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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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 | 梁文道:建制的大台在哪里

我始终相信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等建制力量,才是整件事情当中的真正主导。他们的判断,他们的作为,方是决定形势走向的关键。那么在过去一百天以来,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苹果日报 | 梁文道:举报人

微信举报提示截屏(图片来自网络) 之前在谈禁书的时候,我不断提到“举报”这种现象,似乎它有强大魔力,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任何一本出版物,任何一出影视作品,任何一个创作人乃至于负责审查的官僚,都会遭到“举报”的毒手。但到底是谁在举报?哪些人会那么无聊,有事没事找些东西来举报?是因为举报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吗?抑或他们真的相信自己的正义,认为举报是种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善举,丝毫不存任何谋私利己的动机?...

蘋果日報|梁文道:什麼書叫做禁書?

在種種關於「銅鑼灣書店」的推理小說式的,奇幻超常的言論當中,只有一種稍為顯得正大坦白,那就是乾脆承認問題的癥結在於禁書。例如「監警會」新任成員錢志庸律師,根據《中國刑法》,他首先說明:「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領域內的,就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然後他又推論,現時人在內地的李波只要是在大陸籌劃出版禁書,就算那些書是在香港印刷售賣,他也還是觸犯了中國法律。所以,只要他一踏足內地,當局就有拘捕他的權利云云。發表過類似看法的,還不只錢先生一人,他們都不願意糾纏李波先生究竟是用什麼辦法「踏足」內地這一點,反而強調出版禁書便是違反中國法律。有意思的是,即便反對這類言論的論者,再三聲明李先生在港消失的方式才是要害,又或者乾脆用盡粗言穢語去羞辱錢先生等人,好像也都默認「禁書犯法」的論點,覺得大陸當有一套規管禁書的法條。然而,出版和販賣禁書就真的觸犯了中國法律嗎?如果真的要用法律手段去對付所謂專出禁書的出版商,那麼我們必須首先確定到底什麼樣的書才算是禁書,而且還要在法條上為禁書劃出一個明晰的範圍。問題是中國有這樣的法律嗎?當局備有專門打擊禁書的法律?設定了一套可以操作的禁書定義嗎?答案是沒有。我們都曉得,攜帶禁書過境,若是被邊檢人員查到的話,可是要沒收的。但他們真有這麼做的合法權力嗎?過去十年以來,挑戰這種做法的人在所多有,有的是學者,有的是媒體人,他們試過把邊檢人員告上內地法庭,控訴他們侵吞私人財物,又或者逼迫他們交出禁書名單,甚至還有過勝訴的罕例。最近的案件發生在去年四月,這一回,狀告海關的起訴人是毛澤東前秘書李銳先生的女兒李南央,她兩年前從香港飛到北京的時候帶了幾十本她父親撰著的《李銳口述往事》,結果被海關查出沒收。她的提訴,法院受理了,只是一拖再拖,至今沒有下文,就和大部份同類案件一樣,石沉大海。為什麼?為什麼每回海關查到禁書都只是沒收,頂多禁告兩句,從不罰款,更不用說拘押帶書的旅客?那是因為他們沒有這麼幹的法律依據,可能也沒有一張完備的禁書名錄。他們查什麼收什麼,有時候靠的是上頭特別提點,說最近某本書很有問題又很受歡迎(例如從前的《吳法憲回憶錄》),必須「嚴防死守」;更多時候卻是靠他們個人的敏感程度。誇張起來,一本書的名字上頭只要是出現了「民主」二字都可能會變成需要截下的禁書,哪怕那是本非常專業的學術書籍。為什麼以出版物管制嚴格著稱的中國,會這麼掉以輕心,不為「禁書」立法?原因之一恰恰是因為它的管制體系太過完善,所有書籍刊物必須領號才能出版,而在出版之前又有一套審查流程,於是一切市面上可以流通的出版品都能保證不出問題,而在這套體系之外的自然就是非法出版了。至於那些不在大陸出版的書刊,若要進口,也得通過相關部門審批。故此未經進口審批,私下流進內地市場的書刊,也都不算合法出版品。換句話說,當局根本用不着為禁書專門立法,因為它已經界定了合法出版品的範疇。除此之外,不為禁書立下清晰定義和清單的更重要原因,是禁書根本無法圈定。同樣的一本書,可能幾年前不算禁書,幾年之後又會忽然出了問題;同樣的一個題材或者一種主張,這陣子沒有問題,隔一陣子又不知怎的變成了頭號敏感課題。所謂「問題」,所謂「敏感」,全憑時勢而定。這「時勢」,可以是政治形勢的變化,比如說一些涉及藏傳佛教、伊斯蘭教和基督信仰的書籍,在宗教與少數民族議題不緊張的時候還可以寬鬆處理,但是在矛盾比較尖銳的今天,就要一本一本地嚴格管控了。「時勢」還是一個人的運勢問題,比方余杰,十年前他在大陸有數本暢銷書,在校園間大行其道;可今天的他是個著名海外流亡異見份子,於是他當年的合法出版物便自動成了禁書,不得再版再印。又比方薄熙來的夫人谷開來,她的《勝訴在美國》,名動一時,現在自也不逃禁印命運。時勢變幻莫測,禁書的定義和範圍也就不可能不跟着演變。為它專門立法,遂有永遠跟不上時勢之弊。你今天要是立了法,頒佈了一份禁書名錄和敏感課題範圍,萬一明天領導發現又有嶄新的敏感源,而它偏偏還不在原有定義範圍之內,那該怎麼辦呢?所以不為禁書特地立法是有道理的,因為立了法之後,無異於自縛手腳,施展不開權力,於當局有害無利。還不如針對「國家安全」訂立一套最寬泛最能自由解釋的法規,在有需要的時候把《中南海台前幕後》和《後宮佳麗薄情人》之類的書納進國安範圍打擊。權力的運作隨意,所以禁書是個很含混的概念,它絕不只是一般港人心目當中那些在「銅鑼灣書店」發售的政治八卦和小道消息那麼簡單。有些書就像前面所說的,明明經過內地部門審批,明明領到了書號,甚至明明進了官方發行體系,可以在大陸各大小書店買到,但一轉眼卻被要求下架,自此消失。這些「被下架」的書籍又算不算是禁書呢?就算缺乏明晰定義,我們一般人也還是會用「被禁」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此類書籍。於是這些幾天之前還堂而皇之地擺在新華書店架上的「合法出版物」,也就自動被歸進禁書的世界了。它們為什麼被禁?通常沒人解釋;有關部門又依據什麼法規去要求它們下架?通常也沒人深究,反正「禁了」就是禁了。中國沒有「禁書」,所以什麼書都有可能是禁書。原文刊在蘋果日報

博谈网|梁文道:犬儒时代的信任

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回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才发现咖啡果然倒光了,于是她沉默地为这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座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不寻常的奇事。我们坐计程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 这又让我想起央视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在这里,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隔离‌‌”何其严重。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形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粘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 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称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来称呼我们。 活在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 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梁文道:“海外”的挑战

上世纪八十年代,《龙的传人》这首歌曾经在台湾红极一时,几乎我们每一个中小学生都能哼上几句,一边唱,一股爱国热情便不自主地油然而生,十分地正确。只不过这首“爱国歌曲”后来怎么销声匿迹,成了禁歌,便是当时年幼的我所不能理解的了。尽管我那时没有太多管道吸收敏感政治讯息,不知道其作者侯德健出走彼岸的事,可那时我也曾为这首歌问过师长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如果‘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就是‘龙的传人’,那么日本人算不算是龙的传人呢”?其实这只是一个寻常不过的常识问题,但当时被我询问的师长却多支吾,胡乱敷衍。再过几年,我便明白这个常识题的关键在于它抵触了另一条通行的“常识”,同时也正好是这句歌词所要表达的常识。那就是流行于现代中国人之间的一套国族认同链条:中国人都是文化上同源同流的中华民族,中国人在血缘和生理特征等种族条件上都很一致(例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全体中国人构成了一个政治实体(亦即‘一个中国’),中国人全都讲中国话(‘国语’或者‘普通话’),并且全都使用中文。这个链条贯穿了文化、种族、语文以及政治等好几个不同的范畴,试图在它们之间划出一道道等号。这个链条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留给我们的遗产,进入了俗民不自觉的常识之中。然而,这样的等式太过简单,根本覆盖不了这么多块或有交集但又不可能完全重迭的圆圈。我念小学时就开始怀疑的那个问题,还只不过是这道链条最粗浅最简单的缺漏而已。近年国内如葛兆光先生等诸多学者关注的“海外汉文文献”,更能在另一个层面上起到反思这个链条的作用。所谓“海外汉文文献”,指的主要是日本、韩国及越南等三地所存的中文文献。其中绝大部份的文本都是这三个国家自己的产出,而非中土所传,毕竟这三国皆有非常漫长的汉文书写传统。韩国和越南就不必说了,它们一直要到最近百年才废弃了这个汉字传统,普遍推行自家创造的文字。日本尽管早有假名,可汉字所占据的正统地位却要待至江户时代才正式遇到挑战。所以我们仅凭常理便可推测,这三国最正式最正典的文学、学术、史籍,以及官方文书,其以汉字写就的历史至少有千年之上。这里头该藏有多少好东西呢?可惜如此珍宝,今日大多数的日本人、韩国人和越南人固然不能第一手亲尝,我们能通汉字的中国人恐怕多半也会带着偏见,贬之为“外夷所出”,不读也罢。多年前,我曾和见多识广的张大春兄聊过这个问题,其中提及韩国大儒李退溪的少作《野塘》,精通诗律的他还向我介绍了另一位韩国古代诗人的作品,允为佳构。像他这样带着审美眼光平视海外汉文传统的国人,能有多少?忽然扯到这点,只是想说明“使用中文”既非中国人身份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它的充份条件。否则,今日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这般自述其人“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的汉学家,或者都要比大半国人更有做中国人的资格。思考这种国族身份认同链条,我以为最佳的做法就是把它拉开一段距离,放到海外来观察。因为一到海外,它那几近于不证自明的正确就会变形,就会暴露出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空白。海外曾经存在的汉文世界,便点出了中文不独属中国这个事实,犹如拉丁文不独属于意大利一样。比这更麻烦,也更加敏感的,是我们习用而不察其怪的“海外华人”一词。之前已经谈过,“海外华人”和“中国人”是两个各有所指,互有交迭,但究竟有异的两个概念。但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探问,这个“海外华人”里的华人指的到底是什么?是散居海外的“中华民族”成员吗?表面上看,这不是个问题。但再推敲一下我们日常语用的习惯,便会发现“海外华人”也好,英文的“Overseas Chinese”也好,原来都不尽然是“散居海外的中华民族成员”的意思。因为我们通常都不会将海外藏人、海外维吾尔人等其他构成了中华民族,但又住在海外的民族社群叫做“海外华人”。若要依循最严格最官方的政治标准而言,其实就连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也都该被称作中国人,因此也都该被算进“海外华人”才对。但为什么大部份国人和海外华人都没有这个习惯,都没把他们纳进到“海外华人”的范畴内呢?就连一些政治上最稳当的人,大概也会觉得这么说会有点怪吧。由此可见,“海外华人”里头的华人,至少在我们日常不自觉的习惯当中,很有可能只是指汉人而已,犹如“中文”其实只是“汉文”(在这一点上,我赞成现代中国的做法,将‘中文’定位成‘汉语’与‘汉文’)。目前为止,对于“中华民族”最正式也最能被官方接受的解释,当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来的“多元一体”说。按照他的意思,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五十六个民族在历来的互动与交融之中形成的,虽然多元,但又成一体。而这“一体”,则既是一个自为的民族实体,又是一个自觉的政治构成。这个说法不错,就像美国人,尽可包含各种族裔各种社群,但终究不碍其国族身份的认同。只不过在庶民的常识里头,我们往往过于强调了它“民族实体”的那一面,却轻忽了“政治社群”这一面。如果只是偏重民族实体,那不只会出现“海外藏人”算不算是“海外华人”的困难;还会在蒙古族、朝鲜族等既有独立国家,亦有一部份在中华民族之内的族群上头,碰到一连串问题。说到做为一种政治社群的“中华民族”,我们就可以逐步接近眼下香港争议了。因为在我看来,香港人在国族身份认同上的最大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个政治社群。

苹果日报|梁文道:瓶中信

大陆三不五时就会有禁书的消息,今年夏天我就听过一则传闻,关于一部很受欢迎的史学著作(不是余英时先生的书,请勿误会),他们说那部书快下架了,要买得赶快买。起因是一封告状信,大意是控诉这部书扭曲国史,诋毁光辉悠久的五千年华夏文明。根据传闻,这封信写得很“左”,看得出是外行人手笔,许多内容都和当今史学界的认知相去甚远。例如中国信史的开端,那部书说夏朝的存在与否,仍有争议;这封信的作者就很不高兴了,觉得这些话非常恶毒,用心叵测。有意思的是一封寻常告状信又怎能有那么大的威力呢,居然可以惹出这番小小风波?原来作者的身份不寻常,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老科学家。朋友们说到这里,也就明白了,“就是老头嘛,头脑顽固”。但我却一直放不下这则消息,回头反复地想,一个有名望的长辈学者又怎么会写这样的信呢?这再也不是一个需要用告状来自保的年代了,所以揭发他人论著的“问题”并不会为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可见他是真的很生气,真的很看不惯那部史著,真的感到自己必需做点什么。在他而言,那或许还是义愤吧。然而,看完一本书之后,你发现自己完全不能同意作者的见解,跟着写一封信给政府部门,要求他们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这难道是正常的吗?一直以来,我都以为正常的情况是写一篇书评,想办法找个地方发表(就算自己贴到网上也好),好把你的看法公诸于世,让读者自己评理,不是吗?你不赞同一种意见,究竟是该反驳它,还是干脆委托权力去彻底消除它的存在呢(即便你认为那种意见是政治的,是‘大是大非’的决断问题)?这则朋友们拿来在饭桌上当笑话的消息,让我难过良久。因为那位老人相信告状信是对付异见的方法,就算不是唯一,至少也是有效的方法。是什么样的环境和气氛使他觉得这是个好方法?身在香港,我们或许很难想象,会有一个能接这种信的政府部门,它不只能接到这类告状信,而且还有资格据此评断一本书的价值,更可以决定它还能不能继续在市面上流通。也就是说,因为先有这么一个部门,并且真有这样的渠道,所以那位老先生才能肯定那封信可以起到消除“邪说”的作用,于是他就不用写书评了。他放弃了对公众说话,也放弃了向那些已经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们讲理的机会;他的选择是对少数人说话,然后防止更多人成为该书的读者。末了,他还要觉得自己站在了正义那一边。设法封堵自己不同意的异见,当然要比辩论有效,因为辩论和对话总是预设了自己会输,而对手不被说服的可能。所以我们才会老是形容一个不容异见的政府“不自信”,因为他们不愿把自己拖进一个交谈的情境,不愿接受自己可能会在道理上说不过人家的结局。但是对于这位非常愤怒又非常有正义感的老学者而言,他就恐怕不是在害怕自己无理了;恰恰相反,他是极有自信,认为自己知道了真理,并且认为告状和禁书也是真理运作的正常方式。他是对的,他讨厌的那本书是邪说;而真理压倒邪说,自然也是对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来压倒邪说。前一阵子,禁书的传闻终于也传到我头上来了,于是有记者采访我的感受。但说实在的,我又能有什么感受呢?除了和余英时先生并列一张名单,是我这辈子都没想过的事之外。最大的问题在于假如这是真事的话,我也不会知道拙作在大陆被禁的确切理由;就像许多被“敏感”的人似的,你永远无法得知自己为什么“敏感”了,是你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吗?你不知道,你只能自己领会,也让别人猜测其中的玄妙。既然不晓得自己写错了什么,感受也就无从说起了。我真正在意的,却是好些欢欣鼓舞的网民,他们看到了传说中的禁书名单之后,很是畅快。有的说:“这堆垃圾早就该拿去烧了”,有的认为“那些废物留在这里一点用都没有,禁得好”。看来他们也和那位老科学家一样,十分自信,十分同意禁书是证明真理的途径。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肯定自己,又如此肯定禁书是个比交谈更有利于通向真理的道路呢?我难以理解,因为我几乎从未拥有过这份信心。每次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总会后悔,生怕自己见识不够,思虑不周,言不尽意。我想,我和他们的最大分别,就是我时常暗自怀疑自己其实错了。故此,我爱看批评我的文字,近乎自虐般地爱。就算发现它们并不总能叫我心服,但也一定能启发我想得更多。例如一位常常斥责我“卖港求荣”的博客,我就跟随了他好一段日子,甚至想过好好回应。只是这位博客也是个有自信的人,他的首页铭言是要叫“君子笑,小人哭”,可见他不只正确,而且还是道德上的正确;笑着赞同他的人都是君子,哭着臭骂他的人则都是小人。你该如何与一个这么正确、永远正确的人对话呢?或者是有办法的,起码他不会赞成禁书;只不过我累。看见那些欢迎禁书的网民,想起那位写信向政府告状的学者,我的感受就是疲惫。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上演的第一出外国话剧是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根据导演黄佐临的回忆,曾经在学术界“又红又专”的气氛底下备受折磨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当时正好就坐在他身边,在看到最后一场戏时,华先生终于忍不住哭了。为什么以“疏离效果”著称,反对引动观众情绪的布莱希特竟能令华先生哭了起来呢?那是因为这次演出的改动相当大,把原著里比较复杂的伽利略变回一个大家熟悉的科学英雄。他被人告上宗教法庭,迫着为自己的“邪说”认错屈服,埋没良心,原来就是想要换回一点时间,好完成自己的论著,留诸后人评判。那最后一场戏是他的忏悔,虽然一时忍辱是为了更远大的目标,但他究竟出卖过自己的信念,想来还是难过。华先生就是看到这里,感同身受。当年,看过这戏的知识份子又有多少人能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他们大概都会悲哀过去几十年的遭遇,同时又不免长叹,那段靠权力来判定学术真理的日子终于完了,以后大概不会再临。今天写下那封告状信的老科学家,当时是否也曾如此想过?后来有人辟谣,说包括余英时先生在内的那张禁书名单不实,便有朋友替我松了一口气,同时劝我这两年最好避避风头,少谈政治。但是一个做评论的人,活在当下,又该如何写一些可避风头的事呢?除非我能知道天体运行的原则,或者类似的真理;可我不能,我只有一点极可能是错的观察和意见,说给同代人听。加拿大作家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最近写成一部小说,要直到一百年后才能公开。那是个苏格兰艺术家的主意,叫做“未来图书馆”,设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近郊一块种了一千棵树的小林里,就像个书的时间锦囊,此后每年邀请一位作家提供一部新著封存,直至2114。2114,那时候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挪威仍然存在?这个计划还在执行?还有书吗?还有一种叫做读者的人吗?这真是作者与读者之关系的终极挑战,名副其实的“让时间来证明一本书的价值”。忘了在哪儿读到这句十九世纪某位法国作家的话:“凭什么相信时间能够淬炼出经典?凭什么相信后人的眼光?我们怎么晓得以后的人不会像我们一样愚蠢”?再说,你又怎样去为一些百年后的读者写作呢?你知道他们是谁吗?艾特伍德阔达,她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反正一个作者“不会知道谁在读她的书,也不知道读者的性别、年龄、职业、种族、国籍和身份。写作,本来就像瓶中信。”如果不能说话给同代人听,那就把自己这番关于今日的造像留给后人罢。他们或许会笑话我错得离谱,发现我们这一代人并不比他们聪明,看见我愚蠢地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昔日世界;又或许,有极大的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收到我的留言,因为大海表面早已被玻璃瓶子填满,浪潮碰撞出一片片碎裂残渣。2014-11-2

苹果日报 | 梁文道:我要当个“大多数”

真是太巧,同样一番话,十天之内竟然听过两回。第一回,是朋友转述,说内地一位媒体人和他在社交媒体激辩关于“占中”的事情,一时激动,那位媒体人坦白宣告:“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经支持过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但我现在明白了,原来那只不过是少数人的诉求,根本不是大多数人的意愿。同样地,现在香港这几百万人再怎么闹,也都只是少数人而已。我再也不会犯错,一定要坚持站在大多数人那边”。第二回,我亲身耳闻,内地一个聚会上头的新识急着要跟我这个香港来客表态,痛斥“占中”。他说:“当年我也参与过学潮,上过街闹过事。但那又能怎样?没用的,时代前进的方向不会因为少数人而改变。香港弹丸之地,区区几百万人,应该认清时势,跟上大局,别再继续瞎闹,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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