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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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半醉汉:害人害己与自掘坟墓

清朝晚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政治、科学,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他们企图通过光绪皇帝,运用皇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以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 但维新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强烈反对。...

东网|郭大眼:吴建民–民族主义–梁启超

转发此新闻: 「希特勒爱德国吗?当然爱,但他搞民粹主义。今天的青年人要有广阔的视野,要胸怀天下。民粹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要不得。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会失去朋友,会被孤立,在今天,孤立就是一场灾难。」这是外交学院前院长、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年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说的话。可惜的是,这位被称为「鸽派」的资深外交官,本月十八日凌晨在湖北一起车祸中不幸身亡。吴建民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破坏当下中国与世界合作的良好局面,把中国拉向倒退、封闭和落后。除了曾任毛泽东和邓小平翻译的吴建民外,最近另外一著名中国外交官王毅在加拿大驳斥记者的失仪失态或失范的表现,同样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外长王毅这名当年被普遍认为温文尔雅、举止得当的外交官,今日变成颐指气使,充满暴发户的傲慢的表现,折射出中国外交政策,从包括江泽民及胡锦涛掌政时期在内的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到今时今日强调「有所作为」的转变,足见其在外交策略上的改弦更张。因曾发表题为《南海争端,中国克制是种自信》的文章而广泛关注,更被毛左群起攻击的吴建民认为,二零零八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结合的思潮席卷全球多个国家。民族主义的流行导致大众对国家发展情况过分自大,产生盲目排外的心理;民粹主义的泛滥则使得政府为了继续执政而过分去讨好民众,以至于忽略国家的实际情况。他警告:「目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也有所抬头,如果不积极引导,会扰乱社会,损害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吴建民指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只考虑本国的利益,不考虑他国的利益,这种思想是零和游戏的思想而不是共赢的思想。还有就是民粹主义,因为老百姓总是考虑眼前的利益。民粹主义就是靠着讨好老百姓,短期之内能够得到喝彩,能够获得更多的选票,「就去这么干」。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会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引向对抗和冲突,会把两者之间的关系引向灾难,这种现象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二零一零年,吴建民说,曾有青年问他:「新的历史时期需要什么素质的青年人,而现代青年最欠缺的是什么素质?」其回应是:「青年在考虑自身发展中要有世界眼光,小家小气很难有大发展。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总认为自己最行别人都不行,这是可怕的。有些代表团来到法国访问,看到巴黎街头的古老建筑显得不屑一顾,说:『巴黎有什么,看不到新大楼。』他们不知道,旧房子要比新房子贵很多,不知道旧房子的文化底蕴。」吴建民认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破坏当下中国与世界合作的良好局面,把中国拉向倒退、封闭和落后。其中,民族主义是封闭保守的象征,反对的其实就是「开放」,而民粹主义往往以老百姓的短期利益作「卖点」,其背后反对的正是「改革」。他强调,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据说,「民族主义」一词,在中国最早使用的是清末民初的大学问家梁启超先生。他早在一九零一年就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提到了「民族主义」,批评中国人没有国家思想,或「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或「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换言之,中国人一向重视「个人」和「世界」,而忽视其间的「国家」。那年代时兴的两大主流正是「个人」和「世界」,当时是北大学生、后来成为北大校长的傅斯年说了一句可圈可点的说话:「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经历欧游四十日,及至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的梁启超,已隐隐觉察到「民族主义」的危险,对「民族主义」有所保留及警惕,甚至有说他从当时德国和日本民族主义的兴盛趋势估计,二次世界大战将由德日掀起的惊人预测,足见其见解已变,虽仍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与晚年梁任公在「国家」、「个人」与「世界」三者之间,强调了「个人」和「世界」一脉相承的是,吴建民生前曾明言:「小不忍则乱大谋。我的观点是:爱祖国,也要爱人类,才能站得住脚。在全球化、信息化也已构筑了各国利益如此紧密的智慧地球时代,我们已经不能关起门来只讲狭隘的爱国主义了。中国人自古就有天下观,这个天下观不应只限于中国,而是世界的。」来源:东网 / 郭大眼 独立评论员转发此新闻:

傅国涌: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

1912年11月,梁启超终于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涯,返回祖国。作为蜚声海内外的“言论界的骄子”,他受到了各界空前热烈的欢迎。他在《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与将来》的演讲中说:“鄙人二十年来,固以报馆为生涯,且自今以往,尤愿终身不离报馆之生涯者也。”的确,从他1895年第一次办报到1929年逝世的35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几乎都与他和他所办的报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极为重要的“梁启超时代”。“以言报国”1895年8月17日,年轻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在北京一起办起了《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多年后,他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说时说,“日出一张”,“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每册连封面10页,约4500字,梁启超“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1,随宫门钞免费赠阅,还要给人送酬金。这是梁启超第一次参与办报,是他所说的“沿门丐阅时代”。1896年1月20日,强学会被封,《中外纪闻》与《强学报》一起随即被迫停刊,一共只存在了5个多月。同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汪康年为经理,梁启超为总撰述,他前后主持笔政一年多。《时务报》为旬刊,10天一期,每期20页,约3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2《时务报》一纸风行,不胫而走,发行量最高时达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时务报》共出了69期,据统计,《论说》栏发表政论112篇、《时务报馆文编》栏发表文章21篇,共133篇,其中梁启超一个人就写了60篇,年仅24岁的他以那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政论。《变法通议》全文7万字,连载21期,热情地喊出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最强音,提出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的具体措施。这些“务求平易畅达”的议论,使海内耳目为之一新,舆论为之大振。《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动一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他在《时务报》第一期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首次把报纸比做耳目、喉舌,具有“去塞求通”的功能,有了报纸,“待以岁月,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3这段时期,他还参与创办了澳门《知新报》,遥领撰述之职。1897年10月,梁启超离开《时务报》到湖南时务学堂任总教习,同时积极支持《湘学报》和《湘报》,为两报写稿。这些报刊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维新变法思潮,对于推动戊戌变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梁启超报业生涯的第一个阶段,是他“以言报国”理想的最初尝试。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不到3个月(12月27日),在冯镜如等华侨的支持下,他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每期40页,比《时务报》篇幅增加一倍,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宗旨,“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批评政府,介绍新知。梁启超连续发表《爱国论》、《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及《少年中国说》等文,首次提出“国民”概念,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并开创了短评、时评等体裁,至今流行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闻专用名词都是他在《清议报》最先创用的。其时百日维新刚刚遭到血腥镇压,梁启超流亡海外,惊魂未定,心中的痛恨可想而知。梁启超自称“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清廷虽然严禁《清议报》入口,但还是有一部分被秘密偷运回国发行,到第十三期,发行量就达到4000多份,还发行到世界各地。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满100期,他发表长文概括《清议报》四大特色: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励国耻,“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不料第二天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报馆,出版了整三年的《清议报》因而停刊。由于其他活动,梁启超实际主持《清议报》只有一年半(1900年4月,他在檀香山办《新中国报》,任主笔,8月离开),但他在《清议报》发表过30多篇政论、几部专著和大量诗文。郭沫若回忆:“《清议报》很容易看懂,虽然言论很浅薄,但他却表现得很有一种新的气象。”“梁启超时代”《清议报》停刊不到一个半月,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又在横滨办起了综合性半月刊《新民丛报》,六股中他个人居其二。创刊号宣布三条办报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破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新民丛报》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到宗教学术、小说文苑无所不包,东南西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这是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认真、印刷之精美都是“中国报界前此所未有”。他自述:“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4《新民丛报》历时五年半,是梁启超一生创办的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黄遵宪评价他的言论“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的文章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几代人,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新民丛报》最初发行2000份,不到一年即增至9000份,以后经常发行1万份左右,最高发行量达1.4万份,仅创刊号就加印了四次,在国内外设立了97个销售处,可谓盛极一时。1902年,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同业诸君》,提出报馆“两大天职”说——“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关于监督政府,他说:1.政府为什么需要监督?“政府者,受公众委托而办理团体之事业者也。非授予全权,则事固不可得举;然权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复无所以限制之,则虽有圣智,其不免于滥用其权,情之常也。”所以需要监督。2.谁来监督?“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若立法、司法两权之独立,政党之对峙,皆其监督之最有效者也。犹虑其力之薄弱也,于是必以舆论为之后援。西人恒有言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一切自由之保障’,……而报馆者即据言论、出版两自由以实行监督政府之天职者也。”3.报纸为什么能监督政府?“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4.报纸怎样监督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教导与扑责同时并行,而一皆以诚心出之。”这是监督的态度。“宜务其大者远者,勿务其小者近者。……当监政府之大方针,而不必摭献替于小节一二事。”这是监督的方法。关于国民向导,他认为国民“最乏普通知识”,“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所以需要普及德育、智育。向导国民无非三个途径:学校、报纸、著书。“学校者,筑知识之基础,养具体之人物者也。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纸是“政本之本,而教师之师也”,可以“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客观报道“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以主观也。”这是指报刊评论,评论虽然主观,但它是公开的,哪怕偏激,必然有其他人提出相对的看法,又会有人折衷,“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一百多年前,这些新闻观念何止是石破天惊,与他最初提出的报纸“喉舌”、“耳目”论相比,“两大天职”论是个质的飞跃,是梁启超报业思想成熟的标志。监督政府、向导国民,提倡客观报道、注重新闻评论,这些思想和他的办报实践一起,把中国报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成为王韬之后,中国报纸“文人论政”的一个代表人物,开创了百年言论史上光彩夺目的“梁启超时代”。从1899到1907年,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孟德斯鸠的政治法律学说,在梁启超的灵魂深处扎了根。这是他政治思想的高峰期,也是他报业生涯的黄金时代。他在《清议报》批评清廷的腐败、黑暗,在《新民丛报》大力传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观念,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以“中国之新民”笔名发表了《新民说》等脍炙人口的著作,以他清新的文笔、振聋发聩的言论开一代风气,影响了一个时代,倾倒了无数青年,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同一时期,他还创办了我国最早刊载新体小说的《新小说》月刊,提出了小说与社会关系的著名观点,发表了他自己用对话体写的《新中国未来记》、吴趼人著名的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到1905年10月,出了10期以后停刊。1903年2月,梁启超到美国、加拿大游历、考察,12月回到日本,深感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够共和国公民资格,实行共和“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从此,他不再倡言种族革命,专言政治革命,一度曾竭力鼓吹“开明专制”。围绕这些问题,从1905年开始,他在《新民丛报》与《民报》展开了一场历时近两年的大论战。1907年2月,徐勤向康有为报告:“东京自去年《新民丛报》与《民报》剧战,大获全胜。留学界中言论大变后,《中国新报》(杨度所主持)、《大同报》(满人所主持)、《牖报》(山西人李君主持)、《云南》杂志诸报,皆与《新民丛报》表同情,故革命党之势顿衰,孙文又被逐,《民报》记者又不和,政闻社遂乘时而起。”5但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92期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中则远没有这么乐观6。1907年8月,被誉为“丛报界之魁首”的《新民丛报》停刊,但其影响并没有随着它的停刊而消失,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几代人。与梁启超同时代的黄遵宪评价他的学说政论“所向无前”,“震惊一世”,“力可谓雄,效可谓速”。梁的学生吴其昌将他的文章与同时代的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进行了比较之后说:“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我以为并不过分。他独创的“新民文体”和他的文章本身,无论当时还是身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民说》、《少年中国说》那一泻千里、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中国少年,激励他们去建设少年中国。胡适、鲁迅、毛泽东、郭沫若、王芸生、邹韬奋……,20世纪历史上许多绕不过去的人物都曾吮吸过他的乳汁。毛泽东说自己上小学时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邹韬奋说在南洋公学时把《新民丛报》“几本几本的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新民文体”的极大感染力使他产生了“要做一个新闻记者的动机”。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说:“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王芸生说:“我读《新民丛报》,正在十年以后,也在这份报的合订本中得到不少的知识”,“很受他的文章的启迪”。71923年10月9日,胡适在给高一涵、陶孟和的信中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两个杂志是梁启超主笔的。从1896年执《时务报》笔政到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的十年间,梁启超在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他引进、提出了“监督政府”、“向导国民”及“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等新思想、新观点,甚至连后来报刊常用的“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治”、“自由”、“自尊”、“合群”、“进步”、“义务思想”、“私德”、“民智”等大量普通名词也都是并不精通外语的他一手贡献给本民族的。“文明之母”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中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8他认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迟缓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就是缺乏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所以,他一直致力于争取“三大自由”,并为之耗尽了心血。《新民丛报》之后不过三个月(1907年11月),他即创办《政论》杂志,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为奋斗目标,第一期在东京出版,接着随政闻社迁到上海。1908年3月,政闻社被查禁,《政论》停刊,共出了7期。1910年2月20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旬刊,每期100多页,“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发表了大量介绍国会、宪法、内阁、官制、财政、实业、外交、地方自治等问题的文章,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建立宪政国家的方案。1910年冬天,清廷假立宪的面目暴露后,他“无日不与政府宣战”,对当时如火如荼的立宪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国风报》半数以上稿件出自他的手笔(笔名“沧江”),每期稿件都是他在日本编定,寄到上海印刷发行的。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办的最后一个刊物,共出版53期,到1911年10月停刊时,武昌起义的风暴已迫在眉睫。1904年,梁启超曾化名潜回上海,与狄楚青等具体筹划创办《时报》,名称、发刊词和体例都是他撰定的,初期一些论说也由他从日本寄回。《时报》是当时比较成功的大型日报,大胆革新报纸版式,我国报纸确立每日一大张、分四版的版式就是由《时报》开始的,并逐渐被读者所接受,被各报所仿效,最终在新闻界确立,报纸、杂志才完全分了家。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约占当时保皇会所得捐款1/8,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1910年7月,梁启超的门生、密友徐佛苏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梁积极帮助制定方针、筹款、撰稿,“于开办数月之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并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国不久,即在天津创办以政论为主的《庸言》半月刊,他自称“对于国内各团体尚无深切关系”,该刊是“独立发表意见”,既批评袁世凯政府,也批评国民党,以超党派自居,借在野之身“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由于他的声望,《庸言》一创刊就发行万份,风行一时,发行量最高达1.5万份。他在辛亥革命以后最早提出“言论独立”的主张:“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这些对以后的报纸都产生了很大影响。1915年1月,中华书局创办《大中华》杂志,聘梁启超为总撰述。袁世凯称帝前夕,袁克定说:“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9不料,8月20日,梁启超在《大中华》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申报》等大报予以转载,一时轰动全国。事先,袁世凯以20万元为条件,要他不发表这篇文章,遭到他的拒绝。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都与梁启超为主的“研究系”关系密切,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晨报》副刊和《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是当时享誉全国的著名副刊。1919年9月1日创刊的《解放与改造》杂志,目的是“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之改造,以为将来新中国的基础”,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后,参与主编,并改名《改造》。他执笔写了发刊词,还发表过15篇有关政治、历史、文化的论文,直到1922年9月停刊。在这之后,梁启超再也没有办过报刊,他晚年的学术文章和其他诗文主要发表在《京报》、《晨报》、《申报》和《东方杂志》。从1895年涉足报界,到1922年,梁启超的报业生涯长达27年,亲自创办或主编的报刊就有11种,积极支持和暗中指挥的有6种,这在中国报业史上是罕见的。他对报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创造了独特的报刊“新文体”——被誉为“新民体”。他在《清代学术概观》一书中自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他开辟短评和时评,打破冗长、空洞的论说独占报刊评论版面的局面,创造出一事一议、短小精悍、开门见山的短评这一新型的报刊体裁。《新民丛报》专门设立了《国闻短评》专栏,各报纷纷仿效。他规划的《时报》也以时评见长。他首创报刊杂文体,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过不少犀利的杂文;他最早在《新民丛报》刊用铜版新闻照片;他将小说引进报刊,不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设立小说栏目,而且创办《新小说》,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身体力行,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他为推动“文明之母”做出的这些努力将永远记在中国新闻史上。1925年,这位当年的“舆论权威”为戈公振译的《新闻学撮要》作序,称新闻事业是高尚的事业,报纸的目的是服务公众,“惟其感化人民思想及道德之力至大无匹”,语重心长地勉励青年人进入报界之后,“勿因现状之未善而灰心于此界”。为新闻界“立法”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长篇新闻学论文,首揭衡量报刊“良否”的四条著名标准,实际上提出了他的四条办报准则:“一曰宗旨定而高”,反对以牟利、媚权贵、悦市人为宗旨,主张“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二曰思想新而正”,倡导新思想,以造成新空气、新国民。同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校本国之历史,察国民之原质,审今后之时势”。1903年,他去美国考察,曾得出共和不适合中国的结论;1919年,他去欧洲考察,又得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结论。“三曰材料富而当”。强调报刊内容要丰富,编辑要得当,使读者能“阅一字得一字之益”。“四曰报事确而速”。100年前,他就指出新闻要准确真实,报道要迅速及时,对报纸的真实性、时效性原则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说:“故各国之报馆,不徒重主笔也,也更重时事”。他同时指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10坦言《清议报》还够不上“一国之报”。1904年6月12日,他在《时报》发刊词中指出:“若夫新闻事实之报道,世界舆论之趋向,内地国情之调查,政艺学理之发明,言论思想之介绍,茶余酒后之资料,凡全球文明国报馆所应尽之义务,不敢不勉,此则同人以言报国之微志也。”11在《〈时报〉发刊例》中,他制定了报刊评论和新闻的写作准则。论说的准则有四条:以公为主(“本报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非好为模棱”,而是因为挟党见论国事,就会有失公允)、以要为主(必一国一群大问题)、以周为主(凡关于一国一群大问题,为国民所关注的),以适为主(适合“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12记事分别是以“博、速、确、直、正”为主,提出了新闻要广泛、及时,在社论外另设“简短隽利”的短评,以“忠实报闻,无所隐讳”、不登“风闻影响之事”、摒绝“攻讦他人阴私,或轻薄排挤,借端报复之言”等为准则。13这些在西方早已是常识,但对中国报界还是陌生的,所以有人说他的这些观点“无异于在替当时的新闻界立法”14。他很早就留意研究舆论问题,认为报刊对健全舆论的形成负有很大责任。“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1901年,他曾发表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1910年,他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两文中指出:舆论必须是多数人公开表达出来的意见,它的形成必须是“至当之事理而适合于时势者”,否则无论怎样鼓吹也形不成舆论。舆论是天地间最大的势力,一旦形成就有雷霆万钧的力量,梁启超称之为“社会制裁之力”。健全的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具有统一性、继续性,报纸是造成健全舆论最有力的机关。要造成一国健全的舆论,他认为要靠多数报纸都能守“五本”、修“八德”:“五本”是指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缺一不可。持论要从常识理性出发,不计私人利害,真诚为国家利益考虑,不畏强权,敢于直言不讳,不能在强暴面前噤若寒蝉,更不能“依草附木,变其主张以迎合之”。本着公心,不以自己的好恶判断是非,不“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以排挤之”,也不能“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一概反对;不是“拨之以感情”,而要“导之以真理”。也就是强调言论的独立性、客观性。“八德”是他一贯提倡的“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的体现,即忠告、向导、浸润、强聒(坚持不懈)、见大、主一(始终一贯)、旁通、下逮(内容要适合读者的知识水平)。报人要恪守“五本”、“八德”,自爱自重,导人先导己,“新民”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启蒙者的自我启蒙。1921年12月10日,他在《时事新报》发表的《本报五千号纪念辞》中说:“吾侪从事报业者,其第一难关,则在经济之不易独立。……同人等殊不敢以清高自诩,但酷爱自由,习而成性,常觉得金钱之来,必自势力,无论受何方面金钱之补助,自然要受该方面势力之支配;即不全支配,最少亦受牵掣。吾侪确认现在之中国,势力即罪恶,任何方面势力之支配或牵掣,即与罪恶为邻。吾侪不能革涤社会罪恶,既以兹愧,何忍更假言论机关,为罪恶播种;吾侪为欲保持发言之绝对的自由,以与各方面罪恶的势力奋斗,于是乎吾侪相与自矢:无论经济若何困难,终不肯与势力家发生一文钱之关系。”他还说:“吾侪又确信报馆之天职,在指导社会矫正社会,而万不容玩弄社会、逢迎社会。”15这些话是对他大半生“以言报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对中国独立报纸的期待,是为新闻界“立法”。他提出立言的宗旨是启迪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最后养成共和法治国民的资格。1912年,他在结束流亡回国的欢迎会上说:“此则十八年来之初志,且将终身以之者也。”这不仅是梁启超献身报业27年的初衷,也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他不断地呼唤“新民”,他的报业生涯始终贯穿着“新民”理想,所以他自号“新民子”,创办《新民丛报》,写下了传世的《新民说》,直到五四运动后,他还大力倡导国民运动,热切期盼着古老民族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民”。他通过报刊、言论影响社会,在近代中国转型时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创造了百年言论史上无法回避的“梁启超时代”,他的名字见证了一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注释】14《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24、2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2《创办〈时务报〉原委》,1898年8月11日《知新报》66册,转引自《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3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381011121315《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20、37~38、45、132、132、132~133、169、170页。5《康有为与保皇会》,3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6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3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7王芸生:《梁启超的时评》,原载《新闻战线》,1960(1)。9陶菊隐:《政海轶闻》,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14孙文铄:《梁启超》,原载《新闻界人物·六》,13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2009-06-19

章立凡:寂寞梁门人去后(足本)

梁先生是梁门理念的践行者,从争取结社自由而言,他创立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从争取言论自由而言,他不断推广自己的理念,将中国民间的环保声音变成了政协提案(尽管效用有限),传达到各种国际性会议和组织。他以花甲之年从零开始的生命行走,浇铸了一本大书。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在他看来新闻自由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新闻领域的运用。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 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他深切感受到,无经济独立能力的报业,要求生存,要求自由发表独立的言论,是何其艰难。 4、 舆论 具有反映和 监督 两种功能 ...

张耀杰:万事不进步,防民独有术

从1901年6月7日梁启超发表《立宪法议》拉开清末宪政运动的大幕开始,到1911年6月4日立宪派第一个全国性政党宪友会成立时止,时间正好整整10 年,这10年也是立宪派与清王朝政治博弈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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