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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宪庭:最想对年轻一代艺术家说的话

问:您近些年参与的展览并不多,基于怎样一种出发点,策展这次常宗贤先生的遗作展? 栗宪庭:主要还是因为我跟常先生有多年的交往。另一个常先生、包括去年我策展的于振立先生,他们身上都有非常丰富的经历,他们40年代出生,经历了当代中国变化激烈的各个时期与各种运动,从接受苏联现实主义,到接受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通过他们的艺术生涯,可以反观整个社会对艺术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他们一直在寻找艺术和社会之间的结合点,这种东西是我想传达的。...

爱思想 |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郝建:在良知的死刑台上——纪念遇罗克罹难42周年 进入专题 : 遇罗克    ● 郝建 ( 进入专栏 )       这年冬天北京几乎没有下雪,气温却一直很低。气象学家说这是北京27年来最为寒冷的冬天。3月5日这天,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发出微博:“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执行枪决,年仅27岁……”     今天的年轻人会问,谁是遇罗克?     遗忘,对大量历史事实的惊人的遗忘或者人为的遮蔽、切割,这是民族的羞耻,也许会埋藏着悲剧重演的萌芽。于我,那些历史场景和各色人物却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京郊卢沟桥畔          2008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我去看阿根廷对美国的奥运足球赛,带着索尼Z1C的小型摄像机。眼前是欢闹喧腾的人群,梅西在球场上腾越奔跑,身影矫健。而我的思绪却不时将这人声鼎沸的场面切换到1970年3月5日。     那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数万人被召集到这里,高呼口号,支持对十九名“反革命分子”严惩:立即执行枪决。网友薛蛮子在微博中说的不准确,那天的公判大会是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但处决现场不是在那里。很费了一些周折后,我终于寻访到当时的刑场,它位于旧的石头卢沟桥南大约500米,永定河西岸的河堤外侧下方。村民们告诉我,这里旧地名叫南沙筒,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北京市执行死刑的场所。1971年新的卢沟桥建成以后,刑场就迁移到河流的北边去了。     接受采访的几个男女村民在少年时都来看过枪毙人的场景。有个女村民说他哥哥有一次还不小心踩到过人的脑浆。     在那个年代,“群众专政”被认为是法律的创新。法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福柯在60年代是颇为著名的“毛主义”知识分子。他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宣战为的是夺取政权……任何战争都以胜利为目标,没有人为正义而战……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很可能对刚刚被它击败那些阶级实行暴力的、专制的、甚至是血腥的专政。在我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     在与另一个法国“毛主义”者维克多辩论时,福柯对中国的执法形式十分赞赏,他说:在中国“国家机器并不执法,”其作用仅在于“教育群众,给群众以政治的训练,开阔群众的政治视野,丰富群众的政治经验,以至于群众自己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能杀这个人’或者‘我们必须杀死他’。”(转引自:郭建:《人还活着,他已经死了——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福柯》,《万象》2000年9期)     显然,福柯这里的学说与文革时期令无数人胆战心惊的“群众专政”完全异曲同工,遇罗克的死刑判决就是由群众讨论的。1970年1月9日,北京市的“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公判大会之前的通告,在这一份通告上列出了20名“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供群众讨论。“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在这份名单上,遇罗克名列第十。其罪名有:“遇犯思想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1963年以来,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这份通告最后还有一句话:“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     是的,今天的人们大概都不知道或者遗忘了文革期间一些流行词汇,“一打三反”、“5·16”,有的词写出来青年人也很难读懂,例如:“革干”、“恶攻”。他们不知道,这些词带着多少血迹和人的生命,至今依然是中华民族心理的巨大伤口。          1966年·北京东四北大街519号          北京东四坐落着一个有几十年历史的明星电影院,今天那里已经是装修一新,终日门庭若市。几乎紧挨着它的北边,有一个很小的死胡同,往里走几十米的右手是一个如今已经看不出的小院落,小院落的前面和左右都是拥挤的小平房。1942年5月1日出生于南京的遇罗克从7岁时随家人迁居北京到1968年1月5日被捕,遇罗克就生活在这个小院里。     我采访中遇到的大部分老邻居都很愿意谈论他,除了表示悲哀和惋惜,他们对遇罗克做出的最多评价是聪明、好学。一个遇罗克少年时的棋友说他可以同时跟三四个人下盲棋,还总是他赢。邻居们对遇罗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爱看书,上公共厕所时都拿着老厚的大部头书。从遇罗克家人、朋友、同学的回忆和他的日记中我得知他的阅读涉猎广泛。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波斯人信札》、启蒙时期的作家蒙田的著作、《论语释注》、《元曲别裁集》……就是这些书成了他思想火花的初始爆发点,就是这些书与他那敏锐、勤奋的大脑相撞,使他在1966年前后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冷眼旁观,还颇有抵触和反思。遇罗克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心路历程,他是否知道,就是这些思想和文字很快就会被桂冠文人、思想警犬和专政工具的忠实卫士利用,将他的命运强力推入黑暗的绝路?     1966年1月29日:“治国者手忙脚乱,被治者日以继夜,但成绩却不理想。1954年尚可公布预决算,今天连公布一下都不敢了……十足的愚民政策”。     1966年2月15日:“去看《地道战》,以后的电影,一定离不开读毛著的镜头了,越来越滑稽。”     1966年5月2日:“读《波斯人信札》一百余页,自有妙句:‘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而且热爱宗教,遵守教规,绝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信奉的人。’可把‘宗教’改为‘思想’或‘马列主义’。”     1966年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这些日记摘录发表在徐晓、丁东、徐友渔主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很少的日记片段,都是当时《光明日报》的记者、编辑用钢笔从北京市中级法院尘封的档案中一字一字抄录下来的。现在,这些材料短时间内不容易被看到了。即使从这些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遇罗克这样一个家庭出身一栏填写着“资本家”几个字的人在文革前就处处碰壁,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报考大学时也挑选了比较偏冷的院校,但还是没能获得上大学的机会。到了文革浪潮兴起,他这样的“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弟即使不说话,也是十分艰难甚至危险的。面对这种荒诞境遇,遇罗克依然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1967年1月18日·北京1201印刷厂          1966年12月底,中学生牟志京在北京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子上看到了一份油印的《出身论》,“拜读之余,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按照油印稿下面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与遇罗克的大弟弟遇罗文相识。经过他们一番奔走,《中学文革报》在北京1201印刷厂付印,于1967年1月18日正式发行。当时这个印刷厂属于部队,位于现在北三环边的花园路,它的库房和旧车间现在成了一个大超市。我每次去买东西,车就停在厂子业务室门口的停车场。     《中学文革报》第一期的主要文章就是那篇由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署名是“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遇罗克在文章中主要批驳的对象就是那幅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当时也觉得这幅对联不够正确,江青将其修改为“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遇罗克在文章中列数了多年来用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命运的种种丑恶现象,斥责了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对所谓“黑五类”子女的公开歧视和残酷迫害。他在文章中发出庄严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     紧接着,《中学文革报》又连续印出了5期,刊发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多篇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这些文章受到当时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的猛烈攻击,但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读者来信已经到了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遇罗文他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到北太平庄邮局去拉回那三四千封来信。许多读者在来信中向《中学文革报》编辑、作者们倾诉他们的悲惨遭遇和求得平等待遇的强烈心声。     一个贵阳青年来信述说,自己在闹市区看到热心人手工抄写的《出身论》,那是洋洋一万五千字的文章。他读到一小部分就抑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来。     今天阅读这些文章,会看到其中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类。但是如果与遇罗克仅存的日记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两者的话语以及思维模式、根本价值观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也许是遇罗克在那个极端恶劣政治环境中要想发出声音所必须采取的唯一话语方式。当然,我们也不必拔高遇罗克,说他对于最高领导人发动文革的目标和走向都洞若观火。但我们在他1966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就可以知道,他那时就从对邓拓的批判中看出这个运动的矛头指向远远要高于北京市委。     2008年,美国西雅图的海岸边,牟志京跟我回忆起自己在办报时为了修改文章与遇罗克兄弟俩的争论和对遇罗克的崇敬心情。对于自己,他有一种无端的自责。在得知遇罗克被判死刑时,他哭了。他后悔,总认为如果遇罗克的文章不在《中学文革报》发表从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也许不会被杀害。这时,成群的海鸥在我们身边翱翔、号叫,抢食着游人抛洒的面包, 年近六旬的牟志京眼中闪动着泪光。          1968年1月5日·北京人民机械厂          早晨,遇罗克像往常一样带着饭盒去厂子里上班。一到厂子里就被警察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同时,他家也受到搜查,弟弟遇罗文赶紧把哥哥的一篇文章藏在了自己屋里。在那之前遇罗克已经知道自己可能面临的遭遇。     1967年4月17日,戚本禹公开表态,说《出身论》是反动文章,立刻就引起新的批判狂潮。戚本禹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个小组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几乎是当时中国政治机器的中控机房。根据《光明日报》高级记者苏双碧搜集的资料,1967年12月30日公安部门根据谢富治的“批示”,“重新研究了对反革命小集团家庭问题研究小组首要分子遇罗克等人的处理意见”,决定立即拘押。谢富治于1968年1月1日批示“同意”。     当时高调批判《出身论》的戚本禹196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批准逮捕遇罗克的谢富治后来官至公安部长,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政治机器上的螺丝钉在绞杀别人的生命时,总认为自己是不可触及的,不会认识到自己也会受到无端伤害或者时过境迁的惩处。     遇罗克被捕后很快就被带走,他在工厂的好友杨雨树赶过去没有看到他。后来再看到遇罗克已经是他被警察押着到厂里来接受批斗。前年我到他方庄的住处采访杨雨树,他说自己坐在下面,也跟着举手喊了口号。在他堆满油画作品的小屋里,他给我看他的老师和朋友赵文量为遇罗克画的油画肖像。画像只有寥寥几笔,十分传神。          1970年2月9日·北京半步桥看守所          戴着十几斤重的手铐脚镣,张朗朗和其他几十人被关进北京半步桥监狱。这里是当年关押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并对她执行死刑的所在。他们一进去,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人喊报告:“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细细交代,可是怎么不提审我,那我怎么交代呀?”     张朗朗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因为读书多,好讲故事,时常对江青等人发些牢骚,被定为反动组织的黑后台。因为1968年就曾经和遇罗克被关在一起,张朗朗听出,这是遇罗克!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静的辛辣。通过这个方式,遇罗克睿智地让新来的人明白,这里是死刑号,要大家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同时也在向大家传达一种延缓屠刀下落的方法:就说自己有问题“要细细交代”。     张朗朗是干部子弟,出生在延安,在“马背上的摇篮”长大,文革前在经济条件和升学等方面一帆风顺,一直在育才、101、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而遇罗克是所谓“黑五类”的子弟,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在监狱里,两人互相讲故事,辩论哲学,论诗谈书,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张朗朗回忆“遇罗克不是监狱油子,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他也不会在老弱病残的犯人身上踩两脚,以示自己手狠心黑,借此镇唬他人”(引自《我和遇罗克在狱中》,载《遇罗克遗作与思考》)。由于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张朗朗读过萨特的一些著作,他跟遇罗克谈起存在主义哲学时,遇罗克认为那是吃饱饭撑得没事干的人思考的哲学,而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精辟、最有指导意义的。     一次提讯时,审讯室坐了二十几个人,主审官员说:“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你好好想想还有什么话说,我们五分钟以后回来。”这是明白的死亡威胁。五分钟以后,主审官员对遇罗克说:“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遇罗克的回答是:“我想要家里带一只牙膏。”后来遇罗克告诉张朗朗,主审官员当时气得脸都青了。     但是政治绞肉机终于落下了它的屠刀。文革中最重要、最严厉的镇压运动“一打三反”在最高领导层的推动下掀起高潮。1970年3月5日,张朗朗听到隔壁牢房里一个个狱友被拖出去,听到了遇罗克最后的“呃”的一声,那是他的脖子被细绳子勒住的自然反应。     遇罗克对这最后的时刻早有准备,他入狱之前曾经写过一首《赠友人》:“攻读健将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清明未必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张朗朗现在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栋美丽的别墅里,地下室放着几千张密纹黑胶唱片。他一直想着在自己退休以后设法把这些唱片带回大陆捐给某个音乐爱好者俱乐部。在我的请求下,他哼唱起前苏联的一支歌曲《光荣牺牲》,那是一首他和遇罗克两人都会唱的歌,他们在死刑号里过春节时开临终晚会一起唱过。          1978年11月·《光明日报》宿舍          1978年之后的十年,是改革开放全面启动的时期,是1949年以来首次允许外部思想进入中国大陆的时期,是内部各种思潮抵触、对话的活跃时期,那是一次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颇有狂飙突进意味的解放和复兴。     1978年11月的一个晚上,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冒着寒风走进《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的家中。因为她读了苏双碧11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评姚文元 》。苏双碧在此文中提出“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王秋琳说遇罗克在文革中的第一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文章《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点名批驳了姚文元《评海瑞罢官》一文。这是遇罗克罪状中“恶毒攻击和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依据。第二天,苏双碧向领导汇报后就带着报社的介绍信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下午四点在北京市中级法院找到了积土尘封的遇罗克档案。档案共有24卷,放在一起将近半人高。第二天苏双碧又约请了报社的两位记者一起来看材料,仔细阅读后,他们认为这是一起冤案。便以《光明日报》的名义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1979年11月21日,遇罗克的家人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再审判决书。改判如下:“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刑字第30号判决书。二、宣告遇罗克无罪。”此后,苏双碧为此事写了长篇报道《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发表在1980年6月的《新时期》第4期上,随后《北京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文章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遇罗克的事迹感动了改革开放年代的许多百姓和官员,促进了当时中共中央积极推进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2009年4月5日·京郊宋庄美术馆          又一个清明节,我和北京的徐晓、栗宪庭等知识界人士以及遇罗克的家人、亲友来到北京郊区的宋庄美术馆,举行了一个十分简短的遇罗克半身铜像落成仪式。人们为遇罗克献上几束鲜花,站立在他的铜像前静静地默哀。     铜像的作者郑敏也来到这里,这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的毕业作品是王小波的一个裸体坐像。郑敏创作遇罗克塑像时,我到他借用的工作室跟踪拍摄。他一边拿着雕刻刀在遇罗克的塑像小稿上细细修饰,一边跟我聊起自己老家文革时发生的一些惨剧。他的老家是湖南道县,道县在文革后成为一个著名的县份,就因为这里在文革中发生过集体参与的较大规模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在湖南省零陵地区道县发生了针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波及零陵地区(现称永州市)其他10个县。据统计,道县事件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后来解放军6950部队出动才逐渐制止了这次大规模的屠杀。     遇罗克铜像的底座是不锈钢的,上面刻着北岛题献给遇罗克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     诗人北岛的这首诗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     《宣告——给遇罗克烈士》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空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徐友渔写过这样一段评述:“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尽苦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实质,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夺取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以及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遇罗克的铜像静静地竖立在那里,多数时光都是布满尘土,但这座铜像和这个人的文字、言行却时时在发出光芒,烛照着我们的思想。铜像上的那双沉静、深邃的眸子,时时在凝视我们,与我们进行着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让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存意义,提醒我们:不管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做出自我选择都是无可逃避的。     文章付梓之日,正是全国两会闭幕之时。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现在“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总理同时强调:政改有赖于觉醒的人民的推动!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从2007年开始筹拍纪录片《遇罗克》。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进入 郝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遇罗克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文革博物馆 > 人物档案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449.html    

联合早报 | 周文龙:太亮了

周文龙:太亮了 (2012-01-15) 早报导读 [中东冲突] 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快艇骚扰美舰 [全球反恐] 接恐袭警告 泰国加强保安 [台湾大选] 雾锁两机场 4000人无法返乡投票 [特写天下] 慈济首次获准到朝鲜农村直接发粮   泰国籍印度画家Navin与他的巨型画作。(何炳耀摄) ● 周文龙 漂流记 就像鲁迅说的,人感到寂寞时,就会创作。参观艺术展,暗一点,安静一点,还是比较好。 走进展厅,进入眼帘的就是泰籍印度画家Navin的巨型画作,而创作者正在这色彩华丽的画作前,摆着犹如宝莱坞影星的趣味姿势;再走不远,我则看到何翔宇的作品《马拉之死》,一个似如真人的雕塑平躺在地上,许多人走过都好奇:这是不是真人?在展厅后方,陈文令的巨大“红孩儿”雕塑一如往常,散发着乡野稚气和猛劲,“孩子”长大了,唯一不变的是通体闪亮的红色。   采访村上隆得意门生MR,谈起他充满动漫卡通风格的少女画作时,一人忽然上前热情地跟MR打招呼,那是亚洲著名艺术收藏家余德耀;采访后在展厅闲逛,见到香港国际艺术展总监马格纳斯—伦弗鲁(Magnus Renfrew)正跟一些画廊负责人和艺术经纪聊天,转角处迎面走来的则是中国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   在“艺术登陆新加坡”展厅里,你接触到尽是最奇特、最前卫的当代艺术品,擦身而过的尽是举足轻重的艺术界重量级人物。此外现场一连串的专题讲座和星光熠熠的派对聚会,都令展会显得非常热闹,仿佛就是一个艺术嘉年华。 然而在这热闹的展场逛了几个小时后,我只想起台湾名主持蔡康永写过的一句话。   太亮了。   在《你为什么不关灯看画》一文中,蔡康永谈起现代大部分的美术馆人太多,地方太亮了。他说:“罗浮宫太亮,奥赛美术馆太亮,纽约MoMA太亮,只要不是特别为了特定展览儿把现场弄暗,就几乎都是太亮的。”   的确,在现代市场运作下,美术馆、双年展和艺博会的各式展览,都显得明亮耀眼。

南方周末 – 一幅字画的政商之旅

一幅字画的政商之旅 一幅字画的政商之旅 这些年来,字画市场行情火爆,而在另一个世界里,它们也炙手可热 书法家刘正成每写完一幅书法,都被买字的人要求合张影。“主要为了向别人证明这是我的真迹。” 送礼 即便是在一个被灰霾笼罩的傍晚,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依然人流如织。在这个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古玩圣地,牟建平的一位朋友徘徊很久,终于在某画廊里相中了一幅当家名家史国良的画,四平方尺,72万元。 牟是国内知名的艺术市场研究者。友人买下史国良的画作后,来找他:“是真的吗?”牟建平笃定不是高仿。对方解释说,他们在干一个一千万元的工程,给别人送礼的。 对于收受贿赂的官员而言,字画是可以随时变现的硬通货,至于真假并不重要。 (何籽/图) 这些年来,字画市场上行情火爆,不仅造成字画价格的几何级增长,在另一个世界里,它们也炙手可热。由于字画的价格浮动大,不出事的时候能保值增值,出了事又可以说它不值一文,字画已然取代票子、车子、房子,成为中国当下最流行也最保险的权钱勾兑佳品。 检索近十年落马官员的受贿清单,可以发现重庆前司法局局长文强和湖南郴州前市委书记李大伦,原来都是张大千的拥趸。杭州前副市长许迈永的收藏室,简直是个小型书画博物馆,里头不光有齐白石、范曾的画,甚至还有启功、沙孟海的字。 “国画比油画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趣味,也比瓷器古董更容易保值变现。”牟建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齐白石的画哪怕是赝品,也有人接盘。 但一幅齐白石的画动辄千万元,价格低一些的当代书画家作品,便成为送礼的上乘之选。“有知名度,比美院刚毕业的拿得出手,又有行情,一幅画到市场上至少一两百万。”牟建平估计,范曾的画,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别人买来送礼的。 年届七旬的范曾,是当下中国在世画家中最火的一号人物。每年春节,北京荣宝斋都会举办一场范曾新春画展,八年来总共卖了4.5亿元。1995年,有人从范曾那儿批了200幅画,每平方尺才4000元,但2011年的行情是平均每平方尺24万元。 知名策展人付晓东曾在南方周末撰文回忆,有人问范曾,为什么画价这么贵,他半开玩笑地答道:“内靠贪官,外靠土匪。”仅就公开报道,藏有范曾书画的落马官员就有浙江海宁原副市长马继国、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河北沧州原市委书记薄绍铨。 几年前,喜欢字画似乎还是沿海部分官员的专利,但如今,就好像世界艺术品市场上的“拍王”也不再只是浙江的民营企业家、山西的煤老板一样,这股风气也在向内陆蔓延。 这些年,跟书法家刘正成买字的,不光有北京、山东的,也有甘肃、陕西的。在中国书法界,刘正成曾经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现在是国际书协主席。 刘正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像启功、于右任这些名家,一些领导最认的就是像刘正成这样头上顶着某某书协主席头衔的。“送礼的也都不太懂行,所以他们只认书协主席。”刘正成告诉南方周末。 刘正成的字不便宜,小字一平方尺两万,大字一平方尺也得八千,但登门买字的人却络绎不绝。刘记得,出手阔绰的一个老板花了一百多万买字。 每写完一幅字,刘正成都被买字的要求合张影。“主要为了向别人证明这是我的真迹。” 给领导写什么,这很有讲究。刘正成被要求写得最多的有两类字,一类是名人诗词,比如前段时间,有人请他写两幅《登庐山》,给某银行行长、副行长各一份;一类是跟反腐倡廉、和谐社会相关的,比如“宁静致远”、“惠风和畅”。 原阜阳市市长肖作新的涉案物品拍卖会上,一些字画上就写有“廉泉”、“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字样。一些官员的办公室里,也经常可以看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廉政书法。实际上,字画这些年已经成为各地纪检系统廉政教育的重要载体。 不少人在末尾,都会请刘正成写上,“×××先生雅正”,但一次,有个老板偏请刘正成写上老板自己的名字。他解释说,“如果不写名字,被哪个领导看上了,不好意思不给。写了名字就没人敢要了。” 但谁知有一天,这个省的一厅级领导突然造访,看到了这幅字,很喜欢,说这简直就是为他写的啊——他们名字相似,没想到这个老板也很聪明地拒绝了,“我们名字不一样,你是大小的小,我是拂晓的晓。” 广州市文明路一个字画市场。 (南方周末记者 麦圈/图) 交易 送礼送字画,这交易在外人看来的确相当隐蔽,但这注定是一场比其他礼物风险更小、收益更大的双赢买卖。 据媒体报道,厦门海关原副关长接培勇收下一幅九位名家合作的牡丹图之后,还给赖昌星的好处是走私上的一路绿灯;商人宋某仅用17万的字画古董,就从浙江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那儿换来了175万的土地出让金免单“奖励”。 收礼者得到的回报,也远远不是这些字画本身。在赝品大行其道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某种程度上,字画是可以随时变现的硬通货,至于真假并不重要。 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前不久曾公开撰文炮轰,水墨画已经变成官商洗钱的主要途径,某些人水墨画价格的涨落,成了权力社会利益的K线图。 拍卖会上,有业内人士经常看到有买家,以极其离谱的价格拍走一个在收藏家们看来不值几个钱的字画。这个看似神秘的游戏,其实是拍卖行和送礼者一起做的局。 一位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开拍前,送礼者先弄一张权威机构的鉴定书,抬高拍品底价,接着再把拍品产权人定成收礼者。开拍了,找几个熟人一起竞拍,送礼者最后以高价拍下,钱顺利进入收礼者的口袋。而拍品本身可能就是几年前送礼者送的。 参与做局的拍卖行几乎是零风险。“拍卖双方都要给12%的佣金,但是拍品真假一概不负责。”《中国文物黑皮书》的作者吴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大小拍卖公司有三十多家,世界之最,有很多拍卖一看就是用来洗钱,但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某老板,为了获得国企的大单,特地开了这样一家拍卖行。 据吴树了解,一些古玩店本身就是官员开的。“都是请亲戚打理,东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赝品,掩人耳目用的,另一部分是真正受贿来的东西,用来拍卖。” 有的甚至通过情妇来做掮客。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的情妇陈某爱收藏字画,据媒体报道,她的字画一旦被有求于李堂堂者购得,即可证实李已经答应办事——有批发工程的,也有想加官进爵的。 现在的局越做越大。在北京、上海一些高级餐厅里,往往会摆有许多标价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古董字画,还真有人买。上述知情人士透露,这些餐厅都有“后台”,而所谓古董可能就是从潘家园淘来的几十块钱的地摊货。 不过,古代即便是雅贿,也跟现在有很大不同。“古代收藏家里边,官员占大多数,他们是真喜欢,真懂行,送的东西也是实打实的。”收藏家马未都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曾经的精英收藏,今天在中国变成了像炒股票大葱一样的全民狂欢。是谁在这一波浪潮中“先富起来”?吴树说,不是文物贩子,也不是普通收藏者,“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像艺术品投机商这样的显性富人,另一类是贪官污吏,为隐性富人。” 流转 如果不是因为东窗事发,文强的那幅张大千的赝品图,说不定现在正静静地躺在另一位官员的收藏室里,等待下一位送礼者做局高价买下。但如今文强的突然倒下,这幅字画的命运也随之被改写。 起初,它被重庆物价部门鉴定为364万元,但很快国家文物局就站出来说,那是赝品。“如果是赝品,不能定受贿罪,但很少有贪官只收一件东西,最后定罪顶多把这个赝品减掉。”北大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等待这幅赝品字画的下场只有一个——通过公开拍卖变现后上缴国库。早在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一份通知中就已经做出公检法等罚没物品必须拍卖的规定。 拍卖一般由当地检察院委托专业拍卖公司来做,流程跟正规拍卖并无二致,有造势,也有预展。2004年4月,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的涉案物品拍卖会,就在石家庄一家三星级酒店预展3天,吸引了全国1万多人。 从后来的拍卖效果看,李真收藏的字画最为抢手。与起拍价相比,字画类拍品的成交价增长率最高,达589%,成交率达85%。黄胄的《驴》,还有徐悲鸿的《神鹰图》,已经确定是赝品,但最终也有人愿意花7000元买下,就连李真的金印也被人拍走了,6400元。 但毕竟是涉案物品的拍卖,就算是真品,也无法跟拍卖市场上的行情同日而语。2007年1月,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等7位贪官的涉案物品拍卖会上,一张编号243的字画,起拍价只有两元。未装裱的89幅字画从6750元起拍,最终拍出全场最高价——4万元。 负责拍卖的安徽国安拍卖有限公司称,委托方安徽省检察院建议他们,大点的按照评估价的50%起拍,小件可以无底价拍卖。 如果碰到国家级文物,连拍都不让拍就直接充公。那次的李真涉案物品拍卖会,吴树也去了。他回忆,拍卖师刚上台就宣布,619件古董中有60件拍品因为可能属于国家级文物,撤拍。“上三级文物名单的都是国家级文物,必须充公。”吴树说。 撤拍的物品中有不少名家字画。例如李大范的墨梅图轴,刘墉的十三行真迹。 国有博物馆一般会成为这些撤拍品的最后归宿。据学者考证,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最初就是从明代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严嵩家抄来的,后来几经流转,还曾被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带出紫禁城。 今年全国艺术品春拍将近500亿,创造历史之最,牟建平观察发现,其中至少有300亿由字画支撑。“不出意外的话,正在进行中的秋拍将超过这个数。” 但就普通人而言,便宜又实在的贪官涉案物品拍卖会才是他们“检漏”的好去处。那次王怀忠等人的拍卖会上,有许多人就是冲着王的名头来的。有个外地人,是受官员朋友所托来的,“感觉他的赃物里应当会有些‘好东西’”。

网络科技 | 八十年代:摆脱的十年

很快就到了2011年的最后两个月,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即将过去21年了。这时候,一九八九年出生的青年人们已经开始在社会上立稳脚跟。让人怀念的八十年代所剩下的,对于现今这个时世,仅仅只有怀念二字了。 然而幸好还有文字,尽管不能自由地表达,但这一路修补的制度却还是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一个记录的空间。在规定的栅栏内,査建英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记载:对八十年代进行一次个人化的切片记录。要知道,从此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栅栏内被拥权者圈养得愉快而白胖,如待烹饪宰杀的猪,他们再也不会对着主人嚎叫。 没有人能离开70年代来谈八十年代,这道理就像没有人能避开八十年代来谈之后的中国。这样去重复表达的意思是,要强调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劫难和灾害。在个人崇拜和集体主义被推到了极致的时候,个人(体)是不存在。那种高大全的、革命的叙述话语像感冒病毒一样存在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体内,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这一点在阿城和李陀的访谈中说得很清楚与明白。因此,在八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在不知不觉中用七十年代留存下来的语气和思维方式来反抗过去、肃清过去。只是没有多少人能知道,他们其实依然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延伸而出的触角。 让人不安和悲哀的是,告别八十年代之后,人们再也没办法去找到可以歌唱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在八十年代,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找到前方的路在哪里:荡涤身上留存的专制所留下的流毒。而且当时的制度给人们的围成的栅栏要比之后宽松得多。是以,一时间,形式各异的表达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即使这形式多样的表达有很多时候与过去一脉相承,但内容开始转向,转向颠覆父辈。相比一九四九至今的漫长,那短短的十年,所有的努力显得如同毛时代的"百花齐放"那样短暂得像昙花。只是"大鸣大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们不会再入囚成犯。 在有审查制度存在的今天,得感谢互联网。正因此,我得以读到全本的《 八十年代访谈录 》(牛津版)。以下是我印象较为深刻的一些地方: 一、阿城 在书中,阿城访谈的部分的篇幅是全书11个人中占据第三的位置。但是却是在全本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删除得最多的部分。在访谈中,阿城穿梭在八十年代和当下的时代之间,对文学的表达、社会的思维方式、权力资源的分配都有很通透的见解。 二、陈丹青 陈丹青至今还是个文艺中年,这一称呼并无调侃之意。不管外界对他有如何的抬高(贬低),他仿佛还是那个言无不尽的寸头男人。这就是一个具备正常人心魂的人。尽管如此,这样的正常人秉承着常识,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度,着实显得不易。 三、陈平原 由于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因此陈老师所说的一些事倒是显得挺熟悉。在荡涤过去毛时代的流毒的过程中,陈平原则显得相当的开放与理智。 四、崔健 崔健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的。这一句话不管放在八十年代还是之后的九十年代,都是那么的合时宜。但正因为此,崔健在审查制度中显得相当的不合时宜。从摇滚青年到广场青年,崔健的认识始终都是清晰的。当然,这要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看到。 五、李陀 李陀的回忆更多着力于"友情",然后由这一点发轫,一路谈到文学、电影。在对于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轨迹上,其评论则相对地让人眼前一亮。 六、林旭东 林旭东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电影,但其观点却显得不那么繁杂而缺乏头绪。相比其他人,我则更喜欢他的访谈:对电影独特而系统的认识、评价,相比目前泛滥了的影评来说真是真知灼见。比如他在谈论姜文电影时: 查建英:姜文的《鬼子来了》呢,我倒觉得比他第一部片子《阳光灿烂的日子》更好。 林旭东:姜文的片子我从来很难接受。他影片里有一种暴力的东西,到不一定是打啊杀毒血呀什么的,相反倒是有时候还会渲染得五彩斑斓。他实际上是把张艺谋那里一种不太好的、但是张艺谋还做得比较有分寸的东西,极度地夸张了。 查建英:啊,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用那样的方式来表现"文革"…… 林旭东:那他们说的还是题材。我说的是他的电影整个给你的这种感受。就像片尾的那个傻子冲着你喊:傻逼! …… 林旭东:其实不在于他(姜文)在拍什么,而在于他的出发点。怎么说呢?黄仁宇说对历史人物的作为要有一种同情心,要设身处地从他的具体境遇出发。我觉得姜文的电影缺少这种东西。我最喜欢的那些电影里都有这种角度:像侯孝贤的电影,再如《小武》。小武就是这么一个又可爱、又卑微…… 七、北岛、甘阳、栗宪庭、刘索拉、田壮壮 北岛谈的范围很窄,仿佛一味地沉迷在《今天》的圈子里;甘阳则一路谈着西方哲学在中国,在外行人如我等看来,他显得无趣而自大。只是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甘阳的自大又变得可爱一些。栗宪庭则显得中规中矩的,几乎没记住多少;说到刘索拉,或者是因为和査建英太熟悉了,这两娘们一来一去,就像是唠家常。准确的说,是唠那些出国的事儿,显得相当的没有意思;田壮壮导演,则像是得了道一般,四十不惑,就像是不活的人那样,无欲无求。球! 相关日志 黑夜里的独行者——《无梦楼随笔》选读后感(2) 张清民:叙事研究的社会学立场 ●张清民:自我改写的写作(关于耿占春) 什么时候行为决定态度 处男的肉 这就是一片晴朗的气场 又咸又湿这十年 因为门德尔松 看不见的赫尔特城(Invisible Heart City) 赤贫与痛苦的精神 建议使用 Feedburner订阅本Blog | 在豆瓣九点 | English Blog | 墙内Blog: 风月志 Some Rights Reserved | 小刀周遠的瘦人民謠 | Permalink | 暂没有评论 | Add to del.icio.us |关键词: 知识分子 , 读书 | [email protected]

刘晓原律师@liu_xiaoyuan 5月24日被“消失”的16条敏感推文

5月24日下午,刘晓原律师 @liu_xiaoyuan 突然发推求客户端,说要删除一些“敏感”推文。为让广大网友明白何为“敏感”推文,以免重蹈覆辙,有心网友特将其删除前后推文做了对比,发现被消失的“敏感”推文有如下16条,均与艾未未案相关: 1. 从言论上找不到问题整人,就从经济上找罪治人。这是"修理"异议人士的贯用手法。http://twitter.com/#!/liu_xiaoyuan/statuses/71795083678199811 2011-5-21 2. 下午,我去了宋庄艺术区。晚上,见到了栗宪庭老师。在艾未未被带走后,他是北京艺术圈最早站出来为艾说话艺术家,他写艾的文章已在海外很多媒体发表。2011-5-22 http://twitter.com/liu_xiaoyuan/statuses/71954858579730432 3. 4月3日艾未未被带走后,我在新浪微博发了不少消息。4月5日,新浪管理员发来通知,说我在微博发敏感内容遭到他人举报,需审核发言一周。没想到审到现在还没有解除。无奈之际,今天我再注册一个“刘晓原律师2011”微博。万万没想到的是,刚发第一条微博就显示要审核。2011-5-22 http://twitter.com/#!/liu_xiaoyuan/statuses/72232723674169344 4.

这是一篇影响艺术史的文章

AVV近几年的言论、作品尤其是行为,不但显示出其特有的语言特征和力量感,而且通过他的作品,也向社会和公众昭告了当代艺术对人当下生存状态关注的基本姿态。

栗宪庭 章诒和:AVV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

1957年夏季,高瑛怀孕了,她准备堕胎, 因为她与艾青的事实婚姻,已受了许多 批评 和严重处分。可艾青坚持要这个孩子。他说:“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 作品 ,也许是一个杰作。”(《我和艾青》 北京 十 月文艺出版社 第29页) 这个孩子起名AVV,也真的是个杰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 AVV是个有创造性的 艺术家 ,而且还是一种有爱心、良知和 社会 责 任感的艺术策展人和社会 活动 家。 初知AVV是在1980年的星星美展,看到他画的几幅水乡 油画 。画面是常见的水乡风景,民居和河道用很轻松的线条勾勒出, 尤其色彩处理,不是常规的写生路数,倒象传统 中国 文人画先勾线然 后染色的方法,但也不“随类赋彩”,更无视画面物象的结构, 而直接使用大笔触随意涂抹了数道谈谈的蓝色。他的胆大和随性, 以及寻求中国 绘画 元素的转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AVV去了 美国 ,便不再知道他的消息。直到九十年代初、 中期,由于都与“东村”的艺术家来往密切, 才知道他给予了那些艰难的艺术家很多帮助。他还自费出过黑、灰、 白三本有关东村和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介绍,尤其是东村的那些 行为艺 术 ,都是最早刊载于这三本画册的。实际上, 当时的整个中国艺术形式还处在严冬时期,马六明、朱冥就是那时因 行为 艺术而被抓捕的。AVV那几本小册子, 无疑起到大家相互交流和鼓励的作用。同时, 九十年初中期的行为艺术资讯,也是通过这几本画册, 最早免费散发到很多西方 美术馆 和批评家手中的。“才智透天机, 论豪侠谁与齐,低头常有千般计。”此后的AVV涉猎广泛, 并以艺术策展人,艺术推广人,社会活动家, 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多重身份,一直活跃在中国和 国际 艺术界。 AVV与瑞士艺术收藏家西克创办的年度新锐艺术家奖项, 广邀国际和国内艺术批评家评选,虽然我们不认为它对中国 当代艺术 发 展有多广泛的影响,但是,起码对中国当代艺术更广泛地走向国际, 以及扩展对中国当代艺术评判的视野,都起到了参考的作用。 特别他与荷兰已故策展人汉斯合作 创办的艺术文件仓库,推介了不少当代中国新锐艺术家, 在近十余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上,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他创立的艺术 空间 ,连同他为艺术家 设计 的 工作室 , 都成为草场地 艺术区 最早的拓荒之作。 如今草场地成为京城最活跃的艺术区域之一,无可否认: 是他起到了一种旗帜性作用。另外, 他还在海外做过不少中国当代艺术的推介工作。2007年, 他在瑞士国家艺术博物馆策划的中国当代艺术 展览 《麻将》, 是中国近十余年当代艺术在海外较全面的呈现。 这对欧洲艺术界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阶段性状况, 无疑起到了架桥铺路的作用。 AVV设计过不少建筑,当然大家都知道: AVV是奥运会场馆鸟巢的艺术顾问。值得强调的是, 他凭借最直接对材料的认识,把中国传统建筑材质的灰砖和红砖, 以传统极繁的砌法,与现代水泥混浇的方式相结合, 营造出一种明确的传统极繁肌理和现代极简造型的 视觉 气 氛。此后作为一种AVV式的建筑风格, 让他在国际和国内建筑界享有不小的名声。尤其是AVV设计的《 金华驻京办事处食堂》的餐厅,先用水泥压力板和玻璃裁 成墙的厚度,然后把这些裁好的水泥压力板和玻璃, 组合成不规则的外墙体,直接解决了采光等功能问题。 内部的隔墙和家具等,也都采用了同种材料的不同方式的 组合。AVV这种寻求廉价材料和简便的建造方式, 在疯狂和奢华的城市化进程中既是独特的,且带有启发性。 AVV作为艺术家,深受杜尚和博伊斯的影响。放眼望去, 二十世纪初、中叶以来, 世界 现代艺术的发展,几乎没有人不受惠于这两位艺术导师的了。 作为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最大区别, 就是这两位导师彻底改变了艺术家的手艺人角色, 而让艺术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具体而言,智慧和思想性, 文化 和社 会事件的针对性,方式上的揶揄、刺激、反讽模仿,以及日常 生活 中 现成品的挪用和演绎等等,都是直接来源于日常生活本身的启发, 站在公共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立场上,表达一个艺术家的感受、 爱心和 自由 意 志,而非沉湎于传统文人的孤芳自赏, 更不是作为一个手艺人津津乐道细枝末节的技巧。 无论艺术的社会立场和爱心,还是视野和方式, 近一百多年当代艺术积累的 新经验,都是对传统艺术语言极大的拓展与挑战。所以, 如果离开当代艺术在近一百多年建立的这种基本准则, 就根本无从评价和了解AVV及其所有当代艺术的革 命性发展。 在AVV最招致一些非议的作品中,是那些“戏仿”西方 美术 史 名作形态的作品。如他的《喷泉灯》(Fountain of Light,首次展出在英国的 Tate liverpool)。 戏仿的作品是苏联艺术家Tatlind的《第三国际纪念塔》, Tatlin分别在1920年,1924年, 1925年做过三个《第 三国际纪念塔》的模型,高5或者6米。 其中心结构体是由玻璃制成的一个立方体和一个圆柱体组成的核心, 建筑内部还有很多功能性的设计。建成后将比当时世界 最高318米的纽约帝国大厦还高出一倍。 这个纪念塔最终没有建成,但其 方案 及 模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建筑方案实际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雕塑, 并成为现代艺术运动中结构主义和功利主义精神的标志。AVV“ 戏仿”的作品《喷泉 灯》,做成了一个由钢结构和水晶玻璃构成的大型彩灯,高七米, 底座直径六米,比《第三国际纪念塔》模型还高大, 幽默而发人深省。对AVV这件作品的意义和 解读,首先需要借用对Tatlin《第三国际纪念塔》的解读, 或者说AVV的《喷泉灯》,与Tatlin的《第三国际纪念塔》 ,由于它们在美术史和国际共 运史中构成了一种上下文关系,所以, 让人看到的是这两件作品以及与这两件作品相关联的社会含义。 AVV的《喷泉灯》彩灯和喷泉的形态,令我们直接联想的是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诸如“灯光工程”“广场喷泉”的一种映射; 或者说,两件作品让人看到的是对国际共运一前一后浮夸的讽刺。 使用不同的材质和不同的体量,在不同的环境里, 戏仿或者叫滑稽模仿、反讽模仿艺术史上的名作, 利用美术史及其相关联的社会情境的上下文关系,在新的语境中 以构成新的含义,早已成为近百年现代和当代艺术的一种语言模式。 诸如杜尚在蒙娜丽莎嘴上画两撇胡子的作品, 就是首先模仿蒙娜丽莎这件名画作为蓝本,这件作 品所演绎的含义才能成立。 六十年代美国波普艺术中此类作品更是数不胜数,诸如罗伊• 里奇滕斯坦的《杰作》, 就是选择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于美国的漫画形象作 为仿照对象。安迪• 渥霍的32幅仿照坎贝尔浓汤罐头和仿照梦露照片的系列丝网版画, 更是家喻户晓。到了本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艺术和 摄影 界 形成一股摆拍风潮,而在这个风潮中, 把艺术史名作作为戏仿对象的作品比比皆是,中外艺术家多有涉足。 在AVV的作品中有不少此类作品被指为抄袭,实在是一 种对美术史的无知。AVV的《一顿茶》(展出于日本MORI) 的戏仿对象,是Johannes Stüttgen等人用100公斤蜂蜜做成的立方体的《不是 艺术 品 / 商品!》。其实,那100公斤蜂蜜的立方体,用来纪念博伊斯, 谁都知道这本身就是来自博伊斯著名的《工作场中的抽蜂蜜泵》和《 油脂椅子》。油脂和蜂蜜挽救 了在战争中负伤的博伊斯,所以博伊斯用蜂蜜和油脂做了《 工作场中的抽蜂蜜泵》和《油脂椅子》,尤其是《油脂椅子》 作为一个带斜面的立体造型,才启发了 Stüttgen等人用100公斤蜂蜜做了一个立方体以纪念博伊 斯,所以, 两者之间在造型和材质方面才能够形成一种上下文的关系。 AVV的《一顿茶》,玩 的也是材料和体量的置换,只是,茶的材质和一吨重形成的大体量, 给观众带来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 就如同100公斤蜂蜜象征的博伊斯精神,而一顿茶对于中国 人的含义是什么?两者之间一定会形成一种对比和新的联想。 事实上, AVV一直期望从中国传统材质和中国传统结构的转换中寻求新的意 义,他尤其迷恋中国传统家具的红木材质和榫卯结构的感觉。 他做的红木足球模型《预 言》(Divina,大的直径两米五十公分, 小的直径一米七十公分,展出地点日本MORI和慕尼黑HAUS DE KUNST),该作品以红木为材质,以极其精细的制作, 超大于真实足球直径十倍或数倍的体量, 给人一种既荒谬又有某种真切的感觉:中国人对足球的 超级 迷 恋,以及对中国足球的极端失望, 心理上有种把足球这项体育运动与国家是否强大挂钩的倾向。 但AVV的“足球”,由于类似中国传统家具的精工细作和超大的框 架, 却给出一种足球的力量感与红木家具的精巧感觉之间的巨大反差。 AVV同类作品还有那个著名的红木中国地图, 以及戏仿极简主义艺术家Sol LeWitt1991年那件象廊子的作品等等,与极简主义同样, AVV在这些作品里,在乎的就是材质和结构,只是他通过戏仿, 让人集中观看的是中国传统材 质与独特榫卯结构的美感。 最近,在美国大都会展出的《生肖兽头》(Zodiac Heads)戏仿的是圆明园西洋建筑海晏堂十二生肖的喷水雕塑。 圆明园这组西洋建筑被毁,以及兽首的丢失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 尤其是由中国公司耗费巨资从 西方买回后,尽管几乎所有文物专家都认为该兽首买的物非所值, 但是所造成的超级爱国新闻,实际成为这家公司最好的广告。 正是基于此,AVV戏仿了这组兽 首,而且所有兽首全部采用铸铜和鎏金的奢华制作, 并以三米多高即超出原兽首十倍左右的尺寸面世。 当巨大的金灿灿的十二个兽首矗立在人们面前时,给人的感觉 是:以奢华的制作,给兽首的“爱国买卖”开了一个玩笑。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尚未完结, 如果美国著名的大都会博物馆收藏这组作品的话, AVV等于把本来不是按 照中国审美系统雕刻的生肖兽头,复制一套卖给老外, 而且他们还得花大价钱。那么, 中国公司耗费巨资买回被掠夺去的兽头, 与AVV戏仿兽头卖给老外赢得巨 资,哪个更爱国?哪个更有智慧? 当然,AVV最让一些人恼火的是他一系列行动,其实, 在我们看来AVV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政治家, 尽管他的行为包含政治因素,但那是艺术,行为艺术或者事件 艺术。况且行为艺术本质就是自由的生命活动, 行为艺术的创作也往往超过人们对常态生活的一般理解和感官承受。 这样就会很自然地与国家意识形态生出一定程度 的疏离感和紧张性,甚至带有诋毁,反叛,对立色彩。所以, 我们在这里要郑重地说:政治是有纲领、目标和有组织的活动, 但AVV的行为或者他策划的事件不是 政治活动,而是基于表达一个个人的情绪和感觉为目的。 AVV的行为或者事件所具有的公共性质, 使他的这类作品具有了一种创造性。说清楚这点,我们有必要简 单梳理一下中国的行为艺术发展脉络。 中国的行为艺术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5- 1987年,文化批判热是当时社会的整体气氛。那时的 行为艺术多采取在长城、十三陵等具有文化标志的地方, 采用包裹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文化对个人的束缚。 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代初期,以事件性和波普性质为特 征,和当时的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相关联,包括摇滚、流行歌曲、 绘画都有这种波普性质,带有一种政治反讽性。 诸如艺术家扮演雷锋做好事,以及给矿工送毛巾等 模仿毛泽东时期社会行为作为特点。 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代中期, 一些艺术家聚集在北京长城饭店东边麦子店的地方, 大家称它为东村。东村的艺术家以行为艺 术知名,作品特别强调使用自身的肢体语言,多以自虐为特色, 来表达生存的艰难。 第四个阶段则以AVV的行为和事件艺术作为标志。 这个时期鲜明的特点,与此 前仅仅在艺术小圈子里探索截然不同的,是它的社会公共事件性质, 强调与特定的社会语境相关联, 强调爱心与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的批判性,强调与公众的交流。 所以是AVV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内部探索真正推向社会,推向公众, 让公众理解并参与他的—— 也是与当下人的生活密切关联的当代艺术。这也同时使他的行为或事 件艺术,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特色。他还深知中国社会空间的变化—— — 网络 世 界的出现,并善于利用公共媒体尤其是网络世界, 这使得他的行为或者事件艺术,具有了创造性的标志——“ 网络标题党”的特色。每一个行为或事件都有响亮和容 易记忆和流传的特征:《公民调查》—— 汶川地震死亡学生的调查名单。《七一罢网》—— 2010年七一号召网友罢网一天。《老妈蹄花》—— 用手机及时记录自 己被别有用心的人暴力伤害等等。总之, 他的作品通过对社会事件的关注,通过表达自己的爱心和愤怒, 以及反抗的态度和无畏的精神,并与广大网友达到了共识、 共愤和共爱。 毫无疑义,AVV近几年的言论、作品尤其是行为, 不但显示出其特有的语言特征和力量感,而且通过他的作品, 也向社会和公众昭告了当代艺术对人当下生存状态关注的基本姿态。 为什么要这样做?AVV写于1978年1月4日的一封信里, 做了最好的诠释。他写道:“(过去的)回忆是无穷尽的, 它像毒蛇一般侵蚀了我们幼小的灵魂。但 我们并没有因之而死亡。相反,我则要求自己活得更好一些! 二十年来,愚蠢,无能,无知,软弱……如今略有清醒。活着, 要自己主宰自己,要有目的的生活,要 走自己的路。” 说这话,他21岁。 2011年5月 来源:http://hey.ionly.com.cn/viewthread.php?tid=38885 

江白:轮回的路上,佛光照耀你

数个时辰之后,七天前离开人世的曲尼江白,将在止贡提天葬台,过早地结束这一次轮回。 止贡提天葬台在半山腰上,被重重叠叠的经幡环绕,当鹰鹫飞来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 此刻,是深深的黑夜,万籁并未俱寂。倾听着北京的高楼下各种车辆驶来驰往的声音,虽然并不嘈杂,却意味着仍然有众生在为生活奔波。 我默默地祈请诸佛:当江白,年轻的、才华绽放的江白,他在这个世间的光明已谢,正在独自前往我们谁也无法知道的地方,诸佛啊,请以慈悲之钩抓住他,不要让他落入黑业的支配之中,请护佑他,使他免除中阴的险境。诸佛啊,请让我们和他来生相遇,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嗡嘛呢叭咪吽…… 我仿佛看见,在离天很近的止贡提天葬台,在渐渐让人暖和过来的阳光中,在满山经幡被吹拂得呼啦作响的微风中,在僧侣与亲人的祈祷中,随着天葬师手起刀落,展翅而至的鹰鹫将江白带走,而业力则随流转,将与我们重新结缘,相逢。 2011年4月5日凌晨3点记 这是“艺术档案网”为江白设的纪念专栏: http://www.artda.cn/view.php?cid=30&tid=5042&page=1 。有许多记录江白的艺术与生活的图片,以及江白的友人们怀念他的文字。 以下图文,是拉萨的艺术家们在江白去世的第二天,去江白远在乡下的家里及他工作的学校吊唁的时候拍摄的。 2011年3月30日,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江白家乡的村庄 2011年3月30日,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江白家乡的村庄 2011年3月30日,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江白家的院子 2011年3月30日,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江白家,一百个酥油灯 2011年3月30日,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江白家,喇嘛在颂经 2011年3月30日,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江白家 2011年3月30日,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江白家 2011年3月30日,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江白工作的学校 2011年3月30日,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江白工作的乡 2011年3月30日,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 2011年3月30日,西藏,拉萨,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江白家乡的雪山 这两篇文字,是西藏艺术家嘎德、嘎嘎21,为江白而写的: 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当事实确定我开始向所有与江白亲近的朋友发短信,告知这一不幸的消息。那一刻我充当着一个噩耗的传播者,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稳定恍惚的心境,然而每接到一个回复,我的心就会痛一次,我真希望这只是愚人节前的一次恶作剧,然而这一切都是残忍的真实——江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江白是个苦孩子,从小失去了父亲,家境艰难。他家有7个兄弟姐妹(他排行老四),母亲和已年过90的奶奶,全家长期以来,只有江白一人在职,是一家最大的依靠和希望。他的负担可想而知,去年一直由江白资助上大学的妹妹考上了公务员,分到了那曲工作,终于可以减轻一些他的负担了,然而世事残酷而无常…… 我同江白的友谊是在筹备“烈日西藏”画展时建立起来的,记得当时所有的杂活、累活和别人不愿干的活都有江白的身影,无论在西藏还是北京展场。“烈日西藏”能在北京顺利举办是和江白的努力和汗水分不开的,但我却从未当面正式地向他表示过谢意,就是这一点现在让我非常的自责和内疚。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这次在北京的办展经历,是他人生中一段最美好最幸福的经历,不仅参加了这么重要的一个展览,还同栗宪庭老师结下了特别深厚的情谊,他说他从小失去了父亲,在他的心里栗老师就是他的父亲,他还时不时向我们炫耀栗老师转送给他的一串藏传佛教重要活佛的念珠,他说他舍不得一个人佩戴,等回到家乡,他要将这一串珍贵的佛珠分拆给他的所有家庭成员每人一粒,剩余的想捐给他家乡的寺院作为佛像的装藏。 昨天(30日),我们一行十二人开车近三个小时来到了他的家乡——墨竹工卡县尼玛江热乡,去见他最后一面…在几百盏闪烁的酥油灯旁,他的遗体安详地躺着。我当时真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很难将眼前安静的他与平时那个黝黑脸庞、眯缝着小眼,举着酒杯,高唱跑调山歌对世事充满悲愤的他联系起来,一切都太突然,太不合情理。 之后,我同诺次、边巴、和老邹又驱车了一个多小时,到了他生前的工作地“日多乡小学”一个偏僻而荒凉的山村小学,在小学门口拍了一张合影,空出的位置是属于他的。 下个星期,也就是4月5日,是他的“头七”。也是他出殡的日子,他将在圣洁的直贡天葬台天葬。他的灵魂将开始再一次的轮回,如同尼玛江日山谷的风。 嘎德 2011-3-31 找· 到 ——深切哀悼西藏当代艺术家曲尼江白 车在路上行驶大家却没有了话语,悲痛中的沉默,每个人都在重放着记忆中你的故事。我知道我们是要去你家,但此刻我的心中无法分清楚我们是去找你还是去见你。一路上飘飞的白雪夹杂着朋友们对这场不幸的不可理解与过去和你在一起时美好时光的回忆,不断落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上。眼前闪过的村庄不断延伸着你的生活轨迹,它就像颜色的渐变从城市到村庄再到山沟,地理环境不断的变窄变险带着悲伤的心情使人更加的难过,我在不断问自己你给我们的那种对生命的自信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真诚源于何处?一个才30岁的艺术家为何留给我们如此强烈的怀念? 和你聊天的时候你会谈起很多你生活中的故事这些故事中可以感受到你对故土的那片最真的爱。记得我问你是否真的喜欢你现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你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你要做的事情,而要完成这些事情每个人都要选择属于这个事情的环境。作为一个教师你在一个山区小学从事着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每一个孩子的工作同时这些孩子纯净的内心冲刷着你身心的疲惫,你说支撑你的是一份责任。我问你这份责任源于何处?你说因为爱。是的爱是整个人类都具有的本质而你懂得将这种爱释放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此刻悲伤占据了我的大脑,思绪时断时续,想起你的笑容是那么的真诚,想起你思考是那么的贴近现实,想起你思绪交杂时大声嚎哭的心情,而此时此刻你却永远的与我们分别了。 生活中的感悟承受着对现实的诉求,你用你的灵魂寻找通向目标勇气,这勇气是你对西藏的热爱与民族的责任。通过你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你对现实的真实感受,色彩纯净优美的画面中你独有的艺术语言在画面中展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艺术张力,或许你是因为一直生长在这里对每一个变化都有很敏锐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将你拉到艺术创作中使你成为西藏当代艺术中一位不可缺少的艺术天才。你说你的语言是要讲述你看到的现实,是通过艺术作品表达内心真正的感受。你说你要在“艺术中表达真实,在真实中寻找艺术”而这一切都是“找”的一个过程。是的你真的去找了,因为你的执着我们发现了很多真相,因为你的那份最纯的爱我们感受了很多,虽然你的突然的离去让我们如此的无法接受,但你留给我们很多值得在意值得坚守的东西。 来到你的家,见到你静静的躺在哈达帘子后面,仿佛一切凝固的让我无法挪动自己的身躯,外面的雪还在不断的下着。难以想象的不幸让我们离你如此的近却又让我们如此的远。无数闪烁的酥油灯像你那可亲的面容让人不禁掉入回想之中,你说你在北京的展览上认识了很多人,他们都非常喜欢你的作品而且在艺术创作上给你很多信心与帮助,你是如此的对未来的艺术创作抱有激情,每次听说你在拉萨我都想去见你因为你的那份坦诚让人觉得就是和自己在一起,谈起的很多创作想法你都有你对未来的担忧与希望,那一份执着每时每刻打动着我的内心。 此刻耳旁传来一阵喇嘛的诵经声,浑厚的声音传诵着生命的经文让我们知道生命的形式不止一种,死亡同样是生命的一部分,理解生命、感悟生命、认识生命不只是时间的长短,更重要的是生命本身追求所要到达的地方。 外面的雪还在不断的下,天气是如此的和心情步调一致,然而那些雪花只是从空中降落下来到达地面就立刻融化了。一颗坚强、执着、充满爱的心留给世间的是更多的希望。江白一路走好愿你在更幸福的地方画更美的画。 嘎嘎21 2011年3月30日

[转载]中国前卫艺术教父栗宪庭不做艺评做乡绅

栗宪庭受本 报 之邀,将在5月31日为本 报 创刊85周年文化论坛“飞越蓝海——文化脉动与价值创造”发表演讲。 他接受本 报北京特派员 韩咏红专访,畅谈宋庄艺术村的经验,畅谈不做“艺评教父”做“乡绅”,以另一种方式介入中国现实,在艺术、房地产与政治之间摆渡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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