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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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博客 | 言者无罪:毛选里被删掉的最不敢见人的“经典”语录

第一部分 教育与知识 1、知识越多越反动。 2、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 3、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 4、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 5、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6、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 7、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

和他比,王林算什么“大师”

靠毛泽东思想打开聋哑“禁区”: 视频:毛泽东思想治好了聋哑人(Youtube、网易) 附:靠毛泽东思想打开聋哑“禁区” 《人民日报》1969年10月24日,第四版 作者:解放军某部毛泽东思想医疗宣传队 赵普羽...

【河蟹档案】毛家后代早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思想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看来宾:党政分开喊了27年,一直分不开;官员财产公布喊了18年,一直不公布;加大教育投入喊了16年,一直不投入;医改喊了11年,就是不见改;房价降下来喊了7年,还是不见降;微博实名制喊了1个月,居然实现了;网络治理喊了1周,马上要立法了! 2013年04月14日 22:35 杨宁远v:为什么那么多当权者忌讳胡耀邦?因为他的人格就是一面巨大的照妖镜,会让很多道貌岸然的畜生原型毕露。...

傅一河:我的高中同学(二)

傅一河:我的高中同学(二) 进入专题 : 高中同学    ● 傅一河        3.他曾经是县委书记      中国人面前,树立着很多榜样,长寿的少,短命的多。雷锋,供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焦裕禄,令各级官员学习。当年,雷锋“出门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今日,路人见危不为,见死不救;当年,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惟独没有他自己”,而今,官员把老婆孩子送出国,自己留下做“裸官”。中国“特色”三:太监、汉奸、“裸官”。官府与民间,往往达成惊人的默契:“做得的说不得,说得的做不得”。      这种国情,怎么来的?      我今天写这个同学,不说出他的名字。一说他曾经是县委书记,同学们便知道他是谁。我尊重他的隐私,因为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不是他的错误,而是时代的荒唐。      他长得很阳光,一张脸白白净净,整个人清清爽爽,给人的感觉是青春灿烂、朝气蓬勃,毛泽东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1972年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烈士墓前,我举手宣誓成为光荣的共青团员:“花圈寄哀思,松涛响呐喊,歌乐山站成入神的凝听。”这朗诵词是我写的,是由他来朗诵的。他的声音使我战栗,多年以后才知道那声音“富有磁性”。这种富有磁性的声音是成熟男人才有的魅力,也就是说,他早熟了,有召唤人的力量。这是一种很高的素质。      为行文方便,下面称他“书记”。      “书记”的家,客屋正面,一张巨大的世界地图。他常立于图前,或两手插腰,或托腮沉思,或指点江山,到哪个国家去革命,将红旗插遍全世界。他常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他的动作与语言,象古月扮演的毛泽东。      而我的另一个同学,一年到头穿的衣服总有破洞,破了不缝,洞了不补,袜子露出脚丫,邋遢,肮脏,恶心。“书记”当年穿什么,白衬衫、黄军装一类吧,穿在他身上就显得清爽,仿佛走在田野上,有一种青草的气息与花儿的明亮。如果说这是化妆,那是一种很高明的润色,也就是说,他早就知道怎么做一个优秀的演员。      他真会演戏。中国八个样板戏,他演《红灯记》主角李玉和。李玉和是开火车的,该是五大三粗、粗犷剽悍吧。而他,一表人才,玉树临风,彬彬文质里有豪爽,清秀俊雅中显阳刚。      不知有多少女孩暗恋他?      “文革”禁书,中国只有一个作家,浩然,他的《金光大道》《艳阳天》我读了不下三遍。找不到书读,只好抄报纸。报纸上难见形容词,我一见两眼放光,如获至宝,积累了不少。“莺歌燕舞”“潺潺流水”,出自毛泽东的大手笔。“不须放屁”,只有毛泽东才敢这么写,只有鲁迅写了错别字别人不敢纠正。中国的国情就是领袖创造真理,发明理论。扳手指头数下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今天的国家主席又有什么宝贝。      抄到“风流”,见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意思是好人;看到“窈窕”,问语文老师,他问我“做了什么春梦?”;抄到“沉鱼落燕”“闭月羞花”,想不出那分姿色;抄到“回眸一笑百媚生”,我一脸茫然,两眼空洞,没那经历怎得那分意境,那是要迷死人的。昏昏然的我,破天荒写出了这个句子“昔日黄皮寡瘦,今日细皮嫩肉”,被一个女同学举报“这是污蔑劳动人民”。她眼里的劳动人民,是黑坨、铁疙瘩、土得掉渣。我喊冤!      “书记”组织“学毛选”。当时“破四旧”,雕象倒了,石碑断了,校园山坡上残存一点假石山,我们最爱坐上去,学“毛选”,背诵《老三篇》,津津乐道:“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什么精神?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当时的女生不可爱,尤其是校宣队能歌善舞的女生。不见线条美,不会羞涩美,从她们身上感受不到春花雪月、鸳鸯蝴蝶,看不见一个烟波横流的眼神、一个婀娜飘逸的风姿。不爱红装爱武装,个个争做“铁姑娘”,比男生还男生,忘记了性别。奇怪的是,班上的团支书后来成为我的老婆。这说明了什么?爱情是自然生长的,爱情的萌芽是压抑不了的,逢春而发,应时而生,待到满山红叶时,瓜熟蒂落。这是后话。      当时学毛选,毛泽东说蒋介石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后来知道真相,毛泽东不是说了假话,也是说了不客观的话,不实事求是的话,不地道也不厚道的话。中国抗战领袖是谁?是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他领导下的国家军队与日本打了多少大战?凇沪会战,武汉大会战,死了多少国军将士,这是一一发生的历史事实吧。史有定论。联合国里有文件,签字画押,联合国是承认的。蒋介石是有功绩的。第一领导抗战;第二坚持“一个中国”,而不分裂祖国。      政治家,军事家,初期打天下,为了策略,不说真话说假话,甚至干点出格的事,人民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谅解。但是,在建国以后,大权在握,还要刻意掩盖历史,将对手妖魔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用教材来改变历史,将孩子“洗脑”,不养人性养狼性,不仅害人且误国,这就不道德了,丧失了一个政治家具有的操守。      一件衣服,领袖是最肮脏的。      我欣赏毛泽东的书法,龙腾蛇舞,气势冲天;我高唱毛泽东写的《沁园春.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看今朝”就是看我毛泽东。“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唱雄鸡天下白”,我以为是毛泽东的神笔,后来才知道他是抄写别人的。如果是引用,请注明出处,古人讲的是“本事”。毛泽东的本事真大啊。      我教语文,而佩服数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把一当二,不把二当一。人,往往不一,往往很二。政治怎么样?历史怎么样?既不讲真相,又不讲常识,更不讲公民精神与独立人格。我有愤激语:高考结束当天,可以烧书,烧政治书,烧历史书。语文书可以保存,里面不少传世华章,可以传给子孙。但是语文老师总是有毛病的。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天下文章数绍兴,绍兴文章数鲁迅,毛泽东先尊鲁迅为“旗手”“骨头是最硬的”,可在后来他回答“鲁迅会不会当右派”:第一,识大体,不说话;第二,在监狱里还要写。”闻者冷汗湿衣。      我没想到,“书记”悄悄送我一本“禁书”——普希金十四行长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之父,他的铜像至今不倒,他永远受到俄罗斯人民的爱戴。我读这本书,如饥似渴,久旱逢甘霖,我整本抄录了下来。“我相信你的正直,才大胆地献出自己。”我学诗人样,把这个手抄本送给一个心仪的女生,没料到,这位美女竟然向辅导员举报,且呈上罪证——我抄写的“黄诗”。手抄本被收缴了,还要追缴正本。当时我想到了革命烈士“江姐”受老虎凳、辣椒水、拔指甲等酷刑,响亮地回答:“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是姓名我也知道,那是我们党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我也做好了抛头颅洒热血的准备。结果,辅导员没再追究。      我不能出卖“书记”,误他的大好前程。      下乡,我在蓬安县。“书记”与之毗邻。      “书记”名气大,名儿挂生产队,人在剧团演戏,不挑大粪上山,不栽秧子下田,不在土里刨工分,一张演员脸,一副好嗓子,“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先当县知青代表,后为省知青代表。在“知代会”期间,“书记”演戏到高潮,受到一位爱好京剧的“首长”青睐,爱屋及乌,“书记”担任了公社副书记、县委副书记,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县委书记。那位“贵人”打的是什么算盘?也许跟上“主旋律”,样板戏的“旗手”是“万岁夫人”;也许“镀金”,重用知青是毛泽东的指示;也许纯属个人偏好,欣赏这个精美标致的戏者……短短二三年,飞黄腾达,眼花缭乱,令人不敢置信,而又刮目相看,垂涎三尺而不可得。      当时英雄众多,救一根木头而被洪水冲走的金训华,冒风雪抢救羊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扑灭山火而被活活烧死的小英雄赖宁……“书记”不经任何风险,仅靠样板戏就当上了县委书记。这是他的本事与幸运,这也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与特色。今天有那么多唱歌的演戏的,享受着文职将军的待遇。外媒说中国军费不透明。这能透明么?军费不用在将士身上,而用在唱歌演戏的身上。古代“一将功成万骨枯”,而今一曲颂歌成将军,还是不死人的好啊。就怕真要死人的时候,死再多的人也不济事了。      邓大人一出山,“书记”的好日子便结束了。离开县委书记的岗位,转到县人大任个副主任,不久被安排做调研员。这一切,为什么?他没有问,问也没人说,不会说你是个戏子,是个“投机分子”。组织上没给个正式的说法,心照不宣。      我的同学,混得最好的已经做上了将军。我们曾经以为,凭他的条件,凭他县委书记的起点,他会做省委副书记、省委书记,上北京进入政治局,做国家副主席也是有可能的。世事难料,造化弄人。他是跟错了时代,还是跟错了人?他应该跟对哪种人呢?太子党,团派,秘书帮,他一个都没有靠上。      一个时代的演出结束了。他有什么错?会演戏的人,山也,海也,今天还在继续:演道德模范,演人民救星,演大家学者,演思想先锋,演民主斗士,演慈善家,唯独没有演成一个人。      新时代不需要样板戏。几十年后,重庆“唱红”复辟一时,俄尔灰飞烟灭。      他在重庆买了房子,某小区,某单元门号,我都清楚。坐等退休,叶落归根。“少小离家老大回”,满腹苍凉由谁诉?      身在异乡,难得省亲,连自家兄弟的电话也爱接不接,更不会接陌生的电话。我想见他一面而不可近,得其一语而不可求。我的一个同学从他弟弟手上要到他的电话,自报家门,未说来意,电话便被挂了。      几十年来,他未参加过一次同学会。他放得下架子吗?他的层次曾经是最高的。他知道,请他聚会是看恐龙还是看下台干部。他没了优越感,不愿领受怜悯的目光。尽管谁也不会公开流露出来。他混了几十年官场。过去他在这些同学之上,今天他还在这些同学之上。      他登上了那个时代他能达到的顶峰。他能在官场上全身而退,没有成为“三种人”,去职而没有处分,心照不宣而默然,这就是他的本事,也就是说,他守住了底线,有起码的操守。今天不参加同学会,他便守住了口。不见面,不说话,你就无法窥伺他的内心。      高人也。    进入专题: 高中同学   

发现新闻 | 为《炎黄春秋》叫好!

《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犹如一声春雷,在2013年元旦的北京上空炸响。我认为这是从打倒“四人帮”算起,中国改革开放36年,积蓄释放出来的宪政强音,也是《炎黄春秋》创刊22年,写得最好的一篇《新年献词》。我发自肺腑要为《炎黄春秋》叫好!要向执笔者致敬! 这篇献词摆脱了党派意识,既无“良心”情怀,也无“碎步”节奏,而是大步跨过30多年的党主改革,也就是“邓、三、科”指导下的新时期,站在普世的宪政立场,与执政者进行一次完全平等的“政治协商”。 毛泽东有一句诗“偏师借重黄公略”,《炎黄春秋》作为早已完全市场化的民间政史刊物,毫无疑问只算得上是中国媒体的“偏师”,甚至是“偏偏师”,但是它借重的是中国现行宪法。因此,无论对新中央还是对老百姓,这篇《新年献词》都称得上公民课本的第一课。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是“党在法上” 中国民间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多年。十八大之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建涛说:“无论是左的激进派和右的激进派,都只谈革命了。在这种局面中,执政者一厢情愿地想维持1980年代的一统天下的改良,已经没有可能了。” 11月16日,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与《炎黄春秋》联合举行“改革共识论坛”,与会者近百人,每人发言只给5分钟。各路学者、专家集中对制度变革,“党的领导”发表大量的真知灼见,说明如何达到朝野共识是当今中国改革的基本症结所在。论坛举行一天,资中筠先生仍旧表示悲观,她说:“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我们对国家兴亡没有责任,责任在他们不在我们。为什么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他们毕竟受利益的控制,并不是因为他看不到。我想他们对危机感比我们要严重,不然为什么要动员140万人保卫一个几千人开的会,觉得如此如临大敌,一定觉得非常危机了。” 会议主持人之一,北大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千帆教授起草了《改革共识倡议书》,在会议上征集签名和意见。一个多月后,共识网首先发表了修改稿和70多人的签名,12月25日张千帆在财新网博客上再一次公布。这份洋洋洒洒8千多字的《倡议书》,立即被称为2012年的“公车上书”。法广和中央社报道“在这份避免提及终结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倡议书中,签署人敦促中共新领袖实施温和的政治改革,包括党、政分开等原则。”但是次日,张千帆的博客,和所有转载的网站都遭遇删帖。 到了21世纪,中国还需要“公车上书”吗?而且遭遇了和117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上今上皇帝书》一模一样流产的命运,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吗?资中筠先生还说:“有一个说法‘改了马上死,不改等死’,到底是谁死必须要弄清楚。就像顾炎武说的,明朝朱家王朝灭了不等于全民族都死了。我们说的朝廷,是哪一个掌权的集团死还是指中华民族全都死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不能整个腐败下去。” 《炎黄春秋》新年献词承担的正是资先生所言的知识界的“拯救”责任。它开门见山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前进一大步。” 执政者的出路在于钻进宪法的“笼子” 《新年献词》列举《宪法》第57条、62条、6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列举《宪法》第13条、第33条、第35条、第37条规定的“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等多项自由”;“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列举第126条,规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直言不讳指出如果这些宪法条款一一落实了,“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侵犯私有财产的恶性事件”;“‘暴力执法’、‘暴力截访’等恶劣行径不会如此猖獗”;“对传媒的种种非法限制就不会存在,更不会‘以言治罪’。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对权力腐败也就有了必要的舆论遏制。”“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受理、不立案,就不会有那么多冤假错案。”这些不都是“击鼓传花”怀抱的“炸弹吗? 当今中国违反宪法的主体是执政党和党领导的各级政府。《新年献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落实“党在法下”。“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一套对权力制衡的制度体系,就是要切实保证公民权利。”《新年献词》所引每一条宪法条文都能赢得老百姓的掌声,但是各级执政者听着都会不舒服,因为每一条都像一道铁栅栏,要把各级执政者关进笼子里。 现行宪法的最大错误在“序言” 翻遍中国现行宪法1—138条,都没有“共产党领导”这五个字,在宪法《序言》对历史的叙述中,有“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的字样,同时写进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明年三月人大换届,宪法修改会不会再写进“科学发展观”非常令人关注。全国人大法工委研究室原主任高锴说:“序言不是法律规定。” 宪政学着曹思源12月29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以1997年青岛版的《世界宪法全书》所列110个国家的宪法为基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了13项比较:1,74%的国家宪法无序言。2,85%的国家不把个人名字写进宪法。3,87%的国家不把任何主义写进宪法。4,66%的国家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独立性。5,67%的国家设有宪法监督机构。6,75%的国家实行地方自治。7,76%的国家议会(或代表机构)实行直接选举。8,91%的国家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活动自由。9,91%的国家宪法对新闻出版自由有保障条款。10,94%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11,95的国家实行公开化。12,95%的国家不承认任何政党有政治特权。13,99%的国家没有规定实行任何专政。曹思源认为中国现行宪法与世界宪政潮流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新年献词》异常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尽管现行宪法并不一定完美,但是,只要我们将这部宪法落实了,政治体制就会前进一步。在政治进步的基础上,将来修订宪法,再将新的宪法修订条款落实到政治制度中。如此这般,就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渐进式改革,就是通过宪法途径不断改善政治制度。” 习近平进行了“新南巡”,也接过了邓小平南巡时讲的一句话:“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看来能否改变中国长久以来宪法失信的状况,正是对这个口号的检验。 作者:高瑜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高瑜,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原在中新社工作,后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因参加八九民主运动,两次系狱。作品广有影响。

信力建 | 领导人上台,为何总把访美当要务?

作者: 信力建   1979年邓小平访美,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此后,新上任的总书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访问美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1997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访美,中国表示将与美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访美,两国进一步确认将逐步成为“建设性合作者”。2012年2月,总书记候选人习近平访美,两国就深化建设“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一个奇特的现象是:那些不能及时访问美国的中共总书记均不能正常下台。如胡耀邦在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在1989年6月被撤销总书记职务。中美发展友好关系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好现象,近30多年来,中国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与其说是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如说是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善的直接后果。 一、朝贡外交? 国际关系一共有三种模式,即朝贡体系、殖民体系、条约体系。历史上,中国曾是朝贡体系的核心,万国来朝,好不威武。今天,中国外交仍具有明显的朝贡色彩。与大国交往,中国政府常常采用“订单外交”。2006年胡总书记首次访美前夕,北京派出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首的代表团,赴美采购了160亿美元的商品;2011年,胡总书记第二次访美,双方签署了高达600亿美元的经贸大单,“这样的大单不只是给美国人送去了惊喜,有法国媒体评论说,中国是给全球送了一份‘大礼’”。2012年2月,习近平访美,300多家企业的代表随行,两国签署各类经贸合作协议149项,总金额约386亿美元。与小国交往,中国政府最擅长“金援外交”。仅2012年一年,中国老百姓就可以在新闻报道中见到:中国政府援助文莱40亿美元、也门1亿元、柬埔寨1.2亿美元(军火)、尼泊尔7.5亿美元、菲律宾1.12亿美元、朝鲜6亿元、非盟6亿元……。美国国会研究所引用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达747.4亿美元,约合5000亿元人民币。看着中国政府对外援助触目惊心的数字,有中国网民在网上发帖表示,“无偿援助我十元,我也开心点啊!” 中国不惜血本地进行对外援助有着漫长的历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00余万志愿军赴朝作战,战费支出7万亿元(旧币)。战争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53年中国竟然啊又向朝鲜无偿捐赠了8万亿元(旧币)。与此同时,中国向越南正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援助。1950年至1954年,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1.67万亿元(旧币)援助。1955年,中国政府应越南胡志明的要求,对越派出各类专家、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并无偿捐赠8亿元人民币。1959年,中越两国签署文件,中国向越南提供3亿元长期贷款和1亿元无偿援助。1962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可以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武器装备。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越南从中国获得了更多的金钱和物资,包括:现汇63462亿美元、飞机165架;各种汽车35035辆,各种船舶686艘,各种拖拉机4730台,铁路机车127台,铁路客货车厢3290节,自行车85.7万辆,各种筑路机械5373台;粮食539.66万吨、棉布26960万米、化肥61.01万吨、钢材60.11万吨、煤炭191万吨、动力油料189.55万吨、纸张9.03万吨。即便在饿死3700万中国人的1958-1962年大饥荒年间,中国政府仍在进行大规模地对外援助。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1961年,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额竟然与所谓“偿还外债”的数额持平。有数据显示,197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总额为51.49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1973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又增至57.98 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2%。 不同时期,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具体动因并不完全相同。1950年至1964年,中国政府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援助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这常被看作对“兄弟”国家的无私帮助,与此同时,中国亦在这种“兄弟”关系中从苏联得到大量援助。1965年至1978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中国认为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提出要“反两霸”,因此这一阶段的“金援外交”主要为了防止外交孤立,赢得一部分穷困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是与苏联争夺“盟主”地位。1979年以后,旧的意识形态破产,贫困、饥饿、血泪成为人们心底的记忆,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变成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的确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上层建筑并未对旧的思想意识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国不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不能与世界各国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为了缓解西方对中国统治方式的指责,中国政府只能在经济上频频向各国示好。实际上,中国因此酝酿着更深的危机。 二、中国面临的危机 中国政府竭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按理说,国际关系应该很融洽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外交遭遇了战略失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与邻国关系日益紧张。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邻国不断发生领土和领海争执,受此刺激,印度增兵中印边境,部署“山地打击军”,越南则加紧南海开发,并不断提升军事实力。越南、缅甸等国还与印度加强了联系和互访,有评论说,“中国的快速上升和对实力的炫耀让邻国忧心忡忡……,一种松散、然而可察觉的、旨在遏制中国的抗衡联盟已经形成”。其二,中国与俄国发展伙伴关系,却不存在真正的信任。与中俄合作相比,俄印合作密切而充满信任,俄国不仅与印度联合开发最新的第五代战机T50,还准备在印度建立联合企业,转让军事技术和生产武器装备。在人员交流方面,“印度的军官们还来到俄罗斯军事学校学习,而俄罗斯国防部的代表们也被分配到印度工作”,现在俄罗斯是印度主要的武器供应国。越南也是俄国在南亚的重要军事合作伙伴,实行对越军售政策,卖给越南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俄国这些举动,其战略目标显然是在南北两个方向对中国形成遏制之势,以维护和获取其地缘政治利益。其三,中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隔阂。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在亚洲建立了“新月包围圈”,苏联解体后,“新月包围圈”演变为对中国的所谓“C型包围圈”。本来,中国和美国不存在地缘冲突,美国对中国领土亦无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曾经不顾苏联的反对,将中国拉入联合国创始国行列,希望中国在东亚发挥“国际警察”的作用。那么,中美冲突的原因又是什么?实际上,今天美国反对和遏制的仍是苏联,即当初苏俄输入中国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只要中国把这些来自俄国的东西送回俄国去,把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找回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中美就能成为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中美关系就能和谐发展,中国人民就能幸福。近代史上所谓“列强”侵华,其实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只有两个,即俄国和日本,其中,成功侵蚀中国领土的又只有苏俄。有资料统计,150余年来,俄国侵占和分裂了中国50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国版图被缩小约1/3。 依据上面的分析,中国的国际处境相当不妙。无论美国还是俄国,战略遏制的重点都是中国,但他们的战略目的并不相同。中美友好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遏制某些国家的对华野心,保证中国的安全——中国应该恰当处理钓鱼岛和南海问题。困难在于,上层建筑是否有决心反思历史以及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新回归中华民族,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浴火重生。 三、国际秩序 由于历史的惯性,中国常常将不利的国际处境归咎于“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甚至指责美国搞“霸权主义”。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中国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100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今天的秩序架构。海外贸易必须依靠强大的军队保驾护航,当国与国之间出现贸易和产权纠纷的时候,因缺乏必要的国际法律体系,必然要诉诸武力解决。商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驶抵目的地,还会遇到的是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政体、不一样的秩序,这都足以使贸易难以进行。因此当时的英国会强行建立殖民地,使其拥有与英国本土相同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当然,我们今天会认为这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今天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它包括以联合国、国际法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以及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商法等调整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在这些机构和法律的规范下,世界各国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交往,中国不需建立强大的海军,就能与其它国家正常地进行海外贸易,并保持30多年的经济增长。近两年,南海问题成为热点。只要看看地图,就会知道,从日本、日本海到东南亚,再到印度洋,有五个海峡,这是从太平洋到印度洋通过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的通道,是最好的通道。亚洲和欧洲的贸易、东亚同中东的贸易,还有美国从中东的能源进口,90%要从海上走,都是在走这个航道,因此,美国要求绝对的海上航行自由。一直以来,这个航道的安全都是由美国维护。中国过去一直没有能力为油轮护航,也无法放心将这一航道交给日本、苏俄等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海军承担了中国海外贸易的一定成本,保障了中国海外贸易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目前,中国奉行务实外交,经济利益是对外政策的首要考虑。这对国计民生是好事情,但意识形态色彩依然浓厚,难以融入现今的国际秩序并发挥积极作用。2012年5月25日,叙利亚胡拉镇发生针对平民的大屠杀,死者多为儿童和女性。其实,这一惨案本来可以避免。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曾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投票,中国反对武力驱逐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下台,因此在会议上行使否决权,致使联合国对叙利亚无所作为,最终酿成血案。中国或许觉得自己投反对票有理有据,可这又给当地人留下了什么印象?中国否决叙利亚提议案不久,中国驻利比亚使馆遭到当地人民袭击,使馆大厦的玻璃窗被石块砸得千疮百孔,示威人士表示:巴沙尔政府杀害平民,中国否决议案,等同支持巴沙尔政权镇压和平示威的叙利亚人。还有人在中国驻利比亚使馆前打出了流血的纳粹标识,指责中国为法西斯主义。有人也许会辩解,中国否决议案是为了保障中国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当地人的回答是,“Arabic human is more expensive than oil and gas”(阿拉伯人比天然气和石油更贵重)。事实上,西方已经有人指责中国正在进行“新殖民主义”。任何国家发展经济,都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如果海外形象不好,海外贸易和服务的出口都会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在政治上的巨大损失了。 随着中国实力的壮大,“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中国一向提倡“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等五项外交原则,怎么会对其它国家构成威胁?人与人打交道、交朋友,总要先根据对方的思想意识和信仰,对对方的行为方式做出预期,并判断其品性。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是如此。中国仍是一个马列主义国家,信仰共产主义,按其理论,最终目标是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等方式消灭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在这一框架下,国与国之间最终不会是平等的关系,而是解放与被解放的关系。为此,中国周边的邻国以及追求和平的国家,自然会感到害怕和担忧。事实上,中国的确曾向其它国家输出过革命和意识形态。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在中国的物资援助下,推翻高棉共和国,建立民主柬埔寨政权。柬共奉行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追求“最纯洁”的共产主义,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取消正常的夫妻关系,一切均受政府配给控制。在柬共执政的1975-1979年间,共杀害和造成300万人无辜死亡,柬全国人口一下子减少1/3,酿成20世纪人类最血腥的灾难之一。实际上,经过多年的内外斗争,中国的实力越来越虚弱,最后不得不实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人们常常将此举视为权宜之计,中国最终还是要“有所作为”。随着国力的逐渐增强,中国对外交往越来越强硬,隐约表现出一种强权逻辑。既然“枪杆子里出政权”,靠实力说话,那么国际关系领域也必然会依此而行,用实力追求利益,道义一文不值。中国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的历史的记忆——“弱国无外交!”似乎有了实力就有了一切。但是,国力增强以后,中国应该如何行事,在这方面中国人从未想过,他们缺乏理论和思想准备。 殖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现代国际关系模式属于条约体系。这是一种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平等的国际关系。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其前提就是承认对方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否则不需要贸易,通过武力或劫掠就可以取得对方国家的财富。一战末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企图强占中国山东半岛,美国出面反对,主张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其主要动机就是保护自由贸易。如果说,自由贸易建立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地位,条约体系则为之提供法律保障。条约体系最初是流行于欧洲国家之间的主流国际交流体系,起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当时,欧洲国家与其它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交往仍以殖民体系为主导。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殖民体系、朝贡体系均宣告崩溃。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条约体系。 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联合国居于核心地位。秩序建立伊始,中国的角色本来被设定为四大“世界警察”之一。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讨论战后秩序重建和联合国成立的问题。罗斯福设想,联合国组织机构应分为三个层次,即全体大会、执行委员会、四警察机构(安理会)。“四警察”机构为联合国最高机构,由美国、英国、中华民国、苏联四国组成,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和突发事变。“四警察”用以应对和平威胁的方法有两种:其一,如果威胁起因于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扩张,“四警察”可以隔离之,封锁其边界并实施禁运;其二,如果威胁严重,“四警察”可以向有问题的国家提出最后通牒,若通牒遭到拒绝,可依程序对该国实施轰炸及可能的军事进攻。斯大林完全赞同罗斯福的制裁主张,但认为中国无权列入“世界警察”。其实,早在当年10月苏美英审议《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时,苏联就意图排斥中国,美国国务卿赫尔坚持中国必须加入,甚至不惜以会议达不成任何协议为代价。为了排斥中国,斯大林又提出周密的替代方案,英国也主张“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罗斯福依然坚持将中国列入。他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罗斯福还表示,他并非没有认识到中国目前还很弱,但他想到的是更远的将来。由于美国政府的坚持,中华民国进入“世界警察”集团,后来法国也被吸纳进来。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由来。 1971年,中国大陆把台湾赶出联合国,继承了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China”席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仍把周围的世界视作“丛林世界”,认为到处都充满敌人。为了使自己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中国将外交定义为“拿钱搞定一切”。也许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中国无意在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世界警察”作用,反而在一些人道主义行动中处处掣肘,以便与所谓强权国家做斗争。在国际法方面,中国签署和通过了一些基本的国际条约、公约,但对一些更重要的条约,中国要么根本没有签署,如《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废止强迫劳动公约》、《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等,要么签署而不使其在国内生效,如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得好,“法律不是挡箭牌”,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法律的看法,也是其对法律和国际法态度的最好注脚。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能够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能够与世界各国和睦、和谐相处。 任何世界秩序都有价值归属。它既可以服务于帝国强权,也可以服务于世界上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宪章》开篇就宣示该组织保障人权的基本宗旨:“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数十年来,新的国际秩序不仅成功终结了殖民时代的“丛林法则”,在保障人权方面亦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南非是联合国保障人权的一个典型例子。1946年,印度在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南非的种族问题,批评南非政府立法冻结印度裔人的土地转让权,并规定印度裔人不同于或低于白种南非人的权利。南非政府搬出《联合国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为自己辩护,感觉自己理直气壮。联合国在该届联大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把双方的争端提交下届联大。实际上,这含蓄地否定了南非把“不干涉原则”作为禁止讨论此类事件的挡箭牌。1950年,联合国特设委员会讨论南非的国际义务,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会员国有义务保障人权,应避免通过违反人权的法律法规。然而这并未对南非产生拘束力,安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1960年3月21日,南非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事件后,南非政府还包围和监禁了这次政治运动的领袖。这次惨案成为联合国直接插手南非事务的转折点。11天后,联合国通过决议,指出:南非此种情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允许联合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措施。接下来,联合国后来的行动完全超出了南非政府的想象:70年代,联合国宣布种族隔离为一项国际罪行;1974年联合国大会终止了南非的代表资格,并建立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1977年联合国对南非实施强制武器禁运。很多自以为爱国的南非人愤怒了,对国际社会充满敌视,或许还曾诅咒美国搞霸权主义。可南非一旦改善人权状况、建立起民主秩序,南非立即重返国际社会,与各国友好相处。1989年,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开启了逐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改革,1994年5月6日,南非举行大选,曼德拉当选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25日,安理会通过919号决议:立即取消对南非的强制武器禁运和其它一切制裁措施,并解散安理会关于南非的特别委员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联合国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在伊拉克、索马里、海地、南斯拉夫……展开了更多的人道主义行动,受到全球每个角落渴望过和平安宁生活的人们的欢迎。 中国政府喜欢批评美国干涉别国内政。如果一国政府不能保护自己国民的利益,甚至像朝鲜、柬埔寨那样迫害自己的国民,又怎么能拿内政来当作挡箭牌呢?国际交往日益广泛的今天,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内政。“我们在利比亚投资一两亿美元的时候,对其内政也许没有影响,但是到你在当地的利益规模达到几百亿美元的时候,这本身就已经是其内政的一部分了”。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实践,丰富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继殖民时代结束后,人类日益走向文明的标志。 四、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关键。现代政治经济秩序设计师、美国总统威尔逊认为,战争起源于不完善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缺乏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国际机构,如一战的爆发时,国联还不存在;人类不够开化,不习惯用协商而用武力的方式解决争端等。一些国家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过度强调国家利益,阻碍了共同利益及共同国际利益的产生,最终导致战争的发生。威尔逊相信,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重大利益冲突,通过协调,国家利益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和谐一致,战争可以避免。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利益的协调都要通过协商来完成,这表现为一种民主秩序。早在1795年,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就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把宪法制共和国作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提出“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虽然有人用特别的例子质疑这一理论,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主制度的确减少了战争的发生,民主和平论的确存在。国联、联合国,以及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可以看作康德理论的某种尝试,而正在进行中的欧盟的实践,更证明了康德理论的生命力。 中美两国有着不同的信仰。美国信仰自由、民主,把人权作为高于一切的价值,无法信任依靠暴力执政的国家。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是从俄国输入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只是暂时停止,从没有在理论上予以否定和批判。这种深层次的差别阻碍了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金钱外交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两国暂时的友好,但如何才能在两国之间建立永久的和平和友谊?

民族复兴,复兴所何?

最近几十年,中国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进入了当今的世界体系。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并不能够简单归结为善恶对立的消除。意识形态问题背后总是隐藏着偏执的二分法,不过作为一种统治之术则是经常被运用。我们的世界更需要朋友还是敌人?这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在美国旅行的时候,有一个法官对我说,现在的美国越来越社会主义,而中国则越来越资本主义。这是以一种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语来交流,但这种表述不能够被深入细致地展开,因为早先所具有的标准语境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对世界采取的是实用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包藏开疆拓土、殖民世界的凌云壮志,盖因没有掌握放之四海皆准的普世价值和所需的利器装备,对外开放的背后保持的是一种守势。中国历史上,疆域版图的极大扩张主要是有外部势力入侵后王朝带来的,其余大部分时间则基本维持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框架内。倘若王朝衰弱,偏居一隅,很难收复前土,直到一个新的王朝诞生。或许历史上不乏雄才大略的君主,但君主的野心在遭遇地缘政治的时候被边际为零。 中国的天下一直就是那么个天下,大部分君主都安享于在一座厚厚的大宅门里做高高在上的老爷。即使晚近的毛公,尽管萌发过领导世界革命的想法,但早先不也是有过这样的念头?不能不说现今中国的状况不是过去一个世纪里世界格局下的产物。再以最近几年中西方都在发生的情况观察,只能说我们的世界截止目前仍然是一个不完备的世界。 一个事实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及以美国崛起为象征的新西方主义乃是一个共存的现象。中国模式论者似乎想刻意告诉西方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隐含的意思是西方正面临着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问题。但中国模式论者的理论是粗糙的,因为中国本身正发生着更多让人担忧的矛盾。 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称中特理论)本身即带有十分明显的民族色彩。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同时也是毛公与国际派争夺党内话语权取得胜利的结果。毛公倒是极为愿意将其思想作为共产主义普世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漂洋过海。不过,最新集大成的中特理论并不包括毛泽东思想,这部分还出于难以处理国内不同势力利用红色符号问题的缘故。因此,中特理论的色彩与其说是对外的,更多的还是内向的。清末民族主义已被运用,但之后所展开的一系列历史进程表明,由意识形态所构成的革命分野和道路选择事实上是模糊不清的,以致民族主义成为当前中共能够号召民众的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对中共来说,说明合法性问题已成为当前执政面临的一道重大课题,因此既赋予过去以微妙的新的历史解释,又着重通过在当下和未来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乃是其在两个维度上所同时采取的策略。 中华民族如何在当今世界之中复兴?当然,仅仅依靠沉痛记忆的不断强化和航天卫星接二连三的上天是不够的。在中国历史上哪个时段的何种形态是复兴的原型?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获得解答,那么民族复兴的指向是为空洞,只是一种姿态而不是一种实质。由此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尚没有形成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构想。而在现代背景下,如何安置民族整体与成员个体之间的关系,更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重大问题。人民和民族作为相配对的概念组合,如果缺乏落实个体权利,那么还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尽管政治具有虚拟的性质,但虚拟之物能够被构建为实在之物,关键取决于能否有效组织时代的各类因子。 事实上,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已存在着危险因素,这种危险不在西藏而更多是在新疆,后者恰恰因为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方式而被激活。如果说少数民族地区的隐忧在于分裂,那么台湾是为独立,而港澳则是叛逆,这些对民族的完整融合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目前尚不清楚。另外,中国对当今世界也不十分了解,尽管早在毛公当政时期中国就已向第三世界国家称兄道弟,但缺乏对这些国家(民族)全面的深入,在变化加快了的世道里,过往的故事似乎只剩下场面上推杯换盏的留影。相比之下,对西方的理解反而更多一些,这得益于最近几十年主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开放而迅速积累了一批资讯,同时,双方在经贸上的往来强化了彼此的利益深度,当然,这是由世界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中特理论看上去是一个不断发展而且越来越无所不包的体系,但其理论内部并不总是显得和谐一致。如果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把“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基本国情判断,那么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追问的就是,民族复兴将在何时可以实现,并且在实现时是否能够宣告已超越了初级阶段。中共通过“三个代表”将其原先阶级论下的执政基础了给予了理论和操作上的扩张,但关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指称,也没有说明先进体现的是中国性的还是世界性的。其实,用先进来形容文化,本身就说明对此的理解还不够清晰,更不用说将方位标示后显示出来的思想上的笼统。 进入当今全球化体系意味着民族复兴根本上是一个世界性事件,与其他国家、民族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所以必须询问中国的崛起是否有利于促进全人类的福祉,是否能为人类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否则,在复兴之路上警惕的眼神一定多于祝福的声音。在中国历史上,对王政的憧憬不也是一幅百姓箪食壶浆的愿景? 过去一个世纪里人类社会经历了最为惨痛的教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称之为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将这些事件的结局归结为某种主义的胜利或失败是肤浅的,人类必须深刻反思自身的命运。当前,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拓展着,每一个希望或能够在此体系中实现复兴、崛起的民族(国家)都会引起系统的变动和调适。是的,中国推进改革需要凝聚共识、贯彻坚强意志,以及准确把握时机,否则会增强这个体系本身已有的缺陷性,并为自己的民族带来不确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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