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颜昌海:毛泽东将中国的政治资源挥霍一空

文革期间有多少人唱“毛泽东主席的思想闪金光”,“毛泽东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下工夫”也就罢了,甚至到今天还有人说毛泽东思想可以治病,就令人气结。可见,文革的余毒不肃清,对整个中国贻害不浅。 建了一个国家,毁了一个民族。 事实上,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像毛泽东这样在自己有生之年就将中国的政治资源挥霍一空的几乎再找不到第二个。在他的有生之年创建了一个帝国,却毁了一个共和国。一个政党面对他是非常尴尬的:不要他,自己的合法性无从说明;有了他自己的正当性则更值得怀疑。而他在自己有生之年,就利用一切权力手段将自己抬到前无古人,也再难有来者的高度。将自己神化的同时,接受万人圣颂,所有中国大陆用来歌功颂德的词汇几乎都被用来歌颂他,被林彪赠送的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月,铺天盖地,无孔不入。 但这种个人崇拜的政治资源利用倒在其次,更主要的,是他让中国人造成了许多错觉,让整个民族形成了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的民族人格,至今仍无法自拔。毛泽东在自己有生之年就完成了巨无霸迷魂阵工程,他生前死后都将让中国人而且将继续让中国人陷入迷雾之中。 第一,群众运动与运动群众。人与人之间变成了狼与狼的关系。打着群众利益的旗号,实际上是玩弄并且制造愚民与暴民。其公开的说法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主张有文化要向没有文化的学习,富有的要向贫穷的学习。文明向野蛮低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阶级斗争,无情打击。让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倒退回到野蛮的丛林社会。让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不好的“吃人”历史,一夜之间变成了“杀人”历史。让中华民族积累数千年的野蛮贫弱丑陋得以公行,从前偷偷摸摸做坏事,且有点羞耻,变成了光天化日之下做坏事,且毫无耻辱感。 毛泽东的暴行阻止了人们彻底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就是由 “ 暴政 ” 转化为了所谓的 “ 德政 ” 与 “ 仁政 ” ,而不知道所谓的 “ 德政 ”“ 仁政 ” ,从来都只有民主法治社会才有的结果。穷人要取得做人的尊严,也不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建立民主法治的秩序,约束好权力。把专制的交椅打碎,而不只是把坐交椅的人拉下来,换上另一个。自毛泽东之后,每有社会不公,每有穷人受到屈辱,都自然而然地把希望寄托于毛泽东式的大救星再次现世,以解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 第二,反对自由主义。自由本是人类最美好的词汇之一,这是人之为人的尊严重要标志之一。结果,由于毛泽东的一篇《反对自由主义》把自由界定为这样: “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更为可怕的,这篇歪曲自由主义的文章,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一直收录中学课文,并且成为最重要的篇目,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几乎都是由这篇文章而来。中国人从此对自由深恶痛绝。中国人站起来之后很快就再次跪下去,一个巨大的枷锁深深牢固地套在中国人身上,世界上再要找到一个如此厌恶并且恐惧自由的民族恐怕是很难了。人的尊严之一就在于有自由。人的幸福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于有自由。但是,自由在中国,已经被毛泽东的一篇文章与他严密的告密制度,变成了洪水猛兽。 一个习惯于自虐与自残的民族,绝不是无缘无故的。数千年来统治者愚民,而被愚之民,是最容易转变成为暴民的。毛泽东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有利的文化资源。 第三,民主,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是让无数中国人,一谈及民主就摇着叹息的重要理由。至今还有多少中国人认为民主就是 “ 文革 ” 式的那种暴民运动,就是揭发批判与大鸣大放大字报,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样认识的人不在少数。正因为这样,许多人因此就认定民主社会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人不配享用民主,中国人素质不高之类。民主一度而且还将成为谈虎色变的东西。 中国人很少有人能够明白民主的重要原则就是:服从多数,保护少数。制定宪法,限制政府,约束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社会多元化,各种利益都应当有合法诉求,左、中、右都可以合法存在。而当今中国有人借民主进行教育改革,其实使用的办法与指导思想就是这种所谓的告密 “ 民主 ” 与批斗民主。其实无论怎样鸣放,最后还是要集中到一个人来专断。这就是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至今仍然是十分有效的“民主集中制”。 其 实,毛泽东也并不全是对民主的故意歪曲,至少在他还没有真正掌权的时候,一些对民主的认识还是比较到位的。这一点只要读读 1940 年代许多由他亲自撰写的《新华日报》社论就可以知道;还可以从他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关于如何跳出千年专制循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对白中也可以得知 。 第四,让中国人分不清 “ 共和国 ” 与 “ 帝国 ” 的真正界限 。中国人在他的一声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 之后,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真正站起来了。其实不但没有站起来,反而在他面前跪得更彻底了。他还十分潇洒地说过,一切反动派,一切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反动一词后来就成了美国的象征。凡是与美国有关联的东西,都是反动的。美国明明是民主选举的总统,却被毛泽东说成了是 “ 帝国 ” 。而中国才成了真正的超级帝国,在万人称颂、一片欢呼声中,享受着 “ 大救星 ” 、 “ 万寿无疆 ” 、 “ 伟大导师 ” 之类肆意宰割。…… 中国的政治资源, 在 被毛泽东 如此挥霍一空之后,中国人的脑袋算是彻底脑残了。 毛泽东将中国的政治资源挥霍一空的同时,还“创造”了多重似是而非的 思想迷雾,使人难以从其迷魂阵中跳出来。特别是中国权贵专制成型之后,有些行为更为狂热。比如—— 一、关于农村包围城市。 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中国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被誉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和人们知道的陈胜吴广,梁山好汉,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有何区别?哪个不是建立根据地,然后伺机夺取政权?! 二、阶级斗争理论。 二战后,当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经济、文化的时候,中国却一直在搞阶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且还其乐无穷。以贫富和职业的不同把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毛泽东告戒大家 “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毛泽东命令全国人民 “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 就人类文明史的这几千年来看,完全消灭贫富差别是不可能的。人在财富上存在差别是很正常的。这就象树木有高有矮,同一种松树也不会完全一样齐。这就象动物跑步,有快有慢,同样是豹子,也不可能都跑得一样快。政府的作用是为人们提供公平的发展条件,公平的规则,使人们能够尽量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不是把长得高的树木砍成侏儒,把跑得快的豹子栓上一个大铁链子。政府可以征税以增加福利,减轻贫富差别,政府可以号召盖茨把钱捐出来,但政府不能把盖茨揪斗,然后,把他的财产抢了分给穷人。毛泽东一直盛赞所谓 “ 杀富济贫 ” ,其实是一种无视人权和法律的野蛮行为;当代权贵 “ 杀富济贫 ” ,则为自己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捞钱。而早在古代罗马的法律中,就明确地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人类存在职业分工是很正常的。职业分工促使人类快速发展。再过一千年,职业分工也不可能消除。阶级斗争的荒唐在于,各阶级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单单某一个阶级就有权力对其他阶级专政?为什么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就必须被专政?! 三、 “ 知识越多越反动 ”—— 反对知识,反对智慧,打击知识分子。 人类的伟大就在于崇尚知识,追求智慧,尊重知识分子。哲学的本意就是爱智慧。古希腊人之所以创造了无比辉煌的文明,正是因为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对智慧的追求,对智者的无限崇拜。培根也说:知识就是力量。可是,在 20 世纪的中国,却践踏知识,愚昧大众,消灭知识分子,烧毁了古今中外的代表人类知识和智慧的书籍。关起国门,封锁人们的视线。对知识分子批斗,改造。把知识分子骂做臭老九。骂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是: “ 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 ” 鼓励学生停课闹革命,殴打自己的老师。在世界各国争相保护人才,尊重人才,吸引人才的时候,就算大师级、国宝级的陈寅恪、季羡林等也都是可以随便捏死的蚂蚁。 这遗毒今天还在。比如中国第一个脑外科博士郭品正被下岗,走投无路的他后来被美国聘请,去了美国。凤凰卫视的一期节目里一位大学老师讲,现在在大学里教书,谁认真钻研业务,认真教书,谁就被边缘化。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环境还没有真正形成。 四、越穷越光荣。 当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美国的工人很富时,毛泽东责问道,你去美国就学了这些吗?把最穷的无产阶级说成是最优秀的阶级。无产阶级中肯定有优秀人物,但谁能证明最穷的集团就是最优秀的集团?现在,非洲的无产者最多,是不是非洲人最优秀?中国西部的某些地方至今还有人很穷的,是不是他们就最优秀?某地有个村子绝对无产,因为他们是集体外出要饭的,已经形成传统。是不是他们这一伙人最优秀?! 五、一切公有。 至今来看,比较正常的社会财富所有制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有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但只占一定比例。以为公有是大家共有,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去仓库里拿出自己的那一份东西。国有,更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为创造财富的人民,无论是谁也不能决定财富怎么支配,怎么分配。能支配财富的人才是财富的主人,这个主人在中国大陆执政当局,以及散布各处的官员而已。 公有,就是官有。 六、不准许别人思想的思想怎么可能是好思想。 人类历史上上产生了无数的思想派别。如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有道家,有墨家,有儒家。古希腊也有很多派别。他们相互争吵,但很少有一种思想是不准别人思想的。但毛泽东时代,反写文章,写教材,里面必须都有毛泽东主席语录。只有一种思想伟大,其他人的思想都是毒草,都反动。于是,十亿人只能够闭上嘴巴,停止思想。 然而,不准别人思想的思想怎么可能是好思想?不准别人思想的思想,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真金不怕火炼,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今天还在畅销。老子的道德经今天还在畅销。没有新的智慧,没有普世的价值观。靠行政手段创造的发行量超过圣经的毛泽东思想奇迹,如今已成为历史的笑柄。 因此,中国人的思想迷雾要作二重跳。第一重跳是从毛泽东思想的迷魂阵中跳出来。这是个难题,一来是前 30 年毛泽东的暴力镇压和谎言愚民,让中国人造成了许多错觉,让整个民族形成了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的民族人格,至今仍无法自拔;二来当政者不敢非议毛泽东,否则自己的合法性无从说明;明知道继续崇毛只能害国害民害己,但就是如同鸦片吸食者明知有害还无力摆脱。有此二点,相对来说要跳出这个陷阱将极为艰难。最主要的,还因为权贵肆虐之下,穷人将只有有增无减,即使从泄愤的角度看,人们也离不开对毛泽东的枪杆子与铁锤的狂热。 日前,笔者博文《毛泽东和他的 “ 夫人 ” 们》后,有读者留言:“他有犯不少错误,但有点可以肯定他没贪污,没有欺负百姓。”看了之后,笔者啼笑皆非。这和 毛泽东的孙子毛泽东新宇发表的文章《爷爷激励我成长》中 “ 爷爷一生艰苦朴素,穿过的两件睡衣打着 59 个和 67 个补丁 ” 一样,也是最能体现毛泽东特征的一句话。 毛泽东果“ 没贪污,没有欺负百姓” 吗?如果真这样,笔者就不会再写非议毛泽东一个字。可事实上,实际上毛泽东是惊人的超级特大富翁,钱花在身边女人、卫士身上的数量也是非常惊人的,简直是挥金如土。而他的破衣烂鞋,也就装装样子,为了宣传而已。世人未能看得见毛泽东生活真相,是因为有严格的保密措施,将毛泽东真相严密包裹起来,绝密地封存起来。在毛泽东死了 26 年后 ——2003 年 7 月,毛泽东的特大富翁真相才在小范围解密,让少量的人见到了毛泽东的超级富翁风采。 毛泽东自称是无产阶级,在物质上一无所有。请看《毛泽东人生纪实》的一段故事:“ 1966 年夏,邢台突然发生地震,波及北京。这一天,毛泽东正在中南海的住处办公。护士长慌忙走进来,一边说地震了!地震了!一边搀扶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走。刚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返回屋里去,把案头上放着的一包牛皮纸挟在腋下,这才随护士长走出屋外。护士长看见毛泽东只挟了包牛皮纸就问:‘主席!屋里那么多好东西您不拿,为什么就拿这包纸啊?’毛泽东回头瞥了一眼‘主席办公室’,感叹地对护士长说:‘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自己写的诗稿属于我的。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啊!’”按照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指的是产业工人,农村的雇工劳动者不在此列。到了庸俗功利的 “ 马克思主义者 ” 毛泽东笔下, “ 无产阶级 ” 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毛泽东的阶级划分,不是从 “ 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地位 ” 及其同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准出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产阶级,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毛泽东都不是,因为他既不是产业工人,更不是穷人,而是拥有大量私人钱财、挥金如土、生活奢华的超级特大富翁。 比如 在主要是由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和撰写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这本书里,有一个毛泽东的“ 60 年代初用的西餐菜谱”,配有照片,上面的文字说明写道: 1961 年 4 月 26 日 ,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的一套菜谱。这菜谱并不是宴请客人摆酒席用的,而是毛泽东的日常伙食。其中包括下列这些异国风味的鱼虾: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原文如此)、咖哩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要知道 1961 年是中国大饥荒时期,期间全国饿死 4 千万人,刘少奇直言“人相食,是要上史书“的时期! 老百姓饿死而毛泽东如此奢华生活,毛泽东果真“ 没贪污,没有欺负百姓” ? ! 1961 年 9 月,蒙哥马利第二次访问中国大陆。政治上幼稚而天真的将军,问毛泽东准备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 “ 这个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 ‘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 ,我看叫 ‘ 接班人 ’ 好 ……” 毛泽东当时已有一百多万元人民币存款,但是张嘴就撒谎没有存款。请看《毛泽东人生纪实》的一段:“除工资外,毛泽东拥有大笔稿费。在五十年代,稿费数额就达人民币 100 多万元 …… 把这笔巨款全部交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毛泽东不但在手下奴才面前撒谎,在外国人面前也随便当众撒谎。 毛泽东的巨款并不交公,只是交给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而已。特别会计室不可能保存那么多现金,还是得到银行帮毛泽东存起来。毛泽东在银行里有存款吗?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 有 ” 。那么,毛泽东当众说自己在银行里没有存款,就是当众撒谎。 鄙人孤陋寡闻,除了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有特别会计室,没有听说过哪个单位有特别会计室,实在搞不清楚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特别会计室是否专门为毛泽东服务而设置的,若是如此,特别会计室运转所需的办公费用、人员工资等等支出应该加到毛泽东所耗费的民脂民膏大山上。但大陆有公开报道,毛泽东在 1976 年就有超过 7600 多万元私人存款。这是非常惊人的,比之 2006 年、 2007 年的 7600 多亿元私人财富,还要惊人得多,因为 2006 年、 2007 年有十亿元以上财富的人家多了去了( 2006 年 10 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原毛泽东统治区范围出生成长的中国人,第一富人张茵有财富 270 亿元;有财富 10 亿元的陈忠孝、朱永兴等 44 人,仅得并列第 325 位。 2007 年 10 月发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有 10 亿元财富的陈零越、朱永兴等 68 人,只能并列排在第 654 位),而 1976 年的时候,毛泽东统治下的 9 亿多中国人中,有 10 万元以上存款的人家只有毛泽东一家。 比如广东兴宁,历史上并不是闭塞穷困之地,而是富有经商传统的文化之乡。清朝末年,现代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参加该会的兴宁籍留学日本学生多达 14 人。中华民国政府时期,兴宁被誉为 “ 小南京 ” ,外地则有 “ 无兴不成市 ” 之说。 1976 年终,兴宁县有 838322 人,个人储蓄存款余额 622.4 万元,全县个人存款不到毛泽东个人存款的 9% ,人均 7.42 元,不到毛泽东个人存款的一千万分之一。 1976 年兴宁全县农村信用社社员储蓄 154.9 万元,农村人口 778114 人,人均 1.99 元,不到毛泽东个人存款的三千八百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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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赵之洪:小道消息:“林彪出事了”

赵之洪:小道消息:“林彪出事了” 进入专题 : 九一三事件    ● 赵之洪       赵之洪,退休金领取者。“九一三”事件发生时20岁出头,是北京四中1968届毕业生,因身体残疾而未下乡,暂时留校等待安排。          “九一三事变”的发生,对中国的政治格局、社会结构、历史进程及每个人心灵的撞击,无须我在这里赘言。然其自身的云谲波诡,仍如一团乱麻和迷雾,至今没有得到令人(起码是我本人)信服的梳理和破解。我想,这个历史的重任,恐怕只能寄希望于当代人的下一代甚至下N代的努力了。     有人说,40年前的往事恍如隔世,难以追记,似乎也懒得追忆。我亦以为往事的确恍如隔世,却又觉得像是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而且难以释怀。我当然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对当年“九一三事变”及林彪其人其事做出科学、严谨、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但可以在40年后的今天,追记我这个社会边缘人是如何在较早的时间,从身边流传的小道消息和扑朔迷离的蛛丝马迹中得知“林彪出事了”的前前后后,或许能够为研究文革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社会心理的学人、思考者及爱好者,提供一份“流水账”式的资料。     ——题记          1971年9月下旬时,我还是北京四中“老泡儿”中的一员。     何谓“老泡儿”?     从1968年开始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有限量的厂矿招工及部队征兵,让京城各中学文革前入学的“老三届”和文革中入学的六九届毕业生基本走光。剩下的毕业生,或由于本人身体伤病残,或由于家中老人年迈需要照顾,上山下乡有诸多困难,而成为待分配的“老生”,也被低年级同学谑称为“老泡儿”(大概是老泡在北京不走之意吧)。这是一个说是学生,又已毕业;说是毕业,学籍档案又都在学校的特殊年代的边缘群体,在北京四中约有百十号人。我因自幼腿疾,行走不便,自然忝列其中。闲来无事,承蒙有关老师的信任,邀我到学校图书馆帮忙,我乐得既干活儿又看书,欣然应允。于是我在图书馆一直工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做义工)到1974年夏离校就业。     记得1971年9月,暑假后的开学之初,学生们即停课练队,准备国庆22周年的天安门游行。大约是十几号,眼看就要彩排了,忽然有领导宣布:“接到指示,今年庆祝十一不游行了……毛主席说了,国庆游行太浪费,劳民伤财,不要搞了嘛。”这个“游行劳民伤财说”究竟是不是 “最高指示”,现已无可考。不过取消持续了20多年的国庆游行,的确令很多人不能理解。当然,不理解也是要坚决执行的,各学校的练队戛然而止,恢复上课。     过了几天,好像是20号。我正在图书馆登记卡片,一位校领导(后来调走,其姓名已记不起来)进来翻报纸,随便搭讪几句。他无意中瞥见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两张毛泽东和林彪一起检阅红卫兵的邮票,沉吟片刻,对图书馆老师说:“这两张邮票别在这儿压着了,收起来吧。”老师不解。校领导又说:“林副主席很谦虚,最近指示不要宣传他个人。上边传达把林副主席的照片、题词都收起来,不要再挂了。”     三天后,一个在部队文工团工作的小学同学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为迎接国庆,他们团排演了一台歌舞晚会,其中演唱一首歌,歌中唱道:“一轮红日照海疆,林副统帅题词闪金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日前总政审查时,非要拿掉这首歌不可。我纳闷:“电台不一直在播嘛,是你们唱的不行吧?”她狡黠地眨眨眼:“你注意一下,现在还听得见吗?”似乎话里有话,另有隐情。     毛主席“反浪费”,林副主席“很谦虚”,都是那样地自然而在理,除了觉得一张小小邮票都不让放有点小题大做外,我还感佩于毛、林二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哩。然而,歌颂林副统帅的歌曲被拿掉,各单位又惟恐不及地一窝蜂撤下林彪像和题词,甚至《毛主席语录》卷首林题“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也被告之“最好撕下”,却让我心头掠过一丝疑云。连续几天接踵而至的变故和消息,终于构成一个谜团,在脑中萦绕。我朦胧地感到,中央高层是不是又有事了?     四中有个凌石军老师,精通日语、俄语。我和他很熟,经常聊聊天。凌老师有一台当时觉得相当高级的日产带短波的半导体收音机,晚上常用它收听日本NHK的新闻广播。这个秘密是我到他家借书时,他向我透露的。我们聊天的主要内容也是日本广播中所报道的中国社会情况。在国内媒体终日营造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氛围中,这些被称为“小道消息”的只言片语令人眼界大开。小道消息在民间的传播,被官方指斥为“传谣”,乃文革期间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其主要兴奋点是中央高层的人事变动,所谓谁“上来了”,谁“下来了”,谁又“出来了”,不一而足。文革动荡,官方宣称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大民主”,但从“彭罗陆杨”到“刘邓陶”,从“王关戚”到“杨余傅”,再到陈伯达,一个个“战役”外加一个个“回合”,一批批打倒复一批批“解放”。而被冠之以“革命群众”的老百姓,只有事后声讨的资格,没有事先知情的权利。“关心国家大事”的老百姓厌烦两报一刊的鼓噪和中央文件的说教,总被印证的小道消息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十几岁中学生,普遍倾注着浓厚的兴趣,传播之快,流布之广,均难以想象。其来源一部分是高层人士及其亲朋有意无意的散布,而主流则是海外媒体的报道,俗称“出口转内销”。此风直到1989年的春夏之交仍在延续,据官方主流报刊记者的记述,那一阵带短波收音机的销售竟成“井喷”之势。     那天,凌老师又到图书馆看书。我凑过去,悄悄将几天来心头的“疑云”和盘托出。他边听边点头,神情凝重地伸出两个手指头,嘴里念叨着:“木……木……”。见我不得要领,他又在小纸片上匆忙写下:“二号、林”同时向下一挥手……此处无声胜有声,像是一声惊雷,震得我顿然“开窍”——林彪出事了!     当晚,一个在交通部政治部有个职位的亲戚来我家。说话间我向他求证林彪出事的真实性。起初他欲言又止,显然“党性”、“纪律”等原则在让他缄口。犹豫片刻,听到他嘴里嘣出断断续续的几段话:“中央文件已经下来了”,“这个人已经死了”,“想往苏联跑,飞机折下来爆炸”,“老婆儿子全完了”——我忙问这是为什么?回答是语焉不详的“想谋害毛主席”,“搞政变”。     我在惊愕、惶恐、疑虑中彻夜失眠,实在弄不明白“亲密战友”怎么会“谋害毛主席”;党章和宪法确立的接班人怎么会急不可耐地“搞政变”?同时又有一股冲动,如此爆炸性的新闻得赶快告诉别的同学。     次日上午,“老泡儿”们例行学习社论的聚会完毕,我来到一个常年住校同学的宿舍,这儿也是要好的同学们闲聊交流各色信息或小道消息的地方。我把这几天关于“二木”的传闻告诉在座的几位。当时的反响自不必多说,相信所有亲历者对惊闻“九一三事变”时的心底纠结及周围众生相都会记忆犹新。     不想一宿之后的早晨,校革委会副主任康辑元叫我去一趟办公室。康是“三八”(泛指1938年前后参加革命)老干部,资历不浅,文革前任校党支部委员兼主管总务的副校长,大家习惯地称其“康校长”,一直延续到文革中也无人改口称其“康主任”。此公解放后一直在文教口工作,是校领导中唯一一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未受到任何冲击,甚至质疑的领导干部,个中原因不得而知,我以为堪称奇迹。     办公室内没有别人,康校长脸色平静,开门见山地问我最近是不是听到“中央的一件事”。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察觉到有人打了“小报告”,别无退路,我点头称是。接着的问题就是“谁告诉你的”。按当时流行也是颇为滑稽的应答是“在公共厕所蹲着时,听到墙那边如厕之人的议论”。此说一利自己脱身,二免得给别人找麻烦。我觉得既然中央文件已经传达,此事大概不是谣言,便如实相告听亲戚说的。康点点头,显然无意再深究消息来源,又问我都告诉谁了。我说在同学宿舍说过。     后来,我知道了,是李某,一位60年代初的留校生举报了我。清理阶级队伍时,他是专案组成员,当时仍在负责专案审查的扫尾工作。他住的教工宿舍就在我们闲聊之处的隔壁。真乃隔墙有耳,防不胜防。40年前,阶级斗争这根弦就是这样紧绷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处处都有警惕的眼睛和耳朵。我很庆幸自己对康校长的实话实说。     康校长可能认为我的确老实,也没再追问我对此事的看法,转而严肃地说:“这个事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只想跟你说,咱们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个事是真的,那么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传来传去,会有什么结果?中央的每件事都有毛主席的安排,你这不是扰乱人心,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吗?你说是不是?”     “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帽子虽然扣将过来,但我心里倒有了底。康校长的口气分明透着我并没有造谣污蔑、恶毒攻击的意思。我想,按康的干部级别,即便还没有听到关于“二木”事件中央文件的正式传达,肯定也闻到某些风声。他找我谈话也许是出于老革命的原则性和责任心,维护中央的权威?也许是出于善意,怕我信口开河,再捅出大漏子?我从忐忑中平静下来,心想也用不着虚与委蛇了,干脆把这几天的真实想法告诉他。     我说:“我怎敢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退一万步讲,假如这个事是真的,大伙儿奔走相告,这不正是毛主席所希望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嘛!回想十二年前的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出事了,那时候普通群众谁知道?当然也没有什么传言。我还是两年后从在军区的舅舅那儿知道个大概。当时他家有一本《保卫延安》,我急着想借走,他嘱咐只能自己看,千万别外传,说书里歌颂的彭司令犯了错误,所以这本书也不让看了。后来文化大革命批《海瑞罢官》,批彭德怀,庐山会议的事才公之于众。从1959年到1971年,革命群众变得这样关注党中央的变动,我觉得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成果,群众真的发动起来了……”     康校长专心地听我说,没插一句嘴,表现出特有的城府。但从其表情来看,显然不能苟同。等我说完了,他干咳一下,说:“你有你的看法,能说出来就好,我也不跟你辩论……形势很复杂,很多情况你并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一定要听中央的。你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可还是太年轻。很多时候不要听风就是雨,静下心来沉稳沉稳再说,好不好?”继而严肃地叮嘱道:“那事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     我答应着“不说了,不说了”,退出门去……     10月下旬,当关于“九一三事变”的中央文件要传达到基层时,林彪折戟沉沙已是路人皆知。可见我虽然承诺“不说了”,但任谁也堵不住群众的嘴,这一爆炸性的小道消息依然不胫而走。     我从正式传达的中央文件的附件中,进一步得知还有一份“571工程纪要”,可弄不清其内容究竟是林彪授意的,还是林立果所想的。我还得知,敢情1966年文革初起,毛泽东从湖南滴水洞给江青写信,就对林彪5月讲话中大谈历朝历代的政变心存疑虑,颇不以为然。我还被告知,江青对“既然如此为何还要选林彪为接班人”的疑问有这样的解释:“(林彪一伙)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我以为,斯言不谬。无论从哲学的实践论、认识论,还是从政治权谋来说,都有其特定的道理。江青(党中央?)为维护中共和毛泽东的权威,抑或是起码的面子,煞费苦心铺了个还算说得过去的台阶。可不久,不知幕后怎样一番策划,报刊上又连篇累牍地暴揭林彪老底,什么井冈山时期,他就散布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言论;什么辽沈战役时期,他拒不执行毛主席攻打四平的部署而贻误战机——简直令人啼笑皆非,策划者自以为得计,真拿关心国家大事的芸芸众生当傻B了。     还有一个小插曲,传达关于“九一三事变”的中央文件时,我看到康校长也坐在后面。散会后我和他走了个对脸,他表情极不自然,似欲言又止,急忙转身匆匆而去,我也就知趣地没打招呼。如今步入花甲追忆往事,忽觉40年前自己实在是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回应康校长时的言辞和态度未免有些不厚道。唉……          此文匆匆写完后,笔者又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确认“九一三事变”后,官方“大道消息”的发布过程是:同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9月18日通知的范围的通知,要求将9月18日通知传达到地、师以上党委。同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决定在10月中旬,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同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传达的通知。         进入专题: 九一三事件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文革博物馆 > 历史事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2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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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 | 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

  前两天在北京参加了一个活动,谈到最近沸沸扬扬的茅盾文学奖,我说这是个门背后的奖项,给我我都不要.这话说得不太严谨,其实我压根就没有机会参选,更没有可能得奖,体制这个东西比较牛,牛固牛矣,但老子一直不尿他.这是心里话,即使这个奖真的发给我,老子也坚决不要.谁要是把这理解成酸葡萄心理,随你大小便.   声明:这没有对茅盾先生不敬的意思.   以下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条例,我看后居然颇有一些道德优越感.   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修订稿)        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先生生前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而设立的,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一、指导思想   茅盾文学奖评选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导向性、公正性、群众性,注重鼓励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创作,推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厚审美意蕴的长篇小说。   二、评选范围   1、茅盾文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凡评选年度内在我国大陆地区公开发表与出版的由中国籍作家创作的,能体现长篇小说艺术构思与创作要求,字数13万以上的作品,均可参评。评选年度以前发表或出版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优秀之作,也可由有关单位慎重推荐参评,通过初选审读组筛选认同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获得评委会半数以上委员的赞同后,亦可列入评委会备选书目。   2、多卷本长篇小说,应在全书完成后参加评选。   3、鉴于评选工作所受的语言限制和其它困难,凡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长篇小说,以汉文的译本出版后参加评选。   三、评选标准   1、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要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   2、要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鼓励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   四、评选机构   1、评选工作由“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承担。   2、聘请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出任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评委会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委员若干名。主任、副主任人选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提名。委员人选由中国作协书记处提出候选名单后,以随机抽取的方式,从候选名单中产生。候选名单一般应为评委人数的二倍以上。主任、副主任以及评委名单产生后,应由中国作协书记处批准,报请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3、评委会的构成,应保证京外评委不少于评委总数的1/3。   4、评奖委员会下设评奖办公室,负责评奖活动中的具体工作。   五、评奖程序   1、参评作品征集。征集工作由评奖办公室进行。办公室应在开评前向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全国各有关出版单位和大型文艺杂志社发出作品征集通知,请他们在规定期限内向评奖办公室报送符合评选要求的参评作品。   2、推荐备选作品。评奖办公室提请中国作协书记处批准,聘请熟悉长篇小说创作的若干评论家、作家和编辑家组成初选审读组,对推荐作品在广泛阅读、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筛选,提出适当数量的作品,作为提供给评委会审读备选的书目。经由三名以上评委的联合提名,可在初选审读组推荐的书目以外,增添备选书目。全部备选书目应在终评前一个月在相关媒体上予以公布,以便广泛地听取读者意见。   3、投票产生获奖作品。评委会在认真阅读全部备选作品的基础上,参考各界反馈意见,经充分的协商与讨论,最后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获奖作品。投票分两轮进行:第一轮,对候选篇目进行初步筛选;第二轮投票,决定获奖作品。作品获得不少于评委总数的2/3的票数,方可当选。   4、获奖作品的数量。每届评委会根据长篇小说创作的实际状况确定该届评选的获奖数量。为保证此项文学大奖的权威性,应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获奖作品为3-5部。   5、评奖揭晓。评选结果由中国作协统一发布,并隆重召开颁奖大会,向获奖作品的作者颁发奖状(证书)、奖牌和奖金。对获奖作品的出版单位和责任编辑颁发证书。   六、评奖纪律   1、为确保评奖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群众性,茅盾文学奖实行评委名单以及评委会评语公开制度。评委会对获奖作品分别作出简短的评价,评奖揭晓时公之于众。   2、严禁不正之风。评委会委员、初选审读组成员以及评奖办公室成员,一律不得参与任何有可能影响评选结果的不正当活动,杜绝行贿受贿和人情请托等不正之风。一旦发现此种行为,有关评委或评奖工作人员的资格应予取消,有关参评者的参评资格亦应予以取消。   3、实行回避制度。评委会成员、初选审读组成员若有作品参评,或与参评作家作品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如系作品的责任编辑或系参评作者的亲属等),应主动回避。或相关人士退出评委会,或作品退出备选篇目。   七、评奖经费   1、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经费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负责筹措。   2、欢迎企业、团体、个人对该项评选活动予以赞助。   八、本条例经中国作协主席团通过后颁布施行。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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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 | 梨花飘落的瞬间

按:前两天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请我为2011级新生做了次入学演讲,这是讲稿。因为时间关系,有些话未能在现场讲。       郭英剑院长让我在这里讲几句话,我想他也许找错人了,因为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收不到激励人心之效。按这个时代公认的标准,成功人士就是要有很多钱,住很大的房子,开很大的车子,如果你是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如果你是男,身边要带个女的,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这些东西我一样也没有,我是个作家,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作家这种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穷,二是脏,三是骚。有些青春文学作家穷倒不穷,但后两个特点依然还保留着。就我所见,“作家”这个词跟落魄、潦倒有很大关系,跟二奶和二奶的链子屁关系也没有。我唯一的成就,就是出过几本书,有人觉得还行,有人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木材,所以今天站在这里,我自己都有点羞愧,因为我不是什么好榜样。但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站了上来,原因只有一个:我想你们也许需要听一点不同的声音,不同于这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教你发财,也不教你成功,只是几个简单的祝福,祝你正直,祝你聪明,祝你活在某种文明之中,而不是只为了一堆臭钱活着。     19年前,我和你们一样,背着大包小裹,告别故乡来北京读大学。几天之后,系里请了一位长相猥琐、穿着米黄色西装的家伙给我们做入学演讲,我那时比较单纯,也就是傻,在交流环节举手提问:老师,你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应当怎样渡过?这位老师反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听真话,他说,如果要听真话,那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时还没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奋发图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学生干部,入党,力争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都有贡献的有用人才。我又问:那假话呢?他说:如果要听假话,我劝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了。生活应当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吗?干吗要听别人的?要我说,大学四年就该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别是谈完恋爱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不妨读读书学学文化。我也不劝你贡献国家社会,不,你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所贡献,其次贡献家人,再次贡献亲戚朋友,最后才轮得到国家和社会。你也不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有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儿,它简单粗暴,把人当成某种东西。你不是一根木头,不应该考虑自己能打人还是能做劈柴,你有知觉、能感受,是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万物的“有用”都为你而设,你只需要去感受这种幸福,但你自己不应该有用。     按照某种正统的观念,这位老师就要算是误人子弟,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有着大好的前途,可以当律师、商人或者煤老板,就算当不上,至少也能活得抖擞,就像励志书里写的,每天起来数一遍口袋里的钞票,然后贼心不死地冲向更多的钞票。可是被他一番误导,我不幸地走上了邪路。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最后居然成了一名作家。19年后,当我想起这几句所谓的假话,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别的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21世纪的中国有许多特产,最显著的有三种:第一是麻将,第二是阴谋诡计,第三就是形形色色的官。如果把这些官全部关到笼子里,肯定比北京动物园要有趣得多。这些官,人们称呼他张局长、李书记,然后他就会活在局长、当书记的自豪感中,全然忘了自己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个官。还有那些野蛮的拆迁队员,那些毒打小贩的城管,大概都是忘记了这个:他们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城管。还有一类人无以名之,只能叫“大义灭亲者”,对这种人来说,如果他爸爸和公社的木头同时掉进水里,他选择去捞公社的木头,然后看着他爹淹死;如果在妈妈垂危和进京唱红歌之间选择,他选择唱红歌。这种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称为英雄,我不反对,但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人。大学中也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独特的国情,大学不可避免地被金钱和政治污然,变得臭气熏天。两年之后,你们中的某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他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当上主席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说话一套一套的,不过多半都是官腔;办事有板有眼的,不过多半都是表演,他有很多口头禅,包括“紧跟、狠抓、全面落实、团结一致”,好像被宣传部附体了,至少也是被校团委附体了。如果到那时,你还能记得我的话,你就可以这么想:当上个破主席,他就不是人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祝福: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是革命的一块砖,也不是某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既不是谁的羊,也不是谁的枪,你是你自己。你可以当局长、当书记,可你知道,那并非你的全部,只是你的一个头衔。你也可以加入某个组织,但不该无条件地属于它,甘心情愿做它的奴隶。你是一个人,万物之灵长,也是万物的尺度,你是自然造物中最为神奇的一种。你不必过于强求身外的财富,因为你已经是超级富翁了。想想看,如果做“人”需要指标,你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这个指标?你生而为人,而且正在最好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件无价之宝,它闪亮、脆弱、如梦如幻,每个人只能拥有几年,这东西就是:青春。你考取了民族大学,说明你高考还算顺利,可是没必要过分自豪,因为在十八九年前,你曾经赢取过另一场更残酷的考试,那次有几亿对手,但你打赢了,所以才会成为今天的你。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在座的大多已经年满十八周岁,所以我的第二个祝福,就是祝你成为一个现代公民,不是古代的黔娄、黎庶、编户之氓,也不是所谓的“人民”之一。我们这个国叫人民共和国,许多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连监狱都可以叫人民监狱,在这么多机构中,除了人民监狱和人民有点关系,其它的离人民都很远,人民代表基本上不能代表人民,人民公安基本上与人民为敌,人民的公仆基本上骑在人民头上,所以“人民”二字基本上就是个虚词,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民,你的名字叫沉默的大多数。但公民不同,身为公民,除了要和人民一样纳税,更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希望你们到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读读《宪法》,那里规定了许多权利,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游行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你的,你自己的,不应该被随便夺走。如果有人夺走了,你就应该像个真正的公民那样,堂堂正正地去找他要回来。     与人民相对的,是君主;与公民相对的,是政府。身为公民,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除了关心自己、家人和朋友,你还应该关心政府。政府应该是你投票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你分给它的,就好比一个物业公司,因为你不想为了清洁、保安等事操心,所以花钱请人来做。政府就是你花钱请来的物业公司,它做得不好,你应该批评它,并且帮助它改正,如果它不肯改正,你甚至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换一家公司。它做得好,你还是应该批评它,因为你想让它变得更好。     身为公民,你应该明白: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更不等于爱皇上,中国历史上曾有过80多个王朝,它们兴,它们亡,中国还是中国。历史上还有过800多位皇帝,他们生,他们死,中国还是中国。你应该知道,“中国”这个词有三重含义:地理上的中国,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前两者都值得爱,后一个不值得,或者至少,你要看它做得好不好才决定是否爱它。     身为公民,你应该独立而清醒,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机构,这国中有许多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谎言,在电视中、广播中、报纸上,在随处可见的任何地方,但你已经年满十八周岁,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高中生,那些美丽的童话听了笑笑即可,没必要当真。我们知道,这世上没什么东西是完美的,桃花源中也有灾荒,礼仪之邦也要收月饼税,再伟大的人也要上厕所,和你我一样;再大的官也要抠鼻孔、擦眼屎,和你我一样。古人说:人皆可为尧舜。我理解这话的意思,除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尧舜那样,正直、勇敢、善良、勇于担当,它还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尧舜那样的政府首脑,即使我们不屑去做,也不应该盲目崇拜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尧舜除了权力大一些,其它和我们一样,他上厕所的时候,他抠鼻孔、擦眼屎的时候,和我们一样。     身为公民,你不再是国家的一份子,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相反,这国家有你的一份子,如果把它分成14亿份,有一份属于你,你是14亿股东之一。它好,有你的一份,它不好,也有你的一份。你应该行使自己最重要的权利:投票、说话。如果你相信某人,可以投他的票,让他为你做事;如果你对他不满意,也可以把他选下去。如果你觉得政府不错,你可以选择说或不说,如果你觉它就是个混球,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未经你授权,没有人可以代表你,不管他是班长、团支书,还是学生会主席,如果他这么干了,请你告诉他: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还坚持这么干,请你把他当成骗子。     我的第三个祝福,祝你成为合格的大学生。从古希腊至今,世上的大学都为同一个目的而建立,那就是真理。我母校的前校长江平先生讲过一句话:一生只向真理低头。我很想找人把这句话写下来,挂在我们家的正堂,如果可能,我更想把它挂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的门口。     60几年来,中国的大学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多出来的是一些办公室、一些牌匾、一些头衔、一些学生干部模样的人,少的东西就太多了,我曾经这样评论:现在的大学,学术越来越少,权术越来越多;风骨越来越少,媚骨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讲道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你们知道,每年度都会有一个亚州大学的排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每次都名列前茅,而国内最著名的大学,如清华和北大,似乎从来没挤进过前十名。香港以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汇集了那么多优秀的大学,而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几万亿外汇储备,为什么连一所像样的大学都建不起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也很简单,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在这里说,希望各位可以深思。     当我们谈到真理这个词,必须明白:真理不为任何人、任何机构而存在,它就在那里,可以被发现,但永远不能被发明。真理这个词与金钱无关,与政治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与谁上台谁下台都无关,有些人一旦上台就迫不及待发明真理,这些所谓的“真理”,或许会传诵一时,但长久看来,必将成为历史的笑话。     中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吾爱真理,但更爱领导”,另一种相反,“吾爱领导,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应该站在真理一方。你可以尊敬领导,但应该更尊敬真理,在未来的日子,你或许会为了某种原因曲从于某些人、某些组织,但至少心里应该明白:真理是香的,而领导和组织只是闻起来香。     前些日子有大学教授宣称,如果他的学生毕业之后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回来见他。这就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原因。     前些日子曾有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结果被学生举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     我说过,真理是香的,而金钱就是臭的,至少没那么香。政治比钱更臭,特别是某种与人类为敌的政治,简直是臭不可闻。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大文豪萧伯纳写过一个剧本叫《巴巴拉少校》,剧中有个富二代叫斯蒂芬,和大多数中国的富二代差不多,这个斯蒂芬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有一天他爸爸教训他,说你天天这么游荡不行啊,一无所长,将来怎么办?斯蒂芬回答:我的长处在于能够明辨是非。他爸爸听到这话大为生气,说明辨是非是世上最难的事,科学家和哲学家终生思考,也未必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你这么一个东西,凭什么就能明辨是非?     这话没错,明辨是非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某些国家,有些人活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许多大学教授自己就很糊涂,比如北京大学那位著名的孔教授,按他的话说,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金氏父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嘉奖他的言行,我决定把他送到朝鲜去,据我所知,那里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在挨饿,希望孔教授可以在那里成功减肥。     身为21世纪的中国大学生,你应该明白,哪些话是对的,哪些则是混蛋话。对此有个基本判断:如果某个观点不介意与人讨论,也不怕被人质疑,它多半就是真的。如果某个观点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并且拒绝讨论、拒绝批评,肯定就是混蛋话。这世上有许多书,有些书教人以智慧,有些书只会让人更愚蠢,包括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与文史哲有关的部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是广告,另外三分之一是被审核过的事实。对此也有个基本判断: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只应该关心数字和定理那部分,比如北朝鲜的数学教科书:3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男孩,加上4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女孩,一共有几个孩子?标准答案是:7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孩子。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应该记住3+4=7,至于尊不尊敬,那就去他妈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知道,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从来都有很多种解读方式,如果某种方式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你就应该对之表示怀疑,并且尽可能地多读些书,多了解一些别的观点,然后回过头来验证其是否准确。     这也是明辨是非为什么困难的原因:如果长期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就会被这种声音催眠,并且无条件地相信它、服从它,甚至崇拜它。我曾经在传销团伙卧底,深知其力量之大,也深知其邪恶。我最近读过一本描述北朝鲜的书,叫《我们最幸福》,据书中所记,北朝鲜此时正在经历饥荒,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相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作为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对此有所警惕,你可以身在朝鲜,但你的心、你的精神,应当在朝鲜之外。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有一颗怀疑之心、一双苛刻的眼,还要有批判的精神。我们知道,世上的智慧都因怀疑而生,而在学术上,只有苛刻地审视,才可能接近真理。你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我们有伟大的汉字,有伟大的中餐,有美丽的旗袍,最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能发明出臭豆腐。可是你也必须看到,近一两百年来,中国人对科学、文学、艺术和学术几乎没什么贡献,我们输出的,除了廉价商品,依然是麻将、阴谋,以及形形色色西装革履的官员。有位德国导游长期接待中国官员,发现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去的,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红灯区。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除了意识形态,居然还有剩下的东西:性。     30多年来中国建造了无数高楼,可是精神世界的高楼,连地基都没打好。我们最近常听到几个词:复兴、崛起、强大,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强大绝不仅是GDP的强大,更要看其在精神领域有多少发明创造。哲学家谢林评价歌德:只要他还活着,德意志就不会孤独,不会贫穷。而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人,没有思想和艺术上的杰作,所谓复兴和崛起就只是一句空话,建再多高楼,修再多机场,也只不过是一片高楼与机场的荒漠而已。古人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事实上,自从孔子死后,或者更近一些,自从上个世纪的先贤们纷纷谢世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寒冬,极为漫长,也极为孤独,长达半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已经看到曙光了,因为有些人正在努力,也因为有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大多都是外地同学,在来北京的路上,你们已经见识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要说,你们很幸运,能够生在这个时代,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从没像现在这样繁荣,人类文明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发达,你们享受着文明的成果,也希望你们能对文明做出贡献,大导演伯格曼曾经说过一段话: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教堂倒塌了,人们聚集一处,建造了更为辉煌的教堂,教堂落成后,这些人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伯格曼说的教堂,其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大厦,它之所以辉煌壮丽,是因为许多人都曾参与建造,而且有更多人正准备参与建造。     我还要说,你们很不幸,居然生在了这个时代,与地沟油、毒奶粉、躲猫猫和各种强拆、血拆为伍,你们听过许多丑闻、黑幕,你们知道一个词叫“潜规则”,它的核心内容是金钱、权力,甚至是性,在座的某人或许正准备身体力行之。最耀眼的可能就是最肮脏的,最纯洁的可能就是最龌龊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人们说:这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世界,这话不对,这世界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如果你抱怨世界的败坏,请先问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说过,这世界之所以变坏,往往是因为我们没去想怎样让它变好。如果你对这世界不满,也请你相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不远之处,要到达那里,只需要我们每个人变好一点点。     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讲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曾经在一家单位供职,特别想当个部门经理,可领导就是不肯提拔他,这位朋友日夜为此烦恼。终于有一天,领导良心发现了,晋升的文件发到了这位朋友手里,他看了很久,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问自己:难道我日思夜梦、孜孜以求的就是这么一张纸?这又有什么意思?想了一夜,他决定辞职,然后到丽江租了一个小院,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院中有一棵梨树,到梨树开花的时节,他就会搬一把躺椅,沏一壶茶,拿一本以前来不及读的书,喝两口茶,读几页书,有时会睡上一会儿,睡醒之后就会看见,雪白的梨花一朵朵落到他的书中。     很多年之后,在座的各位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化,有的会成为高官,有的会成为巨富,有些人会成为大学者,一定也会有人早死。不管你活在哪一种人生中,你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幸福,可是又不知如何改变。我想原因就在于少了这样的“梨花一瞬”,你需要一段悠闲的时间,去品茶,去读书,或者什么都不做,只需要一个黄昏,看梨花如何从身边飘落。这就是我开头的那句话:如果你想幸福,仅有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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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重庆森林里的红色幽灵

重庆森林里的红色幽灵 作者:杜君立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9-21 本站发布时间:2011-9-21 11:07:58 阅读量:1次   人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米兰·昆德拉   在重庆,与歌乐山烈士陵园遥遥相望的沙坪坝公园里,在荒草和杂木间,有一片人迹罕至的森林。在森林深处,埋葬着无数红色的幽灵。一道长满青苔的高高的石墙,使他们与我们这个光怪陆离的和谐世界隔绝。这里113座坟墓里掩埋着400余名牺牲于枪弹和屠刀下的革命者。他们有年仅14岁的少女,有被称为“校花”的女中学生,有年轻的母亲,她们和她们的儿子、丈夫、父亲,交错地倒在这里。   4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一片森林又郁郁葱葱芳草萋萋,那个红色年代曾经的歌声、激情、战斗、眼泪、鲜血、枪声、颂歌和罪恶都已成往事,一切都被鬼针草、尘土和高墙的阴影层层覆盖。甚至,他们已经被人遗忘。   1967年7月8日,两派红色革命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战斗,9人英勇就义,伤近200人。这次战斗打响了“重庆武斗第一枪”。从此重庆革命运动全面升级,从使用小口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手榴弹到动用坦克、高射炮、舰艇,从巷战到野战,规模越来越大,为革命牺牲的人越来越多,革命圣地重庆又一次成为一个鲜血横流的红色海洋。   1967年8月仅仅一周时间,荣昌县革命人民为了保卫红色政权,就在战斗中牺牲78人。而望江机器厂革命造反派用3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消灭“敌人”240人,伤129人,打沉船只3艘,重创12艘,取得初次大捷;8月中旬,两派革命队伍在解放碑激战,交电大楼及邻近建筑被革命力量焚毁;沙坪坝区潘家坪发生大规模革命战争,双方为了革命政权共牺牲近百人;8月底,歇马场发生3000多人的参加革命,双方共牺牲40人,不久杨家坪街道争夺战又使革命双方牺牲100人。无论谁获得胜利,都是红色革命的胜利,这是多么令人激昂的革命前景的。   44年前的那个火热的夏天,火热的革命圣地,红岩精神鼓舞下的山城重庆成为红色中国最红最红的革命阵地。这里热血沸腾的革命群众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对待“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残酷无情,革命取得伟大的成功,敌人几乎都被消灭——没有牺牲的和没有被消灭的都被作为“杀人犯”逮捕枪决,英明的党取得了最后胜利。当革命已成往事,当青春化为炮灰,当红色歌曲变成无声的哭泣,往日的革命战场变成了一片阴森的坟场,留存在重庆那一片森林深处。   为了躲避美国和苏联的原子弹,毛万岁将中国几乎所有的军工厂都藏在深山老林中,因此山城重庆军工企业特别多。这些工厂都具备生产各种高效率杀人武器的非凡能力。天时地利人和,在“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形势一片大好”的火热年代,当年的重庆人民革命激情非常亢奋,革命精神无比高昂,战斗能力特别出众,因此A革命者与B革命者之间的殊死战斗不仅英勇而且残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双方动用了除飞机之外包括坦克、大炮、军舰、机枪在内的所有现代化武器,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们前赴后继浩浩荡荡。   当亢奋的歌声远去,当革命者变为森林深处的幽灵,这一块坟地终于成为重庆这块多灾多难的城市一个最为鲜亮的红色胎记,或者伤疤。多年以后,人们不知如何面对这块红色,或者抹去——把它炸掉,清除那不堪回首的革命遗迹与红色记忆;或者把它保留下来,以警示后人。后来,无处不在的红卫兵墓群都被一一削为平地。仅仅沙坪坝这块墓地在社会良心的努力下得以硕果仅存。这对无数化为灰烬成为孤魂野鬼的红色干将们来说,既是一种悲哀,也是一丝慰藉——至少还是有一块真实的泥土可以掩埋那肆意挥洒的青春。   在一个只有“文革”而没有“博物馆”的中国,沙坪坝为无数红色的幽灵留下的这块坟地将使我们更加懂得中国、懂得历史。这不仅是红色中国最为疯狂悲惨的一个纪念碑,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关于红色恐怖的历史标本。这里一块完整的碑文写道: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吐嘉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张光耀、孙渝楼、欧家荣、余志强、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杨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   不周山下红旗乱,碧血催开英雄花。披肝沥胆何所求,喜爱环宇火样红。你们殷红的鲜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红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   你们英雄的身躯,犹如那苍松翠柏,巍然屹立红岩岭上,歌乐山巅。   立碑者:重庆革命造反战校(原二十九中)。   很多年后,郑义先生用一部凄美的小说《枫》记录了重庆那一抹鲜红。当那一场红色岁月变成鲜血慢慢凝固、结痂,10年之后,一部电影让中国回到现实——《噩梦醒来是早晨》。当青青不再,当激情远去,无数当年红色政治的革命者成为一个理性现实的批判者,这块萋萋荒冢,不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矫揉造作,不是对革命鼓噪的招幡引魂,而是对一个民族狂热和愚昧性格的警告,他们以鲜活的生命祭告的是权力的大旗,而不是民族的复兴和民众的福祉,甚至连烈士都算不上。他们只是中国权力政治这台绞肉机里香艳可口的饲料。他们在错误的时代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或者说在罪恶的年代做了一件罪恶的事情,激情和蒙昧永远只能被权力利用和玩弄,蒙昧的人类只有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和罪恶的“替罪羊”时才体现出一种价值。那些无限忠诚的集体无意识,那种“为信仰而献身”的残忍,使无数革命者成为人类和历史的叛徒。   在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中,何志武自嘲道:“我穿雨衣的时候,也会戴墨镜。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会出太阳。”历史总是充满嘲讽。40多年后,红色的歌曲又一次在这块鲜血干涸的城市里泛起。时间洗去鲜血的腥臭,权力又一次披上鲜亮的袈裟,红色的历史被打扮成一个清纯浪漫的小姑娘。来自权力舞台的红色歌声与太阳帝国朝鲜的阿里郎将人们拉回到一个古老的世纪,恍如隔梦的革命幽灵借尸还魂夜夜归来。当年重庆革命时期的“坏头头”“三种人”周家瑜说:“我们当年的战斗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是为了“坚持自己信仰”和“革命的热情”。他在监狱服完16年刑期后出狱,对革命无怨无悔,每年清明时他总要到沙坪坝悼念他的战友。   文革过后,伤痕文学甚嚣尘上,红卫兵作家梁晓声写了《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以所谓“革命热情”作为“永不忏悔”的理由;“红卫兵”三字的原创者张承志则在《金牧场》中为充满血腥的红卫兵暴行大唱赞歌。正如徐友渔所言:“如果认可这些借口,人们会变得多么厚颜无耻。”在文革期间,大学红卫兵超过百万,连同中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超过一亿人。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司令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说:   被驯化的我必然会在最高统帅号令下应命而动,而灵魂深处不服驯化的我则蠢蠢然待机而发;前者为展示革命性,后者则寻求真正的自我价值;文化大革命恰恰为两个对立的我同时提供了表演的机遇;这是我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原始心态,也是我同代人狂热地充任浩劫工具的大同小异的心理轨迹。红卫兵是个人迷信、宗教膜拜孕育的怪胎。红卫兵运动是被极左压抑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的强劲反弹,是对阶级斗争怖慑到极点而迸发的变态绝叫,是几千年积淀的封建意识的回光返照和集成展览。回首当年,我感到悲怆,感到沉痛,但没想到忏悔。   很多年后,当我们回首那些不堪的往事,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对一个愚昧民族的那些疯狂、错误或罪行,难道不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么?这就是所谓“记忆的责任”。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给《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所做的序言里说:“记忆的责任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   一篇关于这块红色墓群的文章里写道:“当我们离开时,看见墓壁上这清楚的墨痕,亡者只能沉寂,生者选择了沉思。无论你是共和国领袖或是一介平民,无论你是军人或是百姓,无论你是作家、诗人、或是工人、农民,在赴黄泉的路上,当通向墓道两旁的烛光,在照出亡者过失的时候,同时必将拯救后来者们的灵魂。”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孩子必须直面他们父辈的历史。”感谢四川美院的田太权先生,他用尼康D2X相机和Photoshop技术为我们描绘了那死亡的凄美和青春的无辜。一群在冰冷黑暗的寂静里飞舞的红色幽灵,与森林之外喧嚣激昂的红色歌曲构成历史的风月宝鉴,让人们看不透哪个是人,哪个是鬼,哪个是历史,哪个是现实……他将这组作品命名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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