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毛泽东与斯大林合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与 苏共 既没有结盟的条件，也没有结盟的愿望。 毛泽东 开始选择的依靠对象是 美国 ，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 蒋介石 。 作者：郭田珍、郭文治，选自：京华周刊 原题： 斯大林 为何屡阻 毛泽东 访苏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 曾经两次出访苏联。其实，新中国成立前， 毛泽东 就曾经一再要求访问苏联，但是都被 斯大林 婉言推托。 毛泽东急于面见 斯大林 ，想和 斯大林 谈什么？而作为意识形态相近的苏 联共 产党领袖，为什么一再拒绝毛泽东的访问？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曾经专程到俄罗斯和 美国 搜集俄国解密档案，成为“在中国拥有冷战史俄国档案最全的专家”。在接受《京华周刊》记者采访时，他的新著《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即将出版。 沈志华认为，在国共较量中，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美国帮助 蒋介石 ，而能够阻止美国干涉的只有苏联。另一方面，毛泽东心里清楚，中共长期在农村活动，对于建立新政权后经济建设和城市管理几乎一无所知，这就更需要亲自去听听苏联的建议。 那时候， 斯大林 的心态如何？ 沈志华说：“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莫斯科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捉摸不透。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 雅尔塔 协议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这就是苏联不愿扩大对中共援助的范围和斯大林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 毛泽东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想访问苏联？中俄两国亲历那段历史的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 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是这样的：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主动放弃 延安 ，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 延安 。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斯大林听信了西方传言，以为中共在内战中溃不成军，贺龙、 江青 都已被俘。于是斯大林决定派飞机接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去苏联避难。 而时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的列多夫斯基认为，早在1947年初，毛泽东就曾经通过当时苏联在中共中央联络员阿洛夫（化名捷列宾），提出希望访问莫斯科的要求，而原因是“为了避免全军覆灭，非常需要苏联给以更积极、更广泛的帮助”。 对此两种说法，沈志华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说法很值得怀疑。当时莫斯科与延安和南京的电报联系非常频繁，斯大林随时都可以通过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和驻华使馆了解中国局势，根本不可能相信西方传言。况且，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应该明白，如果中共真的到了这种地步（指全军覆没），苏联是不会插手的。” 沈志华说，目前看到的档案文献尚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具体判断。不过，他倾向于认为，当时中苏双方都希望实现领导人直接会面，有助于互相了解情况。 无论如何，斯大林在1947年6月第一次表示同意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6月15日，在毛泽东身边的 苏共 中央联络员阿洛夫接到莫斯科来电：“请转告毛泽东， 联共 （布）中央认为，关于他前来莫斯科的事情不可走漏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那么，我们认为最好取道哈尔滨前来。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得此消息后，中共迅速在山西临县新建了一个简易机场，以便苏联飞机降落。 然而，未等机场修好，7月1日，阿洛夫又接到斯大林内容迥异的另一封电报：“您有关毛泽东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鉴于目前进行的战役，毛泽东离开可能会对战事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来访是适宜的。” 沈志华分析，斯大林这样说当然是一种托辞，那么，斯大林的顾虑究竟是什么呢？二战后，美苏由战时合作急剧走向对立。斯大林更关注的是欧洲的利益，不想在亚洲和美国有进一步的冲突。 就在斯大林同意毛泽东访苏要求后不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率领一个大型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会议，试图以主动参与欧洲经济社会的姿态，来阻止西欧成为美国的附庸。然而，莫洛托夫发现，因“马歇尔计划”，欧洲国家被分裂成美国和苏联的附庸已不可避免，两大阵营对抗的大幕拉开。 在欧洲政治格局急剧变动的形势下，斯大林认为接待毛泽东时机不适。

核心提示：本期话题是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半公开辩论――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遗产。两位嘉宾为美国加州大学Irvine分校历史系教授华志坚（Prof. Jeffrey Wasserstrom）和现居北京的”花岗斋杂记”博主Jeremiah Jenne，主持为译者志愿者。 点击这里收听本期讨论的上半部分音频（英语） 【需翻墙】 本期讨论的中英双语文字版及现场语音版将收录在七月推出的《 译者合集 激辩”毛的复活” Debate on Mao’s Revival 》中，此处为精彩节录： 华志坚（JW）：”当人们回顾那段历史，还有其他的因素，即使你不喜欢在毛泽东时代发生的一些事，你可能还是会认为那段时期政府没有那么腐败，官员们不是那么着迷于让他们的孩子挣大钱，或者他们没有大量的物质财富。尽管，当然了，象毛泽东那样的高层领导过的都是特权生活，但是的那个时代的记忆却可能是他们比较深入群众。而那个时代贫富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大，还没有形成意识形态的真空，人们不是毫无信仰可言。” Jeremiah：”我认为近些年来，我们看到有些人在和当地的村干部发生纠纷的时候，他们会抬出毛主席的画像为自己声援，这是挺有趣的事儿……你知道，这样一来，很讽刺性的就是，在这种纠纷中，党的官员们只好硬着头皮，迎接过去的党的领袖象征居高临下的目光。” Jeremiah：”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毛泽东时代的记忆也变成了历史中模糊不清的一部分。我认为[茅于轼]的反应针对的是对他亲眼见证和经历过的那段时期的美化的努力。而他不是只代表他自己。” 华志坚（JW）：”我读到一则非常有趣的推，是因为非常了解中国的很聪明的美国人写的，说他去看了这部电影，电影院里的人比开第一届党代会的代表们还要少。” Jeremiah：”只是简单地说人们害怕毛是不够的，人是很复杂的，不能说仅仅是因为害怕或者毛泽东说要这么做他们就去做了……把一切都归罪于毛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解脱。” 华志坚（JW）：”如果对比一下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研究就会发现，前者的相关资料非常多，从日记到当时的文献、记录、回忆录、参与者的口述等等，但是关于毛，什么都是机密……所以人们才那么热衷于类似李志绥所著的《毛的私人生活》这样的书。” 译者：”讽刺的是中国人能著史、会著史，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某某在两千年前的这一天吃了什么，但是对于三十多年前的事，却象是一个黑洞。” 多媒体杂志《译者合集 激辩”毛的复活” Debate on Mao’s Revival》将在7月推出，届时可在多种主流电子阅读器上下载，敬请期待。 打开iTunes，点击 这里 (itpc://feeds.feedburner.com/epodcast)订阅”译者”的Podcast，收听往期的《译者访谈》和《每日译文精选》等音频节目（部分节目为英语，多数为中文。） 需翻墙 下载更新。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我写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后，没想到引起乌有之乡等左派人士的强烈不满。这的确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损害了他们的感情，我愿意道歉，我不希望引起冲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理性的思考。从冷静的思考中作出自己客观的判断。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改革前的一百多年，中国从来没有几年的和平环境。只是改革后我们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和平。国家的实力大大地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们千万不要再次陷入内斗。 不过我对毛泽东的看法并没有变。毛泽东要还原成人，不再是神，接受公正的评定。我希望乌有之乡的人士客观地想一想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做出公正的评价。不过如果你们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这是你们的权利。我相信，随着事实真相的逐渐揭露，你们的看法会改变。 我能够理解左派人士怀念毛泽东的缘由。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非常地不公平。收入的不公平，地位和权势的不公平，表现得非常明显。处于底层的百姓处处受到欺侮，而且喊冤无门。这些我都十分清楚，十分同情。而且我身体力行，投身于公益事业，尽微薄之力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法绝不是回到毛泽东的路线。其实，我也曾经是毛泽东的拥护者。在解放前后，我正在读大学。听到毛泽东的许多主张，我都非常赞同。比如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依靠工农，要走群众路线，要团结一切民主力量，要把祖国建设成富强康乐的国家。那时候不但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赞成毛泽东的思想，连大学教授，在美国留学的博士，没有不赞成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他们很多人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是后来都挨了整。）所以全国解放那么顺利，共产党的政权非常巩固。可是毛泽东取得政权后，一步步走向反面，接连不断地搞人与人斗。后来越看越清楚，他的唯一目标就是当秦始皇，自己的独霸地位不容挑战。他消灭了一切政治对手，任何一个稍有怀疑的人统统都被整死。中国因为他的错误死了大约五千万之众。大救星变成了大灾星。而且他到死也没有丝毫自责之心。这就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们无法原谅他。 毛泽东最初提出的那些主张非常吸引人。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政策，即使主观上不是欺骗，客观上的确就是欺骗。他号称一切是为了穷人，但他整死的人大部分是最穷苦的人。为他打仗而死的上百万士兵都是参军的贫下中农，三年灾荒而死的大多数是农村的贫苦人。他整死的老干部都是为穷人服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他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反而是让他们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所谓的一切为了穷人岂不是一种欺骗吗！倒是改革开放后大家的生活确有明显的改善（当然差别极大）。不承认这一点就太主观了。毛泽东的错误首先是瓜分富人的财产，富人没有保障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难道穷人的目的是让大家都受穷吗？当然不是。但是毛泽东就是把中国变成了穷人国。世界上有许多穷国，但是没有哪个穷国像中国那样有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肚子，全国没有一辆私人小汽车。那时候中国成为穷国中的最穷者。而现在中国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不过按人均收入计算，排名还在中间偏后）。 真正能帮助贫困的人，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取消特权，让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要求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也就是人权的切实实施。在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有保障的条件下，必然有市场经济的产生。这是能够高效生产财富的一种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分配的公平性，反而产生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因此要有政府和民间的，市场之外的各种慈善公益活动，缓解差距的过于扩大。但是消灭收入的差距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人人收入都一样吃大锅饭是效率极低的一种制度。古巴就是一例。他们的社会非常公平，但是也非常穷困。最近不得不放弃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引进私人经济和市场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都大同小异，都是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虽然这个制度也有毛病，但人类还没有找到别的更好的制度。反对打倒富人，要同样保护富人和穷人，可能是你们最不愿意听的一句话。但是请好好想一想，你们打算永远做穷人吗？不希望有一天也能致富吗？解决贫富分化的办法不是消灭富人，而是限制差距的过大，保证穷人也能过一个起码的生活，而且让穷人有机会变成富人。当然，这里所说的富人是靠市场致富，而不是靠贪污腐化，假冒伪劣，走私贩毒致富的。 让我们通过冷静的思考，寻找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要为谎言和虚假的宣传所迷惑，延误我们向前进。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引者注：指周恩来年龄大了)。 文革期间，周恩来在一次集会上带领大家呼喊拥护毛泽东的口号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不可能继任总理。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成为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1976年2月2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 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也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张玉凤曾这样回忆毛泽东挑选接班人的情形：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说：为此事伤透脑筋，林彪是他选的，王洪文是他选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问主席，总理这么好，你怎么不选总理当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个砍刀的动作，说：总理虽好，缺少这个(引者注：指周恩来年龄大了)。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时而哭，时而要赶人。他病卧在床，一字一句地看总理追悼会和悼词的请示报告。看完后，又泣不成声。我问主席去参加总理追悼会吗?主席难过地说：“我也起不来了。”那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先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不时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 1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想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 然后，主席又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委员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 毛远新点头说是。 就这样，主席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远新说：“好!选得好!” 主席也显得很高兴。 毛远新出来时对我说：“幸亏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来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选好了，这是大事。” 后来，毛远新又来向主席汇报说：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张春桥传达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张春桥则没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传达时，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选得好。 主席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很高兴。 后来，江青也打电话来，让我们报告主席说：华国锋这个人，主席选得好，他两边意见都能听，她对主席这项决定很满意。 汪东兴也特意来见主席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的(得)实在好，我举双手赞成!此项决定，大家都很满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们来办。” 主席听后，非常兴奋，说：“华国锋不但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省委工作的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 1976年4月30日，午后，毛主席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同志陪见。接见后，华国锋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向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华国锋返回来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场。华国锋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 当时，主席说话已经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就把上面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我也听不清楚。主席就要纸和笔，我扶着他，主席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其实，类似的话主席不止一次地当面对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例如：小平同志推荐赵紫阳、万里同志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长时，主席也十分赞扬，说：“很好。你办事，我放心。” 在1月21日、28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个子比张春桥高出一头，年纪比张春桥小四岁的华国锋，讲一口山西话，不是一个显山露水的人物。论政治手腕，论笔头口才，都不如张春桥。这个山西大汉突然冒了出来，使张春桥的总理梦又一枕黄粱，化为泡影! 华国锋这人，如同他写的颜体字那样，毕恭毕正。虽说他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却从不潦草。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很晚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华国锋与中国共产党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党的同龄人”。二十八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过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他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在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1938年，十七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40年，十九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是个山谷林密的地方。这一年，华国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不久，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华政委”之称，便始于此时。 1949年8月，位于洞庭湖南岸的湘阳县城插上了红旗。随军南下的华国锋，被任命为这个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从此，华国锋在湖南工作了二十多年。 1952年，华国锋被调往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几个月后，提升为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 1954年，华国锋担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当时，就连华国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委书记那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正是湘潭县人! 1955年7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三十四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故乡泥士芳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华国锋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的华国锋。 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邀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个地委书记，能够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话，是很不容易的了!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起来。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华国锋回湖南之后，不久就升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9年盛夏，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也就是第一次庐山会议)。6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途经长沙。当时，江青在杭州休养。毛泽东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在谈话中，毛泽东透露了口风。想回故乡看看。华国锋立即安排了毛泽东的湘潭之行。 阔别故乡三十二载，毛泽东终于在1959年6月25日傍晚，回到湘潭韶山冲。毛泽东睡在家乡的硬板床上，思绪万千，哼成了那首著名的七律：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寂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大抵因为在故居见到挂在壁上的亡妻杨开慧的照片，触动了毛泽东对前妻贺子珍的思念。毛泽东上了庐山之后，派车把正在南昌闲居的贺子珍接上山。别离二十多年，毛泽东终于与贺子珍重逢。不料，消息走漏，江青闻风，从杭州打来长途电话，说是马上前来庐山。贺子珍才在山上住了一夜，便被毛泽东匆匆送下山了。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猛烈地抨击了彭德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也受到了牵连。周小舟是毛泽东的同乡，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 毛泽东下山之后，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此后，毛泽东一到湖南，华国锋便陪伴在侧。毛泽东总是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从此，确立了华国锋在湖南的稳固地位。 1968年4月8日，当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华国锋出任副主任。1969年，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九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之中。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任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当时，华国锋不过四十九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在“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毛泽东在从上海调来王洪文的同时，也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在公安部长谢富治于1972年病逝之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这一职务。公安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1973年5月，当毛泽东正式表明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让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毛泽东也把华国锋视为“后备”的接班人，与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为副主席，引人瞩目。华国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不那么惹人显眼而已。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春桥和他的伙伴们费尽全力，终于扳倒了邓小平，毛泽东却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1973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4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