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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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晓明:飞跃东师古

山东临沂东师古村,自网友勇闯东师古以来,真是声名远播。早些年,当时陈光诚还没有被捕,有高智晟、胡佳等人去探望被掀翻车;再后来有著名记者王克勤被轰出来,有光诚朋友梁晓燕探视连奶粉也送不进去。法律学者许志永曾在临沂被诬陷偷盗,李方平律师在去临沂的车上被打得头破血流。那时,陈光诚的名字还只是著名的维权活动家冤案中的一起。然而,自去年一月份南京网友珍珠前往东师古村探视以来,声援陈光诚的行动一波接一波地扩大;它成为钱云会事件之后一场持续不断地挑战强权的公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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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明磊 | 他,突破了封锁线 —— 与光诚面对面

紧急呼吁:我们已失去了钱云会,不能再失去陈光诚 他,突破了封锁线。          ——与光诚面对面 翟明磊 真是一个奇迹。 盲人律师陈光诚在2010年9月9日刑满释放后回到家中,即陷入了一百多位打手,看守的重重包围中。村口四个路口被封锁。村中架设了手机屏蔽仪。看守严密到这种程度,入夜,看守们就睡在光诚家大门口,而且将大门在外加锁,防止光诚晚上出逃。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外人无法见到光诚,得不到他任何消息。2010年9月 13日之后,外界对陈光诚的情况一无所知。 前不久有陈云飞,珍珠等英勇的公民勇闯村头,但被看守们打回。珍珠的车被砸。玻璃四溅,血痕处处。探访活动失败了。 东师古村啊,乌云压村,东师古村啊,暗无天日。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光诚突破了封锁线。 现在还不知光诚是通过何种渠道,偷偷拍下了五十分钟录相,并运送出来。这一举动完全打破了封锁,证明,公民们可以通过科技与网络,达到自由的境地。一个被重重软禁在斗室的人同样可以向万人演说.在这五十分钟录相中,光诚元气淋漓,证明在任何困难情境中,只要有自由的思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一颗勇敢的心。 这一案例必将在公民纪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这是壹报第一次登载视频。 我想光诚讲述的种种侵犯人权的事与家中遭遇和我们高楼并起的现实似乎是个巨大的反差,但并不矛盾。钱穆先生说中国只要和平,勤劳的中国人只需四十年时间就会让中国富强。可是富强起来后,中国能不能保证人权,能不能保证国家权利不与民争利,迫害自由人士,能不能不走向法西斯化这才是中国发展的关键。陈光诚的五十分钟录相说明我们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光诚呼喊“救中国”的道理也在此。 难以想象光诚用何种方式一天天冒着巨大风险拍下这献给所有网络公民们的录相,又是如何送出来,环环相连,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有生命危险。在连食物都无法供应的艰难困境中,这不是奇迹吗? 在录相中,我看到了说到动情处颤抖的光诚毅然而然的决心:和他们拼了。 难道中国的民主进程真的要一个盲人引领? 难道在如此恶劣公共治理情境下,我们还不能恢复自己的清醒? 壹报发布此录相。也是证明。在孱弱的真相与辉煌的谎言之间,壹报选择真相。在一无所有的光诚与强大的临沂政府之间,壹报站在光诚这边。在高墙与蛋之间,壹报永远选择脆弱的蛋。 看这个录相时,有两处令我热泪盈眶,一处是光诚举着一束完全枯萎的花束。原来,这是开庭时,腾彪兄弟送给他女儿采的鲜花与树叶,四年来光诚一直保留着,在身边陪他度过漫长的牢狱生涯,在录相中光诚晃动着枯黄的花束,证实他的珍惜。任何对光诚的支持都是对良知的见证。他会永远保留着。 第二处是光诚的妻子袁伟静面对偷偷录下的镜头,轻声说,如果公布录相后有意外,请朋友们照顾他们两个孩子。我理解,为了发布这段唤醒中国人的演讲,光诚夫妇做了最坏的准备。 和钱云会一样,光诚也差点遭遇一次离奇的车祸,那天夜晚,当那位杀手的摩托车咆哮轰鸣加速向他冲来时,没想到杀手良心发现,最后一瞬间急刹车并悄悄开走了。 钱云会拍下了短短的手表录相。光诚则用自己的心力拍出这五十分钟的见证。钱云会为了村民的利益,最后“离奇”地死在路上(至今是谋杀还是交通事故未明,官方认定交通事故,但有大量疑点破绽,民间认为是谋杀,同样证据不足)。光诚同样为了村民的人权而抗争,发布这个录相,对自己百害无一利,令人担心,让人纠心,但他勇敢地做了。 今天,我在傅希秋牧师的网站看到了录相被公开了。 钱云会是在网上公布村民土地利益被官员剥夺的贴子不久后遇难。而光诚的录相带一旦公布,光诚也陷入危险中。 为了不让光诚家发生意外,我想最多的人群关注传播录相,并发出正义之声是最好的保护光诚的方式。你的博客转载了这一份录相,就有可能为光诚减一份风险.让真相传递更远。 我们已失去了钱云会,我们不能再失去陈光诚! 五段录相地址,来自对华援助协会网站 http://www.chinaaid.net/2011/02/20112-5_09.html 请朋友们观看。     (补充:博讯网消息,光诚与妻子在八日晚被临沂国保与派出所民警殴打受伤,无法下床,也无法就医.直接原因正是曝光的录相。(此消息有待确认) 壹报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与抗议,这证实了我的担心.壹报再次呼吁关注光诚,结束这种在世界面前丧失理智的人权迫害!!!! 临沂的警官们,殴打吓唬不了正义的中国人! 紧急呼吁,不要让光诚成为下一个钱云会,危急,救助!!!!) 光诚对他的冤狱的诉状也公布如下,这同时也是一份很好的公民教材,对看守,非法软禁他的人也是一种法律警告。 激情四射的陈光诚没有失去理智,他将矛头直指党内保守势力。难得可贵的是在完全没有获得司法公正的冤案中,他仍没有失去对法治的信心,以法律途径继续申诉。 控告检举申诉书 申诉人:陈光诚,男,1971年11月12日生,汉族,山东省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人,大专文化,盲人。 申诉人陈光诚对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1月9日(2006)临刑一终字第311号刑事裁定书提出申诉。并对相关违法犯罪的官员提出控告检举。 请求事项 1, 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2, 彻查并追究相关官员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报复陷害,截访绑架,非法拘禁,非法关押,徇私舞弊,徇私枉法,枉法裁判,刑讯逼供,妨害司法(阻止证人作证,指使他人作伪证),报复证人等违法犯罪行为,并对其它直接责任人依法处罚。 3, 赔偿损失(包括家受到的损失)。 4, 公开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事实与理由 原判所称本人因不满当地政府的扶贫措施而实施了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行为,纯属无稽之谈,与事实完全不符。事实上,是因为2005年2月起,临沂市三区九县违法出台文件,全面暴力推行计划生育,并且诛连亲邻,该做法严重违背了我国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计划生育法》及其它法规,党纪和中央政策。此事被我和北京政法大学的法学家及其它法律界的朋友调查曝光以后,国家计生委员会曾两次派专人来调查核实,并由司长于学军发布公告声明肯定了我们调查结果属实,和他们的调查结果一样。但临沂市委,市政府指使地方官员对本人实施了非法跟踪,非法软禁,非法拘禁和非法关押,对我的迫害自此开始。 时起于2005年8月11日,以李群,刘杰为首的不法官员指使地方官员数十人对我们进行跟踪和围追堵截,阻止我们进行调查。学者走后不法人员仍在我家周围驻守,每班一二十人,分成四班二十四小时非法跟踪监视我的行动,离家稍远便被挟持回家。8月24日,我几经周折摆脱监视到达外地,因此他们便对我家人实施恐吓,骚扰,9月6日,刘杰指使沂南县委县政府数十名工作人员,将我从北京强行绑架回山东临沂县维多利亚宾馆,期间遭到殴打,身体多处受伤,在这里刘杰曾当面威胁过我,关押一天后,又挟持我回家(此举违反我国《宪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妨碍了公民依法行使监督权)(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或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至此进入非法拘禁状态。 从2005年9月7日起,每班人数增加到二十八人,同时还出高价雇佣大量黑社会打手参与其中,沂南县直各部门组成数个小组,其中有亲情组,堵截组,指挥组等,每班二十多人组成人墙强行阻止我和家人走出家门,阻止任何外人进入我家甚至我村与我接触,同时在我家周围专门配备了一圈路灯,遮阳伞,保温桶等用品。9月9日起,我家电话线路数次被无端掐断,同时在我邻居家长期安设手机屏蔽仪,且扣留我的邮包信件,使我无法同外界联系。(此举违反了《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9月中旬沂南县公检法司,交通和宣传等部门全面进入我村,公安,检察,法院,计生等部门人员也被排班在我家周围站岗(有些法院人员我早就认识),人员多达一二百人。11月8日最多时多达五百多人,11月8日这一事实,不仅数万民众知晓。10月4日北京邮电大学的许志永博士及其它朋友还曾亲眼看见,当时他们还遭到由沂南110直接指使的黑社会打手和公安假扮的流氓的殴打。10月14日梁晓燕等女士也曾亲眼看到双堠镇的赵峰,李先干带着一二十人对我的围困和阻止出门以及当场的殴打。以上这些有许多照片为证。(虽有的已被沂南公安抢走和销毁)类似的外地目击证人还有很多。 沂南县和双堠镇两级政府人员曾分成二十八个组,每组两人到我村挨家挨户做“工作”,要求村民不管陈光诚那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围观和参与。对于所有看着不公的想帮助我的亲邻轻者受到威胁恐吓,重者则被殴打,治安拘留,他们想把我致于任其宰割而无人敢问津的地步,这样他们再对我施暴时,我作为一个盲人便无法知道凶手是谁。 这种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一直持续到2006年3月也未停止。况且上述行为还是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进行的。此举违反了《宪法》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和《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它方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规定从重处罚。”的规定。在长期非法拘禁的过程中,我向检察院提出检举和控告,对打我的人向法院提起过诉讼,但他们均不受理。 在2006年2月5日至3月11日,我被迫住在邻居堂婶家,期间,堂婶家的电话被无数次掐断,并在其邻居家安设了手机屏蔽仪,同时堂弟陈光余多次遭到威胁利诱,要求他将我从其家中赶走,陈光余拒绝后,他们便产生了对其行凶的念头。3月11日下午原围我家当时围我堂婶家周围的几十名各类人员趁陈光余到本村小卖部买烟时,四名被雇来的黑社会人员在指使下,中途突然用大衣罩住头部,对其进行群殴,身体多处被打伤。事后便跑回非法拘禁我的人群当中,当时双堠派出所的公安在现场,并给领导打电话,不久,又有一些公安来到现场,我们当即强烈要求他们找出打人凶手。并做出处理,但其拒绝未采取任何行动。只是看管我不让离开,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到东边的营后村,找由县直各部门组成的长期在此指挥拘禁我的领导小组,要求他们处理,数十名不法人员紧随其后,但所有负责的官员闻讯而躲避。我们只得要进一步到县,市乃至北京找更高一级的领导上访。 当我们要坐公共汽车上访时,他们几十个人把引领着我的家人弄到一边,雇来的人,政府工作人员,警察把我围在205国道边上,强行阻止我们上访,外围的警察和交警指挥车辆绕行,不让在此通过,以免我们有机会上车离开当时执行这个非法命令的至少有六七十人,其中有雇来的人员刘虎,刘长斌等。有镇政府人员尹纪考,刘存利等,有公安人员孙学农,王纪青,张升东,贺勇等。此举严重违反了《公务员法》第54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第104条:“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处分”的规定。 由于他们近百人的围堵,使本人无法乘车离开,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便捏造了本人扰乱交通秩序的罪名,这些执行非法命令的人摇身一变,变成了目击证人。沂南公检法部分人员不但参加了长期非法拘禁本人,而且后来却成了捏造事实,陷害本人的侦查,起诉,审理的合法工作人员。这显然是无理而荒谬的指控和枉法裁判。不难看出,所谓的“众”是由他们县镇政府工作人员和用纳税人的钱雇来的闲杂人员组成的“众”。聚众者是地方官员,而根本不是本人。为了非法限制本人的人身自由,是他们聚来上述的众多人员影响了交通,本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众”本人也无法聚集起来。因此对本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名的指控是不成立的。此举违反了《刑法》第243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的规定。 事后,本人被强行带到沂南维多利亚宾馆中非法关押,期间遭受虐待。4月2日我被转到位于张庄镇小河村的民警培训中心关押,这期间主要由沂南公安和双堠镇工作人员看押。县公安局张某任组长,双堠镇副书记夏发田任副组长的看押小组共二十多人,他们分四班全天候看管,在这期间,我的家人和律师多次向地方政府各公安部门询问本人下落,他们均告不知。直到90天后的6月10日他们才向本人宣告刑拘。这种私设黑监狱,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合法公民非法关押数月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遵重和保障人权”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后来在律师被殴打威胁,证人被绑架不能出庭,对可能出庭的证人威胁以及强行指派我不认可的律师为我辨护的情况下,作出了现在的违法判决,本人到达监狱后,有关官员还再多次阻挠本人申诉,致使我自提出申诉至今已42个月仍未果。在上述行为中表明了:1,司法机关未能依照《宪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第三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第4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41条2款:“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依法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第126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这违反了《刑法》第399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或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2,政府不法官员和某组织滥用职权、妨害司法,违反了《宪法》第五条5款:“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刑法》第254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第397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 以上所述,不难看出这是一次由政府官员暗中操纵的枉法裁判。事先沂南县公检法司的部分或全部人员都参加了对本人实施的非法跟踪、截访、拘禁和关押,故他们没有再担任本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合法资格了。这是滥权枉为的行为,任何人和社会组织都没有有这种超越宪法和法律行事的权利,包括党和政府(《宪法》第5条第五款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在这种情况下作出侦察、起诉与审判完全与实际不符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本人故意毁坏财物的指控同样荒谬不符合实际。真正的事实是:长达半看多的施暴、非法拘禁及对本村村民的骚扰,这些明显严重违法的行为造成了极大民愤。2006年春节后的2月2日,邻居陈华欲到我家拜年,遭到以尹纪山为首的十几名施暴者的阻止和追打,当时也曾报警,但警察来后只是一味劝陈回家,而对打人者不做调查处理,此时打人者就在十几米外的人群中。2月4日公安找到陈华,说打人者在派出所,让他去指认,陈华便上车随往,当警车经过双堠镇时,警察对陈华说:“对不起,我又一次骗了你,根据领导指示,必须拘留你,如不拘留你,在东师古村站岗的人就不干了。”此后公安在法定时间内未向其家人出示《行政拘留通知书》的情况下,将其扣留11天。公安这种不抓打人的凶手,反将被打的受害者拘留的做法,使其公信力尽失,也为2月5日发生的事埋下了隐患。26小时以后的2月5日下午,陈华妻走出家门,找有关领导询问有关陈华的下落,当时十几名暴徒在我家门口围着她,我闻声走到现场,要求他们领导出面澄清此事,但无人出面。于是我们欲到村委办公室去找长期在此指挥的镇副书记张健和于X,但施暴者强行阻止,其中有尹纪考、刘虎等十余人。在村民的帮助下,我们总算来到村委后,屋门已被锁上,此时,陈华70多岁的奶奶也闻讯来到村委,因想念孙子情绪很激动,我便将她扶到就近的陈光余家让她坐下,但她仍很激动,坐了一二分钟就又走了出去,当时我没有跟出去,后来听说她昏倒在雪地里,所有在场的村民便要求施暴者用他们停在村口的汽车送她去医院,再三遭到拒绝,村民对他们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纷纷指责,在喧闹中,雇来的的暴徒及镇计生主任尹纪考向村民投掷石块,把村民杜德海的头严重打伤,造成本村至少80%以上的村民愤怒。“半年来在我们村的非法骚扰,我们还没对他们扔黑石头,他们却先扔石头打我们。”这样使得村民们半年来积聚的愤怒终于爆发,于是便出现了400多村民与几十名暴徒和政府人员,公安等约二百人的对峙,这就是原判中提到的我村村民追打双堠镇来我村办事工作人员的片面说法的事实真相,试问:天黑好几个小时了,什么样的工作需要镇政府连夜进行,事实上就是参与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这一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听说有车辆被掀翻,玻璃被砸碎,但这只是听说,本人从未来到现场,一直都被众多暴徒软禁在陈光余家中不得出门。这不难看出,说我指挥此事与事实完全不符。至于陈光和,陈光余,陈更江等在刑警队逼迫下出具的证言是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的。因为上述等人在刑警队里遭受到连续几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数天不让睡觉等的刑讯逼供,警察张升东,贺勇等逼迫他们按照刑警队的意思出具证言,并逼迫他们背诵刑警队早已准备好的指控我的口供背熟加以录像。还对他们说:“只要你好好配合,很快便可以回家,我们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针对陈光诚。”这一点他们被释放后都曾说明作证并要对公安提出指控。在我开庭时,陈光和当着我律师的面被沂南公安绑架,目的是阻止其出庭作证和对公安行为逼供的指控。开庭当日,原本答应出庭作证的陈光余也神秘失踪。参与作伪证的有县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镇村两级工作人员和一些被雇来的地痞流氓多达几十人,他们事先参与了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事后又以证人的身份出现他们先后提供的证言明显颠倒黑白,自相矛盾。上述酷刑、逼供、作伪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宪法》第37条、《刑法》第247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第367条 “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第308条 “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 刘虎等人出具的证言中提到本人在家门口摔砸保温桶盖的说法,不仅不能证明本人毁坏财物,却是他们对我长期实施非法拘禁的铁证。试想,冰天雪地里,我家门口哪来这么多人需要用保温桶供应热水?他们把煤球炉、保温桶等日常生活用品摆放在我家周围干什么?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类似弄巧成拙的证据在原案卷中还有很多,但就是这些漏洞百出的证人证言,法院竟然一一采信,由此可见沂南公检法在此案中的狼狈为奸,携手制造冤案的本质。他们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五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刑法》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和《刑法》第247条、第399条以及《行政诉讼法》中依法行政的相关条款的规定,应依法从重追究不法官员们的法律责任。 自事发至今,我取得了大量其对我实施迫害的证据,有相当一部分已被沂南公安抢走或稍毁,这违反了《刑法》第307条的规定。另外,在关押我的沂南县维多利亚宾馆和民警培训中心里,本人也留有重要的证据在现场,这需要你们帮助我和律师到现场去指认和勘验。 此外,长期以来,本人和家人、亲人无数次的遭到打击和报复,遭到施暴者的绑架、行凶殴打、软禁、拘役等各种不法人身伤害。在这种侵害事发时,本人采取任何措施来防卫都是正当的、必要的、即使造成对方死亡,责任也应由施暴者自行承担,本人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法律规定盲人的正当防卫,没有防卫过当之说。相关法律详见《刑法》第19条:“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20条和《残疾人维护法律知识手册》第102至104页的“残疾人因为肢体、语言、视觉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因此容易受到伤害,面临侵权行为时,要敢于同侵权行为作头争、尤其是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违法犯罪行为,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由上可知,不仅表明原判所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完全不符,还表明原判决是故意弄出来的错误判决,所列举的几个证据(详见附一)不仅仅表明据已定罪的证据本身不确实、不充分、有的还自相矛盾。例如:刘长生现在的证言,不仅表明原9号证据纯属公安伪造,还表明公安既然能伪造9号证据,那其他由公安出具的、收集的、有关的和受其影响的证据均没有真实性可言,韩传旺先后出具的证言自相矛盾。来自政府人员和雇来的人员所出具的证据皆同一理。 本案曾经过两次上诉,第一次因沂南司法机关强行为我指派我不认可的律师,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了本人合法权利而被临沂市中院撤销发回重审,重审后沂南法院在不法官员的干涉下无视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重事实、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公然亵渎法律的尊严,无视审判工作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方在法庭上提交的诸多证据,被我律师调查所取得的证据一一推翻并能证实对方的证据之间互相矛盾、与事实完全不符。然而法院无视事实、依然作出同于上次的错误判决。 第二次上诉时,中院不坚持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而不顾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种不顾事实和证据之间的因果矛盾以及证据之间的自相矛盾,不仅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公正性。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证据之间有不能排除的重大矛盾,证据与事实之间存在严重矛盾等情况的都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判决、裁判。” 以上所述,不过是提纲挈领罢了,因条件所限,无法详细书写,应与2007年10月下旬由本人律师提交给贵院的《申诉和控告检举材料》互相补充使用,其部分证据也包含其中,还有此详细内容需要你们来帮助当面记录整理。 本份申诉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中“具备四种情形之一的,必须重新审判”中的第一、二种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8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因此相关司法部门应依法进行立案调查处理。 希望贵院在《宪法》第126条、第131条规定前提下,依照《宪法》第41条,《残疾人保障法》第3条、第61条的规定依法履行职责,以落实《宪法》第5条、第33条的规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建立法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早日查清事实、还我公道。 同时我再一次对上述申诉中所提到的以李群、刘杰为首的不法官员以及其他参与执行的直接责任人,对我和家实施迫害、打击报复等严重违法行为提出检举和控告,包括至今仍在我家周围执行非法限制我爱人人身自由的、由双堠镇党委书记贺作海和镇工作人员高兴健指挥带领的数十名雇来的地痞流氓等。要求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展开彻底调查,并依法追究其刑责任。 此致。 注:后有附一、附二。                                                                                                       控告检举人:陈光诚 2010年7月21日 附一: 1、 刘长生的证言,即原案9号证言人,现在证实原案9号证据纯属沂南伪造。据刘长生自称,他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证言。事发时,其远在数百公里外的淄博打工,根本就未在现场,李春英同样也在外地打工,根本不在现场,原9号的证据从何而来? 2、 韩传旺先后两次开庭时所出具的两份书证言自相矛盾,前声称自己看到了救护车的到来,要求本人让路,遭本人拒绝,这份在第一次开庭时出具的证言复件已在我律师手中,但重审开庭时,律师多次询问韩传旺,他却又说从未看见过,也从没说过救护车的问题。以上二份明显不真实和自相矛盾的证言,却都被法院二次开庭时作为给本人定罪的有效证据使用了。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韩传旺自2005年9月起,一直在我家周围受命参加了非法拘禁的工作。 3、 孟良崮医院的刘长冬和王静的证言,即原案中8号证言人,现在证实,原8号证据也纯属沂南公安伪造。本人律师事后找到他们询问时,两位称未出具过案卷中有关他们的证言并为我的律师描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说他们从未看见陈光诚在现场,并向我律师出具了书面证言,但法庭无理拒绝该证言的有效性。 4、 相向而停的两方车辆之间的距离很远,可见中间人员很多,若如原案指称的只有我们三人在现场,两车之间的距离不可能拉得如此之大,具体数据详见律师提交的现场勘验资料。 5、 用以指控本人有罪的光盘上根本没有本人,只是在两车之间出现了一片漆黑。这样的没有本人出现的光盘也被法院视为证明本人有罪的有效证据。既然将其作为证据,就应弄清楚这一片漆黑之下掩盖的是什么,因为这一片黑是用电脑人为加工制造出来的,不难看出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我想,黑暗之下掩藏的就是他们约二百各类人组成的用以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对我实施打击报复的丑恶嘴脸。因此,我要求查阅并公开原始录像,弄清事实的真相,因为法律规定,剪辑过的声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6、 和我一起被抓的陈光余、陈光军和被抓的其他人事后称,在关押期间,公安要求他们按公安早已写好的所谓证词,要求他们按照事先写好的供词对我上述两罪出具证言,不按他们说的去做,便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睡觉,逼其背熟证词以后,同时公安再加以录相。案件中其他多份证词均由此而来,但可恶的是这样的证据证言,也被法院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而对原证人对公安的不法行为的指控置之不理, 这些同样严重违反了《刑法》第307条和有关酷刑的有关条款。 7、 远在46个月以前,我们曾针对沂南公安作伪证和指使他们作伪证的行为向市县两级法院提出过起诉状,至今两级法院均有案卷材料为证,必须调阅查明原委。 8、 为了方便限制本人人身自由,不法官员在我家周围及村内其它必要的地方均安装了路灯等。这些实物和其它实物的痕迹至今仍然存在,这需要到现场查证,最重要的是持续长达五年的不法侵害至今仍在继续,这一事实只要调查便不难查清。 9、 不法官员和直接责任人对我和家人的打击报复和迫害行为纯属执法犯法的主观故意行为,以下两个发生的事例可以充分说明: ①2006年9月初,一审判决下达后,审判长王军在看守所里对我说:“你这案子早晚会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我个人得罪你干什么?”我说:“那你们都很明白啊。”王军一拍桌子说:“事实谁不清楚。”我说:“那你还做这样的判决?”………… ②国家计生委两次来调查时,曾到我家,当时包围我家周围的许多人和停在村口的数辆车纷纷躲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和田间小路上,国家计生委人员刚一走,离开我村后,他们便迅速回来继续实施非法行为。 10、 2009年4月28日,家人来会见时得知,贺作海仍在指挥高兴健和潘某带领20多人,24小时在我家周围非法限制我家人的人身自由强行阻止我爱人来会见,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时起于2005年8月份的迫害行为至今仍在继续,更证明原判事实完全错误和原有证据不真实。 11、 到2009年5月26日上述非法限制我家人的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仍在继续进行,对此我和我家人早已多次向地方检察部门提起过控告,检举,报警,他们均未履行职责。他们无耻到就连我家亲戚遇车祸死亡都惨无人道的阻止我家人去奔丧。 12、 开庭时,他们否认对我的绑架和长达10个月的非法拘禁,且4年多一直对我家人实施跟踪,拘禁及多次绑架。如今,我出狱数月来,这种非法拘禁仍在继续且更加严厉,请有关国家机关及各界人士实地查实见证。 (邮件查单复印件共8页整) 附二: 1、 本份控告检举申诉书必须和2007年10月下旬李劲松律师向贵院提交的“申诉和控告检举材料”互相补充使用。因有些相关内容和证据已收在那份材料里。特别在这里说明。 2、 还有许许多多的目击证人,等调查工作展开后,我再继续提供给你们。 3、 在押期间,我不停地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检举、申诉。从09年2月下旬到出狱这段时间,找他们562次,加上我去找了,但狱所方以找的频率过高为由不予联系的共约2000次。其中联系到检察机关的次数:看守所55次(面谈过2次);监狱09年2月份之前是105次(面谈过6次);2月份之后是128次(面谈过18次)。期间,我还不止一次地将此份控告、检举、申诉书以挂号信的形式邮寄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人大(均有邮局回址为证),但都石沉大海。 在此,委托朋友们再次公开、正式地将此控告、检举、申诉书递交给有关国家机关,并将此内容公布于众,再次要求实事求是地对非法拘禁我和我家人并构陷我入狱的事实进行查处。                                                                                                                                 光诚

专访刘瑜:那些老人有什么资格埋怨韩寒?【完整版】

第一部分 谈网络:互联网给中国改革打开一个缝隙     问:你是研究政治学的,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利益群体的博弈和意见表达应该是非常重要的,2010年有一个很受关注的现象就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发力,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微博象是我们的一个信息绿洲,是好事。中国的转型与以往转型国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了网络的力量。也许历史、文化的包袱使得中国的转型比较艰难,但互联网的出现,给社会变革打开一个缝隙。     有人说,权力和资本也在利用网络,引导舆论。确实是这样,但相比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而言,网络的自由程度是最大的。如果说传统的传播形式中,权力和资本可以利用90%,民间社会只能利用10%,而在互联网的利用上,这个比例可能是60%对40%,虽然民间社会的声音也许还是小,但是已经比传统媒体要大得多。这肯定是一种进步。     从推动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来看,互联网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常有事情都是先从互联网上爆发出来,然后传统的媒体再跟上,传统媒体已经非常被动。如果说以前一些传统媒体可以不思进取,现在因为网络的压力,已经不得不去进步了。     问:有学者说,大家都在称赞互联网精神是“围观改变中国”,但作为传统媒体人,应该为此感到惭愧。     刘瑜:很多时候传统媒体也是没办法,网民可以打游击战,传统媒体只能打阵地战。     问:媒体有时候也会感到无力,社会上同样的问题会重复发生,一些状况总是得不到改变。     刘瑜:我觉得是否无力取决于你怎么比,取决于你的预期有多高,如果你总是希望一夜之间很多事情都能够快速地改变,你可能会失望;如果你觉得点滴进步也是进步,无力感会少一点。     问:有些改革会面对很难突破的壁垒,改不动怎么办?     刘瑜:如果看其它国家转型的历史,会发现制度都是有缝隙的,比如互联网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缝隙。拆迁条例能够修改,很大程度上跟媒体的呐喊是有关系的。还有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是这样。     就算没有直接的政治行动,闷声发财挣钱、积累民间财富、读书思考、搞慈善公益、提高教育水平、发展媒体,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有深远的政治后果,一时一地也许不能显现,但是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无论看中国还是国外的民意调查数据,你都会发现,人的政治观念是随着社会财富增长、教育水平、社会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上中国不是例外。     体制内的改革者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任何一个和平的变革,肯定都是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二部分 谈拆迁条例:集权有决策效率,没有执行效率     问:拆迁条例修改是2010年最受关注的法治事件,你怎么看这个历时一年多、两次公开征求民意的过程?     刘瑜:拆迁引发了那么多的冲突和悲剧,最主要是缺乏协商的机制,在土地用途规划和拍卖上,没有一个涉及老百姓利益时的公平讨论机制,往往是决策者关起门把决定做出来,然后压给当地老百姓,当然会引起冲突。     问:有官员认为中国要大力推进城市化就必须要有效率。     刘瑜:集权是有效率,但它是决策时有效率,不一定是执行时有效率。决策时关起门,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执行的时候,抗议、上访、自焚都出来了,这个叫有效率吗?当然,你也可以强拆,“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但这是一种无视正义的效率。强奸还有效率呢,但那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效率吗?     问:你对拆迁条例的修改乐观吗?     刘瑜: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有记者问我拆迁问题会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当时就说表示怀疑,因为拆迁这种事情和孙志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孙志刚案可能推动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是因为这种改变不会触动什么利益集团,没有多少人是靠收容遣送发财升官的,所以可能出现一个双赢的结局。而拆迁不一样,拆迁条例的改革会触动很多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这件事改起来肯定难度要大很多。      第三部分 谈“李刚”: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     问: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也是2010年的一件大事,普通的交通事故掀起轩然大波,衍生出了“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一系列新话语,为什么会这样?     刘瑜:是在用这些话语表达对特权的不满吧。而且现在的网络,有将一切悲剧娱乐化的倾向,娱乐至死的时代。     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它往往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解压而流行起来。这个轨迹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苏联讽刺性文化最兴盛的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而是勃列日涅夫时代。     这个阶段,人们还特别容易听信谣言。没有别的抗争渠道,“我不听你的”,也成了一种弱者的武器。听信谣言,也成了用脚投票的一种方式。     问:大家对特权、不平等的不满,对于我们的转型和改革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因素?     刘瑜:政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不平等的因素怎么影响民主化转型。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越平等越有利于民主化。说白了,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有钱的人觉得民主化威胁他的财产安全,所以特别抵制,如果他们誓死不让步,就不容易实现民主。最典型的例子,比如韩国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经济是相对平等的,所以来自资产阶级的抵制是比较小的。     但是另外一派的观点是,越不平等可能越促进斗争,因为不平等,所以来自下层要求民主化的动力会非常大,比如拉美很多国家。     我看到一个最新的调查结论,也很有说服力,就是不平等对于民主化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准。比如经济发展到中部水平时,越不平等,越可能出现民主化;越是经济发展的特别发达,或者经济特别不发达的时候,不平等甚至对民主化有一个延迟的作用。     问:这个结论等于把人均GDP和不平等这两个因素都考虑了。     刘瑜:对,这个观点可以用来反思中国。中国现在的经济在一个中位的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很严重,这可能是一个促使中国转型的动力。      第四部分 谈教育改革:大学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术自由     问:教育改革是2010年的热门话题,就在你任教的清华大学,曾发生过画家陈丹青辞职事件。你在国外读书、任教多年,怎么看教育问题?     刘瑜:我觉得大学最大的问题还是学术自由。我们对太多问题设置了标准答案,禁锢了大学生甚至老师们的思维。我在英国教书的时候,大学也好,教育部也好,不会告诉学生,关于这个或那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绝对不可以争论。比如关于苏格兰的问题,或者关于北爱尔兰的问题,我还专门问过学生,你同意不同意北爱尔兰或者苏格兰必须是英国的一部分,否则就一定要打过去?我问10个人,10个人都不同意,不但不同意,多数还觉得我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我们这里太多问题有标准答案,这是最大的问题。总说高等教育要培养大师、培养通才,我觉得没有学术自由,不允许多元观念的自由碰撞和竞争,砸再多钱、办再多班也没用。所谓的大师不是自上而下培养出来的,而是给一个宽松的土壤,不同的观念相互竞争和滋养,在这个过程中最优秀的东西产生了。它不可能依靠钱或者行政力量拔苗助长出来。     再说我们的教育老是嚷着培养“大师”也很奇怪。我们的社会最需要的是“人”,人格健全、精神丰富、不卑不亢的人,在一个健全的“人”尚缺乏的时代,我们要培养“大师”干嘛呢?“大师”这个词里包含的偶像崇拜情结,本身就让我反感。     问:你现在回国做学问也会面临这些问题。     刘瑜: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尽量开拓自由的空间和氛围。     问:那学生呢?     刘瑜:其实现在孩子们可以在网上搜到很多“另类”的知识。最近网上流行一些哈佛、耶鲁教授的讲课视频,这个就是我上大学时候没有的。国外的书籍也大量被翻译过来,现在的孩子如果学不到东西,不能完全埋怨学校,也应该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够好学。     问:但学生是需要引导的,尤其是当他还没有对知识产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和追求,很难主动学习。     刘瑜:这么说吧,如果想找到理由不去学习,永远都能找到。你看顾准,70年代的时候老婆不要他了,孩子都不认他了,政治上被耽误了一辈子,一身的病。但他有了一点点自由之后,带着两个馒头、一杯凉水去图书馆一坐就是一天,这是什么精神?他要找不学习的理由,可以列出一千条来。     当然有时候妨碍人求知的,不一定是逆境,而是诱惑。现在让孩子们学习分心的诱惑太多了。而且,知识爆炸本身也是个问题,信息过滤的成本太高。有一本书可读的时候,大家都在读那本书,有1000本书可读的时候,大家反而不知道该读什么了。      第五部分 谈韩寒:那些老人没资格批评韩寒     问:怎么看80后,比如韩寒现象?     刘瑜:我觉得韩寒现象是很好的事。     九十年代末,甚至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似乎总是“怪人”,是些稀奇古怪,没有多少市场的人。但近几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中,出现了一批比较有人格魅力的人,比如像罗永浩、梁文道、韩寒这样的。尤其是韩寒,他很主流,很时尚,长的还帅,还会开赛车。年轻人就会觉得,原来关心公共事务、关心政治、热爱自由的人,不一定是神神叨叨、奇形怪状的人,原来追求正义也可以很酷。     至于好多人在那说,韩寒你有什么学问,你不够格对公共事务发言。我心想,恰恰是因为你们这些学者,你们这些更年长的人,你们这些读了更多书的人,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长者的责任,才让韩寒去发出你应该发出但没有发出的声音,你有什么资格埋怨人家学问不够深,读的书不够多?你们应该反省自己。     问:关于年轻人的问题,有人去农村做调查,发现那些有抗争精神的反而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漠然。比如说一个村子建一个什么厂,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年轻人觉得无所谓啊,有了就业机会,老人会说影响了未来发展。这是怎么回事?     刘瑜:一方面可能是老人们更有时间去表达,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不少政治运动和“集体活动”,那种经历至少培养了他们一种公共意识。这可能是和现在的80后、90后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去哈尔滨居委会调查发现,愿意自愿充当居委会小组组长的全是老年人,他们还是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那种意识。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可能跟社会主义传统有一点关系。     问:这个状况到今天已经发生改变,很多人不会再自然地站在“为国家、为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怎么办?     刘瑜:“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由于社会主义的传统,天然地就是“国家意识”,比如那些给居委会当积极分子的老人,他们是在为国家排忧解难。再比如那些给奥运会做志愿者的孩子们,那种公共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意识”,为祖国的荣誉出力嘛。     但是另一种公共意识,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更重要,就是“社会意识”和“民间意识”,为民间的弱势群体、弱势个体发出声音的公共意识。这种声音不是没有。比如我前两天和西部阳光农村教育基金的梁晓燕女士吃饭,她告诉我,有不少80后自愿者在给这个基金工作,跑到西部最穷的地方去帮助农村教育,这是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这样的人也还是有。当然还不够多。不够多的原因,不能只怪年轻人自己,我们的制度对于民间自发组织力量的发展,还是有太多束缚。壹基金的艰难道路,就能说明问题。当然壹基金这个突破口打开了,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第六部分 谈孔子像:政府在文化市场上应该保持中立     问:最近一些地方教育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删除《三字经》《弟子规》的一些内容,说不能不加选择的全文推荐给学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三字经》推荐不推荐、推荐多少、怎么推荐,都不应该是政府的工作。老百姓愿意怎么读是他自己的事情。民间如果愿意复兴传统文化,比如恢复修族谱,复建各种庙会,都是正常的。从政府来说,在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应该尽量站在中立的位置上,不应该过于推动某一派思想的扩展什么的。     问:传统文化本身对于我们的转型是一种什么因素?     刘瑜:我对传统文化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恶。传统文化里有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其中强调集体高于个体的东西,其中对逻辑和科学精神的轻视,但是我相信传统对于基本道德传承和维系社会稳定的意义。表达一些基本人类伦理观的语言体系在中国和西方也许不一样,但是这些观念本身是相通的,我们讲“温文尔雅”,他们讲“绅士精神”,我们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们讲“live and let live”, 基本内容是一样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只要政治权力不把传统文化作为统治工具,传统文化本身,我觉得很多要素可以是好东西。     问:你怎么看立孔子像的问题?     刘瑜: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反讽。首先是孔教和我们已有的意识形态有矛盾;其次是,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应该是文化多元化、思想多元化的时代,难道还要“独尊儒术”吗?还是前面我说的,我觉得政府在文化市场上应该是尽量保持中立的位置,没必要通过独尊某一派来鼓励一种圣王文化。     问:圣王文化?这个判断会不会过于简单?     刘瑜: 纵观中国从汉武帝以儒立国以来,实际上它就是在鼓励一种圣王文化。但看一个思想不要只去看它的文本,要看它的实践。你要看它的文本的话,里边有很多美伦美奂的东西,“民贵君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内圣外王”云云,说得很漂亮,但实际上怎么回事呢?纸上都是规则,实际上都是“潜规则”。到底哪个是儒教真面目呢?     问:这个东西本身对于我们转型起什么作用?     刘瑜:我觉得从转型来说,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可能是一个不利条件。其中的权威崇拜观念、等级观念、集体高于个体观念,对转型都可能有不利影响。但象前面说的,传统文化里也有一些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必要否定,而且在一个动荡的转型时代可能格外重要,因为在巨变中我们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来维系伦理底线。这些伦理规范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特有的,但在中国的语境下,传统文化是它的载体。      第七部分 谈富士康事件:不是劳资纠纷,而是政府失职     问:富士康跳楼事件你怎么看?     刘瑜:我觉得是绝望。这些农民工孩子,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感到绝望。     问:不是劳资关系问题吗?     刘瑜:最重要的不是劳资问题,据说富士康这些孩子的收入其实是高于很多其它企业的,地方政府愿意把这个事情说成是劳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把一些自己应该承担的很多责任推到企业身上去了。     问:为什么这么说?     刘瑜:因为企业能够作为的空间是有限的。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而市场规律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去获取最大的利润,既然富士康的工资待遇已经好于市场平均水平——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那么,富士康能够对员工“让利”的空间就非常有限了。这种时候,民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要取决于政府作为,比如,通过福利房制度解决民工的住房问题、通过技术培训项目来解决民工的职业技能升级问题,通过医疗和社保安排来解决民工的基本保障问题等等,把这些解决了,民工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个向上流动、改善生活的可能性了。     问:最主要的是不是要加强这个群体的工会组织作用?     刘瑜:如果富士康的工资已经比其他的地方高的话,那就算有工会,在具体问题上谈判的空间可能是很有限的。本质上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水平,而不是企业老板。当然,即使工会对于大幅提高富士康的工资水平作用不大,工会组织的作用还是要加强。民工有结社的自由,有没有谈判的空间是一码事,有没有谈判的权利是另一码事。而且,那些孩子们的绝望,其实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上的,而且是政治上的无力感,和精神上的空虚。他们很多人工作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工作,生活很机械和枯燥,没有什么精神的支点,没有文化生活和群体归属感,工会作为一个组织,除了经济功能,也许还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种身份归属感,政治上的主体意识,甚至组织一些文化活动什么的。      第八部分 谈辛亥革命:不让悲剧的历史重演,就是最大的纪念     问: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你觉得应该怎么纪念?     刘瑜:不要让悲剧的历史重演,就是最大的纪念。上次看一篇文章,说戊戌变法太激进,辛亥革命就更激进,其实当年最好的变革方式是象日本那样,让清廷君主立宪。也有一定的道理吧,但说实话,是清政府自己延误了很多改革的时机,然后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爆发了。     问:启示呢?     刘瑜:启示当然就是,改革不仅仅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时机的问题。错过时机改革就有可能成革命了,正确的事情要在正确的时间做。     还有就是,国家不要过于管制、压制民间社会。你不允许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出现和发展,后果就是无组织社会力量的大爆发,其实那个比有组织的反对派更可怕,因为它不讲道理,以暴易暴。       就像于建嵘教授说的,以前的群体性事件都是有名目的,比如抗税、反对强拆什么的,但是近年出现了一些无名的、但又很惨烈的群体性泄愤事件,比如瓮安事件,一件小事,无数与当事人毫无关系的人一拥而上。因为矛盾积累,所以要泄愤,小事就成了一个导火索,攻击地方政府、烧车、殴打警察什么的。      第九部分 谈未来:中国不可能再回到文革时代     问:如果让你概括2010年的感受,你会用什么字或词?     刘瑜:想不出什么词。总体来说,我觉得我和很多人交流的结果,就是我比很多人要乐观。     有人唉声叹气很悲观,还有学者提出社会溃败这样的观点。虽然我和这些人价值观念相差的不远,但是对形势的判断和今后的走向,我比他们乐观。     问:是不是因为你年轻,或者没有经历过他们那个高歌猛进的年代?     刘瑜:不是,我不认为中国有可能回到那个高歌猛进的运动年代。昨天还和几个前辈学者聊天,他们都觉得中国有可能回到文革时代,我说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文革的前提是经济资源的全面国家垄断,这个条件不可能恢复。他们说政府可能全面收回民间的经济资源,我说不可能,因为现在民间经济资源很多都掌握在政府官员的七大姑八大舅手里,他们不可能左手砍右手。60年前是革别人的命,现在怎么可能革自己的命。     何况民间力量的觉醒还是挺明显的。无论是网民的公民意识,民营企业家对自己权利的认识,还有整个社会的公益意识,我觉得都是一种成长的状态。明白人也许不那么多,但是他们往往处在一些有相当话语权的位置,波散效应不小。     问:你的乐观情绪一直是这样的,还是近些年才乐观起来的?     刘瑜:我觉得是跟预期有关系,急于求成的人容易悲观。如果你的预期是中国很快进入一种政治现代化的状态,你当然会悲观,但是在我看来一点点进步也是进步。而且我觉得,长远来看,社会的进步比国家的进步更重要,因为这样的进步才是有根基的,而不是辛亥革命那样,社会一夜之间“被进步”了。象鲁迅小说里写的,政府结构改天换地了,但是基层社会还是麻木保守和死气沉沉。那种头重脚轻的社会变革,再快也未必是好事。     我的乐观其实是建立在对现实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比如大家讲民主化,从价值上我当然认同民主化,但民主化不会是灵丹妙药,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你看看其他国家经验就会知道,民主化之后,短期之内可能会非常混乱,族群冲突、腐败依旧,包括经济暂时的失序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但这就好像孩子学走路会摔跤一样,你总不能因此不让孩子走路。乌托邦主义者往往最先转变为犬儒主义者,因为他们对现实之复杂严峻缺乏估计,所以容易从极端乐观走向极端悲观,我没有一点乌托邦主义者倾向,也不会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实现而感到幻灭。     采写:赵继成     来源: 散步的丁丁猫前世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9146f0100rx9b.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2142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刘瑜:社会的进步比国家的进步更重要

    2009年,剑桥大学讲师刘瑜出版的《民主的细节》一书风靡一时,成为众多阅读排行榜上的畅销书,并被一些读者推崇为“中国近年来最好的民主启蒙读物”,也因此获得《南方周末》2009年“年度致敬专栏作家”称号。2010年9月,这位女学者放弃了英国的教职,回到北京,成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她的研究兴趣,仍然在于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以及比较革命研究。   在社会张力越来越大的中国,身处北京的近距离观察,她对中国当前的改革和社会状况又有了哪些新的思考?    继续推动改革的缝隙在哪里?   南方都市报:你是研究政治学的,在政治转型中利益群体的意见表达非常重要,2010年一个很受关注的现象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发力,你怎么看?   刘瑜:微博像我们的一个信息绿洲,是好事。中国的转型与以往转型国家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有了网络的力量。也许历史、文化的包袱使得中国的转型比较艰难,但互联网的出现,给社会变革打开一个缝隙。有人说,权力和资本也在利用网络,引导舆论。确实是这样,但相比传统媒体的传播形式而言,网络的自由程度是最大的。如果说传统的传播形式中,权力和资本可以利用90%,民间社会只能利用10%,而在互联网的利用上,这个比例可能是60%对40%,虽然民间社会的声音也许还是小,但是已经比传统媒体要大得多。这肯定是一种进步。   从推动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来看,互联网已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常有事情都是先从互联网上爆发出来,然后传统的媒体再跟上,传统媒体已经非常被动。如果说以前一些传统媒体可以不思进取,现在因为网络的压力,已经不得不去进步了。   南方都市报:改革现在面临很难突破的壁垒,改不动怎么办?   刘瑜:如果看其他国家转型的历史,会发现制度都是有缝隙的,比如互联网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缝隙。拆迁条例能够修改,很大程度上跟媒体的呐喊是有关系的。还有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是这样。就算没有直接的政治行动,闷声发财挣钱、积累民间财富、读书思考、搞慈善公益、提高教育水平、发展媒体,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有深远的政治后果,一时一地也许不能显现,但是时间长了就能看出来。无论看中国还是国外的民意调查数据,你都会发现,人的政治观念是随着社会财富增长、教育水平、社会结构变化、人口结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点上中国不是例外。   体制内的改革者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任何一个和平的变革,肯定都是体制内的温和派和体制外的温和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   南方都市报:这几年网络语言越来越风靡,比如去年的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衍生出了“我爸是李刚”“恨爹不成刚”一系列新话语,网络扮演的角色也非常多样。   刘瑜:人们在用这些话语表达对特权的不满。现在的网络,有将一切悲剧娱乐化的倾向,娱乐至死的时代。讽刺性文化的高涨并不奇怪,它往往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解压而流行起来。这个轨迹和其他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苏联讽刺性文化最兴盛的时代不是斯大林时代,而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阶段,人们还特别容易听信谣言。没有别的抗争渠道,“我不听你的”,也成了一种弱者的武器。听信谣言,也成了用脚投票的一种方式。   南方都市报:那么究竟该怎样理解人民对特权、不平等的不满,这对社会转型是一种怎样的力量?   刘瑜:政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不平等的因素怎么影响民主化转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越平等越有利于民主化。说白了,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有钱的人觉得民主化威胁他的财产安全,所以特别抵制,如果他们誓死不让步,就不容易实现民主。最典型的例子,比如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经济是相对平等的,所以来自资产阶级的抵制是比较小的。但是另外一派的观点是,越不平等可能越促进斗争,因为不平等,所以来自下层要求民主化的动力会非常大,比如拉美的很多国家。   我看到一个最新的调查结论,也很有说服力,就是不平等对于民主化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准。比如经济发展到中等水平时,越不平等,越可能出现民主化;越是经济特别发达,或者经济特别不发达的时候,不平等甚至对民主化有一个延迟的作用。   南方都市报:这个结论等于把人均GDP和不平等这两个因素都考虑了。   刘瑜:对,这个观点可以用来反思中国。中国现在的经济在一个中等的水平,同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很严重,这可能是一个促使中国转型的动力。    “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80后,比如韩寒,他们是网络化的一代人。   刘瑜:我觉得韩寒现象是很好的事。上世纪90年代末,甚至本世纪初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似乎总是“怪人”,是些稀奇古怪没有多少市场的人。但近几年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中,出现了一批比较有人格魅力的人,比如罗永浩、梁文道、韩寒。尤其是韩寒,他很主流,很时尚,长得还帅,还会开赛车。年轻人就会觉得,原来关心公共事务、关心政治、热爱自由的人,不一定是神神叨叨、奇形怪状的人,原来追求正义也可以很酷。   至于好多人在那说,韩寒你有什么学问,你不够格对公共事务发言。我心想,恰恰是因为你们这些学者,你们这些更年长的人,你们这些读了更多书的人,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长者的责任,才让韩寒去发出你应该发出但没有发出的声音,你有什么资格埋怨人家学问不够深,读的书不够多?你们应该反省自己。   南方都市报:但是有人去农村做调查,发现那些有抗争精神的反而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漠然。比如说一个村子建一个什么厂,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年轻人觉得无所谓啊,有了就业机会,老人会说影响了未来发展。   刘瑜:一方面可能是老人们更有时间去表达,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老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不少政治运动和“集体活动”,那种经历至少培养了他们一种公共意识。这可能是和现在的80后、90后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去哈尔滨居委会调查发现,愿意自愿充当居委会小组组长的全是老年人,他们还是有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那种意识。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可能跟社会主义传统有一点关系。   南方都市报:这个状况到今天已经发生改变,很多人不会再自然地站在“为国家、为社会”的角度考虑问题。   刘瑜:“为国家”和“为社会”是两个角度。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由于社会主义的传统,天然地就是“国家意识”,比如那些给居委会当积极分子的老人,他们是在为国家排忧解难。再比如那些给奥运会做志愿者的孩子们,那种公共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意识”,为祖国的荣誉出力嘛。   但是另一种公共意识,在我看来也很重要,甚至在今天的中国更重要,就是“社会意识”和“民间意识”,为民间的弱势群体、弱势个体发出声音的公共意识。这种声音不是没有。比如我前两天和西部阳光农村教育基金的梁晓燕女士吃饭,她告诉我,有不少80后志愿者在给这个基金工作,跑到西部最穷的地方去帮助农村教育,这是一批理想主义的青年,这样的人也还是有的,当然还不够多。不够多的原因,不能只怪年轻人自己,我们的制度对于民间自发组织力量的发展,还是有太多束缚。壹基金的艰难道路就能说明问题。当然壹基金这个突破口打开了,也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传统文化的当下价值   南方都市报:在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上,一些地方教育部门曾发出通知,要求删除《三字经》《弟子规》的一些内容,说不能不加选择的全文推荐给学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你怎么看待传统文化对中国转型的意义?

他,突破了封锁线 —— 与光诚面对面

紧急呼吁:我们已失去了钱云会,不能再失去陈光诚 他,突破了封锁线。          ——与光诚面对面 翟明磊 真是一个奇迹。 盲人律师陈光诚在2010年9月9日刑满释放后回到家中,即陷入了一百多位打手,看守的重重包围中。村口四个路口被封锁。村中架设了手机屏蔽仪。看守严密到这种程度,入夜,看守们就睡在光诚家大门口,而且将大门在外加锁,防止光诚晚上出逃。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外人无法见到光诚,得不到他任何消息。2010年9月 13日之后,外界对陈光诚的情况一无所知。 前不久有陈云飞,珍珠等英勇的公民勇闯村头,但被看守们打回。珍珠的车被砸。玻璃四溅,血痕处处。探访活动失败了。 东师古村啊,乌云压村,东师古村啊,暗无天日。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光诚突破了封锁线。 现在还不知光诚是通过何种渠道,偷偷拍下了五十分钟录相,并运送出来。这一举动完全打破了封锁,证明,公民们可以通过科技与网络,达到自由的境地。一个被重重软禁在斗室的人同样可以向万人演说.在这五十分钟录相中,光诚元气淋漓,证明在任何困难情境中,只要有自由的思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一颗勇敢的心。 这一案例必将在公民纪录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这是壹报第一次登载视频。 我想光诚讲述的种种侵犯人权的事与家中遭遇和我们高楼并起的现实似乎是个巨大的反差,但并不矛盾。钱穆先生说中国只要和平,勤劳的中国人只需四十年时间就会让中国富强。可是富强起来后,中国能不能保证人权,能不能保证国家权利不与民争利,迫害自由人士,能不能不走向法西斯化这才是中国发展的关键。陈光诚的五十分钟录相说明我们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光诚呼喊“救中国”的道理也在此。 难以想象光诚用何种方式一天天冒着巨大风险拍下这献给所有网络公民们的录相,又是如何送出来,环环相连,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有生命危险。在连食物都无法供应的艰难困境中,这不是奇迹吗? 在录相中,我看到了说到动情处颤抖的光诚毅然而然的决心:和他们拼了。 难道中国的民主进程真的要一个盲人引领? 难道在如此恶劣公共治理情境下,我们还不能恢复自己的清醒? 壹报发布此录相。也是证明。在孱弱的真相与辉煌的谎言之间,壹报选择真相。在一无所有的光诚与强大的临沂政府之间,壹报站在光诚这边。在高墙与蛋之间,壹报永远选择脆弱的蛋。 看这个录相时,有两处令我热泪盈眶,一处是光诚举着一束完全枯萎的花束。原来,这是开庭时,腾彪兄弟送给他女儿采的鲜花与树叶,四年来光诚一直保留着,在身边陪他度过漫长的牢狱生涯,在录相中光诚晃动着枯黄的花束,证实他的珍惜。任何对光诚的支持都是对良知的见证。他会永远保留着。 第二处是光诚的妻子袁伟静面对偷偷录下的镜头,轻声说,如果公布录相后有意外,请朋友们照顾他们两个孩子。我理解,为了发布这段唤醒中国人的演讲,光诚夫妇做了最坏的准备。 和钱云会一样,光诚也差点遭遇一次离奇的车祸,那天夜晚,当那位杀手的摩托车咆哮轰鸣加速向他冲来时,没想到杀手良心发现,最后一瞬间急刹车并悄悄开走了。 钱云会拍下了短短的手表录相。光诚则用自己的心力拍出这五十分钟的见证。钱云会为了村民的利益,最后“离奇”地死在路上(至今是谋杀还是交通事故未明,官方认定交通事故,但有大量疑点破绽,民间认为是谋杀,同样证据不足)。光诚同样为了村民的人权而抗争,发布这个录相,对自己百害无一利,令人担心,让人纠心,但他勇敢地做了。 今天,我在傅希秋牧师的网站看到了录相被公开了。 钱云会是在网上公布村民土地利益被官员剥夺的贴子不久后遇难。而光诚的录相带一旦公布,光诚也陷入危险中。 为了不让光诚家发生意外,我想最多的人群关注传播录相,并发出正义之声是最好的保护光诚的方式。你的博客转载了这一份录相,就有可能为光诚减一份风险.让真相传递更远。 我们已失去了钱云会,我们不能再失去陈光诚! 五段录相地址,来自对华援助协会网站 http://www.chinaaid.net/2011/02/20112-5_09.html 请朋友们观看。     (补充:博讯网消息,光诚与妻子在八日晚被临沂国保与派出所民警殴打成重伤,无法下床,也无法就医.直接原因正是曝光的录相。(此消息有待确认) 壹报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与抗议,这证实了我的担心.壹报再次呼吁关注光诚,结束这种在世界面前丧失理智的人权迫害!!!! 临沂的警官们,殴打吓唬不了正义的中国人! 紧急呼吁,不要让光诚成为下一个钱云会,危急,救助!!!!) 光诚对他的冤狱的诉状也公布如下,这同时也是一份很好的公民教材,对看守,非法软禁他的人也是一种法律警告。 激情四射的陈光诚没有失去理智,他将矛头直指党内保守势力。难得可贵的是在完全没有获得司法公正的冤案中,他仍没有失去对法治的信心,以法律途径继续申诉。 控告检举申诉书 申诉人:陈光诚,男,1971年11月12日生,汉族,山东省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人,大专文化,盲人。 申诉人陈光诚对于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1月9日(2006)临刑一终字第311号刑事裁定书提出申诉。并对相关违法犯罪的官员提出控告检举。 请求事项 1, 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2, 彻查并追究相关官员的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报复陷害,截访绑架,非法拘禁,非法关押,徇私舞弊,徇私枉法,枉法裁判,刑讯逼供,妨害司法(阻止证人作证,指使他人作伪证),报复证人等违法犯罪行为,并对其它直接责任人依法处罚。 3, 赔偿损失(包括家受到的损失)。 4, 公开赔礼道歉,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事实与理由 原判所称本人因不满当地政府的扶贫措施而实施了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的行为,纯属无稽之谈,与事实完全不符。事实上,是因为2005年2月起,临沂市三区九县违法出台文件,全面暴力推行计划生育,并且诛连亲邻,该做法严重违背了我国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计划生育法》及其它法规,党纪和中央政策。此事被我和北京政法大学的法学家及其它法律界的朋友调查曝光以后,国家计生委员会曾两次派专人来调查核实,并由司长于学军发布公告声明肯定了我们调查结果属实,和他们的调查结果一样。但临沂市委,市政府指使地方官员对本人实施了非法跟踪,非法软禁,非法拘禁和非法关押,对我的迫害自此开始。 时起于2005年8月11日,以李群,刘杰为首的不法官员指使地方官员数十人对我们进行跟踪和围追堵截,阻止我们进行调查。学者走后不法人员仍在我家周围驻守,每班一二十人,分成四班二十四小时非法跟踪监视我的行动,离家稍远便被挟持回家。8月24日,我几经周折摆脱监视到达外地,因此他们便对我家人实施恐吓,骚扰,9月6日,刘杰指使沂南县委县政府数十名工作人员,将我从北京强行绑架回山东临沂县维多利亚宾馆,期间遭到殴打,身体多处受伤,在这里刘杰曾当面威胁过我,关押一天后,又挟持我回家(此举违反我国《宪法》第27条第2款的规定,妨碍了公民依法行使监督权)(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或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至此进入非法拘禁状态。 从2005年9月7日起,每班人数增加到二十八人,同时还出高价雇佣大量黑社会打手参与其中,沂南县直各部门组成数个小组,其中有亲情组,堵截组,指挥组等,每班二十多人组成人墙强行阻止我和家人走出家门,阻止任何外人进入我家甚至我村与我接触,同时在我家周围专门配备了一圈路灯,遮阳伞,保温桶等用品。9月9日起,我家电话线路数次被无端掐断,同时在我邻居家长期安设手机屏蔽仪,且扣留我的邮包信件,使我无法同外界联系。(此举违反了《宪法》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9月中旬沂南县公检法司,交通和宣传等部门全面进入我村,公安,检察,法院,计生等部门人员也被排班在我家周围站岗(有些法院人员我早就认识),人员多达一二百人。11月8日最多时多达五百多人,11月8日这一事实,不仅数万民众知晓。10月4日北京邮电大学的许志永博士及其它朋友还曾亲眼看见,当时他们还遭到由沂南110直接指使的黑社会打手和公安假扮的流氓的殴打。10月14日梁晓燕等女士也曾亲眼看到双堠镇的赵峰,李先干带着一二十人对我的围困和阻止出门以及当场的殴打。以上这些有许多照片为证。(虽有的已被沂南公安抢走和销毁)类似的外地目击证人还有很多。 沂南县和双堠镇两级政府人员曾分成二十八个组,每组两人到我村挨家挨户做“工作”,要求村民不管陈光诚那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围观和参与。对于所有看着不公的想帮助我的亲邻轻者受到威胁恐吓,重者则被殴打,治安拘留,他们想把我致于任其宰割而无人敢问津的地步,这样他们再对我施暴时,我作为一个盲人便无法知道凶手是谁。 这种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一直持续到2006年3月也未停止。况且上述行为还是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进行的。此举违反了《宪法》第3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和《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它方式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规定从重处罚。”的规定。在长期非法拘禁的过程中,我向检察院提出检举和控告,对打我的人向法院提起过诉讼,但他们均不受理。 在2006年2月5日至3月11日,我被迫住在邻居堂婶家,期间,堂婶家的电话被无数次掐断,并在其邻居家安设了手机屏蔽仪,同时堂弟陈光余多次遭到威胁利诱,要求他将我从其家中赶走,陈光余拒绝后,他们便产生了对其行凶的念头。3月11日下午原围我家当时围我堂婶家周围的几十名各类人员趁陈光余到本村小卖部买烟时,四名被雇来的黑社会人员在指使下,中途突然用大衣罩住头部,对其进行群殴,身体多处被打伤。事后便跑回非法拘禁我的人群当中,当时双堠派出所的公安在现场,并给领导打电话,不久,又有一些公安来到现场,我们当即强烈要求他们找出打人凶手。并做出处理,但其拒绝未采取任何行动。只是看管我不让离开,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到东边的营后村,找由县直各部门组成的长期在此指挥拘禁我的领导小组,要求他们处理,数十名不法人员紧随其后,但所有负责的官员闻讯而躲避。我们只得要进一步到县,市乃至北京找更高一级的领导上访。 当我们要坐公共汽车上访时,他们几十个人把引领着我的家人弄到一边,雇来的人,政府工作人员,警察把我围在205国道边上,强行阻止我们上访,外围的警察和交警指挥车辆绕行,不让在此通过,以免我们有机会上车离开当时执行这个非法命令的至少有六七十人,其中有雇来的人员刘虎,刘长斌等。有镇政府人员尹纪考,刘存利等,有公安人员孙学农,王纪青,张升东,贺勇等。此举严重违反了《公务员法》第54条:“……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第104条:“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处分”的规定。 由于他们近百人的围堵,使本人无法乘车离开,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便捏造了本人扰乱交通秩序的罪名,这些执行非法命令的人摇身一变,变成了目击证人。沂南公检法部分人员不但参加了长期非法拘禁本人,而且后来却成了捏造事实,陷害本人的侦查,起诉,审理的合法工作人员。这显然是无理而荒谬的指控和枉法裁判。不难看出,所谓的“众”是由他们县镇政府工作人员和用纳税人的钱雇来的闲杂人员组成的“众”。聚众者是地方官员,而根本不是本人。为了非法限制本人的人身自由,是他们聚来上述的众多人员影响了交通,本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这样的“众”本人也无法聚集起来。因此对本人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名的指控是不成立的。此举违反了《刑法》第243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的规定。 事后,本人被强行带到沂南维多利亚宾馆中非法关押,期间遭受虐待。4月2日我被转到位于张庄镇小河村的民警培训中心关押,这期间主要由沂南公安和双堠镇工作人员看押。县公安局张某任组长,双堠镇副书记夏发田任副组长的看押小组共二十多人,他们分四班全天候看管,在这期间,我的家人和律师多次向地方政府各公安部门询问本人下落,他们均告不知。直到90天后的6月10日他们才向本人宣告刑拘。这种私设黑监狱,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合法公民非法关押数月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33条第3款:“国家遵重和保障人权”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后来在律师被殴打威胁,证人被绑架不能出庭,对可能出庭的证人威胁以及强行指派我不认可的律师为我辨护的情况下,作出了现在的违法判决,本人到达监狱后,有关官员还再多次阻挠本人申诉,致使我自提出申诉至今已42个月仍未果。在上述行为中表明了:1,司法机关未能依照《宪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第三款: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第4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41条2款:“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依法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第126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1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规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这违反了《刑法》第399条:“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或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2,政府不法官员和某组织滥用职权、妨害司法,违反了《宪法》第五条5款:“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刑法》第254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第397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 以上所述,不难看出这是一次由政府官员暗中操纵的枉法裁判。事先沂南县公检法司的部分或全部人员都参加了对本人实施的非法跟踪、截访、拘禁和关押,故他们没有再担任本案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合法资格了。这是滥权枉为的行为,任何人和社会组织都没有有这种超越宪法和法律行事的权利,包括党和政府(《宪法》第5条第五款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在这种情况下作出侦察、起诉与审判完全与实际不符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本人故意毁坏财物的指控同样荒谬不符合实际。真正的事实是:长达半看多的施暴、非法拘禁及对本村村民的骚扰,这些明显严重违法的行为造成了极大民愤。2006年春节后的2月2日,邻居陈华欲到我家拜年,遭到以尹纪山为首的十几名施暴者的阻止和追打,当时也曾报警,但警察来后只是一味劝陈回家,而对打人者不做调查处理,此时打人者就在十几米外的人群中。2月4日公安找到陈华,说打人者在派出所,让他去指认,陈华便上车随往,当警车经过双堠镇时,警察对陈华说:“对不起,我又一次骗了你,根据领导指示,必须拘留你,如不拘留你,在东师古村站岗的人就不干了。”此后公安在法定时间内未向其家人出示《行政拘留通知书》的情况下,将其扣留11天。公安这种不抓打人的凶手,反将被打的受害者拘留的做法,使其公信力尽失,也为2月5日发生的事埋下了隐患。26小时以后的2月5日下午,陈华妻走出家门,找有关领导询问有关陈华的下落,当时十几名暴徒在我家门口围着她,我闻声走到现场,要求他们领导出面澄清此事,但无人出面。于是我们欲到村委办公室去找长期在此指挥的镇副书记张健和于X,但施暴者强行阻止,其中有尹纪考、刘虎等十余人。在村民的帮助下,我们总算来到村委后,屋门已被锁上,此时,陈华70多岁的奶奶也闻讯来到村委,因想念孙子情绪很激动,我便将她扶到就近的陈光余家让她坐下,但她仍很激动,坐了一二分钟就又走了出去,当时我没有跟出去,后来听说她昏倒在雪地里,所有在场的村民便要求施暴者用他们停在村口的汽车送她去医院,再三遭到拒绝,村民对他们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纷纷指责,在喧闹中,雇来的的暴徒及镇计生主任尹纪考向村民投掷石块,把村民杜德海的头严重打伤,造成本村至少80%以上的村民愤怒。“半年来在我们村的非法骚扰,我们还没对他们扔黑石头,他们却先扔石头打我们。”这样使得村民们半年来积聚的愤怒终于爆发,于是便出现了400多村民与几十名暴徒和政府人员,公安等约二百人的对峙,这就是原判中提到的我村村民追打双堠镇来我村办事工作人员的片面说法的事实真相,试问:天黑好几个小时了,什么样的工作需要镇政府连夜进行,事实上就是参与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这一见不得人的勾当。后来听说有车辆被掀翻,玻璃被砸碎,但这只是听说,本人从未来到现场,一直都被众多暴徒软禁在陈光余家中不得出门。这不难看出,说我指挥此事与事实完全不符。至于陈光和,陈光余,陈更江等在刑警队逼迫下出具的证言是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的。因为上述等人在刑警队里遭受到连续几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数天不让睡觉等的刑讯逼供,警察张升东,贺勇等逼迫他们按照刑警队的意思出具证言,并逼迫他们背诵刑警队早已准备好的指控我的口供背熟加以录像。还对他们说:“只要你好好配合,很快便可以回家,我们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针对陈光诚。”这一点他们被释放后都曾说明作证并要对公安提出指控。在我开庭时,陈光和当着我律师的面被沂南公安绑架,目的是阻止其出庭作证和对公安行为逼供的指控。开庭当日,原本答应出庭作证的陈光余也神秘失踪。参与作伪证的有县公安等部门工作人员,镇村两级工作人员和一些被雇来的地痞流氓多达几十人,他们事先参与了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事后又以证人的身份出现他们先后提供的证言明显颠倒黑白,自相矛盾。上述酷刑、逼供、作伪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宪法》第37条、《刑法》第247条:“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第367条 “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第308条 “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 刘虎等人出具的证言中提到本人在家门口摔砸保温桶盖的说法,不仅不能证明本人毁坏财物,却是他们对我长期实施非法拘禁的铁证。试想,冰天雪地里,我家门口哪来这么多人需要用保温桶供应热水?他们把煤球炉、保温桶等日常生活用品摆放在我家周围干什么?真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类似弄巧成拙的证据在原案卷中还有很多,但就是这些漏洞百出的证人证言,法院竟然一一采信,由此可见沂南公检法在此案中的狼狈为奸,携手制造冤案的本质。他们这种知法犯法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第五条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刑法》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和《刑法》第247条、第399条以及《行政诉讼法》中依法行政的相关条款的规定,应依法从重追究不法官员们的法律责任。 自事发至今,我取得了大量其对我实施迫害的证据,有相当一部分已被沂南公安抢走或稍毁,这违反了《刑法》第307条的规定。另外,在关押我的沂南县维多利亚宾馆和民警培训中心里,本人也留有重要的证据在现场,这需要你们帮助我和律师到现场去指认和勘验。 此外,长期以来,本人和家人、亲人无数次的遭到打击和报复,遭到施暴者的绑架、行凶殴打、软禁、拘役等各种不法人身伤害。在这种侵害事发时,本人采取任何措施来防卫都是正当的、必要的、即使造成对方死亡,责任也应由施暴者自行承担,本人不承担任何刑事责任。法律规定盲人的正当防卫,没有防卫过当之说。相关法律详见《刑法》第19条:“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第20条和《残疾人维护法律知识手册》第102至104页的“残疾人因为肢体、语言、视觉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因此容易受到伤害,面临侵权行为时,要敢于同侵权行为作头争、尤其是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违法犯罪行为,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由上可知,不仅表明原判所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完全不符,还表明原判决是故意弄出来的错误判决,所列举的几个证据(详见附一)不仅仅表明据已定罪的证据本身不确实、不充分、有的还自相矛盾。例如:刘长生现在的证言,不仅表明原9号证据纯属公安伪造,还表明公安既然能伪造9号证据,那其他由公安出具的、收集的、有关的和受其影响的证据均没有真实性可言,韩传旺先后出具的证言自相矛盾。来自政府人员和雇来的人员所出具的证据皆同一理。 本案曾经过两次上诉,第一次因沂南司法机关强行为我指派我不认可的律师,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了本人合法权利而被临沂市中院撤销发回重审,重审后沂南法院在不法官员的干涉下无视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重事实、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公然亵渎法律的尊严,无视审判工作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方在法庭上提交的诸多证据,被我律师调查所取得的证据一一推翻并能证实对方的证据之间互相矛盾、与事实完全不符。然而法院无视事实、依然作出同于上次的错误判决。 第二次上诉时,中院不坚持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而不顾事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种不顾事实和证据之间的因果矛盾以及证据之间的自相矛盾,不仅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公正性。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相关规定:“证据之间有不能排除的重大矛盾,证据与事实之间存在严重矛盾等情况的都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判决、裁判。” 以上所述,不过是提纲挈领罢了,因条件所限,无法详细书写,应与2007年10月下旬由本人律师提交给贵院的《申诉和控告检举材料》互相补充使用,其部分证据也包含其中,还有此详细内容需要你们来帮助当面记录整理。 本份申诉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中“具备四种情形之一的,必须重新审判”中的第一、二种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8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证据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全面审查。”因此相关司法部门应依法进行立案调查处理。 希望贵院在《宪法》第126条、第131条规定前提下,依照《宪法》第41条,《残疾人保障法》第3条、第61条的规定依法履行职责,以落实《宪法》第5条、第33条的规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建立法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早日查清事实、还我公道。 同时我再一次对上述申诉中所提到的以李群、刘杰为首的不法官员以及其他参与执行的直接责任人,对我和家实施迫害、打击报复等严重违法行为提出检举和控告,包括至今仍在我家周围执行非法限制我爱人人身自由的、由双堠镇党委书记贺作海和镇工作人员高兴健指挥带领的数十名雇来的地痞流氓等。要求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展开彻底调查,并依法追究其刑责任。 此致。 注:后有附一、附二。                                                                                                       控告检举人:陈光诚 2010年7月21日 附一: 1、 刘长生的证言,即原案9号证言人,现在证实原案9号证据纯属沂南伪造。据刘长生自称,他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证言。事发时,其远在数百公里外的淄博打工,根本就未在现场,李春英同样也在外地打工,根本不在现场,原9号的证据从何而来? 2、 韩传旺先后两次开庭时所出具的两份书证言自相矛盾,前声称自己看到了救护车的到来,要求本人让路,遭本人拒绝,这份在第一次开庭时出具的证言复件已在我律师手中,但重审开庭时,律师多次询问韩传旺,他却又说从未看见过,也从没说过救护车的问题。以上二份明显不真实和自相矛盾的证言,却都被法院二次开庭时作为给本人定罪的有效证据使用了。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韩传旺自2005年9月起,一直在我家周围受命参加了非法拘禁的工作。 3、 孟良崮医院的刘长冬和王静的证言,即原案中8号证言人,现在证实,原8号证据也纯属沂南公安伪造。本人律师事后找到他们询问时,两位称未出具过案卷中有关他们的证言并为我的律师描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说他们从未看见陈光诚在现场,并向我律师出具了书面证言,但法庭无理拒绝该证言的有效性。 4、 相向而停的两方车辆之间的距离很远,可见中间人员很多,若如原案指称的只有我们三人在现场,两车之间的距离不可能拉得如此之大,具体数据详见律师提交的现场勘验资料。 5、 用以指控本人有罪的光盘上根本没有本人,只是在两车之间出现了一片漆黑。这样的没有本人出现的光盘也被法院视为证明本人有罪的有效证据。既然将其作为证据,就应弄清楚这一片漆黑之下掩盖的是什么,因为这一片黑是用电脑人为加工制造出来的,不难看出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我想,黑暗之下掩藏的就是他们约二百各类人组成的用以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对我实施打击报复的丑恶嘴脸。因此,我要求查阅并公开原始录像,弄清事实的真相,因为法律规定,剪辑过的声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6、 和我一起被抓的陈光余、陈光军和被抓的其他人事后称,在关押期间,公安要求他们按公安早已写好的所谓证词,要求他们按照事先写好的供词对我上述两罪出具证言,不按他们说的去做,便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让睡觉,逼其背熟证词以后,同时公安再加以录相。案件中其他多份证词均由此而来,但可恶的是这样的证据证言,也被法院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而对原证人对公安的不法行为的指控置之不理, 这些同样严重违反了《刑法》第307条和有关酷刑的有关条款。 7、 远在46个月以前,我们曾针对沂南公安作伪证和指使他们作伪证的行为向市县两级法院提出过起诉状,至今两级法院均有案卷材料为证,必须调阅查明原委。 8、 为了方便限制本人人身自由,不法官员在我家周围及村内其它必要的地方均安装了路灯等。这些实物和其它实物的痕迹至今仍然存在,这需要到现场查证,最重要的是持续长达五年的不法侵害至今仍在继续,这一事实只要调查便不难查清。 9、 不法官员和直接责任人对我和家人的打击报复和迫害行为纯属执法犯法的主观故意行为,以下两个发生的事例可以充分说明: ①2006年9月初,一审判决下达后,审判长王军在看守所里对我说:“你这案子早晚会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我个人得罪你干什么?”我说:“那你们都很明白啊。”王军一拍桌子说:“事实谁不清楚。”我说:“那你还做这样的判决?”………… ②国家计生委两次来调查时,曾到我家,当时包围我家周围的许多人和停在村口的数辆车纷纷躲到村外的玉米地里和田间小路上,国家计生委人员刚一走,离开我村后,他们便迅速回来继续实施非法行为。 10、 2009年4月28日,家人来会见时得知,贺作海仍在指挥高兴健和潘某带领20多人,24小时在我家周围非法限制我家人的人身自由强行阻止我爱人来会见,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时起于2005年8月份的迫害行为至今仍在继续,更证明原判事实完全错误和原有证据不真实。 11、 到2009年5月26日上述非法限制我家人的人身自由的犯罪行为仍在继续进行,对此我和我家人早已多次向地方检察部门提起过控告,检举,报警,他们均未履行职责。他们无耻到就连我家亲戚遇车祸死亡都惨无人道的阻止我家人去奔丧。 12、 开庭时,他们否认对我的绑架和长达10个月的非法拘禁,且4年多一直对我家人实施跟踪,拘禁及多次绑架。如今,我出狱数月来,这种非法拘禁仍在继续且更加严厉,请有关国家机关及各界人士实地查实见证。 (邮件查单复印件共8页整) 附二: 1、 本份控告检举申诉书必须和2007年10月下旬李劲松律师向贵院提交的“申诉和控告检举材料”互相补充使用。因有些相关内容和证据已收在那份材料里。特别在这里说明。 2、 还有许许多多的目击证人,等调查工作展开后,我再继续提供给你们。 3、 在押期间,我不停地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检举、申诉。从09年2月下旬到出狱这段时间,找他们562次,加上我去找了,但狱所方以找的频率过高为由不予联系的共约2000次。其中联系到检察机关的次数:看守所55次(面谈过2次);监狱09年2月份之前是105次(面谈过6次);2月份之后是128次(面谈过18次)。期间,我还不止一次地将此份控告、检举、申诉书以挂号信的形式邮寄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人大(均有邮局回址为证),但都石沉大海。 在此,委托朋友们再次公开、正式地将此控告、检举、申诉书递交给有关国家机关,并将此内容公布于众,再次要求实事求是地对非法拘禁我和我家人并构陷我入狱的事实进行查处。                                                                                                                                                                                                                                      陈光诚

访问中国和解智库发起人:王光泽

作者: 老虎庙  |  评论(0)  | 标签: 和解 , 王光泽 , 智库 , 学者 一般人说起王光泽:这人是主张和共产党和解的。我去王光泽家里录制本集《努力走向公民社会》时就以此为题,我问“能够简单用一句话概括你的政治主张吗?这就是‘和共产党和解’?” 王光泽笑笑,说,当然不能。 也许由于他主张的独特,大家就习惯做个提炼,就这么着把王光泽的主张给说邪了。王光泽说这个和解,是在三个层面上去看。一、和中共和解;二、和民族和解;三、和社会和解。而王光泽又表示对在专制制度的国家实现政治和解不抱希望。因此他谈到了“颜色革命”,谈到了发生在台湾美丽岛的民主运动…… 作为2009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之一,对王光泽的评价是这样的—— 中国和解智库的宗旨是揭示历史真相、促进朝野之间对话、化解民间维权冲突,充分吸收基督教和其它一些宗教的和解理念,借鉴外国的政治转型经验,推动中国民主进程和平转型,减少社会动荡和族群间冲突。中国和解智库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专事为中国的政治和解与民族和解鼓与呼,从和解的角度参与公共事务的发言和评论。经过王光泽等学人的努力,开创了民间政治表达的新篇章,试图扭转数千年来的对抗性政治文化。2008年11月,澳大利亚齐氏文化基金会授予王光泽先生及中国和解智库“促进中国进步奖”。 王光泽是中国和解智库的大陆召集人,亦是和解智库的发起人之一。 另:《努力走向公民社会》拍摄和发布已经42集,在此寻求光盘制作和继续拍摄工作资金。此事可与我手机联系13466717175 截止目前完成拍摄的名单如下——(001)张辉 (002)许志永 (003)李海 (004)莫之许 (005)崔卫平 (006)何方 (007)郭于华 (008)徐友渔 (009)张辉 (010)艾未未 (011)刘晓原 (012)翟明磊 (013)李加富 (014)苏雨桐 (015/16)夏业良 (017)杜光 (018)冯正虎 (019)傅国涌 (020)张耀杰 (021)周曙光 (022)殷德义 (023)梁晓燕 (024)毛向辉 (025)王荔蕻 (026)杨立才 (027)吴华英 (028)艾晓明 (028续)艾晓明 (029)倪玉兰 (030)冉云飞 (031)李凡 (032)腾彪 (033)沙叶新 (034)程巢父 (035)魏英杰 (036)刘锡伟 (037)杨支柱 (038)屠夫(吴淦) (039)许志永 (040)华泽/灵魂飘香 (040续)华泽/灵魂飘香 (041)郭玉闪 (042)王光泽 【如何观看本集视频】 □ 通过代理(墙)youtube在线观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H8RC7m4MU0 □ 通过115网盘下载 进入下载页面 http://u.115.com/file/t8553850cf □ 现在点击直接下载 直接下 http://supermail.263.net:6682/cgi-bin/supermail.fcg?func=downfile&ip=NDE3OTM1Nw==&ipfrom=emhvdXlvbmdtZWk= □ 通过电驴共享第42集 点击获取地址 http://notepad.cc/share/WYw1YMVyYO □ 全部42集(截止目前)电驴共享地址 点击获取 http://fhttian.info/24hour □ 提交您的邮址获得定向发送大邮件 点击提交 http://24hour.blogbus.com/logs/86279554.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老虎庙的最新更新: 一切源自有念头 / 2011-01-23 18:04 / 评论数( 5 ) 黑头套后面的公民头颅[视频信息] / 2011-01-22 09:08 / 评论数( 8 ) 纪斯尊 / 2011-01-19 04:54 / 评论数( 4 ) 和流民在一起的女性们 / 2011-01-17 11:27 / 评论数( 4 ) 八案在手 俨然公民律师 [视频] / 2011-01-14 10:52 / 评论数( 3 )

2010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政右经左)完整版

艾未未发起的“公民调查”向中央、四川省级、县市级以及基金会等100多家不同政府机构申请公开512完整的信息,包括灾情核查、捐款使用明细、坍塌校舍调查报告、遇难师生具体情况等近万条信息,但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复。

最近被限制出国人员名单(有待补充)

10月30日。李苏斌律师、江天勇律师受邀前往观看美国中期大选,并计划与美国法学界和司法界进行交流。李律师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拦,称要“查护照”。江律师在北京的机场被拦,称如果他离开中国,“将会危害到国家安全”。

丁东:告别梁从诫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处于低潮期,梁先生和杨东平、王力雄、梁晓燕三位民间知识分子,发起了自然之友。这是一个和官办群众团体完全不同的民间组织。在此之前,中国的群团组织,比如工会、妇联、文联、作协、科协,领导机构由组织部门内定,人员都有行政级别,经费都由财政拨款,活动自然也很难体现多少自主性,他们实际上也是官方机构。自然之友则是经费自筹,机构自选,活动自定。它打破了行业的界限、职业的界限,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年龄,什么性别,有没有文凭,不管你是教师还是学生,老板还是员工,警察还是律师,记者还是编辑,作家还是画家,官员还是个体户,只要你关怀生态环境,都可以自愿参加。自然之友的诞生,给平民百姓开拓了一条促进社会健康的渠道,提供了一个让普通人参与推动社会进步的着力点。这才是真正的非政府组织,真正的NGO。在此之前,中国也不是没有人想成立真正的NGO,但往往在合法登记环节上卡了壳。宪法虽然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但当时成立民间社团有一个难迈的坎,就是找到不到党主管部门,而没有党政主管部门,民政部门又不予登记。以至于一些民间社团只好登记为企业法人,或者在得不到合法登记的状态下硬着头皮开展活动。好在80年代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是文化部主管的合法登记的社团,梁从诫用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的方式,使自然之友获得了合法登记,并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环保活动,成为中国大陆NGO起死回生的领头羊。而NGO的顽强发育,又让人们看到了公民社会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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