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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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 | 章立凡谈网络化生存(足本)

2012年03月28日 21:50:36   答云南《都市时报》记者问  2012年3月     1、问:古人曾说,“六十而耳顺”,您出生于1950年,但是在微博上,有些网友骂你骂得很难听,你生气吗?有些人会选择拉黑,你会这样吗?     答:网友劝我别生气,其实我哪生气了?随手将其转播一下,骂人者顿遭千夫所指,我只充当了一面反射镜而已。我不封锁反对意见,只拉黑人身攻击者。     2、问:彭曙光曾经发过一条微博,说“小微博大世界”,列了一堆名人,其中说到“民主读@李承鹏”,然后李承鹏转发并评论,他是这么说的,“说一声:比我懂民主的人太多,吴稼祥、钱刚、章立凡……”,我想知道,你如何理解民主?     答:一种旨在保障个人自由的,健康、理性的社会生活方式。按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游戏规则运行,同时也尊重少数人的权利。     3、问:你因为在微博上活跃发声,所以曾经在去年11月收到两则私信威胁,最后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如果遇到更严重的威胁,会停止自己现在的做法吗?     答:挖眼珠、心肝来炖汤的事没发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威胁更严重,每天照说不误。     4、 问:你和五毛党曾经有过一场微博辩论,也与司马平邦等人互掐,在纷繁的微博环境里,你觉得自己可以说清楚观点吗?     答:1.微博受字数限制,往往不易充分表达,只有你来我往的辩论,才便于充分展示观点。2.我备料充足,且多系“干货”,道理越辩越明。3.我早年爱读古文,撰文爱用减法,很适应“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玩法。     5、问:1957年的一场批判会上,你说了这么段话:“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我还是要反对他,跟他划清界限。”你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日后的岁月里,‘划清界限’的噩梦,始终困扰着我的人生。”现在它还困扰着你吗?你如何定义那年那次批判对你的影响?     答:荒诞时代的荒诞生存方式,正常人都会感到困扰,彻底洗脑后反倒习以为常。早年的经历,促使我较早地将现实中的困扰,转变成对历史的反思,并与读者分享。     6、 问:你会不会有一天离开微博?     答:做人要拿得起放得下。     7、问:你在回忆梁从诫的文章中写道:“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降生在错误的空间。”你说,如果没有后来的阴差阳错,他应该会是你的同行。你觉得相较于梁从诫以及其他同时代的人,你幸运吗?     答:西贤曰:“历史学者是向后看的预言家。”如果有一天我比梁先生幸运,那一定是我见证了预言的结果。     8、 问:父亲章乃器对于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答:逆向思维。     9、 问:你曾说,“选择历史研究,是希望对所经历的人生有更深刻的认识。”我想知道,你的学识最终对你认识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即便是在错误的时间降生在错误的空间,也要坚持指出错误并纠正它。     10、问: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你说,我们今天享受的改革成果,是拜80年代所赐,但同时你也叹息,“那个时代的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你看来,80年代的精神是什么样的?当下,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     答:80年代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相对实事求是。当下时尚是虚伪和虚荣,第一稀缺是诚信。     11、问:你离开了中国社科院,成为独立撰稿人,你认为你现在的状态和“知识分子”接近吗?你满意你现在的状态吗?     答:找到了赛义德说的那种知识分子的“流亡感”,但仍不满意——思想自由未必等于言论自由,我需要充分的表达权。     12、问:你曾经说过,“知识分子史”也是你感兴趣的一个方向,你如何定义知识分子?     答:独立的思想者。     13、问:你在《“红八月”——滴血的记忆》中写道:“历史总是忽略芸芸众生类的‘中间人物’,如果我不记述下来,她们的悲剧可能永远不为人知。”我想知道,你做历史研究,会不会比较侧重这一类人?     答:自问做得不够。因此遇到维权网友在微博上求助,我都会尽量了解真相,并予以转播和支持。     14、问:你一直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也说过,“屏蔽历史,才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那么你认为,现在中学的历史教育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很多人上了大学后,大学里的老师会对他们说“你以前读的历史是假的”这样类似的话,你又是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答:需要有第二套、第三套乃至更多价值观中立的历史教科书供选择。不尊重历史的政权,也不会被人尊重,最终会因此付出代价。     15、问:你在几大门户网站都有自己的博客,并且你也善于翻墙,这似乎在你这一代人中很少见,你是怎么考虑的?     答:这不过是行使我的基本人权而已。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保障人民的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翻墙”是排除对人权的障碍。     16、问:你如何看待今日的“国民性”?     答:中国人之“国民性”:从圣、从众、从权,集体无意识并甘受奴役,安于现状且爱作自了汉,故百年而未建成公民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普及,中国人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既要克服“国民性”,也不应以“素质论”为由反对中国人行使民主权利。     17、问:你曾提过,广东的讲学风气特别兴盛,不但在深圳,在广州以及广州周边地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这样的讲座、沙龙活动。所以,广东成为近代思潮的策源地。你觉得讲座、沙龙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必需品吗?     答:在传媒表达和交流受限的情况下,讲座、沙龙是必要的补充。     18、问:你说“我们需要文化上的多元性,需要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国民素质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个年头,你觉得现在的国民素质的最大弊端在哪?     答:只讲立场,不论是非。     19、问:你常写专栏短文,有没有考虑出文集?     问:考虑过。单篇文章好发,结集出版不易。     【章注】刊发于云南《都市时报》。发表时增删较多,这里是原本。       上一篇: 渝州归来记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一五一十 | 章立凡:需要从法理上确定政协的监督机构地位

作者: 章立凡  |  评论(0)  | 标签: 两会 , 政协 , 监督 , 普选 , 章立凡 提案颇多落实无几 政协委员的尴尬 记者: 张楠 | 北京 2012年中国“两会”,随着星期六全国政协会议的开始,拉开了序幕。来自各地的2200多名政协委员,提交了近800件提案。不过,一些委员对于以往的提案迟迟不予落实提出抱怨。有分析人士说,在现行体制下,政协委员很难摆脱目前的尴尬地位。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早早就准备好提案了。今年他一下拿出10件提案,内容涉及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小产权房的处置、农民自主城市化以及电动汽车的商业化运行等。 *蔡继明:提案回复多 落实少* 记者注意到,有些建议,蔡委员已经连续提了好几年。他解释说:“政协委员提案不能只提一次,一定要反复提,反复提才能引起重视。土地制度改革提了两三次了,小产权房这是第二次提。” 蔡继明的尴尬并不是孤立的,其他委员也有类似抱怨。《南方周末》援引政协委员的话说,对于委员们的提案,回复多,能够真正落实的,相对较少。 按照规定,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后,有关部门必须以书面、约见或者电话形式给予回复。 蔡继明说,提案大都有回复,比如说“您的建议很好,我们会认真考虑”,至于采不采纳,就不好说了。 他说:“提案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只是建议。建议他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提案是100%回复,但是往往一个小处长就回复你了。” *政协委员避免碰触敏感问题* 对于一些重大但又敏感的问题,政协委员们甚至连碰也不碰。蔡委员说:“腐败肯定是老百姓觉得不满的。但是政协的发言里边公开讲腐败的几乎是没有,而且不允许在大会上发言。真正直接讲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没有。” 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个咨询式机构,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有人把政协比作“政治花瓶”,还有人视政协委员为荣誉头衔。 据《南方周末》报道,2010年“两会”上,倪萍委员的一句“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反对或弃权”,引起外界对于政协委员角色的争论。 *章立凡:政协委员地位尴尬* 北京历史学者章立凡说,他曾跟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聊过当政协委员的经历。 他说:“他在当政协委员期间,经常有一些被认为出格的提案。这些提案根本不会被进入文件系列,而且他也不断地得到劝告:‘梁先生,您的意见是好的,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给您发。’实际上,政协委员地位尴尬。” 确有许多委员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一位要求匿名的政协委员对《南方周末》说,很多问题明知道很难,但还是得说,哪怕当年不能推,过几年能够推动也好。 记者参加“两会”报道的体会是,政协委员往往比人大代表更敢说话。去年“两会”期间,记者旁听九三学社的讨论,就听到委员们就高铁大跃进所发表的反对意见。 今年,九三学社中央建议“三公浪费”入刑。《新京报》说,九三学社的提案建议,将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三公浪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九三学社的数据显示,中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达3000亿元,挤占了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学者:政协应是监督机构* 章立凡认为,很多政协委员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愿意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政协毕竟是个统一战线组织,委员的产生没有民意背书,不能真正行使监督权。 他说:“我觉得,如果说要改变政协这种尴尬的现状,就需要加强政协的权力,把它作为监督机构正式的用起来。在历史上它曾经是一个制宪会议,我们共和国的合法性就来自于第一届政协。我觉得,需要重新从法理地位上确定政协的地位。这样,政协委员的议政才有意义。” 章立凡说,1956年,中共高层和民主党派曾有磋商,希望启动两院制,并把政协变成一个监督机构。 但是,由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这个构想没有实现,两院制还被当作右派言论受到批判。章立凡说,实际上,那是中共党内高层刘少奇的主张。 他表示,期待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通过普选产生。他说,委员和代表的产生方式决定了他们发言的力度,否则底气不足。

OhMyMedia | 中国周刊:大师走了,故居死了

记者 刘畅 北京报道  《中国周刊》2012年第3期 北总布胡同3号院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布局复原图,由陈光中重新绘制。 1月28日,北京,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林故居已被拆除,现场一片狼藉。图/CFP   一片狼藉!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老3号院,如今已经是一堆残垣乱瓦。一排蓝色的铁皮板,隔开了匆匆经过的路人的目光。只有一棵歪着身子、枝丫光秃的马樱花树,还孤零零地站在废墟里。 这片废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无奈与荒诞。 这儿曾是中国古建研究奠基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住所。七十多年前,这对夫妻在这里整理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群落的大部分考察资料。也正因为此,这处住所被比作中国古建筑研究的“母体与摇篮”。 然而,在2011年11月,这个早在数年前就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院子,却被一个名为华润集团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拆毁。 以研究与保护中国古建筑为毕生事业的大师,死后却保不住自己的故居。消息传开,舆论哗然。有媒体这样评论道:“这片废墟,其实也是一个耻辱的标记,是一块中国古建筑保护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明史上的墓碑。” ·一· 这片废墟,曾经有过一段美丽的记忆。 1930年秋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租下了临近北平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3号。随后,梁思成结束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授课工作,回到北京,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一个专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担任法式部主任。 他们的好友,美国人费蔚梅,曾在书中描述过这对年轻夫妇“新的事业”开始的地方: “在高墙里面有一座封闭但宽广的院子,种着几株开花的树。沿着院子的四边,每一边都有一排单层的住房。它们的屋顶都由灰瓦铺成,房屋之间辅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面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木格子……梁氏夫妇把一些窗户宽阔的下层糊的纸换成了玻璃,以便他们可以看见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放进一些温暖的阳光来……” 1932年,他们的儿子梁从诫也出生在这里。略长大些后,梁从诫常会爬上那棵还并不算高的马樱花树玩耍。 起居室里放着木质家具,书桌上摆满中英文书籍。梁林两人常常坐在书房的案头,分析成摞的资料,研究草图上那些贴切而生动的“蚂蚱头”和“三福云”。 但他们待在院子里的时间,却是有限的。 在那以后近7年的时间里,这座美丽的四合院,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野外考察的中转站。他们的足迹,遍布京郊、河北、山西、山东、浙江、河南、陕西……根据野外考察的资料,他们在这座院落里,整理出无数珍贵的调查手稿、古建筑图纸和照片。为日后撰写《中国建筑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仅如此,这处院落,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令人无限遐想的“太太客厅”。 这里曾经是北平城最为著名的文化沙龙之一。常常来访的客人,包括诗人徐志摩、政治学教授张奚若、哲学教授邓叔存、经济学教授陈岱孙、国际政治专家钱端升、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年轻作家沈从文和萧乾。聚会的话题,涉及文学、建筑、历史、中外文化以及坊间趣事,几乎无所不谈。 无数民国知识分子,在这儿留下了自己的逸闻趣事。 曾疯狂追求过林徽因的徐志摩,将金岳霖引荐到客厅的谈话中。此后,金岳霖索性搬了过来,成为这间院子的一分子。“星期六碰头会”上,这位单身汉会按照要求,做出特定浓度的咖啡和冰淇淋,招待客人们。 沈从文有一天早上几乎是哭着来到梁家,寻求林徽因的安慰——他年轻的妻子回南方的娘家去了;而当时年轻的萧乾,第一次参加聚会之前,“老早就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林徽因的一句“你是用感情写作,这很难得”,让萧乾感到“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亲切地拍了那么一鞭”。 朝南的、充满阳光的起居室里,总是传出阵阵笑声。每到周末的闲暇时刻,北总布胡同的墙根儿,往往会“排着一溜洋车”。 “这种形式的文化沙龙,对后世意义重大,特别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显得弥足珍贵。”有文化学者对此评价道,“有多少伟大的思想和作品,就诞生在类似的聚会交谈之间。” 但随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梁林夫妇一直试图营造的、远离政治的生活状态,最终无可避免地被打破了。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一家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院,经天津辗转,南下长沙,到大后方继续他们的中国古建筑研究。 一直到死,他们也再没能回来住过。 ·二· 北总布胡同3号的命运,逐渐随着时代的变迁,碎得七零八落。 日伪时期,北总布胡同一度迁入大量的日军官员。直至今日,诸多院落里的花砖地面、屋内的推拉门家具,仍保留着日式风格。抗战胜利后,又居住过一些国民党要员及亲属。 根据北京档案馆的记载,在1947年的北京户籍登记表中,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所有者,为一户于姓人家。随后不久,原住2号院的田家,搬入了此地。 田家重新修筑了这个院落,稍微改动了原有的结构。后院也分离了出去。再后来,前院里的五间前房,住进另一家住户,原本的三进院落,成为二进院。 上世纪60年代初,周贵生随父母搬进了2号院,与田家为邻。这个现年64岁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事情。 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田姓房主是位高中物理老师,文质彬彬,待人和气。他的妻子操持家务,长得很漂亮,画得一手水墨画,四个女儿都很文静。算上田老师的父母,他们一家8口,住在这座漂亮的院子里。 马樱花树还在,每到春天,便开起粉色的、毛茸茸的花,院子里还种着一片竹子;周围是开着白色的、喇叭状花的夜来香,以及色彩多样的牡丹;正房两米多宽的前廊对面,立着紫色的藤萝架和葡萄架;正院的东西房各有三间,廊子稍窄,也有一步多宽。周贵生是院子里的常客,追着这位忘年之交学围棋。 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3号院家中。资料图片   “一年之后,我们就打成平手了。”头发已灰白的周贵生,脸上微微带着笑,“夏天雨季,我们就坐在北房前廊下,听着雨、闻着花香对弈。”一次在院子里乘凉聊天,田老师告诉他:“这儿曾住过建筑学家梁思成。” 此时的梁思成,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创始人,名满天下的一代建筑学宗师。但在新政权的管理下,他似乎过得并不快乐。 他提出的“保护紫禁城”、“限制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在城西建造行政中心”等建议,并未被采纳,相反,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告诉他:“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 在梁思成的另一个提议中,老北京的城墙,“顶部可变为公园、门楼可以成为博物馆”。他多次上书,反对将北京城墙拆毁。但两年之后,城墙还是在破四旧的运动中轰然倒塌。梁思成为此落泪:“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满怀遗憾地逝世,终年70岁。早在17年前,他的妻子林徽因也因肺结核而离世。 大师们就这样告别了时代,时代同样抛弃了大师。 差不多同一时期,北总布胡同3号的新主人,也经历着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文革”期间,因为有位亲戚在台湾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田家被被扣上了“地富反坏右”的帽子。周贵生记得,一天早上,红卫兵冲进了3号院,田老师的妻子和老父亲,就在院子里被打死了。 随后,街道革命委员会将院子占了,他们把正院的西房和北房封上,只给田家留下一间东房。1967年,田家一家六口,搬到了亲戚家。不久之后,前院搬进了两户家境贫寒的老太太。 一年之后,一家生产羽绒服的街道服装厂入驻了这里。主院里的房子,墙都被打通,隔断也被拆掉,成了厂房。院子清空了,上面盖了一个巨大的顶棚,捂得严严实实,再看不清里面的模样。 只有院子里那棵马缨花树,还在孤零零地开着花。 ·三· 田家回到这处院子,是在70年代末。 “文革”结束后,落实归还房产政策,服装厂搬走了。田家领回房产和被抄走的物资,回到了这里。他们与两家新的邻居相处得很融洽。 又过了几年,1984年,老2号院的原址上,动工盖起了北京市文联的宿舍楼,周贵生搬进了胡同30号的楼房里。但他时常会找到田老师,切磋棋艺,只是那段悲伤的历史,很少再提起。 告别的时候终于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邻近胡同要修建台湾饭店,为安置当地的一部分居民,3号院内建起了一座归属于某部位名下的三层小楼。田老师一家,则迁到了别处。 “老3号院最后变成了12号、24号和26号院。”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王来顺向《中国周刊》记者描述道,“四合院就这么变成了大杂院了。” 从1997年开始,他在这儿工作了9年。这段时间里,一些屋子灰色的墙倒了,重新砌上后再刷成红色。而里面,则和大部分四合院一般,搭起了车棚或隔断房,拥挤起来。带着外地口音的住户越来越多。院外西侧的那三间面铺房,不断易主,成了小饭馆和发廊,第三间的国营副食店,也变为私人承包。 2003年,街道举办了“总布胡同展”,王来顺希望以此唤醒“居民们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他们还制作了砂岩底儿铜牌,写着梁思成和金岳霖故居的介绍,想挂在各自的院门前。可里面的居民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我们还想搬迁呢!你一挂,我们就走不了了!”对方口音带着唐山味儿,“我可没听说这是谁的故居!” 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家那座精致的四合院,那个“往来无白丁”的“太太客厅”,似乎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深处,再也找不到什么痕迹。 就连梁家的后人,都险些认不出这里了。 2002年8月,作家陈光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打来的。 半个月前,陈光中正在写《北京名人与故居》丛书的第五本,想以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作为收尾。他前后六次来到北总布胡同,都未能找到。最让他伤心的是,被询问的几位居民,没人知道“梁思成是谁”。 梁从诫得知此事,便自告奋勇,要带着陈光中前去寻找。 到了北总布胡同3号旧址,老人停下来。“就是这里。”他指着那座三层小楼,气愤地说,“真是丑陋无比!” 陈光中曾经查过不少资料,面对眼前的场景,他也觉得很疑惑。资料中记载的游廊和垂花门不见了,而大门的位置也不对。 此行之后,梁从诫找出了当年林徽因的一封书信。在信中,林徽因曾详细画下了3号院的布局。在这张由红蓝铅笔绘制的平面图上,详细到了连餐厅圆桌周围的凳子。根据此图,陈光中制作了一张梁林故居复原的立体图,如今在网上广为流传。 2009年,老3号院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几乎也是在同一时刻,这片区域被划进了开发商的拆迁范围里。 两年多后的2011年11月28日,3号院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几个拆迁的工人先是爬上了房顶,掀开瓦片往下扔。随后,房梁和木架被敲了下来,运进路边的卡车。所有的院墙,都在工人们呼喊的口令声中,被用力地推倒了。 两个月后的2012年1月27日,“梁林故居被拆”的消息被人发现,经由媒体披露,引起公众哗然,开发商对此作出“维修性拆除”的解释。2月9日,北京市文物部门明确表态,对开发单位处以50万元的罚款,并责令按照“梁林故居原状”,进行恢复重建。 可重建后的故居,还能算是真正的故居吗? 2月初的一个早晨,胡同里的居民们突然发现,在3号院的废墟周围,入住了一群保安。他们负责管理现场,进行重建前的清理工作。 他们时刻警惕着那些爬上对面民房屋顶、端着相机的拍摄者,以及看似随意、实为套话的记者们。一个电视台摄制组,意图绕到北面的入口,被阻止后,只得悻悻地在外面取景。 “本来可以回家过春节的。”一位守在门口的年轻保安,狠狠地抽了一口烟,对《中国周刊》记者说道,“而现在,我们24小时守在这里,晚上也会有人溜进来拍照。” 元宵节这天晚上,北总布胡同整夜响着鞭炮。绚烂的烟花,把这片废墟照得清清楚楚。 在残砖碎瓦之间,只有那棵见证了一切的老马缨花树,歪着身子,孤立在寒风中,大半截树根露在外面。在去年夏天有人拍摄的一张照片里,它还笔直挺立着,开着粉色的花,树冠像一张绿色的大伞,遮住了附近的几间旧屋。 原文点击

王晓渔 | 对宪政民主的望眼欲穿——致未来的一封信

2010年12月27日 14:48:56   亲爱的未来:你好吗?     对你,我一点也不陌生。小学时想象2000年,中学时想象2008年,这是学生时代标准的作文题目。那些转基因的体积巨大的西红柿和奶牛,纯朴天真的“新人”,还有在各个星球之间飞来飞去的“星际友人”,现在想来,无非是“大跃进”、“思想改造”、“解放全世界”乃至“解放全宇宙”的升级版。     在作文里,想象未来的中心思想是相信未来。相信未来的目的是遗忘过去,直至遗忘现在。即使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依然可以通过想象乌托邦让自己生活在幸福的幻象之中。乌托邦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属于画饼充饥;2000年或2008年则是现世的乌托邦,可以望梅止渴。但是,现在看来,望梅止渴和画饼充饥并无本质区别。     我依然会想象未来,但我更愿意借助过去想象未来。     2010年,世界杯在南非举行。由此上溯到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民主选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图图,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里这样回忆当时的景象: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地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坠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后的美人。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有人表达出了这种梦境的特性,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图图不是在虚构乌托邦,也不是在画饼充饥或望梅止渴,为了感受到“亲爱的,不要叫醒我”,他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在努力,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曼德拉在监狱中度过了27年。那个像梦境一样的时刻,对图图来说已是往事,对另外一些国家的子民而言,是对未来的最高期待。     岁末,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去世。他的儿子在追思会上表示:希望有一天,到父亲陵前扫墓,能给他烧一张选票。 蔡定剑生前不是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但是他去世的消息,却成为2010年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在“感动中国”的网络票选中,蔡定剑的票数迅速升至第一。我很不喜欢“感动中国”这档节目,但是,我依然去投了蔡定剑一票,同时也投了梁从诫先生一票。对蔡定剑的不同寻常的追思,寄予了公众对宪政民主的望眼欲穿。     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行。1902年,梁启超先生在《新中国未来记》里,想象未来的上海将会举办博览会。这个细节不断被媒体钩沉、放大,说明世博会的众望所归和百年一盼。但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内容却被忽略,在梁启超关于未来的想象中,世博会被一笔带过,立宪是重中之重。     晚清,立宪领时代之风潮。1910年,整整一百年前,天津士绅温世霖涉嫌扰乱社会秩序,被发配新疆,流放之旅成为立宪考察之旅。他写下《昆仑旅行日记》,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编者前言这样概括当时的盛况:“沿途各地接待他的无数士绅、商民、官员,几乎都跟他志同道合,配合其考察,关怀其健康,要他准备为国家民族承担大任。”梁启超和温世霖可能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的读者,会重复着他们的想象,甚至会羡慕他们的境遇。     我不愿放弃对未来的想象,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未来,他也失去了现在。但是我更不愿对未来过度想象,那有些天真,我们已经天真了无数次。我对未来的最低期待是,即使未来有很多新的问题,但各方的共识是不能回到过去。这不意味着遗忘过去,不能回到过去,正是因为对过去记忆犹新,深知其中之恶。如果是那样,我就心满意足了。     王晓渔     2010年12月     原载《经济观察报》2010年12月27日       上一篇: “清纯”的政治学   下一篇: “网络扒粪”:不可承受之重 阅读数(465) 评论数( 2 ) 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索罗斯:中国人民真正的“老朋友”

网易专稿: “我是一个复杂的人,在世界一些地区,我以迫使英格兰银行屈服和使马来西亚人破产而出名,即作为投机者和魔鬼而出名。但在世界其他地区,我被视作‘开放社会’的捍卫者。” ——索罗斯 索罗斯基金会全球设32个代表处,平均每年支出约7.5亿美元善款...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柴静:一百年前的领导干部

1 看胡劲草的纪录片才知道,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一生,与一个人关系巨大。 1928年,他们选了3月21日结婚,选这个日子,因为是宋代建筑大匠李诫墓碑上刻上的日期。 惭愧,我只知鲁班,不知李诫。 李诫的书《营造法式》是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寄给他们的,信中写“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这本书影响梁林终身。 他俩回国后加入“营造学社”,梁是“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务是研究此书。 他们的儿子叫“梁从诫”,意思是“师从李诫”的意思,这两个字里有极深的寄望。粱从诫后来差两分没考上清华的建筑系,当时他父亲是系主任,“不置一词”。梁从诫晚年时说起这事,脸上仍是羞惭,说“(我)没出息”。 可见《营造法式》在这两个人心里的重量。 2 像我这样对建筑无所知、只从媒体上多少知道些梁林往事的人,除了八卦,只模糊猜测,营造学社?这是清华大学或者东北大学的吧? 看纪录片才知道,这一研究完全是个私人机构。 创办人就是梁启超信中说的赠书者“朱桂辛”——朱启钤。李诫的书失传多年,也是由他发掘。 我没太留意,以为也是像梁启超一样的知识分子。再看他的照片,穿长袍,一副老实样子,眼睛下面挂着大眼袋,看上去是一个土气的老头儿。 纪录片中说,这人是当时的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国务总理。 咦?领导干部? 3 看完纪录片查资料,才发现朱启钤是个好玩的人。 他这人,用曹聚仁的话说,“会做官”,一辈子,从晚清,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都没耽误。 他外祖父是汉学大师的弟子,他旧学很好,母亲常把一些宋锦碎片缀合成荷包,祖父书画的包头用的是《红楼梦》里写过的寸金寸丝的缂丝,他后来对艺术的感情,一直有童年的这一缕缠绵。 他在湖南长大,正赶上清末铁锈的大门被嘎嘎推开,天风海雨,交织而来,湖南又是晚清牛人迸溅的地方。就算是官僚,像巡抚陈宝箴和学政江标,也气象开阔。江标当主考,出的试题的题目都是《英人有公保二党,中国将来是否有此气象说》、《论自来改政之不易》、《古今仪器考》…… 小朱同学正年青,不愤青才怪,“往来吴会,颇复与其邦贤士大夫游,益愤切,喜改革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被绞杀,他在长沙仍然和章士钊“私购禁书,交相传习,意气未稍衰”。 但朱不是文人,他没参加科举,二十二岁从地方上的工程小官做起,一路干活干起来的,走的是经世致用的路子。 1905年复出后,他在晚清创办了“京师警察”制度,当时的警察什么都得管,安全,交通,消防,卫生,社保,救济……曹聚仁写过,“我们如今看来,警察算得什么?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轻有胆识敢作敢为的敢去推行。” 那是,你动一盏灯试试。 北京的晚上一直乌漆麻黑,朱启钤想在北京街上装路灯,京师某御史以自家数世夜不燃灯为由,向皇帝弹劾控诉他。 曹聚仁说,“朱启钤还在外城大栅栏推行过单行道制,而敢违犯这规矩的乃是肃王善誉的福晋,他们有勇气判罚那福晋银元十元,真是冒犯权威,居然使肃王听了折服,这才施行得很顺利。” 一个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国,有什么公共生活可言?但朱老师才三十出头,决心动它一动。 4 袁氏当国时,1913年,朱启钤当了内务总长。中国的城市化是被资本的力量拱出来的,京奉京汉两条铁路一路修到了前门,两边商铺杂立,首都第一次出现拥堵。 最堵的点就在正阳门,它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的意思,这是国门,也是前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正阳门城楼与箭楼被烧毁,流亡西北的慈禧和光绪回銮的时候,都得在城门上临时扎五间纸做的牌坊,来装点门面。 这门从不为平民而开,要在这个门上动土开洞,是个扎手的事儿,朱写:“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谈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 而且政府说了,修路挺好,但我没钱。 朱找到铁路,说,你看这也是为你们好,你们出钱吧,出了钱,回头旧城的土你们还可以拉走垫路,留下点给我种草种花就成,就这样,他自己把清理的费用都省下来了。 他把正阳门两侧打开两个大洞,东进西出,又打通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通长安街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 当时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评价他,“作为一个建设者,他成了北京的奥斯曼男爵。” 奥斯曼是法国塞纳省行政长官,对巴黎有过大规模市政改革,建设新的给水和沟渠系统,建设新的宽广的林荫道,开辟公园。 不过我觉得这个比喻背后还隐隐有一层意思,是指朱启钤和奥斯曼都受到了先担任总统后又称帝的独裁者的支持。 袁世凯为了支持他,送他一只银镐,红木银箍,上面写:““内务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 朱启钤在雨中敲落第一块古老城墙上的砖。这被叫做“开启民治北京的先河”。 5 但朱的改造并非大锤一抡,通通砸碎。 他把正阳门瓮城正面箭楼保留了,让德国工程师加以改良。芮恩施曾经提醒在中国的外国设计师,如果不懂中国建筑,最好不要轻易与朱启钤接触,因为这人是个有很强文化自尊的人,“目睹公私建筑,一唯欧风是尚,旧式法规,薪火不传,行将湮没,矍然引以为忧”,他第一个提出“修旧如旧”的概念,也第一个颁布“胜迹保护条例”。 草的片子里,有句话很可深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皇朝更迭,成王败寇。二千年来历代革命成功者,莫不效法项王,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以逞威风,破坏殊甚。” 还可以再往前追一点,用周有光的话说,“其实一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辛亥革命后,能免去这一把火,还是有人懂。胡适总结过新思潮的最大作用,就是“重估一切价值”。什么叫重估?“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了解了什么是真价值,才不会简单地膜拜或者打倒,而是知道什么要废弃,什么该去珍重宝爱。 6 1928 年,梁思成林徽因在火车遇到一对美国夫妇,随他们一起回中国。“车顶上坐满了搭霸王车的旅客,尽管这样,雨水还是漏进来,滴在我们用报纸折成的帽子,淋湿了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 这不奇怪。1900年的时候,仲芳在《庚子纪事》里写,“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然俱建茅厕,尚称方便……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中国城市公共卫生的开始,是这么个方式,看了让人心里说不出滋味。 一直到了民国,公共厕所是什么样子?徐城北写过——当时京城最繁华的前门,大戏园子的右侧,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天尿池子,无论观众还是演员,一旦感到“内急”,都立刻跑向那里,撩开裤子就向其中“直射水龙”。 当时的首都,广渠门外坟墓荒草,没有道路可言,没有公园,没有博物馆。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朱启钤当内务总长的时候兼京师市政督办,整理北京街市沟渠,在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垫,阛阓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辟城门,开驰道,濬陂阪池,治积潦,尘壤壅户者除之,败垣侵路者削之,经界既正,百堵皆兴”。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过行道树,这个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栽上杨柳,这才有春绿冬白以及盛夏时我们头顶的浓荫。 7 北京的第一座公园也是朱启钤开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 这个地方原是皇家祭祀的社稷坛,清帝退了位,没人管,坛里榛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人在园内种了很多苜蓿,饲养猪羊。 朱启钤说想盖个公园,北洋政府说行你干吧,但我还是没钱。 他就自己个人干,先捐出一千元,成立一个董事会,对外募捐,说北京一向是首善之都,却“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不到半年筹了四万多元,捐的最多的徐世昌、黎元洪、杨度,和他自己,就这么修成了。这里没有山水亭榭,他在园中东面建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又建东西长廊,曲折往复,今天我最爱走还是那一弯,满头紫藤花。 “来今雨轩”这个名字取自杜甫的《秋述》的小序:“秋,杜子美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 取旧雨新朋、情义恒在的意思,这个地方去的多是政客。 朱启钤又出面与清宫交涉,在公园与故宫之间开了扇门,把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展出皇家珍宝,起名“文物陈列所”。 这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学者文人就都来了,学者谭其骧回忆过,“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穆、汤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 最热闹是青年人常去的柏斯馨,取诗经中松柏斯馨的意思。园中千年古柏,多是金、元、明代的,由朱启钤一一造册,养护,很多人爱这点青黛色。诗人林庚白和画家林风眠在这儿赏雪斗诗,五古联珠,一共联到120多韵,轰动得很。程砚秋和新艳秋先后在柏斯馨旁边雪地上排演《聂隐娘》戏中一段紫云剑舞。有趣的是,清吟小班的妓女来公园必坐柏斯馨,因为这是西式茶点,吃杯“礼拜六”,要盘“咖喱饺”。呵呵,洋气。 找资料时看到史学家谢兴尧写过的一段话:“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馆呢?……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可以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看了有点难过。 8 朱是有心人,他当警察的时候,每日骑马巡察,蹓蹓跶跶,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等一切有形无形的故迹,都“周览而谨识之”。 一个后来做到国务总理的官员,交往的人“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各种街头巷尾的老工匠老师傅,听到他们零闻片语都“宝若拱壁”。连清代《工程则例》之类的书也“无不细读而审评之”。 中国读书人一向瞧不起工匠,士大夫就算对建筑有点兴趣,也多只是把玩,对技术无记载,匠人间也全靠口耳相传。顾准说过,“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朱启钤分析得更明白,为什么官府也不记载这些技艺?“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 他举了个荒唐可笑的例子,大清会典中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而读书人看不上这行当,对跟钱有关的事只觉得粗鄙。蔡元培说,自汉以后,最让人追摹的学者都只求道德学问,远离现实世界,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为人所艳称”。 他把这种态度叫做“专己守残”。 后果就是几乎没有文字性的建筑手册,到了朱启钤这儿,中世纪都城的现代化要从他开始了,但建设这件事,两手空空,无程序可循,没有典籍可以看。想找人问也不知问谁。 他后来因公去欧洲,见人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志书上”,才觉艺术传承的标准和价值何等重要。 一半是志向,一半是所逼,他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徴名匠”。 当然,政府还是没这个钱。 9 1915年,他四十三岁,支持袁世凯称帝,还是大典筹备处处长。 这事之后他被通缉。咒骂的当然很多,梁思成后来决断要不要跟他合作,有过踌躇,有这个因素。也有人为他叫屈,说他当时也是无奈,必须拥袁来保全自己,还有说他被挟持之类。 他终身没提这事,没辩解没忏悔,晚年在自己的年谱上写过一字,说项城“知”我。这大概算是芮恩施说的“骨子里他是完全中国式的人物”。 后来因为“其才尚可用”,他很快被赦免,还被特派南北议和总代表,谈判破裂了,但路过南京时,在藏书家陶湘那里淘到《营造法式》,这才见到最为完备的中国古代建筑的记载。 中国古代汉语中,一切土木工程都叫“营造”,这书是中国法典式的建筑手册。 写书的李诫生在北宋,北宋的建筑正是颠峰。李诫的纪录“上可以溯秦汉,下可以视近代”,像一个剖面,能看到什么是进化,什么是退步,什么为固有,什么是输入。建筑是一个国家文化史的演进,“移身换形,跃然可见”。 但古人的用语,句读千年之下已经难看明白,朱启钤发起“营造学社”,研究这本书,一开始地点就在他家中,牌子也没挂,几张桌,请了几位国学家,但老头儿们懂古字儿,却不懂建筑,很看不明白。 当时在美国读建筑系的梁思成也看不懂这书,“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一般人到这儿就停下了,行吧,这么复杂的事,传之后世,让将来的人研究去就得了。但徐世昌对朱启钤有个评价,叫“事必果干”。这个人有口倔强之气,他的书房叫“一息斋”,来自朱熹的话:“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10 费慰梅说营造学社最初是“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用词轻慢了点儿。朱在南北议和失败后,退出政治。他娶的是曾国藩后人之女,10岁才随父亲从巴黎回国,岳父对朱最大的影响是“西人以制造致富”,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朱开银行、煤矿,是第一代中国的实业家,但如果只是失意政客的赏玩,走不了那么远,学者王世襄曾经受朱启钤的交付,注释中国惟一的漆工著作《髹漆录》,他说过,“可惜现在的人对朱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从学术来说他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 朱启钤为学社请来当时的学术精英,看了名单让人感慨,一个私人组织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美籍有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有艾克、鲍希曼,日本学者有松崎、桥川、荒木。 这是1929年。 朱说,“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 这胸襟。 抱负也够浩荡的,“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所以不叫建筑学社,叫“中国营造学社”。 有这样的愿望,就非得有大的视野不可,“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也”。 当时朱启钤五十七岁,雄心勃勃。 11 他邀请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务就是这本《营造法式》的研究。 梁受西学训练,知道要读懂这本《营造法式》,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这是最笨拙、最花钱、最费力的办法,朱启钤说,“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营造学社就此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 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车和毛驴,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远的深山荒野,晚上冷了要把报纸盖在被子上取暖。常常“暴雨骤至,下马步行,身无寸缕之干……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 安全也不能保证,学社成员曾被扣押。朱启钤私人给各地官员写信,要他们护卫照顾这些“柔弱书生”。 几千年的建筑,没人知道是哪个朝代,没数字没图片没纪录,莫宗江说他们找到应县木塔后,“九层重叠,我们硬是一层一层,一根柱,一檩梁,一个斗拱一个斗拱的测。最后把几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测完了。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惟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九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 这让人想起林徽音说她十七岁那年初认识梁思成时,两人逛太庙,少女矜持地低着头往前,结果一抬头,梁不见了,再一看,已经趴在树上望她笑。 只不过这时已经没有浪漫之感,梁思成说,“狂风暴雨,雷电交作。我们正在最上层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险。” 林徽因当时已有肺结核,但艰苦考察中的记述却是近乎天真的狂喜之情,“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我乐时就高兴的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 那时已经是1937年,喜悦里带着避不开的忧患,梁思成写:“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一面心里惦记着泺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是遗漏……” 在山西他们确证了中国仍存有最古老的唐代佛光寺,夕阳西下,人都浸在满天红霞里,他们坐在寺院里,把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等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 工作完,看旧报纸,他们才知道芦沟桥抗战的消息——战争爆发已经五天了。 12 梁林决定全家离京,朱启钤年老体迈,不堪跋涉,另外他有一层更深的虑患。他对乐达义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别的都不担心,就担心北平这座古城。北平就像一个珠宝店,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而且无可挽回。” 他说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都难逃500年一轮回的大劫之灾,而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结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 他要守住这老城。 即使这座城烧光了,他也要把它原样再建起来。他对当时北平最好的建筑师张鎛说:“应对北平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做现场精确实测,留下真迹图卷。” 张鎛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完成这份工作。 这时的梁林正在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两间房子低矮潮冷,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蛇鼠出没,床上常是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 吴良镛在那里见到梁思成,“他当时四十多岁,因患有脊椎组织硬化症,他身背铁马甲。何况重庆天气炎热,一般人都受不了,他还要俯案作图,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顶在花瓶口上,笑称如此,线可以画得更直,实际上是找个支点,借以支撑头部的重量。” 林的病情加重,已经不能起床,女儿说她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但她担纲复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没有铅字,就用“石板印刷”,没有装订机,就和老母亲、小孩一起手订;没有印刷纸,就用土纸。 有一年遇上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在银行库里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都被水浸了,古建筑测绘图稿的纸薄,又经水泡,一不小心就溃破,朱启钤等人把它们逐页晾干,裱在坐标纸上。 由于底片已毁,朱启钤又将过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思成。 菜油灯的微光里,梁思成能写成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凭借的就是朱启钤寄来的史料。 13 1946年,因为《中国建筑史》的贡献,美国耶鲁大学邀请梁思成访美并做学术报告,那是梁思成学术上灼灼其华的时刻。 这一年朱启钤已家资散尽,开始陆续变卖收藏的册页、手绢、钢琴、旧锦等来维持生计,再加上学社人员分散各地,营造学社只能停止。 中国营造学社共走过11个省,总计190个县市,1937年前详细测绘的建筑群有206组,所及建筑共2738幢,测绘图稿1898张。中国人对中国建筑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一次有了较清醒的认识。 这些资料最后都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建筑系,靠这个起家。 直到现在,如清华建筑学者杨宇振所说,“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基本框架依然是六七十年前营造学社的成果,而且这些成果的获得主要集中在朱启钤任社长的短短十来年间——关于这一点,实在不能不引起思考和反省。” 14 1956年,已经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终于出版了《营造法式》(上卷),细加注释。《营造法式》不再是无人能识的天书。不过,此时中国营造学社被视作“反动学术团体”,已经消散。 梁思成为这书写序时,曾经反复斟酌,做了三次修改。他先写道:“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知道它对于今天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用处”。想了很久,他把“用处”划掉,改成“直接关联”。后来,他又划掉,留下了一份未定稿:“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知道它对于今天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这几个词,沉吟之间让人心酸。 15 朱启钤当年曾依照《营造法式》,由梁思成设计,找工匠盖了一座私宅。今天这座东四八条的院子已经是个大杂院。 梁林故居也早荒草丛生,破败不堪。 我看胡劲草的纪录片,她在美国寻访当事人,从梁林上学时的成绩单,与费正清夫妇的通信,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他们在山西的照片……寸寸完整。 片中拍到,有家美国私人博物馆,把要拆的徽居整体搬去海外,有当地官员来看过后,决定回去把新村落都拆掉,再重建古建筑。看到这儿,想起林徽因在1953年说,“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梁思成一生试图在纸上重建已成焦土的千年中国,他说,“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看历史,不是让人伤感,也不是用来讽刺的,是让人明白的。领导干部,有钱人,记者,我们干的所有事,也都会被后代重估,过去不知道怎么做,就不知道吧。现在明白一点,就是一点。明白一点,就做一点。 至于能做到什么样子,朱启钤早已说过,知道要做的事有“历劫不磨”的价值,就去做好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知道何日可成,也许“终身不获见”,但是费一分气力,也就深一层发现。 他说:“但务耕耘,不计收获。”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北岛 55岁,诗人 北岛是他那个年代最朦胧的诗人,也是他那个年代发出最强音的诗人。他以精湛的诗艺 和对于复杂现实的深刻怀疑与洞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 墓志铭。”“一生中我曾多次撒谎/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一个儿时的诺言/因此,那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 我”。在思想者和批评家集体 缺席的年代,他的英雄气概的诗句是我们惟一的慰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陈丹青 51岁, 画家 早 在1980年,陈丹青便以油画《西藏组画》蜚声海内外,成为中国油画界的巅峰人物。1982年初移居纽约。2000 年作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之一,回国定居。 回国后,陈丹青以艺术家的身份频频介入公共事务,痛陈艺术院校外语考试的不合理:“大学生的中 文能力已经非常可怕了,递上来提问题的纸条错别字连篇,文字不通,我们却要狠抓英文成绩。而且学生要盖那么多的图章才能报名,原单位证明,理论成绩,两封 以上推荐信,要考政治、电脑和外语,其次才考画画。什么时候学艺术变得这么难了?”严厉批评城市建设中的长官意志:“我们只有行政景观,没有建筑景观。” 陈 丹青的象牙塔有一扇敞开的窗户,正对着我们充满混乱活力的现实。他从中选择了自己有把握去批评的愚蠢、有害并且要继续愚蠢和有害下去的现象,以严谨准 确的表达,发起猛烈攻击。他的声音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崔健 43岁,摇滚歌手 改 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况,人们迷失于突如其来的变化中。1986年,崔健以爆破式的发音唱出了在急速变化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 和自尊的追求、对人性解放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崔健以一已之力掀起了中国青年的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只能顶着风向前”。“我孤独地飞了”正是崔健的真实 写照,他的音乐不故作深沉,发自内心,孤独但真实。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作为中国的“摇滚教父”,直到今天还没有人动摇他的位 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戴煌 76岁,1991年从新华社退职 对于这位普通的新华社记者,人们 并不陌生,无论在平反冤狱的斗争中还是反腐败的斗争中,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和看到他的身影。他终身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 硬骨头。”早在1950年代初,他就敏锐地观察到最高领导人独断的危险并加以反对。他为此被划成右派,饱受迫害二十余年,却历经九死而不悔。近十来年,古 稀之年的他仍辣手著文,四处向黑暗和腐败出击,扶弱济困,伸张正义。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丁东 53岁,原山西省 社科院研究员 丁东近10年主要致力于研究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在 学术上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见宏论,而他对当代 中国思想文化的贡献却是无人能够替代的。这位没有出版社的出版家,直接组织了《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的整理与付梓;间接促 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著作的出版;参与编辑的《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等,都是文化含量相 当高的精神食粮。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杜维明 64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杜维明是新儒家第三代 领军人物,中国传统文明对世界的“扬声器”。近年来奔波于全球众多高等学府,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 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文化中国及反思现代精神。 杜维明推崇儒家文化所蕴涵的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和入世精神,景仰明其道不计 其功的胸襟。他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关注东亚经济发展并引发文化思考,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8年担 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主任,并荣膺美国人文艺术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方舟子 37岁,福建云霄人,生物化学博士 1990年赴美留学定居。1994年 创办网络文学刊物《新语丝》,主持新语丝网站,揭露国内众多学术腐败。 数年来,他和他的“新语丝”网站,像“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 子”,一次次捅破知识界的剽窃、抄袭、蒙蔽与欺骗,一再地挑战学术权威和商业神话。 他是“是非”领域的斗士,用激情甚至偏执,一再警示, 学术的意义是求真。毫无疑问,他迄今为止揭露的300多起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他使个体独立、理性的判断获得应有的尊重,并用民间行为实践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欠缺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的实证精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高耀洁 78岁,河南省 文史研究馆馆员、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科教授 被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走在中国预防艾滋病一线整整8年。8年前,高 耀洁拿出自己仅500元人民币积蓄,编印了1.2万张“防艾”资料,走遍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向旅客散发,走上了中国预防艾滋病的不归路。高耀洁揭开了中国 河南省欲说还羞的艾滋病肆虐的内幕,2001年获得在华盛顿召开的 “全球健康理事会”乔拉森·曼恩健康与人权 奖;2002年7月获“亚洲之星”荣誉;2003年8月获“拉蒙·麦格赛赛奖”,当选中央电视台“2003感动中国人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胡舒立 51岁,《财经》杂志创办人,主编 胡舒立创办的《财经》 诞生不久即获得“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她也因此被美国的《商务周刊》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她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获 得的评语是“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2003年,在绝大多数媒体语焉不详和缺席的情况下,她领导的《财经》以饱满的勇气、毅力、良知和智慧 在这一事件上连续发言。 她常年工作在一个高对抗性和风险性的职位,她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系统化地引进现代新闻理念,并且不遗余力地 实践和推广”,由此,正如她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不仅是历史的记录员,而且“推动社会进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贺卫方 44 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是做一个书斋学人,还是做一个对社会有改变的学者?”现为北大法学院教授的贺卫方曾经为此徘徊过,所幸,这个徘 徊发生在15年前,并且,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中国法学界也许多了一位“学贯满盈”的智者,但中国却少了一位虔诚而勤奋的法律圣经的布道者。 法 官职业化、司法制度变革、宪政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多年来,贺氏以其平易流畅 之笔、深入浅出之思、慷慨激越之音,不遗余力地投书传媒,巡回演讲,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其中《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堪 称绝唱。 公共知识分子50人:侯孝贤 57岁,台湾电影导演 从影三十年,其重要作品有《冬冬的假 期》、《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悲情城市》等。 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电影手册》主编傅东评价:在侯孝贤身上,我看到一种很纯洁 的叙述方式,这是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世界,这是让我感到最震惊和最受触动的,通过他的电影,我更好地看到我们这个世界,看到我自己。 身为 电影艺术家的侯孝贤,除了用作品发言,更有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2004年1月,由侯孝贤担任召集人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成立,他联合数百名作家、 艺术家,直接面对台湾政治现实发言,反对政治人物“操弄族群议题”。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江平 74岁,原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 有人称江平是中国民法的“教父”。他深知个人尊严和自治是民法的核心所在,而现实生活中民法秩序最大的对立面就是计划经济和 政治国家。自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间,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主持下,江平以及众多学者一道参与起草了《合同法》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框架性法律。在一 次次事关宏旨的争论中,江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经济法律没有姓资姓社之分” ,“一些人追求所谓法制特色,排斥民法传统,其实是害怕私法精神在中国的兴起”。 “只向真理低头”,江平这十年带给中国法学甚至中国社会 最大的财富,就是开放独立的精神和思想。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金庸 80岁,香港报人 金庸以武侠 小说闻世,几乎征服了全世界华人。“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他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是他杰出的报人身份。 金 庸早年投身《大公报》,1959年以一己之力创办《明报》。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奠定了毕生基业。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明报》 成为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即使在今天,《明报》仍是香港最受尊重的报章之一,《明报》 旗下的《明报月刊》和明报出版社,已跃然成为华人化界的学术出版重镇。 金庸的社评,高峰期每日一篇,纵论天下大事,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问 题为主,数十年几从无间断,累计达数千万字之巨,影响力深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郎咸平 48岁,香港中文大学 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 2000年才现身国内媒体的郎咸平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人气最旺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则认为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公 司治理结构研究的财务专家,或许这更加准确。无论是什么家,郎咸平都具有赢得公众认同的两大要素——专业素养和平民意识。 郎咸平毕业于美 国最好的商学院,任教于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但他又不遗余力地用自己掌握的“先进生产力”替中小股东监督资本家和高级经理人,从而得到了 “郎监管”的绰号。 当然,作为一个“外来户”,郎咸平还需要增加对国情的了解,比如国企与整体经济的关系和国企改革的复杂历程。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梁从诫 72岁,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因之子,“自然之友”创办人,北大教授 他从祖、父辈那里继承 了责任感和挑战意识,他的名片是用废纸复印而成,他从来不用一次性筷子,他使环保从绿色高调变成身体力行。 他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十年”,也是“自然之友”的十年。1994年创建的“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也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环保组织:保护川西 洪雅天然林;保护滇西北德钦县原始森林、滇金丝猴;开展藏羚羊保护工作与可可西里地区的反盗猎行动。 他的所作所为不仅引起官员对于环境问 题的注意,而且维护了本组织的独立性,使环保积极分子们可以在中国的焦点问题中扮演“批评者”角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李敖 69 岁,台湾作家李敖文笔自成一家,自喻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 著作等身,以评论性文章最为脍炙人口,《胡适评传》和《蒋介石研究集》 为其代表作。西方传媒更誉之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李敖不是宽容社会的产物,而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 在五十年的台湾民主进程史上,李敖始终是光焰万丈的巨星人物。他早年主持《文星》,以宏文《老年人与棒子》、《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著作《传统下的 独白》等挑起文化论战,批评当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传播“自由、民主、开明、进步”等观念,主张台湾走现代化道路。因此遭当局忌恨,前后两次入狱。1980 年代复出后,他写文章,办政论杂志,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领袖,全力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变革。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廖冰兄 89 岁,漫画家 1938年在廖冰兄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个展,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漫画个 展,广州为之轰动。廖冰兄认为:“一个具有健全头脑的漫画家有时就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社会学家”, 因此他最看重的是自己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抗战时期的《标准奴才》、抗战后《猫国春秋》组画中的《禁鸣》和“文革”浩劫后的《自嘲》、《恶梦录》组 画。他骄傲地回答:“我画的是时代漫画,这是千千万万人民假我的手而创作出来的。” 堪称杰作的《自嘲》画的是一个长年囚禁在大坛子里的 人,在坛子打破以后,身体依然龟缩成坛子的形状,深刻地描摹了“文革”对人们心灵的戕害。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林行止 64 岁,香港报人 被海外知识精英视为“香江第一 健笔”,“香港社会的良知”,“香港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他曾在香港《明 报》及《明报晚报》任职。1973年创办《信报》,秉承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的办报宗旨,使《信报》成为近年来香港最具有公信力的财经报纸。他的“政经短 评”和“林行止专栏”以独立敢言著称,剖析净尽,切中肯 綮,广受欢迎。 长期以来,林行止致力于将现代经济学的知识普及至普通民众,从细 微的经济现象入手,深入浅出,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娓娓道来。他挚爱读书写稿,已结集出版的经济及政治评论集《身外物语》等70余册。因为他的杰出贡献,曾 获英国女王OBE勋章。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刘军宁 43岁,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作 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著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 《保守主义》等著作。 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得益于刘军宁等人的推动。 谈论宪政能成为今天的潮流,1999年刘军宁在《南方 周末》发表的《驯化统治者》一文功不可没。在这篇文章中,刘军宁用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正本清源,指明宪政的作用主要在于“限政”:一个文明发达昌盛与 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统治者的驯化,因为在不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与财产的地方,不可能有持久繁荣的经济。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罗大佑 50岁,台湾音乐人 他有两顶桂冠:“中国流行乐坛教父”和“中国的鲍勃·迪伦”,前一项可以理 解为人们对他音乐造诣的尊重,后者指的是他的社会批判性。 1982年,行医出身的罗大佑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发行,“掀起了台湾全省史 无前例的自省风潮”。他在唱片文案中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对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1983年推出的专辑 《未来的主人翁》是罗大佑对于台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出的最强音。 音乐就是他批判的武器,罗大佑用音乐为台湾社会的种种病症进行了深邃的 透视。他的过于文人气的歌词也许不如崔健犀利,但是他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他的近乎完美的音乐,使他的歌曲在台湾和大陆青 年的心中打上了忧伤和激愤的烙印。 公共知识分子50人:秦晖 51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是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先后为:明清农民战争,农业-农民史,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问题的中外历史比较,作为比较对象的古希腊罗 马社会经济、近代俄国与美国史、现代南非史等。读他的著作,常令人想起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向世 界求知识”的名言,考虑到他小学毕业后,接着就是“闹革命”、插队下乡达12年之久的失学生涯,这一点更难能可贵。 秦晖的研究更新了我们 对传统社会的认识。他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和研究成果。他对许多时事问题、现象的评论,都以此为出发点,新鲜、雄辩、严谨而且犀利。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邵燕祥 71岁,作家 作为文学界最受人尊敬的长者,并非缘于他温柔敦厚的秉性,而是他外柔内刚的风骨。 早年他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不论“小题大作”还是“大题小作”,都有一种 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 ——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并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 声,为在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重建真正的文化良知,努力创造着精神氛围。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汪丁丁 51 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 汪丁丁的笔下,除了黑格尔、康德、罗素、休谟等人的大段引述,还有方程式。他经常被问到,到底读过多少 书? 他认为,知识分子要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须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主流保持持续的批评,非如此不足以维系社会的进步。他坚 持,个体生命必须是自由的,才能在每一可能的方面进行创造,从而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才能加速度地积累起足够的“知识”总量,反过来增加全体的福 祉。 他自称是模糊的思考者,但作为他智慧和充沛情感的受众,我们希望他更清晰、有力地表达。 公共知识分 子50人:王朔 47岁,作家 王朔的作品,以准确描述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破灭后北京青年的苦闷、颓废和玩世心态著称。王朔小 说、崔健摇滚乐、星星画展等,一起构成了上个世纪80年代新文化解放运动的核心,对批判和解构一个时代陈旧压抑的思想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王朔本人 浓厚的玩世情怀,他的“拒绝崇高”,“解构一切神圣”,他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存在及其源流有着尖锐甚至过激的批评。 他的《我看港台流行文 化》,几乎是中国文化界分 析评论大众文化现象的第一篇,这显示出他犀利的文化眼光。他对金庸、鲁迅等也有尖锐批评,同样曾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王选 52岁,民间维权人士 王选在1980年代赴日本留学,并获硕士学位。在长达近十年的岁月里,这位 精通英语、日语,通晓日本法律,熟悉中日国情的人道主义者,没有工作、没有报酬,风尘仆仆地奔波在中国的乡间大地,收集证据,联络受害者,组织起诉日本政 府,显示了一个理性和血性兼备的爱国之士最有牺牲精神的一面。 王选的坚韧和不屈,对当代中国还有着特别意义。她那些几乎完全基于道义的行 为,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实践精神。 2002年9月,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中终于第一次承认:侵华日军曾对中国平民施行细菌战。让这段只是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历史,昭告于天下,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不容更改的事 实。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阮仪三 70岁,同济大学教授,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 们庆幸有他,才得以看到美丽依旧的家乡。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 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温铁军 53岁,《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 长 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一直坚持用“脚”做学问,温铁军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他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源自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 地关系紧张的基本国情,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两个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无法化解的。 温铁军对“三农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路径 是“农民、农村、农业”, 而非主流的提法“农业、农村、农民”,意图通过组织反映9亿农民数量上的意见优势,改变现在的利益分配格局。 他 在河北定州发起创办晏阳 初乡村建设学院,并筹款投入“大学生支农调研”和“劳动者免费培训”计划,试图帮助农民提高合作精神和组织化程度。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吴敬琏 74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吴敬琏是最早抛弃“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的伪经济学的中国人之一,也是1949年之后第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1984年到1999年,是吴敬琏身 体力行、积极参与改革决策的15年, 也是他个人硕果累累的15年。在中国几经反复、最终确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吴敬琏功勋卓著,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旗帜性人物。 1997年之 后,吴敬琏认识到中国仅有市场经济是不够的,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法治和宪政。 2002年,他和法学权威江平教授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 究所,致力于推动中国转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通俗而言的“好的市场经济”。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吴思 47 岁,《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吴思最早发现了与公开宣称的堂皇原则相悖,并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从“陋规”、“内部 章程”等模糊的描述提纯为“潜规则”这个词汇。它作为一个如此好用的中国社会的分析工具,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无需解释的常用词汇。在“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 笔下之所无”的领域,吴思还能继续精进,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则证明吴思并非是因幸运才发现了潜规则,就好像牛顿不是因为幸运才发现了 万有引力。 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以惊人的发现能力和命名能力,无愧于“我说透了历史” 这种说法。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谢泳 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 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 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 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 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许纪霖 47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 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在思想史方面,着重梳理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在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之外开辟了新的言路。 在 知识分子研究方面,"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被广泛征引;关于傅斯年等知识分子个案的系列文章,兼具论文的严谨和散文的灵动,颇受学院内外读 者青睐。在城市文化方面,对知识分子和都市空间的关系多有发掘。 1980年代以来,许纪霖先生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大量观 点独特又富有争议的文章,在历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中均有不容忽视的声音。2003年关于“非典问题”的分析、2004年关于“台湾大选”的评论,均被读者认 为振聋发聩,独树一帜。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徐友渔 57 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任研究员 徐友 渔学过四门外语,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还是社群主义,良好的逻辑训练让他解释得一目 了然。他以极大的热忱和勇气讨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宪政、共和等问题,是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 一。近著有《“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语言与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告别二十世纪》等。此外,徐友渔提倡反思文革,整理遇罗克遗 文,并写有《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 东平 55岁,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1990年代初期, 杨东平以《城市季风》而广为人知。他虽然是一个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但在专业之外,他有广泛的社会关怀。从环境到教育,从人文到社会发展,他的声音始 终不断。对社会问题,他发出的声音是独立的,只问事非,不计利害。 他反对国家垄断教育,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 资源分配严重失衡,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 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和才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杨锦麟 51岁,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曾是下乡 知青、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后来成了香港多家报刊杂志的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笔耕不辍。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认识他的人并不多,也因为凤 凰卫视“慧眼识英雄”,一个极少成本的读报节目,让年过半百的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成了海内外华人熟悉 的公众人物。他的名字和《有报天天读》挂在一起,已经成了节目收视率持续攀升的保证。 他的节目体现了强烈的个性:对政治和社会的敏感, 同情心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加上在电视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真性情的流露。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鄢烈山 52岁,时评家 1982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杂文、随笔与评论集15种,与人合著历史人物传记一种。 在鄢烈山瘦弱的身体里,蕴含着燃烧的激情和不变 的信念。面对现实中的腐败与堕落,他表现了高贵的愤怒、顽强的抗争和坚韧的批判精神;他最大可能地表达了发自民间的愿望,启发、感动和激励了一大批对未来 抱有热切希望和正义感的人们。鄢烈山带动了一大批后来者以公民的视角参与媒体表达,今日媒体言论的繁荣,当年以《南方周末》为载体的鄢烈山有重开风气之 功。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伟时 73岁,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历史。 1985年2月,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 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 上。” 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经常对当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发表评论。他所揭示的历史,往往给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带来震撼。他对现实的评 论,也一再闪现出过人的智慧。 1992年,他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出版,写作风格有较大变化。此书不但保持了拒绝人云亦云的态 度,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文字生动,警句迭出。 公共知识分子50人:袁岳 39 岁,零点研究集团董事长,北大社会学博士 这个成长于苏北、绅士一样的中年男人,是将科学的专业技术手段运用到中国民意调查中先行者的代 表。 过去的11年,作为一家独立民意调研机构的领导人,袁岳让分散的民间意见变成了听得见的公共声音,他是一个“盗火者”,他让中国告别 了“民意由特殊的政治组织来确定和代表”的漫长历史。 他的努力喻示 世人:中国民众有真实表达意见的可能;民意不是可以变更和包装的。经由袁岳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中国民众第一次,接受到这样的问卷:“假如你现在拥有直接投 票权,你还会投票选举现任的市长当市长吗?”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思之 77岁,律师 张思之被 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良心。1957年直言不讳的他成了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分子”,从此开始长达十五年的强迫劳改 生涯。 重返律师界后张 思之为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投入了巨大的勇气和热忱。 1980年,他是“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的辩护律师。1987年,在轰动全国的大兴安岭火灾案中他为含冤的被告公开辩护,当地上千百姓 欢呼,“人民律师万岁”。至今他以古稀之年仍奔走南北。 在他漫长的律师生涯中确实败多胜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屡败屡战”,在他接受许多案件之 前其实结局早已注定,他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维护的是法律的尊严,和律师这一职业的良心。 公共知识分子50人:张五常 69 岁,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 张五常参与了经济学发展过程里最辉煌的阶段。上世纪60年代末,他求学于20世纪经济学最具爆发力的芝加哥大学, 因缘际会,他的亦师亦友们,后来有8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经历了新领域奠基、波涛汹涌、雷霆万钧的过程,并且有显著的贡献,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和 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1983年11月29日, 已从美国回到香港的他在《信报》开设经济评论专栏,也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传教士的生涯。他用他流畅、犀利、痛快的文字使经济学者不再是象牙塔里不食烟火、 不辨菽麦的学究,而是社会大众可以咨询、甚至仰仗的参考坐标。他一手确立了经济学在中文世界里的特殊传承。 公共知识分子50 人:郑也夫 54岁,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作为专业社会学 家,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建立在自己真实的生活观察中,自觉与官方保持距离,对社会发展持冷静和批判的态度。 他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 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从体育比赛到汽车文化,从城市发展到道德建设。他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寻找社会发展的平衡 点,特别关注贫民生活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向逝者致敬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顾准(1915-1974) 一 个孤独而坚韧的思想者,凭借个人的智慧、勇气和道德力量艰难掘进的先驱,他在那个黑 色年代里的思想探索,成了未来时代的先声。1957年,他著文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因“思想罪”、“言论罪”于1958年、 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1974年病逝于北京。 在难知来日的境地中,顾准不问个人生死荣辱,苦心治学,探寻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源 流。他毕生的学术愿望,是冀望中国能跳出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蔽障,以渐进方式实现政治和社会改革。 其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于1980 年代初出版后,影响了整整一代大学生和知识分子。1990代后期他的遗作被陆续整理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书出版,他的价值才真正被知识界所知道和 认可。 公共知识分子50人:殷海光(1919-1969) 殷海光(1919-1969)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岛内最优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思想在华人世界的最早传播者。他怀抱自由主义理想,以纯粹而强烈的道德热情和勇 气,在胡适、雷震创办的民间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政”,与其同道在台湾开创出一个《自由中国》时代,成为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数学子的精神导 师。致力于用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精神改造中国传统。以五十盛年而在贫病交加中去世。 公共知识分子50人: 王若水 (1926-2002) 王若水(1926-2002) 1977 年后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评论、理论和文艺。作为一名在体制内生活多年进而又对体制进行痛彻反思的思想者,王若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 的梦中人”。1980年代,发表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后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批判。1990年代发表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人 道主义的文章。著作有《为人道主义辩护》、《智慧的痛苦》等。他认为,本世纪以来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中有许多观点是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误解。他认为马克 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其哲学思想,名之曰:唯人主义。人的需求包括生存、享受、发展,而发展(即创造性劳动)是人自由的根本体现。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黄万里(1911-2001) 黄万里(1911-2001) 2001年8月27日,黄炎培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水利学家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他生平最遗憾的事,就是自己关于修建三峡工程弊端的论证没有得 到决策层的重视。1950年代,黄万里因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大坝而受到批判,后被划成右派。但结果却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三门峡工程造成渭河流域泥沙淤 积、洪水泛滥,得不偿失!黄万里一生坚信,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这就是他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 公 共知识分子50人:杨小凯 (1948-2004) 杨小凯(1948-2004) 澳籍华人经济学家。最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考者之一,张五常称其为“最有预感天分并知道什么是重要思想的学者”。他提出和研究的超边际经济学,被布坎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称为当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他关注中国改革,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改革的评论文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 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对宪政、共和、土地私有等问题有独特、深入分析,他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的“后发劣势”的分析令人警醒。 公共 知识分子50人:王小波(1952-1997) 王小波(1952-1997) 自由作家,思想家。他的小说以恣肆无羁的想象和特立独行的语调,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荒诞性和悲剧性重新呈现出来,语言机智。他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杂文 成就。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的杂文和随笔,在率性而为的调侃、意趣横生的戏谑底下,解构神话,使道貌岸然的禁忌教条透露出虚弱与紧张。其死后出版的 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等迄今长销不衰。 《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 学 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 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476289104&owner=227757798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7069/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50位公共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11/04/16, 14:3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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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中国:莫再扒梁思成的皮、挖他的肉

范思鼎 中国 武汉 北京是一座有着深厚积淀的城市 清明刚过,一条既让生者难掩惋惜,又让逝者无法安息的消息传来:梁启超故居“饮冰室”因不够文物级别面临拆迁。(《京华时报》4月6日报道) 伴随着中国转型的进程,历史与现代、情感与现实的矛盾不断见诸报端。往前溯,有冯骥才先生发起的天津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看近处,有全国舆论捍卫的南京梧桐树保留事件。相信这样的消息还会出现,因为地产商和相关部门的视线是多么狭隘。 城市的发展是否要以牺牲历史为代价?我看未必。相反,世界上任何伟大的城市都不是由单纯地高楼大厦构筑的,日本的京都、奈良,因保留了完整的木质结构建筑而闻名于世,巴黎的老城区更是明确规定不许在其范围内营造新的工程,或者看看我们自己的西安,当古老的钟楼以现代交通转盘的形式出现,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撼的场景。 从春秋时期的燕京到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一直是一座有着深厚积淀的城市,她的魅力也正是缘于她令人艳羡的历史,和那些妙趣横生的北京胡同。然而,过去几年中,北京的胡同以每年600条左右的速度消失,在1949年还拥有着3000多条胡同的老北京城,如今只剩下了不足400条。 梁启超故居饮冰室所在的粉房社区,就有3条胡同,可是,她们也并没有仰仗着梁启超的头衔幸存,即将面临拆迁的命运。 过去我们的观点是,为了城市化进行必要的拆迁,而保留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但问题在于“历史价值”的界定,并不是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这就给了地产商联合有关部门进行拆迁活动的口实。但我们任何人都应该知道梁启超之于近代中国的地位,更知道“饮冰室”对于梁启超本人的意义。如果连这样的古迹还谈不上“历史价值”,那我们也太缺乏对往昔的敬畏了。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身处其中,上五十年的建筑都可能被官方保护起来。我们虽自诩上下五千年,可真正的历史遗迹又有多少呢?就以北京为例,在否定“梁陈方案”后的五六十年代,我们损失了多少牌楼、多少城墙、多少值得留恋的东西!梁思成说,这是在扒他的皮、挖他的肉。今天,我们也多少认识到了当年的错误,于是我们重建了前门、地安门,企图恢复当年的老北京。但是,且不说这些重建建筑是否给人以历史气息,单是建了拆、拆了建的工程成本就不是一笔小数。我们是否会在若干年以后,又后悔其今天拆掉饮冰室的举动呢?那时候,我们是否也要再重建一个饮冰室呢? 梁启超之孙梁从诫先生曾诘问道:“现代化和有八百年历史的古城就真是不可调和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email protected]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你的意见反馈: 你的联络资料: 姓名: 国家、城鎮: 电邮地址: * 电话: 你的信息: 你的信息 * 总字数不超过300字: 0 免责声明 我愿意让网络制作人员与我联络

时代周报:公民谏客进“两会”

熊伟既是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的创始人,也是唯一的员工。——韩福东 摄 3月是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时分。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月份,近5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都会带上建议和提案稿云集北京,其背后则活跃着一批民间人士的身影。他们或是有固定诉求的民间组织,或是有着强烈责任心、渴望参政的个体公民;他们没有固定的称呼,“民间谏客”、“提案游说者”、“代表助理”、“编外代表”等便是对他们的形容。 本报记者 崔烜特 约记者 赵淑菊 发自北京 从十届人大一次会议至今,这已是陆军持续第九年关注全国两会议案提案。 但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两会关注者。作为北京益仁平中心的负责人,他和他的团队每年都会撰写一些提案,游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到两会上。 3月2日,陆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今年他们一共撰写了4个提案建议稿,如《关于在就业歧视案件中对损害赔偿进行量化的建议》等,尽管涉及的领域不同,但大都与弱势群体有关。 在近5000名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背后,活跃着一批像陆军这样的民间人士。他们或是有固定诉求的民间组织,或是有着强烈责任心、渴望参政的个体公民。他们没有固定的称呼,“民间谏客”、“提案游说者”、“代表助理”、“编外代表”等便是对他们的形容。 “编外人大代表” 当益仁平中心的员工忙着处理有关提案的事情之时,3月7日晚,北京圆明园附近一间堆满书架的出租平房里,刚刚参加完一个有关“微博打拐”电视辩论节目的熊伟,陷入了沉思。“我怎样才能把保护未成年儿童的建议案再改一改,免得落入微博打拐的窠臼呢?”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的他自言自语道。 两天后,这位2005年成立的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的创始人又告诉记者,他在今年要提交的《建议在新闻联播中插播普法公益广告》的建议稿中补充了一部分,重点强调“例如传播《刑法》四十一条”的新内容。 对熊伟,湖北省的人大代表有一昵称—“编外人大代表”。 1999年3月,当时还是《湖北经济报》记者的熊伟,跟着湖北人大代表团来到北京,在代表团驻地湖北大厦附近租下了一间地下室。整个全国两会期间,他每天都去找代表,希望他们帮忙递交自己撰写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份历时五年撰写修改的“万言书”里提出了20多条建议,比如“修改刑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建议中纪委在全国设立办事处”、“三峡工程要防止恐怖活动威胁”等,政治史专业毕业的他很“幼稚”地希望自己能够影响到国家政策。 熊伟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注意。3月7日他回忆,当时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径直询问他来京“骚扰”代表的用意。 “国家大事嘛,我就是关心一下。”他如此回复。 熊伟说,他之所以选择人大代表这一沟通渠道,源于之前的挫折。1994年开始,他共4次向北京有关部门寄出《位卑未敢忘忧国》一文,要求转交某位领导人,但始终杳无音讯。这让他非常恼火:“就算我的建议是错的,也该给我个回复。”于是他又追加了一封挂号信,并在信中写道:“按照规定,你们应当给出回复,我现在再寄一份,如果再收不到回复,我将向法院提起诉讼。” 很快,熊伟收到了国家信访局回信:“有关建议已经转到相关部门办理。”但此信之后依旧没有下文。 “我当时想,人大代表每年两会都会递交议案,何不找他们帮忙呢?”熊伟说。这一年是1998年,记者熊伟就此开始了他的公民参与立法之路。他经常从公开报道中寻找人大代表的姓名、工作单位,向工作单位询问他们的联系方式,然后寄上他的意见书。 也就是在那一年,在湖北人大办公室一位处长的介绍下,熊伟见到了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民代表梁建国。两人似乎有点投缘。“梁建国后来跟我说,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为了上访,也不是要谋求什么利益,只是对国家提出建议,建议的内容也很好,可以帮一下他。”熊伟回忆说,梁建国后来帮他递交了意见书。 与全国人大代表接触的过程中也有过一些不愉快。在湖北大厦,有人就曾自称“记者”,质问熊伟到处找人想干什么,并要求他离去。“我一看就知道是驻京办的人。我就跟他说,作为公民,我有权向代表反映意见。”熊伟说。 虽然屡遭冷眼,但在几次见面后,熊伟逐渐跟许多代表熟悉起来,这些代表有时还会介绍别的代表给他认识。 “我记得九届人大里面来自基层代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他们都很愿意倾听来自下面的声音。”熊伟后来将重点放在了那些“非官员代表”身上,主动跟他们交朋友。 在代表们的提醒下,熊伟才意识到《位卑未敢忘忧国》与正式的人大建议案相差甚远,内容过于庞杂,论证也不够充分,并且不符合建议案的文体格式。于是他将意见书拆分为20多条建议,加以补充完整,每年拿着这些建议案寻找人大代表的签名。因为经常扎在代表堆里,湖北人大代表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编外人大代表”。 熊伟至今对梁建国无法忘怀。“从1999年到2002年,我通过他总共递交了三四十件建议案。”他说。但令他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数年前他就与现年近70岁的梁建国失去了联系。 “草根”游说立法 在熊伟的记忆中,2002年起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建议案,真正令他触摸到了游说代表成功的感觉。 当年6月,身为记者的熊伟到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前黄村调查一起村民选举纠纷案,事件中当地公安局以“非法拘禁政府工作人员”为由抓捕村民,100多名村民被迫流散外地。 同类事件在熊伟的记者工作生涯中时常遇到。“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是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漏洞,希望能推动这部法律的修改完善。”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在时任人大委员长彭真推动下开始全国试行,1998年才得以作为正式法律颁布。强大的阻力让这部法律在许多方面难以施行。 熊伟希望能针对村委会选举问题制定一部真正完善的村委会选举法。结合自身之前接触到的一些个案,他以公民的身份起草了12章2万多字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人大代表梁建国在当年12月领衔向人大常委会递交了这份议案,共有31名代表在议案中签字支持。 2003年,人大换届。熊伟回忆,在十届一次人大会议上,熊伟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第二稿征集到了155位代表的签名,共有5个代表团提出议案;2007年,签名支持的代表人数甚至达到了1000人。 “根据人大的规定,代表自己递交的只能叫‘建议案’,要形成‘议案’必须要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支持,但人大代表一般只在自己的代表团内寻求联名,每个代表团基本是一百人左右,所以提交议案的难度还是相当高。”熊伟介绍说。 但说服代表签名的工作并非由熊伟来完成。一般而言,熊伟会在每个代表团中寻找一位代表作为议案发起人,再由这位代表在团内寻找签名支持,最终形成议案。 “要说服代表领衔发起议案其实是很难的,他们会考虑到风险的问题,怕别人说自己爱出风头,所以往往特别谨慎。也有一些代表在允诺后又反悔了,这个议案也就做不成。当然,要代表签名支持相对简单一些,只需签名就可以,不需做太多的调研修改工作。”熊伟说,与他合作的代表一般会对熊伟提供的稿子进行仔细审定,也会根据情况作出改动,同一个议题,议案的内文常常不一样,这样也能避免议案审议者产生顾虑。 人大代表周洪宇在2005年也曾提出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的建议案,并在附件中也加入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与熊伟提供的稿子基本一致。 如果说熊伟的参与方式是通过人际关系的话,以陆军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则更多是以提案的专业性来说服对方。他和一些志愿者每年都会试着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电子邮箱寄出他们所写的提案材料,每年集中在3-5个议题上面,往往都会有人回复,承诺在两会上提出。 “我们主要把目标锁定在政协委员上面,因为他们提交提案相对容易,只需要个人认可就可以,而人大代表则需要联名才能成为议案,这很难做到。”陆军联系的政协委员主要是大学教师,并通过与学生志愿者合作来寻找他们的老师。 雷闯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者。从2009年开始,当时还在读本科的雷闯通过搜索论文的方式找到了大量两会代表留下的有效邮箱,并最终建立了一个两会人大代表的联系数据库。在陆军和雷闯眼里,这显然比当初发动志愿者去找电话的方式更为有效。 联合其他民间组织也是一个相当便捷的办法。“广东汉达康福协会的理事张萍今年在看到《关于在公务员系统中落实残疾人就业、提高统残疾人比例的建议》的提案后非常感兴趣,就跟我们说要一起做这个事情,她立即取得了跟她相熟的政协委员朱征夫的同意,就非常顺利了。”陆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NGO领域内并不乏类似陆军这样的成功例子。自然之友一直都通过已故的梁从诫先生或会员提交环保议案,今年他们最终通过微博私信联系上全国政协委员盛连喜,将“小南海”问题形成了两会提案。而据国内最大的微博站点新浪微博统计,截至3月9日15时,共有全国两会代表、委员373人开通了新浪微博,其中代表164人,委员209人。通过微博,普通公民与两会代表接近了关系。 “以往NGO主要是对它的上属机关或它自己的领域发出声音,因为这样相对而言比较熟悉。显然,现在NGO已经注意到这一渠道的重要性了,很注意去联系两会代表,通过两会来表达,更能把自己的声音说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分析道。 三角同盟 在2003年,当益仁平中心的陆军开始主动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递交反乙肝歧视提案之时,同样是在十届人大会议上,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熊伟起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法》立法建议稿征集到了155位人大代表的签名,首次成为两会中的议案。也正是在这一年的9月,湖北省人大代表周洪宇创建了一个名为“洪宇在线”的网站,其后被媒体称为“首个全国人大代表议政型个人网站”,通过网络,周洪宇开始了与民间人士的建议案合作。 九年之后,他们失去了一位共同的朋友—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一个公民立法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合作者。代表、学者、民间团体、个体公民,虽然诉求各不相同,但他们的行动共同构筑了一条公民参与立法之路。 “凡事总需要有人来做,公众参与立法,除了公众立法听证的形式,公众在立法的提案权上能发挥作用,也未尝不可。”蔡定剑教授曾这样评价公民参与立法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就参与《村组法》起草工作的蔡定剑很早就注意到了熊伟等人的努力,在2010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草案研讨会上,作为主持人的蔡定剑还曾力邀并非法学学者的熊伟参与讨论。 周洪宇对蔡定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曾经在反就业歧视立法方面的合作。2004-2007年间,蔡定剑、周洪宇、陆军分别作为学者、人大代表、民间力量结成了一个“三角合作”的关系。 “2003年,蔡定剑还在人大任职,他到武汉大学去讲学的时候就主动联系到我,说特别希望有人大代表关注这个问题。”周洪宇回忆。蔡定剑在2003年底离开了人大秘书局,与周洪宇的合作都是以公民的身份。 2004年,在蔡定剑的鼓励下,周洪宇正式提出了要推动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并在网站发帖,称希望网友将意见提供到他的“洪宇在线”信箱。 这很快就引起了当时正在积极联络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的陆军等人的注意。作为国内知名乙肝维权网站“肝胆相照”论坛的版主,2003年他曾积极地在各大网站发布《呼吁尽快出台乙肝及携带者工作权益保障法》,引起了一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注意,并在当年做了相关的提案。其后他们意识到了这一表达渠道的作用。 陆军试着向“洪宇在线”发出了他们写的建议稿。三天后,周洪宇在网上发帖回应,“准备把保护乙肝携带者的权益问题带到两会上去,提出尽快制定《反入学、就业歧视法》的建议。” 从2004-2007年,周洪宇连续四年提交了关于反乙肝歧视内容的建议案,并在建议案的最后署上了“代表助理”陆军的名字。 合作之路待拓宽 “这几年草根民间组织希望参与两会议题的意愿高起来了,很多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在一些场合碰到我的时候都希望我帮忙联系代表提交建议。”除了以公民个人身份参与立法,熊伟近几年逐渐成为了代表和媒体、民间力量之间的桥梁。 然而,热情能化为行动的依然罕见。熊伟说,最终通过他向两会代表提交正式材料的民间组织依然为零。 “虽然在2007年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时候就提出过‘按照法定的立法程序,扩大公民对立法的有序参与’,但至今还没有相关的章程。不仅以官员、企业家为主的大部分两会代表尚不理解这种行为,民间组织和公民也有很重的怀疑情绪。”熊伟说道。 事实上,熊伟这样的参与方式基本无法复制,早已不再从事媒体工作的他每年的收入来源是受捐赠资金,而主要支出花在与人大代表的联络上,至今他还在为出版《公民参与立法指南》的资金感到发愁。 但这并没有动摇熊伟的参政决心。经过多年锻炼,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与真正的人大代表区别不大,从今年开始,他将着手准备参加北京的区人大代表竞选,亲身体验立法的过程。 “游说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政府、代表、人民三个主体之间沟通,而不一定是直接解决什么问题,沟通是问题解决的前提,只要能沟通,接下来就好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强调说。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柴静:一百年前的领导干部

“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梁思成 1944年 1 看草姐姐的纪录片才知道,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一生,与一个人关系巨大。 1928年,他们选了3月21日结婚,选这个日子,因为是宋代建筑大匠李诫墓碑上刻上的日期。 惭愧,我只知鲁班,不知李诫。 李诫的书《营造法式》是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寄给他们的,信中写“此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己朱桂辛校印莆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这本书影响梁林终身。 他俩回国后加入“营造学社”,梁是“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务是研究此书。 他们的儿子叫“梁从诫”,意思是“师从李诫”的意思,这两个字里有极深的寄望。粱从诫后来差两分没考上清华的建筑系,当时他父亲是系主任,“不置一词”。梁从诫晚年时说起这事,脸上仍是羞惭“(我)没出息”。 可见《营造法式》在这两个人心里的重量。 2 象我这样对建筑无所知,只从媒体上多少知道些梁林往事的人,除了八卦,只模糊猜测,营造学社?这是清华大学或者东北大学的吧? 看纪录片才知道,这一研究完全是个私人机构。 创办人就是梁启超信中说的赠书者“朱桂辛”-----朱启钤。李诫的书失传多年,也是由他发掘。 我没太留意,以为也是象梁启超一样的知识分子。再看他的照片,穿长袍,一副老实样子,眼睛下面挂着大眼袋,看上去是一个土气的老头儿。 纪录片中说,这人是当时的内务总长,交通总长,国务总理。 咦?领导干部? 3 看完纪录片查资料,才发现朱启钤是个好玩的人。 他这人,用曹聚仁的话说,“会做官”,一辈子,从晚清,北洋政府,民国,新中国……都没耽误。 他外祖父是汉学大师的弟子,他旧学很好,母亲常把一些宋锦碎片缀合成荷包,祖父书画的包头用的是《红楼梦》里写过的寸金寸丝的缂丝,他后来对艺术的感情,一直有童年的这一缕缠绵。 他在湖南长大,正赶上清末铁锈的大门被嘎嘎推开,天风海雨,交织而来,湖南又是晚清牛人迸溅的地方。就算是官僚,象巡抚陈宝箴和学政江标,也气象开阔。江标当主考,出的试题的题目都是《英人有公保二党,中国将来是否有此气象说》,《论自来改政之不易》《古今仪器考》…… 小朱同学正年青,不愤青才怪,“往来吴会,颇复与其邦贤士大夫游,益愤切,喜改革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被绞杀,他在长沙仍然和章士钊,“私购禁书,交相传习,意气未稍衰。” 但朱不是文人,他没参加科举,二十二岁从地方上的工程小官做起,一路干活干起来的,走的是经世致用的路子。 1905年复出后,他在晚清创办了“京师警察”制度,当时的警察什么都得管,安全,交通,消防,卫生,社保,救济……曹聚仁写过“我们如今看来,警察算得什么?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轻有胆识敢作敢为的敢去推行。” 那是,你动一盏灯试试。 北京的晚上一直乌漆麻黑,朱启钤想在北京街上装路灯,京师某御史以自家数世夜不燃灯为由,向皇帝弹劾控诉他。 曹聚仁说,“朱启钤还在外城大栅栏推行过单行道制,而敢违犯这规矩的乃是肃王善誉的福晋,他们有勇气判罚那福晋银元十元,真是冒犯权威,居然使肃王听了折服,这才施行得很顺利。” 一个率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国,有什么公共生活可言?但朱老师才三十出头,决心动它一动。 4 袁氏当国时,1913年,朱启钤当了内务总长。中国的城市化是被资本的力量拱出来的,京奉京汉两条铁路一路修到了前门,两边商铺杂立,首都第一次出现拥堵。 最堵的点就在正阳门,它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的意思,这是国门,也是前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正阳门城楼与箭楼被烧毁,流亡西北的慈禧和光绪回銮的时候,都得在城门上临时扎五间纸做的牌坊,来装点门面。 这门从不为平民而开,要在这个门上动土开洞,是个扎手的事儿,朱写“訾余为坏古制侵官物者有之,好土木恣娱乐者有之,谤书四出,继以谈章,甚至为风水之说,耸动道路听闻。” 而且政府说了,修路挺好,但我没钱。 朱找到铁路,说,你看这也是为你们好,你们出钱吧,出了钱,回头旧城的土你们还可以拉走垫路,留下点给我种草种花就成,就这样,他自己把清理的费用都省下来了。 他把正阳门两侧打开两个大洞,东进西出,又打通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通长安街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 当时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评价他,“作为一个建设者,他成了北京的奥斯曼男爵” 奥斯曼是法国塞纳省行政长官,对巴黎有过大规模市政改革,建设新的给水和沟渠系统,建设新的宽广的林荫道,开辟公园。 不过我觉得这个比喻背后还隐隐有一层意思,是指朱启钤和奥斯曼都受到了先担任总统后又称帝的独裁者的支持。 袁世凯为了支持他,送他一只银镐,红木银箍,上面写:“上镌“内务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 朱启钤在雨中敲落第一块古老城墙上的砖。这被叫做“开启民治北京的先河”。 5 但朱的改造并非大锤一抡,通通砸碎。 他把正阳门瓮城正面箭楼,工筑崇巍都保留了,让德国工程师加以改良。芮恩施曾经提醒在中国的外国设计师如果不懂中国建筑,最好不要轻易与朱启钤接触,因为这人是个有很强文化自尊的人,“目睹公私建筑,一唯欧风是尚,旧式法规,薪火不传,行将湮没,矍然引以为忧”,他第一个提出“修旧如旧”的概念,也第一个颁布“胜迹保护条例”。 草的片子里,有句话很可深想,“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皇朝更迭,成王败寇。二千年来历代革命成功者,莫不效法项王,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以逞威风,破坏殊甚。” 还可以再往前追一点,用周有光的话说“其实一把火一点就是两千年。英法联军能欺中国之弱,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立了功的” 辛亥革命后,能免去这一把火,还是有人懂。胡适总结过新思潮的最大作用,就是“重估一切价值”。什么叫重估?“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 了解了什么是真价值,才不会简单地膜拜或者打倒,而是知道什么要废弃,什么该去珍重宝爱。 6 1928 年,梁思成林徽因在火车遇到一对美国夫妇,随他们一起回中国“车顶上坐满了搭霸王车的旅客尽管这样,雨水还是漏进来,滴在我们用报纸折成的帽子,淋湿了座位靠背上点着的蜡烛。就这样到了北京,一个鼻孔里是晚香玉的味道,另一个鼻孔里是粪臭……” 这不奇怪,1900年的时候,仲芳在《庚子纪事》里写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然俱建茅厕,尚称方便……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中国城市的最初公共卫生的开始,是这么个方式,看了让人心里说不出滋味。 一直到了民国,公共厕所是什么样子?徐城北写过----当时京城最繁华的前门,大戏园子的右侧,有一个非常大的露天尿池子,无论观众还是演员,一旦感到“内急”,都立刻跑向那里,撩开裤子就向其中“直射水龙”。 当时的首都,广渠门外坟墓荒草,没有道路可言,没有公园,没有博物馆。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 朱启钤当内务总长的时候兼京师市政督办,整理北京街市沟渠,把那些“水道湮垢,民居昏垫,阛阓殷填,成苦不便,”的地方,为之“辟城门,开驰道,濬陂阪池,治积潦,尘壤壅户者除之,败垣侵路者削之,经界既正,百堵皆兴。” 中国的城市从来没有过行道树,这个人第一次在北京道路两旁种上槐树,沿护城河栽上杨柳,这才有春绿冬白,盛夏时我们头顶的浓荫。 7 北京的第一座公园也是朱启钤开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 这个地方原是皇家祭祀的社稷坛,清帝退了位,没人管,坛里榛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人在园内种了很多苜蓿,饲养猪羊。 朱启钤说想盖个公园,北洋政府说行你干吧,但我还是没钱。 他就自己个人干,先捐出一千元,成立一个董事会,对外募捐,说北京一向是首善之都,却“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不到半年筹了四万多元,捐的最多的徐世昌,黎元洪,杨度,和他自己,就这么修成了。这里没有山水亭榭,他在于园中东面建来今雨轩、投壶亭,绘影楼、春明馆……又建东西长廊,曲折往复,今天我最爱走还是那一弯,满头紫藤花。 “来今雨轩”这个名字取自杜甫的《秋述》的小序:“秋,杜子美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 取旧雨新朋,情义恒在的意思,这个地方去的多是政客。 朱启钤又出面与清宫交涉,又在公园与故宫之间开了扇门,把西华门内的武英殿辟为展室,展出皇家珍宝,起名“文物陈列所”。 这是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 学者文人就都来了,学者谭其骧回忆过“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穆、汤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 最热闹是青年人常去的柏斯馨,取诗经中松柏斯馨的意思。园中千年古柏,多是金,元,明代的,由朱启钤一一造册,养护,很多人爱这点青黛色。诗人林庚白和画家林风眠在这儿赏雪斗诗,五古联珠,一共联到120多韵,轰动得很。程砚秋和新艳秋先后在柏斯馨旁边雪地上排演《聂隐娘》戏中一段紫云剑舞。有趣的是,清吟小班的妓女来公园必坐柏斯馨,因为这是西式茶点,吃杯“礼拜六”,要盘“咖喱饺”。呵呵,洋气。 找资料时看到史学家谢兴尧写过的一段话:“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馆呢?……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可以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看了有点难过。 8 朱是有心人,他当警察的时候,每日骑马巡察,蹓蹓跶跶,对京城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一切有形无形的故迹一一都“周览而谨识之”。 一个后来做到国务总理的官员,交往的人“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各种街头巷尾的老工匠老师傅,听到他们零闻片语都“宝若拱壁”。连清代《工程则例》之类的书也“无不细读而审评之”。 中国读书人一向瞧不起工匠,士大夫就算对建筑有点兴趣,也多只是把玩,对技术无记载,匠人间也全靠口耳相传。顾准说过“中国有许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 朱启钤分析得更明白,为什么官府也不记载这些技艺“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 他举了个荒唐可笑的例子,大清会典中工程做法部分,只有薄薄几十页,怎么做到的?所有的数字都被改成“若干”二字。 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而读书人看不上这行当,对跟钱有关的事只觉得粗鄙。蔡元培说,自汉以后,最让人追摹的学者都只求道德学问,远离现实世界,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为人所艳称”。 他把这种态度叫做“专己守残”。 后果就是几乎没有文字性的建筑手册,到了朱启钤这儿,中世纪都城的现代化要从他开始了,但建设这件事,两手空空,无程序可循,没有典籍可以看。想找人问也不知问谁。 他后来因公去欧洲,见人家“一艺一术,皆备图案,而新旧营建,悉有志书上”,才觉艺术传承的标准和价值何等重要。 一半是志向,一半是所逼,他下决心“再求故书,博徴名匠”。 当然,政府还是没这个钱。   9 1915年,他四十三岁,支持袁世凯称帝,还是大典筹备处处长。 这事之后他被通缉。咒骂的当然很多,梁思成后来决断要不要跟他合作,有过踌躇,有这个因素。也有人为他叫屈,说他当时也是无奈,必须拥袁来保全自己,还有说他被挟持之类。 他终身没提这事,没辩解没忏悔,晚年在自己的年谱上写过一字,说项城“知”我。这大概算是芮恩施说的“骨子里他是完全中国式的人物”。 后来因为“其才尚可用”,他很快被赦免,还被特派南北议和总代表,谈判破裂了,但路过南京时,在藏书家陶湘那里淘到《营造法式》,这才见到最为完备的中国古代建筑的记载。 中国古代汉语中,一切土木工程都叫“营造”,这书是中国法典式的建筑手册。 写书的李诫生在北宋,北宋的建筑正是颠峰。李诫的纪录“上可以溯秦汉,下可以视近代”,象一个剖面,能看到什么是进化。什么是退步。什么为固有,什么是输入。建筑是一个国家文化史的演进,“移身换形,跃然可见”。 但古人的用语,句读千年之下已经难看明白,朱启钤发起“营造学社”,研究这本书,一开始地点就在他家中,牌子也没挂,几张桌,请了几位国学家,但老头儿们懂古字儿,却不懂建筑,很看不明白。 当时在美国读建筑系的梁思成也看不懂这书“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一般人到这儿就停下了,行吧,这么复杂的事,传之后世,让将来的人研究去就得了。但徐世昌对朱启钤有个评价,叫“事必果干”。这个人有口倔强之气,他的书房叫“一息斋”,来自朱熹的话“一息尚存,不容稍懈”。 10 费慰梅说营造学社最初是“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用词轻慢了点儿,朱在南北议和失败后,退出政治。他娶的是曾国藩后人之女,10岁才随父亲从巴黎回国,岳父对朱最大的影响是“西人以制造致富”,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朱开银行,煤矿,是第一代中国的实业家,但如果只是失意政客的赏玩,走不了那么远,学者王世襄曾经受朱启钤的交付,注释中国唯一的漆工著作《髹漆录》,他说过“可惜现在的人对朱知道的太少,不能理解他的重要性,从学术来说他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 朱启钤为学社请来当时的学术精英,看了名单让人感慨,一个私人组织可以达到这样的规模-------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祯,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美籍有瞿孟生、温德、费慰梅。德籍艾克、鲍希曼。日本学者有松崎、桥川、荒木。 这是1929年。 朱说“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 这胸襟。 抱负也够浩荡的,“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所以不叫建筑学社,叫“中国营造学社”。 有这样的愿望,就非得有大的视野不可,“于全部文化史之必须作一鸟瞰也。” 当时朱启钤五十七岁,雄心勃勃。 11 他邀请梁思成担任法式部主任。一大任务就是这本《营造法式》的研究。 梁受西学训练,知道要读懂这本《营造法式》,需要大量的野外考察.这是最笨拙,最花钱,最费力的办法,朱启钤说“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营造学社就此开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 一切都要靠原始的大车和毛驴,目的地一般都在很偏远的深山荒野,晚上冷了要把报纸盖在被子上取暖。常常“暴雨骤至,下马步行,身无寸缕之干……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 安全也不能保证,学社成员曾被扣押。朱启钤私人给各地官员写信,要他们护卫照顾这些“柔弱书生”。 几千年的建筑,没人知道是哪个朝代,没数字没图片没纪录,莫宗江说他们找到应县木塔后,“九层重叠,我们硬是一层一层,一根柱,一檩梁,一个斗拱一个斗拱的测。最后把几千根的梁架斗拱都测完了。当我们上到塔顶时已感到呼呼的大风仿佛要把人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多米高,唯一的办法是攀住塔刹下垂的铁链上去,但是这九百年前的铁链,谁知道它是否已锈蚀断裂,令人望而生畏。但梁先生硬是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 这个攀爬让人想起林徽音说她十七岁那年,初认识梁思成时,两人逛太庙,少女矜持地低着头往前,结果一抬头,梁不见了,再一看,已经趴在树上望她笑。 只不过这时已经没有浪漫之感,梁思成说“狂风暴雨,雷电交作。我们正在最上层梁架上,不由得不感到自身的危险。” 林徽因当时已有肺结核,但艰苦考察中的记述却是近乎天真的狂喜之情,“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我乐时就高兴的笑,笑声一直散到对河对山,说不定哪一个林子,哪一个村落里去!” 那时已经是1937年,喜悦里带着避不开的忧患,梁思成写:“这几天之中,一面拼命赶着测量,在转输藏平梁叉手之间,或摩尼殿替木襟间之下,手按着两三寸厚几十年的种绩尘,量着材梁,一面心里惦记着泺东危局,揣想北平被残暴的邻军炸成焦土,结果是详细之中仍是遗漏……” 在山西他们确证了中国仍存有最古老的唐代佛光寺,夕阳西下,人都浸在满天红霞里,他们坐在寺院里,把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等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 工作完,看旧报纸,他们才知道芦沟桥抗战的消息------战争爆发已经5天了。 12 梁林决定全家离京,朱启钤年老体迈,不堪跋涉,另外他有一层更深的虑患,他对乐达义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别的都不担心,就担心北平这座古城。北平就像一个珠宝店,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而且无可挽回“ 他说从历史上看,历代宫室,都难逃500年一轮回的大劫之灾,而传统木结构经不起火焚、雷击。圆明园的石结构也逃不过兵火之灾。 他要守住这老城。 即使这座城烧光了,他也要把它原样再建起来,他对当时北平最好的建筑师张鎛说“应对北平明、清两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建筑做现场精确实测,留下真迹图卷:否则难免遭日寇蹂躏或反攻时的兵燹之灾。” 张鎛用了3年半的时间,完成这份工作。 这时的梁林正在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两间房子低矮潮冷,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蛇鼠出没,床上常是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 吴良镛在那里见到梁思成,“他当时40多岁,因患有脊椎组织硬化症,他身背铁马甲。何况重庆天气炎热,一般人都受不了,他还要俯案作图,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他把下巴顶在花瓶口上,笑称如此,线可以画得更直,实际上是找个支点,借以支撑头部的重量。” 林的病情加重,已经不能起床,女儿说她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但她担纲复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没有铅字,就用“石板印刷”,没有装订机,就和老母亲、小孩一起手订;没有印刷纸,就用土纸。 有一年遇上天津水灾,营造学社存在银行库里的全部调查测绘资料都被水浸了,古建筑测绘图稿的纸薄又经水泡,一不小心就溃破,朱启钤等人把它们逐页晾干,裱在坐标纸上。 由于底片已毁,朱启钤又将过去洗印的照片重新翻拍,从这批复制胶片中选出了最重要的一批古建筑图片各加印两套,寄给梁思成。 菜油灯的微光里,梁思成能写成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凭借的就是朱启钤寄来的史料。      13 1946年,因为《中国建筑史》的贡献,美国耶鲁大学邀请梁思成访美并做学术报告,那是梁思成学术上灼灼其华的时刻。 这一年朱启钤已家资散尽,开始陆续变卖收藏的册页,手绢,钢琴,旧锦……来维持生计。再加上学社人员分散各地,营造学社只能停止。 中国营造学社共走过11个省,总计190个县市,1937年前详细测绘的建筑群有206组,所及建筑共2738幢,测绘图稿1898张。对中国建筑自远古至明清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一次有了较清醒的认识。 这些资料最后都给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建筑系,靠这个起家。 直到现在,清华建筑学者杨宇振说“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基本框架依然是六、七十年前营造学社的成果,而且这些成果的获得主要集中在朱启钤任社长的短短十来年间——关于这一点,实在不能不引起思考和反省。” 14 1956年,已经是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梁思成终于出版了《营造法式》(上卷),细加注释。《营造法式》不再是无人能识的天书。不过,此时中国营造学社被视作“反动学术团体”,已经消散。 梁思成为这书写序时,曾经反复斟酌,做了三次修改。他先写道:“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知道它对于今天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用处”。想了很久,他把“用处”划掉,改成“直接关联”。后来,他又划掉,留下了一份未定稿:“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知道它对于今天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这几个词,沉吟之间让人心酸。 15 朱启钤当年曾依照《营造法式》,由梁思成设计,找工匠盖了一座私宅。今天这座东四八条的院子已经是个大杂院。 梁林故居也早荒草丛生,破败不堪。 我看草姐姐的纪录片,她在美国寻访当事人,从梁林上学时的成绩单,与费正清夫妇的通信,上世纪三十年代时他们在山西的照片……寸寸完整。 她拍了有家美国私人博物馆,把要拆的徽居整体搬去海外,有当地官员来看过后,决定回去把新村落都拆掉,再重建古建筑。看到这儿,想起林徽因在1953年说“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 梁思成一生试图在纸上重建已成焦土的千年中国,他说“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 看历史,不是让人伤感,也不是用来讽刺的,是让人明白的。领导干部,有钱人,记者……我们干的所有事,也都会被后代重估,过去不知道怎么做,就不知道吧。现在明白一点,就是一点。明白一点,就做一点。 至于能做到什么样子,朱启钤早已说过,知道要做的事有“历劫不磨”的价值,就去做好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知道何日可成,也许“终身不获见”,但是费一分气力,也就深一层发现。 他说:“但务耕耘,不计收获。”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华商报:2010:中国行走在历史三峡的关键处

为什么我们常常愤怒?只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中国内部让我们不满意的地方的确仍然很多,但正如一本《中国世纪》中所写到的:中国模式的奇特之处就在于 ——— 带着问题超速前行。这是和时间赛跑的一场角逐,看究竟是前进的速度克服了问题的扩散,还是问题的障碍绊住了前进的脚步。开放的大势、自由的网络平台、爱生活与爱正义的信念,共同构筑着明天的希望;而所有真实的积极和消极,也共同构筑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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