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

章立凡 | 章立凡谈网络化生存(足本)

2012年03月28日 21:50:36   答云南《都市时报》记者问  2012年3月     1、问:古人曾说,“六十而耳顺”,您出生于1950年,但是在微博上,有些网友骂你骂得很难听,你生气吗?有些人会选择拉黑,你会这样吗?     答:网友劝我别生气,其实我哪生气了?随手将其转播一下,骂人者顿遭千夫所指,我只充当了一面反射镜而已。我不封锁反对意见,只拉黑人身攻击者。     2、问:彭曙光曾经发过一条微博,说“小微博大世界”,列了一堆名人,其中说到“民主读@李承鹏”,然后李承鹏转发并评论,他是这么说的,“说一声:比我懂民主的人太多,吴稼祥、钱刚、章立凡……”,我想知道,你如何理解民主?     答:一种旨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健康、理性的社会生活方式。按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游戏规则运行,同时也尊重少数人的权利。     3、问:你因为在微博上活跃发声,所以曾经在去年11月收到两则私信威胁,最后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如果遇到更严重的威胁,会停止自己现在的做法吗?     答:挖眼珠、心肝来炖汤的事没发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威胁更严重,每天照说不误。     4、 问:你和五毛党曾经有过一场微博辩论,也与司马平邦等人互掐,在纷繁的微博环境里,你觉得自己可以说清楚观点吗?     答:1.微博受字数限制,往往不易充分表达,只有你来我往的辩论,才便于充分展示观点。2.我备料充足,且多系“干货”,道理越辩越明。3.我早年爱读古文,撰文爱用减法,很适应“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玩法。     5、问:1957年的一场批判会上,你说了这么段话:“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你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日后的岁月里,‘划清界限’的噩梦,始终困扰着我的人生。”现在它还困扰着你吗?你如何定义那年那次批判对你的影响?     答:荒诞时代的荒诞生存方式,正常人都会感到困扰,彻底洗脑后反倒习以为常。早年的经历,促使我较早地将现实中的困扰,转变成对历史的反思,并与读者分享。     6、 问:你会不会有一天离开微博?     答:做人要拿得起放得下。     7、问:你在回忆梁从诫的文章中写道:“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降生在错误的空间。”你说,如果没有后来的阴差阳错,他应该会是你的同行。你觉得相较于梁从诫以及其他同时代的人,你幸运吗?     答:西贤曰:“历史学者是向后看的预言家。”如果有一天我比梁先生幸运,那一定是我见证了预言的结果。     8、 问:父亲章乃器对于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答:逆向思维。     9、 问:你曾说,“选择历史研究,是希望对所经历的人生有更深刻的认识。”我想知道,你的学识最终对你认识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即便是在错误的时间降生在错误的空间,也要坚持指出错误并纠正它。     10、问: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你说,我们今天享受的改革成果,是拜80年代所赐,但同时你也叹息,“那个时代的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你看来,80年代的精神是什么样的?当下,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     答:80年代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相对实事求是。当下时尚是虚伪和虚荣,第一稀缺是诚信。     11、问:你离开了中国社科院,成为独立撰稿人,你认为你现在的状态和“知识分子”接近吗?你满意你现在的状态吗?     答:找到了赛义德说的那种知识分子的“流亡感”,但仍不满意——思想自由未必等于言论自由,我需要充分的表达权。     12、问:你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史”也是你感兴趣的一个方向,你如何定义知识分子?     答:独立的思想者。     13、问:你在《“红八月”——滴血的记忆》中写道:“历史总是忽略芸芸众生类的‘中间人物’,如果我不记述下来,她们的悲剧可能永远不为人知。”我想知道,你做历史研究,会不会比较侧重这一类人?     答:自问做得不够。因此遇到维权网友在微博上求助,我都会尽量了解真相,并予以转播和支持。     14、问:你一直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也说过,“屏蔽历史,才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那么你认为,现在中学的历史教育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很多人上了大学后,大学里的老师会对他们说“你以前读的历史是假的”这样类似的话,你又是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答:需要有第二套、第三套乃至更多价值观中立的历史教科书供选择。不尊重历史的政权,也不会被人尊重,最终会因此付出代价。     15、问:你在几大门户网站都有自己的博客,并且你也善于翻墙,这似乎在你这一代人中很少见,你是怎么考虑的?     答:这不过是行使我的基本人权而已。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保障人民的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翻墙”是排除对人权的障碍。     16、问:你如何看待今日的“国民性”?     答:中国人之“国民性”:从圣、从众、从权,集体无意识并甘受奴役,安于现状且爱作自了汉,故百年而未建成公民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人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既要克服“国民性”,也不应以“素质论”为由反对中国人行使民主权利。     17、问:你曾提过,广东的讲学风气特别兴盛,不但在深圳,在广州以及广州周边地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这样的讲座、沙龙活动。所以,广东成为近代思潮的策源地。你觉得讲座、沙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必需品吗?     答:在传媒表达和交流受限的情况下,讲座、沙龙是必要的补充。     18、问:你说“我们需要文化上的多元性,需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国民素质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个年头,你觉得现在的国民素质的最大弊端在哪?     答:只讲立场,不论是非。     19、问:你常写专栏短文,有没有考虑出文集?     问:考虑过。单篇文章好发,结集出版不易。     【章注】刊发于云南《都市时报》。发表时增删较多,这里是原本。       上一篇: 渝州归来记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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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章立凡:需要从法理上确定政协的监督机构地位

作者: 章立凡  |  评论(0)  | 标签: 两会 , 政协 , 监督 , 普选 , 章立凡 提案颇多落实无几 政协委员的尴尬 记者: 张楠 | 北京 2012年中国“两会”,随着星期六全国政协会议的开始,拉开了序幕。来自各地的2200多名政协委员,提交了近800件提案。不过,一些委员对于以往的提案迟迟不予落实提出抱怨。有分析人士说,在现行体制下,政协委员很难摆脱目前的尴尬地位。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早早就准备好提案了。今年他一下拿出10件提案,内容涉及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小产权房的处置、农民自主城市化以及电动汽车的商业化运行等。 *蔡继明:提案回复多 落实少* 记者注意到,有些建议,蔡委员已经连续提了好几年。他解释说:“政协委员提案不能只提一次,一定要反复提,反复提才能引起重视。土地制度改革提了两三次了,小产权房这是第二次提。” 蔡继明的尴尬并不是孤立的,其他委员也有类似抱怨。《南方周末》援引政协委员的话说,对于委员们的提案,回复多,能够真正落实的,相对较少。 按照规定,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后,有关部门必须以书面、约见或者电话形式给予回复。 蔡继明说,提案大都有回复,比如说“您的建议很好,我们会认真考虑”,至于采不采纳,就不好说了。 他说:“提案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只是建议。建议他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提案是100%回复,但是往往一个小处长就回复你了。” *政协委员避免碰触敏感问题* 对于一些重大但又敏感的问题,政协委员们甚至连碰也不碰。蔡委员说:“腐败肯定是老百姓觉得不满的。但是政协的发言里边公开讲腐败的几乎是没有,而且不允许在大会上发言。真正直接讲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没有。” 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个咨询式机构,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有人把政协比作“政治花瓶”,还有人视政协委员为荣誉头衔。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0年“两会”上,倪萍委员的一句“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引起外界对于政协委员角色的争论。 *章立凡:政协委员地位尴尬*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说,他曾跟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聊过当政协委员的经历。 他说:“他在当政协委员期间,经常有一些被认为出格的提案。这些提案根本不会被进入文件系列,而且他也不断地得到劝告:‘梁先生,您的意见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给您发。’实际上,政协委员地位尴尬。” 确有许多委员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协委员对《南方周末》说,很多问题明知道很难,但还是得说,哪怕当年不能推,过几年能够推动也好。 记者参加“两会”报道的体会是,政协委员往往比人大代表更敢说话。去年“两会”期间,记者旁听九三学社的讨论,就听到委员们就高铁大跃进所发表的反对意见。 今年,九三学社中央建议“三公浪费”入刑。《新京报》说,九三学社的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九三学社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达3000亿元,挤占了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学者:政协应是监督机构* 章立凡认为,很多政协委员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政协毕竟是个统一战线组织,委员的产生没有民意背书,不能真正行使监督权。 他说:“我觉得,如果说要改变政协这种尴尬的现状,就需要加强政协的权力,把它作为监督机构正式的用起来。在历史上它曾经是一个制宪会议,我们共和国的合法性就来自于第一届政协。我觉得,需要重新从法理地位上确定政协的地位。这样,政协委员的议政才有意义。” 章立凡说,1956年,中共高层和民主党派曾有磋商,希望启动两院制,并把政协变成一个监督机构。 但是,由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这个构想没有实现,两院制还被当作右派言论受到批判。章立凡说,实际上,那是中共党内高层刘少奇的主张。 他表示,期待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通过普选产生。他说,委员和代表的产生方式决定了他们发言的力度,否则底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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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中国周刊:大师走了,故居死了

记者 刘畅 北京报道  《中国周刊》2012年第3期 北总布胡同3号院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布局复原图,由陈光中重新绘制。 1月28日,北京,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林故居已被拆除,现场一片狼藉。图/CFP   一片狼藉!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如今已经是一堆残垣乱瓦。一排蓝色的铁皮板,隔开了匆匆经过的路人的目光。只有一棵歪着身子、枝丫光秃的马樱花树,还孤零零地站在废墟里。 这片废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无奈与荒诞。 这儿曾是中国古建研究奠基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住所。七十多年前,这对夫妻在这里整理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群落的大部分考察资料。也正因为此,这处住所被比作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母体与摇篮”。 然而,在2011年11月,这个早在数年前就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院子,却被一个名为华润集团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拆毁。 以研究与保护中国古建筑为毕生事业的大师,死后却保不住自己的故居。消息传开,舆论哗然。有媒体这样评论道:“这片废墟,其实也是一个耻辱的标记,是一块中国古建筑保护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明史上的墓碑。” ·一· 这片废墟,曾经有过一段美丽的记忆。 1930年秋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租下了临近北平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3号。随后,梁思成结束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授课工作,回到北京,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一个专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担任法式部主任。 他们的好友,美国人费蔚梅,曾在书中描述过这对年轻夫妇“新的事业”开始的地方: “在高墙里面有一座封闭但宽广的院子,种着几株开花的树。沿着院子的四边,每一边都有一排单层的住房。它们的屋顶都由灰瓦铺成,房屋之间辅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面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木格子……梁氏夫妇把一些窗户宽阔的下层糊的纸换成了玻璃,以便他们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放进一些温暖的阳光来……” 1932年,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也出生在这里。略长大些后,梁从诫常会爬上那棵还并不算高的马樱花树玩耍。 起居室里放着木质家具,书桌上摆满中英文书籍。梁林两人常常坐在书房的案头,分析成摞的资料,研究草图上那些贴切而生动的“蚂蚱头”和“三福云”。 但他们待在院子里的时间,却是有限的。 在那以后近7年的时间里,这座美丽的四合院,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野外考察的中转站。他们的足迹,遍布京郊、河北、山西、山东、浙江、河南、陕西……根据野外考察的资料,他们在这座院落里,整理出无数珍贵的调查手稿、古建筑图纸和照片。为日后撰写《中国建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仅如此,这处院落,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令人无限遐想的“太太客厅”。 这里曾经是北平城最为著名的文化沙龙之一。常常来访的客人,包括诗人徐志摩、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哲学教授邓叔存、经济学教授陈岱孙、国际政治专家钱端升、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年轻作家沈从文和萧乾。聚会的话题,涉及文学、建筑、历史、中外文化以及坊间趣事,几乎无所不谈。 无数民国知识分子,在这儿留下了自己的逸闻趣事。 曾疯狂追求过林徽因的徐志摩,将金岳霖引荐到客厅的谈话中。此后,金岳霖索性搬了过来,成为这间院子的一分子。“星期六碰头会”上,这位单身汉会按照要求,做出特定浓度的咖啡和冰淇淋,招待客人们。 沈从文有一天早上几乎是哭着来到梁家,寻求林徽因的安慰——他年轻的妻子回南方的娘家去了;而当时年轻的萧乾,第一次参加聚会之前,“老早就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林徽因的一句“你是用感情写作,这很难得”,让萧乾感到“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亲切地拍了那么一鞭”。 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里,总是传出阵阵笑声。每到周末的闲暇时刻,北总布胡同的墙根儿,往往会“排着一溜洋车”。 “这种形式的文化沙龙,对后世意义重大,特别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显得弥足珍贵。”有文化学者对此评价道,“有多少伟大的思想和作品,就诞生在类似的聚会交谈之间。” 但随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梁林夫妇一直试图营造的、远离政治的生活状态,最终无可避免地被打破了。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一家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院,经天津辗转,南下长沙,到大后方继续他们的中国古建筑研究。 一直到死,他们也再没能回来住过。 ·二· 北总布胡同3号的命运,逐渐随着时代的变迁,碎得七零八落。 日伪时期,北总布胡同一度迁入大量的日军官员。直至今日,诸多院落里的花砖地面、屋内的推拉门家具,仍保留着日式风格。抗战胜利后,又居住过一些国民党要员及亲属。 根据北京档案馆的记载,在1947年的北京户籍登记表中,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所有者,为一户于姓人家。随后不久,原住2号院的田家,搬入了此地。 田家重新修筑了这个院落,稍微改动了原有的结构。后院也分离了出去。再后来,前院里的五间前房,住进另一家住户,原本的三进院落,成为二进院。 上世纪60年代初,周贵生随父母搬进了2号院,与田家为邻。这个现年64岁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事情。 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田姓房主是位高中物理老师,文质彬彬,待人和气。他的妻子操持家务,长得很漂亮,画得一手水墨画,四个女儿都很文静。算上田老师的父母,他们一家8口,住在这座漂亮的院子里。 马樱花树还在,每到春天,便开起粉色的、毛茸茸的花,院子里还种着一片竹子;周围是开着白色的、喇叭状花的夜来香,以及色彩多样的牡丹;正房两米多宽的前廊对面,立着紫色的藤萝架和葡萄架;正院的东西房各有三间,廊子稍窄,也有一步多宽。周贵生是院子里的常客,追着这位忘年之交学围棋。 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3号院家中。资料图片   “一年之后,我们就打成平手了。”头发已灰白的周贵生,脸上微微带着笑,“夏天雨季,我们就坐在北房前廊下,听着雨、闻着花香对弈。”一次在院子里乘凉聊天,田老师告诉他:“这儿曾住过建筑学家梁思成。” 此时的梁思成,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始人,名满天下的一代建筑学宗师。但在新政权的管理下,他似乎过得并不快乐。 他提出的“保护紫禁城”、“限制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在城西建造行政中心”等建议,并未被采纳,相反,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告诉他:“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在梁思成的另一个提议中,老北京的城墙,“顶部可变为公园、门楼可以成为博物馆”。他多次上书,反对将北京城墙拆毁。但两年之后,城墙还是在破四旧的运动中轰然倒塌。梁思成为此落泪:“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满怀遗憾地逝世,终年70岁。早在17年前,他的妻子林徽因也因肺结核而离世。 大师们就这样告别了时代,时代同样抛弃了大师。 差不多同一时期,北总布胡同3号的新主人,也经历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文革”期间,因为有位亲戚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田家被被扣上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周贵生记得,一天早上,红卫兵冲进了3号院,田老师的妻子和老父亲,就在院子里被打死了。 随后,街道革命委员会将院子占了,他们把正院的西房和北房封上,只给田家留下一间东房。1967年,田家一家六口,搬到了亲戚家。不久之后,前院搬进了两户家境贫寒的老太太。 一年之后,一家生产羽绒服的街道服装厂入驻了这里。主院里的房子,墙都被打通,隔断也被拆掉,成了厂房。院子清空了,上面盖了一个巨大的顶棚,捂得严严实实,再看不清里面的模样。 只有院子里那棵马缨花树,还在孤零零地开着花。 ·三· 田家回到这处院子,是在70年代末。 “文革”结束后,落实归还房产政策,服装厂搬走了。田家领回房产和被抄走的物资,回到了这里。他们与两家新的邻居相处得很融洽。 又过了几年,1984年,老2号院的原址上,动工盖起了北京市文联的宿舍楼,周贵生搬进了胡同30号的楼房里。但他时常会找到田老师,切磋棋艺,只是那段悲伤的历史,很少再提起。 告别的时候终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邻近胡同要修建台湾饭店,为安置当地的一部分居民,3号院内建起了一座归属于某部位名下的三层小楼。田老师一家,则迁到了别处。 “老3号院最后变成了12号、24号和26号院。”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王来顺向《中国周刊》记者描述道,“四合院就这么变成了大杂院了。” 从1997年开始,他在这儿工作了9年。这段时间里,一些屋子灰色的墙倒了,重新砌上后再刷成红色。而里面,则和大部分四合院一般,搭起了车棚或隔断房,拥挤起来。带着外地口音的住户越来越多。院外西侧的那三间面铺房,不断易主,成了小饭馆和发廊,第三间的国营副食店,也变为私人承包。 2003年,街道举办了“总布胡同展”,王来顺希望以此唤醒“居民们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他们还制作了砂岩底儿铜牌,写着梁思成和金岳霖故居的介绍,想挂在各自的院门前。可里面的居民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我们还想搬迁呢!你一挂,我们就走不了了!”对方口音带着唐山味儿,“我可没听说这是谁的故居!” 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家那座精致的四合院,那个“往来无白丁”的“太太客厅”,似乎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再也找不到什么痕迹。 就连梁家的后人,都险些认不出这里了。 2002年8月,作家陈光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打来的。 半个月前,陈光中正在写《北京名人与故居》丛书的第五本,想以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作为收尾。他前后六次来到北总布胡同,都未能找到。最让他伤心的是,被询问的几位居民,没人知道“梁思成是谁”。 梁从诫得知此事,便自告奋勇,要带着陈光中前去寻找。 到了北总布胡同3号旧址,老人停下来。“就是这里。”他指着那座三层小楼,气愤地说,“真是丑陋无比!” 陈光中曾经查过不少资料,面对眼前的场景,他也觉得很疑惑。资料中记载的游廊和垂花门不见了,而大门的位置也不对。 此行之后,梁从诫找出了当年林徽因的一封书信。在信中,林徽因曾详细画下了3号院的布局。在这张由红蓝铅笔绘制的平面图上,详细到了连餐厅圆桌周围的凳子。根据此图,陈光中制作了一张梁林故居复原的立体图,如今在网上广为流传。 2009年,老3号院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几乎也是在同一时刻,这片区域被划进了开发商的拆迁范围里。 两年多后的2011年11月28日,3号院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几个拆迁的工人先是爬上了房顶,掀开瓦片往下扔。随后,房梁和木架被敲了下来,运进路边的卡车。所有的院墙,都在工人们呼喊的口令声中,被用力地推倒了。 两个月后的2012年1月27日,“梁林故居被拆”的消息被人发现,经由媒体披露,引起公众哗然,开发商对此作出“维修性拆除”的解释。2月9日,北京市文物部门明确表态,对开发单位处以50万元的罚款,并责令按照“梁林故居原状”,进行恢复重建。 可重建后的故居,还能算是真正的故居吗? 2月初的一个早晨,胡同里的居民们突然发现,在3号院的废墟周围,入住了一群保安。他们负责管理现场,进行重建前的清理工作。 他们时刻警惕着那些爬上对面民房屋顶、端着相机的拍摄者,以及看似随意、实为套话的记者们。一个电视台摄制组,意图绕到北面的入口,被阻止后,只得悻悻地在外面取景。 “本来可以回家过春节的。”一位守在门口的年轻保安,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道,“而现在,我们24小时守在这里,晚上也会有人溜进来拍照。” 元宵节这天晚上,北总布胡同整夜响着鞭炮。绚烂的烟花,把这片废墟照得清清楚楚。 在残砖碎瓦之间,只有那棵见证了一切的老马缨花树,歪着身子,孤立在寒风中,大半截树根露在外面。在去年夏天有人拍摄的一张照片里,它还笔直挺立着,开着粉色的花,树冠像一张绿色的大伞,遮住了附近的几间旧屋。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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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 | 对宪政民主的望眼欲穿——致未来的一封信

2010年12月27日 14:48:56   亲爱的未来:你好吗?     对你,我一点也不陌生。小学时想象2000年,中学时想象2008年,这是学生时代标准的作文题目。那些转基因的体积巨大的西红柿和奶牛,纯朴天真的“新人”,还有在各个星球之间飞来飞去的“星际友人”,现在想来,无非是“大跃进”、“思想改造”、“解放全世界”乃至“解放全宇宙”的升级版。     在作文里,想象未来的中心思想是相信未来。相信未来的目的是遗忘过去,直至遗忘现在。即使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依然可以通过想象乌托邦让自己生活在幸福的幻象之中。乌托邦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属于画饼充饥;2000年或2008年则是现世的乌托邦,可以望梅止渴。但是,现在看来,望梅止渴和画饼充饥并无本质区别。     我依然会想象未来,但我更愿意借助过去想象未来。     2010年,世界杯在南非举行。由此上溯到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民主选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里这样回忆当时的景象: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地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坠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后的美人。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有人表达出了这种梦境的特性,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图图不是在虚构乌托邦,也不是在画饼充饥或望梅止渴,为了感受到“亲爱的,不要叫醒我”,他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在努力,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曼德拉在监狱中度过了27年。那个像梦境一样的时刻,对图图来说已是往事,对另外一些国家的子民而言,是对未来的最高期待。     岁末,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去世。他的儿子在追思会上表示:希望有一天,到父亲陵前扫墓,能给他烧一张选票。 蔡定剑生前不是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但是他去世的消息,却成为2010年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在“感动中国”的网络票选中,蔡定剑的票数迅速升至第一。我很不喜欢“感动中国”这档节目,但是,我依然去投了蔡定剑一票,同时也投了梁从诫先生一票。对蔡定剑的不同寻常的追思,寄予了公众对宪政民主的望眼欲穿。     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行。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新中国未来记》里,想象未来的上海将会举办博览会。这个细节不断被媒体钩沉、放大,说明世博会的众望所归和百年一盼。但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内容却被忽略,在梁启超关于未来的想象中,世博会被一笔带过,立宪是重中之重。     晚清,立宪领时代之风潮。1910年,整整一百年前,天津士绅温世霖涉嫌扰乱社会秩序,被发配新疆,流放之旅成为立宪考察之旅。他写下《昆仑旅行日记》,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编者前言这样概括当时的盛况:“沿途各地接待他的无数士绅、商民、官员,几乎都跟他志同道合,配合其考察,关怀其健康,要他准备为国家民族承担大任。”梁启超和温世霖可能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的读者,会重复着他们的想象,甚至会羡慕他们的境遇。     我不愿放弃对未来的想象,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未来,他也失去了现在。但是我更不愿对未来过度想象,那有些天真,我们已经天真了无数次。我对未来的最低期待是,即使未来有很多新的问题,但各方的共识是不能回到过去。这不意味着遗忘过去,不能回到过去,正是因为对过去记忆犹新,深知其中之恶。如果是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王晓渔     2010年12月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0年12月27日       上一篇: “清纯”的政治学   下一篇: “网络扒粪”:不可承受之重 阅读数(465) 评论数( 2 ) 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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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中国人民真正的“老朋友”

网易专稿: “我是一个复杂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区,我以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人破产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被视作‘开放社会’的捍卫者。” ——索罗斯 索罗斯基金会全球设32个代表处,平均每年支出约7.5亿美元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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