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樊纲:对当前宏观调控中九种观点的看法

樊纲:对当前宏观调控中九种观点的看法 进入专题 : 宏观调控    ● 樊纲 ( 进入专栏 )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从统计数字看,我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经济过热势头得到了遏制。在宏观调控取得良好成绩时,也有一些对宏观调控政策质疑的观点,我愿意对这些观点进行深入的探讨。      观点一:“经济热有什么不好”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不怕热,就怕冷,经济过热有什么不好?我以为,在世界各个国家,经济过冷从来都是经济过热的直接恶果。比如,美国前几年的经济萧条是因为IT业的泡沫导致的,而日本长达15年的经济低迷,则是因为此前20多年的经济过热产生的泡沫破裂造成的。这几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的高增长,投资高速增长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大量中国企业开始投资更新生产设备。其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吸引外资大幅度增长,带动了国内相关企业的投资增长。比如这两年世界汽车巨头纷纷进入中国,带动了国内汽车零配件行业的投资浪潮。另外,入世后,中国产品的出口限制少了,出口大幅增长也推动了国内出口企业大量追加投资。比如去年有段时间,中国纺织行业投资增长率竟高达百分之几百。最后是中国城市化建设开始加速,现在各地都在大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开发区、大学城更是一拥而上。这些投资是好事,但如果同时进行,大干快上,就会使能源和生产资料需求大幅增长,出现供给瓶颈并引起价格攀升,比如今年生产资料价格涨幅就达到了10%,这种短缺甚至还影响了全世界的能源和生产资料供应价格。而价格的攀升反过来又刺激了投资的增加,形成过度投资。人们这时往往认识不到的是,这么高的需求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一旦需求下降,大量投资就会变成过剩的生产能力,造成产品积压,供过于求,大家竞相杀价,企业破产倒闭,进而出现通货紧缩。国内车市近期的低迷表现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一些生产资料产业也已经开始出现类似的情况。因此,为了防止中国经济陷入萧条,就必须在经济过热之前及时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宏观波动的效率损失说到底就是在波动的各个阶段上大量生产资源的各种形式的浪费。      观点二:“消费没增长就不会过热”      有人认为,投资增长是为了消费,消费没有高增长,中国经济就不会过热。我以为,第一,导致总供求关系失衡(即过热或过冷)原因的那个当年的最终总需求,就是由三部分组成,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投资是要在今后许多年用的东西,基础设施甚至是几十年要用的东西,当年看就是最终需求。消费不扩大,投资多了,总需求就是多了,供求就失衡了。第二,中国的消费增长历来是比较平稳的,即使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过热时,消费的实际年增长率也不过10%左右。从中国的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的消费不会自动地出现更高的增长,投资多了在短期内因带动就业的增长和工资总额的增长进而推动消费的增长。第三,无论是理论上说还是从经验上看,投资历来是决定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出现过热从来也都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而经济不景气也是由投资的萎缩导致的。      观点三:“消费品价格没有多高,不是过热”      有人认为,消费品价格没有高增长,经济就没有过热。我以为,根据经济规律,消费品价格上涨不会出现在经济过热之初,只有在经济过热现象非常严重的时候才会出现上涨。因为在经济过热之初,厂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和运用新技术消化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所以消费品价格不涨也可能引起过度投资,过剩的生产能力,最终导致通货紧缩。在观察经济过热趋势时,首先要看的是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要是消费价格已经大幅度上涨,那就不是防止过热,而是经济已经大热,治理起来就要下大力气了。   就目前中国的消费品生产能力和世界市场的情况来看,如果经济过热不到很高的程度,消费品价格不会出现高额通货膨胀。所以,现在防止经济过热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防止高额通货膨胀,而是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导致投资过度,形成大量过剩生产能力,不久后可能又出现的深度通货紧缩!美国人前些年还把当时那个已经过热、但消费品价格上涨不多的情况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新经济”,并以此来论证经济不热,结果泡沫还是要崩溃,然后还是发生了经济溃退和通货紧缩。因此,用消费品价格本身来对经济形势进行判断会发生严重的误导。      观点四:“中国市场这么大,潜力这么大,怎么会过热?”      有人认为,中国现有的消费水平这么低,市场空间还这么大,比如中国还有几亿人没买房子,几亿农民还没进城,发展前景这么好,购买需求这么大,怎么会出现过热呢?我以为,从长期看,这些需要确实存在,但是需要不等于需求,比如一个普通工薪族需要一套几十万的房子,可是他的收入却买不起,这就不能叫需求。需求是以收入为基础,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要。所以不能用长期的、未来的需要来计算现在的供给能力。中国人的支付能力(也就是收入)的增长是一个长时期内才能实现的过程,如果把那个需要通过信贷的过度供给在一年两年的短期内变成现在需求(比如在一两年就要修出正常情况下10年才能修完的路),那一定会出现需求大大超出供给,出现过热与供给瓶颈。总之,中国增长潜力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过热,指的是当前总供求关系的失衡,是两回事。      观点五:“还有那么多失业,怎么会过热”?      有人认为,还有那么多人失业,经济怎么会过热?我以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农民还没有获得新的就业,处于非充分就业的状态,别说中国经济现在按正常情况每年增长9%,就是一年增长90%,也还是会有很多失业,因为中国不可能在一两年里解决3亿人的就业问题。即使是城里10%的失业人群,也存在那么多“要价”极低的农民工的竞争,无论是经济过热还是经济过冷,这种失业都会存在。      观点六:“是局部过热,而不是总体过热”      有人认为,当前的经济只是局部过热,总体并没有过热。我以为不然。为什么别的部门不热,偏偏是钢材、水泥、电解铝热,建材、建筑机械部门热?恰恰是因为投资总量太大了,大家都搞投资基建,都要用钢材、水泥、电解铝、建筑机械,拉起了这些部门的需求,才有这些部门的价格上涨、利润高升,从而引导人们蜂拥而上。这种“局部现象”,其实正是宏观总量失衡的表现。这次的情况可以说是典型的由投资总量过大所引起的供给瓶颈的问题,表现是局部的,但根源是总量的。这个分析的政策含义是:如果仅依靠所谓的“产业政策”去限制那些过热产业的投资,而不从源头着手,控制总投资规模、信贷等总量,是抑制不住经济过热,也抑制不住那些过热产业高涨的投资的,因为只要那些产品的价格因为总需求的过热而高升,投资者就还会想方设法绕过你的产业政策挤到那些部门去投资。      观点七:“政府宏观调控得太早了”      有人认为,去年以来即使有一些过热的趋势,但还没有真正过热,不应该太早采取调控政策。我认为,要想使经济波动小一点,就需要动手早一点,在经济还没有过热的时候就要抑制它。去年6月底,我们开始讨论是否存在经济过热趋势,这引起了一些企业家的反感,他们抱怨说,我们刚过几天好日子,你们就说什么过热不过热。有的企业说,只要再给他们半年时间,他们就发了,因此不要谈过热,但实际上,如果不进行宏观调控,他们的损失会更大。真正的问题是:对这些企业家而言,什么是好日子?是持续在8%—9%的水平上持续增长几十年好,还是以20%—30%的速度增长几年然后一下子掉下去、砸锅卖铁的好?其实中小企业在经济波动当中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大企业资金雄厚、基础扎实,他们有一百个办法渡过难关,银行也不敢随便从大企业撤资;中小企业就不一样了,他们底子比较薄,一旦出现经济起伏,就会大量破产、倒闭、清盘。相反,早一点调整,热度不高,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不大,企业受到的冲击就会较小,比较容易渡过难关。比如,去年房地产业对上半年人民银行的一些抑制过热、预防坏账的措施意见很大,但正因为在过热还在初期阶段就提前采取了措施,泡沫就没有真正起来,大家都受到了一点冲击,然后都进行了一点调整,就过去了,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没出现大量开发商贱卖楼盘、破产倒闭的现象,这其实恰恰说明了微调、早调的好处。   对企业来说,波动较小,发展较好。对于整个经济来说,平稳增长,不大起大落,总的效益比较大,此事绝不能看高涨期一时的热闹。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过热那几年,中国每年增加2000万就业岗位,但随后就急剧下降,最后一算总账,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只创造800万非农就业。而这两年,中国经济稳定在每年增长8%左右,每年却可以创造1200万就业岗位。所以对于整个经济来说,还是平稳增长好。   中国经济这次很可能会实现软着陆,就是因为这次宏观调控采取得比较早,在经济还没有很热的时候就采取了一定的调控措施,投资增长基本刹住了,经济热度并不高。我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会略微下降,明年会保持在8%—9%的水平上,这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速度。      观点八:“政府不该干预市场”      目前有许多人认为政府没有必要搞宏观调控,干预市场,现在搞市场经济了,不需要政府宏观干预了。我以为不然。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波动从来都是由私人企业的预期错误、对利润的强烈追求动机推动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没有政府干预,结果导致七八年就出现一次经济周期,不停地破坏生产能力,直到1930年发生“大萧条”,经济危机把全世界50%的生产能力消灭掉,才用这种强制的办法恢复了总供求的平衡。在那以后才有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有了格林斯潘们在那里不断地对市场进行一些干预。   我们是发展初期的市场经济,我们的企业家还是第一代的企业家,第一代的投资者,还没有市场经济的风险意识,还没有经历过许多市场的波动,还不知道如何防范风险和驾驭市场波动,我们的经济就更容易出现波动,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就更不能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 更何况我们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还是市场的初期阶段,想一想象美国那样的发达的市场经济还会在最近来一次IT泡沫破灭产生的破坏。也还需要有市场之外的宏观调控。   政府干预的手段、政策的合理性等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讨论的,政府的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可能尚有不足,但如果政府眼看着经济沿着过热的轨道发展下去而不管,就更是一个失职的政府,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      观点九:“宏观调控使企业受到了损失”      现在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使企业受到了冲击,受到了损失”。如果这指的是政府错误的、过度的、不适当的政策造成的当前与今后的经济损失,那么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如果这指的是经济过热之后宏观调控导致的经济调整过程本身的一些现象,如经济增长率下滑、过剩生产能力显现、企业贷款减少等,却是不对的,是一种概念的混淆。假如没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我们当前的经济可能还在高增长,甚至更高地增长(今年也许就是14%的增长),大家也许感觉良好,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最多明年或后年,市场本身就要进行强制性地调整(经济危机),那时的损失会更大。现在进行(正确的、适度的)宏观调控,恰恰是在减少大家的损失,甚至是避免许多企业最终的倒闭!现在不受一点小损失,将来会受更大的损失!宏观调控恰恰是减少了损失,而不是造成了损失。政府进行调控,就避免了最后的经济危机。因此,要想看清事物的本质,就不妨想一想“假如没有政府宏观调控”会发生什么。 进入 樊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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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杨小凯与茅于轼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地图,是我业余进行的一项研究。地图绘制必须有分析框架,根据百年中国学术史依学者的时代背景、学术际遇、学术理念、学术路径等几个方面,划分为五代。        比方说蔡元培、王国维、罗振玉、章太炎、梁启超属于第一代,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金岳霖、冯友兰、潘光旦属于第二代,张岱年、费孝通、钱钟书、金克木、季羡林属于第三代,1949年前后出生的学者属于第五代,比方说杨小凯、秦晖、陈来、郑也夫这些学者。第四代学者一般出生于1931年“九·一八”前后,比方说李泽厚、茅于轼、江平、吴敬琏、陈乐民、张光直,都是第四代里面不错的。        但是,第四代学者成长的路径,无论台湾还是大陆,都是比较曲折的。比较而言,大陆第四代学者的成长路径尤为坎坷。        1949年政权鼎革,大陆迅速建立了全能主义的政治文化学术生态,社会科学所有的领域,差不多都变成了“敏感”学科,社会学被取消,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都被限制发展。记得谢泳曾经引述一位欧洲学者的话,大意是全能政治是不要社会科学的。反映在大陆,就是通过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这些学科,法学和经济学苟延残喘,学科的学理性荡然无存。这些政治安排影响所及,国家的行为总是不上轨道。因为那时候就没有指望着能够培养出来使国家能够上轨道的人才。        回过头来,观察一下吴敬琏、茅于轼这些当代大陆有名声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是1929年出生的。吴敬琏原来报考的是金陵大学,但是由于病痛休学两年,刚一复学便赶上了院系调整,被调整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了,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受到顾准思想的影响,堪称顾准的衣钵传人。        这样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一幕,别看吴敬琏、茅于轼从辈分上说属于第四代学者,他们毕竟是第五代的老师辈,但是,学术理念的健全、学术精神的回归,第四代学者和第五代学者可以说是同时进行思想解放,确实做到教学相长。        由于独特的政治经济安排,大陆学者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思想解放的步伐可以说是乏善可陈,辈分上属于第四代,但是不甘心成为辩护士的有良知的学者,在乍暖还寒、如履薄冰的学术领域,还真是寂寞的很。        吴敬琏、茅于轼,能够成为第四代学者的佼佼者,很大程度上,与学术传承有关,与思想解放的程度相关,也与第五代学人相互砥砺,不无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第四代与第五代,可以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从年龄上,第四代要大第五代二十岁左右;但是,从现代学术理念看,他们几乎同时进行了思想启蒙。茅于轼与杨小凯的关系,就可以称得上第四代学者与第五代学者同声相和、同气相求的佳话。        (二)        茅于轼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可算是一个异数。首先,茅于轼的工科背景,人们就觉得比较稀罕。        笔者曾经误以为,茅于轼是中国桥梁之父茅以升的公子,其实茅于轼实乃茅以升的侄子。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早年留学美国普渡大学,和哥哥茅以升大概都有技术救国的理念吧!学成回国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茅以新老先生有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老大茅于轼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两个弟弟茅于杭、茅于海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妹妹茅于兰是首都师范大学的副教授。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末的武官,曾参加辛亥革命。茅以新在家中排行第三,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是茅于轼的二伯父。茅于轼的母亲陈景湘,出身书香门第,属于大家闺秀。外公陈吟诗是清末的举人,三舅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工学院教授。        茅于轼的父亲那一辈,可以说集中了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理性精神。大学毕业之后,茅以新负笈美国,在普渡大学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先后投身于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爆发后,茅以新先生受命在广西柳州组建柳江机器厂,到1944年日军进犯湘桂时,又负责工厂向贵州的疏散。        茅于轼的童年,也便在这连天烽火中跟随父亲转辗迁播于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茅于轼小学读了6个、中学读了7所。小学和中学几乎是一年读一所,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可以说是子承父业。但是,全能政治生态,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不受到打击的。茅于轼这样一位铁路工程师,反正是祸从嘴出,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而老父亲都70多岁,被发配到甘肃省边界的一个地方烧锅炉。        茅于轼长期跟火车打交道,既做过司机,又从事车辆性能的研究,求知欲旺盛的茅于轼,如果机缘凑巧,就会研究运输经济学,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70年代初,茅于轼参与了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一个是青藏铁路线的立项论证;另一个是铁道部当时要淘汰蒸汽机机车,改用内燃机车。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他觉得经济学是不可或缺的。这里所说的经济学可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现代经济学。        自从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而这时,茅于轼已经50岁。人到中年的茅于轼,有着强大的自学能力、炽热的求知欲,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茅于轼的学问底子毕竟是在民国时代打下的。民国大学史很有趣,那时候,实行通才教育。茅于轼的伯父茅以升和自己的茅以新,国学底蕴和多学科的素养,都非常深厚。        晚辈,无论从“纵贯”还是“横通”,都要比民国的学者逊色好多。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螺丝钉。        现在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固然,里面的原因很多,但是,画地为牢的专业教育恐怕害人不浅。研究李白最出色的学者,应该是河北大学的詹英先生,老先生在美国学习的是心理学,满腔热忱,学成回国,巧得很,心理学被取消了。但是具有多学科素养的詹英先生,开始搞起了李白研究。詹英先生说:自己是开杂货店的。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茅于轼,尽管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但锲而不舍地钻研西方经济学,记者撰写茅于轼的相关文章的时候,总是觉得十分奇异。        记得有位记者,特别突出其中的苦涩。说什么“一个将近50岁的学习机械出身的老先生,转行学习新知识,难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的确是难于上青天。但,对于具有丰厚铁路运输知识的、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茅于轼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转行学习新知识的难度,而是,很少有人能够进行切磋。“独学则无友”,这对探索现代经济学的茅于轼来说,存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境,好比孤独一人在沙漠之中行走。        (三)        当茅于轼看到杨小凯发表的关于效用的论文,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实在难以形容。茅于轼将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油印稿,寄给远在武汉大学的杨小凯。小凯以他惯有的认真,一字一句的仔细阅读远方朋友的手稿。对中国改革前景的共同期待和学术交流的强烈需求,使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结成挚友。        在一次平常的学术会议上,两位朋友得以谋面。当时小凯还在中国社科院技术经济研究所当实习生,小凯在技术经济研究所,头顶反革命大帽子,加以和小娟劳燕分飞,想来是异常苦闷的。两位相差18岁的朋友,忘情的介绍自己的学术观点。思想犀利的小凯向茅于轼介绍自己的关于分工的思考。为什么自从马歇尔以后,很少有经济学家在分工上进行深入的思考,都走向了资源配置这条路经?但是,小凯为什么能够沿着亚当·斯密开创的路径进行思考,实在令人深思。小凯充满激情的介绍,给茅于轼不小的启迪。小凯认为分工也不是愈细愈好,因为交易费用会增加。分工止于分工所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上交易费用的增加。茅于轼恍然大悟,并且将这一理论写入自己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中。        1982年2月23日,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茅于轼和小凯都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茅于轼先生担任小组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就特别看不起这些鼓捣西方经济学的人,但是杨小凯与田国强、张维迎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结识中国经济学的青年才俊,与茅于轼先生重新聚首,实在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        茅于轼先生曾经撰文,高度评价这次学术会议,认为“西安会议”是中国大陆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确立现代经济学的里程碑。“今天大家听起来一定感觉可笑,现代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以数量经济学为突破口的。因为文字的经济学被传统理论界封锁得很严密,只有用数学稍微有点自由度,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这次会议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科带头人的重要经济学家,像杨小凯、田国强、王国乡、刘世锦、还有史树中、王书瑶、于清文、张纪岳、周述实、冯文权、胡传机、钱志高等人。”        小凯从西安回到北京不久,便被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聘走,摆脱了在中国社科院的边缘人的地位,小娟被调到经济管理系资料室,担任资料员,小凯与小娟免除了两地分居之苦。        “杨小凯去武汉之后,每次来北京都到我家做客,他来我家首先是翻看我的书架,看看我都买了些什么新书,他很羡慕我能够在北京买到这些书,他要求我也帮他买同样的书,那时数理经济学的书基本还没有,能够买到的书都是数学方面讲规划和最优化方面的书。我们两人的兴趣非常相似。”        看到茅于轼的回忆,这一细节总是感动着我。        1983年底,小凯前往普林斯顿大学留学。临走时交给茅于轼一本书稿,就是《数理经济学基础》。他已经和国防工业出版社谈好了出版条件,杨小凯要求茅于轼对全书仔细地校对一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茅于轼——这位曾经的铁路工程师足足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对全书的每一个公式都做了推导,对所有的计算都做了校对,并为此书写了序言。后来小凯又出版了《经济控制理论》,也是由茅于轼审的稿。杨小凯《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书的出版,渗透着茅于轼的心血,通过这两本书,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交往,杨小凯与茅于轼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四)        茅于轼在铁道部彻底“不务正业”了,与大陆的青年思想先锋,组织出版了启蒙运动的读物——走向未来丛书,记得茅于轼先生是这部书的编委。一时多少英雄豪杰,灿烂群星照夜空。我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想当然地以为茅于轼的年龄应该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茅于轼是民国时期的老大学生。        1985年,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收获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将要到退休年龄的茅于轼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先生。应该说,美国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机构。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李慎之、茅于轼、资中筠,都在美国所共事。想来,在慎公的统领之下,具有学术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理念。        好事还不止这些,由于社科院组团参观访问,茅于轼机缘凑巧,见证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茅于轼坐在小凯驾驶的那辆瑞典生产的老爷车,与汤敏、左小蕾、小娟,还有小凯可爱的女儿——小溪,从纽约直奔普林斯顿。他乡遇故知,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胜于雄辩,行走在自由的旷野,原来经常诅咒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帝国主义,如此鲜活地呈现在眼前,中美之间的比较,自然是小凯和茅于轼说不完的话题。        茅于轼回到国内,真是热血沸腾,感慨万千,借着慎公的宽容和美国所的便利,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住在纽约亲戚家中的茅于轼,首先,就打电话给小凯。痴迷学术但是忠于友谊的小凯,特地从普林斯顿坐长途汽车赶到纽约来看茅于轼。这让茅于轼内心非常感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写道这里,我非常感慨,茅于轼、杨小凯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人物,操守和品质是决定性的。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遇到困难,向清华大学的老朋友杨联升求助,反倒受到一番奚落。        茅于轼在美国一年的访问时间里,多次与小凯会面,交流学术,相互切磋。茅于轼离开美国前,不忘到小凯那里看望,重温友谊。        茅于轼与小凯一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吃完晚饭,一起逛超市,小溪像天使一样,喜欢的不得了,因为在美国拼命学习的小凯,难得有这样的休息。小凯没有得享高寿,与在学术上的呕心沥血,是有关联的。带着小凯的友谊,带着大量学术资料的茅于轼,1987年回国。        茅于轼在以后的7年中,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可以去非洲2次。这样,机缘巧合,茅于轼进行能源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可再生能源》、《能源与可持续发展》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此看来,茅于轼还是能源研究专家,只不过被经济学家的盛名掩盖了。平时的茅于轼也没有强调自己能源方面的专长,所以说,茅于轼具有超常的本领,可以在多个领域进行发展。        杨小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工作,按照移民法,好几年不允许离开澳洲。1990年茅于轼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按照老习惯,茅于轼在第一时间和小凯通了电话,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在茅于轼离开澳洲之前,杨小凯为茅于轼安排了莫纳什大学的访问。        小娟依然那么优雅、热忱,小凯又添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小凯的大儿子——杨泽思。小凯对这个孩子宠爱得不得了,真有点要星星不给月亮的劲头。天使一般的小溪特别懂事,真是惹人怜爱,把弟弟泽思照顾得特别周全。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小溪的照片,长得不像小凯,相貌随妈妈小娟,安详、宁静、优雅、善良、纯正。        在莫纳什大学,茅于轼通过小凯,结识了小凯的合作伙伴,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带着小凯的深情厚谊,茅于轼回到了北京。        (五)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探索民间学术的发展空间,90年代便成为具有很大影响的学术机构。        天则经济研究所自从1993年7月2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悄然开张,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力量。张曙光、盛洪、樊纲、张宇燕都是核心人物,茅于轼,无可置疑地成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灵魂人物。        茅于轼宽容平和的性格,演化成“天则”的精神,那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听到老朋友退休之后,推动民间学术的发展,远在天涯海角的小凯内心很是高兴。小凯是“天则”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海外学者来“天则”作学术讲演的第一人。        1995年6月20日,在天则所第36次双周理论讨论会上,杨小凯作了题为《关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学术讲演,提出了一个分析经济组织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新的理论框架,运用非线性方法,将企业理论和产权结构理论统一于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之中,这一理论显示了小凯卓越的学识,具有革命性的冲击力。小凯自己对于这一理论是非常看重的,认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小凯的第二次学术讲演是在天则所第18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上做的,讲演的题目是《后发劣势》。小凯作报告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2月1日,当时天则所在紫竹院报恩楼。杨小凯一进门,顾不上和众人握手,就满屋子嚷嚷要找“茅老师”。        “后发劣势”是小凯针对“后发优势”的论调提出来的,小凯的赤子之心绝对不能容忍“后发优势”论调的甚嚣尘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同时担任天则特约研究员的周其仁,对于小凯的“后发劣势”具有深刻的理解。由于技术模仿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极大的误导或者说强化了自满的情绪,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人类文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这就是2000年中国大陆的情形。        2000年,这个时候,小凯已经成长为国际学术界的一流学者,不少人认为是最具有能力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有人问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谁最有可能为中国人赢得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位老先生思索片刻后说:“比较之下,杨小凯有可能,他正在接近。”        但是,时间留给这位种子选手的机会已经不够多了,苍天很不公正,不抽烟的小凯居然身患肺癌,这让老朋友茅于轼伤心到家了。茅于轼知道小凯不事生产,没有多少积蓄,加上还有三个孩子,这样茅于轼和张曙光、盛洪筹了些款项,准备寄给小凯。小凯立身行事,特别具有法度,说还没有到那一步,不必了。        2004年7月7月小凯的逝世,白发人送黑发之人。作为老朋友的茅于轼黯然神伤,75岁的茅于轼怎能忍心正在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小凯英年早逝。        “杨小凯不仅仅在经济学上有划时代的贡献,而且他有巨大的人文关怀。”年事已高的茅于轼已经写了三篇怀念小凯的文章,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的悼念会上,爱因斯坦对居里夫人的一生,做了高度的评价。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茅于轼之所以能够与小凯肝胆相照,除了学术理念的相通,更大程度上在于两人都具有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今天我仿照爱因斯坦说:杨小凯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2007年8月初稿        2010年8月定稿      来源: 财经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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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获弗里德曼自由奖

设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宣布,83岁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该研究所颁发的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Liberty Prize)。 卡托研究所认为,茅于轼是中国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倡导开放和透明的政治体制,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贡献了力量。茅于轼也是中国民间慈善和社会自助组织的实践者。 对于获奖,茅于轼向《经济学人》表示:“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1993年7月,茅于轼与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及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发起,创立天则经济研究所。这家独立的研究机构,致力于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创立于2002年,每两年举办一次,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字命名颁发,经过全球公开的提名程序,经九人委员会评比产生,奖金为25万美元。该奖旨在表彰那些推动个人自由的重要人士。 茅于轼简历 1929年1月14日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以后7年内担任非洲政策研究网顾问。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邀请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所理事长。 茅于轼于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1981年茅于轼又将择优分配推广到动态过程,即在给定始点和终点的前提下,寻求过程的最优化。用他独特的方法得出了动态最优过程变分问题的解,即欧拉(Euler)方程。 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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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最大敌人

特权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最大敌人 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作者:万军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2 0:19:30 阅读量:15次   二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到广东,发表了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南巡讲话”,明确指出:“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同时,还表达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忧虑,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导下,中国坚持在经济上搞改革开放政策,截止2011年共引进外资10000亿美元以上,超过前10年的400亿美元的20多倍;中国经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11年的47.1564万亿,增幅超过了100倍;按照邓公的设想,广东、江苏等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则要速度更快地发展,2011年广东经济总量达5.3万亿,江苏经济总量超4.9万亿;此外中国许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制造”享誉全球。从这些数据看,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政策效果显著,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中国经济不可能发展到这一高度。   但是,邓小平曾经警告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三十多年过去了,邓小平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国的两极分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改革开放前社会基尼系数长期在0.2左右,此后各种财富分配指标长期攀升,到2006年,基尼系数已超过0.497。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中国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说:“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在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目前全国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所拥有收入的4.6%。各占总人口20%的最高和最低收入两大群体,收入差距已达33倍。财富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更让人揪心的是,“民生”、“尊严”、“公平”讲了好多年,但贫富差距却还在进一步拉大。去年8月9日,在《人民日报》一篇访谈中,樊纲、吴敬琏、萧灼基等经济学家又一次对中国贫富差距发表看法,称“未来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从这些数据与现象看,中国的发展已经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今天不必同周边国家相比较去发现什么,而是同身边的人相比较,就存在令人不可接受的差异来,这些差异就是在一门心思地“尽可能搞快点”的时候,滋生和发展起来的。   当然,谁也不会对快速发展经济说三道四,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渗透着各种潜规则,夹杂着大量的腐败和侵害民众利益的行为,这样,就使得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充满肮脏与血腥。“致富者不勤劳,勤劳者不致富”,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一面是某些人的穷奢极欲,生活腐化得让世人瞠目,一边是一些民众穷困潦倒,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死不起;有的人无法无天,打着这样或那样的旗号,挤压、残害民众利益,而自己的利益却来不得半点损失,否则就要在“绝不”中大喊大叫,有的人纵使有三头六臂,在利益集团垄断的残酷现实下,除了认命之外难有机会发展……现实非常严峻,于是,有人就大张旗鼓地声讨那些为富不仁者,不断证明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后果是多么严重;也有人在怪怨中国人的嫉妒性强,告诉人们传统中国文化流毒极深,要发展就要摆正心态,承认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贫富差距。毛泽东思想对现代社会是否管用,我们不得而知,嫉妒性强确实是中国人的劣性,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认为这些人在对待中国的贫富悬殊现象时,都没有从文明的意义上去考量。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年长一些的人都会有亲身的感受,那时候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如何填饱肚子。而那些告诉人们对贫富差距应接受,对富人不能有非份之想的人,其目的就是想继续维护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企图只能使中国人变得更野蛮。从社会财富的分配来看,大致存在三个层面上的意义,一是低层次上的,就是连百姓温饱都解决不了;二是较低层次上的,即解决了温饱问题却因社会不公正出现两极分化;三是高层次上的,就是说这时候社会提供给人以均等的机会,实现了公平,达到了和谐。当然公平不是平均,平均主义是培养人类惰性的温床。由此看到,比太阳还有光辉的公平正义,才是我们要着力追求的目标。可是,令人沮丧的是经济改革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财富分配制度长期伴随着超乎寻常的不公现象,并且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仍然看不到缓解与消除社会不公的曙光,这才是问题症结的所在。想当年,邓公只想着国家经济如何地快速发展,但对于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来保障经济在快速发展,并能够使全体国民都享受到经济改革实的实惠,却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措施加以保护,甚至还把原先所具有的一点可怜的社会保障,如就学、就医等,统统取消,归并市场,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越发显得不公道。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分配制度的不公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是不可估量的,民怨沸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好事;钱成为中国人的上帝,由此支配,中国人可以丧尽天良不择手段地去敛财;群体事件每年都按几何数增长,贫富矛盾、官民矛盾空前尖锐;一有风吹草动,政府就惊慌失措,据说国家投入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开支……“这里是一滩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中国已经从原来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似乎要演变为“改革开放(经济上的)也是死路一条”的道路上来。   当然,就其实质看,社会的不公还是特权阶层不愿放弃日益膨胀的利益诉求造成的。他们的思维已经固化,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张着血盆大口毫不避让,还不断嚷着要把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到底。据中新网消息: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厅局级以上干部长期代薪养病,其中有40万名厅局级以上干部长期占据了各大医学院单间病房和干部病房、休养院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多亿元,医改医疗费用中,80%被其占据,使之成为贪污腐败的滋生地。众所周知,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已经明文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公务员的住房也纳入了货币化体系。然而,事实上呢?公务员这个社会中最强大的群体,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仅弄得数以万计的人买不起房,而且也让福利分房的特权制度并没有真正走入历史。一些部委和地方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通过这么一个游离于商品房之外、几乎等同于成本价的住房供应体系,许多公务员的住房问题,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还有许多掌握各级政府部门实权的领导,利用这难得的敛财机会,不用花一分钱就占据了大量的房屋。上行下效,许多国家单位也积极行动,要么通过审批建经济适用房;要么单位集资建房;要么通过各种方式享受“两限房”,除此之外,他们还按成本价将原有的公房出售,或者按照经济适用房价格出售公房。总之,他们与公务员群体一样,都是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千方百计挤占穷人利益,高房价的切肤之痛和他们没有了关系。   每到春运期间,对弱势群体而言一票难求,而享受臭名昭著的“三公”消费的中国官员,难以体会那种深切的焦虑与痛苦。据说全国官员用车数额超过350万辆,每年消费达3000亿元以上,竟然超过当局投放于教育和医疗的总和!据专家测算,这些官车,因公使用时间仅占三分之一,私用时间却高达三分之二。相比之下,官车工作效率只有出租车的五分之一,成本却高出10倍。中共各级官员的奢侈腐朽生活,称得上“合法的特权”,有制度保证,用不着伸手,已可穷奢极欲。即便如此,偏偏还有人嫌不足,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行受贿与贪污,大肆捞钱。由他们带路,整个中国人都陷入唯利是图的境地,钱已经把整个中国人给捆绑。就教育资源来说,强势者往往又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尽管如此,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内心还是对自己搞僵了的中国教育制度很不满,于是就将自己的孩子送往被他们鼓动人民加以猛烈批判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就读。而弱势者命里注定都是在让国人骄傲的“中国制造”的齿轮上运转的材料,因为“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书越读越穷”,何况许多人在完成能够应对“中国制造”的义务教育后,就再也无力向上攀登了。古代有“朝为放牛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今天这早已成为神话传说。   二十年前的邓公讲话,有它的时代背景,也有他的某种局限。很显然,这种局限就是没有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用许多人所讲的那样,用一条腿走路,没有触及社会制度改革。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正统的社会主义苏联早已解体,几十年过去了,而我们还在说探索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注定了自己不能从苏联的解体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能直接有效地享受人类发展的成熟经验。另辟蹊径,听上去美丽得像花儿一样,但就其实质只是一些人驭民的把戏,如此一来,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可以不计,但能否把事情做好,也未必就那么可靠。什么主义,坚持什么原则,其实与我等屁民关系不大,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享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并在社会生活中过得有尊严、有幸福感。当下中国社会的许多难以根除的问题,不能说全都是一条腿走路的改革开放惹得祸,但坚持“XXXX原则”与防范“资产阶级自由化”却脱不了干系。因为这样,人们很难能够把党的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从而造成人们混乱的价值观念。尽管“特色”理论很高深,数以千计的学者、官员在解释,但“为人民大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并非深入人心。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早已把中国搅得天昏地暗,几千万人为此丧命,因而,人们也就知道这种游戏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又可能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阻碍,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与法制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力量,否则,一切问题自然就成为钱的问题,这样的市场经济只能使少数人获得利益。其实,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官话,是假话。“实情是社会主义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改弦更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私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    就政治体制而言,已到了痛下决心,非改不可的时候。近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痛切地说: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我想他这里也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强势者寻找各种借口,拒绝民主,拖延政治改革,根由就在他们不肯轻易让出手中的特权。什么“人口多”、“素质低”、“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先把经济搞上去再说”等理由,都不过是用以阻挡民主,回避法治,拒绝文明世界通行的新闻独立与三权分立等监督与制衡机制的借口。因此,过去着力防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现实条件下,不应该成为其问题,而资产阶级革命中所产生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博爱等普世价值,应成为我们在治理社会中所必要的价值。此外,各界人士要积极行动起来,让我们的政治实现民主化,社会实现法治化,文化实现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富裕被“垄断”,贫困被“世袭”,才能让所有的国民心理踏实,感到安全;才能让胡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纪念“南巡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之际,必须突破某种教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切实实去发展“南巡讲话”思想,这样,才能告慰把实事求是视为人生信条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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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节后用工荒-中国半截子城市化的担忧

 2012年 2月 04日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张楠 在北京站等候上车返乡的农民工 春节过后,中国从南到北普遍出现用工短缺的现象,很多企业被迫推迟开工,内地企业也更加激烈地同沿海企业争抢农民工。专家认为,这体现中国劳动力结构问题现在十分突出,半截子的城市化进程让农民工就业缺乏保障的问题已经非解决不可了。 服务产业相对集中的旅游省份海南大年初七就举行首场人才招聘会,共有160多家企业代表参加。但现场应聘者寥寥,签约者更少。招聘人员对当地媒体说,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她说:“往年只要是第一场招聘会都是很火爆的,但今年的形势看起来不是很好。” *农民工就业要求转变* 招聘人员认为,农民工就业要求的转变是招聘冷场的重要原因。海口市餐饮业一位负责人本次共招聘包括店主在内的多名职位,却一个还没招到。她对媒体说,今年服务业的就业不太乐观:“能够胜任这些工作的人必须要有一定的学历。那么有一定学历的人是不愿干这些活儿的。服务行业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做,所以确实很难。” 制造业的用工荒同样严重,以珠三角地区最为突出。在广州春节后举行的招聘会上,不少制造厂家纷纷提高了熟练工种和普通工人的薪酬。一位招聘人员说,他们的招聘低薪已远远超过了广州13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月薪超过5000元。他说:“我们的同行都感觉,而且外界都感到制造业这个人口密集型的产业面临招工难的问题。我们根据同行业的情况来调节我们自己需要保持竞争力的福利待遇。整体来说的话,涨幅应该都在15%以上。” 加工产业相对密集的浙江省的招工情况也很严峻。杭州春节过后举行的首场招聘会并没有象往年那样引来很多的人。一些来自安徽的农民工说,现在招工机会很多,自己要仔细挑选适合的岗位。一对40岁左右的农民工夫妇说,他们不是熟练工,但薪资要求不能太低,否则很难在当地生活。他们说:“我的工资大概3500到4000元左右,要求不太高。(太太)要求最低要3000元一个月,我去年在温州那边是3000多块钱一个月。” *内地挑战* 与以往不同的是,春节后的用工荒不仅沿海地区突出,四川、重庆和安徽等传统的劳务输出基地同样严重,很多内地企业纷纷提高工资,同沿海地区争抢农民工。不少企业在火车站拉起横幅,宣传本地就业的好处,“截留”了很多要返回沿海的农民工。部分沿海企业于是租车到内地招工。杭州外来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承认,内地工资待遇的提高,是当地工厂面临的挑战。 *结构性矛盾* 今年的用工荒为什么格外突出呢?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中国新增就业人口的增长2004年以来就一直低于就业需求的增长,就业市场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早已过去”。 另有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不彻底,导致农民工就业异常脆弱、流动性很大。北京大学教授樊纲去年就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为农民工提供社保,让他们的就业相对稳定。他说:“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然后逐步提高、逐步扩大,而不要守住户籍制度的概念。你不可能一下子对那么多的人按照现在城市户籍的标准提供公共服务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双轨制的办法。这就要运用常住人口的概念,首先提供最基本、要求最迫切的,比如说教育、子女的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表示,目前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彻底,农民工没有完全融入城市,让他们成为城市的边缘人。这不仅扭曲了就业市场的供需,也不利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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