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Co-China周刊 | ANDREW ROSS:毛泽东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难以理解西方对文化政治的热烈辩论竟然会与毛泽东有关,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 摘要   在中国,人们对于毛泽东遗产的保存和记忆是带有选择性的,尤其是对“晚年的毛泽东”——他被官方定性为“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西方,我们记得毛的思想对冷战时期左派和1968年这一代人令人激动的冲击,但是我们很少理解其对1970年代以来文化政治格局的影响。70年代以来西方左右翼之间的文化斗争(Cultural Wars)开展得轰轰烈烈,有着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运动和事件。本文将通过考察历史的案例,尝试描绘毛泽东对教育改革、文化和社区的社会运动以及立法变迁的潜在影响。毛的教诲,如自我批评、青年造反、提高觉悟,在西方有着比中国更长久且深远的发展,目前仍在进行的一系列左派辩论,诸如提倡文化正义还是社会正义更为优先的问题,其实亦带有毛泽东思想的色彩。本文的结论是毛泽东思想的输出,无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文化战争中,对于我们如何全面理解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变化有着重大贡献。 在中国大陆,每过10年,在伟大舵手诞辰纪念日都会爆发一阵毛泽东热。中国领导人举办纪念活动蕴酿出毛泽东热,然后又小心翼翼加以控制防范,以防其扩展太大而不可收拾。1993年,民众藉庆祝毛泽东百年诞辰大肆购买印有毛泽东肖像的消费品,包括打火机、钥匙圈,有些商品具有公开嘲讽的意味——毛的肖像充斥世俗的劣品市场,瓦解了其伟大人格对一般民众的魅力。权延赤写的畅销书,书名就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那些在毛时代长大的人们正面临令人迷惑的社会变迁,毛的百年诞辰则是他们表达对五十年代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的怀念的大好机会,重温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荣光(或对长辈而言,社会解放本身的艰辛过程),让人可以略过毛晚年热衷于纠正错误的运动这一棘手问题。   不研究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正确对待中国革命历史   尽管时间一晃已十来年,但如何认识晚年毛泽东仍是一个极富于争议的问题。比如,对于文化大革命(官方定性为主席的“错误”)的独立研究仍旧或多或少属于政治禁区。毫无疑问的是,这有助于让人们把眼光望向未来,把心思放在照耀中国前程、如气球般日益增大的GDP统计数字。但这一道禁令对于国民心理有很不利的影响。只要这个议题被视为禁忌,中国就不可能正确对待其革命历史,亦或是现代化。下乡知青(被送到农村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市民和红卫兵学生)用夸张的修辞语言要求讨回他们的青春——或要求从年龄中「扣除十岁」是一回事,而把整个十年从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删去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2003年冬,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纪念有了似乎更富于人情味的焦点。一大批传记与电视纪录片将毛泽东描绘为家中凡人或是内心充满挣扎的领袖(至少在官方看来,毛仅有七分正确,毛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七分功三分过,中国目前的统治者为了方便也依样画葫芦,把毛的功过三七开);一首饶舌歌(rap songs)的作者试图把毛泽东的教诲传达给年轻人,在今天胡乱盲目消费文化氛围下,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特别是因为这首歌提倡毛的「两要」,原意是要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企业管理和商战教程,这充分体现了商业文化在中共党内的普遍影响,这套书吸取了毛在哲学,政治,军事策略上的著作思想,为如何管理商业项目,签订协约,调动员工积极性和扶持新公司献策献计。 另一方面,胡锦涛上台后,实行稍加重视人民利益的政策,普遍认为当前领导阶层之所以热衷于纪念毛泽东的诞辰,是胡锦涛有意藉此更加显示他有别于前任的主席江泽民。一些没有变节的毛主义者则趁此大好时机要求将毛泽东诞辰定为国家纪念日。他们所建立的“毛泽东旗帜”网站(www.maoflag.net)吸引了众多的人流,公开宣称“高高举起毛泽东这面伟大旗帜,为建设一个真正独立、安全、统一、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尽自己一份力量”。 我休假到中国待的一年期间,平常几乎看不到毛泽东的信息,这次却在网络上突然爆发出如此超乎常态的热烈关注。 2003年12月末,我受邀在武汉召开的毛泽东纪念会上演讲。武汉是毛73岁时畅游长江之地,毛在这里有一处居所。当时,我对于中国年轻一代对文革的了解之少而感到震动,当然,我对此并不觉得非常吃惊。听众中有些是来自武汉地区高校的研究生,当我问及武汉720事件(这次造反派与当权派的冲突对文化大革命的走向起了重大影响)的时候,他们坦承对于此事毫无所知。毫无疑问,官方阻拦人民对于那骚动年代的记忆应对青年人的知识缺口负大部分责任,但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社会气氛亦无助于历史记忆的复原和充实。   “毛泽东思想”为何在文革后仍深深影响西方学术文化界?   今日,民众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政策与文革领袖们斥为“经济主义”的物质欲望和需求密切相关。这个官方名为“小康社会”的目标之能广被接受,靠的是社会主义不必等同于匮乏与贫穷的想法,这种想法与当年激励学生成立红卫兵把地方党干部赶下台和效法他们的工人造反组织的政治精神,有天壤之别。由经济主义驱动的社会与由政治挂帅的社会,其间的差异可概括在邓小平于1978年给中国人民提出的“新政”:你可以有经济自由,但任何其他形式的自由则免谈。今天政府最热衷的工作便是定期发布外国直接投资或是贸易数额的增长,这就使毛泽东下令造反的浪漫诗情不能不激发一些青年人的心灵。 青年人激发的热情将把中国未来导向何方?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统治者花了很大力气尽量削弱学生与工人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现有的统治格局具有潜在的威胁。我也不想效西方的左翼东方主义者们(Orientalists)之所为,令人厌烦地为浪漫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消逝而感伤不已。相反,我将集中讨论毛泽东思想的输出,特别是毛思想对西方社会思潮与教育的影响。因为“毛主义”一辞包含了至少跨越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政策与倾向——延安时代的具有钢铁般纪律的共产党先锋队;国家社会主义的英雄时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在此我不能一一阐述每一时期毛对西方的影响,我将着重讨论毛泽东的思想创新对广义的文化政治的影响。 尽管“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仍是大学必修课程,但大部分毛所提倡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在今天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今天中国的发展方向,与50-60年代毛主义鼎盛时期所坚持的共产主义信仰、独立自主发展经济、蔑视市场力量截然相反。在西方,我们亦鲜少知道毛思想对于我们政治文化的影响。 十多年前,在我经手主编的一套丛书中,一位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华裔影视学者周蕾(Rey Chow)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批评观点。她指出,在全世界,文革至今只有在美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界中生机勃勃。文革中周蕾女士在香港长大,曾亲眼见到尸体不时从中国内陆飘浮至珠江口,她很难以理解在美国学院批评家中竟然存在文革红卫兵式的思想习惯和方式。这些包括对一切西方事物未经思考即反射式的怀疑,道德指控的本能,以及坚信唯有受害者才能说真话。(注一)我仔细思考了这些问题,觉得周蕾的批评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未见得是因为她所引用的那些理由。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在西方人文学术界受到欢迎,原因并不只是因为西方学者对于文革真实面貌的无知。下面我将说明原因。 没有人会否认西方当年所接触到的毛泽东思想是以高度理想化的面貌出现的。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毛主义与中国所经验到的不断变化的毛主义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尤其在农村集体化运动、大跃进与文革方面。因此,了解接受毛主义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时比了解其主义体系本身的说服力和逻辑性更来得重要。在1950~1960年代的西方社会,颇不乏理由认为,只要驾御得法,这阵东风可成为一股扫除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性腐败的伟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赋予新中国的活力仅仅是马克思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反面。在这一概念的想象中,一个死气沉沉、生产力低下的“亚细亚社会”从俄罗斯东岸一直延伸到阿拉伯海的封建体制。现有的历史研究证据表明,一直到19世纪,中国繁荣昌盛,城市化和技术水平都很高,这很难不让人下结论说,所谓静止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基本概念中最富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Eurocentric)、最可笑的一个。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长年昏睡不醒,西方的中国专家则认为,中国经毛泽东“唤醒”后,生机勃发,无可限量,两者所见截然不同,其实只是同一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 思维相反的表述方式而已。 尽管如此,要不是在1960年代末的文革进程中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反复循环地发生造反和镇压的派系斗争,让西方那些真想追随毛泽东路线的人摸不清实际情况,毛独特新颖的思想对他们的吸引力,本应该快速退潮了。 把毛的吸引力浓缩于年轻一代人所喜闻乐见的媒体意象中则要相对容易得多。在贝托鲁其(Bertolucci)〈译按:意大利著名导演,有《末代皇帝》等作品 〉最近导演了一部 《梦想者》(The Dreamers),用苦中带乐的方式赞颂1968年5月的反叛运动,电影里的一位主角说毛泽东是一个把中国当作大舞台来上演一齣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的天才导演。哇!导演让我们自己来判断这部电影究竟是他对这位主角的天真幼稚所发的严峻评论,还是反映1968年西方社会氛围的令人亢奋的样本。 不论如何,贝托鲁奇的回顾反思情绪在今日相当普遍。今天大家通常认为,西方青年对毛泽东、格瓦拉以及胡志明之类的第三世界领袖偶像的着迷只是一时的喜好罢了,与第一代崇拜摇滚明星的人同调。那么,在毛泽东热的最高潮过去了30年之后,像周蕾所说的毛泽东的精神仍主导西方文学与文化批评家的心理,这又究竟为何呢?这难道仅仅是塞义德(Edward Said)所称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即一些思想在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芽成长,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在另一个新环境中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的另一个例子吗?或者,我们能从过去几十年来对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认知中,学到一些更经久的教训?   “毛泽东思想”影响西方人文学术界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背景。1960年代初,毛泽东与莫斯科决裂,大略反映了他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受到赞扬,认为这是把共产主义理想从斯大林体制死气沉沉的官僚统治中拯救出来的大好机会;毛泽东爱走基层民众路线,热衷发动民众继续革命,亦被视为明显不同于苏联依赖由科技精英指导的都市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说“我是中国土产的哲学家,你们都是外国哲学家”,尤其对莫斯科妄自尊大自以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上的各方面都是权威,更会这么说。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深获西方那些反对其自身社会由好战的的专家官僚严密管控的人们欢迎,同时,毛强调自力更生,力主区域平衡发展,提倡来自农民生活中的“有机专家 (organic experts)”,这与当时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力图不仅摆脱旧有的殖民霸权,也要破除冷战架构下美苏主控的体制正相合拍。毛主义对第三世界左派的影响最为持久,但是,对西方工业社会那些正寻找取代冷战的生死斗争的异议者,中国社会主义的另类发展模式与他们自己另择发展道路的追求不谋而合。 在西方,毛泽东反苏联的形象日益受欢迎,这主要是因为他终身信奉矛盾。外国人以为毛想固守田园式的社会,其实不然,他从未停止鼓励发展斯达汉诺夫式(Stakhanovite)生产力与快速工业化(他疾呼:“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他也从未忽视那些通商口岸(例如上海),但却同时力促其他内陆地区的城市化以共享发展的利益;他虔信农村大众的革命潜能,同时又坚持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央集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他偏离自身信念与党的官僚体制对抗而激发文化大革命之时,树立了在异国的偶像地位。 逸离苏联的经济模式使毛泽东赢得外国人士的赞美,几年后他转而关注文化则真正点亮了全世界的灯塔。1949年中国战胜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1950年代将资本主义企业国有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基础结构。但毛坚持认为经济变革是远远不够的。旧体制的思想残余仍存在社会的许多部门——被剥夺的地主、资本家,小农、买办、流氓、官僚、教师及从民国遗留下来的职员和专业人士。毛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许多人在政府,工业界和其他国家机关占居高位。总而言之,中国的大多数人仍旧倾向依照革命前的旧意识形态与思想方式来打造新中国。所以,决定中国革命方向的殊死战可能会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将在那些对下一代人的成长具有影响力的人们中展开。 从理论上说,这场斗争可以有许多战斗方式,毛泽东选择了特别震动人心、激起年轻人热情的途径——炮打司令部。他宣称,真正的进步必须以公开的批评作为条件,必须打倒和取代那些占据党内、教育界及文化界高位、对年轻人施行反动教育的那些人。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当时这些学生——当中许多仅是中学的青春少女——接受毛的指示的热情是相当惊人的。在一个盲目服从老师的文化中,质疑师长的权威、甚至对其施予体罚,这大大的违反了原有的社会习俗。相形之下,同时期西方年轻人的激进主义则是比较谨慎的(尽管有许多令人惊异的新形式),因为他们大可从波西米亚式(Bohemian)的异议传统汲取经验。   “毛泽东思想”对西方的重要影响   尽管如此,文革的范例给了西方学生将目光转向学校权威与课程设置的额外理由(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理由)。炮打司令部以及课程的政治化成为大学校园运动的日程,结果是鼓舞了一连串延续至今的改革浪潮。同时,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概念的理论内涵和新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亦相辅相成,最明显者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教诲。毛批评苏维埃经济模式的目的虽与西方激进思界不同,但亦获得那些长期质疑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家的回应。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超越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僵硬决定论,发展出对权力与抵抗更缜密更复杂的分析,毛泽东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与他们有如同声相应。尽管发生的理由和背景全然不同,在西方激进学界,文化与媒体机构——即阿尔都塞(Althusser)著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成为争论与冲突的目标。 对毛而言,转向文化完全是策略性的手段。面对走资派暗地助长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化大革命保卫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果实是完全必要的。人们期待立竿见影的成果,经此形成新型的社会主义品格、社会习俗以及日常生活作风,至于在西方,向文化的转向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它召唤对抗那些确保民众同意社会和国家中的掌权者统治的机构;在中国,毛主义的运动由超越国家权力的最高魅力型领袖所发动,对国家和官僚政治的坚固堡垒发起攻击,西方青年爆发的异议运动则是由一群将接掌国家权力却不屑于社会既定工作的年轻人所促成。这两种环境上的差异或许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理解文化政治后来在中国以及在西方所展现出来的差异。 除了对权威的攻击之外,毛泽东思想的许多方面在西方也受到广泛欢迎。例如“自我批评”就成为白人对自身特权的反省,进而快速扩大引用至个人对自身阶级、性别与性向特权身分的反省。这甚至成为一种惯例,演说者在演说前先为自身可能因此种身分特权而受到限制的观点而致歉。渐渐地,自我批评成为大众心理疗法与自助(self-help)当中重要的忏悔仪式,由此可见其已深入主流生活。同样,文革对青年运动的注重,亦与所谓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即二战后出生的一代)的代际政治(generational politics)产生共鸣。对年轻人而言,反叛成为一种“权利”,虽然它今日可能在对商业品牌的选择中更为重要,但这一潮流仍很有生命力,也再次证明其对主流的影响力。在中国农村推动的“忆苦思甜”运动中所常用的提高觉悟方式,对第二波女权运动(second-wave feminism)有重大的影响力,从此其影响亦扩展到其他社会运动,而成为提升弱势阶级自尊的有效方法。总之,这些以及其他毛思想的原则在西方有着比在中国更长久与更有成效的发展。 至于毛泽东本人,你可以从他身上几种不同的引人之处选择。对西方知识分子而言,毛吸引人之处在他应付时事的善于谋划。毛制订策略的原则不是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生搬硬套到所有事物上,这是一套富有创造性的策略原则,目的是打败相继而至的不同敌人(殖民主义者、蒋介石国民党、日本占领军、苏联霸权以及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这套原则出自一位从战场上获得军事战略家声誉的诗人、哲学家。对中国作家与艺术家而言,亦正是毛的实践精神部分地防止了把毛式美学完全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僵硬教条。这种情形,在毛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国家文化政策之后,尤其在他的妻子江青积极推广样板艺术形式(如样板戏)之时,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对外人来说(甚至对很多中国人自己来说),如何理解此类实践的具体中国环境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鲜有人可以完全了解“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复杂性,这是毛主义的政治核心,也是理解路线变化的关键。“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词通常被毛用来描绘党内阶级斗争的表现,亦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者与走资本主义道路者的持久斗争。由于长期受到辨证法的影响,毛泽东的理论常常被刻意拿来解释或强调表面上的二元对立或矛盾。 以早期的延安时代为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区分了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化政策。这主要是是一个策略上的区分,而非提供给士绅文人“为人民与革命服务”的普遍指导方针(后来鲁迅评论道,“为革命服务的作家就象是一个人两脚踩在两只船上”,即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注二)。更较为人知的例子是毛泽东的矛盾论,最早(1930年代末)是为了适应党内政策由国共对抗转向国共合作抗日。在1956年的赫鲁晓夫报告之后,这个理论出于对苏联的敌意升高,又重新解释,最后导致中苏分裂。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开始(此运动打击了“百花齐放”中“背叛”毛的知识分子),乃至到文革之末,这一理论都用来证明发动全国运动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正确的。因此辨证唯物法的核心论述——毛总结为“一分为二”——越来越只用来区分忠诚的人与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人。   西方左派对待毛主义的态度各有不同   除了一些宗派团体戮力理解并捍卫毛式教义内涵的每一次变动外,大部分西方的诠释者比较喜欢根据自身的需要来灵活理解和阐述毛泽东思想。西方对待毛主义的态度也并不一致,例如在我出生并成长的英国,托洛斯基主义在学生与工人的政治先锋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在法国,广大的左翼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一些组织例如「革命万岁」(Vive la Revolution)和「无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etarienne),其宗旨则是典型的反对任何威权、反对官僚,其实或许与中国事务全然无关,从根本而言,卢梭、普鲁东和索列尔(Georges Sorel)(注三)的思想遗产决定了法国对毛思想的接受方式;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一些毛派团体例如激进劳工党 (Progressive Labor Party),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以及马列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ML))则相当强调道德和等级,他们的组织基本上是列宁主义式的,他们的争论往往反映或折射出中国的政治派别斗争。法国的毛派较受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影响,因而接受文化激进主义;美国的毛派则常常与处于萌芽期的社会和文化运动相左——如反主流文化运动 (counterculture)、女权主义、同性恋运动、与种族分离主义等等,美国毛派人士往往向他们所认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保守主义看齐,所以他们的服饰打扮、行为方式和宣传模式皆与此一致。对毛主义的许多更富创见的解释其实主要来自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者,例如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以及亚裔、拉美裔以及印地安原住民。在“内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ialism)理论的指导之下,他们认为黑色,黄色和红色美国人实质上是不发达殖民地的居民,与第三世界人民相似。他们选择性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例如自力更生,“为人民服务”,文化建设,以及对抗行动等等。   毛主义对美国教育、学术、文化与社会运动的影响   在美国,这些民族主义团体有着明显的分散化和以社区为组织基础的倾向。这意味着新毛主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已渗透到社会之中,已被本土化,不再只是精英知识分子或先锋队专有的。这样的思想扩散,其影响比中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到工厂当组织者,更为深远,尤其那些工厂组织者往往如同中国文革中下乡或去工厂的城市知青对其努力感到挫折。在美国这一实践主要为大学生民主社会协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注四)学生所采纳。正如在中国,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标是为了打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但在美国,这个理论在经济快速变迁的汪洋大海中搁浅。1970年代早期,发达西方社会进入了一个走向后工业生产形式的长时期结构调整时期,制造业生产逐步下降,非物质形态的附加价值劳动则越益重要。因此,传统的工人自我认同受到侵蚀,无法再宣称自身为迈向更美好社会的发动机。中国要到1990年代「铁饭碗」被打破之后,类似的情况才发生。但在中国,工人群体及其利益对国家政策有相对比较强劲的影响力。 在教育领域则是另一番情况。大多因为文革中断了一整代人的教育与学习,毛被认为是反教育,就像他现在被认为反知识分子一样。这两种看法都不准确。文革开始后两年,大学重新开放,教育制度的变革开始了,一切都在变化,从学校管理到教科书、课程准备,以及招收工人农民入学等等。总而言之,这些变革是在实践中进行的,而非仅是受抽象理论的指导。在西方,尽管没有建立起工人大学,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致力于使课程与教学方法尽可能的大众化,更可理解,更实际,更符合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毛的教育思想与杜威和Paolo Freire(注五)是同条共贯的。 更重要的是整个一代的左翼运动积极分子进入大学教职的行列。和那些进入工厂的干部相比,更多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进入了专业工作的行列,选择1970年代初期称为「体制内长征」(the 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道路。他们下决心进入「上层建筑的专业工作」——例如教育、法律和艺术等那些对于重塑国家和民族文化最为重要的领域。 正是在这些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在其中最精英的地方——新毛泽东主义的脉搏持续跳动逾三十年,在文革热潮早已退去之后依然不衰。在这个圈子内,法国知识分子诸如萨特(Sartre)、阿尔都塞( Althusser)、罗兰.巴特(Barthes)和傅科(Foucault)等享有巨大影响。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成长曾深受毛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对美国的文化批评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当年在美国,许多人把法式的毛主义口号和教诲视为神圣律令。回顾起来,这种现象在今日已难以令人置信。 与此同时,新毛泽东主义的影响逐渐渗入社区生活,开始以代表大众要求文化认同的面目出现,涵括种族、族群、女权主义、同性恋及环境保护运动等各方面。这些社会运动各有各的诉求,但又互相联系,可谓是百花齐怒放。这些运动对立法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而通常须历经数十年的司法诉讼,但它们在教育界的变革却有着直接的影响。文化批评家以及历史学者站在斗争的前线,努力修改各类教科书,提倡新的文化认同观念。最终结果是大大翻修了构成国家文化核心的半官方准则。在多元文化论者大幅改写了历史书籍中的白人男性精英观点后,一些新兴的批评学派,如酷儿批评(queer criticism)、生态批评与后殖民批评等等,也加入战斗阵容。教科书为了跟上不断更新的的认同典范而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这个过程远远没有结束,在某些未显示的方面,已体现毛泽东思想中“不断革命论”的精神。就如同我先前举过的西方的大部分例子,影响它们发展的有几种思想,毛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系,但我要说的是,毛主义的重要性却一直受到忽视。就最低限度而言,这些批评家的主将自认为他们所作的这些“上层建筑”的改革是激进的、甚至革命性的,本质上,这就有着很明显的新毛泽东主义热情的痕迹。 美国新保守派发动“文化战争”攻击进步思潮   并不是每个人都将这些变化视为进步的,事实上,有些人将此视为破坏力量,联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的黑暗面。这样的反挫不只来自右翼,也来自左翼。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发动了所谓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s),直至90年代中期,左右翼在文化问题上的争端吸引了全国极大的政治关注。在有关国民道德的辩论中,美国的“文化战争”为其他国家的保守主义者们提供了一个可效法的模式。争论最初系针对学校该教授何种教科书,但很快地扩展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每个角落,挑起对“少数族裔优待计划”(affirmative action)、性骚扰、同性恋权利以及各种工作场所歧视的争辩。这样,冲突从通常处于非政府领域的文化政治问题,逐渐扩展到我称之为文化正义(Cultural Justice)的范围。在这些方面,争取承认公民权的斗争需要有国家行动的介入。 因为左翼文化改革者对主流历史观念的修正方便煽情报纸的炒作,因此改革者粗糙的漫画式形象在媒体中广为流传。新保守派分子将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 重新定义的策略奏效〈编按:美国多元文化运动主张尊重多民族的语言文化,反对西方白人男性中心,要求不得使用歧视妇女、有色人种的措辞,谓之“政治正确”,但保守派刻意扭曲其意旨,攻击“政治正确”论有违言论自由,具极权思想,更把“政治正确”搞成讥嘲的贬词〉。连某些左派人士也发言反对保守派所说的“政治正确”,他们大部分是某一代的白人男性,认为自己过去左派主将的身分被剥夺或取代。就像保守派的文化战将一样,他们始终怀恋着从前的年代——在那个时代,政治目标清楚,而群众基础亦大致稳定〈这其实大部分不实在〉。这些左翼老将斥责今日年轻人仅有短视的政治热情。在他们写的某些逸闻掌故中,要求改革的学生被形容成像当今的红卫兵,怀着自以为正确的狂热,激动地追击犯了政治不正确的罪孽的倒霉老师。 如果我们能撇开这些是是非非暂且不论,这中间的确有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左派深思。对文化改革的热情是否真的分散了本来可以用来变革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精力?或者说,文化变革是否是社会经济变革的必要条件?那些持否定意见的人士认为,由于“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不扎根于经济基础之土壤,因而不足以改变广大无产阶级的生存状态。此外,他们认为文化更多的是导致人们的分裂而非导向团结。另一阵营的拥护者则坚持认为社会与文化认同是在收入、医疗、教育、自由结社、宗教自由、住房与工作上获得平等机会的条件。从这一观点出发,文化自尊是言论、集会与社会良心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必要补充。许多人认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权利与获得社会薪资几乎同等重要。   文革的目的在创造“社会主义新人”   无论你我的立场为何(我倾向后者——虽然我认为不可能,至少也是浪费时间,去区分这些政治的差异),整场辩论都可得见毛主义的味道。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中国的文革批评者也做出类似的批评——文化不能当饭吃,而文革的拥护者则坚持革命不能被贬低到追求增加薪资或物质利益的经济主义。有人回顾文革甚至还认为文革走得不够远,认为毛泽东过早的收住了革命风暴的缰绳(这一观点对现在的某些读者来说可能无法理解,因为许多人在文革派系斗争中丧生)。尽管在文革中毛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打击对象,但作家与文化批评家在事件的进展中仍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西方的知识分子在文化战争中不至于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有生命危险,但文化工作者与管理者亦尝到第一线的痛苦、甚至残酷的反控。 这些日子来,已惯于把保守派运用文化战争的策略看成右派如何挪用左派政治策略的一个例证。换言之,新右派把握了葛兰西有关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的精义,掌握主动权,夺回失去的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右派的文化战将实则是真正的毛派,他们是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狡猾的利用文化议题以达到自身利益。毕竟,难道毛泽东不正是利用文化来发动一场不久即失控的整风运动,以重新夺回党中央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这一说法乍看似有说服力,然其分析的论证依据是假设毛泽东将文化视为工具,即毛将文化视为权力游戏的载体。对那些念念不忘文革亵渎文物和机构与迫害妨碍文革的文化工作者的人们而言,看不出毛泽东对文化的观点与纳粹主义有何不同。但是,文革所指称的「文化」主要并不是指书本或艺术家,它与改造人的主体性更有关联。培育新的社会人格和心态的努力取决于是否能彻底清除自身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方面,毛的先辈是如葛兰西这样的思想家。葛兰西提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创造“新人”,与毛同时代的切.格瓦拉也提出类似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概念。   西方可以充分运用毛主义的遗产   如果正如本文所力图证明的那样,西方左翼文化政治的道路的确受毛主义宏伟的抱负影响,它却只能在一个备受限制的环境下始终谨慎将事。但令人可喜的是,整个社会变革和改造规划的精神不仅保留下来,更延伸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以外的新领域,如废除家长父权和异性恋霸权,以及白人中心主义等等。除了那些由基督教原旨教义派所驱动的人(那种也许才是最纯洁的认同政治形式), 右派的文化斗士并没有可堪与毛主义比拟的蓝图,他们最主要是受反动的精神驱动。 我之所以提出前述的观点,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或应该把西方文化战争的环境和中国的文革直接加以比较。这种比较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中国的文革对西方的文化政治的确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可悲的是这种影响常常被忽视不见。全面研究理解文革对中国的学者有极大的价值,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革年代还是一个禁区,有待来日档案解密之后,才能充分探究。 这样看来,思考中国的文革如何进入世界思潮,改变我们对文化事务的社会政治意义的思考,这远比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内争执来得有意义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对世界政治文化情势的影响以地下潜行的方式持续着,尽管在其原诞生地中国,它的声音已相当微弱。今日中国的官方观点认为有关文化政治的争辩已不再重要(特别是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消退之后)。大体而言,文革被中国主流话语视为纯粹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国家内部的产物,当今的全球化之风早把它吹得无影无踪。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可能难以理解西方对文化政治的热烈辩论竟然会与毛泽东有关,但是在中国成为西方衣柜中衣物的主要出口商之前,毛泽东主义就已经先出口到世界人们的心灵衣柜。相较于中国的武汉,今日在西方我们却拥有更多空间可能充分运用毛主义的遗产。   注一: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e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注二:鲁迅的原文是,“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继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见《上海文艺之一瞥》),校译者注。   注三: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国社会理论家,主张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暴力哲学,校译者注。   注四: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新左派运动和民权运动中最重要的左翼学生团体,校译者注。   注五:Paolo Freire (1921-1997),巴西教育思想家和社会实践家,其《被压迫者的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一书对西方新左翼运动有很大影响,校译者注。     译自:《Cultural Politics》2005年第一卷第一期   (ANDREW ROSS ,美国纽约大学美国研究教授。译:郑洛,载于《批判与再造》第 28 期。原文链接 : http://t.cn/zjwwhc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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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仲兵: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长的

     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那是“扭转乾坤”的日子,也是中宣部工作朝气蓬勃的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当时的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我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属短暂,但他那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是我享用不尽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任职中宣部是历史的选择   1976年10月12日,“四人帮”落网的第六天,胡耀邦即通过叶剑英元帅向中央晋言,“中兴伟业(叶剑英语),人心为上”三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实际上是他酝酿已久的治国方略。   1977年3月,党的十一大,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充分利用党校的阵地,迅即着手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他坚决废止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学风,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提出“四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不装袋子(不入档案),通过党校思想理论学习研讨的洗礼,训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敢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高中层干部和思想理论战线骨干;另一方面,直接抓理论研究室,并以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为基地,联络《人民日报》,积极着手组织校内外理论队伍,亲自策划指挥撰写了一篇又一篇拨乱反正文章,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中绝大部分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引起强烈的回响,尤其如《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人民日报》1977年10月7日)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两篇文章,事实上成为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主政中央组织部。他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下,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真正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三中全会坚决批判并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流毒,消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影响,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适应改革、开放、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历史任务。   但是,当时在思想理论界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志,特别是一些身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志,“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脱离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见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甚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纯属马列主义常识的问题上,他们也表示不能接受,把这种正确认识说成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   此时此刻,由谁出任中宣部长,自然地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抉择了。   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   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消息传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   1978年12月29日,胡耀邦到钓鱼台中宣部驻地报到,并与13级以上干部见面,谈了施政意见;12月31日,胡耀邦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亲切会面,并即兴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三天后,又在钓鱼台17号楼会议厅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   胡耀邦在中宣部亮相的过程中,介绍了中央对中宣部长人选考虑的过程;评说了过去两年思想理论界的形势和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阐述了自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和近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耀邦说,“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现在要首先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耀邦强调“重点转移”,反映了他的决心和远见。在他看来,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没有对这一“转移”的必要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一切宣传工作的所谓“转变”,都只能流于空谈。   耀邦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或尽可能走在前头。”   为此,耀邦强调了三条:一是认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钻研理论业务;二是认真面向实际;三是认真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在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三段式里,耀邦都有“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耀邦呼吁“对那些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要揭穿,要斗争”;同时“要防止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并同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作斗争”。   耀邦强调“面向实际”,就是“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所走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实际”。   讲到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时,耀邦感慨系之,十分动情,说了许多话。耀邦认为,思想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有其自身规律、自身特点,必须予以十分尊重。他说,这正是为什么三中全会要重申“三不主义”的缘由。   耀邦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所以对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只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   耀邦愤然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   最后,耀邦提出近期宣传工作要解决的15个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关于三中全会的宣传工作;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安排问题;关于继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关于理论上的禁区、枷锁要破问题;关于坚决实行少宣传个人的方针问题;关于宣传战线、首先是宣传部门如何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派的问题等等。   1979年1月6日至11日,耀邦又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他在1月11日举行的闭幕式上兴奋地向大会宣布: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此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将作为中宣部文件发给全党。”全场为之一震,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耀邦还郑重地说:“有一条可以说清楚,党中央讲了好多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一刀切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我们今后不搞了。以前搞一个失败一个。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不行的!”全场爆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这次会上,耀邦谈到干部学习问题时说:“一千七百万干部怎么学习,要因地制宜”,笼统地提学习马列毛著作是“不完整的”。他说:“做党的工作,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不学马列不行”,但也要“学习科学”。做经济工作、科技工作,或其他专业工作的同志,主要是学习有关的业务科学技术,当然“也要学点马列”,用学习总时间的“六分之一”就可以。“不要不分情况,光强调学马列毛,这行不通、不实事求是。”   在座谈会结束时,谈到回去后如何传达会议内容时,耀邦面带微笑地对台下宣传部长们说,这是一次座谈会,怎么传达都由你们做主。传、不传,怎么传,都不犯错误,请你们自己定。总之上下之间,左邻右舍的关系,不要搞得那么紧张、森严,以后,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关系,相互之间,都不要搞得那么刻板、森严。   耀邦就职的亮相和讲话,在中宣部和整个宣传系统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   时任理论局局长的洪禹,1938年到延安,长期从事宣传工作,解放后就在中宣部任职。他深有感触地说:“建国30年来,中宣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意识形态的检查署,中宣部的干部也成了大大小小的思想检查官。似乎中宣部的职能就是管、卡、压。回首往事,教训实在深刻。我以为,要讲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首先就要对历史上中央确定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十分有必要把30年来搞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政治运动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与总结,并做像样的拨乱反正工作。现在耀邦同志来到中宣部,几次讲话,事实上吹响了对中宣部,即意识形态工作拨乱反正的号角,我们一定不能等闲视之。”   在理论务虚会上疾呼冲破禁区解放思想和风细雨团结同志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这次由中共中央出面(通过中宣部),汇聚这么多理论精英和专家于一堂,以实践为标准,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自由地研讨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会,实属创举。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缘起要追溯到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白热化时期,当时,中共中央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常委会上,建议开一个理论方面的“务虚会”,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统一大家思想。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说:“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明确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叶帅也在会上讲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责任。   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很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认为,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胡耀邦对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自我批评是肯定的,他强调,召开理论务虚会,不能重复“大批判”的错误,要“只换思想不换人”。但是,耀邦十分清楚,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为现代化服务的目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思想成果,进一步确立以实践为标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全党全民的思想,深入拨乱反正。   从1979年1月初开始,耀邦紧锣密鼓地进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为了实践他的把这个务虚会开成“转化”、“团结”会的思想,在大会领导小组成员构成中,耀邦坚持安排两名中央工作会议中受过批评被认为是“凡是派”的代表人物;把曾经反对过真理标准讨论并有影响的同志都邀请入会。耀邦反复强调,坚决执行“三不主义”、和风细雨、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方针,会上会下“不搞大批判”,“不搞点名批评”,提出:“为了畅所欲言,所有的会议记录、文字等都由自己定稿,不审查。”   1979年1月7日,耀邦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并将起草好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和会议通知草案报送中央。耀邦在信中写道:   理论务虚会的开法,我考虑了一个初步设想,先请在京的理论工作者二百人左右,一月下旬或二月初开会,开二十天左右。然后休整几天,向中央汇报。再请各地的理论工作者二百人左右共四百人左右,再开十天左右。第一段会,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想敞开,畅所欲言。   第二段会,想请国锋同志、剑英同志、小平同志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   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都表示同意和支持。(叶剑英和李先念不在京)华还答应在会上讲话。   1979年1月18日下午,理论务虚会的第一段(又称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名义召集,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厅拉开帷幕。胡耀邦主持会议。他的《引言》和讲话,在会内会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令人“提神儿”(耀邦常用语)的是,他第一次引述了毛泽东讲过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1965年底,彭德怀同志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主席请彭老总吃饭,主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第二段话是1968年10月14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反应。毛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耐人寻味,胡耀邦引述这两段话更有深意。意思是说,历史上的是非,只能“由历史做结论”,这是历史实践使之然。毛泽东尚且如此,在“文革”宣布结束,三中全会也已开过的今天,人们有什么理由还抱着“两个凡是”而诚惶诚恐,还不敢尊重实践的检验,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呢?   会议开始不久,刚从邓小平家回到会场的周扬又传达了邓小平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更加使与会者心情舒缓,敢吐诤言。   1月22日,耀邦又向大家传达了邓小平对会议的几点意见:   要敞开思想谈。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谈的,可以谈得快些。理论问题很多,没有说清楚。例如:民主、法制问题,经济管理问题。“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是否采用那种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今后不要提“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应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耀邦根据各组汇报的情况,结合小平的意见,又归纳出若干问题,建议大家深入思考研究。如,怎样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党的基本路线是怎么来的;建国以来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文革”性质、要求、教训等;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从十月革命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民主是集体的行为;康生问题——他究竟是马列主义理论家还是假马列的骗子,或是一个棍子;突出宣传个人问题;对马列毛能否一分为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   耀邦再三强调:“这次会不强调什么人都检讨,不开成批判人的会。检讨也可以,但要讲出道理来。”“敞开思想谈,三不主义,但不要向外扩散,使用的材料一定要准确。”   1月27日,邓小平听取了耀邦等关于务虚会讨论的汇报,要求会议讨论民主问题,并写出文章。他说: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与发展。   胡耀邦认为,邓小平这次讲民主的观点比较彻底,非常重要。他要求文件起草小组,把它加以发挥,写进邓、华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去。   务虚会的第一段,从1月18日一直到2月16日休会,整整开了30天,超出预定时间十天,会越开大家兴味越浓。期间,许多省市区也开了本地区的务虚会,做到上下呼应,此起彼伏。在总结这段会的收获时,代表们认为:“这次会议是30年来理论战线上最生动活泼的一个会议,大家敞开思想,冲破禁区,说真心话,说实在话,对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可喜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   充分肯定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势继续反“左”不戴帽子不反右派   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务虚会召开以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一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二是,思想的解放,激活了30年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形成对各级政府的重大压力。三是,中美建交后对外开放的局面更加扩展,引起社会思想、行为(尤其是青年人)的诸多变化。四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在全国各地蔓延,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五是,中苏冲突和对越反击战,并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程度的震荡。   究竟怎么看待这种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举国上下反应是各异的。而且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对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的看法上。从外传来了这样一类的顺口溜:“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秩序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阶级关系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   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耀邦和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顾问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接着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有的地方闹事了,也是一种潮流,对现实生活不满。西单民主墙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我们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现在,中美建交了,北京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对资本主义如何认识,问题很大。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现在的情况,很多和1957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   乔木讲完后,耀邦补充说:“华主席特别要求,掌握全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看出总趋势……现在形势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颇有意味的是,华国锋特别强调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   务虚会第一段结束后,在形势发展和变化面前,在来自各方面压力之下,耀邦也显得处处谨慎了,而且经常把“慎重”二字挂在嘴边。但他对三中全会精神和历史意义,对理论务虚会成果的高度评价,从没有含混过。对这时出现的种种责难也做到了泰然对之,冷静处之。   3月18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郑重评价:“理论务虚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   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   (会上)很多意见是个人意见,讲出来当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论。结果现在传得很开很广……理论务虚会对一些同志的批评没有核实。有些同志发表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论。   对于有人攻击务虚会“把思想搞乱了”,以及一些领导层人物为之惊惶失措,耀邦则给予十分理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最近有同志说,现在是什么思想解放!现在是思想混乱,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没有这个情况?大混乱的估计过头了!思想活跃就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是正常的。活跃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混乱,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用不着慌乱。(1979年3月18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从三中全会到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段,一些人对报纸和新闻界责难更甚。对此,耀邦(在1979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说:   “粉碎‘四人帮’后,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报纸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站在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前面,这个要肯定。这是个大账。”“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有些同志对我们报纸有些意见,突出的是认为在某些问题上不够慎重。这种意见要听,听了对我们有好处。……有些问题不能由新闻工作承担。这是讲我们中央部门,……甚至是指政治局。听一听有好处。……这不要紧张。报刊、杂志、新闻、广播、中央、省市做了大量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我个人也做了些不慎重的事嘛。”耀邦继续呼吁:“应着重发挥新闻战线同志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段是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又称“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区别于第一段的“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   开会前夕,3月18日,耀邦在新闻工作会议上透露了第二段务虚会的安排,他说:“小平同志讲,一个省可以来三个,增加两个做实际工作的。听了小平同志报告后,各省讨论五六天就回去了,理论务虚会就算结束。”   3月28日,务虚会复会,主会场在京西宾馆,部分代表活动在友谊宾馆。耀邦在预备会上强调:“要学会科学的领导方法”。“民主是原则问题,克服官僚主义就靠民主”,“一定要尊重三中全会决议精神,不要以个别人的讲话否定集体作出的决议。”   3月30日下午,邓小平来会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   4月2日下午,耀邦在京西宾馆礼堂作了结束会议的讲话。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耀邦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意味深长地说:“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要历史的考验。实践是唯一的标准。”   最后,耀邦抑制不住激动正色道:“现在某些人说,要‘收了’,要‘反右’了,普通群众讲就算了,可是党员、干部讲就太错了。我们能糊里糊涂、匆匆忙忙再搞‘反右’吗?原来的‘反右’还没纠正过来呢!”   4月4日,延续两个半月的务虚会终于结束了。   来源: 炎黄春秋 | 责任编辑:蒋保信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111571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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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分析:政治保守的新政治局常委

分析人士认为新政治局常委在政治上都比较保守 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星期四(15日)终于亮相,结束了在“入常”问题上的猜谜游戏。而两位有改革意向的热门人物出局,引起分析人士对中国是否会进行政治改革的关注。 数位接受BBC中文网电话采访的分析人士都认为,李源潮和汪洋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显示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未来不大可能有任何作为。 美国布鲁金斯协会高级研究员李成说,“李源潮代表了很多社会力量,包括开明知识分子,包括呼吁政治改革势力,包括海归万人计划,包括大学生村官,所以他没有进常委将在中国政坛引起轰动。” 他说,这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潜在问题,“那就是政治改革会不会像我们最近讨论的那样放到议事日程上来。看来这方面的可能性减少了。所以这会带来很多社会的批评,开明知识分子的批评。” 他说,尽管新常委在经济方面都很能干,但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下一步是需要政治改革配套,所以在这方面存在非常大的潜在问题。 老人政治 李成还认为,从新常委的构成看,江泽民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说, “7个人里6个或者5个半都是江泽民的人,这是一个缺乏平衡的政治局常委。” 香港著名中国事务评论人士刘锐绍说,新常委都是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人。他也认为,新常委的构成显示江泽民老人政治影响力还非常大,“因为7位里有6位曾跟他工作过或关系比较好,是江泽民大力推荐他们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只有李克强是团派。” 他说,新常委年龄都偏大,其中有4人5年以后肯定超龄,“如果他们遵守退休年龄规定,那就意味着5年后中国高层会再来一次争夺战。这对中共权力平稳交接不一定有好处。” 刘锐绍说,“在这些人里,政治保守是他们的特点,尤其是刘云山,他能进常委,而且排名第五,他未来可能还要负责意识形态的工作。刘云山在过去工作中给人的印象是非常保守的。他当中宣部长时正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很快的时候,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刘云山就采取了很多压迫性措施,阻挡互联网的发展。因此,新政治局常委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给人很大希望。” 香港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丁望也同意这个看法。他说,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没有启动,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太大,已经成为阻挠政治改革的力量。他说,“比如先富裕起来的人,国企改制时的获利者以及高薪和特权阶层都不希望有政治体制改革,只想保留他们的经济利益。” 他说,新常委中的7人大部分都有比较强的地方资历,都是做过两个省以上的书记,有宏观经济的经验,而未来五年,中国的局面将是“经济的右手和政治的左手并进,政治方面会比较左。” 历史包袱 但是,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计划研究主任钱钢则持不同看法。 他对BBC中文网说,“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要只寄希望于一个或两个人,汪洋在广东作了一定的努力,李源潮在党内民主上姿态较为积极。这值得肯定。但是中国的政改非他们俩就无法搞起来,这也未必。” 钱钢还说,“习近平亮相的讲话给我很正面的印象,很亲切,(他)说了一些很实在的话。我觉得这里面释放出来的信号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就是说人话还是说神话,他是说人话。我觉得中国的变革要从说人话开始,从说朴素的、常识性的话开始。” 钱钢说,习近平的讲话让人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说这个党对老百姓承担的责任,一个是老百姓追求幸福的权利,包括对于孩子,包括教育,那一大段都让人感到亲切。他谈到反腐败时也是比较实在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他讲话中的历史包袱不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见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都不见了,倒不是说他有意要放弃这些东西,而是作为一篇讲话,他不需要背这么沉重的包袱。我注意的政治术语里他只用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他那些空的大的,大家感到很厌恶的那些话,他都没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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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十八大开幕: 胡锦涛坚持原有体制 政改不倾毛不向右

大会开始时,领导人由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带领下渔贯步出主席台,前总书记江泽民、前总理李鹏和现任总理温家宝紧随其后,中央电视台现场转播时,江泽民更与其他现任政治局常委一样,享有大特写,只见江神色自若,气色良好。 胡锦涛在会上提交报告时表明,不会宣读全文,而是只谈重点。他首先肯定过去五年的成绩,但仍有许多不足,包括发展不可持缤、城乡民众收入不均、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腐败现象丛生、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等。他强调,若不解决腐败,甚至会亡党亡国,故此,「反腐倡廉要长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查处案件时,不管涉及甚么人,都要严惩不怠。 胡锦涛又重申,2020年时,把中国建设为小康社会的目标,期望到时经济生产增长可以增加一倍,故此,十八大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定性时期召开的重要大会,并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为大会主题。 有关主题和强调科学发展观须与马克思和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显然已把胡锦涛自己任内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与马列毛等思想等量齐观,提升至指导思想的地位。在十七大时,科学发展观只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报告突出有关传承是中共创党九十多年来的成绩,须予坚持。这明显打破会前有人预测十八大会「去毛化」的言论。 在日后发展时,胡锦涛表示,要坚持党的领导,走向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过去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关说法,似乎是向意图回到毛泽东路线的左派,以及要求扩大民主参与的右派呼声表示婉拒的立场。 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会前预测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不会有「大动作」,胡锦涛说,政治体制改革要稳妥推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改进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建全民主制度,保证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保障人民依法享有民主和自由。他续称,要坚持制度化,保障民众知情权,确保国家机关依法运用权力,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他谈得较为具体的,只有提高人大代表的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等基层比例,减少干部比例,以加强协调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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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 共同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和崇高使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肩负着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期待,凝聚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党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进军,开启了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崭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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