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

张雪忠: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等人的国民性批判错在哪里?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表明,国民性这一概念,以及所谓的国民性批判,完全是知识不足的产物。人们如果缺乏适当的方法和必要的知识,但又企图解释社会现象或解决社会问题,就喜欢臆造各种毫无解释作用的伪概念,提出各种徒劳无功甚至遗害无穷的怪主张。国民性批判及其各种素质论的变种可谓流毒深远,它们最大的危害,就是将各种政府治理危机渲染成社会道德危机,从而妨碍公共政策的检讨与改进。文章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只是为了写作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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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谈谈中国式逻辑:胡思乱想(转)

转按:当“土改”“公私合营”的毒害还没肃清、其导致的恐惧还没消除,对于权利和自由,还是有许多误读(如以为权利就是特权、自由就是随心所欲),缺乏权利意识、没有自由界限的人一有机会就要挤压侵占他人的空间,这简直是一种精神胜利,哪里会觉得没有教养和素质。当然,在“学而优则仕”或“作而优则仕”仍然是主流传统的国度,读书仍然是成为“人上人”的途径而与对真善美(刚刚听老同学说,这三个字因为被XX功常用已经成为敏感词)的追求无关,由此也可以理解国人特有的层级观念。   谈谈中国式逻辑:胡思乱想 Posted on July 17, 2013 by Jun Gu     今晚与好友出去小聚,顺便闲聊,边聊到了一些有关体制的话题。同时联想到昨日发生在湖南的曾成杰事件以及数月前贵阳的黎庆洪打黑,外加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刘志军案件,我发现有一个话题很有意思。那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到底是如何的?与之前的 关于读博之困 的讨论类似,这个话题注定会充满争议。同时,这个话题非常复杂,属于社会学范畴。所以,我只是就个人理解谈点看法,不实之处欢迎指正。     对于初到中国的外国友人而言,有一点他们是看不懂的。那就是,传统媒体的论调和网上的差异巨大。新闻联播的题材永远是祖国大步前进,红色江山一片大好。以至于曾有戏言,说某外国友人在观看一周新闻联播后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申办中国护照。然而,当我们转向普通BBS,微信和微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世界第三次工农革命就要开始了。以我父母为例,他们虽知道社会的险恶,由于只看官媒,却不知政府嘴脸。或许有人会说,在欧美也是一样,因为BBS上可以看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但是报纸上没有。但是你有见过那种完全有悖于民调的新闻报告吗?     记得刚来英国时候,我曾看不懂报纸,以至于这后来也成了我的一道招牌菜。每当有好友来问我如何了解英国社会,我都会建议他买当日《泰晤士报》,《独立报》,《每日邮报》和以清凉女子为卖点的《太阳报》各一份。曾记得我当年来英国之时,英国政府正开始经济衰退,保守党上台开始大力削减政府开支。于是泰晤士报开始表示,此等行为能够进一步压缩政府的开支,进而好钢可以用在刀刃上。而独立报却开始开喷,说此等决定如何2B,因为这涉嫌歧视。毕竟公共开支的一大部分是照顾英国社会的低保户和弱势群体。我当时看到这两份报纸就晕了。我该信谁?对于一个习惯了一切通稿的读报者,这种”一事各表“的做法我是真难以理解。     随着英文的进步,我终于在可以”懒的查字典“(看清楚,不是不用查,是懒)的情况下大概看懂Economist,也可以在大多数情况下看懂BBC的电视节目,也终于了解了一些英国人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和思维模式的理解对我是有莫大好处的。首先,我毕竟暂时生活在这个国度,不了解周围人的想法显然是不行的。尽管英国人,尤其是学校里,大多对于异族文化比较宽容。国人有句老话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了解这个”异“,对于我等,显然意义深远;而另一点,则是与我工作有关。因为专业原因,我们需要讲故事,而大多数的故事,都需要用英文的逻辑讲出来。能够从文化上去理解,哪怕是初步的,对于提升写作也是大有帮助的。     而渐渐地,我也会不知不觉使用这种逻辑来分析思考我周围的事情,我所熟悉的国度以及我过去所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我一好友称这种过程为”西化“。而在我看来,这种过程其实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习惯。曾记得两年前应党论的邀请去中大访问,席间一位老师很不友好地问道:“我的学生英文不比你差,为何拿不到Offer,甚至连面试机会都没有?”。当时我并未想多,同时也顾及党论的面子,便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但是现在想来,问题恐怕在于,我们认为优秀的学生并未一定是国外教授认可的优秀。更重要的是,从这位老师的逻辑可以看出,他的学生恐怕会比较恃才傲物而未必懂得如何去尊重所有人。如果以我现在来评判,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代表着一种中国式的逻辑。     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谈到了国人的阶层思想。而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是常见的。如我之前提到那位老师可能就从心眼里没看得起我。至于理由?很简单,毕竟他的学生师出名门,而我只是个野路子。曾记得我上专科之时,系里的本科生和老师皆看不起我们,监考时候直言“本科生不要帮助专科生”;在转本后,直接读本的看不起转本学生,甚至于曾发生调课通知不通知我们班的事情;而读研以后,老师又会看不起外校的学生云云。以至于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我来了英国才知道被尊重的感觉如此好!     而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看不起?因为这种事情社会上更多。赚钱多的看不起赚钱少的;开宝马的看不起开桑塔纳的;开桑坦纳的看不起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看不起跑路的。同样的,住在城里拿着2000一个月的看不起农村的生意人;娶不着老婆的城里屌丝还看不起来自农村的外地媳妇;自己不学无术看不懂人家的风俗习惯直接评价别人的制度落后,却从来看不见自己的贪婪和无知;昔日的同学在当上了一个小职位以后就开始翻脸不认人并无视曾经上下铺的兄弟;有钱的看不起家里的保姆和餐馆的服务员,却不曾记得自己的父辈可能还不如他们。于是乎,我们赵大叔的《卖拐》走红全国却在美国差点被人告上法庭;周立波同学的“笑侃”也差点引起“中国南北战争”。     而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这种看不起的自负心理其实是来自于某种不自信,或者对周围某些不确定因素的恐惧而产生的一种自保策略。而这种情况在我看来,一般发生在供求完全不平等的情况下。这种供求关系包括经济地位,医疗保险,社会保障,人身安全,产品消费,教育资源等方方面面。这种资源的稀缺和分配机制不公,最终映射到了人和人之间的阶层差异。比如很多幼儿园和小学优先照顾公务员子女;北京四环内的经济适用房给公务员特供;普通病人轮不到病房和病床安排,但是医院却斥资大力修建高干病房;年轻的科研人员拿不到科研经费和足够的生活必须工资,而不学无术的教授却可以拿着科研经费到处游山玩水。于是,地位不平等带来的物质条件差异,也促进了这种相互歧视的发生。     然而,这并不正常。因为其实按照我们以前政治课所学,这部分超额收益来自于所谓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榨取。显然,我对于政治经济学这套学说从来只当笑话看。然而,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这也不太正常。因为它在满足了一小部分群体的同时,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这显然有悖于福利经济学。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政府应该通过行政干预,让社会的大多数人甚至于所有的成员的生活标准和质量都得到提高。而这恰恰就是英国社会税收制度和政府运作的最基本套路。在英国,如果需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政府会买掉大部分的单。但是如果需要更好的服务,比如私人医生,有机食物,价格就会高的吓人。当然,这些显然离不开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支持。     而要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则是教育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国人的心理到达今天的状态则基本都出在了教育上。可以说,我们的教育,无论是什么学历毕业,几乎都离不开一个“骂”字。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有被教会如何尊重人,更没有学会如何思考和感恩。当然,也没有教会一个孩子正确的思考方式。于是我们看到了很多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讲理。嗓门大,脖子粗就是道理。我曾在深圳火车站看到,一个人拿了三张身份证要买9张火车票。在遭到拒绝后,他拒绝离开,大喊大叫,保安过来劝阻无效。最后还是卖给了他。其实如果在英国,这个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美妙。因为客服可能会报警。而同样,其实这种态度在英国很容易被服务员怠慢,因为人家会觉得你没有素质。     而另一个问题则是:当你遇到不公时,应该如何表达?由于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教育思想就是要听话,要服从。一个想法太多的孩子永远不会得到领导和老师的关照。久而久之,在寻租理论的作用下,我们可能开始习惯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更不会懂得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根源。于是我们开始怨天怨地怨出身。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我周围的亲戚和朋友大多非社会精英,于是这类抱怨听得就非常多。当然,随着现在网络的普及,这种事儿就更多了。当然,有时候我会尝试告诉他们,这是制度问题。他们的答案则千篇一律,我不能改变这个政府,我只能怨我自己。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恪守道德底线,社会还会是现在这样么?     于是我们看到,在房屋限购令出台的时候,大家都排着队去离婚;当石油要涨价的时候,的哥的姐们排着队去加油;当奶粉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排着队从香港去买奶粉;当香港奶粉开始禁售的时候,我们开始大骂香港人。其实假离婚也好,排队去香港生宝宝也好,排队加油也罢,在西方有个专门术语叫Regulatory Arbitrage。但是却没有人,当然也没有渠道去表明制度的不合理。在一个新闻需要审查,网站需要监督的国度。此种寻租行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是在政策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人们便有了这样一种心态:他们边骂政府不给力,边瞅准机会进去捞一把。     从辜鸿铭先生一百年前讨论的中国人精神,到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再到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尽管核心类似,但是基础却在变化。尽管我们依然没有丢掉看到洋人时候的自卑感,但是在对待自己人的心态上,却已经没有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谦和。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滥用,教育的失误已经造成了一辈不会思考却只会投机取巧谋小利的民族。充斥社会的种种鄙视,我们或许理解为社会阶层的不同,或者是素养不够。但是,他们真的是如此简单么?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想撤销中国大学的文科,其用意或许也有此? http://blog.gujun-sky.com/2013/07/revisiting-chinese-characteristics-good-or-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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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转载]独醒的预言

原文地址: 独醒的预言 作者: 介子平 1922 年 4 月 10 日,隐居大连的善耆因患糖尿病去世,期间,汪精卫曾秘密前来吊唁。后来,张学良随口利牙质问汪精卫:“你路过大连,为什么去吊庆亲王?”汪翻肠倒肚,说当年行刺被捕,庆亲王未杀之:“你们这革命,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但假如你们成功,我看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庆亲王虽蜷居三家村里,局量仍宽大,世路如冥,青天障蚩尤之雾,而能不出其所料,汪为此感叹:“我们今天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么糟糕。” 1953 年 5 月,北京市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天风海涛,扁舟一叶,梁思成因提倡以传统形式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目睹明清古城被野蛮拆毁,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抚砖痛哭,惋惜不已。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负责解释拆除工作。为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激烈争论。不久,在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面对面冲突,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梁思成夫妇的预言,在群行群止的新政权面前,简直就是蚍蜉撼大树。任何事物在政治家眼里,都是政治,包括古建筑。 1958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在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坐车查看成都市容, 据李蒙、侯波《毛泽东重整旧河山》载: 在经过西城和南城的城墙外围时质问:“这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陪同人员对曰:“省人代会上讨论过。有人说这是文物,不能拆。”“为什么不能拆除,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群众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后群众方便交通,土可以作肥料,砖可以修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成都城墙一年内拆毁。 武汉大学前校长李达 1958 年时对毛泽东说:“你脑子发热,达到 39 度高烧,下面会发烧到 40 度、 42 度,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开先者,谢独早,进善言,而闻者不受,故此言一出,风波顿险,结局不难想象,李达在“文革”被折磨致死,甚惨。但不得不佩服其预言之精准,应验即现报,几千万人成饿殍。 1945 年 7 月 1 日至 6 日,社会贤达傅斯年、左舜生等访问延安。黄炎培问毛泽东:“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此即著名的“窑洞对”,一方善意提醒,一方信誓旦旦,以为自己无所不能,要“ 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料无事必有事, 今天看来,这也是一则预言。 1948 年 6 月,张国焘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 , 诬蔑中 共 为夺取政权,“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二十年来的悠长岁月之中,共党浸沉于残杀破坏扰乱之中”,“假定共党‘武装革命’成功,继军事征服力量而起的,必然是一种独裁政治无疑”。“中国共产党无论标尚何种理想目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则是有害而可怕的”,“一方面大有利于俄国人向东亚的发展,大有害于中国民族底独立和生存;在另一方面激烈地扰乱社会底秩序,严重地戕害国民经济生活。”一个共产党的变节者的话,多数人嗤之以鼻,不以为然,殊不知这样的预言,来自居高层多年的切身感受,亦经验之谈。 据《柏杨回忆录》载: 1949 年 1 月,解放军进入北京时,一位国军少校大骂庆祝中的北平大学生:“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今天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但这些极易被宣传鼓动的孩子们,正沉浸于胜利的欢天喜地中,有谁在意这老掉牙的“报应”之说。 1949 年 10 月 ,国民政府在撤离广州之前,向各大中小学散发了这样的传单:“同胞们!不要相信他们!他们将来必定焚书坑儒、杀害知识分子!不要看他们今天得势,不久之后他们必定会像太平天国那样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传单中其恶毒造谣:“明说是为穷人造福,实为共产党人谋求大利 。” (中国文史出版社《文史资料精选》第 5 册第 398 - 399 页) 蒋介石退守台湾时,留下一句:“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 此也预言 ,但也苍白,众人以为,既然如此,江山何至易手,足见其不可信 矣 。 大处不走作,小处不渗漏,发端无绪,预言有准,是独醒的预言家之幸?也不是,是预言家起初就有的痛楚,是忽悟者终将等来的苦难。先知者虽知,却无力扭转乾坤, 王小波说 :“ 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 。”后知者虽不知,积雪融雪,不过一季,天下岂为昏迷不醒之天下?托克威尔说:“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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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柏杨:人权是一种绝对权利

  一直到现在为止,人类最大的利益仍是国家利益。对内对外,都高於一切,过去的历史如此,在短暂的未来,也会如此。可是,一种新的思潮兴起,发现国家利益之下,人类还有一种共同的更高层面的利益,远超过国家和国家保护下的民主利益。在很久以前,人类就有一种自觉,自觉他独立於其他动物之外,而最近一次自觉则是,人类内部,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远超过对其他动物和大自然的问题,如果不获得公平的解决,人类凭著自己的智慧,所制造出来的灾难,将使人类毁灭。      法国大革命使这个问题获得初步答案,那就是自由、平等、博爱三项最基本的理念,创造了欧美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并成为全人类奋斗的目标。但是任何崇高的理念,在野心家的解读下,常异化出一种畸形的结论。好比说,某一部份有权势的人,认为那些被权势压迫的人,是天生的贱民,贱民必须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奴隶。美国总统林肯先生,第一个发现和抨击这种现象,他说:我们不应允许世界上,一半人有自由;一半人受奴役。那就是说,人有人的“尊严”,不能因为对最高理念解读的不同,而使“尊严”意义扭曲或丧失,这就是人权。      人权是一种绝对价值,不因地域、言语、肤色、性别,和经济条件,有所差别。      近年来,亚洲的经济发展快速,“亚洲价值”口号自然冒出,直接挑战十七世纪以前,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启蒙思想。一时之间,响彻云霄。亚洲人也因为这个口号,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价暴涨,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与价值标准,而洋洋得意。然而,这个口号经不起考验。我们从原始的农业社会,逐渐迈入工业社会的转型之际,亚洲人还是脱离不了自耕农和佃户思想,我们没有从根本上了解贸易的真谛,而一直认为外国人来我们国家做生意,是赚我们的钱,所以产生了下列认知:"你只要敢借钱给我,我就敢向你借钱。"亚洲大、小城市,高楼大厦遂连云而起。所谓的三小龙、四小龙、五小龙、六小龙,纷纷出笼,“亚洲价值”成为金字招牌,好不风光。忽然间,西方国家收帐索钱,各龙无以为应,除了诟骂西方资本家心怀叵测外,“亚洲价值”连颜面都保不住,徒落笑柄。它并不能颠覆西方电脑时代的经济思想和经济体系,只能颠覆自己国家国民(尤其是低阶层小民)的正常生活,而使国家的力量更形下陷。      人权是世界性的,人类全体性的,台湾最初也曾经拒抗过人权思想,当时的挡箭牌是:"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所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了五十周年的时候才签署。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声称中国拥有的是“中国特色”的人权观,这跟前述的“亚洲价值”及“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是一条生产线上的复制品。政治语言有时固然令人捧腹,但有时也会刺激我们,兴起一种掀开盖头,瞧瞧新娘真实面貌的冲动。      如果不是这样,应该告诉我们,在人权观念上,“中国特色”具体的理念和行为是什么?现在这样的干法,是把西施女士的盖头,盖到无盐女士的头上,然后宣称,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美丽新娘。那不仅是对外国人的一种欺骗,也是对中国人的一种羞辱。      人权就是人权,没有东方人权与西方人权之分;没有白色人种人权与黑色人种人权之分;也没有男权与女权之分;没有无产阶级人权与资产阶级人权之分;没有官人权与民人权之分;然而,这些年来,出现了亚洲价值人权与中国特色人权的不同声音,说明对这一项人类最高无上的理念,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澄清。      一提起人权,封建落后国家的掌权人物,立刻大为惊恐。他们感觉到一个政治性的斗争,就要来临。於是把人权视为洪水猛兽,於是口中念念有词,祭出“亚洲价值”、“中国特色”。他们的恐惧,当然有相当的道理。在人权发达的国家,特权一定减少,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权,要比政治人权、经济人权、法律人权的层面,更为提升,也更为深入,而是生活人权。      有很多人问我:"你读过中国的二十六史,有什么感想?"更有多人问我:"你读了资治通鉴之后,有什么感想?"感想当然很多,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括的话,那就是:"中国人没有尊严。"读史的时候,我常掩卷叹息:"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不仅生没有尊严,死也没有尊严,健康也没有尊严棗至少一千年以来(多么漫长的时间)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每逢夜深人静,家家户户都有小女孩的哭声,她们的骨头被摧折,她们的肌肉被蹂躏成为烂疮。人格更没有尊严棗灭九族、灭十族,屠城,杀降,阉割男性的生殖器,强迫接受单一思想,三百年丑陋的剃发,五千年无时或断的冤狱酷刑,中国人活在恐惧、羞辱之中。      曾志朗博士曾经用小白老鼠做过实验,他把小白老鼠分成甲、乙二组,然后电击它们。甲组的小白老鼠受电幻瘁,立刻跳过一道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几个小门,穿门而逃。乙组的小白老鼠,在受电幻瘁,同样也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可是小门不开,因为那是画的假门,而不是真门。它们一直撞击小门,有些撞得精疲力尽,有些甚至撞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做第二次实验,甲、乙二组所有的反应,跟上一次一样。但在做了若干次之后的最后一次,甲组小白鼠,照样的立刻翻过矮墙,奔向广场另一端的小门,穿门而逃。可是乙组的小白老鼠,在接受电击之后,却不再有任何反应,不再跳过矮墙,也不再奔到广场另一端的小门,它们趴在地上,无奈的承受电击,不再挣扎。唯一的盼望,就是电击早一点停止,或不再电击到自己的身上,而电击到别只小白老鼠身上。      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写照。大陆朋友常常自豪的说:中国人终於站起来了。事实上,只是中国大陆少数高级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中,敢跟美国说相反的话而不怕丢人现眼,如此而已。除了这个以外,中国人并没有站起来,因为我们的极度穷困,极度愚昧,以及极度的自卑,像一只体积庞大的井底之蛙。在会议桌上,中国大陆官员严厉指责资本主义的罪恶,但是回到房间,几乎没有人不想在这个罪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定居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急吼吼想移民到别的国家居住。      人权观念的觉醒,是美的诞生。我们用人权教育,唤醍这一群乙组的小白老鼠,使它们在电击中,重新建立尊严棗生命的尊严、健康的尊严、自由的尊严、人格的尊严。这四项尊严,是一种基本的人权。我们训练自己,使自己尊重这四项尊严,当这四项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绝不退缩迥避。但这四项基本人权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学习第二项课题:包容。最后,还有一项更基本的人权素养,那就是,我们要训练自己诚实,诚实的尊重,诚实的包容。      我们常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两者有非常大的落差,文艺复兴运动是唤回欧洲人的诚实精神,主要的是诚实的面对自己。而中国的五四运动,追求的只是科学与民主,所以我们迄今为止,仍然不能建立一个很诚实的民主制度,也不能执行一个很诚实的科学观念。最近,桃园机场发生空难,在媒体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当中国传统文化,遇到西方电脑飞机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不能够诚实的认清自己的缺点,所以也不能诚实的学习别人的优点。我们所会的,只是制造一个美丽的盖头,认为无论盖到任何人的头上,她就会成为美丽的新娘。      中国文化中,勉励诚实的文字,多的不得了,可是这些文字,都放在书架上,专制政治的长期迫害,五千年以来从不停止的电击,使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狡狯的一个民族。中国人说谎像吃糖一样,自从毛泽东先生把阴谋变成阳谋,"引蛇出洞"以来,中国人讲起谎话,如同流水,不但别人不相信,连自己也不相信。而对那些相信他们的人,还加以嘲笑,说他老实天真。      我们推行人权教育,是希望发起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诚实是最基础品质,民主就是民主,不是玩具;法治就是法治,不是玩具;斑马线就是斑马线,不是玩具;我们追求诚实,不立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诚实,而是希望建立一个诚实的文化棗尊敬诚实。      人权教育基金会在推动"追求诚实"文化中棗诚实的尊重和诚实的包容,第一件事情是推广人权版结婚证书。教育的对象,不是壮年以上的人,尤其不是老人。他们已经定型。我们希望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新的中华人,新的中国人,新的台湾人。这些新人类不会从天而降,我们要给这些新人类一个有人权观念的新的家庭。也就是说,从年轻的新郎、新娘开始。我们把结婚证书改为结婚盟誓,这个盟誓就是新郎、新娘有共同的认知。从结婚这一天开始,他们同意做到下列几项:他们除了是夫妻外,还是朋友;在家庭中绝不允许有殴打、诟骂之类的任何暴力;夫妻收入,完全等质;一旦对子女的教育发生歧见,必求教专家;维持一夫一妻制;一定为自己订下休息的假期;双方互相孝敬对方的父母;以及他们要了解,年老的时候,不可心存对子女的依靠,而应培养业馀的兴趣。在双方都有这样认知之下的家庭,就是一个有人权观念的家庭,他们的下一代,将是真正新人类的一代,在这样家庭出生、成长的孩子,将是气宇轩昂,追求诚实、自尊尊人,而有宽大包容心的一代。不同於我们这一代,更不同於我们的上一代,这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第二项工作,是要建立绿岛垂泪碑。中国人从来不敢诚实的面对灾难,不敢面对死亡,认为只要不想到灾难、不想到死亡,灾难和死亡就不会来临。像乙组的那群小白老鼠,它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忘记电击,认为只要忘记电击,电击就不会再来。一些暴君,就是希望我们忘记过去的暴政,然后他才可以从容的再下毒手。乙组的小白老鼠群的哲学是:过去的就过去,把它忘记。事实上,他不能忘记,而只是把恐惧冤酷的悲情,刻在自己的基因上。      只有不忘记过去的罪恶,才能避免罪恶的重现;忘记过去的罪恶,罪恶一定重新抓住自己。大陆已经忘记了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台湾也有人鼓励我们忘记白色恐怖,这正是我们要建立绿岛垂泪碑的主要原因。"英雄有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我们为全民长期以来受到的迫害垂泪,也为那些受灾难的朋友垂泪,这个碑的建立,不但是宣告白色恐怖的结束,也是宣告历史上绵延五千年之久的政治迫害结束。这座碑,也像华盛顿越战纪念碑一样,矗立在大洋之滨,使历史掀开新的纪元。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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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柏杨:打破酱缸的人

  柏杨是一位在21世纪教育了千万中国人批陋自省与尊严的导师,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劣根性的批判和对中国人尊严的教诲,使他在88岁高龄得到教育学博士学位。 2007年3月,柏杨与妻子、诗人张香华结婚30年。张香华说,婚姻不过是要懂得“算数”,把遇到的大小事“加减乘除一番”。   柏杨于2006年12月12日被台南大学授予教育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台南大学第一次授予博士学位给一位学者。耐人寻味的是,他们授予柏杨的,不是他1950-1960年代为之努力的文学的学位,不是他十年著史的史学学位,也不是有关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之奋斗了十年的台岛人权的社会学学位,而偏偏是教育学学位。   台南大学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台南大学黄政杰校长和人文学院张清荣院长,都是读着柏杨的作品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他们深知柏杨著作对华人世界影响深远。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认为柏杨是“华人精神导师”。兼任柏杨文物馆馆长的张清荣院长说:“柏杨一生偃蹇困顿、颠沛流离,为民生、自由、平等几致引来杀身之祸;曾经身陷囹圄、家庭破碎、妻散子离、多数友朋形同陌路,其坚持民主、自由之精神令人感佩”。   现代对于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批判,柏杨无疑是一位启蒙者。柏杨研究者朱洪海认为,柏杨的启蒙意义不仅影响了上中国恢复高考后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改变了自己和国家命运的600万精英,还因这群今日的中坚所发出的柏杨的声音,推动着中国人的进步。   可见,台南大学的道理在于,柏杨是一位在20世纪教育了千万中国人批陋自省与尊严的导师,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劣根性的批判和对中国人尊严的教诲,使他在88岁高龄得到教育学博士学位。   抗战初期的少年时代   另外一项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柏杨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还“学历丰富”,然而他在获得台南大学博士学位之前——也就是在自己88岁之前,连一张哪怕小学毕业证也没得到过。   1933年,对于河南省辉县县立小学四年级学生郭定生来说,遇到了他生命中两位有着重要影响的人,一位是恩师克非,他引导郭定生走进了广阔的阅读世界。从柏杨当时的学名郭定生来看,他的父亲,一位后来官至县团级的人物,是希望儿子能够修身齐家。   另外一人,郭定生视之为“恶师”,他叫侯万尊。正是这位年青气爆、没有同情心的教师,使这位小学生在错一道题打五个手板和无辜打手板的淫威下,永远无法深造任何一门与数理有关的功课。初中毕业的这位侯万尊老师没有什么教学方法,只一样,就是打手板。后来在家长们的抗议下,他发现打孤儿是个安全的出气方法。   恐惧、气馁与对老师的愤懑,使郭定生永远失去了对数学的兴趣,以至于到了60多岁与出版社签合同时,他一看数字就头疼,差点签下一份让出版社可以无偿使用版权的合同。   郭定生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与侯老师有直接关系。羞辱和体罚让这个在学校里找不到一点尊严的12岁小学生,决定投井自杀。他在身心实在无法忍受的一刻把这个决定告诉一位挨打族的难兄难弟,而对方告诉他一个逃离苦海的办法——可以肄业考百泉初中。   那一年,郭定生还没有表现出对时事的关注与敏感。那一年,5月22日,在蒋介石、汪精卫授意下,由何应钦派熊斌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仓库的楼上进行了谈判。谈判艰难地进行到31日,中国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协定草案,正式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塘沽协定》。   按照这个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通州等一线以西、以南地区,不能越线前进;日军为确认中国军队是否已辙退到指定地区,随时可以用飞机或其它方法视察,而国民党方面还要予以保护;而日军是在确认中方已遵守第一款规定区域后,才撤归长城线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是默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这时少上了两年小学的郭定生,用肄业证考取百泉初中这个县里的最高学府。但他仍然是只上到初二,没有拿到毕业证就又离开了学校。这次是就因为得罪了校长梁锡山被开除学籍。但是在开除之前,他是学校里国文最好的学生,国文老师刘月槎总给他的作文批“甲上”,这使得郭定生总感觉自己是名优等生。这一学业状况也表明,他是一位文科思维比较发达、理科思维非常欠缺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适合读文科的学生。   但非常可惜,这位“文科生”像怕数学一样怕英语。英语老师兼校长梁锡山格外重视教学质量,倒是很像现在那些被迫追逐升学率的校长们。他总是要求学生们在星期天照常上课。他的英语发音被郭定生用中文标注后总是会读错,他对学生的种种压力和苦心郭定生也无法理解。再一次受到侯万尊式的体罚,体罚与跪罚使他敏感的神经彻底崩溃——他与梁校长发生了肢体冲突。这在奉行师道尊严的20世纪30年代,这完全可以成为郭定生拿不到初中毕业证的理由。    2007年5月19日,著名作家金庸获颁台湾政法大学文学院名誉博士。之后他前往新店花园新城拜访柏杨,两人相谈甚欢,预约再见面。   领袖崇拜的热血时代   被学校贴布告开除后,郭定生为了考入开封高中——这可是当时的省立高中,新改的名字郭立邦,虽然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吸上了大烟,但是这个曾经的县长还是希望儿子能够治国平天下。初中没有毕业,照样可以考进省立高中,是这位学生的确逆反而优秀还是当时的教学体制本身就有问题,这都是值得思索的。   1937年,高二学生郭立邦高中没毕业就考上了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在他的高中阶段,目前还没有什么资料能证明,是与学校发生了冲突而提前离校。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是抗战全面爆发的一年,17岁的郭立邦是位热血青年,一心想报国,所以不等高中毕业就去投考军政干部训练班——柏杨回忆录中的一件事情可以佐证这个判断——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蒋中正被张杨二将拘押的消息传到开封时,郭定生觉得天塌下来了、中华民国要灭亡了,他一路哭着跑回家告诉父亲这个巨大的悲痛的消息。第二天的报纸上便登出了一位高中生在大街上边跑边哭的报道。   那一年共产党发出了全民抗战的号召,国民政府也在全国高中生中推行学生暑期军事训练,国家危亡时刻的这种大规模军训非常有效地统一了年青人的爱国思想。这种训练同时也遵循法西斯式的教育路线,一律称蒋介石为“领袖”,正如后来人们在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一样,只要一提“领袖”二字,全体立正、毕恭毕敬。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也是郭定生高中没有上完就急于报考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的原因。在那种教育和政治气氛下,热血青年郭定生真的相信蒋介石就是英明领袖、民族救星。   从军政班出来,他又想上大学,但是没有高中毕业证。于是郭立邦于1942年买到一份甘肃省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的假证件,考取甘肃学院法律系。但是,第二年假证件就被拆穿,他又被大学开除了。这里人们又能发现,大学,他也是在没能读完高中的情况下考取的,尽管毕业证不合法。   53年后,柏杨在回忆录中勇敢地说出他学习经历中一连串的肄业、开除和造假证。1943年,在陪都重庆,郭立邦曾经使用开封高中的学历,想以同等学历报考中央大学,但未被录取。   第二年他涂改了一位郭一同的简历,才考上了东北大学。于是“郭衣洞”这个奇怪的名字就伴随着他,直到人们知道了柏杨。   把“一同”改为“衣洞”,也曾令柏杨后悔,明明还可以改为更令人习惯些的名字。这个名字虽然使他获得了考大学的资格,并直接考入三年级,但是后来的生活也却如“衣洞”二字所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偃蹇困顿、颠沛流离”(张清荣语)。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使他考上大学的名字于1947年还是被学校查出使用了假证。于是,大学毕业证他也没能拿到。可见当时的教育体制还是比较严格和周密的。   这样的人,只有一个   柏杨的学历中充满着跳级史和肄业史,无论哪个阶段,都没有按部就班的学习过程。   对于这段断断续续的学习经历以及每次都能跳着级考入高一级学府(大学还是直升三年级),柏杨图书在大陆出版的总策划朱洪海说:这样的人,不就一个吗?   从柏杨在狱中9年26天的阅读史中,也能找到一条线索,那就是这位“思想犯”选择阅读批注《资治通鉴》。他用了几乎9年的时间,去研究中国的帝王更迭、社会兴衰。   1999年,在香港举行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柏杨被“定位”为“一位无法归类的作家”,八场讨论涉及到他的思想、杂文、史学、报导文学、诗、小说等。他在说“酒店打烊,我就走”时,留下的文字则有2000万之多。   北京大学教授、柏杨研究者陈晓明说,每次开会时柏杨都喜欢说,“我的小说比杂文好,诗比小说好。”每次他这么说大家都会哈哈大笑。   现在,在中国大陆也能看到柏杨的小说了,柏杨那句半开玩笑的话,是想大家注意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诗歌,不要只注意杂文和历史研究。   和他的夫人一样,柏杨也是一位国际桂冠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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