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

香港雜評 | 沈旭暉:大熔爐與香港核心價值

近月不少爭議,像孔慶東教授言論、D&G拍攝事件、「雙非人」成為特首選舉議題等,均觸及新移民、內地遊客、使用本地公共資源的非本地居民等群組。在網絡世界,香港與內地網民就此連番激辯,互斥對方歧視;在知識份子圈子,也引發了不同門派學者的論戰。其實在宏觀角度,出現這些爭議是十分正常的,即使是兩德統一,德東與德西人至今也有不同層面的矛盾存在,重要的是如何表達、如何化解。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一直以自己的核心價值自豪,例如重視法治、人權、自由等,都是我們深信的理念。核心價值的重要性,正是維繫一個地方人心的根本,就像一個大熔爐,足以把來自五湖四海的人融合。香港作為一個移民社會,到今日有深厚的社會凝聚力,不再自居「借來的城市」,就是因為我們深信這些核心價值,並希望來到香港的客人,都尊重我們的價值觀;對希望移民來香港的朋友,我們希望他們是認同香港核心價值而來。 筆者幾乎每月到內地交流、開會,遇過難以理喻的朋友,正如在國外,也難免遇過個別不快事件,香港也有極個別偏好人身攻擊的評論人。但理性的人,不應以偏概全,遇上一個美國人人身攻擊中國人,就把美國列為野蠻國家;事實上,筆者在美國入學的第一課,就是說明「hate crime」的破壞力,那才是留學予人最深刻的影響。同一道理,在香港個別內地朋友的作風,不能代表整個中國,而內地在港留學生的質素,就絕不比香港學生遜色;他們大多珍惜香港的核心價值,並對港人港地心懷感情。孔慶東教授的言論、對香港法治的不解,令人反感,但製造二元對立,也是缺乏自信的表現;若港人只以眼前案例來論證自我優越,以十三億國人為蝗蟲,何嘗不是缺乏自信的表現? 當然,以香港的面積,自不可能接納全國各地、乃至全球的移民。對孔教授的言論、D&G的政策、雙非人使用香港公共資源,筆者個人都不贊同。但對於希望如何制定移民政策、對公共資源如何避免被非本地居民濫用,香港市民自應直接發表意見,政府的人口政策也應該定期修正,這些都是理性討論足以解決的問題;若政府閉門造車,自會受到監督和批評,這裡針對的應是政策層面,不是人。對根據政策接納了的新移民,我們則應以我們的核心價值,盡力將他們融合在這個大熔爐內,這是香港人應該持有的信念,否則香港何以有今天?在這個「兩部曲」內,有根本方圓,不應有互相仇恨的空間,否則「hate crime」會變成常態,這是內地人、香港人都必須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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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刘安安:失焦了的核心价值观

刘安安:失焦了的核心价值观 (2012-01-0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薪资、人才、市场 [2012台湾大选] 李登辉李远哲登广告支持蔡英文 [朝鲜问题] 纪念两领袖冥诞 朝鲜下月大赦 [中美关系] 传美将设工作组监督中国贸易问题 热点话题 刘安安   对一向来以效率第一见称的公共服务之精英团队,地铁大瘫痪事件无疑是个醍醐灌顶的案例,在这个关键时机,各个公共服务机构须要好好地来个釜底抽薪的省思及变革,才能化危机为转机,将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导入正轨。正如叶鹏飞君在《地铁大瘫痪的教训》一文所说的重话:“地铁大瘫痪的意义,就在于宣判目前关于效率的主流论述的破产。国人还是希望公共交通系统有高效率,但那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效率,而不是通过各种手段如增加收费、削减成本来提高企业盈利的效率。如果大家能从在地铁大瘫痪里吸取真正的教训,痛定思痛并改弦易辙,也未尝非塞翁失马之福”。   个人尝试在这个课题上,再将问题抜高到更深更广的层次来讨论,即公共服务的精英团队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已经失了焦呢? 又,整个导航体系是否迷失了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后脱颖而出的一位儒商,说到在企业家的身上,必须具备及精通两“学”,即“数学”和“哲学”。所谓的“数学”,是精于在整体规划上精打细算,并且生财有道,使企业有了赖以生存的源泉。所谓的“哲学”,即企业家所拥有的扎实的哲学底蕴,对个人一生的修身养性大有裨益;对企业来说,既有能力又善于将抽象的企业理念化为全体上下、人人能够理解的愿景,并且引领大家齐心合力,去创造企业能够永续发展的动力及企业文化。   倘若不能在“数学”和“哲学”中取得一个平衡点,只一味地向“数学”倾斜,追求利润最大化,忘了组织原有的责任与使命,迟早是会发生乱子的。先说美国的例子,金融界的精英分子,凭着第一流的“数学本事”,出尽法宝以谋利,结果误国又误民,甚至是误了全世界。美国政府为了国家经济免于崩溃,动用国库来拯救银行,而这些金融界的精英分子在国难当前,还在打政府援助金的主意,奥巴马总统气得破口大骂亦无济于事。   说回SMRT,自成立之初开始至今,单一的沟通语言及告示就一直为人所诟病,SMRT根本不为所动,最近的地铁大瘫痪事件,可以说是给SMRT一个狠狠的教训,也是给其它的公共服务机构的一个殷鉴。   像类似以创造财富为贤能的事件不断地出现,民众不禁要问:精英分子经常告诉百姓不要视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百姓也要告诉精英分子,高薪养贤亦是理所当然吗?若只知道为集团创造财富以领取高薪花红而忘了使命感,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哲理为美丽的词藻,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神话故事,则社会有难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不禁使我想起有关已故文化人郭宝崑的新闻报道,在每年国庆的群众大会演说之后,郭宝崑总是在摇头叹息:领导人每年花几个钟头的演说,都在大谈特谈经济,人文及文化素养靠边站,这个国家将来会变成怎么样?哲人先知先觉的话几乎成了预言,在今日验证了重“数学”、轻“哲学”的精英分子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缺憾。当公共服务的核心价值观,一切都以功利至上来算计,忘了为民服务才是本位,已非人民之福,更非社稷之幸。 作者是社团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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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韩咏梅:反映核心价值的方程式

韩咏梅:反映核心价值的方程式 (2012-01-08) 早报导读 [特写天下] 三年分配11万套,重庆公租房改善房事 [李光耀新书] 李书再吹皱南大春水 [财经人物] 陈九霖:新加坡有我的辉煌与屈辱 [财经综述] 票息率高 零售债券秀色可餐   今天上午《联合早报》的一批同事将探访一些独居老人,让他们在这个农历新年增添一些快乐。这是我们第一次主办“送暖”活动,除了找商家赞助礼品,编辑室也发动一个小型募款活动,让我们可以给老人家一些过佳节的度岁金。   这个活动的出发点十分单纯,由一批年轻同事负责策划,他们预先去探访一些老人,写出独居老人的心声和愿望,然后动员同事们家家户户去给独居老人送礼。他们本来担心募捐的款项不够,不足以给200多名独居老人一个像样的红包,也担心义工不够,分派礼包时不够人去和老人家聊天。结果出乎意料,在完全自发的情况下,同事们十分踊跃,不论义款还是义工,全部达标。   送暖是一个小活动,而且是短期的,当然不能和全职做公益或社会服务,甚至为国家服务相比。但是,最基本的一点——回馈社会,这是共同的。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本质上都有参与和回馈的需要,这是一个富足,而且成熟社会应有的特质。   过去我们把人性阴暗面看得太透,总是相信人主要是自私,不会自发的,所以总想着用东西约束人。金钱是普遍的约束之一,要鼓励的时候奖赏,要制止的时候罚款。于是,金钱成了我们衡量许多价值的标准。所以,我很高兴由余福金领导的政治职位薪金检讨委员会经过七个月的辩论,提出了一套涵盖面更广的薪金计算方案,这个方案即使不是最理想的,至少它重新提醒我们,政治领导人应有的核心价值。   之前以六个专业,即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跨国公司人员与制造商等,每个行业最高薪的8人年薪为参考,再以这48人的薪金的中位数的三分之二为初级部长薪金标准的算法,存在着两个偏差。   第一,这48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新加坡公民,他们是跨国的人才,不应该在挑选我国政治领导的人才库中;第二,48人这个数目实在太微小,特别是全世界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难处理的今天,48个薪金最高者的年薪不断在上调,而中低层人民的收入却只能在原地做很小幅度的波动,就算通过各种津贴、补偿来拉高实质收入,贫富差距扩大这个世界性的问题不能解决,原有的方程式只会让政治领导在领取高薪时,越来越尴尬。   检讨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是以1000名薪金最高的新加坡公民为基础计算,这组参照,至少大致上符合挑选国家领袖的基本条件。究竟为什么是1000人?虽然记者会上委员会没有详细说明,我估计他们是以一个初级部长的合理薪酬为100万左右,测试不同的数字之后订下的。这个1000人的参照大致上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它考虑到政治职务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奉献,有一定的牺牲才能得到人民的敬重,这是领导人必须有的精神气质,因此在薪金最高1000人的中位数基础上,再减40%。相对于以48人的标准来说,这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第二,政治职务的年薪有相当显著的一部分是花红,过去这个部分除了取决于个人表现,很大程度也在于经济增长。而在拉近贫富差距和增加人民幸福感方面,过去那一套并没有照顾到,于是人民对政府的其中一个不满是,把生活节奏、生活要求推得太高,一般小市民难以应付,形成压力,久而久之,对于加强经济增长、提高生产力,还有全国职工总会领导经常讲的“cheaper, better, faster”口号,对老百姓并不中听,甚至还认为,宁可经济放慢一点,让百姓的生活好过一点。   新的建议中,部长和总理的年薪配套中“国家表现花红”将和中低收入新加坡人的就业与收入情况挂钩,国家表现花红的四个指标和人民的实质工资收入有密切关系,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思路就更不能向经济增长一边倾斜,而要考虑人们的想法以及追求。这未必表示国家的经济会放缓,相比之下,政策的思路如果沟通得好,上下有更大的共识,更容易推动经济和社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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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金融時報》中國的銀行:正在腐爛的核心

核心提示:中國在上星期三因為對經濟放緩的憂慮, 不得不把所有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50個基點,開始放寬銀根。 可是評級機構惠譽國際認為這樣細微的下調幅度對信貸擴張幫助不大 。中國銀行業未來將面臨現金頭寸壓力。 原文: China’s banks: a rotting core 作者:David Keohane 日期:2011/12/02 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中國在上星期三因為對經濟放緩的憂慮,不得不把所有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50個基點,開始放寬銀根。可是評級機構惠譽國際認為這樣細微的下調幅度對信貸擴張幫助不大。 更令人擔心的是,惠譽國際質疑中國銀行業流動資產的水平,又說中國的銀行度過即將來臨的資產惡化的風暴的能力真的不如人們預期的那樣,因為評級修訂是有可能的。 在 2008-2009年的危機以前,每一年進入中國金融系統的新存款規模之大,而流出的資金卻是那樣微不足道,以至於債務有否收回對銀行贖回债券的能力通常沒有多大影響。惠譽在星期五發表的報告說,在當時,無論不良貸款的比率是1%還是20%,存款和其他資金流入要涵蓋所有負債,通常都足夠有餘。 現在不是這樣了。根據惠譽的報告: 從2009年起,整體營運現金狀況因為融資額和流動資金收緊而減小,以前穩定不動的存款現在流動性增強,融資需求居高不下,大量的信貸被逼不作記賬。到2011年底,預計中國二線銀行將發布大約1.6萬億人民幣的聯合營運現金赤字,而這些銀行在2009年的盈餘為4250億人民幣。國有銀行則預 料將繼續錄得最終經營現金盈餘,儘管比2009年下降了超過一半。 惠譽說中國的金融界面臨足以削弱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挑戰越來越多。該評級機構追溯問題的根源,指中國2009年的刺激方案 對正規和非正規銀行的槓桿作用推波助瀾,導致房地產和基建設施的大量過剩,侵蝕金融業界的流動資金,推高了通脹。   雖然惠譽不相信中國金融體系內部的壓力—對地產商,中小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貸款—還沒達到系統性的水平,但該評級機構 認為這些並不是壓力的個別案例,而是信貸過度熾熱,以及政策取向過於則重信貸控制和固定低利率、優先考慮國營機構而不是私人公司和存 戶、主張忍耐和支援而不是重組的表徵。這樣看來,近來的問題可能只是個開始。   惠譽預測短期內借貸者會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援,包括貸款延期、重組、以及發行債券。報告指出,假如這樣的話,也許可以在短期內掩蓋資產質素轉壞的問題,但隨著不良貸款的償還慢得若斷若續,最終違約率將通過流動資金壓力表現出來。 那麼就會使得中國的銀行的現金頭寸真正的受壓,新貸款受到制肘,中國的經濟增長因而受限。然而,惠譽認為目前商業銀行21萬億的信貸能力再加上16萬億的存款準備金,是足以防止任何重大的短期混亂的: 但要是目前的侵蝕速度繼續下去的話,可以想像,2012年的現金限制會具有更大制約力。一些小銀行拓展新信貸的能力減弱,可能 需要大幅度減免準備金的要求。 存款準備金率的減免必須大於剛剛實行的50基點減幅。惠譽的報告說: 中國人民銀行近期削減50基點的存款準備金要求,對舒緩流動資金緊絀儘管有幫助,但是規模太小,對信貸擴張能力沒有任何意義。在 2011年因為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緊絀、以及銀行面臨的財富管理產品賠付要求壓力增大,信貸能力大幅收窄。 但是,許多分析師視這一削減為寬鬆週期的開端,削減空間還多的是。因為自2009年起,存款準備金率的要求由15.5%上升600基點,從借貸市場抽走了四萬四千億人民幣。 報告指出,由2010年年中開始,由市場驅動的利率和許多其他指標已預示著銀行業界的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穩步收緊。 中國的存款按絕對值計算正在縮小,其基礎數字正在起變化。報告說,兩個重大轉變來自影子銀行體系那與日俱增的高回報誘惑,引走了資金;而本地銀行推出越來越多的財富管理產品。這些目前佔總存款額10%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問題在於它們增加了存款的流動性。 根據報告: 在過去,一個中國的存戶不論在哪一家銀行存錢,所得的利息都是一樣的。今天,哪一家銀行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回報最高,他就可以把存款轉到那裡。因 此,中國原先粘著不動的存款現在的附著力減低了。現在,中國的銀行第一次需要競相推出高額存款紅利,不然財富管理產品的投資者便會撤出資金,轉到其他地方 投資。在2011年發行的財富管理產品當中,有四分之一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有效期,意味著財富管理產品的投資者會不斷重新評估前景,繼而決定未來把錢存到何處。這一事實加劇了競爭。 而 當流動資金收緊,銀行便越來越依賴同業借款來還款給產品投資者。由於月底到期的財富管理產品的份額如此之大 – 從而使得資金能夠注入到需要填滿的資產負債表當中– 為了償付財富管理產品的利息,劇化了月底時的現金爭奪。從2011年8月至10月,7天銀行同業拆息(SHIBOR)在月份的中、下旬差距為170基點。 當然,如果客戶到別處尋求更高的回報的話,中國那些全線提供低收益儲蓄賬戶的銀行,真的只能責怪自己了。也許流動資金外流可能推動這些銀行體系的利率走高。 惠譽認為,推動人民幣加快國際化和開放資本帳戶,造成了對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的侵蝕: 離岸人民幣發行債券市場的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結算的開展、香港銀行向中國企業和銀行信貸的積極擴張、以及內地居民的消費和境外投資的 強勁增長等,都導致越來越多融資和結算在中國國內銀行系統以外的地方進行。 而因為對資本流入的限制,中國企業在境外所得的金錢很大一部分沒有帶回國內。可是,有時债券的償付資金是來自本土資源的。這樣,企業存款最終從大陸的銀行系統向境外債權人流失,也許這就是最近從中國外流的資本增加的一個因素。 即使是中國的大型國有銀行也感到壓力。根據惠譽的說法,這些國有銀行的最終經營現金頭寸由2009年的52950億元人民幣下降至2011年(估計到今年年底)的23860億元。這一現金流量墊的急劇減少,意味著中國銀行贖回债券的能力越來越取決於收回某些部分的現有貸款。 在一個預期未來幾個月資產狀況惡化的環境中,這是個壞消息。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email protected]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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