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作者：许骥 | 评论(0) | 标签:马家辉, 站错边, 时评, 文学

记得以前在张大春的文章里读到，他抵香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马家辉，因为除了马家辉，他想不出还有更好的人选会是那样热情周到而又健谈八卦的。后来认识了马家辉，才知道张大春的话是多么的“精准”。一踩上香港的土地，换上SIM卡，情不自禁地就会马上打电话给马家辉。而马博士呢？立刻相约第二天一起吃饭。

甫一见面，马家辉就递上一本书说：“我的新书，你如果不嫌重，就带一本回去吧。”我接过书来，道了声谢，然后把书名念了一遍：“站错边。”马家辉说：“‘站错边’在内地是不是应该叫‘站错队’？我有一个内地朋友说我写错了。”我说：“无所谓啦，反正看得懂。”

回家之后，我花两天时间把《站错边》读完。说实话，和在内地出版的马家辉的书比起来，《站错边》实在好看得多，它让我自然而然想起我和马家辉共同的偶像李敖。

或许有很多读者对马家辉的这段往事不甚清楚。18岁那年，马家辉因为崇拜李敖，只身从香港跑到台湾读书，目的是为了见到李敖并在21岁时出版一部关于李敖的专著。后来梦想成真，那本关于李敖的专著就是有名的《消灭李敖，还是被李敖消灭？》。所以，当我陆续阅读马家辉在内地出版的一本又一本著作的时候，心里不断产生疑惑：这是那个把李敖视为偶像的马家辉吗？一点都没有李敖的影子啊！

及至我读完《我们》、《你们》、《他们》三本时评集和这本《站错边》之后，我对他的看法始有修正。这本《站错边》，是马家辉在《明报》上时评的结集，时间跨度大约是08年下半年到09年底。读罢此书，基本上就可以熟悉这一年半来香港的大小社会新闻了。

所有写时评的人，恐怕都会遇到一个心理障碍：时评大概只是“一时之评论”，这样的文字读者读过即抛诸脑后，今日之评论或为明日之废言，那么写时评还有意义吗？梁文道在《常识》一书的序言中乃说：“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讽刺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不过，作为时评作家的马家辉却有另一番见解。在他看来，时评或可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存在：“时评有效没效是一回事（如梁文道所说那只是‘现实意义’），但在时评写作的技艺上，或可自成一套文化美学价值系统，自有一组评价坐标，朽或不朽，优或不优，执笔者自己心里有数，文字同业或内行读者同样心里有数。”（附录）

然后马家辉发问：“‘时评作为一种文学’，是可能的吧？”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在中国历史上不少散文名篇——无论是贾谊的《过秦论》，还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抑或是苏洵的《六国论》——其实都是“时事评论”。最好的时评，自不限于针砭时弊，它还必须是承载历史厚重并能穿越时空的文字。比如《过秦论》里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岂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乎？《站错边》里也有这样的话，比如“自由的具体意思就是，我不仅有权利提出和坚持自己的观点，更有责任容忍你提出和坚持你的看法，我和你谁都没资格号称代表所有人，更没权利垄断任何一种身份一种意见；自由就是既不妄自菲薄亦不妄自狂傲，自由是‘花园主义’崇尚繁花盛放，自由是不会认为自己才是香港人别人就不是香港人”。这样的文字，我看不仅当下适用，几十年内适用，几百、几千年内恐怕都会适用。所以，我觉得梁文道说时评若能传世便是“江山不幸诗家幸”，恐怕亦不尽然。要看你着眼的地方在哪里，如果着眼在就事论事把事情解决，那么时评就会很快成为过眼云烟；但如果只把突发事件作为载体，实际着眼处在谈论人类共同追求之最高理想，时评则未必会过时。

甚至于，我们有时候可把时评视为历史。爱尔兰政论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说：“不晓历史者注定重蹈覆辙。”如果我们能够时常将过去的时评拿出来温习，或许就能避免在许多地方再摔一次。先知李敖在49年前的评论《老年人和棒子》将老年人垄断社会资源导致青年一代没有机会的问题说得淋漓尽致，如若后人能常常复习此文温故而知新，何致今日这个问题仍旧如此严重？太史公在每一段历史后面加注的评论，也可以广义理解为“时评”。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代表司马迁曾经努力找寻过一种永恒不变的评论的尝试。而《史记》一书，难道不是常被人当做文学作品阅读的史书吗？

事实上，时评作者必须拿出写史的态度才能将时评写好，对历史负责对后世负责。至于时评阅读者，则更应该将《站错边》这样的书当做历史来看。君不见，香港社会之今日很大程度上即是内地社会之明日乎？——“同样有待‘改善、完善’的是制度参与者的判断力和专业力，否则，即使再弄出十套八套好制度，依然可以由于人为的胡叛乱断而搞得一塌糊涂。制度制度制度，多少好事与坏事皆假汝之名行之践之。”有朝一日内地制度建设完善之后，我们是否能有与之相配合的人才，这是现在就可以开始考虑的问题了。

所以说，时评当然是一种文学，好的时评值得一读再读。

至于这本书为什么叫“站错边”？正如马家辉引用英国小说家格拉汉姆·葛林（Graham Greene）的名言所说：“你总得选一边站的，如果你还想做个人的话。”而马家辉自己的观点是：“人，总要选择一种想法，然后笃信，然后实行，即使最后发现站错了，亦算对得起自己。”最近我看《书香两岸》杂志上一篇马家辉与梁文道对谈的文章，马家辉说他去年决定“梁文道化”，跟梁一样北上发展，结果发现自己不行，就他的性格而言实在无法忍受内地束手束脚的诸多限制，所以今年开始决定全面撤退了。内地有再多的机会，他也不再留恋了。

我所认识的马家辉，就是这样一个人，性格直率而坦荡。其他一些朋友见了马家辉，都跟我说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他的这个书名《站错边》，就跟他的人一样如李敖般傲慢，好像在说：“怎样？我就是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要留在米米小的香港继续战斗，你们不要用深明大义来劝我，这是我的抉择与尔等无关，一切后果我自负！”

马家辉送我的《站错边》扉页上提了一句话，是给我和太太的：“希望你们永远选对。”哎，亲爱的马先生，“永远选对”怎么可能呢？这是一句像“万事如意”般的美丽空想。不过，你的书倒是给了我们信念，我们愿意像你一样“选择一种想法，然后笃信，然后实行，即使最后发现站错了边，亦算对得起自己。”

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2) | 标签:世博, 上海, 日本, 中国舘, 城市, 文化

这几天，每次下决心更新博客，开头没有几句，要末精神无法集中，写不下去，要末困的眼睛闭起来。和同事总结这些天，就是一个动词：”行走". 世博园区太大了，估计到下星期离开的时候，带上来的平底鞋基本可以报废。当然，如果时间再呆的长一些，生活会变得非常健康，因为走路是低碳和健身的好方法。

虽然自己是上海人，但是现在已经无法感受到作为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对世博的感受，因为我只是一个过客。过客看世博，和上海市民看世博，肯定角度不同，感触不同。有的朋友说，这是一个大庙会，上海的电视都不能看了，因为都是世博，显得非常的无奈，也有的朋友则在仔细规划，如何慢慢细细参观所有的场馆，充满了期待。

邀请朱大可上节目，他说，其实这次世博会，英文的口號要比中文更贴切，Better city, Better life,因为城市没有成为生活更美好的前提，因为事实上，城市让生活更加糟糕，比如塞车，他就是因为遭遇塞车，要跑上我们的直播间，看他一边喘气，一边抹汗，一边回答问题，看来他遭受的城市之苦实在是太切身不过。

从演播室窗户可以看到黄浦江上的彩排，万国旗船队从江面上慢慢驶过，朱大可说，那是上海的梦想。这让我马上想起了小时候最爱去的“大世界“，不过现在，大世界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建筑，被周边的摩天大楼掩盖了。

贴一篇来上海前，为一份杂志写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

作为在上海出生成长的人，当然非常期待这次的上海世博，除了有上海情结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担心，错过了这次人生会有遗憾，毕竟，这次世博会的规模和场面，很有可能好像北京奥运的开幕式那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因为工作的关系，2005年的时候去过日本的爱知世博会，在那里，还遇到了专门来取经的上海官员，不过那个时候，觉得2010年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就好像08年北京奥运举行的时候，依然觉得2010年还有很长的时间。

同样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虽然为了在园区内穿梭，乘坐过空轨，也看到了不同国家舘的外貌，但是因为是中国媒体，所以很自然的把焦点全部放在了中国舘的身上。记得那次排队人数最多的是日本舘，中国舘门口虽然也有不少人，但是不知道是否会和我一样的失望，因为里面的中国元素很乱很粗糙，而不小的一部分，变成了紫檀木家具展览，所以整个中国舘更像是一个展销会。

不过，爱知世博景观当年吸引了二千多万的参观者，肯定不能和上海世博相比。光看国家舘的设计，爱知世博都是千篇一律的方形建筑，只不过是不同国家在外部装饰上有所不同，哪里像今年的上海世博，不同国家舘的设计争奇斗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中国这些年的影响力有关，谁都希望透过这次世博会，向中国民众展现自己的国家形象，时髦一点来说，就是要体现软实力。

去年度假，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当然不能错过世博园会址。印象深刻的当然是西班牙村，这个地方按照三百多个西班牙各地的建筑复制过来，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旅游景点，因为要收门票。这些建筑变成了餐厅，画廊，售卖艺术品和手工制品的地方，看到不少商铺都贴有中文标签，相信是给中国游客看的，不过景点里面人并不多，显得有些落寞，也就是下午三点多的光景，大部分的商铺都已经关门休息。倒是有不少来参观的当地小学生，确实，这些不同风格的建筑，一座就是一个故事，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好好欣赏的话。

日本爱知世博会址现在成了公园，所有的国家舘以及空中轨道都拆除了，变成了儿童游客场和市民广场，一年四季会有不同的主题。而企业馆则变成了停车场，只有原本的迎宾馆变成了纪念馆，除了讲述世博会历史之外，还有当年参展的不同国家的纪念品。

和日本不同，上海世博园区未来的设想应该是一个高端商务园区，要成为全球商品的展览和交易中心，成为一个永不落幕的世界交易会。拆除那些美轮美奂的国家舘，很多民众觉得可惜，但是这是世博会的惯例，因为不希望为了维护这些建筑，为举办国增加负担，也因此这些建筑说到底都是按照临时建筑的标准来兴建的。据说上海方面希望游说世博局能够把一些建筑保留下来，但是看来不会开这个先例。

不过用抓住经济发展机遇的理念来进行世博会址的利用，而不是把这个地方变成市民休憩游玩的地方，这一点到也不让人觉得意外。从世博会的申请到今天，世博会的概念一直带动的是经济利益，从吸引外资，到利用世博概念投资房地产，今年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虽然能够透过半年的展览让参观者感受到，但是从整体意义上来说，似乎还是一个经济活动项目，而不是一种渗透到上海民众生活当中的一种生活理念。

不过，查找了很多资料，我也不知道，对于上海的市民来说，未来是否在意世博会场到底如何利用，因为找不到这方面的讨论，即使有一些建议，也并非来自草根。说老实话，我也不是太在意，因为我太肯定，这个地方不会被发展成为一个休憩的地方，虽然上海不像香港那样寸土寸金，但是不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作为商业用途，那也实在是太不上海了，应该说，太不中国了。

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8) | 标签:影响力, 社会责任, 人生感悟

今天参加2010品牌中国女性高峰论坛的一篇演讲稿，和大家分享

——————————————————

谢谢大会的邀请，当我知道需要在大会有这样一个演讲的机会的时候，我真得非常地为难，因为身为记者，我的特长是聆听别人的声音，告诉大家看到的和听到的，而演讲则需要向大家阐述自己的一种想法。我一直透过文字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博客，专栏，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微博客，今天我尝试用声音来表达。

为何要谈论影响力，也是因为自己的职业的关系，作为媒体，追求的是影响力，作为媒体人，当然也会把影响力的大小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志。

我们先来谈谈影响力的重要性。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自己，到底那些人对我产生影响。人在不同的年纪，因为追求的事物的优先次序不同，因此也就有不同的目标任务。读小学的时候，我的目标是成为居里夫人，中学的时候，则希望能够像三毛那样浪迹天涯，遇到一个荷西那样的男人，当然最好还能够顺便成为作家。这些影响我的目标每隔几年都会改变，到了现在的年龄，准确地说，是在自己工作了几年之后，会发现，这些被视为成功女性对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直到没有。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发现，在自己的脑海里面，总是会有一些令人难以忘记的名字，这些名字，也许到现在大家因为种种的原因，不愿意，或者不敢公开场合提出来，但是这却阻止不了这些名字，在历史的长河里面留下来，也许他们不会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看到，但是通过口口相传，这些名字不会让别人忘记。

在这些名字里面，影响我深远的都是女性，仔细想想，这几位女性所做的，只不过是任何一个坚守底线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因为时代，让她们成为了悲剧英雄。这样的人很多，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我记住了其中几个，也有很多其他人记住了她们的名字，也因为她们而思考自己的人生。

或许是因为在中国人的印象当中，女性总是处于相对于男性弱小一点的地位，因此女性做出和男性一样的举动，就会让人觉得格外的与众不同。不过我倒是觉得，在中国，女性往往拥有更强的靭性，面对外部压力的时候，她们往往更加的坚强。

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让那些真正记得的人变得越来越清晰，也许是人到中年，终于发现，影响自己的那些人，不是影响一个人的人生目标，而是影响一个人的品格。品格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它不像目标，会因为外部环境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尽相同，品格是有着它的永恒性和共通性的，正如道德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标准，因为社会发展在不同阶段的局限，但是这不影响人们有着相同的品格。

拥有美好的品格，对于我们的社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想，能够带领大家去追求真善美，不是功利性的，而是实实在在的，不惧怕付出代价的。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人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往往在与财富以及名声，灾难发生之后，就连表现一种慈善之心，也会经过精密的计算，要看能够为自己的获得多少的回报。就算没有这样的机心，大家很真诚的表达自己的爱心，用捐款，默哀，做志愿者的方式，但是却不愿意，或者懒得去关心更加深层次的矛盾以及尝试寻找解决的方法，大家满足于自己已经的付出，并且被自己的付出所感动。

但是，如果我们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我们会发现，这个社会还有很多的问题，这个社会其实可以变得更好，因为当我们看到那些灾区的孩子被我们关怀者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他们不是因为这场天灾才获得了如此多的关怀目光。那些孩子，他们现在得到的玩具，食物，甚至是能够到北京来的机会，应该成为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

当我们发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把这样的思考说出来，把认为这个社会在存在的不足说出来，把政府做得不够的地方说出来。而这样的勇气，或者说不是勇气，而是自然而然的这样做，来自于一个人的是否具有一种品格，那就是对生命的一种真诚。

其实如果讨论影响力，本身就是有点点功利，因为如果我们回看历史，真正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从来是不刻意的去经营，而是很自然的去做。

每个人都具有影响力，影响力的大小，只是一种外界的判断。我们影响者自己，我们也影响者周围的人，家人，朋友，甚至是陌生人。因为因为我们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言行。

我縂在想，能够有今天，其实得益于我所処的时代，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得益者，也因为这样，需要保持一颗感恩谦卑的心，也有责任，去回馈这个社会。

每个人的回馈方式不同，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的职业，我可以做的，是透过文字，传递一种真实，即便这样做会带来风险，但是我总是记得那两位影响我人生的女性，她们在那个时代都可以这样做，为何现在的我不可以呢？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坚守自己的底线，那末，我相信，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而那些灾区的孩子，贫困地区的孩子，弱势群体的孩子，就算他们错过了很多，他们的孩子，未来会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成长起来。

今天选择这样的话题，其实是想和大家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自己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我不能要求别人，但是可以要求自己。我想，首先要好好的爱护自己，而爱自己，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因为只有懂得爱护自己，才会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爱自己的亲人，爱自己的朋友，爱那些陌生人。然后，我才可以做得很多。经营好一个家庭，教育好子女，让他们拥有美好的品格，做好自己的工作，尝试用自己的坚持，让身边的人，因为自己而愿意在这个浮躁的现实当中开始反省，去维护一种道德底线。

我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更是一个中国的公民，每个人都是这样拥有多种的角色，如果从表面来看，似乎这些不同的身份会有冲突，但是想深一点的话，所有的身份都有一个普适的基础，那就是是否能够真诚的对待这些身份。

其实在你的生活中，你会发现，所有的名利，都比不上你的家人还有朋友重要，你掌握不了大环境，无法阻止灾难的发生，也无法阻止自己个人的命运被大环境所影响，但是即使是这样，做好自己，控制自己可以控制的东西，找到让自己幸福的感觉，那还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作者：張鐵志 | 评论(2) | 标签:时事观点

在195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宣称意识型态已然终结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美好与安定生活，但一群纽约知识份子却不满于政治和知识界在右翼的保守氛围下逐渐安逸化，他们决定用各种异议戳破这个「顺从的时代」(The Age of Conformity)（注）的假面，提出各种左翼的、基进的社会想像。一份到2004年满五十岁的左翼知识季刊〈异议〉(Dissent)于焉诞生。

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纽约就是美国基进主义的中心；初生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格林威治村的波希迷亚氛围在这裡酝酿出反体制的革命氛围，连俄国的流亡革命者托洛斯基也在东村落脚。三零年代以后，所谓的「纽约知识社群」(New York Intellectual )逐渐成形，其核心份子之一就是〈异议〉的创办人、二十世纪后半美国最重要的社会和文学评论家之一的侯尔(Irving Howe)。在纽约百花齐放的各种意识型态中，侯尔始终坚持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不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可能已经消亡，但也反对史达林式的极权共产主义。他们拒绝把社会主义的诠释权让渡给以左翼之名行极权之实的史达林，和只会恐惧和污名化社会主义的右派。

异议杂志戴上社会主义的左眼，挖掘资本主义中的社会矛盾与不人性，并反省人类在这个时代的道德困境。他们思考、辩论民主的本质与限制、冷战的影响和美国外交政策、大众文化与反文化、全球化的原因与后果、福利国家的未来、认同政治的兴起，美国的劳工、种族与性别矛盾，乃至世界的政经发展。五十年来，〈异议〉不一定对这些问题都提出完美的答桉，但是他们不断勇于去质问与争辩，去刺激人们思索理念，生产论述与提供愿景。

在风格上，相对于其他美国左翼刊物如〈国家〉(The Nation)、〈在这些时代〉(In These Times)等，〈异议〉的理论气息更浓厚，文章也更长，以试图提出更细緻与完整的思考与论证。但是他们也不像英国〈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以学术论文为主。在过去，法兰克福学派旗手马库色、政治思想大师汉娜鄂兰、社会学宗师密尔斯都曾在此为文，当今美国各界学院内外的重要左翼知识份子，也都轮番上阵，在这裡进行政治价值的思索、公共政策的辩论以及改革策略的检讨。目前的主编是美国过去二三十年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一瓦尔泽(Michael Walzer)。

相对于左右的知识界刊物，〈异议〉更能挑战意识型态教条。他们反对以单面向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反对以靠简单的答桉解决所有问题，而深信严肃的知识份子和行动者必须去追问艰难和根本的问题。他们尤其勇于反省左翼本身的世界观与策略。当年他们反对史达林主义，五零年代以后〈异议〉也反对许多左派易于把世界上一切问题都归诸于美国帝国主义。

这个态度使得他们与六零年代新兴起的年轻新左派剧烈冲突。侯尔批判部分新左派过份强调激进「风格」(style)，敌视自由主义传统，盲目的反美，以及浪漫化第三世界的威权社会主义：不论是胡志明、卡斯楚或毛泽东。

同样的，在美国先后发动和伊拉克战争后，〈异议〉也提出了不同于一般左翼的立场。他们刊登伊拉克异议份子支持美国以武力推翻海珊的文章，而瓦尔泽自己更是反覆论证关于战争的道德基础：面对一个国家在进行种族灭绝或屠杀人民时，外国或美国是不是应该人道介入？有什麽正当的方法可以推翻海珊这个独裁者？他们的这些立场都引起许多传统左翼的攻讦。

有人说，基进主义刊物彷彿是偷情，开始容易但维持难。发行量大约一万份的〈异议〉扛着人道社会主义的火炬，辛苦但光荣地泅泳过五十年。他们面临真正的结构性困境是以往的美国左翼有具体战斗目标，右派则是空洞的；但现在却是右派有保守但清楚的政治议程，左派却还在寻找中。〈异议〉的内在限制则是相对于其他左翼刊物宛如号角般的战斗性，他们却坚持思考世界的复杂性，且容忍刊物中存在着各种「异议」。

这是不容易的。多少革命阵营到最后都走向压制内部不同意见，不容许对权威的挑战。于是，能够在向主流体制提出异议之时，也还有对异议者提出异议的空间，不是最可贵的吗？

注：这是Irving Howe在五零年代的一篇经典文章标题。

（本文收于我2007年在台湾出版的「反叛的凝视」一书，亦曾刊载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