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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对当前宏观调控中九种观点的看法

樊纲:对当前宏观调控中九种观点的看法 进入专题 : 宏观调控    ● 樊纲 ( 进入专栏 )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从统计数字看,我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经济过热势头得到了遏制。在宏观调控取得良好成绩时,也有一些对宏观调控政策质疑的观点,我愿意对这些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      观点一:“经济热有什么不好”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不怕热,就怕冷,经济过热有什么不好?我以为,在世界各个国家,经济过冷从来都是经济过热的直接恶果。比如,美国前几年的经济萧条是因为IT业的泡沫导致的,而日本长达15年的经济低迷,则是因为此前20多年的经济过热产生的泡沫破裂造成的。这几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的高增长,投资高速增长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大量中国企业开始投资更新生产设备。其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吸引外资大幅度增长,带动了国内相关企业的投资增长。比如这两年世界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带动了国内汽车零配件行业的投资浪潮。另外,入世后,中国产品的出口限制少了,出口大幅增长也推动了国内出口企业大量追加投资。比如去年有段时间,中国纺织行业投资增长率竟高达百分之几百。最后是中国城市化建设开始加速,现在各地都在大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开发区、大学城更是一拥而上。这些投资是好事,但如果同时进行,大干快上,就会使能源和生产资料需求大幅增长,出现供给瓶颈并引起价格攀升,比如今年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就达到了10%,这种短缺甚至还影响了全世界的能源和生产资料供应价格。而价格的攀升反过来又刺激了投资的增加,形成过度投资。人们这时往往认识不到的是,这么高的需求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一旦需求下降,大量投资就会变成过剩的生产能力,造成产品积压,供过于求,大家竞相杀价,企业破产倒闭,进而出现通货紧缩。国内车市近期的低迷表现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一些生产资料产业也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况。因此,为了防止中国经济陷入萧条,就必须在经济过热之前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宏观波动的效率损失说到底就是在波动的各个阶段上大量生产资源的各种形式的浪费。      观点二:“消费没增长就不会过热”      有人认为,投资增长是为了消费,消费没有高增长,中国经济就不会过热。我以为,第一,导致总供求关系失衡(即过热或过冷)原因的那个当年的最终总需求,就是由三部分组成,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投资是要在今后许多年用的东西,基础设施甚至是几十年要用的东西,当年看就是最终需求。消费不扩大,投资多了,总需求就是多了,供求就失衡了。第二,中国的消费增长历来是比较平稳的,即使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过热时,消费的实际年增长率也不过10%左右。从中国的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的消费不会自动地出现更高的增长,投资多了在短期内因带动就业的增长和工资总额的增长进而推动消费的增长。第三,无论是理论上说还是从经验上看,投资历来是决定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出现过热从来也都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而经济不景气也是由投资的萎缩导致的。      观点三:“消费品价格没有多高,不是过热”      有人认为,消费品价格没有高增长,经济就没有过热。我以为,根据经济规律,消费品价格上涨不会出现在经济过热之初,只有在经济过热现象非常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上涨。因为在经济过热之初,厂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和运用新技术消化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所以消费品价格不涨也可能引起过度投资,过剩的生产能力,最终导致通货紧缩。在观察经济过热趋势时,首先要看的是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要是消费价格已经大幅度上涨,那就不是防止过热,而是经济已经大热,治理起来就要下大力气了。   就目前中国的消费品生产能力和世界市场的情况来看,如果经济过热不到很高的程度,消费品价格不会出现高额通货膨胀。所以,现在防止经济过热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高额通货膨胀,而是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导致投资过度,形成大量过剩生产能力,不久后可能又出现的深度通货紧缩!美国人前些年还把当时那个已经过热、但消费品价格上涨不多的情况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新经济”,并以此来论证经济不热,结果泡沫还是要崩溃,然后还是发生了经济溃退和通货紧缩。因此,用消费品价格本身来对经济形势进行判断会发生严重的误导。      观点四:“中国市场这么大,潜力这么大,怎么会过热?”      有人认为,中国现有的消费水平这么低,市场空间还这么大,比如中国还有几亿人没买房子,几亿农民还没进城,发展前景这么好,购买需求这么大,怎么会出现过热呢?我以为,从长期看,这些需要确实存在,但是需要不等于需求,比如一个普通工薪族需要一套几十万的房子,可是他的收入却买不起,这就不能叫需求。需求是以收入为基础,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所以不能用长期的、未来的需要来计算现在的供给能力。中国人的支付能力(也就是收入)的增长是一个长时期内才能实现的过程,如果把那个需要通过信贷的过度供给在一年两年的短期内变成现在需求(比如在一两年就要修出正常情况下10年才能修完的路),那一定会出现需求大大超出供给,出现过热与供给瓶颈。总之,中国增长潜力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过热,指的是当前总供求关系的失衡,是两回事。      观点五:“还有那么多失业,怎么会过热”?      有人认为,还有那么多人失业,经济怎么会过热?我以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农民还没有获得新的就业,处于非充分就业的状态,别说中国经济现在按正常情况每年增长9%,就是一年增长90%,也还是会有很多失业,因为中国不可能在一两年里解决3亿人的就业问题。即使是城里10%的失业人群,也存在那么多“要价”极低的农民工的竞争,无论是经济过热还是经济过冷,这种失业都会存在。      观点六:“是局部过热,而不是总体过热”      有人认为,当前的经济只是局部过热,总体并没有过热。我以为不然。为什么别的部门不热,偏偏是钢材、水泥、电解铝热,建材、建筑机械部门热?恰恰是因为投资总量太大了,大家都搞投资基建,都要用钢材、水泥、电解铝、建筑机械,拉起了这些部门的需求,才有这些部门的价格上涨、利润高升,从而引导人们蜂拥而上。这种“局部现象”,其实正是宏观总量失衡的表现。这次的情况可以说是典型的由投资总量过大所引起的供给瓶颈的问题,表现是局部的,但根源是总量的。这个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如果仅依靠所谓的“产业政策”去限制那些过热产业的投资,而不从源头着手,控制总投资规模、信贷等总量,是抑制不住经济过热,也抑制不住那些过热产业高涨的投资的,因为只要那些产品的价格因为总需求的过热而高升,投资者就还会想方设法绕过你的产业政策挤到那些部门去投资。      观点七:“政府宏观调控得太早了”      有人认为,去年以来即使有一些过热的趋势,但还没有真正过热,不应该太早采取调控政策。我认为,要想使经济波动小一点,就需要动手早一点,在经济还没有过热的时候就要抑制它。去年6月底,我们开始讨论是否存在经济过热趋势,这引起了一些企业家的反感,他们抱怨说,我们刚过几天好日子,你们就说什么过热不过热。有的企业说,只要再给他们半年时间,他们就发了,因此不要谈过热,但实际上,如果不进行宏观调控,他们的损失会更大。真正的问题是:对这些企业家而言,什么是好日子?是持续在8%—9%的水平上持续增长几十年好,还是以20%—30%的速度增长几年然后一下子掉下去、砸锅卖铁的好?其实中小企业在经济波动当中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大企业资金雄厚、基础扎实,他们有一百个办法渡过难关,银行也不敢随便从大企业撤资;中小企业就不一样了,他们底子比较薄,一旦出现经济起伏,就会大量破产、倒闭、清盘。相反,早一点调整,热度不高,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不大,企业受到的冲击就会较小,比较容易渡过难关。比如,去年房地产业对上半年人民银行的一些抑制过热、预防坏账的措施意见很大,但正因为在过热还在初期阶段就提前采取了措施,泡沫就没有真正起来,大家都受到了一点冲击,然后都进行了一点调整,就过去了,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没出现大量开发商贱卖楼盘、破产倒闭的现象,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微调、早调的好处。   对企业来说,波动较小,发展较好。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平稳增长,不大起大落,总的效益比较大,此事绝不能看高涨期一时的热闹。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过热那几年,中国每年增加2000万就业岗位,但随后就急剧下降,最后一算总账,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只创造800万非农就业。而这两年,中国经济稳定在每年增长8%左右,每年却可以创造1200万就业岗位。所以对于整个经济来说,还是平稳增长好。   中国经济这次很可能会实现软着陆,就是因为这次宏观调控采取得比较早,在经济还没有很热的时候就采取了一定的调控措施,投资增长基本刹住了,经济热度并不高。我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会略微下降,明年会保持在8%—9%的水平上,这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速度。      观点八:“政府不该干预市场”      目前有许多人认为政府没有必要搞宏观调控,干预市场,现在搞市场经济了,不需要政府宏观干预了。我以为不然。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波动从来都是由私人企业的预期错误、对利润的强烈追求动机推动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没有政府干预,结果导致七八年就出现一次经济周期,不停地破坏生产能力,直到1930年发生“大萧条”,经济危机把全世界50%的生产能力消灭掉,才用这种强制的办法恢复了总供求的平衡。在那以后才有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有了格林斯潘们在那里不断地对市场进行一些干预。   我们是发展初期的市场经济,我们的企业家还是第一代的企业家,第一代的投资者,还没有市场经济的风险意识,还没有经历过许多市场的波动,还不知道如何防范风险和驾驭市场波动,我们的经济就更容易出现波动,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就更不能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 更何况我们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的初期阶段,想一想象美国那样的发达的市场经济还会在最近来一次IT泡沫破灭产生的破坏。也还需要有市场之外的宏观调控。   政府干预的手段、政策的合理性等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讨论的,政府的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可能尚有不足,但如果政府眼看着经济沿着过热的轨道发展下去而不管,就更是一个失职的政府,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      观点九:“宏观调控使企业受到了损失”      现在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使企业受到了冲击,受到了损失”。如果这指的是政府错误的、过度的、不适当的政策造成的当前与今后的经济损失,那么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如果这指的是经济过热之后宏观调控导致的经济调整过程本身的一些现象,如经济增长率下滑、过剩生产能力显现、企业贷款减少等,却是不对的,是一种概念的混淆。假如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我们当前的经济可能还在高增长,甚至更高地增长(今年也许就是14%的增长),大家也许感觉良好,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最多明年或后年,市场本身就要进行强制性地调整(经济危机),那时的损失会更大。现在进行(正确的、适度的)宏观调控,恰恰是在减少大家的损失,甚至是避免许多企业最终的倒闭!现在不受一点小损失,将来会受更大的损失!宏观调控恰恰是减少了损失,而不是造成了损失。政府进行调控,就避免了最后的经济危机。因此,要想看清事物的本质,就不妨想一想“假如没有政府宏观调控”会发生什么。 进入 樊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调控   

谢志浩:杨小凯与茅于轼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根据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钟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比方说杨小凯、秦晖、陈来、郑也夫这些学者。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茅于轼、江平、吴敬琏、陈乐民、张光直,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但是,第四代学者成长的路径,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比较曲折的。比较而言,大陆第四代学者的成长路径尤为坎坷。        1949年政权鼎革,大陆迅速建立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态,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差不多都变成了“敏感”学科,社会学被取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被限制发展。记得谢泳曾经引述一位欧洲学者的话,大意是全能政治是不要社会科学的。反映在大陆,就是通过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学科,法学和经济学苟延残喘,学科的学理性荡然无存。这些政治安排影响所及,国家的行为总是不上轨道。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指望着能够培养出来使国家能够上轨道的人才。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吴敬琏、茅于轼这些当代大陆有名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是1929年出生的。吴敬琏原来报考的是金陵大学,但是由于病痛休学两年,刚一复学便赶上了院系调整,被调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了,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堪称顾准的衣钵传人。        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幕,别看吴敬琏、茅于轼从辈分上说属于第四代学者,他们毕竟是第五代的老师辈,但是,学术理念的健全、学术精神的回归,第四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思想解放,确实做到教学相长。        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安排,大陆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步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辈分上属于第四代,但是不甘心成为辩护士的有良知的学者,在乍暖还寒、如履薄冰的学术领域,还真是寂寞的很。        吴敬琏、茅于轼,能够成为第四代学者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与学术传承有关,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关,也与第五代学人相互砥砺,不无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第四代要大第五代二十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思想启蒙。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二)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首先,茅于轼的工科背景,人们就觉得比较稀罕。        笔者曾经误以为,茅于轼是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公子,其实茅于轼实乃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哥哥茅以升大概都有技术救国的理念吧!学成回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茅以新老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属于大家闺秀。外公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舅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那一辈,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理性精神。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        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跟随父亲转辗迁播于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茅于轼小学读了6个、中学读了7所。小学和中学几乎是一年读一所,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全能政治生态,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受到打击的。茅于轼这样一位铁路工程师,反正是祸从嘴出,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而老父亲都70多岁,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觉得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        自从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而这时,茅于轼已经50岁。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强大的自学能力、炽热的求知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茅于轼的学问底子毕竟是在民国时代打下的。民国大学史很有趣,那时候,实行通才教育。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和自己的茅以新,国学底蕴和多学科的素养,都非常深厚。        晚辈,无论从“纵贯”还是“横通”,都要比民国的学者逊色好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螺丝钉。        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固然,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研究李白最出色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但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詹英先生说:自己是开杂货店的。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于轼,尽管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但锲而不舍地钻研西方经济学,记者撰写茅于轼的相关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十分奇异。        记得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什么“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转行学习新知识的难度,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进行切磋。“独学则无友”,这对探索现代经济学的茅于轼来说,存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好比孤独一人在沙漠之中行走。        (三)        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实在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得以谋面。当时小凯还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小凯在技术经济研究所,头顶反革命大帽子,加以和小娟劳燕分飞,想来是异常苦闷的。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的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的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了资源配置这条路经?但是,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茅于轼不小的启迪。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实在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西安会议”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小娟被调到经济管理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小凯与小娟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看到茅于轼的回忆,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底,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杨小凯要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茅于轼——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由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四)        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部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要到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的统领之下,具有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由于社科院组团参观访问,茅于轼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茅于轼坐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经常诅咒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首先,就打电话给小凯。痴迷学术但是忠于友谊的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写道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操守和品质是决定性的。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遇到困难,向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杨联升求助,反倒受到一番奚落。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茅于轼离开美国前,不忘到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小凯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一起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小凯,难得有这样的休息。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带着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学术资料的茅于轼,1987年回国。        茅于轼在以后的7年中,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可以去非洲2次。这样,机缘巧合,茅于轼进行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茅于轼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小凯通了电话,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小娟依然那么优雅、热忱,小凯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凯的大儿子——杨泽思。小凯对这个孩子宠爱得不得了,真有点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劲头。天使一般的小溪特别懂事,真是惹人怜爱,把弟弟泽思照顾得特别周全。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小溪的照片,长得不像小凯,相貌随妈妈小娟,安详、宁静、优雅、善良、纯正。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小凯,结识了小凯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带着小凯的深情厚谊,茅于轼回到了北京。        (五)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90年代便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茅于轼,无可置疑地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小凯内心很是高兴。小凯是“天则”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小凯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做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1日,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自满的情绪,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情形。        2000年,这个时候,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家了。茅于轼知道小凯不事生产,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这样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小凯。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月小凯的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之人。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小凯英年早逝。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      来源: 财经网博客   

茅于轼获弗里德曼自由奖

设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宣布,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该研究所颁发的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Liberty Prize)。 卡托研究所认为,茅于轼是中国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倡导开放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贡献了力量。茅于轼也是中国民间慈善和社会自助组织的实践者。 对于获奖,茅于轼向《经济学人》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1993年7月,茅于轼与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及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创立天则经济研究所。这家独立的研究机构,致力于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创立于2002年,每两年举办一次,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字命名颁发,经过全球公开的提名程序,经九人委员会评比产生,奖金为25万美元。该奖旨在表彰那些推动个人自由的重要人士。 茅于轼简历 1929年1月14日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以后7年内担任非洲政策研究网顾问。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邀请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所理事长。 茅于轼于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1981年茅于轼又将择优分配推广到动态过程,即在给定始点和终点的前提下,寻求过程的最优化。用他独特的方法得出了动态最优过程变分问题的解,即欧拉(Euler)方程。 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特权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最大敌人

特权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最大敌人 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作者:万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2 0:19:30 阅读量:15次   二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广东,发表了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南巡讲话”,明确指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同时,还表达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忧虑,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导下,中国坚持在经济上搞改革开放政策,截止2011年共引进外资10000亿美元以上,超过前10年的400亿美元的20多倍;中国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11年的47.1564万亿,增幅超过了100倍;按照邓公的设想,广东、江苏等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则要速度更快地发展,2011年广东经济总量达5.3万亿,江苏经济总量超4.9万亿;此外中国许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从这些数据看,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政策效果显著,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中国经济不可能发展到这一高度。   但是,邓小平曾经警告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三十多年过去了,邓小平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国的两极分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改革开放前社会基尼系数长期在0.2左右,此后各种财富分配指标长期攀升,到2006年,基尼系数已超过0.497。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目前全国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所拥有收入的4.6%。各占总人口20%的最高和最低收入两大群体,收入差距已达33倍。财富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更让人揪心的是,“民生”、“尊严”、“公平”讲了好多年,但贫富差距却还在进一步拉大。去年8月9日,在《人民日报》一篇访谈中,樊纲、吴敬琏、萧灼基等经济学家又一次对中国贫富差距发表看法,称“未来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从这些数据与现象看,中国的发展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今天不必同周边国家相比较去发现什么,而是同身边的人相比较,就存在令人不可接受的差异来,这些差异就是在一门心思地“尽可能搞快点”的时候,滋生和发展起来的。   当然,谁也不会对快速发展经济说三道四,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渗透着各种潜规则,夹杂着大量的腐败和侵害民众利益的行为,这样,就使得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充满肮脏与血腥。“致富者不勤劳,勤劳者不致富”,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一面是某些人的穷奢极欲,生活腐化得让世人瞠目,一边是一些民众穷困潦倒,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有的人无法无天,打着这样或那样的旗号,挤压、残害民众利益,而自己的利益却来不得半点损失,否则就要在“绝不”中大喊大叫,有的人纵使有三头六臂,在利益集团垄断的残酷现实下,除了认命之外难有机会发展……现实非常严峻,于是,有人就大张旗鼓地声讨那些为富不仁者,不断证明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也有人在怪怨中国人的嫉妒性强,告诉人们传统中国文化流毒极深,要发展就要摆正心态,承认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贫富差距。毛泽东思想对现代社会是否管用,我们不得而知,嫉妒性强确实是中国人的劣性,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认为这些人在对待中国的贫富悬殊现象时,都没有从文明的意义上去考量。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年长一些的人都会有亲身的感受,那时候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如何填饱肚子。而那些告诉人们对贫富差距应接受,对富人不能有非份之想的人,其目的就是想继续维护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企图只能使中国人变得更野蛮。从社会财富的分配来看,大致存在三个层面上的意义,一是低层次上的,就是连百姓温饱都解决不了;二是较低层次上的,即解决了温饱问题却因社会不公正出现两极分化;三是高层次上的,就是说这时候社会提供给人以均等的机会,实现了公平,达到了和谐。当然公平不是平均,平均主义是培养人类惰性的温床。由此看到,比太阳还有光辉的公平正义,才是我们要着力追求的目标。可是,令人沮丧的是经济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财富分配制度长期伴随着超乎寻常的不公现象,并且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仍然看不到缓解与消除社会不公的曙光,这才是问题症结的所在。想当年,邓公只想着国家经济如何地快速发展,但对于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来保障经济在快速发展,并能够使全体国民都享受到经济改革实的实惠,却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措施加以保护,甚至还把原先所具有的一点可怜的社会保障,如就学、就医等,统统取消,归并市场,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越发显得不公道。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分配制度的不公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是不可估量的,民怨沸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好事;钱成为中国人的上帝,由此支配,中国人可以丧尽天良不择手段地去敛财;群体事件每年都按几何数增长,贫富矛盾、官民矛盾空前尖锐;一有风吹草动,政府就惊慌失措,据说国家投入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开支……“这里是一滩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中国已经从原来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似乎要演变为“改革开放(经济上的)也是死路一条”的道路上来。   当然,就其实质看,社会的不公还是特权阶层不愿放弃日益膨胀的利益诉求造成的。他们的思维已经固化,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张着血盆大口毫不避让,还不断嚷着要把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到底。据中新网消息: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厅局级以上干部长期代薪养病,其中有40万名厅局级以上干部长期占据了各大医学院单间病房和干部病房、休养院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多亿元,医改医疗费用中,80%被其占据,使之成为贪污腐败的滋生地。众所周知,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已经明文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公务员的住房也纳入了货币化体系。然而,事实上呢?公务员这个社会中最强大的群体,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仅弄得数以万计的人买不起房,而且也让福利分房的特权制度并没有真正走入历史。一些部委和地方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通过这么一个游离于商品房之外、几乎等同于成本价的住房供应体系,许多公务员的住房问题,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还有许多掌握各级政府部门实权的领导,利用这难得的敛财机会,不用花一分钱就占据了大量的房屋。上行下效,许多国家单位也积极行动,要么通过审批建经济适用房;要么单位集资建房;要么通过各种方式享受“两限房”,除此之外,他们还按成本价将原有的公房出售,或者按照经济适用房价格出售公房。总之,他们与公务员群体一样,都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千方百计挤占穷人利益,高房价的切肤之痛和他们没有了关系。   每到春运期间,对弱势群体而言一票难求,而享受臭名昭著的“三公”消费的中国官员,难以体会那种深切的焦虑与痛苦。据说全国官员用车数额超过350万辆,每年消费达3000亿元以上,竟然超过当局投放于教育和医疗的总和!据专家测算,这些官车,因公使用时间仅占三分之一,私用时间却高达三分之二。相比之下,官车工作效率只有出租车的五分之一,成本却高出10倍。中共各级官员的奢侈腐朽生活,称得上“合法的特权”,有制度保证,用不着伸手,已可穷奢极欲。即便如此,偏偏还有人嫌不足,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行受贿与贪污,大肆捞钱。由他们带路,整个中国人都陷入唯利是图的境地,钱已经把整个中国人给捆绑。就教育资源来说,强势者往往又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尽管如此,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内心还是对自己搞僵了的中国教育制度很不满,于是就将自己的孩子送往被他们鼓动人民加以猛烈批判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读。而弱势者命里注定都是在让国人骄傲的“中国制造”的齿轮上运转的材料,因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书越读越穷”,何况许多人在完成能够应对“中国制造”的义务教育后,就再也无力向上攀登了。古代有“朝为放牛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今天这早已成为神话传说。   二十年前的邓公讲话,有它的时代背景,也有他的某种局限。很显然,这种局限就是没有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用许多人所讲的那样,用一条腿走路,没有触及社会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正统的社会主义苏联早已解体,几十年过去了,而我们还在说探索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注定了自己不能从苏联的解体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能直接有效地享受人类发展的成熟经验。另辟蹊径,听上去美丽得像花儿一样,但就其实质只是一些人驭民的把戏,如此一来,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可以不计,但能否把事情做好,也未必就那么可靠。什么主义,坚持什么原则,其实与我等屁民关系不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享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并在社会生活中过得有尊严、有幸福感。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难以根除的问题,不能说全都是一条腿走路的改革开放惹得祸,但坚持“XXXX原则”与防范“资产阶级自由化”却脱不了干系。因为这样,人们很难能够把党的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从而造成人们混乱的价值观念。尽管“特色”理论很高深,数以千计的学者、官员在解释,但“为人民大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并非深入人心。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早已把中国搅得天昏地暗,几千万人为此丧命,因而,人们也就知道这种游戏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又可能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阻碍,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与法制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力量,否则,一切问题自然就成为钱的问题,这样的市场经济只能使少数人获得利益。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    就政治体制而言,已到了痛下决心,非改不可的时候。近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痛切地说: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我想他这里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强势者寻找各种借口,拒绝民主,拖延政治改革,根由就在他们不肯轻易让出手中的特权。什么“人口多”、“素质低”、“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先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理由,都不过是用以阻挡民主,回避法治,拒绝文明世界通行的新闻独立与三权分立等监督与制衡机制的借口。因此,过去着力防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现实条件下,不应该成为其问题,而资产阶级革命中所产生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博爱等普世价值,应成为我们在治理社会中所必要的价值。此外,各界人士要积极行动起来,让我们的政治实现民主化,社会实现法治化,文化实现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富裕被“垄断”,贫困被“世袭”,才能让所有的国民心理踏实,感到安全;才能让胡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纪念“南巡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之际,必须突破某种教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切实实去发展“南巡讲话”思想,这样,才能告慰把实事求是视为人生信条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美国之音 | 节后用工荒-中国半截子城市化的担忧

 2012年 2月 04日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张楠 在北京站等候上车返乡的农民工 春节过后,中国从南到北普遍出现用工短缺的现象,很多企业被迫推迟开工,内地企业也更加激烈地同沿海企业争抢农民工。专家认为,这体现中国劳动力结构问题现在十分突出,半截子的城市化进程让农民工就业缺乏保障的问题已经非解决不可了。 服务产业相对集中的旅游省份海南大年初七就举行首场人才招聘会,共有160多家企业代表参加。但现场应聘者寥寥,签约者更少。招聘人员对当地媒体说,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她说:“往年只要是第一场招聘会都是很火爆的,但今年的形势看起来不是很好。” *农民工就业要求转变* 招聘人员认为,农民工就业要求的转变是招聘冷场的重要原因。海口市餐饮业一位负责人本次共招聘包括店主在内的多名职位,却一个还没招到。她对媒体说,今年服务业的就业不太乐观:“能够胜任这些工作的人必须要有一定的学历。那么有一定学历的人是不愿干这些活儿的。服务行业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做,所以确实很难。” 制造业的用工荒同样严重,以珠三角地区最为突出。在广州春节后举行的招聘会上,不少制造厂家纷纷提高了熟练工种和普通工人的薪酬。一位招聘人员说,他们的招聘低薪已远远超过了广州13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月薪超过5000元。他说:“我们的同行都感觉,而且外界都感到制造业这个人口密集型的产业面临招工难的问题。我们根据同行业的情况来调节我们自己需要保持竞争力的福利待遇。整体来说的话,涨幅应该都在15%以上。” 加工产业相对密集的浙江省的招工情况也很严峻。杭州春节过后举行的首场招聘会并没有象往年那样引来很多的人。一些来自安徽的农民工说,现在招工机会很多,自己要仔细挑选适合的岗位。一对40岁左右的农民工夫妇说,他们不是熟练工,但薪资要求不能太低,否则很难在当地生活。他们说:“我的工资大概3500到4000元左右,要求不太高。(太太)要求最低要3000元一个月,我去年在温州那边是3000多块钱一个月。” *内地挑战* 与以往不同的是,春节后的用工荒不仅沿海地区突出,四川、重庆和安徽等传统的劳务输出基地同样严重,很多内地企业纷纷提高工资,同沿海地区争抢农民工。不少企业在火车站拉起横幅,宣传本地就业的好处,“截留”了很多要返回沿海的农民工。部分沿海企业于是租车到内地招工。杭州外来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承认,内地工资待遇的提高,是当地工厂面临的挑战。 *结构性矛盾* 今年的用工荒为什么格外突出呢?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中国新增就业人口的增长2004年以来就一直低于就业需求的增长,就业市场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早已过去”。 另有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不彻底,导致农民工就业异常脆弱、流动性很大。北京大学教授樊纲去年就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为农民工提供社保,让他们的就业相对稳定。他说:“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然后逐步提高、逐步扩大,而不要守住户籍制度的概念。你不可能一下子对那么多的人按照现在城市户籍的标准提供公共服务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双轨制的办法。这就要运用常住人口的概念,首先提供最基本、要求最迫切的,比如说教育、子女的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表示,目前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彻底,农民工没有完全融入城市,让他们成为城市的边缘人。这不仅扭曲了就业市场的供需,也不利社会的和谐发展。

孙骁骥 |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代价

2011年12月22日 17:31:45   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有目共睹,但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执,这些年来却是一刻未停。近来,“中国模式”的理论家之一阎学通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应该运用古代的“仁政”模式作为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引来热议。但同时,面对“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也不免开始反省,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对于中国自身意味着什么样的代价和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中国近邻印度的崛起,也构建了人们“龙象共舞”的想象。据印度联合工商会发布的最新报告,目前中印每年贸易额为630亿美元,四年内将增长到1000亿美元。但是,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崛起”模式显然大相径庭,二者究竟有何不同,遵循了何种发展模式?对这些问题,数十年来长期观察中国的经济学家索尔曼,从“增长的代价”角度为我们进行了另一解读。     受访者:居伊?索尔曼(Guy Sorman),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巴黎政治学院博士。曾任法国总理顾问。著有《谎言帝国:21世纪的中国真相》、《经济学不会撒谎》等     几年前人们乐于谈到的经济增长现在似乎已经被环境破坏、空气污染等更迫切的话题代替了,这可以被视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吗?     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我想我在这次来中国的航班上就体会到了,由于北京大雾,我们的飞机被迫在乌鲁木齐降落等待了十几小时。我觉得,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人们有时过于关注经济方面的问题了。我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我去过中国的不少地方。我注意到这些年关于中国的最大变化并不在于经济的层面。对我而言,自由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和自由思想的进程同步,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是毫无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一条死路。中国目前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日本、台湾、南韩等等都做过的事情,那就是一心想着要“赶上西方”。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显然,增长终究会到达一个瓶颈。     有目标并不错。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一心只是想着要追赶某个目标,那么它永远只能居于第二、第三的位置,因为想要完全地追赶上设为目标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经济数据层面看上去已经没有差别了,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创新,中国始终是落后于日本、美国等国。其实我本人一直在期待中国给世人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不是经济数据,而是美国、日本、欧洲所不曾创造出来的新事物。这种全新的创造不是简单模仿和拷贝就能复制出来的。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依靠这种经济模式,中国不太可能会走向今天的“复兴”和“强大”?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特征是资本的重复堆积。这种很陈旧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重商主义”。不得不说,“重商主义”是很有助于国家和政府迅速积累力量,但是国家力量并不等于发展。这是两个概念。国家的力量会呈现为一种干预世界事务的能力,比如中国外交上对于非洲国家的影响,与美国的博弈等等,都在“力量”的范畴。但“发展”却是另一回事。在“力量”和“发展”的天枰上,中国是有些过于看重“力量”而没有充分理解什么是发展。     如果将“力量”置于比“发展”更重要的战略位置,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有将近一半的贫困人口似乎对经济增长没什么用处。中国现在正在遭受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副作用,其显著表现之一就是贫穷。我曾经到访过中国的西部农村,那些地方的贫穷是我未曾见过的,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印度的乡村。我花了一年时间在印度做研究,但在他们以贫穷著称的乡村,虽然生活艰难,但是那里的人们却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等等,总之,社区的共同生活在印度的穷乡僻壤也是不缺乏的,而这在中国却几乎不可能。中国的农村很贫穷,但除了贫穷,一无所有。人们的唯一理想是送子女到城市工作。印度农村虽然贫穷,但他们在非经济的方面,却颇为丰富。我们也可以说印度乡村的生活实际上更加多样,在那里寺庙林立,人们凭借信仰而活,因此即使贫穷的乡村,也并非全无活力。但这些方面,从经济数据上完全无法体现。中国的经济标准完全建立在金钱上,彻底不考虑非经济领域的因素。     您提到了印度,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比较有很多,但印度实际上选择了“小政府”这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为什么?     这和印度的殖民历史有关。实际上,如果没有英国人的统治,那么印度作为一个整体国家的概念就根本不成立。历史上的印度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更像是散布的一些“部落”。现代意义上独立的印度迟至1947年才开始它的历史。至今,印度各个邦所通行的语言各不相同,各个地区都拥有较多“自治权”。由于殖民统治的历史,现代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国官僚体系的特征,因此中央权力比较小,政府力量很弱。这和中国不同,从古代开始,中国的中央政府机构就一直掌握着集中的权力。但印度政府权力弱小的结果,就是它所能做的事情也就越少。印度很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那是因为人们不习惯把钱交给政府支配,政府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造就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或者说模式。这样的国家模式也造成了印度的商业模式是面向国内市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作坊”模式。     印度的“野心”也和中国不同,现在的印度政府,当然积聚了一定程度上的力量。但是他们的“野心”其实仅限于成为在南亚地区的一股主导力量。但中国的传统导致了“大政府”伴随这个国家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这种传统也会让中国具有比印度更大的国际力量和影响力,也可以说有更强烈的大国“野心”。如果你和一位印度的学者或政客谈论建设印度“大国”,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如果你看看印度和中国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事情,就会发现二者明显的不同。有不少印度经济学者把他们的理论建立于对个人幸福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阿玛蒂亚?森就说过个人幸福先于GDP增长这样的话。幸福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还取决于诸如社区建设、言论自由、地区民主等等指标。因此,幸福程度,成为了印度的目标之一。当然,我无意于比较中印两国的模式优劣,我只能说,二者情况完全不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     但民主体制并没有彻底消除印度的腐败?     中国和印度的腐败并不相同。我将印度式的腐败称为“小规模腐败”,因为中央政府较弱的缘故,权力分散到地方,行贿者必须找到相应的地方官员进行贿赂。也就是说,你得向官员们塞很多装着钱的信封,但每个信封都很小。和印度一样,中国的腐败情况也很糟糕,但中国的腐败更为集中,这和政府的形态有关。举个例子,假如一家西方企业想要进入印度市场,它也许得向上百个相关人行贿,而且这些人是否能起到作用还很难说。但在中国,如果有办法找到三四个“关键人物”,并对他们行贿,你会发现问题立刻迎刃而解了。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的公司更亲睐中国而不是印度,虽然行贿的总成本或许大致相当,但是中国的腐败显然更有效率。这是两种腐败最明显的不同。     尽管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了很重的代价,但依然有不少西方人在赞美中国的经济模式,这应该怎么理解?     确实在欧洲和美国有人是赞美“中国模式”的,但这当中有大部分是跨国企业的商人。他们甚至希望能在欧洲推广这种模式。这对他们的生意将更有利,因为这种模式更讲效率、主要人物更有决定权、任何计划都不用很长时间讨论、也不用考虑环境因素和麻烦的NGO监督。如果从纯商业盈利的角度来看,我也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这种吸引力不仅仅意味着商业成本的低廉,而更是体现为一种商业效率。如果一个生意人完全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中国当然是最佳选择,因为在这里除了生意你几乎不用考虑别的问题。     学者当中也有一些人患上了这种政治上的怀乡病。自从18世纪以来,“开明专制”一直是欧洲政治学中的一种思潮,但我对此并不认同。与民主制度相比,开明专制或许在效率上会更有优势,民主制度实际上也不能帮我们解决所有问题。民主制或许没那么有效率,但如果考虑到人们的幸福感,我不得不说民主制会为此提供一个答案。回到刚刚我说的印度,那里有不少穷人,但并不是都过得很不幸福。民主体制提供了那里的人们选择的自由。选择何种生活,说出自己的心声,甚至是想要生几个孩子这样的事都可以说是个人幸福的一部分。民主无疑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说,人们对于中国模式的争执其实是看问题角度的区别,是效率还是个人幸福。     我和中国的经济学者樊纲曾经有过一个有趣的交流。他对我说,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延续现状而不进行任何改变的话,中国至少需要经过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占总数90%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工业部门,到那个时候,中国会拥有和现在的欧洲大致相同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九成的人在城市工作,另外的少部分人在农村工作。当然这个设想很美好,但是中国农村的人口需要等待五十年时间才能融入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换句话说,说农村人融入城市的情况其实并不理想。我想说的是,这是中国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从另一面看,这也说明人们在关注经济数据的同时忽视了对于农村地区和贫穷问题的关注。     关于经济数据。不少中国人都在质疑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您如何看?     作为经济学者,我知道数据的重要性。但数据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比如,“人均GDP100美元”这个数据,假设它分别出现在印度和中国,那么其对普通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选择亲往一些比较偏僻、贫穷的地方,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农村,了解当地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尤其是经济生活之外的状态。再重复一遍,数据在不同的地方其意义也不同。中国可能在理解贫穷的意义上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在美国,甚至是纽约,也存在很多穷人,但贫穷在那里的定义不是简单的说,一个人买不起车就叫贫穷,而是可支配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才叫贫穷。而当一个人处于贫穷的标准线之下,这就意味着他自动拥有了另一种权利,一种得到别人救助的权利。     当然,我只是做一些很个人化的思考,并没有完整地研究中国问题的打算。但关于数据的可靠性问题,我还是有几句话想分享。中国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其实政府发布的数据也并非完全不可靠,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些数据,包括通货膨胀数据也是这样。关于数据,茅是专家。一方面,政府会出台相关的数据,另外一方面,人们会对经济的情况有自我的体会。比如当蔬菜涨价了20%而政府宣称涨价幅度只有3%的时,数据已没法掩盖现实。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和难以预测使得商人们越来越希望在中国快速赚到一笔钱,随后可能会将资本撤离。人们都很聪明,因此不会有大型、长期的资本进入中国。     采访/孙骁骥  周末画报       上一篇: 解振华发怒:外交的“技术犯规”...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爱思想 | 李光辉:商务部执意为“进口奢侈品”降税值得商榷

李光辉:商务部执意为“进口奢侈品”降税值得商榷 进入专题 : 进口奢侈品降税    ● 李光辉       黑格尔曾经说过,重大事件在历史上都会出现两次。马克思说,一次是正剧,一次是闹剧。2011年6月至9月间,尽管商务部与财政部之间围绕对“进口奢侈品减税”(主要是关税兼顾其他相关税种)问题的连续两轮“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被共识及其否认”的事件不是特别重大事件,但似乎依然遵循着上述“正剧--闹剧循环”的逻辑,值得关注和讨论。     2011年6月以来,随着“中国奢侈品消费即将成为世界之最”[1]步伐的加快,围绕“进口奢侈品税负”问题的争论也持续升温。问题缘起于年初以来,国内外个别学者和媒体以少量同类国外奢侈品(及国产普通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差异、尤其是与美国的价格进行对比,得出“中国物价高于美国,是因为中国税负过高所致”的结论。此番舆论迅速演化为“进口奢侈品价格高于国外,是因为奢侈品税负高于国外,从而导致‘消费外流’,不利于‘扩大内需’,不利于‘贸易平衡’,因此,进口奢侈品税负应该下降”等等观点,此观点及其政策建议也迅速得到国家商务部官方的积极响应。     2011年6月15日,商务部新闻人姚坚公开表示,我国将进一步降低“中高档商品的关税”,并强调这是“大势所趋,各个部门对此已有共识”。6月24日,商务部官网文章认为,应降低进口关税,不仅是奢侈品,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普通消费品的进口关税更应该下调。然而,华夏时报记者就此通过财政部新闻办联系关税司相关负责人试图采访,被采访人却选择沉默。几天后,财政部官员针对商务部所谓的“共识”通过媒体采访表示“没有听说此事”。6月24日,财政部网站挂出最新税收调整方案:从7月1日开始,大幅下调进口商品关税,然而,在其商品名录中并没有涉及到进口奢侈品种类——“共识”显然并不存在,分歧却已针锋相对。6月30日,财政部网站旗帜鲜明地指出“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甚至应该提高奢侈品税负,加大征管力度,以利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2]。     公共政策在相关中央部委之间意见相左、并公诸于社会,这进一步刺激着国民的神经,引起学术、媒体和社会各阶层更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论争,层级也不断上升。比如,2011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陈佳贵在中国社科院财政贸所举办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1/2012)首发式上表示,对奢侈品征收较高关税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调节收入分配,二是促进国内消费。即使奢侈品关税不下调,消费者也照样可以在国外买奢侈品,这样调节不了收入分配,而下调奢侈品关税则可以促进国内消费,“这是好事”[3]。不仅如此,争论的范围也由进口关税扩大到与进口奢侈品相关的进口消费税、增值税等税种的减税方面来。     其实,商务部为奢侈品减税的主张不仅停留在观念上,而且也早已付诸了行动。在此之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就曾屡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将解决部分奢侈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高于海外的问题。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也称,适当降低化妆品、高档手表等商品的税率,有助于将部分境外消费转化为境内购买,扩大国内市场的销售收入。据此,商务部从去年开始就着手研究下调奢侈品进口关税相关事宜,一年前,商务部有关司局已将草拟的“关于奢侈品进口关税调整议案”,上呈国务院审批,议案涉及的奢侈品种类主要包括化妆品、珠宝、服装、包、高档手表等进口商品,但由于涉及商品种类过多,牵涉部门太广,所以该议案一直在各部委之间辗转,调整的品类和幅度也因此迟迟没有最终定论。但据消息人士透露,按照商务部的调研结果,部分行业希望能够将调整一步到位直接归零,但这种方案可能不会被采纳,商务部会同有关部委将最终调整幅度定在2%~15%之间……[4]。     然而,“方案”毕竟不是“共识”。何况进口产品关税的调整,并非由某一个部委就可以决定。我国进出口关税政策的调整,需要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报国务院批准才能实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主任由财政部部长兼任,组成人员来自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等11个部委。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设在财政部关税司,承办日常工作。因此,商务部并无权实施这一行为。从行政角度来看,财政部对于关税问题无疑有着更大的权威性。     因此,第一轮商务部的“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财政部的“被共识及其否认”以财政部6月末的实际行动和网站文章暂时画上了停顿号。而商务部则于1个月后自己出面为此画上了句号:在7月15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姚坚首次对两大部委间的争议作出表态称,对于中高档消费品的关税调整,其根本出发点是扩大国内消费及需求。而对于降低中高档商品关税的时间表,姚坚则表示,调整奢侈品关税的时间表需要财政部来表态[5]。     然而,到2011年9月9日,第二轮的“共识”又“形成了”。据《中国经营报》报导称,9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奢侈品」论坛上,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官员达成调降奢侈品关税共识,初步结论是「分层调整税负」。所谓“分层调税”是指,奢侈品关税调整不能一刀切,要对奢侈品进行界定和细分,分层调整税负:对于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奢侈品,比如化妆品、香水,应该适当降低进口税和消费税;而对于城市居民遥不可及的顶级奢侈品,如贵重名表、珠宝等高档商品,不但不减税,必要时还可以增加进口关税。     但是,时隔几天,9月13日,财政部相关部门官员表示,“财政部对奢侈品进口税的态度较此前并没有发生变化”。“税收政策的调整一般以财政部为主,奢侈品进口税是否调整对行业的影响很大,如果有所调整,财政部会第一时间公布出来,但目前财政部的态度较此前没有改变”[6]。显然,这一轮“被共识及其否认”的过程及其短暂,但余音未了。     其实,社会公共政策出现分歧,进行讨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有趣的是,在短短三个月内,本案中商务部与财政部之间连续两轮“共识及其被否认”或者“被共识及其否认”的双向戏剧过程中所蕴涵的某种迫不及待、强词夺理以及借助舆论操作手段轮番误导、施压手段的运用确有耐人寻味之处。关于降低进口奢侈品关税和消费税这类有利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消费者利益、并间接影响大众利益的政策主张以中央部委层面的这种公开分歧直接面向社会,实属罕见,但却典型集中地反映着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的内在矛盾、大众社会心理的尖锐冲突以及利益分化时代的共识缺失。     那么,商务部执意要为进口奢侈品减税,不惜一再在媒体上公布其并不成型、甚至有越权之嫌的减税政策主张,并自称已经与其他相关部委“达成共识”,广造舆论,形成压力,这种极不严肃甚至近乎闹剧的做法到底意欲何为?其背后的运作值得关注,其表面的主张值得商榷。     本文综合、概括了目前关于“降低进口奢侈品税负”(包括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等进口环节税负和国内经营环节税负)观点的若干理由和具体政策主张[7],认为关于“进口奢侈品‘税负过重’导致‘外贱内贵’‘消费外流’”等判断有误,关于“通过‘降低税负’促进‘奢侈品市场发展’,通过‘扩大奢侈品进口’促进‘贸易平衡’,‘扩大内需’”等对策失当。正确的选择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前,尤其要主动占领财税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在奢侈品税收问题上,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对进口奢侈品经营的税收管理,保持较高税负,保护本土中高档商品及奢侈品生存发展空间,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和谐。同时,正确认识奢侈品属性及其积极功能和负面效应,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尊重消费者自主消费意愿,促进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或奢侈品民族品牌的生产与消费,提升生产消费层次,改善贸易结构,满足人们多元需求。           一、关于“进口奢侈品‘税负过重’导致‘外贱内贵’‘消费外流’”等判断有误。          第一,从价格构成要素看,商品价格一般是由原产地价格,加上运费、过路费、仓储搬运等物流费用,店家租金、装修、工资等经营费用、经营利润和国内各种税收组成;进口奢侈品价格除了上述一般商品价格组成外,还包括垄断经营、授权经营所产生的额外经营费用和超额利润,以及进口环节关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组成。所以,一般商品都具有“销售地价格高于原产地价格”的特点,是由上述诸多因素形成的,这也是妇孺皆知的常识。至于进口奢侈品就更是如此,“外贱内贵”同样是由上述综合因素所致;而且,从动态角度看,进口奢侈品价格不仅是由上述复杂因素决定,而且也是由国际贸易中各国劳动力价格、供求关系,商品供求关系和货币供求关系等动态综合决定,与各国利率、汇率、税率以及其他贸易政策等直接间接相关。何以统统简单归结成税负问题所致而要“降税”呢?     第二,从奢侈品属性看,作为特殊商品的奢侈品,“价格高昂”是其固有特性,“维持高价、垄断经营,抬高消费门槛”是其通行营销策略,满足极少数消费者“炫耀性消费心理”是其服务理念,其价格弹性和税收弹性都很小,即价格对销量和税收均不敏感。可以说,当预期消费人群极少时,即使降价也不能引起销量的大幅提升,自然就会选择高定价。中国由于总收入水平低,富人相对较少,对高档品缺乏价格弹性,厂商自然会选择高定价。奢侈品利润率极高,绝不会采取薄利多销策略,正所谓“三天不开张,开张吃三天”。所以,税收调节作用有限。即使降低关税、取消消费税,商家也不会降价,甚至会把减税形成的让利通过再提高价格收归己有。纵观奢侈品市场,鲜有“降价促销”的情况。前两年我国在履行“入世”承诺时,同其他商品一样,也降低了香水、手表等奢侈品的关税,但这些商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并未因此而下调,一些奢侈品价格反而因商家的销售策略而屡创新高。这就很能说明减税对促进奢侈品销售的作用十分有限。同时,从需求方来看,对高收入者来说,他们不会因为价格高而不去购买,恰恰相反,如果价格降低,反倒不会去购买了,让大多数人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正满足了他们的“炫耀性消费”心理,正所谓“不买好的,只买贵的”。早在百年前,凡勃伦就在《有闲阶级论》中对奢侈消费进行过深刻分析,“任何贵重品,要引起我们的美感,就必须能同时适应美感和高价两种要求”,“凡是代价不高的美术品,不能算作美的”,他进一步论证,高价因素把消费区分为“所属的那个阶级的荣誉消费范围”,成为所谓的身份的标志和荣誉,进而界定了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8]。     第三,所谓奢侈品“消费外流”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从实际看,产品质量以及消费者对原产地购物品质保障的信任是基本因素。比如购买外国奶粉,即使不是奢侈品,因为国产的质量总是出现问题,也导致人们到境外购买。更何况国际奢侈品大牌在国内被假冒屡禁不止,被仿制屡打不绝呢;从价格看,国外购买价如果再加上出国交通、住宿、时间成本以及其他机会成本,所购奢侈品的综合成本也会大大高于国内价格(除非保持一定的购买量,使之达到某个“盈亏临界点”之上,但那已经超出了纯粹消费的范畴),所以“内贵外贱”也肯定不是所谓“外流”的主要原因,更是与税负关系不大;从常识看,由于近年来出国旅游人员日益增多,万里迢迢、机会较少,归国顺路购买一些附加值较高的原产地消费品带回自用或馈赠亲友,也是极正常的消费现象。而且,除高档手表和化妆品外,人们从国外购买的大多数奢侈品,如高档名牌服装、鞋、箱包、电器、保健食品和保健用品等等,并没有纳入我国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似乎也不能归结到国内税负较高上来。     其实,近年来的“外流现象”又何止于“奢侈品消费”呢?移民潮、资本外流、三公消费、贪官外逃等等,哪一幅“外流”图画不构成巍巍大观的凝重图景?哪一股“外流”洪流不浊起奢侈品消费的浪花或泡沫?而这些,又怎能统统归结为税收负担所致呢?           二、关于“通过‘降低税负’促进‘奢侈品市场发展和扩大进口’,进而促进‘贸易平衡’和‘扩大内需’”等对策失当。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对奢侈品的消费开始消退,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成为世界奢侈品行业主要增长区域。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年6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未来一年内,由于日本地震海啸的影响,中国有望提前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进口国和消费国。目前,世界公认的顶级奢侈品品牌中有80%以上已进入中国市场,征收进口关税和消费税等并没有让我国奢侈品市场萎缩,销售额一直在高速增长。早在2009年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已经有60%发生在中国大陆地区,国内奢侈品消费的增长远大于在国外消费的增长[9]。可见,目前的税收政策并没有影响到我国“奢侈品市场发展”,更不需要减税。     如果说“有影响”的话,恰恰是进口奢侈品大量充斥国内市场,的的确确影响了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发展和奢侈品“民族品牌”的培育,这倒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而恰恰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要通过加强对进口奢侈品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征收管理以及其他贸易政策等手段,进一步保护和扶持本土中高档商品和奢侈品“民族品牌”生产与消费,满足人民多彩生活需求,这才正是我们努力的主旨和方向,而不是相反。     就“扩大内需”而言,即使在凯恩斯“总供给-总需求”理论体系框架中,“需求”也决不仅仅是指商品市场上的批发零售,而是出口、投资和消费的统一体,其背后的实质意义在于由此导致的生产与消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协调统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强调“内需”则尤其是指向的国内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而不是国外产品的进口和消费。如果扩大对进口产品的消费需求,恰恰是拉动“外国的内需”(即外国的出口),促进的是外国的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我国消费者无论是身在国外还是身在国内,所购买的外国奢侈品都是增加了国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与科学意义上的“扩大内需”是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更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无关。“把消费者在国外的奢侈品消费转移到国内,有利于‘扩大内需’”的观点,即便不是出于别有用心、无知愚民,也起码是望文生义,以讹传讹。“这种扩大内需”带来的只是数字游戏,增大的也只有国内贸易和GDP的苍白数目字而已,无助于国内生产技术升级和绝大多数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所形成的市场虚假繁荣景象必将迷惑形势判断,所增长的漂亮内贸数字也必将误导政策走向,贻害无穷。     另外,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看,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且只能是增加全体人民的收入和福利,扩大居民消费,提高生活品质。“目的”和“手段”不能混淆,也不能颠倒,不能为扩内需而扩内需,更不能为拉动外国经济增长而损害本国根本利益。再进一步而言,“内需说”作为凯恩斯学说及其话语体系中核心内容,对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和本质把握到底有何适用性,其实在基础理论层面一直是有重大分歧的,早在上个世纪罗宾逊夫人与凯恩斯的论战中,围绕到底“是内需不足,还是分配不公”一直延续至今,对当今中国而言,哪个问题更真,哪个判断更贴近本质,其实也是愈来愈明显了。     就“平衡贸易”而言,有观点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贸易顺差压力大,面临一个“调结构、压规模、扩内需”的问题,因此,“扩大奢侈品进口有利于平衡我国巨额贸易顺差”。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双顺差”问题(即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双顺差)就已经出现。尤其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十几年来,出口价格指数持续低于进口价格指数,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呈现出商品和资本的单向流出模式。弥补并维持这一模式持续下去的是,除了有限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之外,大部分是亿万工农的低收入、土地低价格、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以及长期冻结的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低估所产生的红利,相当部分甚至是“赔本赚吆喝”得来的血汗钱。     尽管我们的GDP一直维持高速增长,而且“在金融危机时代仍然一枝独秀”,但是,从GDP的统计学意义上看[10],这是一个地域性概念,而非主体性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企业主体是外资企业,那么,他只是由于占用了我国的地域空间而增加了我国的GDP数字,我们除了获得土地收益、工人工资和国家税收等收益之外,其他巨额利润收益均与我们无关,更不参与分配。由于目前将近60%的出口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其中的80%是高新技术产业),一半左右的出口是加工贸易形成的,还由于我们对这些出口长期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所以,如果说这种GDP和贸易顺差能带来利益,那么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贡献给了外来投资者,补贴给了外部经济及其消费者[11]。     更为关键的是,顺差问题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由此而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截止2011年6月底已高达近3.2万亿美元,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宏观政策(如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等)纠正。只有长期努力,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通过改善法治环境、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公平竞争,实行国民待遇,提高本国经济技术层次和经济效率,同时,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真正提高消费能力,彻底屏弃靠让利政策和恶性竞争引进外资的战略,根本扭转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需的局面。     那么从短期看,如何通过扩大进口来进行贸易平衡呢?现实是:当我们购买实在的矿产资源时,却屡遭价格讹诈(比如澳洲铁矿石问题);当我们投资紧缺的石油资源时,则又逢外交、军事干扰(比如中东、北非石油问题);当我们引进真正的高新技术时,专利壁垒和技术封锁让我们迎接不暇;当我们购买先进的防御武器时,则又面临长达二十多年的对华武器禁运……     由此看来,巨额贸易盈余没有更多更好的出路,也只有退而求次“投资”美国国债一求保值增值喽。最近似乎为“分散风险”,又“投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等国的(垃圾)债券[12]。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欧美(主要是美国)之间的一个魔术出现了:     对中国而言,国内商品流出,美元流入,然后美元再流出(购买美国国债借给美国),但却把由此增发的人民币留在国内流通,于是,国内商品减少,流通货币增加,最终物价上涨;对美国而言,中国商品流入,美元流出,然后再发债收回(发行国债卖给中国),于是,国内商品增加,流通货币减少,最终物价下降——这就形成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与美元“对内升值、对外贬值”的奇妙对称平衡格局[13]。在这种格局下,中国不仅损失了出口商品那部分财富,而且连流通的货币财富也遭受贬值损失;而美国等则恰恰相反。而且,由于中国对出口商品还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对外国消费者进行额外补贴,也导致国外物价进一步下降——这也是前述同类国产商品“外贱内贵”的基本原因。     游戏的不可持续性是显而易见的,依稀的崩盘也在步步临近。     终于,“平衡贸易”的机遇和利好来了,讽刺而又吊诡:一直以来,几乎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项进步,都无不如影随形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不满、指责或困惑,但是2011年6月,“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的王冠将于2012年戴到中国头上”的消息和现实,却受到西方“一致而又热烈的欢呼”。无论是被超越的日本,还是“受益无穷”的欧美都一起“喊好”。世界奢侈品协会称,日本庆幸“第一奢侈品消费国”这一王冠将被中国“抢”去,日本《读卖新闻》称有两大好处:一是日本人重新捡起原有的勤劳节俭意识;二是处于经济不断上升的中国国民对奢侈品的向往,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商机。德国《柏林日报》6月11日称,中国内地去年的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经达到107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1/4,这对欧洲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德国财经网称,德国经济直接获益于中国人的奢侈品热情。2010年,中国消费者在德国人均采购金额为454欧元,大大超过欧洲最富有的瑞士人的127欧元。六月里,有关中国奢侈品消费的报告扎堆出现。亚洲国际豪华旅游博览与胡润百富14日共同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旅游者的购物花费也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占全球跨国消费的17%。英国《卫报》日前引述研究机构的预测称,到2020年,中国的名牌时装购买能力预料将占到世界的44%。英国“市场观察”网站称,众多西方奢侈品牌对此“欢欣鼓舞”,普拉达、巴宝丽、新秀丽等西方奢侈品牌争相谋划在香港上市融资[14]……     背后的故事既简单、又直观:中国内地消费者已经成为世界奢侈品销售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然而,比简单直观的故事更严酷的现实是:“人前挎LV,回家吃泡面”的畸形消费和“未富先老”、“未富先奢”已经在中国大地呈现。中国整体GDP与美国还有相当长距离,中国人均GDP落后很多国家,甚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中国的最终消费占GDP 的比重从2000年的62%已经跌破50%以内,其中居民消费从占GDP的46跌破到35%以内,而奢侈消费却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对此,有海外学者将其称之为中国经济“崩盘的预兆[15]”,也有西方学者称之为“新奢侈鸦片贸易[16]”。     难道,这是我们需要的“贸易平衡”吗?难道我们的贸易政策、财税政策要配合、支持的就是这种“贸易平衡”和“扩大内需”吗?           三、全面历史地认识奢侈品属性及其积极功能和负面效应,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尊重消费者自主消费意愿,促进我国本土中高档商品或奢侈品民族品牌的发展,提升生产消费层次,促进技术经济发展,改善对外贸易结构,满足人们多元需求。          “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显然,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桑巴特),但在奢侈品经营业内还是有一个大致的定义:“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具有“奢华性、非必需性和价格高昂”等特性。目前,国际公认的“奢侈品”主要包括高档服装、皮具、珠宝、首饰、豪华游艇、私人飞机等。     奢侈品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和形态都在发生着变化,但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正面作用和负面效应却是一贯的、相伴而生、如影随形。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17]中,基于大量史料,精辟地分析了奢侈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西欧资本主义起源于奢侈的消费原则之著名论断。     早在l3、4世纪,西欧各国出现财富迅速增长、并且由封建地产向资本财富转化的过程中,西方上流社会的消费观念开始向奢侈转化。无论是新兴的富人阶层,还是没落的旧贵族,都为追求奢侈消费投入了巨额财富。奢侈之风的盛行引发社会财富流向的变化、社会结构重组和阶层阶级分化。奢侈,以其特有的方式折射、引导出资本主义崛起的经济基础与精神因素,奢侈消费还对资本主义初期的贸易、农业、工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直接的促进作用。     由于海外市场有限,国内市场狭小,普通民众对普通商品的需求拉动作用极小,而唯有奢侈品附加值较高,能够刺激富人需求,从而为资本主义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支撑。          在纺织品、装饰品等奢侈工业的巨大利润吸引下,欧洲及殖民地农业都为了满足奢侈工业品的需求而向大规模、精细化方向发展,由此催生18世纪欧洲农业组织形式变革。     奢侈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从市场经济整体状况看,“即便是最愚钝的人也能看出”,由于大规模的大众消费市场还未出现,只有奢侈品才成为投资增值的载体;从奢侈品生产的特殊工序来看,来自远方的贵重原料,繁琐的生产工序、严格的管理、高昂的费用、管理者广博的见识、卓越的才能,专业分工和联合作业的互补结合,这一切都只有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才能实现;从奢侈品市场状况看,由于奢侈品价格高昂,金额巨大,且需求经常受到“时尚”和市场波动的更大影响,这种波动风险只有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才能有效积极应对。正是基于对奢侈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桑巴特甚至得出如下结论:“奢侈,它本身是非法爱情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     的确,“奢侈鼓励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造井投入大批量生产,它是我们经济生产的动力源之一,工业的革新与进步,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应当归功于奢侈[18]”。现代战略家拉茨勒也直言:“奢侈品对于社会的迅速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它们明显刺激社会取向效益和成果。奢侈品能提高主观能动性,刺激产生新想法。”他还相信:“奢侈对于各种形式的国民经济还会起到作用。奢侈刺激革新,创造工作机会,塑造品位和风格,而后所有的人都从中受益[19]”。     随着工业技术的革新与进步,奢侈品生产的效率提高使得成本下降,产量提高,消费得到普及,原来的奢侈品变为大众产品,实现了消费的逐步升级,也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高质量生活的不断追求,于是,一个更高起点的奢侈品创新发展的螺旋上升过程便又开始了。     可见,奢侈品以及中高档消费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具有积极功能和正面作用,因此,我们应通过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和相应的财税政策,积极鼓励扶持国内中高档民族品牌发展,提高本国产品的质量、信誉和服务,以此吸引国人消费国产奢侈品和中高档消费品,吸引消费回流,拉动真正意义上的内需;同时,对进口奢侈品及中高档消费品也应按照公平贸易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适量进口,丰富国内市场,同时起到“鲶鱼效应”,逼迫国内企业提高质量和档次。     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消费精神经历了一个由节俭向奢侈、由世俗禁欲精神向消费主义的流变过程,消费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逻辑,成为不断为经济扩张提供驱动力的神话,其经济功能具有正面意义,但也具有道德风险,其经济主义的表达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生态问题、公平问题、人的异化问题等等社会问题。尤其是在当今中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超越收入分配水平,过分刺激奢侈品消费,过度张扬奢侈品消费的经济功用起负面效果尤其不可忽视。     比如,奢侈品消费所引起的消费差距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外在表现,同样存在一个伦理限度问题,即这种差距应当是能够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容忍或接受的程度;这种差距的存在,必须能够使所有人得利,尤其是使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获益(其中,让奢侈品消费者承担更多的税负,转移支付给低收入者,正是一种这样的有效机制)。从当代中国现实来看,大多数社会成员是认可这种消费差距的,对公平的看法较以往理性和全面得多了,他们反对的是那些通过不当、不法方式获取消费资料却又在大肆挥霍、渲染自己高消费方式的行为,或者自己过着所谓的高贵的奢侈生活方式,却对大多数穷困者的生活境遇报以冷漠甚至鄙夷,不耻与之为伍,这又在相当程度上加剧社会“仇富”情结。过大的消费差距是对社会公平的践踏,是对守法敬业、诚实劳动、勤俭致富等传统美德的讽刺,伤害了大多数人的道德情感,带动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助长了投机、浮躁、奢侈、冷漠的不良心态,甚至加速了社会结构的断裂和不同阶层人们之间的疏离感和不信任感,与社会和谐背道而驰,最近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因此,消费是个人权利,奢侈品消费追求个性自由,既是个体获得自尊与自信、激发个体创造性的前提,也是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标志。然而,每个人的消费自由却不是绝对任性和纯粹自我的,个人必须关注社会公平,必须使自己的自由限制在一定的公平范围之内:要考虑到消费差距的合理限度,尊重和维护甚至关心他人的尊严与自由的生存权利,不放任欲望驱使,更不能任性妄为。全社会培育形成这样一个社会风尚,建立健全相应制度体制予以保障则尤其显得紧迫而又重要。           四、要旗帜鲜明地加强对进口奢侈品经营的税收管理,保持较高税负,有利于保护本土中高档商品及奢侈品生存发展空间,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有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和谐。          在中国税收制度体系中,并没有单独设置针对“奢侈品”的税种,奢侈品作为普通商品大家庭中的一员,负担与其他商品同样的税种,理应承担在进口环节统一交纳的进口商品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并承担在国内经营过程中的国内相关税收,这是国际普遍通行的做法。当然,国家根据国情需要,会在统一税收体系框架下,通过不同商品适用的税率高低、征收环节和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调整体现对不同商品的奖、限意图、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和发展战略,从这个意义上,税收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是国家主权的基本标志,更是民族独立和尊严的象征。     第一、从体现国家产业政策角度看。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还需要保护,还需要提高资本积累,遏制不合理消费,尤其是进口奢侈品的消费。因此,通过征收关税和其他进口税收,就是要保护本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设置关税等进口壁垒的基本原则是:初级产品进口壁垒低于制成品,零部件进口壁垒低于整车整机,奢侈品进口壁垒高于中低档消费品,使民族产业能够从较低档产品起步,逐步发展壮大。这决定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赶超的成败,也是衡量一国政府行动能力的重要标杆。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说“国外奢侈品在中国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境外价格或在其母国的价格是由于进口环节关税过高”的话,那也恰恰表明了中国产业发展政策及关税政策是成功的!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抑制不合理消费的作用。     对此,有人视而不见,反而以“全球化”、“自由贸易”、“国际接轨”“拉动内需”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提出不断降低关税等政策主张,尤其提出要降低奢侈品关税,甚至取消消费税,无疑是要敞开大门,让国外产品直接冲击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以这种新历史条件下的“新型鸦片贸易”以极不对等的方式掠夺中国财富[20],这正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十年了,需要总结和反思的问题很多,其中,正确发挥关税等进口环节和国内环节税收的作用问题尤为突出。我们不能忘记,当最早把“全球化”理念和手段付诸实践的英国人“为自由贸易而战”时,英国的平均关税率高达30%以上[21],而当时满清政府的主要进口商品的官方关税率多在5%以下,实征也在20%以下[22],但是,即使这般“门户开放”,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仍然招致了列强卑劣的鸦片贸易、血腥的坚船利炮和屈辱的割地赔款;我们不能忘记,当年,这些发达的经济富国无不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靠贸易保护政策(还有屠杀、掠夺)暴发的,而现在却高唱着自由贸易至上(还有“新干涉主义”)的滥调,其实只不过是以过河拆桥的方法来扼杀新的竞争对手;我们更不能忘记,当年面对英国兜售“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时,恰恰是德国、法国、美国等诸后进国家没有盲目与“国际接轨”,美国总统林肯不无忧虑地说:“如果取消关税而支持自由贸易,那么,我国每一经济部门的工人便将和欧洲工人一样,降低到农奴和贫民的水平[23]”。而德国则在李斯特的国家主义学说的指导下成立了德国关税同盟,实施了坚决的贸易保护主义[24]。     可以说,如果没有以关税为核心手段的一系列保障屏障,就没有美、德、法诸强国在19世纪的崛起。直到20世纪,法国对丝绸征收的进口关税还高达80%[25];在号称实行了自由贸易以后(1850年以后)的英国,对丝绸制品的关税仍高达15%[26];在整个l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一般都在20%以上[27]。而恰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开始垮掉了。其原因:一是鸦片,二是战争赔款,三是不公平的贸易关系。这导致人民经济收入减少、税赋加重、内乱滋生和国家贫弱。中国文明的衰败并非自由贸易之过,而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之过[28]……百年沧桑,开放的中国更加坚定地认同了全球协同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时代主旋律,也应坚定地确认构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合作关系,包括税收关系,绝不能违背全球公正原则。     第二、从维护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角度看。目前国际奢侈品在中国的经营模式一般采用垄断直营的方式,贸易路径一般利用香港作为中转站进入大陆市场,赢利模式一般是利用香港的控股公司进行关联交易、靠避税和垄断利润获得多重高额利润。由于香港是世界著名的“避税港”,“税种少、税制简[29]”,特别是香港税收对商品及服务的依赖程度很低,没有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而这恰恰是国内的几大主力税种),而且税率较低,企业利得税率仅16.5%,为内地的66%,在这种税制结构下,奢侈品跨国集团按照“纳税筹划、合理避税”的要求,大都在香港成立完全控股的贸易公司,专司进口奢侈品业务,并出口内地,与内地所设垄断直营的奢侈品卖场(公司)之间表面是独立企业,其实形成关联公司,通过价格操纵手段,即大大高于一般交易价格的关联交易价格出口内地,并以极低税负在港完税,从而将高额利润锁定并在香港公司财务报表上实现,以规避税收。显然,这种经营模式下,奢侈品企业的税收负担大大低于国内同类企业,极大地损害了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损害了国内厂商和消费者的多种权益,理应通过加强反避税举措和正常税收管理予以矫正,更不应该对其进行减税优惠。同时,对于国内消费者个人通过国际旅游形式、网络邮购等方式等规避了正式贸易渠道下的关税和消费税,获得了奢侈品的低价格,削弱了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也应该好好研究堵塞这些漏洞。     第三,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调节收入分配角度看。国民收入的支出结构基本上是由国民收入的生产和分配结构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30],消费问题实质上是分配问题的延伸,是现实利益分配状况的直接表现。因此,消费中的公平问题本身就是分配问题的深化与具体化,其表现也是复杂多样的,比如,在自然资源享有中的代际公平问题,富人与穷人在消费生活中的两极分化问题,某些杜会成员非法掠夺或过多占用消费资料问题。其中,奢侈品消费问题也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问题。奢侈品的特征是奢华性、非必需性和高昂的价格,“对进口奢侈品征消费税,就是对富人征税”,是对两极分化问题的有效矫正,也是对不合理消费需求的有效抑制,不但不应降低,相反应该提高。同样,这也与税收固有职能高度吻合:从财政职能看,奢侈品附加值高、含税量大,以奢侈品为载体或税基,把富人过高的收入通过奢侈品消费环节征收一部分,税收执行成本较低,社会总体效用较高;从调节职能看,税收体系的调节作用除了在生产、交换和分配环节之外,还在消费环节对高收入者的奢侈性消费进行征税正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矫正性机制,这种机制正是通过对消费差距征税来逆向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手段。把从那些花得起大价钱购买奢侈品的人那里征得的税收,以二次分配的形式,用于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补助,才是真正合乎民意的选择。所以,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对进口奢侈品保持较高税负(关税、消费税和增值税等),加强税收管理,同时,应该把更多的进口奢侈品纳入到奢侈品消费税征收范围来,充分发挥奢侈品消费税的调节功能。           五、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并使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提高决策和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当前尤其要主动占领财税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          在2011年7月15日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首次对两大部委间的争议作出表态,他表示,“前一阶段我们看到有一些专家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评论,我想各方的评论都有他的出发点。”姚坚解释,但还是要以扩大国内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且“降税有利扩大中产消费”等等[31]。问题在于,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到底在哪里?应该以什么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扩大内需应该着眼于哪个社会阶层的需求?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评价社会生活中一切现象的终极价值尺度。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消费是“人的本质”的表现和确认,也是人的本质的不断升华、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制定消费经济政策的依据和目标就是要尊重人们的消费意愿,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同样适用奢侈品消费政策。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存在与消费之间的内在紧张和潜在风险,比如,生态方面的主体权能与生态限度之间的矛盾,自由方面的个性自由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人性方面的人自身灵魂与肉体之间的矛盾,在奢侈品消费问题上要把积极促进与合理引导相结合,彻底屏弃单纯的经济功利观,通过财税政策、消费政策等手段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矛盾分析方法”和“社会再生产四大环节辨证统一”理论方法为根本指导,借鉴凯恩斯“三架马车”理论方法的有益成分,科学地区别表象和本质,分清主要和次要,弄清手段和目的,辨别真问题和伪问题,最终抓住影响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可持续发展中最为突出的分配问题,从而把握轻重缓急,实现政策有的放矢。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以少数权贵阶层的局部利益为本。其基本要求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统一、协调发展。     然而,以此观照“奢侈品减税”等政策主张,从决策依据看,能以极少数富人阶层的奢侈消费价格代表中国总体物价水平吗?显然不能,因此也就不能以偏盖全地认为奢侈品消费能影响到“拉动内需”,现阶段奢侈品无论是消费总量和消费者占比都不是中国整体消费的主流,更不是目前中国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关注面。只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消费增长的提升,才能带来可循环的内需增长,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驱动力。然而,我国两极分化严重,高收入群体收入和财富对大众的倍数更多,话语权更重,以他们的消费作为衡量全国物价水平的标杆,扭曲程度更为严重。同时,在媒体的放大作用下,少数高收入阶层对他们理应承担的较高税费的抱怨被误读夸大为大众的利益受到损害,少数人的意愿歪曲为大众民意,从而使有利于公众和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政策遭受巨大舆论压力。     从政策研究的出发点和选择时机看,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今年春天“济南菜农因“8分钱一斤卷心菜”而自杀,而北京等大城市菜价畸高,低收入群众为吃不起菜而发愁,最近海南蕉农“成本八毛只卖两毛,无奈之下香蕉喂猪”等报道令人揪心;另一方面,“郭美美炫富”事件刺激公众神经,挑战公众忍耐底线,富人挎着名包、戴着名表、开着豪车甚至私人飞机到处跑;再一方面,群众基本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样的氛围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要求,应该干什么,应该缓干什么,应该不干什么,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吗?有关部门和人士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众衣食住行等生计问题上,而是研究如何满足极少数富人的奢侈需求,甚至利用公共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帮助跨国集团在中国推销奢侈品,不啻是天方夜谈,然而,这一切就发生在眼前。     进一步引申而言,应高度重视国际奢侈品巨头背后的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目前在中国的外资早已不是开放初期的散兵游勇了,而是演变为垄断资本,依靠自身雄厚经济势力及母国强大的政治后盾,活跃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民间团体和大学、研究机构,成为谋求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产生影响,实现更彻底的垄断、控制和暴利的利益集团。其主要手段是:利用媒体、强力公关、利益输送、与国内利益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跨国垄断资本结盟、借助与培养政治力量,以政治促进商业利益、以非常手段操纵腐败官员等手段侵蚀中国经济主权和利益。其严重危害是:影响重大决策乃至立法,损害法律尊严、损害政府威信,谋求垄断优势,扰乱市场秩序,掠夺巨额利益。跨国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对中国经济安全产生越来越大的危害,主要在于思想领域放弃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作用,在思想文化领域自我麻痹,自我缴械,轻易放弃思想舆论文化阵地,使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错误思潮畅行无阻;某些无良学者和买办充当跨国垄断资本代言人,有意误导决策和舆论,唯外资马首是瞻;某些政府部门“不当决策”和“错误决策”、监管能力不足、监管行为滞后;其中的某些个人私欲膨胀,急功近利,甚至丧失原则立场,置国家和民族大义与不顾,走向人民的对立面。近年来查处的诸多涉外案件无不惊心动魄地展示了上述场景。     ……在这些场景的映衬下,透视近期我国“奢侈品税负过高”、“痛苦指数世界之最”、“税负过高导致中国物价高于国外”、“降低奢侈品关税拉动内需”等诸多争鸣,发现有的早已超出了正常的学术探讨和政策辩论范畴,不乏逻辑混乱、流言蜚语、漫骂攻击和恶意诽谤等等,其中徘徊着一股不良倾向,就是“税收原罪论”倾向,很多人把税负问题当成了空筐,把一切问题,比如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收入不高等都看做是税负造成的,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国家税收掠夺了他们的财富和幸福所致。在这股舆论冲击中,撇开正常的解疑释惑、学术争鸣以及宣传不够和财税缺陷等因素之外,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了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作祟的魅影了。     基于对我们已成功进行60多年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历史认识,基于对已经开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伟大社会建设工程的现实认识,基于对税收所固有的作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物质基础本质特征的理性把握,更基于对古今中外波澜壮阔历史画卷中久演不衰的“税能载舟,亦能覆舟”鸿篇巨制的了然于胸,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起码的意识:税收问题不简单,事关商品价格,影响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有机统一、关系到我国进出口平衡、财政收支平衡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宏观经济问题,而且还与收入分配、社会风尚、文化发展和社会和谐紧密相关,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结合部。对于目前围绕我国“税收负担”所展现的正常学术争鸣之外的、似乎有步骤、有组织、有重点地聒噪、纷扰和步步紧避,其背后的真正指向和用意的确值得我们提高警惕,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占领思想舆论阵地,掌握税收理论政策话语权,并采取多种措施加以坚决有效地应对。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     --------------------------------------------------------------------------------     注释:     [1]《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2]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载于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载于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载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3] 参见《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0%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 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4]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5]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6]《多 部 委 就 奢 侈 品 税 分 层 调 整 达 成 共 识 高 档 品 或 增 税 》2011年09月10日 〈中国经营报〉作者:徐聪;《财政部否认奢侈品分层调税说 称态度未变》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4日 10:11 财经网;《消息称各部门就奢侈品降税达共识 最快年底明确》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3日〈中国青年报〉     [7]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为什么不在国内消费奢侈品?》载于2011年0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社科院蓝皮书:2015年前中国或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载于2011年06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 0 %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 载于《新华网2011-07-01,国际先驱导报》;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作者博客,2011-7-1 ;     孙韶华:《中国商品含税是美4倍 专家建议奢侈品区别降税》载于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04日;     《全球奢侈品市场走出危机 中国消费量已超过日本》2011年05月05日《京华时报》。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本文中所列观点和数据,除特别标明的之外,均引自上文。     [8]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第96-97页。     [9]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10]宋小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11]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载《经济研究》2007年12期     [12]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 》作者博客,2011-7-1     [13]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聂辉华赴美研究发现,在繁复的物价比较当中,两组统计数据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一组数据是,自1990年到2000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2000年至2010年,其CPI(消费者物价指数,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直在2%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其物价之稳定从一个细节就可见一斑:自美元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另一组数据是,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88年、1994年、2007年和2010年至今的4轮通胀,通胀高峰CPI的涨幅分别为18%、21.9%、8.7%和当前的6.5%,这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在不断下降。关于当今中国物价是否已经比美国还贵的问题,几位接受采访的专家给出的结论是: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究其原因,一个被广泛提出的观点是: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20%多,从而导致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同时,在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战略下,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在现行的货币发行制度下,外汇储备的增加必须要以基础货币增发来对冲,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参阅《中国青年报》2011年6月29日报道《中国人挣得比美国少,物价比美国高引发大讨论》     [14]本段落中西方各国报纸消息和数据,均引自《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15]张琪:《黄亚生:中国现在本应该人均收入15000美元》经济观察网,2011年07月04日     [16]程惠建《别让奢侈品成为另种“鸦片”》载于2011年05月09日《国际金融报》     [17]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2005年4月第1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18]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著,韩光明等译:《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3页。转引自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04页。     [19]沃夫冈·拉茨勒著,刘风译:《奢侈带来富足》,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转引自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第104页。     [20]如今,中国的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只有两万元左右。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一年的收入尚不足以买一个奢侈品的手袋。其实,在这里包含着一个极不对等的“交换”,或者就是一种剥夺。“奢侈品是精神鸦片。”财经作家叶楚华在09年时就如是指出。“奢侈品其实是‘高雅’国家对相对‘低俗’国家的一种剥夺,因为这种高价值的东西,可以一夜之间剥夺掉他国的巨额财富”,是国际列强掠夺中国财富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有媒体做出的反思更为犀利:“在追逐精致生活的梦想中,人群走火入魔地失去了起码的价值判断力,用一个中国工人生产一百件衬衫的血汗钱去换一只其实除了‘标志’并无多少‘奢侈’可言的皮包。物欲交换被诱入如此的信仰窄门,怎不让人联想到吗啡与其吸食者的危险关系?!”不仅在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其毒害麻痹程度更为显著。“西方奢侈品商人把人性研究得透彻,知道刚有钱的人其实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标志化产品已不再是予人以‘精致’,而是为人群打上‘烙印’。”“奢侈品就是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做皇帝的错觉。”参见《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 载于《新华网2011-07-01,国际先驱导报》     [21] 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3] 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24]这种学说宣称,工业发展后进的国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参见韩德强:《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参见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5] 赵淑敏:《中国海关史》,中央文物出版社l982年版,第59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6]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中卷,l986年版,上卷,第613页;中卷,第l5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7]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转引自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页。     [28]参见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第30-31页。     [29] 没有流转税(营业税、增值税等),而且是唯一没有征收一般消费税的经济发达体,只有利得税、薪俸税、物业税、印花税、博彩税、酒店房租税,其中,利得税占税收总额的50%以上。另外,豁免征收香港境外交易收入或利润的税项。     [30]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分配,如果物质生产的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第13页。     [31] 《商务部回应奢侈品降税争议:时间表需财政部表态》2011年07月18日,《羊城晚报》。          参考文献:     郭树清:《中国经济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问题》载《经济研究》2007年12期     王小鲁、樊纲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余永定:《双顺差的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载《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2010年6月三联书店第一版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2005年4月第1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8月第1版     宋小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赵玲《消费合宜性的伦理意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江涌:《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盛洪:《为万世开太平——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问题的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李光辉:《税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税务》2000年第4期     马丁等:《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韩德强:《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刘尚希:《不应取消或降低奢侈品进口消费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财经报》     《中国奢侈品消费“称王”令西方兴奋》载于2011年06月17日《环球时报》     《为什么不在国内消费奢侈品?》载于2011年06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社科院蓝皮书:2015年前中国或成全球最大奢侈品市场 》载于2011年06月20日 《中国青年报 》     《内 地 奢 侈 品 价 格 比 美 国 高 5 0 % 关 税 下 调 基 本 成 共 识》 载 于2011年06月30日《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奢侈品恐成国人“精神鸦片”》载于2011年7月1日《国际先驱导报》     程惠建《别让奢侈品成为另种“鸦片”》载于2011年05月09日《国际金融报》     胡笑红 赵鹏:《 财 政 部 商 务 部 官 网 刊 文 论 战 奢 侈 品 关 税 意 见 相 左 》2011年07月01日《京华时报》     徐芸茜:《部委意见存分歧 奢侈品减税方案遭雪藏》2011年06月25日《华夏时报》     《奢侈品关税下调最大降幅达15%》载于2011年06月20日《广州日报》     邱林:《中国凭什么当欧洲的“救星”?》作者博客,2011-7-1     孙韶华:《中国商品含税是美4倍专家建议奢侈品区别降税》载于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04日     《全球奢侈品市场走出危机 中国消费量已超过日本》2011年05月05日《京华时报》          本文删节版本发于《战略与管理》2011年第9/10期合编本,作者授权爱思想网站首发全文版本。    进入专题: 进口奢侈品降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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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11021】谢谢,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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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瑜对此回答表示: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网民已超过4亿。中国政府鼓励和积极支持互联网良性发展,依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同时,中国对互联网依法进行管理,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促进互联网良性发展,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我们愿同各国就互联网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以共同促进互联网的良性发展,但不接受任何以互联网自由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 @Fenng :我已经替外交部发言人想好了回答:对于所谓国家防火墙屏蔽美国互联网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中国从来没屏蔽过任何网站,尤其是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这都是根本不存在的网站。最后我想问提问者:你有孩子没有? @billkds : 中国的互联网是最自由的,严重谴责美国政府干涉我国内政!为了抗议,我再也不看除了《迷离档案》《复仇》《宇宙大爆炸》以外的美剧了! 【4】马云在香港AsiaD大会上再次谈及竞购雅虎 1.从未改变态度,在等待雅虎董事会告知意图;2.如果竞购成功,将引入新的管理团队;3.希望收购雅虎一部分或是整体收购,钱不是问题(此前曾透露200亿美元已准备好),问题是雅虎打算做什么;4.没有雅虎,就不会进入互联网行业 【5】樊纲: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差得很远 我们仍然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人均收入4000美元,而东亚国家人均收入在10000-20000美元,除了朝鲜和中国。我们离实现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基本方式还差得很远。但其目标应当是现代市场经济,而非绝对自由、没有监管、缺乏调控的市场经济。 【6】人类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 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这是真的吗?而如果将消失,你会在毁灭之前做些什么呢?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导致地球资源一点点耗尽,人类不能将赌注放在一个星球上。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而人类要想继续存活只有一条路,即移民外星球。——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 【7】新国标 @新周刊 :卫生部2011年9月6日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速冻面米制品)”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每克生制品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含量在1000~10000个之间为合格。所以,按旧国标,思念水饺的确有问题,如果新标准实施,则是达标。以后所有的水饺都会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吗?这就是我们的国标,不断测试人类卫生底线。 【8】希拉里得知卡扎菲被抓瞬间惊呆 卡扎菲伤重身亡后,美国务卿希拉里正在阿富汗喀布尔接受采访。当时其他人递给她一个黑莓手机,上面是卡扎菲被捕消息。希拉里看后似乎惊呆了,过了许久才惊叹了一声“哇!”。随后她扭头看向其他人,反复强调此消息没有被证实。 【美未来外交政策将延续利比亚低调做法?】华盛顿邮报消息,与陷入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泥淖不同,美国在利比亚局势中的角色更低调。白宫官员称,美国在利比亚和盟友共同承担责任,自己花费很小,更重要的是无人伤亡。美副总统拜登也指出,这种做法将更符合未来美国处理类似事件的趋势。 【9】美参议员提议:外国人购房满50万美元送居留签证 为刺激一蹶不振的美国楼市,美国国会两名参议员在议案中提议,为在美购买总价50万美元以上住房的外国人发放居留签证。申请人既可把全部50万美元用于购买一套房屋,也可先花25万美元购买一套,然后用剩下的钱再买一套。 【10】乔布斯生前曾长期拒绝接受手术治疗? 路透社报道,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即将出版的传记的作者艾萨克森日前披露,乔布斯生前曾拒绝接受或将挽救其生命的癌症手术长达9个月,而不顾家人反对而选择了替代疗法。当他最终决定做手术时,其所患的胰腺癌已扩散至器官附近组织,病情已变得十分危急。 【11】萨科齐添女 法国第一夫人布鲁尼巴黎时间昨晚8时生产。忙碌的爸爸昨日并没有陪着妻子见证激动的一刻,直到11时才与母女会和。当天他在法兰克福参加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的卸职礼,现场拒绝就这“第四个孩子”发言论。他曾说“我要不遗余力保护这个孩子,永远不公布照片,不曝光。”( @郝倩在英国 ) 【12】磨损指示器 @浦东高速交警 :【你知道吗】轮胎上都有“磨损指示器”,当花纹磨损至这一极限时,应及时更换轮胎! 【13】谢谢,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王功权 ,再被爆料:“在兴隆镇的大排档上看到了王功权和王琴。王琴身边有行李箱……”值得一提的是,爆料网友还专门留言给了王功权的妻子“xiaomuwu宝贝”,而后者则十分淡定地回复“谢谢,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 【14】给熊买一棵可以爬的树 @北欧小熊 : 芬兰一个12岁的小男孩osto,用了一夏天在森林里采集小浆果,并在祖母的帮助下做了400瓶果汁,共卖掉200欧元。初衷是因为他一年前在动物园里看到一只情绪低落的熊,现在他把这200欧元捐给动物园,希望给熊买一棵可以爬的树。---让我心里觉得无限温暖的一条新闻,来自yle 【15】在中国有两个阶层 @落雪是花博报 :一个阶层,物价飞涨,买不起房,开不起车,出不起国,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民不聊生; 另一个阶层,出门警车开道,房子按成本价且有几套,车子公家配,出国就像郊游,看病统统报销,无所不特供。对应就有两种人,一种人对社会很失望,含冤受苦;一种人对社会很满意,要维稳。 【16】哦!对不起!我不谈政治~ @朱晏 :关心我的朋友常常训斥我:你不要参与政治问题!我关注动车事件,是因为我也会坐动车。我关注被拐乞儿事件是因为我也有孩子,我关注强拆自焚事件,是不想成为第二个姚晨,我关注光诚事件,是因为我只有一个孩子~亲爱的,这些都算是关乎你我的民生问题类吗?主席是谁?哦!对不起!我不谈政治~ 【17】至少医生是这么说的 @tombkeeper :一个亲戚前几天脑血管瘤破裂住院,生命垂危。医生说:你们的手术安排在两周后。于是塞钱。然后医生说:明天做做准备,后天早晨手术。手术做到一半,医生出来说:需要装三个支架,最难的那个我做了,还有两个做不了,你们转到上一级医院去做吧。于是又塞钱。然后手术圆满完成了——至少医生是这么说的。我就是医院出来的,我们家族有五个人在医院工作。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只有少数人不收红包,收药品回扣的比例接近100%。 【18】百年前也不行 李连杰:拍《霍元甲》为例,当时电影中老百姓有吸鸦片的镜头,这导致电影暂时没法通过。上面说,奥运会要来了(《霍元甲》2006年1月上映),这影响到中国人的印象。李连杰试图辩解:这可是百年前的中国人。上面回答:百年前也不行。 【19】《齐唱红歌》 (第四届重庆市摄影艺术展铜奖 叶星箭) 一只鹅带着四只鹅在红旗下齐唱红歌~~~ 【20】我们把好的果子都吃完了,不好的果子都留给你们了 @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这一代,以及后面的几代人都很幸运,都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我们把好的果子都吃完了,不好的果子都留给你们了,很抱歉。——余华在暨南大学演讲时说。他还表示,“80后压力空前、受尽磨砺,我对你们充满尊敬”(274期声音) 【21】没有正确的信仰,大家只好盲目地相信自己,不加分辨地将自身的所有欲望合理化,美德化。( @喷嚏意图 :) @叶克飞 :对于独裁者来说,寿终正寝其实已是一种极大的奢侈,从希特勒到卡扎菲,反面教材比比皆是。也有些独裁者会天真地以为,传给自己的后代就可以永保平安、无须火化,可世间哪里有永远呢?只有富不过三代,由此看来,蛋炒饭也成了一种机缘、一种救赎。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镜像: www.dapenti2.com    www.penti2.com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1846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颜昌海:大陆贪官的海外圈子已经成形

随着北京反腐力度的增压,贪官的脚步似乎也在加快。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在反贪风暴中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涉案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贪官挟款外逃的事例越来越频密。但外逃的贪官究竟有多少?中国每年有多少黑金外流?有关评估并不确切。至于贪官及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形态,国内民众更是一头雾水。 早在2005年,被中国政府列入“外逃贪官”名单的前武汉长动集团董事长于志安,在美国投书报刊喊冤,称自己是“反贪被迫出走”。当年70岁的于志安1995年突然出走菲律宾,同年12月赴美国。大陆官方指控他卷款逃走。美国移民局经过5年核查,2004年批给他绿卡。知情人士称,他转移到美国的近千万美金,成为他在美“立身”的资本。 在洛杉矶、纽约、夏威夷、休斯顿、温哥华、多伦多,经常可以看到不少开超豪华轿车、珠光宝气的中国男女,并已形成了一个圈子。这些人不参加当地华人社区的活动,不在人多的场合露面,行踪诡秘。不过,在高档餐厅里,人们也偶尔可以听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时谈论,说当初出来时弄的钱太少,还应该多拿一些,因为现时外逃的官员搞的钱又大大超过了他们。贪官的海外圈子正在成形,成疮,也在成为北京致力打击的一个重点。 关于中国贪官外逃,当年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一组官方数字是:“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 …”。这实际上只是被检察机关掌握的一部分,精确的数字应该比这个庞大许多。 涉及诈骗款额达18亿元的广南集团贪污案,纠缠了3年零8个月之后宣布判决。虽然共有23人被起诉,15人被定罪,但至今仍有26名涉案人士潜逃海外各地,包括案中的两名主谋:广南集团副总经理黎瑞华及前澳门立法会议员陈继杰。中国银行广东开平分行5名职员侵吞近5亿美元银行资产的惊天大案,5名主嫌悉数潜逃国外,其中3人在加拿大过着“豪华”生活。“远华集团”走私集团主嫌赖昌星以贿赂手法收买各级官员,透过私人兴建的豪华庭园“红楼”作为“私人俱乐部”,提供酒色财气,将大批高官引入财色陷阱,巴结收买。该案涉及官员高达500人,案发后潜逃海外的官员大约在70人以上。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在逃贪官,仅2004年就有120名之多,其中70%是国企的厂长、经理。 与广东一水之隔、人口不足600万的海南省则更是外逃贪官重灾区。海南建省时间在全国最短,且不论那些逃跑的一般小厂长、经理,当年光轰动全国的厅局级逃亡贪官就有:海南省首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海南省财税厅厅长刘桂苏、海南省工商管理局局长富荣武、海南省粮食局局长陆万朝等。1989年,海南省第一任计划厅厅长李永生因经济犯罪,潜逃国外。接任李永生的是当时公认办事能力强、有魄力的国家体改委城市改革试点司副司长姜巍。但4年之后(1993年10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姜巍因收受各种贿赂人民币12.3万元,美金1000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姜巍不是不想跑,也不是不能跑,只是没料到事情败露得如此之快。 当年在海南,在不同的时间和人群中常听到各种讥讽官僚腐败的顺口溜,其中有一段流传很广,内容是:“中国有个海南岛,六个厅长往外跑;三个市长坐大牢,两个处长卖情报。”版本不同,说得也未必十分精确,但反映了大陆民间对海南官员腐败的不满情绪。地处内陆的人口大省河南,近年来也在贪官外逃方面“独领风骚”。15年前,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明玉卷款数百万外逃至美国,曾经轰动一时(董明玉现住在新泽西州,生活闲适);10年后,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曾任中共漯河市委书记的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程三昌,在一年之内相继卷款外逃,亦造成“轰动效应”。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都是“厅官”;二、都是“改革先锋”人物。 当年由于贪官外逃现象严重,使中国“损失资金50亿”。这是2004年初中国官方杂志《半月谈》公布的数字,这个数字仅包括官方记录的立案的赃款。如果算上那些没有立案的,或者没有暴露的,这个数字也许会翻上10番、20番。一边是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这个口袋进,那个口袋出”的尴尬处境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他们估计1997至1999年外逃资金规模约为1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认为应该是约530亿美元(约44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177亿美元,每年外逃数额占GDP比重的2%。虽然“权威分析”比《半月谈》提供的数字已经高出许多,但比起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仍显得太少。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近年来以各种方式非法转移至国外的资金分别为:1997年总金额为364亿美元;1998年386亿美元;1999年283亿美元。经济专家樊纲更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 尽管如此,海外人士仍然认为这个数字太保守。因为资金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加拿大等国易如反掌。香港廉政公署2004年破获一个庞大的跨境洗黑钱集团,再经与警方成立特别调查小组联手进行足足一年的深入调查后,正式起诉8名人士,包括宝生银行一名前高级经理。警廉的联手调查显示,该个涉及贪污的跨境“洗黑钱”集团,自1996年至去年被捣破的5年来,总共清洗的款项高达500亿港元。这还只是被查获的一个洗钱通道。 另一个被查获的洗钱通道是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山镇刘氏兄弟的地下钱庄,他们以“一条龙”服务闻名。这个地下钱庄在交易方式上很简单,往往是交易完成了还不知道对方是谁。由于交易量巨大,他们的成本无形中也大大降低,因此吸引了不少企业前来进行交易。这个地下钱庄在3年内资金流转总规模达到了20多亿元。而远华走私案主嫌赖昌星则将120亿元人民币的走私收入,通过地下钱庄付往加拿大。 2004年就有人指,每年从中国以各种方式洗出的黑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式,资本外逃额即中国贸易顺差加资本净流入与中国外汇储备总额增加部分的差值。每年中国国际收支统计中这一“误差与遗漏”亦有一两百亿美元,多年累计下来,数额已逾千亿美元。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由于“误差与遗漏”仅仅是被政府所统计的那一部分,更多的资金流出没有记录在案,因此这一数字可能更为惊人。 有统计显示,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从1998年的147亿美元大幅飚升到2000年的643亿美元。这笔钱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地下钱庄的“洗钱”活动。这还不包括通过留学渠道外逃的资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显示,中国已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中国人事部也透露,中国在外留学人员总数达46万人,分布在全球至少103个国家和地区。据资料,在英国留学的费用,一般而言,研究生、本科生每学年平均学费大致在5000至16000英镑(6万到19万元人民币)之间;美国许多大学一年的费用在1万美元至3万美元(8万到25万元人民币)之间;在澳大利亚,绝大部分全日制学位以及研究生课程每年的学费在1万至2万澳元(4万到8万元人民币)之间;而加拿大的学费一般每学年在6000加元(3万元人民币)左右。以每人每年平均10万元人民币计算,就是460亿元人民币。如果计算他们的隐性支出就会更多,一位在伦敦读专科的留学生说,伦敦的许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尤其是小留学生)被人称为“中国阔少”,出手阔绰。北美的新一代中国留学生大抵如是,他们刚来美国不久,就住上一套很不错的公寓房;没几天,又开上一辆很不错的车,父母亲戚经济实力雄厚。加州华文媒体曾质疑,现在中国大陆来的一些年轻学子几天就换一部车,一会儿是宝马,一会儿是奔驰,难道中国真的暴富起来了吗?!当年的留学生见此无不感慨复感慨,电影演员陈冲回忆说:“1981年,我来美国时日子过得可苦了,一点经济基础都没有。当时兜里没有钱,只能靠在餐馆打工赚点小费,一个小时才挣4.95美元。”这在当今的留学生听来有如天方夜谭。当今这些花钱如流水的新一代留学生的父母,除了私营企业老板、白领阶层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党政官员。美国教育基金会一位人士透露,外国学生一年可为美国带进90亿美元的教育收入。早在1998年,美国的传媒就披露,高等教育已成为排在军火、电子等行业之后列出口创收的第5位,而中国大陆是美国留学生的第一大来源。 从2010年开始,中国贪官外逃话题就成为一个经常被中央政府部门不断“关照”的话题。每逢某政府部门或研究者对外发布贪官外逃的相关报告,不久后就会有其主管部单位称这一研究是“谣言”或“严重失实”,甚至还逼迫当事人出面收回原来所言。2011年6月份网上流传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旋即被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说该报告所言并非事实。但3个月之后,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启动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等于再次承认官员外逃现象严重。 贪官携巨款外逃曾被北京列为国家级研究课题,给予研究者经费资助并提供查阅资料的便利。既是事实,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为何又要如此不顾形象地互掐?背后原因复杂。 中国贪官与国企负责人外逃发韧1990年代。那时最著名的外逃案件是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事件。于志安12岁即被八路军收留,16岁入党,曾与焦裕禄并列为全国六大标兵,外逃前曾被称为国企改革典范。 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是王军所写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一文(《改革》杂志1996年第5期)。后来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北京出版)一书的第五章专列一节“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从此之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中国公众视野。以后又出现过一本由李广森撰写的《中国追捕外逃贪官纪实》,但因没有对新情况的系统性研究,一直未形成媒体讨论高潮。2004年,由湖南大学《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参与者王明高对外发布该报告中有关贪官外逃部分,《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10期,3月18日)以“中国贪官外逃路线图”为题,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很详细地揭示了厅局级官员成为出逃主力;出逃准备是个系统工程,一般需要经过出国探路、海外安家、资金转移这“三部曲”,每个贪官至少会携款数百万元至逾千万元,等等。 从那之后的几个月内,中国贪官外逃成为中国媒体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最有名、被媒体广泛征引的资料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据当时媒体报道,商务部的研究结果是“商务部披露资金外逃内幕4千贪官卷走5百亿美元”,并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该报道还特别说明:“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 鉴于当时关于贪官外逃的数据太多,且差别过大,《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署名为“李先梓”的文章:《请给公众关于贪官外逃的准确数字》,援引了几篇当时比较权威的报道:“2003年,《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统计说,中国共有至少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2004年2月4日香港《文汇报》援引内地统计数字说,单是2003年上半年,内地外逃党员干部高达8000多名,具体携款数目不详;2004年7月23日《法制晚报》报道说,公安部在5月份召开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2004年8月16日《法制晚报》报道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我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这些数字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500人和8000人之间的差距,以及50亿美元与500亿美元之间的差距更是判若云泥,到底谁的数字更准确?公众到底应该信谁的?” 尽管公布上述数据资料的都是政府部门或者官方的权威杂志,但因中国《新闻周刊》的专题报道登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加上说是总理副总理过目,从此以后贪官外逃的数据大抵都以商务部报告为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 按说多个政府部门均有自己的研究人员在做这项专题研究,也经过多年来媒体持续采访报道,一向喜欢堵国民嘴巴、蒙国民眼睛的中宣部对资本外逃的讨论也未制止,听凭各媒体“炒作”,这类事情的真实性应无疑问。但中国大陆确实是个创造奇闻的政权,也从不吝惜制造谎言,并利用权势逼迫他人与自己一道撒谎。于是从2010年以来,贪官外逃数量规模两度被否定。其中一例是2010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发布消息,称商务部否定自己过去做过一个研究报告,即“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这种否定,当然是为了现实需要。只是商务部逼着研究者出面否定自己6年前声称做过的报告,其中蹊跷实难以猜测。何清涟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商务部是中央部委,该报告提供的贪官外逃数据反复被中国媒体征引,比如2009年1月19日,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在《“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一文中再次引证这组数据。这就让人产生疑问:商务部的公务员人数至少一二百人,自2004年之后的6年当中,这个报告的内容被反复大量征引,商务部的人不可能没看过这些征引,为何迟至今天才会出面否认?梅新育在2010年4月27日发表博文《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始末》说:“我当天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标题,再一看内容顿时深感震惊,马上便打电话与该记者交涉,要求他们报社通知网站删除这条新闻,又花时间写了封正文1300多字的邮件,一一列举说明那篇报道中的主要捏造和讹误之处,当天下午发了过去。但由于该报道已上网,网上流传已经无法消除。” 仔细读梅新育这篇博文,感觉是:这是托词。在媒体工作过得人,确有多次看到媒体更正报道的情形,通常做法是发现偏差失误后立即尽快发声明以消除影响。该篇报道所涉之事重大,作者又是中央部委研究人员,如系不实报道,记者不可能不受处罚。如不能证明是记者制造虚假信息,那么作为新闻提供者的梅新育,所担干系可谓至大,此中利害,作者自应知晓。为何要迟至6年之后才发表文章消除这篇“不实报道”的影响?相信其中自有作者不能为外人道的缘故在。 人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发表?(这里指的“选时间”的主体当然不是梅新育,而是指未出场的主角。)而且,梅新育2011年8月再度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重提国企资金被离岸企业通过开曼群岛等转移这一事实(《中国离岸企业被指侵吞国资转移五百亿美元资金》,从中可知梅新育去年被迫否认事出有因。 这一轮否认背后的因素只能猜测。当时有两大因素迫使大陆政府坚决否认大量贪官携款外逃之事,一是当时有关太子党利用权力敛财的黑幕频频见光,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3月29日以不署名记者名义发表《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二是以保密安全与谨慎做为商业品牌的瑞士银行,其保密大门已被美国攻破(《美国敲开瑞银保密制度内幕》,路透社2010年4月13日),正准备通过《独裁者资产法》。这两件事情给当权者造成了危机感,因此得极力否认中国贪官携款外逃的事实,倒不是为已经外逃的贪官着想,而是于“公”来说得稳定军心;于私来说高层家属也有海外财产安全问题。 2010年4月与2011年6月,关于中国贪官携款潜逃的数量与事实已经两度被否认。为何现在中纪委与监察部又宣布要试点呢?这里有个时势所迫。大陆政府通过大外宣努力塑造一个繁荣似锦、前途无限的“中国模式”,却始终无法解释一点:为什么这个繁荣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即富人与官员纷纷弃国而去?!据说子女家属已定居国外的“裸官”已高达118万,如果说官员们是担心其腐败曝光,那富人们却是用脚投票,光明正大地通过移民等方式,并很清楚地解释移民的第一位理由是为了安全、子女前途。所以,无论北京的外宣经费投入多少,精英们弃国而去这一事实都展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这艘外表华丽的巨船已经被掠夺得千疮百孔,了解船况的“大副”、“水手”正想方设法弃船逃生。这一现象对内是动摇军心,对外则有损党的光辉形象,再加上党工、维稳与纪检部门中还有大量无法外逃者,因此才出现了党对于这个话题摇摆不定的态度。 现在中国大陆是无官不贪、无商不贿的社会。在这社会里说有一个一文不贪的官,人们都会觉得怪怪的,不合常理,不近人情,有一定贪污才是“正道”。 如一官员利用手中权力给了你好处,你必须知恩图报,必须给他送礼,否则旁人都会觉得你不近人情,这种人不可交,都会离你远远的。现在中国大陆,已是充满假冒为例产品,到处坑蒙拐骗的,有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金钱人人想赚,各有巧妙不同。”只要能赚到钱,不管是靠“权”,还是靠“骗”都是合理的。 从这点上看,“贪污”并不可“耻”。只要想一想,一个地方官,什么也不想贪,什么也不想做,这样中国经济能“腾飞”吗?他们知道只有用一切手段把生产搞上去,自己就会得到上级赏识,升官才有望。而生产搞上去也就是手中的权“能充分发挥作用”,在“权”下得“利”的这些人,都按照现代社会通行规则是,一定会回报的。因而“贪”是得到社会认可的。当然,如果搞得太过分了,露骨,太张扬,在没有强有力的后台扶持下,也会彻底倒霉的。在“有贪可图”的推动下,就会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成本,改进工作方法,努力提高“贪”的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生产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当然这在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偷工减料,出现豆腐渣工程,楼脆脆,楼拥抱等低质量的产品,但现在人想的是,只要短期内能骗得过去,至于多少年后,由于产品低劣而发生什么严重事故,那是后来人或那是子孙后代的事了。这样,“贪污”也就成了官员们积极工作,想方设法扩大生产,再生产的动力。在GDP上升的账上也就可挂上一笔了。 不过, 当前“贪污”从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的“毒瘤”。以“贪污”作为动力来促进生产,本身也就是“饮鸠止渴”, 虽然暂时能从另一面促循生产,刺激经济,但本质上讲,还是对整个社会起着分崩离析的作用。也因为这一点,这艘船上的“大副”、“水手”正想方设法弃船逃生,害怕一旦翻船,就家破人亡。

马立诚 | 厉以宁的诗词

  厉以宁的诗词       2000年底,我去拜访厉以宁教授。     当时,我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开始主编“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丛书。这套丛书的初衷,是鼓励经济学家在转型中的艰辛探索,公正评述他们的巨大贡献。后来,丛书相继出版了《吴敬琏》、《厉以宁》、《董辅礽》、《茅于轼》、《樊纲》、《林毅夫》和《钟朋荣》七本。七位传主和七本书的作者对丛书十分支持,进展顺利。原计划还有刘国光一本,也与刘教授谈好了,但拖延了几年没交稿,只好作罢。不知刘教授出于什么考虑,改变了主意。     我见厉以宁,是和他商量他的评传《厉以宁》由谁执笔。     他推荐他的学生陆昊,说陆昊理论上、实践上都有一套。陆昊于1985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任北大学生会主席。1989年,陆昊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在北京制呢厂干了多年,直至当上厂长,并被评为北京市扭亏增盈突出贡献厂长。1998年,他任北京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到我和厉以宁见面的时候,陆昊任中共海淀区委副书记、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      我说,陆昊是大忙人,可能时间太紧张,但厉教授坚持让陆昊写。      我转过头来找陆昊,陆昊答应了。他说,厉老师嘱咐的事,尽量克服困难吧。我说,你忙到每晚10点才能回家,时间有保证吗?他说加加班吧。事后我得知,他的夫人小朱也帮了忙。      难为了陆昊,早起晚睡忙了近一年,到2001年11月底完成书稿,并经厉以宁审阅通过。这部评传对厉以宁的股份制思想、非均衡理论和经济伦理思想,表述得精要得当,切中肯綮,写得很好。但我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小小趣事。 这就是书中大量引用了厉以宁的诗词。其实,书稿中已经专门写了一章评介厉以宁的47首诗词。但我见到其它章节也大量引用了诗词,总计近150首。      作为经济学家,厉以宁享有盛名。他的诗才被盛名所掩,一般人了解不多。      厉以宁从小喜爱阅读和创作古典诗词,60多年持之以恒,被他的学生称为“诗意人生”。厉以宁的诗词很有特色,明快清新,口语入诗,而且不少作品含有深广的意涵。阅读他的诗词,可以触摸时代的沧桑巨变,感受诗人“风雨悲欢”的曲折人生,领悟作者“唤醒世人”的远大抱负和睿智乐观的心胸。     厉以宁在“大跃进”中曾经写了下面这首诗:   七绝·河北农村所见(1959)        高炉余火映红霞,农舍停炊社即家。岂止城中遭苦雨,溪头荠菜不开花。        全民“大炼钢铁”,农村也是处处“土高炉”。家家户户停了灶火,人们都去公社大食堂白吃。大折腾的结果,不但城里一片混乱,农村里连聊可充饥的荠菜都不开花了。当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造成严重后果,诗人对此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厉以宁的作品敏锐地反映了中国局势的变化:                                           木兰花·校园初春(1978)       湖边残雪风吹去,墙外麦苗青几许,一行燕子报春来,小径花丛闻笑语。     黄昏忽又潇潇雨,乍暖还寒何足虑,隆冬已尽再难回,历史无情终有序。       词句含蓄蕴藉,然而意旨甚明。国运历经隆冬之后,虽有余寒不时来袭,但是发展前景仍然让人乐观期许。     1980年,改革初起。厉以宁写诗明志:   七绝·无题       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当时,厉以宁曾提出一些改革建议,遭到误解与批评,但他坚信“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诗句表达了作者矢志改革的决心与信心。     1996年,厉以宁为他的《转型发展理论》一书出版作了一首词:   相见欢       边城集镇荒丘,大山沟,多半见闻来自广交游。下乡怨,下海恋,下岗忧,了解民情不在小洋楼。       这首明白如话的词启示我们,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理论创新源于社会实践。只有读万卷书的同时走万里路,才能真正摸到经济的脉动,体察民众的愿望,获取第一手资料。     厉以宁的诗词固然好,但在一本经济学学术评传中,如果选用过多,难免会与书的主旨游离。好在已经有多种版本的厉以宁诗词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我对陆昊谈了这个想法,陆昊很谨慎,并不表态。我猜想,他是厉以宁的学生,也许有不便之处。于是我说,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吧。我再三阅读了书中近两百首诗词,经反复斟酌,删去50多首,留下了90多首。顺便说一句,陆昊写完此书之后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显然更没有著作的时间了。     书的原稿为何选用了如此之多的诗词呢?我听北大几位朋友说,厉以宁的一位友人曾对他说,你的经济学说很多原理来自西方,而你的诗词却是独创,成就更大。     《厉以宁》一书于2002年元旦出版之后,我含着一点歉意,到海淀蓝旗营厉宅去看他。没想到他十分大度,不但没有提及此事,而且还赠送给我一个条幅,上书他的诗句:       世事沧桑君堪慰,落潮已到升潮时。       落款写道:“手书1995年旧作《湖南邵阳魏源故居》中的两句赠给马立诚同志  厉以宁   二00二年元旦” 看着这两句诗,不由得想起1998年4月4日,我和凌志军撰写的《交锋》刚刚出版,在北京大学召开新书发布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厉以宁,亲自到场祝贺,在会上讲话说:“我们要用改革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绝不能停滞倒退。”     又想起,我为这本评传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他很关切地问我,《交锋》出版之后的日子怎么样。     怎么样呢?以这两句诗和厉教授共勉吧。  

樊纲:中国户籍与土地制度阻碍城市化进程

  樊纲,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主要学术专长是理论经济学,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城市贫民窟在中国出现的原因不是户口制度,那又会是什么呢?我认为城市严重贫困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村地区的独特土地制度。   用城市居民数量占人口百分比来衡量,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按官方数据显示大约是48%。考虑到30年前城市居民只占总人口的18%,这着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进步虽大,但仍不能让人满意。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在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时候,城市化速度都快于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却落后于工业化,用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百分比来衡量,中国的工业化程度目前约为70%。户籍制度没有阻止农民工入城。但我们现在城里的户籍人口是贵族,给他提供东西远远高于农民能够得到的东西。所以它里面的价差非常高。农民工市民化,这个是大趋势。要在资源配置基础上做这些事情。其实根本就是怎么取消户籍制度,然后讲公共品供给。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一个显著差别:中国城市不论大小都看不到任何重大城市贫困人口或贫民窟的迹象。人们往往把这现象归因于中国的户口制度。中国人一出生就被户口制度区分为城市特权和农村贫困两类。然而,这一制度虽然让农村人口享受不到一些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比如公共教育、医疗服务和失业保险等,但却从不阻止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   事实上,政府一直在鼓励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这就是为何在过去30年,超过40%的中国劳动力,即约3亿人脱离农业进入日渐向城市集中的工业和服务领域。结果,在中国城市中持农村户口的农民工总数量已经超过了持城市户口的工人。   如果防止贫民窟在中国城市出现的原因不是户口制度,那又是什么呢?我认为,防止严重城市贫困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村地区的独特土地制度。   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发轫于将生产土地租给农民家庭的所谓“农村家庭承包制”。这意味着在改革初期,集体生产方式便已土崩瓦解,由私人取而代之。   农村地区的土地所有权虽然仍归“集体”所有,但家庭可以获得土地产出的所有“剩余价值”,这就给了农民有效利用土地的诱因。如果家庭成员在城市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们还可以把土地转包给别的农民。   家庭可以在承包期内保留转包的权利,但他们并不拥有土地权。如果农民工出现财务困境,他们可以更努力地寻找新工作或向政府求助,但土地却绝不能被出售或抵押,土地的用途也不能在没有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转作其他商业用途。   这一特殊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如果农民工失去了城市的工作,他们还可以从地租中获得一些收入,也可以回到农村重新靠承包土地生活。在家庭承包制度下,农村家庭获配的一小片土地虽然不能致富,却可以发挥作为最后社会安全网的作用。土地制度造成城市化滞后且不稳定。   这就有力地解释了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独一无二的土地所有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似乎不可能复制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劳动力储备留在农村,而不是留在城市贫民窟。   这安排虽然让城市化得以较平稳推进,但终究只是一个过渡性而非永久性制度。农民工仍然感到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因为他们的社会安全网还是由其农村户口决定。事实上,由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分隔,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社会差距。   这样的情况,再加上中国人口的高度流动性,让中国的城市化极度不稳定。要实现“永久城市化”,中国必须引入新的社会安全网。宣布废除户口制度或许并非难事,但若没有可以缓冲农民工在城市所面对风险的制度,这样做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让农民工也能享有公共服务,如教育和正式的社会安全网,这才是城市化进程成功的关键,即使囿于资源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能够做到这一点,农民工就会争相变成城市居民。从获得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也会变得更平等。   从2011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或许将较有效的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为建立全国性、普遍性及可转移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努力。“十二五”规划也可能规定城市政府增加提供给不持户口的长住居民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和最低工资保护。试点工作已在重庆和成都等城市展开。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但是,经历了长时间的争论和犹豫之后,高层决策者显然已经做好了采取新方法,迈入城市化新阶段的准备。   城市化的主要挑战并非基础结构和城市设施,不管它们有多重要。成功的关键,是让农村移民在城市里成为平等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机会和公共服务。这个目标需逐步实现。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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