基金 ) 【20】梦想总是和现实有距离的,但正因如此,才增加了梦想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美,吸引你到老仍迷恋它。 http://t.cn/zO58RfT  ( @喷嚏意图 ) 传:王先生不是精神病,是叛徒。   朱小丹说: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8754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爱思想 |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进入专题 : 中国历史 大趋势    ● 张曙光(北师大)       不懂中国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梁启超先生大视野,说先秦以前的中国是“中国之中国”,清乾隆之前的中国是“亚洲之中国”,之后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我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参照先哲与时贤相关论点,形成理解中国历史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及九大节点之见解,刊布于此,以飨读者并求方家与识者指正。          对中国历史持续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人类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仍无定论,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无决定意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对人性、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持续的影响,这一自然环境,导致发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内陆文化,呈半封闭状态而包容性又极大。          古代中国人长期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文化类型和矛盾:          一是在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文明与周边文明和社会的对比,形成“夷夏之辨”,从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经所谓“五胡乱华”等等,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甚至西学东渐,导致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的汉人,成为最不纯粹、最能在文化和信仰上兼收并蓄的民族。一般来说,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与人的能力成反比,但它永远参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是从部落到国家形成,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所需要的统一管理机构,推动集权统治及其所代表的秩序,与分散的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自主性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          以上两点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运动的基本张力。          但是,自西方列强经由太平洋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太平洋这一传统中国的天然屏障,如今就象当年的地中海,已成为世界的内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互动的大圆桌。          (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许倬云、冯天瑜等)          一,中国的神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          人类以神话与传说追溯远古,并形成最初的文化形态,中国亦不例外。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系统,以及基督教的创世说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如从混沌到分化、神性与人性的某些相通又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基督教上帝的创世造人,但亦有显著区别。          中国的神或传说人物,要么是创世者和人类的缔造者,要么对人类有大功——如盘古、女娲,还有三皇五帝,且既不象希腊诸神那样有人的各种缺点,也不象旧约的上帝那样对人刻板、严酷。三皇五帝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到2千多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在黄帝时期及之前,“人神杂糅,不可方物”,传说天上的恶神如蚩尤、刑天、夸夫都曾到地上捣乱。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天上与人间各恢复其秩序,其实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神意的解释权归颛顼和大巫重,由此开始了政教(原始宗教和人文教化)的统一。          尧舜禹的事迹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又见《礼记》、《史记》,处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阶段,仍保留氏族社会民主和推举贤能的遗风。所以“尧舜”的时代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时代,并成为士人批评专制政治的重要资源。          (参见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袁珂等)          二,启的家天下,经殷商再到西周的分封制:          从尧舜的禅让到启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夏、商帝王还是各氏族之共主,政治上的统一性相当松驰,但是,血缘家族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却已结合在一起,为“家国”宗法社会之滥觞,开启后来4千余年“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基本矛盾,即一家一姓之王朝与广大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矛盾关系。          周“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立71国,属于姬姓亲属者53,与周天子的关系为大宗和小宗,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又见《荀子》);其余或为功臣,或为殷商遗族。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主干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宗法和礼制。——与欧洲封建制(典型为英法)的重大区别,在于西周的封建靠宗法,欧洲的封建靠契约。          周天子的统治有些仍是名义上的,如“楚”地;而虽为分权,毕竟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中国独特的“天下—家国”结构。          (参见郭沫若、张光直、胡厚宣、李学勤等)          三,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大一统”:          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在“经营权”由皇帝和遴选的官僚协助“帮办”这一点上,有些类似家族式企业的改制,只不过“天下”的“所有权”更为明确并被强化。贵族世袭制虽未由此终结,却无复礼乐文化之光表。秦承认、鼓励了井田制瓦解后的自耕农经济(法家),由此,中国形成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大一统”,从封建之分权走向专制之集权。          后来,汉武帝分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桑弘羊“盐铁酒官营”的建议,“国营”即“皇家私营”消灭了民营;后来酒改为税赋;从此建立“官学”“官工”“官商”体制,对社会的思想学术和经济命脉都加以垄断,形成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纲领即有别于秦政的“柔性专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中国仍然未能走出其阴影,——如以“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参见吕思勉、翦伯赞、徐复观、朱绍侯、高敏、刘泽华、晁福林等)          四,儒道法释之思想和意识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衰落,人文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法,为中国后来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奠定了思想和观念性文化的框架,虽宗旨有别,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亦有别,但从哲学上言,儒道皆欲究天人之际,共同的基本旨趣则是顺天应人——道家推崇天道,儒家将天道化为仁道,都有重视经验、直觉和讲道理的特点;法家则更重工具理性。          历史地看,儒家后来被独尊,在于它从家庭血亲情感出发,讲仁义(孝悌忠信),对“尊尊亲亲”的礼制起的维护作用最大。以今观之,儒道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天下”和“道”(天道、仁道、王道)的观念,讲的是天下的道理,也是所有人的道理,而非哪一家、哪一国的道理,可统称“天下主义”。后来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近代的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对此都有继承和新的解说。时称显学的墨家则在助秦吞并六国的战争后融入秦的官僚体制。          自西汉传入的佛教经玄奘和慧能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此,儒释道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从总体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矛盾:公天下与家天下、统治者的无限威权与被统治者的无权利、政治统一和分裂、农耕与工商、传统家庭家族与成员个体、世人“居家”与“出家”的二元化的生存景观,以及基于家国共同体的儒学的问题——人文儒学与政治儒学。          (参见钱穆、熊十力、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蔡尚思、何兹全、余英时、何炳棣、李泽厚、金观涛等)          五,从南宋至满清灭亡,中国二千年帝制终结:          原则上,积弱之南宋灭亡于金,表明中国农耕文明己呈颓势,这从南宋之后,金辽元明清五代除了明,皆为处于部落阶段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即可看出。至有明一朝,废除宰相,君主专制真正成为君主朝纲独断,官僚系统作用大降,同时也就进一步为后宫、阉党等趁机干政,为祸不断提供了条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政治模式的衰败,为帝制终结埋下伏笔。          满清不仅家天下,且由于其处于部落后期,内部为主奴关系,将中国历史上薄弱的君臣相对关系彻底消除,汉臣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荣。实为政治和文化上最专制之王朝,如无外部和社会下层的巨大压力,几无君主立宪之可能。从慈禧(或军机大臣刚毅)“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之说中亦不难看出,满清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过去的奴才们“虚君共和”。          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会在满清手里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而将此一可能消除并导致后来中国秩序大乱,归咎于康梁等人的“激进”,道理是不充分的。          (参见章太炎、梁启超、邓广铭、吴?i、陈旭鹿、沟口雄三、黄仁宇、商鸿逵等)。          六,西学东渐,列强入侵,西方文明对中国形成“压迫”与“示范”双重效应:          中国先后爆发近代三大运动——洋务、戊戌与五四,全面触及传统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成为两个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领域,文化运动较政治活动更具基础和长远意义,政治活动较文化运动更具主导和时效作用,并且通过诉诸武力掌控局面,远较其他选项更具现实可能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意义与辛亥革命。          在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激进主义由思想文化而政治经济,中共的“新民民主义”的实践效应。中西之争及激进主义反应导致的一系列悖论——如“话语”、“观念”和“思潮”甚至体制形式先行,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阿Q这一形象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可称之为“悖论中国”。          这一悖论也突出地表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以及后来的各种事变中。总体上,中国不得不从“天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变。          (参见陈独秀、费正清、梁漱溟、蒋廷黼、李泽厚、黄宗智、章开沅、马克??、桑兵、罗志田、郑师渠等)          七,从传统“家国”到冷战时代之半现代“党国”:          在苏俄的巨大影响和支持下,中共通过发动工农打败“国军”赢得政权,取代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被两大阵营所撕裂,冷战格局及其思维主导中国内部、海峡两岸,中国从传统“家国”步入“党国”阶段,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互为表里。两岸之间意志较量,情感用事,而理性被边缘化。          大陆既与西方对着干(后来又与苏联),亦与传统对着干;最后陷入“十年浩劫”,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集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经济政治濒临崩溃边缘。不得不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之主流,采取的基本方式与东亚的开明威权政治并无实质区别。          (参见胡适、唐德刚、柏杨、顾准、王元化、金耀基、列文森、柯文(Paul A.cohe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金观涛、高华等)。          八,全球化趋势下大陆市场取向、台湾多党政治:          冷战以苏东剧变终结,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在此大背景、大气候下,邓小平推动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五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社会出现分化和多元态势,同时受到许多深层结构和体制问题的严重困扰。          与大陆改革开放相伴随,台湾在蒋经国手上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秦之后二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迈出了从“党国”向真正“民国”转变的关键一步,市民社会开始确立,其功绩将和邓一样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的过程,也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过程。客观上只能是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为主,中国传统文明为辅。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大陆型文化与海洋型文化的互动。          (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殷海光、雷震、柏杨、龙应台、吴敬琏、杜维明、杨奎松等)。          九,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的面世、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博客、微博等书写和发布形式,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封锁,在信息方面使中国与世界得以同步,更是为各种利益的诉求、观念的表达、交流和思想的论辩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在官方传媒之外,形成了一个半体制外的公共空间,靠封闭、垄断而得以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策行将终结;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由此获得重要的技术条件和推动力。它也充当着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呼唤着人民的自由结社和民间组织的出现。                    结语:          直接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变始于1840年,但其实这一转变在沃勒斯坦所说的西方形成“世界体系”的16世纪己经确定。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根本上系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压迫与“示范”这双重作用,此压力与示范既导致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之争,亦大大激化了中国自身的矛盾,并终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西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向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变化。          尽管官方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实际的体制和作法,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至今也还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即民主主义的任务。称“社会主义”又不得不给出“初级阶段”的说法,造成思想理论的种种混乱,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之大趋势,应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          目前为止,作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学术总体上属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选择、变通或变形而已,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仍然有待中国人对中西古今资源的充分消化和近代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至于有人以所谓政治儒学指导中国政治建设云云,根本无法落实于制度层面,只能起到某种观念的意义。          中西思想观念在今天之中国,既相反相成,又相通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文文化方面,且不能拒绝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倒是,中国世俗文化遭遇西方现代世俗文化之后,变得更为庸俗、粗鄙,严重侵蚀国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妨害社会合理的分化和理性化。在文化问题上,威权政治和党化意识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问题,直接在“政治”,间接在“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必须相互分化,而又良性互动,中国才能成功实现转型。          在此大背景下,考虑中国思想理论的“主体性”问题,如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取与西方思想理论“对着干”的态度,其能否成立,不难判断;而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特点”或“特色”,中国与西方没有民族利益之争,也是幼稚之见。          ——英国不同于美国、欧洲大陆不同于英美,皆有特点或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当更显著,尤其是影响政治运作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而言,但并不能决定社会根本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举措,几乎无不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决不可因一时有效而将其固化,这方面教训实在多多。在中国当代社会形态与思想理论上,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只有“更世界”才能“更中国”,即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如天下主义、仁爱思想、王道理念、和而不同、差异互动——只有借助与西方和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才能刮垢磨光、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文中所列“参见”学者,仅为笔者读书所及之部分学者,并非刻意罗列,更无关其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之地位)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教授         进入专题: 中国历史 大趋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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