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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 多名官员问责免职后复出升官 被指成带薪休假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中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以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的身份出席了一个公开活动,这一消息也得到了山西省委统战部官员的证实。 从2009年开始,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从“下台”转为“上台”。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甚至官级得到提升。 多官员问责被免后“合规”复出...

自由亚洲 | 新华社记者举报华润高管渎职 国有垄断模式再引关注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官方新华社的财经记者王文志日前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国有企业华润集团高层涉嫌贪腐、渎职。但相关报道迅速被删除。有评论认为,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落马以及举报华润高管的曝光,使国有经济转型再次处于舆论焦点。 7月17日,微博认证为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的王文志,在网上实名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等人涉嫌巨额贪腐问题。这份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微博留言指出,宋林等华润高管在收购山西金业资产的百亿并购案中故意放水,致使数十亿元国有资产流失。王文志认为,宋林等人已构成渎职并有巨额贪腐之嫌。 相关报道当天被新华社、中新网、人民网、搜狐网等官方媒体转载,但晚些时候又相继遭到删除。 华润集团在星期三下午发表的声明中,指责相关举报“存在诸多揣测、臆断乃至恶意诽谤之辞”,并强调华润集团作为中国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及驻香港中资企业,欢迎向监管机构提供举报线索,但对诋毁、诽谤的言行保留追究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的权利。 截至本台发稿时为止,华润集团香港总部新闻发言人尚未就该事件回复本台记者的查询。 香港时事评论人士何亮亮就此表示:“这位举报者是通过网络来举报的,这跟他作为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在《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我也了解到,这个微博其实后来都被删除了。华润是中国副部级的一个国企,王文志完全是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也涉及到官方某种的授权?一定是很高级的当局下令删除王文志的举报的。宋林的问题传出来,是不是有人要保护他?现在要看王岐山主持的中纪委要怎样处理这件事情。” 根据王文志的举报,中国央企华润集团所属的华润电力,2010年以百亿元的对价收购上市金业集团所属10资产包80%的股权。但华润电力对如此重大的收购交易并未做充分的信息披露。王文志表示,在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的直接指示下,华润电力的收购资产评估比竞争者同煤的出价高出50亿元,并且违规提前支付收购款项,造成了数十亿元国有资产流失。 与《财经》副总编罗昌平最近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腐败案类似,王文志此次也公开了自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的身份。 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教授认为,王文志的爆料是否会导致另一位体制内高官的倒台,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无疑相关国有垄断性经济机制转型的问题将会再次吸引舆论的关注: “国有企业问题的背后跟它本身运作模式也有一定的关系,大家都想对国有企业有更加严格的管制。这种实名举报另一方面也说明,国有企业还是要作为公共权力来经营,不能完全简单地认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权力。包括国资委成立之后,它的决策也面临很尴尬的境地。从基本的发展角度来讲,公共权力还是应该以税收为基础,而不是以某一个部门赚钱为基础,否则利益集团和国家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的的确确是很难处理清楚。” 在香港的何亮亮则认为,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放缓的现状下,新领导层能否主动改革“国进民退”的经济模式,目前看来并不乐观: “中国社会的舆论包括民众、民营企业、也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和经济学家,对于中国这种越来越强大的、实际上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现状有诸多批评。但是我看不出现在有任何大的改变的可能。人们都在讨论所谓‘(李)克强经济学’,‘克强经济学’ 好像重点也不在于约束国有企业的发展。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一种奇观,国企的领导人全部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的,所以中共牢牢控制了这些大型国企的人事和财权,肯定不会放弃在这方面的管理和权力。” 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0岁的宋林1985年进入华润集团,2004年担任该集团总经理、2008年5月出任董事长一职。身为中共党员的宋林还是2012年中共“十八大”代表。 搜狐财经星期三报道说,华润集团媒体部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公司正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但拒绝透露宋林本人是否知晓被举报的细节。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采访报道

毛寿龙:政府软实力提升与治道变革

毛寿龙:政府软实力提升与治道变革 进入专题 : 政府软实力 治道变革    ● 毛寿龙 ( 进入专栏 )        提升政府软实力意义重大      自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之后,在学术界掀起了软实力研究的浪潮。这不仅表现在国际政治领域,而且还表现在企业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企业管理学者强调企业的软实力建设,公共管理学者则很重视政府软实力的建设。政府的硬实力可以说是由政府所拥有的资源构成的,比如政府所拥有的财政能力、政府所拥有的组织能力、人力资源能力,也包括政府管理社会和经济所能动用的宏观调控能力、市场监管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一个强大的政府显然拥有多方面的硬实力,没有这些硬实力,政府就会成为一个软弱的政府,一旦出现宏观经济稳定、市场问题、社会危机,就不可能有实力去解决,其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其公民需要的能力也就不足,公民的健康、教育和保障水平就会大大下降。然而,仅有硬实力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在拥有硬实力的同时必须注重自身软实力的提升。   在政治学里,合法性的英文是legitimacy。什么是合法性?每个学者有不同的定义,但其核心的意思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支持和认可。①在政治学里,统治者掌握着政治权力,尤其是掌握着强制力,而这个强制力一般都是由政府来掌握的。一个政府的政治权力,意味着一个政府的硬实力。政治权力意味着强制力,充分的政治强制力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政府有强大的强制力,从而可以充分提供秩序、控制暴力冲突。政府缺乏政治硬实力的国家一般都是失败国家,在这样的国家比如索马里,往往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政府掌握充分硬实力的国家,表明国家能够有效地控制任何反对秩序和稳定的力量,从而有良好的政治秩序。在这样的国家里,政治上是和平稳定的,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能够有效运作。②这表明政府的政治硬实力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仅仅有硬实力是不够的,任何政府在建设硬实力的同时,都会设法提升合法性,也就是政治的软实力,否则容易产生合法性危机,或者治理危机。在这个方面,提升软实力的方法是,在政治上尽可能制度化,国家有很强的提供可靠政治制度的能力,制定一个有效运作的宪法,任何政治力量都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制定立法法、行政组织法、各种诉讼法,让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有法可依。在中国就是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行政法治和行政诉讼等制度。政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可以让任何可能的政治冲突控制在制度和法律的框架之内,不仅让政治权力有效运作,而且还可以把权力放在笼子里,有效预防权力的腐败。在政治上不仅仅依靠强制力,更重要的是进行制度化的建设,这是现代政府迅速提升政府软实力,从而提高政治合法性水平的重要途径。   从经济角度来说,政府的硬实力主要表现在政府能够获得多少财政能力上。一般来说,一个实力比较弱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比较弱,一个实力比较强的国家,就有很高的财政汲取能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缺乏经济硬实力的国家,往往缺乏财政汲取能力,而发达国家一般财政汲取能力都很强。发达国家财政能力强,一般都不表现在国家拥有多少资源,直接掌握多少经济份额,而是表现在它们的财政量有多大,与公共服务有多大的关系。   通过把财政建设成公共财政制度,也就是把财政直接与公共服务相关,发达国家征税成本就比较低,因为这时候公共财政是公共服务的价格,老百姓出钱给公共财政,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在公共财政是公共服务的价格的国家,政府不必依赖不太可靠的间接税,如关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而可以依赖征收直接税,比如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和物业税等。对公民直接征税,一般来说容易引起公民反感。对公民间接征税,公民不反感,但容易抑制投资。依赖直接税,而不是间接税,并使纳税与公共服务直接相关,可以充分鼓励投资,充分激发公民个人的纳税积极性,减少征收直接税的阻力。所以,在经济学角度,政府要提升硬实力,更要提升软实力,而其软实力主要体现在公民个人对于纳税的充分支持上。其提升的途径是,让财政从吃饭财政、特权财政、部门财政,转向公共服务的财政。   公共服务的财政,首先要控制政府的行政支出比例,尤其是控制公民最痛恨的“三公”支出。其次是让公共财政总是和公共服务是直接相关的。比如消费税和物业税,基本都留给地方,是地方税,并且总是和当地的公共服务支出相关,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好,公民个人收入提高消费增加,当地的物业价格水平也上涨,地方税收也得到提高。再次是让公共财政公开透明,而且由老百姓自己来决定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这样,公共财政的汲取就可以获得公民的充分支持,政府也因此而获得了软实力。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政府社会管理能力中的硬实力,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各种强制力,否则社会中就会滋生出很多消极的,甚至是黑社会的力量,公民人身安全和基本的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政府有足够的硬实力,就可以确保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渗透,从而保护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黑社会势力的控制和侵害,同时也确保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这是政府的硬实力所在,没有这些硬实力,政府就软弱无能。   不过,政府如果能够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提高自身的软实力,就可以更好地减少社会管理的阻力,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比如政府充分培养社会组织,让很多问题都在社会组织层次得到了解决。政府充分培养公民意识③,培养社区的自主治理能力,则邻里纠纷、房屋的维修、垃圾分类等都会在社区层次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就可以节约很多管理成本。政府如果和社会组织、社区等基层治理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则政府的很多事情都可以交给社会去办,政府就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社会管理能力,而且还在社会管理领域获得了更多的朋友。更多的朋友,意味着政府拥有更多的社会公信力,意味着政府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也就是拥有了更多的软实力。   政府的公共政策能力对于政府的硬实力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内涵。它包括政府自身界定问题的能力,政策议程设定能力,价值选择的能力等。这些能力需要有很多政策研究和分析机构,给政府的公共政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系统。如果有了这些,政府就拥有了公共政策的硬实力。但是要真正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还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软实力,这就需要政府充分利用外脑,充分培养独立的思想库,实行科学决策,否则政府很可能会局限于自己的角度,局限于自己的偏见。   除此之外,政府还需要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利益和见解,他们的见解并不一定科学,也未必正确,但却可能合乎他们的利益。政府的公共利益在很多方面是独立于各个方面的特殊利益的,但是政府的公共利益也是各个方面特殊利益的综合体。所以,政府的公共政策也需要充分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利益,在公共政策的各个阶段,让各个方面能够参与到公共政策过程当中来。这样,政府就可以充分考虑到政策的复杂性。政策硬实力很强的政府,其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能力都很强。但是制定得很好的政策都可能有缺陷,由于缺乏专家的参与,很多很好的政策可能就失败在一个细节上。由于缺乏民主参与,很多很好的政策制定过程很顺利,但是执行过程却困难重重,缺乏各个方面的支持;或者政策制定和执行都很好,但是得到的评估却很差。   所以,政府的政策需要有硬实力,也需要软实力,软实力体现在政策过程的公共性、开放性方面,在开放的公共政策过程中,有充分的专家和民主参与,其界定的问题都是大家选择的,其价值是多样化的、符合实际的,所有的备选方案几乎都是考虑过的,政策议程不是可操纵的,政策评估是360度全方位的,政策制定虽然稍稍慢一点,但政策执行确实很少有阻力,一旦政策出现偏差,也能很容易得到调整。所以,提升政府政策软实力的方法就是,实现政策过程的开放性,提高政策过程的专家和公众参与水平。      提升政府软实力的路径选择      政府不仅要提升硬实力,还要提升软实力,提升软实力就要提高政治权力的制度化,提升财政的公共性水平,提升社会管理的社会资本,增加政策过程的开放和参与度。这些做法实际上就是治道变革的进程:   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有限政府。有限政府不仅要求政府不去做公民个人、社会和企业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还要求政府不去做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它要求宏观调控只用有限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不是通过政治权力去大规模地干预个人、社会和经济活动。它要求国有企业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它要求政企分开,政府不承担企业的盈亏,不干预企业的任何市场决策。它要求政事分开,事业单位独立自主决定自己的事务。它要求政社分开,社会组织不能是准政府组织,是政府的准政府机构。它要求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政府的审批和监管权力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运作④,政府要梳理清楚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的关系,坚决清理非行政许可的审批项目,加强对行政审批设定的监督⑤。   政府规模很大,看起来感觉像是政府实力很强,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权力缺乏界限,则会导致很多领域、很多地方越位,这必然挤压了公民个人、社会和企业的发展空间,其结果是政府独大,但很多问题反而得不到很好的处理。政府强势介入经济、社会,短期内利用公共资源的市场化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的确也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债务规模失控,市场缺乏秩序,经济结构失衡很难解决,产能越来越过剩,房地产资产泡沫,进出口失衡等问题。这些问题仅靠政府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它要求政府有硬实力去直接解决问题,但更需要政府发展自己的软实力,让个人、社会和企业与政府一道来解决这些问题。   只有政府不再靠有级别的硬实力,而是依靠软实力,国有企业、社会组织,尤其是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从弱政府到强政府,是政府硬实力的增进过程。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是政府软实力增强的过程。   打造阳光型政府。在过去,政府的硬实力往往取决于其军事力量,军事力量的强大,往往取决于对信息的控制,即使是气象信息,也是重要的军事机密,需要严格保密。但是现在政府的硬实力已经越来越依赖软实力,而软实力往往需要政府能够努力减少敌人,努力增加朋友和合作者。所以,政府的信息已经越来越公开:政府有关公共服务的信息,成为了为大众服务的公共信息;政府有关经济的统计信息,不仅为政府服务,而且也通过公开化为市场服务;政府的财政也开始越来越公开;政府的决策过程也越来越公开;政府的法律、规章、文件,如果不公开,就不得对公民构成约束。虽然国家机密依然必须存在,但是越来越少,即使在传统上属于国家核心机密的军事信息,比如军队的番号和驻扎地,军费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国防建设的现状,战略和政策等,也在走向前台。阳光政府的核心就是公开一切可以公开的信息,而保密的信息则是例外,而且有保密的期限。只有一切都是阳光的政府,才可能是廉洁的政府,才可能是具有更高可信度的政府,自然也是有自信,也就是有软实力的政府。从封闭的政府走向阳光的政府,也是政府软实力增强的过程。   不依靠等级制。在过去,政府的力量在其强制力,强制力是按照等级配置的,下级严格服从上级,上级可以对下级进行指挥和命令,下级一切行动听指挥。等级制的政府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硬实力,因为这样政府才可以团结一致,解决迫在眉睫的公共问题。不过,等级制的政府往往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我们要依法行政,但是很多执法的人员级别都比较低,很多一线的警察根本就没有级别。他们如何让街上坐着高级别官员的车也遵守交通规则呢?我们的政府部门如何去监管这些比自己级别还要高的机构呢?他们的硬实力不够怎么办呢?有人认为,这可以提高监管机构的级别,提高监管机构的硬实力,就可以解决监管无法到位的问题。   但是,监管机构基本上都是执法机构,执法机构的核心是只要法律有权威,执法人员就有权威。如果执法机构依然坚持依靠级别去压人,依靠级别的硬实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软实力,不是依靠不管级别高低、院子大小都会依法办事的自觉心,执法的秩序就会是猫捉老鼠的秩序,猫来了秩序也来了,猫走了秩序也就乱了套了。所以,在执法领域,政府必须放弃简单依靠级别硬实力的做法,而是要依靠软实力建设,比如执法机构执法公平、公开和公正,让执法的伦理的力量来替代级别的力量,从而让即使是高级别的机构和人都不得不从内心来遵守法律,一旦触犯法律,也只好接受法律的处罚。从依靠级别硬实力到依靠伦理的软实力,政府也必须经过治道变革的过程。      结论      在国际政治里,硬实力的关键是有多少敌人被你征服了,而软实力的关键是有多少朋友被你培养了,被你争取到了。对政府来说,硬实力的关键是我解决了多少宏观经济问题,解决了多少市场秩序问题,解决了多少社会管理问题,解决了多少公共服务问题,制定和执行了多好的公共政策。软实力的关键则是我是不是培养了公民、社会和企业组织、非政府组织,它们和政府一起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这些问题非政府的力量都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而政府则只需要动用有限的硬实力,来辅助性地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注重硬实力的政府重视直接的强制力,重视财政能力,重视社会渗透力,重视政策能力,注重软实力的政府重视强制力的被接受力度,重视财政的公共服务能力,重视政府的社会资本,重视政策的公共性水平,更重要的是,重视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有效但有限的政府,建设阳光的政府。有硬实力的政府,显然是有硬能力的政府,是以强制力为秩序的核心。有软实力的政府,显然是以伦理价值为秩序核心,一种以自愿合作为基础的秩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参见(法)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②参见Robert H.: Bates: When Things Fell Apar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③刘学军:“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公民意识培育”,《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总第7期(上),第72~79页。   ④薄贵利:“服务型政府建设战略:目标与重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5期,第40~47页。   ⑤应松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反思与创新”,《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3期,第48~53页。   责编/张蕾   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email protected]。 进入 毛寿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府软实力 治道变革   

自由亚洲 | 人大教授毛寿龙提议成立中央改革委员会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系主任毛寿龙最近提议,成立 一个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改革委员会,以协调、推进、领导和指导中国的改革。有学者指出,中国已经有不少领导、指导改革的机构了,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只会加重官僚主义,造成踢皮球现象,反而不利于改革的进行。 毛寿龙教授最近说,改革有赖于三种推力:基层实践、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毛教授认为成立一个中央改革委员会,有助于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组织机构,有助于克服改革举措的昙花一现,有助于防止改革的停止和倒退。 但是毛教授没有说明:他提议成立的这个中央改革委员会和业已存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表示,毛教授有关成立中央改革委员会的提议不是个好主意: “我们改革就是要精简机构、要能够使得政府各方面的功能发挥得更好,而不是去成立一个什么机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有关改革的)机构。” 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荣誉教授朱永德就如何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发表了意见。朱教授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最近决定“裸退”,这是改革的表现,是一个进步。朱教授还建议在中共党内推广差额选举。但是他认为,中国的改革要前进,除了有效的组织领导而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普及教育和新闻自由: “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我始终觉得有两个基础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而始终没有解决:一个就是普及教育,一个就是新闻自由,这两点一定要做到。” 美国侨界知名人士张闻选博士表示,中国一定要采取肃清腐败的措施: “贪污的事情绝对要改。” 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时候,谢家叶博士强调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最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关系:你怎么样来利用、操作投资……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发生动荡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趁这个机遇把自己的金融业发展起来。” 谢博士表示,中国需要就大的制度上的改革进行方方面面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爱思想 | 毛寿龙:什邡事件的启示

学友讨论 Q群 29198791 【参与和变革】 欢迎爱思想网友加入一起聊天 士夫 2012-07-09 22:27:19 Q群 29198791 【参与和变革】 欢迎爱思想网友加入一起聊天 启示的启示 老看老想 2012-07-05 23:27:42 1.什邡,专贡老毛吸的手工精选精制雪茄的种植和生产之地。莫非尔今中南海特供,亦古巴特制,接轨国际?否则,中央,省,地市敢上重污染的钼铜冶炼厂? 2."我们不怕牺牲,我们是90后!",稚声警世!足令每个中国活人(还是人的话)汗颜--14岁孩子们,承担"黑狗"催泪弹、爆震弹、高电压警棍的维稳!这亦是未来中国的先声! 3.什邡,也是汶川地震灾区。苦难,还在继续--官祸! 向李承鹏及网民们致意!致敬! 启示的启示 老看老想 2012-07-05 23:23:38 1.什邡,专贡老毛吸的手工精选精制雪茄的种植和生产之地。莫非尔今中南海特供,亦古巴特制,接轨国际?否则,中央,省,地市敢上重污染的钼铜冶炼厂? 2."我们不怕牺牲,我们是90后!",稚声警世!足令每个中国活人(还是人的话)汗颜--14岁孩子们,承担"黑狗"催泪弹、爆震弹、高电压警棍的维稳!这亦是未来中国的先声! 3.什邡,也是汶川地震灾区。苦难,还在继续--官祸! 向李承鹏及网民们致意!致敬!   讨论标题: 作  者: 密码: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参与讨论。若您尚未注册,请 按此注册 进入爱思想社区    

共识网 | 毛寿龙:探索自主治理的制度结构

  ——追思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学术人生   一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校园的一角,坐落着几座美式的房子,朴素,简单,安静,神秘。这些房子,就是著名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办公室。1973年,奥斯特罗姆夫妇亲手创建了这个研究所,它的英文名字,不是传统的Institute,而是workshop,其意思是,教学和研究,探索人类制度即用于治理人和资源的规则结构的内在运作,从而更好地理解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制度影响生活的所有方面,从公共服务到家庭和社区结构,到自然资源,等等。研究所的研究帮助人们设计和调整他们的制度,从而获得更好的产出。   显然,这是新时代的新的治理科学,它认为,人类的福利,取决于容易犯错的人们做出决定、管理资源,并治理自己的能力。这是民主和文明本身的基础。这也是39年来,奥斯特罗姆夫妇所建立的研究所,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的基础。   2012年6月12日一整天,这几座房子都关着门,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去世了,研究所的人,都在医院里陪伴着她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就在北京时间6月12日晚上七点多的时候,我搭乘的火车刚刚驶离石家庄不久,刚刚安顿好行李之后,我从包里取出iPad,打开电子邮箱,发现workshop的秘书Patty来信,信中说:Dear Mao, Lin has passed away at 6:40 this morning surrounded by her friends.Patty。时间刚刚过去二三十分钟,邮件发自她的iPhone。我看着邮件,怔了一会儿,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意义:一颗学术巨星陨落了,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明年埃莉诺再也不可能来中国了,如果我再去印第安纳大学,在workshop的几个楼里,再也不可能见到她的身影,她的快乐的笑声了。   我把这条消息,粘贴到微博上,然后翻译成中文,再次发到微博上,想第一时间告诉朋友们,我们敬爱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已经于美国时间今日凌晨6:40,去世了。想起她去年离开北京前,曾要求我,有时间顺道去看看文森特,而且提醒我,我会看到文森特和过去大大不同了,让我有思想准备。不曾想,还没有成行去看望文森特老先生,但是健康硬朗的埃莉诺,却先一步走了。   原来,她去年10月份确诊得了癌症,而且是非常凶猛的胰腺癌。但是她并不服输,确诊后,还去了印度等国家访问,和她在世界各国的同事一起,继续进行实地研究。她不愿意和人们讨论她的健康问题,而愿意和大家讨论教学和研究的工作。因此,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很快知道她的病情。疾病不断地摧毁她的健康,但是她依然每天坚持工作。我对她和文森特的问候信,和讨论工作的信件,她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复。最近,社区治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在重庆、成都和北京举办了三个研讨会,讨论奥斯特罗姆的政治理论和中国小区自主治理之间的关系,我和陈幽泓发送了几个照片给Workshop,埃莉诺就在6月11日晚上9点,她还给我回信说,研究所的同事们看到这些照片会很高兴的。那时我在河北石家庄,正在给河北省的官员讲公共事件媒体危机处理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自然少不了谈多中心的自主治理。但是,没想到,到了晚上,七点多的时候,也就是过了10来个小时,Patty就用iPhone传来消息,Lin刚才去世了。几个小时后,研究所的现任主任迈克教授也写信来,说,埃莉诺去世了。她不要葬礼。追思会将在秋天举行,具体信息随后跟进。   二   一颗学术巨星殒落了。我可以想像她生前努力工作的样子,也可以想象她和病魔斗争,控制病痛,每天坚持工作一上午的样子。她和文森特老先生的毕生的努力,就是和学生和学者朋友一起,努力进行着学术的探索。   她的学术探索,就是她不断地在美国各地,在全世界各地,和当事人做朋友,了解他们如何自主治理的过程。了解实践,深入实践,研究实践中自主治理成功和失败的过程,然后从制度上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并思考进一步成功实践的政策建议。自主治理何以可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使得她和文森特夫妇一起,成为著名的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而且因为对经济学的杰出贡献,而成为在经济学领域获得种种大奖的人物,2009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今年4月12日,还被《时代周刊》列为2012年度最有影响的100人。时代杂志说,这一百人不是最有权势的人,也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最有影响的人,他们是科学家,思想者,哲学家,和领袖,他们用他们的理念、见识,和行动,转变了世界,影响了大量的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说,“这是很大的荣誉,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显然,它反映了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同事们已经作出和即将作出的学术成就。”她一直认为,她的学术成就,是研究所同事们的集体成就。   研究所的核心成就,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学科,多个国家,多个文化,多个公共事务等角度,探索了自主治理是何以可能的。   在警察服务的领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组成的研究团队,研究了美国大部分地区的警察服务,最后得出结论,警察服务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纯粹的公益物品,集中的、官僚制结构,即使是现代化的警察部队,并不能提供最好的警察服务。反而是,小规模的警察服务,和当地公共服务密切契合的警察服务,才是最有绩效的。他们因此提出了公共经济的概念,它既不是国家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公共经济。它是自主治理的经济,它需要集体融资,集体决策,运用各种方法生产和消费公共服务。这一理论的政策意义是,大都市警察服务,最好以社区警务为基础,做好了社区警务,公共安全就有了自主治理的基础。很多困扰警察服务的根本性难题,比如警察腐败,警匪勾结,警民对立,治安死角等问题,都因此而迎刃而解。社区警务研究,对于社区其他方面的自主治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基础设施领域,埃莉诺的研究团队,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基础设施不可持续的问题。她认为,外在的援助,看起来很好,如果不和当地用户的自主治理相联系,这是基础设施不可持续的制度原因。基础设施,尤其是水利设施,要充分发挥作用,首先不要损害当地的自主治理的资源,其次要很好地思考当地自主治理资源的开发。自主治理的核心原则是财政上的自主治理,而且自主治理是一个过程。如果外在干预,排斥了当地人对治理的参与,其结果就破坏了当地人的自主治理,虽然给当地人带来了短暂的帮助,但长期看却因破坏了当地的治理结构,而出现了援助依赖的问题。   在水资源领域,埃莉诺的团队,系统研究了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建立了很多数据库。在大量的案例的研究基础上,埃莉诺探索了集体行动的自主治理理论。她思考了以往集体行动理论的缺陷,认为,自主治理理论,可以成为公共事务国家治理和私人治理并列的第三种选择,而且认为是最重要、最有效的选择,因为绝大部分公共事务,包括水资源,其涉及的范围,并不和国家重合,而且要私有化,总是有很多东西是不可变现的,也就是不可市场化的,结果自主治理,就成为重要的选择。但是自主治理,总是失败,如何成功呢?埃莉诺深入地总结了个案,总结了其失败的教训,并总结了成功的经验,这既是她著名的水资源自主治理的理论。这一理论贡献,成为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核心原因。   在森林资源领域,草场资源领域,在全球变化领域,在大都市城市治理政策领域,在地方政府领域,埃莉诺的团队,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这些成果,和文森特关于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民主制公共行政理论、联邦主义理论、自主治理的民主理论等联系在一起,沟成了研究所丰富的学术贡献。它不仅对政治学的国家理论有贡献,对行政学的官僚制理论有贡献,对社会学的社区治理有贡献,对以主权为基础的法学理论等,也有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的核心是用多中心的自主治理理论,替代了传统的单中心的统治理论,而且用人类的自身实践,论证了自主治理的可行性。   三   埃莉诺和文森特是一对学术夫妇。他们俩的学术生涯,很早就崭露头角,在五十年代,就是美国公共选择领域的顶尖人物,也因为他们的卓越贡献,成为美国三大公共选择学派之一。所以,他们虽然是职业政治学家,行政学家,和政策分析学家,但他们的研究却并不限于这些学科,因为他们发现有关治理的实践,并不局限于学科界限,它是多学科的。他们1965年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在政治学系教书,为了从事他们的多学科研究,1973年共同建立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所没有用传统的Institue,而是Workshop,其意思是,它是一个研究的实践平台,在这里,老师和学生,学者和学者之间,在这里共同研究,它向实践者开放,有理论传统,但更关注实践经验和相关的政策分析。它的方法是人类学的方法,但也包括理论思考,数据分析等。   研究所的理论探索,包括对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探索,核心在聚焦在自主治理所需要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社会学理论。所以,研究所的研究,重视经验研究,但理论依然是其重要的基础,也是其经验研究之所以鹤立群雄的重要原因。   研究所的经验研究,一般在一个时间里,集中研究某个领域,不仅检验自主治理的理论,而且还在这个领域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比如奥斯特落幕夫妇早期研究水,建立研究所之后,花了13年时间从事警察服务的研究,同时进行地方政府和城市治理研究。八十年代又开始研究水,而且建立了国际网络。九十年代开始西半球的森林治理研究,并且成立了一个人口、制度与森林研究中心。   研究所的核心之一,是它的行政团队,包括一个很专业的资料员,财务秘书、行政秘书、出版秘书等。人数不多,但非常精干。其组织的原则是自主治理的,没有人需要命令其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而且相互合作,总是运作得很好。如果一个人很强势,总是对他人颐指气使,合作的空气,就会被破坏。但是因为有多中心合作的理念和制度安排,研究所总是能够很快发现问题所在,并解决它。文森特和埃莉诺,他们是合作所长,两个人几乎没有冲突,一个是慈祥的长者,一个是有效的管理者,研究所的秘书,都是长期合作的,很少有跳槽,直到退休,依然是研究所的一员。   研究所的核心之二,是它的学术活动。每周一次的,一直坚持下来的学术活动,是它存在的象征,也是联络世界各地的学者,进行长期学术交流的平台。从1973年开始到现在,一周一次的学术报告会,从不中断。时间一般确定在周一中午12:00-13:30,午餐时间。午餐自带,咖啡免费,软饮料有自动售货机。最近几年,由于来访问的学者越来越多,增加了周三中午的学术报告会。此外,由于来访问的学者,未必是件凑巧,还会临时增加additional colloquia。去年中东冲突和改革成为热点,还推出了中东冲突和改革系列报告会。学术报告会,使得研究所成为学术交流中心,不仅吸引学校的学者和学生参加,而且还吸引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来访问,并通过学术报告会为纽带,来形成一个学者的学术共同体。其核心部分,就是研究所的核心研究人员。   研究所的核心之三是它的Y73博士生课程,制度分析与发展,分两个学期进行,一个学期讲宏观部分,一个学期是微观部分。过去文森特讲授宏观部分,埃莉诺讲授微观部分,一直到2011年秋天,身患重病的埃莉诺还在讲授微观部分。这个课程是集体课程,很多学者都可以把自己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给博士生和在研究所访问一年的学者。它的目标是培养学者,掌握研究所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分析框架和技术,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它每周要求参与者写读书笔记(memo)在阅读的基础上,提出要研究和讨论的话题,然后在课堂上回答问题,进行讨论,并指出研究的思路和方向。参与者每学期要求写一篇论文,学期末举行小型学术会议,由研究所的学者陈述和评论论文,并着眼于发表,继续完善论文,直到发表。这门课程的特征,也是自主治理,大家广泛参与。也成了研究所以自主治理的学习和研究活动,来实践自主治理的平台之一。   研究所的核心之四,是工作小组,也就是课题组。水、森林、警察,都是研究小组的形式进行的。在中国学者和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学者比较多的时候,文森特还成立过中国问题小组,他在八十高龄,还翻阅了大量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献。有效的课题申请、组织和实施,是研究所保持充分活力的重要基础。   很多人都会问,研究所的钱,从哪里来?1973年,研究所的第一笔课题资金,来自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捐款。后来,奥斯特罗姆夫妇在印第安纳大学设立了托克维尔基金会(Tocqueville endowment)。奥斯特罗姆夫妇把他们所获得的所有的奖金,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金,都捐献给了这个基金。数目累积起来,达到了三百万美元。2010年10月,笔者访问印第安纳大学,校长请印第安纳大学的重要捐助者吃饭,笔者有幸参加此盛会,发现参加者除了奥斯特罗姆夫妇是学者之外,其他基本都是企业家,其中不乏地产开发商。两位教授,一生勤俭节约,没有度假,房子简陋,办公室狭小,没有奢侈品,节约储蓄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对学生和学术事业却很慷慨,捐出了自己所有的钱,来资助研究和学习,尤其是海外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学生。笔者多次访问印第安纳大学,很多次接送,奥斯特罗姆夫妇,都租了加长林肯。让笔者感叹不已。而他们自己,却开着非常便宜的车,一直开到不能开为止。新世纪初,他们够买了一个很便宜的SUV,文森特说,这是他们最好的车,但一直到2010年笔者去访问时,他们还在开这个车。另外一个很古老的车,也依然在用。当然,worksho大量的资金,还是来自埃莉诺积极组织的课题资金,基本都来自基金会。   埃莉诺走了,文森特老先生已经93岁高龄,前列腺癌已经折磨了他10多年的时间。这对夫妇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脊柱痛和关节痛,伴随着他们很长时间,一直在锻炼肌肉缓解病痛。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和活动,一直高密度进行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埃莉诺还在病床上工作。上午工作,下午才允许简单会客,而且谈的都是学术问题。生前最后一个手术,是为了缓解她的剧痛。她写信给我说,一个小手术,很快出院,恢复一个星期,又可以开始工作了。但是,她再也没有出院,在给笔者写了最后一封电子邮件之后,休息,到早上,再也没有醒来。   但是,研究所的办公楼,关闭一天之后,又开张了。人来人往,每周一、三中午的学术报告会,还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课程,还有一个一个工作小组的会议。大家依照埃莉诺的嘱咐,没有送鲜花,追思的贡献,都献给托克维尔基金会,支持自主治理平台的运作。

严泉: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上)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不仅标志着近代中国国家体制革命性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加快了从晚清新政开始的传统政治社会变迁进程。在民国早期政治发展(1912-1924年)中,政治权力、政治合法性、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等结构性因素的变化速度,事实上超过了过去人们的判断与认知。正如列文森所说:“君主制的种种象征已被如此彻底地消除了。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提醒我们,新的共和国不仅是形式,而且也是内容。”1   从民主化的角度审视民国早期政治发展,一共经历民国初年(1912-1913)、第一届国会第一次复会(1916-1917)与第二次复会(1922-1923)三个重要时期,前二次比较符合民主转型的特征,即一个专制政体开始解体,形成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或回到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或出现革命政权。2与民主转型存在于特定时期不同的是,在经过袁世凯短暂的威权统治之后,政治自由化是持续存在的,“军阀时代的竞争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个案:这一时期的中国对意识形态与知识的多元化都持开放态度。国家也受到更加多元性与竞争性政治的挑战。”3   一、政治权力的聚散4   政治权力在这一时期主要有两个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国家权力的变化。在横向关系中,过去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一元权力结构开始瓦解,出现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初步分立的权力结构。民国初年南京、北京临时参议院与国会的相继成立,标志着完全意义上的立法机构开始在中国正式出现。5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于1912年1月28日,“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织之”(《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七条)。参议员共有42人,来自全国17省区。6南京临时参议院任内最主要的成绩是《临时约法》的制定与颁行。同时,围绕国都、约法制定权等问题,参议院不顾临时政府的反对,有效地行使了立法权力。南京临时参议院存在时间仅有两个多月,由于议员多数是地方政府指派,民意代表性不强,在湖北省等地方议会的反对下,南北统一后随即进行了改选。同年4月29日,新一届临时参议院在北京成立,各地先后选出122名参议员,进行了将近一年卓有成效的立法活动。根据作者统计,南京与北京临时参议院总共通过各类议案188件,未议决、未审查、未提议案122件,共计310件。7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在闭会仪式也称:“本院先后开会综二百二十次,经议决者凡二百三十余案,立国纲要,未始不于此稍稍植基础也。”8   1912年4月8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成立。国会采用两院制,分为参议院与众议院。参议院由各省议会、蒙、藏、青海、华侨学会,按照《国会组织法》规定的名额,实际选出266名参议员。众议院按照每人口满80万选出议员1名的原则,共选出596名议员。两院议员合计862人。9根据《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规定,国会主要有立法与行政监督两大权力。国会在短暂存在的半年多时间里,不少议员问政积极,宋教仁案、大借款案、俄蒙协约案、预算案等争执激烈,弹劾、质询案层出不穷,仅众议院就提出9件弹劾案,19件建议案与查办案,173件质问书,涉及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10先后迫使国务总理赵秉均、财政总长周学熙辞职。此外,还制定出民国宪法草案,通过各类议案42件,11展现出一定的立法活力。国会初开的两个月,被后人称为“国会神圣时代”。12   1917年南北分裂后,在皖系的操纵下,1918年8月12日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召开,至1920年8月30日闭会,共历三期常会。第二届国会仍然采用两院制,法定议员人数较第一届国会减少,共574人。参议员由地方选举会与中央选举会分别选出,共168人。众议员按人口比例分省区选举,每人口满100万选出1人,共406人。由于受到支持孙文护法的西南五省的抵制,实际选出国会议员467人。同年9月4日,第二届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大总统。本届国会一些立法活动也可圈可点。如1919年5月,众议院致电巴黎和会,要求日本归还山东,两院都主张拒绝和约签字。11月国会议决裁减军费,要求政府进行军事财政改革。“第二届国会成于军阀之手,而能毅然议决裁减军费至二成之数,盖亦难能可贵矣。”13因安福系为议会第一大党,议会与皖系政府关系比较缓和,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冲突,“在这种意义上有助于宪政发挥作用。”14   地方议会政治在民国初年也非常活跃。1912年独立各省的谘议局纷纷改为临时省议会。1913年初,各省第一届省议会宣告成立。一些省份的县还成立县议会,不少乡镇也有议事会。15许多地方的省议会积极参与本省的政治活动,认真履行立法职权,立法活动有声有色。四川省议会在审议政府预算案活动中非常认真,一度曾经否决政府预算法案。16安徽省议会积极监督政府行政活动,并当场质问民政长柏文蔚行事违法。17湖北省临时议会与第一届议会,先后提出财政、教育、民生、弹劾等法案200多件,颇有成效。18江西省议会通过实行“减政”,裁并都督府交涉司,取消南萍铁路筹备处。19广东省还发生了引人瞩目的议会弹劾都督胡汉民事件。20浙江1912年建立的县议会则积极介入教育、税收、公共工程等公共事务的管理,并与地方政府发生了冲突。211914年2月28日,袁政府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1916年10月各省议会相继复会,地方议会政治一直延续到1926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20年代内战频繁的恶劣环境中,省议会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成为地方权力结构中不容忽视的一极。如20年代初在曹锟兄弟威权统治之下的直隶省议会,几年来始终不通过一项公债案。可见地方权力的范围之内,军阀的权威也不能不受限制。22吕实强对四川省议会的研究表明,多数议员以民意自命,积极行使议会职权,“常存于新,发之于言,布之以文,并发生相当效果,已甚属不易。”23江西省议会在1920年底弹劾省长戚扬案成功,震惊北洋政府。24而湖北省议会在地方政治中已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并非行政部门所能全部忽视。25一些地方议会的立法活动方式有所改进,如在浙江省,“事实上,20年代的县议会首先关注的是财政收入的使用,而不是管理特别事务。扮演这种角色的目的显然是确保他们的同意权,以及对一些事务的监督与管理。”26   这一时期北京政府的二元行政权力体制开始运作,先后成立38届内阁政府,现代政府组织形式—内阁制—在清末改革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按照《临时约法》规定,国务院为总理政务机关,下设陆军、海军、司法、外交、财政、内务、教育、工商、交通、农林10部。1913年,农林与工商部合并为农商部,共为9部。27国务院直辖部门还有法制局、铨叙局、印铸局、国史馆等,内部组织是秘书厅。与此同时,总统府也开始组建办事机构。1912年4月,设置秘书厅和军事处。秘书厅职官包括秘书长、秘书、参议与大礼官。军事处职官包括侍从武官长、副官长、卫侍武官、政治顾问、军事顾问与军事咨议。此外,参谋本部、审计处也是总统直辖机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临时约法》没有处理好总统与总理的权力关系,致使这种二元行政权力体制从一开始运作就困难重重,府院之争在所难免。   司法机构的革新活动也在积极运作。《临时约法》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司法制度采用大陆制度,即把行政诉讼和普通民事、刑事诉讼分开,各受不同的法院管辖。1914年成立的平政院是办理行政诉讼的机关,对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的违法处分行使审理权。其他民事与刑事诉讼则由各级审判机关受理。审判机关采行“四级三审”制度,即审判机关共分初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与大理院四级设立,审判则只三次(初审或第一审、二审或第二审、终审或第三审)。大理院是最高审判机关。28   司法独立在民国初年表现得尤为显著。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司法总长伍廷芳坚持法治原则,对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军政干涉司法的行为积极抵制,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陈的逾权行为。291912年11月,北京民国大学控告财政部长刘揆一侵占校产案、工商次长控告民主报、亚东新闻损害名誉案、国会议员郭同、丁世峄、李国珍等控告国光新闻妨害公务案,“无论是否曲直如何。要之无上下贵贱,而能一以法律为保障,则真共和国之现象。”301913年在宋教仁案审理过程中,上海地方检察厅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均。虽然赵以健康为由拒绝到上海应讯,“但一个地方法院传讯总理和地方官员公布政府最高官员与杀人犯密切往来的证据,实乃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31此后,司法方面的进步始终没有停止过,在新型司法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法院组织的改制方面,都颇有建树。32不过,由于民国早期的约法、宪法都没有赋予法院重要的司法审查权,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独立性一直不强。   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民初国家政治权威属于衰败阶段。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掩盖了制度试验时期的改革活力。虽然政治权力在分权体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呈现出混乱状况,但这同时也是制度重建的机会。一权独大还是三权分立、中央集权制还是联邦分权制、强势国家还是强势社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决定性的制度选择挑战的来临。   在纵向层面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强大的地方主义从晚清新政时期开始兴起,在民国初年的势头更加强劲,地方主义开始了极端化的发展。辛亥革命中“独立”各省不仅拥有立法、财政、内政权力,而且还据有属于全国性政府的外交、军事权力。湖北省军政府成立时,就设有军令部、军备部、参谋部、政事部,其中政事部又下设外交、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各局。江苏省军政府颁布的《临时官制总纲》中也明确规定都督“统辖军政一切事宜。”其他各省情况基本相似。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国家的军事、财政重心实际上在地方,而不是在中央。“所有田赋、盐税和厘金都为各地军政府截留。临时政府曾三令五申要各省报解田赋,无奈它对各地军政府缺乏必要的约束力,下达的命令不过是一纸具文,直至临时政府下台,并无一省有分文报解。”33各省拥有完整的国家权力,“俨然具一独立国家之形象。”34   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一直到二次革命失败前,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推行军民分治、倡导废省设道、实施税制改革,不断为强化中央权力而努力,但是成效有限。1913年袁世凯合法地任命江西省的民政长,却遭到了都督李烈钧的拒绝。双方的权力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府虽号中央,南省无殊独立;大约除外交一事以外,他如用人权、财政权、军政权皆南省各都督自操之,袁固不得过问,袁亦不敢过问,其向来解中央之饷项,财政部无术催交。其近来驻地方之兵额,陆军部无从编制,……而其实则中央自中央,北自北,南自南,吾国确未能有统一之现状。”35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那种认为临时政府具有联邦制色彩看法其实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各省成为“第二个中央。”36当时的中国其实正处于一个类似于美国独立战争初期的邦联状态。   地方主义在经历袁世凯中央集权统治的短暂沉寂之后,在1916年袁死后又迅速地发展起来。其中以20年代联省自治运动兴起最为典型。在当时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下,人们希望在地方高度自治的基础上,以联邦制度的模式实现国家的统一。省宪制定是联省自治运动的重要标志。湖南省是第一个开始制定省宪法的省份。1921年12月,在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支持下,湖南省宪法草案经全民投票,多数通过并于1922年1月1日正式施行。37省宪公布后,在1922年1-3月,湖南省举行了省议会选举,9月举行了省长选举,赵恒惕以压倒性高票当选湖南行宪的正式省长。一直到1926年7月14日,迎接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湘军将领唐生智宣布废除省宪,解散省议会,历时6年的湖南自治局面才宣告结束。“民国11年的湖南省宪,非但是联省自治运动中,第一个制定成功而被实行的省宪,也是我国破天荒出现的第一部被使用的宪法。”38在1920-1925年期间,浙江、云南、四川、广东先后制定出省宪,广西、贵州、陕西、江苏、江西、湖北、福建等省,或由当局宣言制宪自治,或由人民积极运动制宪,北方的顺直议会也曾电请各省议会选派代表赴沪共同制定省自治法纲要。“联省自治运动中,各自治省份所推行最力的是省宪的制定,所获致的唯一成果,也是省宪的制定。”39“省宪运动的潮流,可谓激荡全国。”40在联省自治运动的影响下,1923年民国正式宪法也采用联邦制度。   作为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与经济安排、规则、制度的市民社会,其雏形开始出现。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是政治权力聚散的另一个突出表现。41   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基础。42晚清自强运动以来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被打破,北洋政府对官办、官商合办的工业、金融业、交通等企业失去控制能力,中国经济从1911年开始进入自由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20世纪10、20年代之交,中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时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的资本主义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才得到蓬勃发展的。”43从1912年到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达1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45895.5万元。无论就创办企业家数或创办资本总额而言,后16年都超过了前72年(1840-1911年)的一倍以上。44同时官办企业的资本额逐年下降,商办企业投资成为主体。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1912开始的8年里工业年增长率达到13.8%。45   与此同时,城市资产阶级、现代知识阶层等独立的社会力量开始出现,社会政治影响日益扩大。从晚清以来,绅商阶层继续成为民国初年城市资产阶级的主体。1912年全国加入商会的商号有19.6万个,商会会员有20万人。46到了20年代,工商资产阶级构成发生变化,工业、金融业领域的新兴企业家开始发挥主导作用,“随着士绅集团的衰落,资产阶级就成了在城市社会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力量。”47新式学生的数量增长非常迅速。从1872年中国正式派遣留学生留洋,至1911年为止,各省派遣留学生约3320人,加上自费留学,共有数万人。48国内新式学堂学生数量更多。民国教育部统计,1911年全国各类学生达2933387人,1914年为3643206人,1916年高达4034893人。49工商业者、教育家、律师、新闻记者等中产阶级迅速兴起,“他们构成了一个与传统社会士大夫全然不同的社会阶层。”50现代精英阶层的社会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在民初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中,受过国内外新式教育的比例将近90%,议员、教育界人士超80%。51第一届国会议员新式教育比例超过80%,其中教育、议员、新闻、工商、律师等职业阶层议员所占比例超过总数一半。52即使是保守色彩浓厚的第二届国会,议员中新式教育的比例也不低。53在一些地方省议会中,商人等新兴阶层也占有绝对多数,居于支配地位,商会会长兼任地方议会议长也不鲜见。54中产阶级的出现,对民国初年的民主转型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大众传媒的发展亦相当迅速。与晚清及后来的国民政府时期比较,北京政府对言论自由的管制相当宽松,严格的新闻管制只是短暂地实行于袁世凯两年多的威权统治时期。新闻媒体的社会影响也迅速扩大,全国邮递报纸的投递数1912年已经达到3716万份,1915年为3922万份,到1924年已经达到13746万份。551912年、1913年分别新增报刊150种、180种,是历年来(1900-1928年)最高。56报刊总数在1913年达到487种。1912年8月广州出版日报24种,内地重庆、成都两地,日报竟也分别有6、7种。57一些商会也自办报刊,借以表达自身利益的诉求,比较有影响力的有上海的《银行周报》(1917年)、《上海总商会月报》(1921年)、北京的《银行月刊》(1921年)、汉口的《银行杂志》(1923年)等。五四时期,政治思想评论和学术自由遍地开花,新闻界更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自由景观。   不受国家权力监护下的自由结社组织的出现,是市民社会在最低限度上的含义。58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各地商会在这一时期也充满了活力。“由于商会对地区事务的经济支持,所以也赢得了人们更多的尊重。并且商会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成为地方政治中主要的参与者。”591912年,全国共有华商商会794个,1919年已经增至1238个,其中总商会55个。60此外,经济协会、拓植协会、中国实业研究会、中国实业会等实业团体其他一些社会经济组织也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创立的各种实业团体就有40多个,遍及西北、华东、东北等省区。与晚清时期的商会一样,这些实业团体也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内容,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61而公共领域的发展正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基础。62   当然,社会经济团体只是市民团体的一部分,大量政党、政治组织的风起云涌更值得特别关注。从1911年10月到1913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成立的党、社,加上少量1911年10月前成立在民国初年继续活动的团体,共计386个,其中政党与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社团271个。63这些政治社团基本上集中在大中城市,其中上海、北京两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与世界各国政党发展均在大城市的特点相似。64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形成了“政党林立时代”。65教育会、律师会、报界联合会、各种学会纷纷出现,数量在1912年以后不断增加。从1915-1924年,学会呈指数增长,成立的学会超过400个。661912-1921年江苏省南京、苏州、淞沪三地的政论、公事社团总数分别为319、245、208,共752个,加上1912-1919年各县结社641个,总数达1403个。67   不难看出,在1915-1927年这十二年间,“中国的市民社会在政治衰败与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68“军阀主义毫无疑问对中国社会产生消极作用,对现代化工业的发展也很少有贡献,但是它并没有阻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条约口岸的发展。贸易和工业继续增长,学校与大学的数量持续增长,杂志和报纸的发行数量也节节上升。”69   民国早期的市民社会,“虽然它还存在一些致命的弱点,但从本质上说,它已成为制约国家权力,制衡国家政权的社会实体的胚胎。”70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自由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快速成型,传统的强势国家、弱势社会的政治权力格局,受到了短暂而有力的冲击。日益自由化的政治社会环境对政治转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   2杭之《台湾社会的历史性挑战》(《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5期)。在研究民主化问题时,政治学家一般用威权主义来指所有不民主体制,参见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11页。中国的皇权专制当然也是不民主政体之一。   3LucianW·Pye,China:introduction,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Inc),1978,p131.   4本文所说的政治权力聚散主要是指政治权力的配置情况,包括政治权力在国家组织之内的配置,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配置,以及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配置三种情况。具体解释参见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5晚清的资政院,由于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才获得《十九信条》承认的国家立法机构地位,因此在它实际存在的时间内,还不能算是法律意义上的立法机构。   6平佚:《临时政府成立记》,《东方杂志》8卷11号(1912年5月1日)。   7严泉:“民国临时参议院研究,1912-1913”,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99年,附录二、三。   8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上海文明书局,民国18年,第114页。   9实际选出的议员人数各方统计不一。本文采用张玉法先生的统计数字,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第113页。   10《众议院议决案汇编》附编《质问书》、《众议院未决案一览表》。   11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第140、158页。   12张玉法:《民初对制宪问题的争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2期》,第124页。   13顾敦火柔:《中国议会史》,苏州木渎心正堂,民国20年,第292页。   14安德鲁·J内森:《立宪共和国:北京政府,1916-1928年》,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09页。   15其中关于民初广西省县、镇议会的叙述参见朱宏源《从变乱到军省:广西的初期现代化,1860-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6)》,1995年)第286-287页。在河南,“辛亥革命时期精英社会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县议会在各地的建立。”XinZhang,SocialTransformationinModernChina:theStateandLocalElitesinHenan,1900-1937.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P50.   16吕实强:《民初四川的省议会,1912-192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第259页。   17谢国兴:“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1990年,第49-50页。   18《湖北省议会报告自行停止议事电》,《时报》,1914年2月8日。   19《时报》,1913年3月31日,转引自吕芳上《民国初年的江西省议会,1912-1924》(《(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8期》)第231页。   20《顺天时报》,1912年7月10日。   21R.Keith.Schoppa,ChineseElitesandPoliticalChang:ZhejiangProvince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2,P84.   22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   23吕实强:《民初四川的省议会,1912-1926》,第275页。   24吕芳上:《民国初年的江西省议会,1912-1924》,第248-249页。   25苏云峰:《湖北省咨议局与省议会,1909-192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第473页。   26R.Keith.Schoppa,ChineseElitesandPoliticalChang:ZhejiangProvinceintheEarlyTwentiethCentury,p85.   27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88页。   28同上,第126-127页。   29李学智:《民国初年的法治思潮》,《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30远生:《中央司法界之现象》,《远生遗著卷一》,中国科学公司,民国27年。   31袁伟时:《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32关于民国早期司法独立的研究,参见郭志祥《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司法独立研究(下)》,《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夏季号。   33李荣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初探》,《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0页。   34《裁汰冗员论》,《亚细亚报》,转见《民国汇报》第2册,第11页。   35香港《华字日报》,民国2年1月29日。转引自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3-44页。   36ErnestP·Yang,PresidencyofYuanShih-K’ai,LiberalismandDictatorshipinEarlyRepublicanChina,TheUniversityofMichigan,1977,P83.   37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第191页。   38同上,第201页。   39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   40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2002年,第491页。   41许纪霖先生特别强调1915-1927年之间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对民国初年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则没有过多提及。参见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7-11页。关于晚清出现市民社会雏形的看法参见朱英《关于晚清市民社会研究的思考》(《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42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主体的研究》,第4页。   43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7页。   44杜恂诚:《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330页。   45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85页。   46王笛:《试论清末商会的设立与官商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   47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150页。   48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第42-43页。   49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第865页。转引自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主体的研究》第68页。   50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第9页。   51严泉:“民国临时参议院研究,1912-1913”文中统计。   52张朋园的统计。张朋园:《从民初国会看政治参与-兼论蜕变中的政治优异分子》,《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19编民初政治一》,(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53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   54在1921-1926年浙江省议会中,城市精英占省议员总额的88%。贝热尔:《中国的资历产阶级,1911-1937年》,《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847页。   5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民国17年,第241页。   56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57ErnestP·Yang,PresidencyofYuanShih-K’ai,LiberalismandDictatorshipinEarlyRepublicanChina,P77.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中)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上)   二、政治合法性的转变   在政治社会中,“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71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一种政治权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72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首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韦伯认为合法性的基础有三个方面:传统的基础、魅力(卡里斯马)的基础和理性的基础。按照这三种合法性的基础建立起三种不同的统治类型,即传统型统治、魅力型(卡里斯马)统治和法理型统治。73在韦伯看来,真正的统治必须具有“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74   1912年清帝的退位,宣告了传统世袭制合法性的终结。同时也表明“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的开始。”75在民国初年,“绝对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广大的市民阶层对王权统治正当理由的否认,是掀起巨大的反抗王权的运动,最终导致人格化的国家权威无立足之地。这便迎来了以确定制度化国家为已任的宪政主义国家的产生,国家权威合法化的途径也因之发生重大变化。”76这种合法性的变化在民主宪政制度建设上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来源是民意,而不再是传统的天意。《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77民意最重要的表现是代议制。参议院、国会立法机关正是代表民意的机构。对此,《临时约法》、《天坛宪草》都规定了立法机构的职权。即使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之后,无论是威权统治时期,还是准备复辟帝制,袁都承认国家必须存在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而没有延袭传统政治的做法。   二是统治权合法产生的方式是选举制,而不再是传统的世袭制。《临时约法》要求参议院由各地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而总统、副总统则是由参议院选举产生。78《国会组织法》进一步规定国会两院议员分别由地方议会与选民选举产生。在民初众多政治精英的眼里,国家行政元首与立法机构的合法性来自于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参议院的合法性就受到人们的强烈质疑。湖北省议会指出:“查参议院向系各省军政府委员组织而成,不可视为人民代表机关”。79《时报》评论指出临时参议员“本系牵强凑合而成。其议员有由各都督派送者。有孙总统秘书员兼任者。有自由加入者。非出自民选,不足以代表民意。”80在众多压力之下,参议院自己也承认有必要依据《临时约法》重新改选。81民国早期历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都是以选举的方式产生。1918年9月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新总统,10月冯国璋向徐世昌移交总统权力,双方至少在形式上遵循民主政治程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最高权力和平移交。   为了取得这种合法性,一些政治人物甚至是不择手段。1913年10月,袁世凯在镇压国民党人反抗之后,虽然持有绝对优势的军政实力,但为了获得当选正式大总统的合法性,所以对国会议员除威胁以外,还动用了贿赂、拉拢等柔性手段。821918年安福国会贿选与20年代的直系将军曹锟的贿选总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军阀对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虽然他们尽可以诉诸武力夺取选票。83从批评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非法的贿选现象。但是从积极方面来看,选票的价值受到了重视,民意的份量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容忽略的。   虽然不能高估政治合法性转变的作用,但是与帝制时代的传统统治模式和1914年以后袁世凯的卡里斯马型统治比较,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进步,“在人们的心目中,宪法、国会、总统、内阁这些形式,以及选举、立法等程序已成为民主共和的象征与符号”。841916年反袁斗争胜利后,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民众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国庆活动,充分表达了共和制度的拥戴之情,以及从心理上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拥护。“经过护国运动的宣传和实践以及对袁氏专制统治和帝制自为的切身体验,民众已把共和政体的存在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85   三、政治参与的活跃   在民主转型进程中,政治参与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兴趣的现象。政治社会学者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指的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86政治投票与政治选举、参加政党与社团活动、政治表达是政治参与常见的途径与方式。87   民国早期政治参与最重要的政治现象是全国性议会选举的开展。全国共举行过四次中央议会选举与三次地方省议会选举。88第一次中央议会选举是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在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民意代表性遭到各省质疑后,临时政府遂决定依据临时约法第18条规定,在全国各省进行临时参议员选举,重新组织北京临时参议院。这次选举从1912年3月下旬开始,历时三个多月。89选举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地方议会互选参议员。互选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整个选举过程不向外界公开。二是“公举”,即公开选举。这是一种选民间接选举议员的做法。当时直隶…省议会“召开选举会,当场举定员5人,计会外3员,本会2员。”90吉林也采用公举的方式,从12团体中选出了5名参议员。91“公举”扩大了选举范围,使候选人更具有代表性,一些媒体给予好评,认为“参议员公举,共和国之通例也”。即使一时难以实现直接选举,也应当由国民选出的代表间接公举。92三是两地选举,主要是蒙古、青海议员,部分选自本土,其余在北京的地方社团中选出。   第一届国会选举筹备工作开始于1912年下半年。9月5日,北京政府公布众议员选举日期令,规定在1912年12月10日举行初选,1913年1月10日举行复选。同年12月8日公布参议院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规定各省议会、中央学会、华侨选举会的参议员选举于1913年2月10日举行,蒙、藏、青海选举会的参议员选举在1913年1月20日举行。93国会议员选举开始于1912年12月,直到翌年3月中旬结束。   在北京政府统一协调下,各地选举工作紧张开展。在竞选活动中,“政见多较空洞,不过主张内阁制或总统制、抨击政府或誉扬政府、炫耀已党或攻击他党、炫耀自己或攻击其他候选人。其选举方法,或开设夜塾,教授选民写候选人姓名;或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携入选举场内摹写;或张贴海报、标语,吸引选民注意;或以报刊宣扬政见和已党候选人之长;或旅行各地,发表演说;或以各种优待方法(如免交党费),拉初选当选人入党。”94“投票有热烈与冷落之分;有的地区显得热烈,有的地区甚为冷落。大体言之,沿海沿江得风气之先,趋向于热心,内地省份,风气闭塞,反应冷落。”95两院议员选举历时近四个月,最后结束是在1913年3月各省参议员选出。第一届国会虽然惨遭两次非法解散,但还是相继召开三届常会。1916年11月30日国会作出改选第一班参议员的决定,但由于政局动荡,迟至1922年10月,才完成参议员的改选工作。   第二届国会选举从1918年5月开始,至7月结束。此次选举显著特点之一是贿选舞弊现象非常严重。皖系要人徐树铮直接插手选举活动,参加选举的17省,徐直接影响的就有13省。除了江西、浙江、江苏三省,地方首长几乎与之联为一气,控制选举。安福系派遣干员携款到地方各省,大肆运作。他们吸收党羽,凡是愿意加入安福系的,立即可以取得竞选补助费用,当选后每月可以领取一定的生活津贴。整个贿选费用不下千万元。96在腐化的形势下,也有一些出污泥而不染的理性行为。北京中央学会选举中,在一片贿选声中,工业家陈济华发起一个联欢会,邀请竞选者发表演说,令人印象深刻。97江苏苏州为了鼓励选民投票,每人发给两元路费。98有些地方非常热烈,如吉林众议员初选,“拥挤异常,且有将门窗玻璃挤碎者”。99有些地方投票人数稀少,浙江嘉兴县选举众议员,“白票及废票颇多。”100   1920年10月,总统徐世昌下令举行第三届国会选举,因遭到直系等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全国举行众议员选举的只有苏、皖、鲁、晋、甘、奉、吉、黑、新、蒙、青共11省区。参议员选举一直没有进行。1922年8月,第一届国会复会后,第三届国会遂告消亡。地方议会选举情况与北京国会选举基本相似。   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国会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参与的积极变化不少。   首先是政治参与主体的扩大。从历次国会选举法规定的条件与选后议员结构来看,选民基本上是工业、金融业资本家、绅商、教育新闻业者、小业主、中小官僚和农村地主、富农。最活跃的参与分子主要是新兴的市民群体,或者说是城市中崛起的中产阶级社会精英。101与此相似的是,美国在1820之前,选举权也是限于有产业的一部分人民的,或是地、或是房屋的所有者。102   其次是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103民初选民人数急剧增长。由于选举条件放宽,平均每省150多万人,总数达到3400多万,比例超过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0%。104第二届国会选举的选民比例进一步提高,达到总人口的15%,105远远超过清末谘议局的选民人数,那时全国选民不过170万,仅占总人口的0.4%,106丝毫不逊于欧美发达国家在早期民主化阶段的政治参与程度。英国在1831年选举制度改革前选民仅有50万,占全国人口(2400万)的2.1%,一直到1869年第二次改革之后,选民人数才接近8%。107美国在1840年选民人数才达到总人口的16%。108此外,还超过当时的印度,印度在1921年选举中央议会时仅有100万选民,1935年才达到中国1912年的水平。109一些地区的选民政治投票非常踊跃。奉天省奉天府与江苏省江宁县两地的投票率分别达到百分之六十及七十。110一些地方许多民间社团与志愿者也参与选举事务工作。一些选民在完成选举资格规定的纳税标准登记之后,才来到投票站投票,此时负责选举的官员仍然在恭候。111   再次是政治参与质量的变化。以往论著一般批评选举中出现负面现象,如贿选、冒名投票、行政干预、武力冲突等不时发生。而且“从一开始,中国民主就受到了媒体的负面报道。中国的记者与评论家抨击那些在学习西方民主的过程中极易出现的腐败现象,并以此作为支持民主的公共精神见证。”112但这些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113直至1885年,英国仍可贿买下议院议员席位。所以美国学者ErnestP·Yang认为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较,代议制度与独立政党之间竞争性选举在民国初年(1912-1913年)几乎获得了支配性地位。114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届国会选举虽然贿选盛行,但是暴力事件却不多见,实属不易。而且还改革选区制度,以道为选举单位,消除了大选举区的弊端,与第一届国会选举以省为选举单位比较,有了新的改进。115   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民气发扬,政党活动,非常发达。”116许多政党社团一经成立,人们就踊跃加入。1912年5月,共和党正式成立后不到半年,“除中南各支、分部有自制党证外”,仅总部事务所办理的党证“已达六万左右”,而要求加入者仍然很多,以至印刷厂印制党证“日制千枚,恒苦不足应用”,只得每天再增千枚。117同盟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日附者率数千”。118在35个有突出性党纲的政党中,均都主张振兴实业、普及教育、中央集权、种族同化、政党内阁、两党政治。与此同时,各主要政党的整合进程也在快速进行。1912年秋,北京政坛上出现了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分庭抗礼的局面。1913年5月,共和、统一、民主党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形成两党争斗的格局。在国会中对立的政党又分为激进派与保守派两种类型。激进派政党,“初有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继有国民党,嗣国民党因分裂而衰落,又有民宪党的出现。”119保守派政党,“最初有两个,一为统一党,一为共和党。到临时参议院后期,又有民主党的出现。正式国会时期,初有进步党,其后又有公民党和大中党。”120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政党政治一度消失。袁死后国会重开,政党政治再现,并且显现出派系争斗的局面。主要政党为旧国民党系的宪政商榷会,旧进步党系的宪法研究会,以及宪法协议会等。此后宪法商榷会又分裂成政学会、益友社、丙辰俱乐部与韬园。1917年初,对德外交问题发生,韬园派与丙辰俱乐部、益友社各一部分,合组民友社反对对德断交,拥护总统黎元洪;而宪法协议会等11政团,合组中和俱乐部,以赞成对对德宣战为号召,拥护段祺瑞内阁。其他宪法研究会、宪政讨论会也都偏向内阁方面。北方新国会时期,国会党派主要有安福俱乐部、交通系、新交通系与研究系四大政团。南方非常国会主要政党有益友社、民友社与政学会。1922年8月,旧国会第二次复会,派系斗争更加激烈,大小政团已经达38个,在翌年贿选前夕,政团数目更超过50个。政党政治最后消亡是在1925年4月国会制度正式被废除。其实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政党政治运行方面,已有相当改善。党派间的对立状况较前缓和,已经能够采取谈判、协商、折衷、让步的现代政治手段,处理利害冲突的立法问题。如十年制宪最后完成,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党派妥协的结果。   党争激烈一直是过去人们批评政党政治的焦点。各政党多有阴谋诡计,并使用恶言谩骂、挑拨离间、造谣构陷、人身攻击、暗杀、冤杀等卑劣手段。121在湖北、贵州、上海等地,党争甚至发展到动用武力。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因与同盟会领导人意见不和,1912年1月,同盟会沪军都督陈其美竟派人暗杀了陶。1916年国会重开后,党争愈演愈烈,12月8日在宪法审议会上爆发了研究系与益友社议员的肢体冲突,双方先后通电全国,互相指责对方。1918年9月,研究系要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又在美国被国民党人暗杀。1919年11月-1920年1月广州护法国会宪法会议也因对立党派意见冲突,大起争议而陷于停顿。   但是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观察民初的政党政治,所有这一切都属正常现象,美国等先进民主国家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现象。华盛顿就曾经批评当时美国政党斗争的负面影响,认为政党“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推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打开方便之门,后者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122   现代政治社会学研究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通常经过四个阶段。其中宗派期是第一阶段,此时“政治基本上只是少数人在为数从多的弱小而短暂的同盟和集团之中相互进行竞争,这此集团持久性很差,且无结构可言,通常只是个人野心的一种投影。”18世纪欧洲与美国许多政党团体都属于这种类型。123这种描述同样也适用于民国早期的政党政治。所以政党政治发展的状况并不是一些学者所称的畸变政治,124也不是导致民主化失败的主因,“宪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125英美国家早期的政党政治主要也是派系政治。派系斗争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一种变态,它的缺点与不足,只是表明这种政治发展还没有进入制度化阶段。至于“一个政党不仅要有所主张,而且主张要与别党不同”,126这只是政党政治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要求。而且民初两党政治雏形的出现,也从侧面说明了政治发展的特色。   政治表达自由也是民国初年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其中日益活跃的言论自由让人印象深刻。新闻界继承了清末以来反对政府管制言论自由的传统,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政府干涉。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曾暂定报律三条,为上海新闻界联合反对,指斥“内务部擅定报律,侵夺立法权……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能承认。”127后来政府被迫撤销报律法案。媒体积极议政、批评政治人物、揭露政治内幕已是司空见惯。顺天时报抨击袁世凯“当道对于民国正道,悍然发挥野心,为所欲为。须知众心难散,视国事如秦越。”128袁世凯的作为就被论者斥之为中国历史上“游民政治”的继续,“袁世凯之用人,乃并男盗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129这一时期成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拒绝神化政治人物的年代。130   袁世凯死后言论自由继续发展,北京政府下令解除报禁,废除《报纸条例》,以“宣达民隐,提携舆论。”以后历届北京政府对新闻自由基本都能容忍。《申报》、《大公报》等全国性大报都设有政治报道与评论栏目,不断揭露北京政治的内幕。政治表达自由在地方政治中也很普遍,如安徽历任地方军民长官,“为民众及公团在报端为文批评、攻击、宣言驱逐之例,可谓所在多有。”131   政治抗议、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等也是当时人们常用的表达方式。在选举活动中,各种政治抗议事件频频发生。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中,江西爆发了选举风潮。该省临时省议会“本是揉合新旧势力的过渡性事物,未经普选的合法程序”,132所以临时省议会从成立之初,地位就受到各种政治社会势力的挑战。在选举参议员时,恰好又发生了投票舞弊事件,于是激起公愤。江西各界,包括社会党、共进会、法学总会、南昌府议会、国民党、商务总会等,一致反对临时议会的选举。133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安徽,当时安徽省议会互选参议员的做法受到了各政党的通电反对。134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发生过女同盟会员唐群英为抗议临时约法漠视妇女选举权,率众冲击参议院的事件。135第一届国会召开之后,一些妇女界政治领袖也经常就选举权举行抗议活动。至于学界、新闻界抗议活动更是不胜枚举。1361922年第一届国会复会后,针对参议员换届选举与议会立法活动,北京知识界还分别成立国民监督选举团与监督议会团,希望革除金钱贿选与议会腐败的弊端。137   青年学生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登上政治社会舞台,同时五四运动还标志着学生运动达到全国性规模,仅1922年重大学潮就有125次。138由于报纸的普及,学生很容易获知在大城市发生的五四、五卅事件等重大新闻。这种知识促进了学生中激进主义浪潮的发展。工运也开始出现,在河南新乡、滑县等地出现了许多工会与组织,工人们为提高工资与改善工作条件举行过多次罢工。“工会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地方权力结构已经开始的多元化。”139“总的来说,大众激进主义的盛行,促进了各种社会参与活跃团体的增长。新的民众组织根本不同于在20年代以前建立的基本上是由社会权势人物掌控的团体。”140   工商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在民国早期一直非常活跃。民国初年针对选举法中关于选举权的限制性规定。直隶商会在1912年10月底通电各地商会,指责参议院“如此剥夺商权,”此后“所有担负义务概不承认”。141同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也上书请求修改选举法。商界郑重表示“联合要求选举权”,并以不纳租税对参议院进行威胁。14220年代以后工商界政治表达活动更加频繁。作为全国工商界领袖的上海总商会面对内战乱局,多次向全国发出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政治通电。1922年国是会议在当时影响最大。1921年10月5日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17日教育联合会加入,称为“商教联合会”,主张在沪召开国是会议,至1922年3月,又有农、工、银行、律师、报界、省议会六种团体,扩大为八团体,3月15日在沪举行开会式,定名为“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1922年5月7日,国是会议在上海总商会开幕,出席者有来自14省区的35名代表。根据与会者的讨论,由张君劢执笔,写成《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甲、乙两种。两种宪法草案均为联邦制宪法,专门增加国民教育与生计章。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未能实施,但是仍然对1923年宪法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6月直系发动北京政变后,上海总商会与其他工商团体坚决抵制,甚至作出成立商人政府,宣布与北京政府决裂的大胆行动。   民国早期的政治参与仍然是一种精英参与,而不是大众参与。有学者认为:“实则民初的国会选举,有民主政治的外观,尚少民主政治的实质。人民在这次空前的大选中是茫然的,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有极少数的优异分子。优异分子的造型是半传统半现代性的,他们有求变的观念,但自身的利益优先。”143“民国早期的政治仍然是一种传统类型的中国政治,因为能够发出合法政治声音的群体仍然是少数特定的精英人物。”144与此相似的,欧美民主国家在早期民主化阶段也是精英参与。在美国建国初期“民众的政治参与极为有限;政党组织松散而力量脆弱。宪法整个忽略了政党领导的可能性,党派也不具备组织选民与领导政府的能力。”145精英政治参与当然无论是参与主体的数量、参与质量的高低,都是无法与大众政治参与相比拟的。但是经验表明,在制度化水准低下的情况,大众政治参与往往会引发政治参与危机,导致政局混乱。1463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也表明:“相信高度参与永远有利于民主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147   最后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民国初年的精英参与更多地表现为中下层精英政治参与。国会议员选举制度表明,过高的选举标准容易产生上层精英代表,而过低的选举标准更容易产生下层精英代表。与晚清咨议局比较,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年龄、财产、学历等方面的限制并不严格,相当宽松。所以通过特定选举制度产生的国会议员普遍年纪较轻、经历简单,多为来自中下阶层知识精英,具有浓厚的激进色彩。国会议员群体特点对民国初年制宪与宪政选择的影响不可低估。   四、政治文化的变迁148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态度与政治文化属同义词,可以相互置换。149这种看法同时表明政治文化不包括经济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也不包括政治学说与政治哲学。当然政治文化不等于政治心理学,它所指的政治心理层面,是指一国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是内化的政治制度。150关于政治文化类型划分的情况同样复杂。在这里主要借鉴两种政治文化类型作为分析工具。考虑到社会精英与大众在态度、价值、观念存在差异的事实,可以分为精英的政治文化与大众的政治文化。151从何种政治文化更有利于民主政治运作的角度,可以分为地域型、顺从型与参与型。152   民国早期政治文化的变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依旧是一种精英的政治文化,但是其性质已经从传统的依附型文化—或者说臣民文化—向依附-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国民取得了专门的输入取向和一组活跃的自我取向,同时其余大多数国民还继续适应于一种极权的政府结构和保持着一组相对消极的自我取向。”153   在政治取向层面,154首先发生的变化是政治认知取向。清末新政以来大批政治、知识精英专注民主政治,热烈讨论政治问题的现象,在民国初年达到了一个高潮。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人们对宪法问题的热烈讨论。当时北洋政府主张国权主义,呼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赞成中央集权,反对联邦主义,要求总统制度。国民党主张民权主义,认同地方分权,要求内阁制度。进步党多持中间立场,主张国权与民权的调和,反对极端的地方分权,同意内阁制。155此外,一些民间人士也积极参与讨论。或是主张宪法应该关注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或是强调宪法的效力,倾心“强力的宪法”,或是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情,合理借鉴各国宪法的长处。156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宪政主义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迅速丧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改造思潮不断涌现,政治认知呈现多元化格局。不过,“五四”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下,“人们的兴奋点愈益移向苏俄和马列主义。兼具科学形式和人际激情的马列主义,以其大同理想和革命方略相统一的实践性魅力,吸引了急谋改造中国社会的‘五四’知识分子。”157以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文章为例,明显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1919年前,它的主要内容是以“科学”、“民主”为旗帜反对儒家伦理,其文章均以欧美思想文化为主导。1919年后,文章转变为宣传马列主义为主。158此外,“三民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才最后成熟,并获得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认同。”159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成为20年代知识界的主流认知取向。   其次是政治情感取向。民国初年社会各界对欧美民主法治思想的积极鼓吹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60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国民党领袖都表示支持宪政,认为好宪法是立国的根本,共和政体的保障。梁启超在清末就是一个法治国论者。民国成立后,梁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为要图。”161进步党国务总理熊希龄也宣称:“鄙人之政见可以简单言之者,则使中华民国为法治国是也……欲使中华民国巩固,非造成法治国不可。”162在这种形势下,原先比较封闭保守的地区,社会的民主气氛也活跃起来。市、镇民众关心党派问题,加入党、社者社会层面日益拓宽。163清帝退位后,党、社问题迅速成为北京居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以至出现“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的景况。164众多的党派、政治团体都对民主政治表达了诚挚的好感。在他们的宗旨、纲领、宣言中,纷纷表示“拥护共和”、“谋求共和”、“建设共和”、“促进共和”、“巩固民国基础”等。无论是同盟会、国民党、共和建设会等激进型政党,还是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保守派政党,在称颂民主制度、认同共和主义立场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民主政治试验不断遭到挫败,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人们对宪政民主政治日益失望,革命情绪不断滋长。张东荪提到中国政制问题就指出“人民方面,则厌恶国会的心理与对于代议制的怀疑却一天高深一天。”“断不能说已实行了十二年,却一年不如一年,等到满了五六十年,忽然大放其光明来了。……总之,说现在中国是假共和,是无论何人都一致承认的。”165顾维均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当时)我的同事们—有些是我的至交好友,有些亦曾在国外留学—一般地不像是能理解国会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必要部分,而且它的地位为宪法所保证。相反,他们把国会看作是令人厌恶的东西。”1661923年12月17日,在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验中,关于信任国会问题的调查表明,相信者只有3票,不信任者666票。16720年代以后,“宪制第三第四次恢复又失败,对宪政幻想的破灭感是深刻而普遍的。”168   最后是政治评价取向。上文已经谈到社会大众对共和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前,民主共和只是少数革命者的理想与目标,而辛亥革命则使这种理想成为现实,并进而使少数人的目标成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169具体到对宪政问题的评价上,民国初年的多数政治精英延续了晚清新政以来人们对宪政民主认同的主流看法,认为“国会者良政治之源泉。”170当时的激进派政党与保守派政党的纲领都主张政党内阁、两党政治。而主要的争论是对中国应该实行何种宪政制度模式的不同看法。   五四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开始从阶级角度重新审视民主宪政,认为西方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这种民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是为资产阶级经济和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并不能体现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他们开始否定英美宪政民主,要求无产阶级民主。而与此相呼应的是从20年代开始,孙中山、朱执信等国民党人士也开始否定英美宪政代议制度,鼓吹“直接民权”。孙中山从民国早期议会政治失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他认为“年来俄国发生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的多。”1711923年1月国民党更是明确批评“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在孙中山等人看来,真正民权是人民拥有选举、复议、创制、罢免等“直接民权”。而只有通过国民革命,打倒帝国国主义与北洋军阀,才能实现真正民权。   同样地由于议会政治在起步之初的信誉扫地,一些宪政主义学者的思想也不幸发生转折,开始怀疑并否定代议制度,章士钊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922年9月,章士钊开始宣扬代议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代议制本是西方工业国的政治制度,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并不适合代议制。而且“国会代议制之在欧洲,亦为历史上偶然之事实,并非学理上天经地义之制度。”172章抨击各国议会政治,“实益倾于少数者之独裁政治。”而“议员对于社会改造之大问题,殆毫无智识抱负。”173   民国早期政治文化变迁中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首先,政治认知上从一开始就出现“民主完美论”的看法。由于当时的政党政治文化不完全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174它更多的表现出党派意识的极端对立、妥协意识的缺乏、敌对情绪的强烈,以及容易陷于意气之争和执迷于自己党派的利益,常常任意攻击诽谤对方,不时引发混乱的党争,忽略和影响了重要的政治事务。对此人们认为政党政治文化应该是两党对立、公平竞争。梁启超曾提出:“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有光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175他反复申明,政党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而国家利益是相对的,与本党利益相冲突者,未必与国家利益冲突。176还有人认为开国之初,各政党应该牺牲其权利,以政见为重。当国家面临危机时,又应该牺牲政见,以国家为重。177   其实这种认知是一种不了解实际政治的肤浅见解。即使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政党政治文化虽然表现出宽容、温和、妥协的一面,但是互相攻诘、利益争斗、黑幕交易也是常态,更不要说是在民主化的早期阶段。美国建国初期的众多政治领袖都对当时的政党派系斗争深恶痛绝,富兰克林认为:“政党相互谩骂不休,把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弄得四分五裂。”178但是麦迪逊等人却承认党争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现象,它合乎人性,根源在于人们利益的差异。他还形象的比喻“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179至今美国政党常常被批评为回避重大的问题,不能实现诺言,没有新的思想,不是引导舆论而是做舆论的尾巴。政党还是贪污腐化和治理不善的根源。180   其次,政治情感取向经历从“宪政万能论”到“宪政无能论”的转变。从清末新政以来,许多立宪派人士就认为“宪政主义已经成为医治中国各种顽症的唯一的灵丹妙药。”181这些政治精英的心态是“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中国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全世界。”182民国初年对宪政建设持盲目乐观与激进的情感取向仍然相当普遍。顾颉刚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意气更高张,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183   在这种情感的指引下,人们很难容忍国会政治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产生的一些弊病,尽管这些问题在同时代的民主国家已经是司空见惯。早在民国临时参议院时期,《申报》就针对参议员议事违规现象,曾经不止一次激愤地指出:“此参议院不如解散,岂足以代表民意?”184《大公报》更是不遗余力地批评参议院。仅在1912年7月份,它就连续发表了13篇评论,将参议员各种不良行为暴露无已。185正式国会成立以后,人们对议会政治的批评不绝于耳,同时也寄托了对民主政治试验的失望,认为各党“所争均无关政见,不过闹党而已。186此后“随着1916年后派别冲突的每一次循环,政治家立宪花招中的谎言明显增加,民众对民国政权的支持相应下降。最终结果是使自由共和国的观念信誉扫地。”187有学者在研究国会制度消亡时,特别指出:“由于代议制曾经被视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现,因而国会成了验证西方民主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的对象。但这种‘尝试’显然是浅尝辄止。在不断有更新的‘样板’可供效仿的情况下,当时的政治家和一般国人很快得出了国会政治‘万万不能存立’的结论。”188   从经验的立场来看,“宪政万能论”或是“宪政无能论”的政治情感取向非常不利于现实的政治实践。经验知识的缺乏,使人们很难全面认识宪政民主政治,包括对民主政治客观作用的领会,对民主政治建设艰巨性的认知等。对此,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颜惠庆在自传中检讨说:“在采用共和制政体中所表现出的急切心情和盲目热情,说明我们并不真正懂得,一个共和国不可能在一天或一年中就成功建立起来,而是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和准备,因为各方面的进步,包括政治的进步,并非可以跳跃式来完成,而是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完成。”189这样一旦遭遇挫折,人们就会容易丧失对民主政治的信心,转向支持开明专制或者其他类型的极权主义。   政治文化变迁中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大众冷漠型政治文化。时人与今人都以当时广大民众不知民主为何物引以为憾。所谓“共和成立,国民对于国家的观念毫无热度可言,除各大报馆联合致电参议院外,余均寂寂无闻。可叹!”190因此,人们认为近代中国民主力量薄弱和民主化的艰难,与广大人民的政治文化的落后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相应的“国民程度”是实行民主政治不可缺乏的条件,这个条件不具备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191其实并完全不是这样。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在广大选民个人对成年男子选举权开始感兴趣之前,这种选举权对美国政治只产生了较小的影响。自从革命战争以来,很大一部分选民对于选举漠不关心;除了偶而一次的州选举以外,参加投票者人数有限,仿佛乐意接受少数政治上杰出人物的领导。对于广大的乡村工匠和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政治是那些与之利害攸关而且具有管理公共事务所必需的经验的富豪们的事。”192在民主化早期阶段,出现大众冷漠型政治文化,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也没有多少必然的关联。   至今人们对民初精英文化的评价却没有多少积极的看法。其实正如上文对精英政治参与现象的评价,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精英的关心政治并且态度积极,而大众则对政治较为冷漠和疏远。精英更倾向于参加投票、组成团体、甚至竞选官职。在政治信仰方面,精英有着较为确定、恒久的信仰,而大众的政治信仰则往往不甚明确,且漂移不定。193美国学者沃特·罗森堡姆(W.A.Rosenbaum)认为:“政治精英的政治价值、态度和行为最可能决定一个国家市民生活的主要政治风格和社会风气,决定系统对内外压力的反应,界定一国的重要价值,以及形成大众未来的取向和经验。”194因此,本文作者认为在政治发展阶段,精英政治文化的出现既合理,对社会变迁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   --------------------------------------------------------------------------------   71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筱娟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72毛寿龙:《政治社会学》,第60页。   7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41-242页。对三种统治类型的详细阐述参见第242-283页。   74同上,第239页。   75LucianW·Pye,China:introduction,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Inc),1978,P122.   76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   77《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四条。   78同上,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   79《鄂议会通告不认参议院》,《时报》,1912年3月15日。   80《北京人欢迎改组之参议院》,《时报》1912年4月19日。   81《南京参议院反对湖北发起临时国会各电汇编》,《时报》1912年3月24日。   82关于袁世凯收买议员的情况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第127-128页。   83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第198页。   84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85王跃:《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的社会心理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86诺曼·H·尼、西德尼·伏巴:《政治参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储复耘译,王沪宁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0页。   87郑楚宣等编著《政治学基本理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112页。   88其中湖北、江西、江苏、山东、四川等11省在1921-1922年举行过第三届省议会选举。   89关于北京临时参议员选举的详细情况参见严泉《民国临时参议院研究,1912-1913》第三章第二节。   90《大公报》,1912年4月21日。   91《吉林选举参议员情形》,《申报》,1912年4月10日。   92《大公报》,1912年4月23日。   93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民国37年,第77-78页。   94许秀碧:“民国二年的国会-国会的背景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77年,第88-104页。   95张朋园:《清末民初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页。   96选举情况详细描述参见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83-193页。   97《中央学会第一部之联欢会》,《申报》1918年5月23日。   98《苏州》,《申报》1918年6月18日。   99《吉林》,《盛京时报》,1918年5月25日。   100《嘉兴》,《申报》1918年6月8日。   101学者陶鹤山将当时城市中新出现精英阶层,如中小资产者阶层称之为市民群体。参见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第32-36页。   102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下册》,张慰慈等译,郭旭、付俊等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3页。   103美国学者帕里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参与水平由方式、程度、质量三个变量决定。本文采用了帕里的政治参与程度、质量两个变量。参见MichaelRush,“PoliticsandSociety”,Prentices–Hall,1992,p111.转引自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104张朋园:《清末民初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第10页。   105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60页。   106张亦工、徐宗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107数据来源参见龙天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和大众政治参与-一种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剖析》表一、表二,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   108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沈宗美校,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88页。   109JohnH.Fincher,ChineseDemocracy:TheSelf-GovernmentMovementinLocal,ProvincialandNationalPolitics,1905-1914.Canberra: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Press,1981,P270-271。   110美国驻华领事报告。转引自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第48页。   111JohnH.Fincher,ChineseDemocracy:TheSelf-GovernmentMovementinLocal,ProvincialandNationalPolitics,1905-1914.,P225.   112同上,P224.   113罗隆基:《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第2卷第22期(1939年11月)。   114ErnestP·Yang,PresidencyofYuanShih-K’ai,LiberalismandDictatorshipinEarlyRepublicanChina,TheUniversityofMichigan,1977,P76.

法广 | 中国: 人大教授微博标出「出大事了」引来数千转发和评论

如果想要在中国的微博上吸引网民的眼球,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告诉你只贴上四个字就够了:「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的当天3月8日,碰巧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神秘缺席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同一天,大多数网民都认为“大事”与薄熙来有关,甚至有传言指薄“被车祸”了。 以下是毛寿龙微博的追随者所发的部分评论,足可反映薄熙来与王立军事件的发展,仍紧扣着千万中国网民的心弦,有些网民挖尽心思为薄熙来等人取了别名,避过网上的封杀,例如用「不厚」、bxl、平西王来影射薄熙来,「王丽娟」和WLJ则暗指王立军,hu和HJT是指胡锦涛: @顾肃:毛兄这是搞神秘啊,也不说出什么大事了。不厚进去了?还是又什么人跑使馆去了 @刘建伟_微博:这是一个什么社会?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如此云里雾里的四个字居然转发数千。真是厥倒。 @刘大胖娃儿:我感觉跟重庆有关......。 @OscarUI: 看来不厚的后台不够硬啊!出事是迟早的!这下不知道怎么 @杨紫茳:赶紧翻墙看看 @Noki冲少:想制造2000次转发,只需这几个字即可 @汤谷2010:我就在墙外,替大家看了一下,原来南华早报有消息,hu定性王是叛徒。这下西红柿就不好说了。 @amyamylee1999:最恨这说话说一半不说全的! @香雪花园:4个字7小时增加10000粉,高,人大校长出名了 @谁是谁的谁啊哈: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渝,所谓大事儿,不过如此。 @freeman吸血鬼日记:平西王要完了。 @TINTIN李:今晚被“出大事了”几个字闹的睡不着!!!神啊快告诉我嘛事 @落地麦子2011:四字消息,搅动神州大地。 @微笑芈芈:难道说我的预感灵验了?这之前,我心里就想,这次他去开会,会有大事态发生。因7日有消息说重庆一个人大代表被4个警察带走,我3月7日21:44的在微博上发“有能耐和本事,就将你们的稀屎控制起来,防跑到别国大使馆。”防跑,是指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阿尔法Y:传播能量超强,几个小时上百万,转的、传的。毛老师可以宣告测试实验结束,让同学们睡一会儿吧。 @谁是谁的谁啊哈:23:48分的消息,bxl明早将会出席重庆代表团的记者会 @我本愚的世界:这个遐想空间大啊 @钟锦化lawyer: 信呢还是信呢还是信呢? @青山雅风:大概与军军有关 @LunaZHONG钟秋:墙外翻了好几层,除了早上HJT指控WLJ这事外,貌似木有更新消息确切的最新花絮。 @行政法林鸿潮:我看,就凭这么一句说了等于没说的话居然被评论和转发这么多次,就算得上是件大事。 @香雪花园:联合早报网专稿*早报北京特派员韩咏红报道)在今天早上缺席全国人大全会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今天下午公开亮相,参加了重庆代表团的小组审议。 @ZORA-not-ZARA:不熟政治啊…这四个字被评论 转发上千..真有大事了 @刘云飞律师: 撑不住啊,等不起了,静待明日新闻 @刘丰宁:蛤蟆归西啦?! @张羽明未来:据说一个得到消息,上峰要抓他,于是驾车逃跑,于是出车故事了,可能挂起来了,听说未经证实,只能大致传导一下传言。你们自己辨别吧。 @小矛矛鱼:肯定又是不厚和王丽娟的事…

出大事了:四字微博引来数千转发

新浪认证用户@毛寿龙 北京时间3月9日凌晨发布了一条仅仅四个字的微博:出大事了。该条微博短短几小时内就引来了两千六百多条转发和将近两千条评论,更有不少网友在微博上称自己熬夜翻墙等待消息,可见人们对这件事的关注程度。网友对这条四字微博的解读多与薄熙来昨日缺席人大全体会议有关,甚至有传言薄“被车祸”了。目前并无任何可靠消息证明这些传言。

张恒:手握大权的神秘小组

2009年7月14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保障性安居工程协调小组”。小组由城乡建设部牵头,包括财政部、扶贫办在内的16家其他中央部门参加。在批复中,国务院明确要求“协调小组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

法广 | 北京话题: 《北京话题》北京低标准的好天气还要欺世盗名到何时

中选网上作者祝振强的文章说,于是乎,有关部门接受记者采访,并宣称什么北京的“天气预报不能被外国大使馆所左右”,我们不能看别人的“脸子”,言外之意,美国大使馆此举是别有用心的,是有预谋的,这完全是个阴谋等等。但事实真相终究不能被长久掩盖,很快人们就搞清楚了,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标准:美国使馆的监测是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PM2.5;而中国长期以来所执行的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PM10,中间竟然整整相差了五倍之多! 对此,《南方都市报》上专栏作者刘洪波的文章说,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我们一直在享受着一种特色化的“空气标准”,不被世界卫生组织所认可的空气质量,在我们这里就是达标。我们国家向来反对“双重标准”,但却绝不反对把自己降到低人一等,就连呼吸的空气都认定不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来评价。我们并非不了解PM2.5对空气质量的严重影响,也并非没有测定空气中PM2.5的技术,然而,我们就是不肯把PM2.5列入空气质量评价标准。从前,这一点甚至没有受到过质疑,现在人们极为关注这一问题,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时机不成熟”,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时机”呢? 刘洪波的文章感慨说,我们呼吸着坏空气,却像那些呼吸着好空气的人民一样,只因为一直被蒙在鼓里。我们总是事后才知道,我们这里原本只是低标准的合格,如果我们一直不能达到标准,那么,也将一直不知道真正的合格是什么。我们无法知道的是,目前我们还在独自享受着多少低于国际通用指标的鉴定标准,能够把不合格变成合格,把不达标变成达标。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大使馆原本就没有义务为中国纳税人提供空气质量的信息服务,但想不到的是,这些数据却获得了社会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信任与支持,并被公众和媒体用来作为追问北京市相关部门的依据,这就只能从中国方面找原因了。《经济观察报》上作者田鹏的文章说,北京市环保局耗费远高于美国驻华使馆无数倍的人力物力得出的数据,却难以得到信任,这简直有点儿要让人同情了。不过,北京市环保局掌握着相关数据却不公布,并刻意模糊外界的视线,其目的只不过是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专业术语,来掩盖北京空气质量恶化的真实状况而已。 为何北京空气污染的监测标准既低于美国又低于香港呢?这当然不能用一句“中国人命贱”的玩世不恭带过。尽管北京的空气污染早已是积重难返,但如果在标准上暂时无法达到国际水平,至少也应该让公众知道真实情况,以便及时作出逃离北京或者是移民国外的决定。可实际情况却是,北京的空气质量已经恶劣到在北京工作的那些外国人,需要特别领取空气污染补贴,以补偿其在健康等方面受到的损害;而北京的广大市民,却一直生活在空气污染如此严重的环境中,就连自己究竟面临着怎样的健康风险都一无所知。 综上所述,不少网友纷纷建言,网友@安替说,我觉得中国政府应对美国驻华使馆监测北京空气之举,有两个可行的对策:一,在美国大使馆周围大量植树造林,干净死丫的;二,或者立即宣布美国大使馆监测北京空气质量,严重泄露了中国的国家机密,对此可提出外交抗议,并驱逐大使。南方网上作者狂飞的新闻点评说,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却对此回应说,你这个办法并不高明,我的主意是,在美国大使馆上空安一个巨大的抽油烟机,让他们每天监测到的数据都是“优”,然后,《参考消息》每天都同步转发美国大使馆的空气监测结果;《环球时报》也同时发表社论宣称:“北京的空气质量,让美国佬都没话说”!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却提醒上述两位说,“根据国际法,美国大使馆及其上空属于美国的领土和领空,所以,美国大使馆检侧和公布其空气污染指数,并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相反,我们批评美国大使馆的相关监测数据,才是干涉了美国内政”。 此外,也有评论认为,抄袭和造假往往联系在一起,都具有欺骗性,如果空气质量这种纯数字的东西也真假难辨,外媒就要说三道四、品评一番了。美国《洛杉矶时报》10月30日发表的文章说,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数据让中方数据黯然失色,而这是北京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曾经担任中国政府空气质量顾问的大卫•瓦格纳认为,这个问题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技术原因,他说:“从政治角度而言,标准很难更改。10年来,政府一直在说情况变得越来越好,如果修改标准,可想而知,人们将会十分愤怒。” 网友王冲引述的这篇报道说,瓦格纳认为,北京的空气质量在奥运会之后并未变得更糟糕,但也未改善,其实,没改善就没改善,以后慢慢改,但在数据上做文章,还不如那些山寨们。山寨无论如何还给中国人带来了便宜的产品,可数据失真,并不产生任何价值,即便是心理安慰也寥寥无几,因为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曾经担任北京奥运会空气质量顾问的北京大学教授朱彤表示,环保部需要购买检测仪器以及培训人员,以确保数据准确可靠,可这都是要花钱的。朱教授的这个说法,笔者不敢苟同,如果花钱就能解决数字不准确的问题,这就简单了,但问题不是出在仪器身上,而是管着仪器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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