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令人惊讶的是，在毛离世几十年后，其功过是非，在这个已经发生了天翻 地覆变化的国家里，仍然能激起如此之大的争议。而如果对这一现象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民情深入地思考一下，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迷惑：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处在一个如很多学者所称谓的 ，所谓的后毛时代吗?对于茅老先生的文章，我比较赞同李悔之先生的评论，“太多只是用口语化的语言指出毛泽东所犯下的种种错误”，“而对最根本的东西触及太少”。但对于他认为“ 从思想源头上，从制度上查找原因，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才是最重要的”， 我则认为这一观点仍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源：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只能是基于特定的文化土壤。纵观这一事件的 前后，茅于轼先生所谓“反毛”的出发点，并非如有些人所想象的，仅仅是一种人身攻击或者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而是对于以毛作为精神图腾的文化的批判。简而言之，茅老先生的观点其 实就是一句话，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文化能否真正告别毛的时代。 　　刚刚到美国留学的时候，我就一直试图了解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国家之间，关键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因而我并没有像很多留学生一样，终日把自己关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里。在几年的时间里， 我有意识地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普通美国人，其中包括有政府工作人员、学校员工、学生、宗教神职人员、家庭主妇、小业主、公司小职员、执法人员、街头游民、无家可归者等等，希望能看 到一个好莱坞大片之外真实的美国社会。很多的留学生在过了为期不长的初到海外兴奋期之后，就会觉得美国社会没有任何新鲜可言，城市街区往往破旧，完全无法和国内的各种高新区、开 发区相提并论，政府花钱都要先看预算，缩手缩脚，每年为了预算都要争吵不休，很多出租屋都已经是百年老屋，出了城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而身边很多的美国人更是看不出有任何第一世 界的特征，每天也就是上班下班吃吃喝喝过日子而已，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也是随处可见。很多人都会困惑不解，那到底是什么因素，造就了一个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呢? 　　记得当时有一门课是由一位律师执教，上课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讨论这位律师自己代理的案子。到学期结束前几周，每一个学生都分到了一个案子，作为自己期末报告的主题。要了解案子的具 体内容，学生则需要自己去相关的法院调案卷看。当时我就有些疑惑，法院的案卷普通人可以随便调阅吗?带着这样的怀疑，我在几天后去了负责我那个案件的第九巡回法庭。那是一座高层 综合楼，里面还有不少地方政府的部门，第九巡回法庭的门面很小，就是过道尽头的一个小门。按了一下门铃，里面的人问是谁，我说是学生要看案件档案，然后里面给buzz了一下，门就自 动打开了。进去以后，秘书仅仅问了一下谁是授课的教师，然后就给抱来了全套的原始案卷，并示意我旁边有一张空桌子可以用，如果怕吵，还可以去会议室看卷，如需复印，每页纸收一毛 钱。前后过程就那么简单。回去学校以后，我曾经问过那位律师，为什么法庭案卷可以随意调阅，法庭的工作人员甚至连我的身份证件都没有看，只是随口问了几句。他大概看出了这是一个 外国学生的困惑，可能也听说过在有些国家，法院是个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地方，因而说，在美国，法院和人民的关系是很清楚的，法官一般是民选出来的，是用纳税人的钱养活的，法院 的运作也是纳税人付钱的，当这样一层关系成为社会公认的原则时，法院没有理由拒绝纳税人的正常要求。那个时候我刚到美国还没多久，但这件小事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个时 候开始，我就开始很注意观察普通美国人与公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公权力打交道时的心态。 　　有一次学期末，所有课程都结束了，当时在学校里兼职教课的市长老先生心情很好，邀请了几个外国学生去看棒球比赛。到了棒球场门口，老先生自己走到售票窗口，跟里面的人说了几句什 么，然后很得意地转身出来，冲着我们挤了一下眼睛，意思是不必买票了，哈。当时我觉得很好笑，好歹也是百万人口城市的最高行政长官，这点面子总应该给的吧。然而真正对我有所触动 的，是接下来的一幕。当我们一行人走进了观众看台以后，不少人远远地跟老先生打招呼，一个正在扫地的清洁工放下手里的工具，直接走过来，跟老先生握手问好，而过道旁边一个卖东西 的小贩，也大声地叫着他的名字走过来问好。对于现场的每一个人，一切都显得非常自然，不就是礼貌性的打个招呼吗?几分钟以后谁也不会记得有这么一件事。但这一幕对于我这样一个来 自中国的学生来说，却是具有震撼意义的。从表面上看，谁都知道，在国内，一个清洁工或者街头小贩，除非特别安排，绝对不会有机会靠近市长一级的人物，更不可能有胆量主动握手问好 。但在这看似不起眼的短短一幕中，旁观者却还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到，在美国社会中，以官阶和财富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的等级制度，已经不再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在普通美国人眼中，看 不到那种对于权力的畏惧。个人精神上的自由独立与否，正是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最大的差别所在，也将是决定两个国家未来的关键因素之一。 　　2008年，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欧巴马参选总统，一路过关斩将无人能敌，当选的呼声极高。有一天我看见欧巴马的竞选总部在邀请志愿者，恰好那时有些空闲时间，就决定去凑个热闹。后来有 一天地方上的志愿者负责人召集大家去开个会，我也就平生第一次去了当地的民主党总部，也就是相当于“省委”一级的部门。那是一间三四层的小楼，虽然矗立在一个交通要道的拐角之处 ，却一点也不起眼，害得我开着车转了好几个圈子才找到。走进了楼门，看了看标志，才知道民主党的总部只是在一楼而已。看见有一间办公室门开着，里面乱糟糟全是文件，有两个工作人 员在聊天。于是走进去问了一下，被告知欧巴马竞选办公室在地下室里。走进地下室之后，当时就感觉有些惊讶。地下室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里面大约有上百名的志愿者在忙碌，气氛相当 活跃，与楼上的冷冷清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所在的小组主要负责一些统计数据的处理，当时负责人简单地分配了一下工作和建立了联系方法，会议也就结束了。散会之前，负责人随意说 了一句，“欧巴马参议员今天下午会来这里。”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因为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那些志愿者们，并非在进行政治押宝，希望通过跟人、站队的方式， 来博弈所谓的政治前途。他们纯粹就是为了支持自己的理念，而不是欧巴马这个人。谈及这位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总统的参议员，小组负责人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如果愿意看看他 ，欢迎你们留在这里”。 　　此时此刻回顾毛的时代，则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演进。那是一个标榜自下而上革命，发动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砸烂旧世界去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火热年代，一个以创造人人平等的天 堂为终极理想的年月。但在事实上，虽然有也不少正面的价值值得肯定，毛式革命的最主要文化遗产之一，却是使中国社会直至今天，仍然停留在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并远远落伍于世界 主流。虽然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等级制度并非毛时代的创造，但在毛的时代，这种人与人之间高低贵贱的等级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膨胀，并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整个国家人与 人尊卑分明，乡村与城市，干部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界限清晰。记得在我刚刚进入大学那一年，在系里的迎新欢迎会上，系主任曾经用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对我们说，“你们将来最好都去 政府工作，中国是官本位社会，只有做官才是最佳的出路。”对于一群刚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的学生，那时候没几个人明白，“官本位”到底是什么意思，至于其背景和社会含义，就更是云里 雾里了。但是今天回想起来，就会明白，那句话正是那一代人几十年里，对于毛式革命实践的人生体验。 　　众所周知，在1949年建国之后，新政权采取了很多各种措施，来试图体现新社会里官民平等的理念。比如，在军队中曾经实行过军衔制。但是后来就取消了，据说原因之一，就是要促进官兵 平等关系。直到今天，整个毛时代表面上高度的平均主义，仍然是左派人士怀念那个时代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在事实上，随着作为集权理论具体体现的计划经济的全面推行，平均、平等的 理想都最终成为了表面上的形式，自古就有的官僚文化得到了全面强化，社会阶层间无形的等级制度以空前的速度膨胀，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层面。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从1958年起，直 接违反共和国宪法的户籍制度得以出台，二元社会成型，农民首先丧失了自由迁徙权，被牢牢捆绑在了土地之上，成为二等公民。同时城市居民也丧失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大规模的经济国有 化，使得每一个人都成为不具有流动性的政府雇员，个人丧失了择业自主权。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一切平等、平均主义的口号都是空乏无力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必须绝对无条件永远服从于自 己的上级，而领导的偏好往往就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基于经济生活和政治安全的人身依附关系从此确立，一个人的工资、住房、升迁，完全取决于上级的意志。 从那个时候起，大大小小权力的好处就被发挥到了极致。作为这种政策的结果，掌权柄者的地位，无论官职权力大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社会人群之间的关系，也主要依据权力的 大小来进行判定，从而在社会上重新产生了以职业身份决定高低贵贱的等级关系，工农阶层在事实上重新沦为社会的最低下阶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从 “人爱人”“人帮人”转化为“ 人整人”“人害人”，派系之间矛盾丛生，导致70年代以后社会风气急剧恶化。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在感叹社会价值体系崩溃、道德沦丧。如果究其历史根源，就不难发现，毛时代所强化的 等级制度以及其推动的官僚体制，正是这种乱象的总根源之一。 　　我最近一直在读于建嵘先生的新着《抗争性政治》。在这本书中，于先生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阶层对抗问题，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见解。我对于其中的两点很感兴趣。其一，他认为，当前 中国工人阶级的抗争，并非是在争取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秩序，而是以“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为理论依据，试图证明自己也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以此来要求获得应有的“内部人”的 待遇。工人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而是加入到利益分享之中去。在安源煤矿，工人们曾经向于先生表示，他们所仰慕的榜样，正是那些早年参加了共产党革命，而最终位 列封疆大吏、将帅显官的工人前辈。其二，他曾经向中央建议，要化解日益增多的社会冲突，要件之一，就是要减轻给地方政府的压力，不要再以信访指标来考核地方官员工作的效绩。在这 里，如果把这两点揉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等级制度关系的直接表现，经过几十年的强化，官本位的文化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和阶层。做官可以带来无法抗拒的利 益的意识，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下层社会的抗争，是希望加入上层分享利益。而在官僚阶层内部，能否升迁，能否进入利益核心，则成为了人生第一要务。在西方，大小官员辞职是 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今天的中国，升迁一旦无望，对官员的心理打击，往往是无法承受的。无可否认，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更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遗产。 　　关于毛的历史功过，到底他是一个大权独揽的暴君，还是一心为公的人民领袖，现在国内各界仍然争论得很激烈，而且各自都有自己一整套理论依据。毕竟一切都已经是历史了，他的内心世 界到底是怎样的，也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把一切重来，所以有不同观点肯定是正常的。但有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也许与其本人革命的初衷相左，他所创造的制度和推行的政策，在客观上大大 加强了中国传统官僚文化的生命力，并为其身后整个官僚集团历史性的空前膨胀奠定了基础。对一个社会的控制越是严格，就越需要一个庞大的管制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讲，毛并没有给中国 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中国人民也没有能实现精神上的自由与独立。相反，对于权力的崇拜继续成为新社会文化的基础，毛的思维方式至今仍然是政治体制的柱石。与很多左派人士的结论 恰恰相反，毛的时代虽然在表面上反对官僚主义，但其所作所为在事实上促成了社会等级制度的固化成型和巨大的官僚机器。作为经济学家，茅老先生自然深知自由市场经济和人格自由独立 的关系与进步意义，也清楚从西方引进的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进步，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上，而是敏锐地意识到了，必须追根朔源，只有充分了解了毛的时代， 告别毛的时代，中国才会有未来。        

毛先生就是“打着民主旗帜谋专制”的代表人物。

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2010年10月，古城南京。     与众多开国元勋后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张闻天的独子、72岁的张虹生在这里安静地居住着。     循着张虹生提供的大钟新村住址找过去，没想到，家里没人。直到老人的外孙放学回家，才知道这是他女儿的家，他本人不住这里。我直奔张老现住处。     “你可能不相信，这是我租的房子。”看我对这个简洁的新居一脸好奇，张虹生告诉我。     采访一直持续到晚上。但是，关于张闻天的一切我们只谈到了皮毛。对于这样一个经历曲折、思想深邃的历史人物，我们需要时间。     次日，我们继续。张虹生记忆中的父亲一点点重新清晰起来。     “父亲去世后，骨灰盒上连名字都没有，而且没入殡仪馆正厅。”张虹生说，“父亲的日记交了上去，我自己也无法看了。思念起父亲，有时候想起的是伤心的往事。有时候想翻翻父亲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但是，都已经不可触及了。”     调离外交部、调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遣送至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在儿子眼中，变故一次次地打击着张闻天，“官越做越小”。     张虹生很少谈父亲：“我一直没有写关于父亲的文章，因为母亲不让我写，她说儿女写父母永远没有说服力。的确是这样，不用说儿女写，本人写的自传很多都没有说服力。第一，根据现在写过去，得用现在的要求去写；第二，有的地方可能自我吹嘘。”           图书馆里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我10岁才和父亲第一次见面。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我出生时，父亲还在担任着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我出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在迪化八路军办事处，由一位干部的母亲照管我的生活。母亲只身回到了延安。     1949年，东北局势日趋稳定后，我才被警卫人员送去见父母。那年，我已经10岁了。因为我从小听过许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听我父亲是不是司令员。当听说是什么书记时，连连说不好，还是司令员好，佩手枪、骑大马……     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发现他没有盒子手枪，也没有骑高头大马，真有些失望。但后来发现他和妈妈每天是坐小汽车去上班的，感到这汽车比我坐过的马背摇篮要好，特想去试一试。但父亲不许。     那时候，家里有勤务员、警卫员、保姆等，完全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可父母不让。从小学5年级开始，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得我自己干。当时，我认为他们对我严到不近人情是不喜欢我。     1979年，父亲平反后，组织上为了落实政策，有意让我回北京，顺带照顾母亲。当时我是很想回北京的，但母亲不同意，调函都到我手里，母亲却又退回去了。     这种情况在文革之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也没什么说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都跟老百姓比，老百姓能做到的，你就该做到，做不到就是你有特殊化思想。他们在这方面特别注重。     母亲到中纪委工作后，把我看得很紧，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甚至连我评职称都干预。她固执地以为，只要工作表现好，不用申请，“自然就会被选上”。     我在南京大学工作的20多年里，再没申请过职称，也没幸运地被自然而然地选上。一直到退休，我都只是学校图书馆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父母。     在我顶着“右倾坏学生”的帽子在新疆劳动以后，我才知道在大跃进问题上、庐山会议上，我父亲没错，他是对的。劳动之余我借了不少书看，慢慢地久了，我和父亲的思想就接近了。     父亲1967年后没有工作。我从新疆回来，他对我特别好，这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他的父爱。他很关心我的生活，知道我工资低，抚养小孩困难，在肇庆监管时，他还从每月120元的生活费中扣下15元补贴我家用。平日里，他除了看书写作外，喜欢跟我在一起讨论问题，经常把我叫到身边。这个父爱是说不出来的，对我很慈祥，但是生活上还是很严，一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     我没有任何父亲的遗物，都捐了。我父亲后来的笔记、日记等原稿，我想留着，我妈不让。捐出去后，我现在也看不到这些日记了，我不是党员，不能随便看。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文稿在我手里，想要的可以来复印，这样对父亲的研究会更透彻。但是现在不解密、不让看。比如，我父亲在外交部这一段历史，外交部不让看，因为牵扯到我父亲的外交观和当时执行的外交观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我父亲的观点是世界的趋势是和平的，他说，我们起码能争取10到20年的和平，而10到20年的和平争取到了之后，世界大战就更难爆发。毛泽东则一直强调战争和备战。     其实，父亲的日记我也没看过。他的日记很多，最宝贵的是16本日记，记录了从庐山会议以后到经济研究所的经历，后来抄家时被封存了，据说遗失了不少。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始终过着“标准钟”一般的乏味生活，除去必要的应酬，只要在家，几乎全泡在书房里，足不出户。每次周末去学校之前，等到我跑去向父亲告别时，我甚至只能隔着房门，说上一句：“我走了。”好一会，房门内才传出一句：“知道了。”     　　      被遮蔽的总书记     　　     回顾父亲的一生，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毛泽东。     1934年1月，父亲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当时，毛泽东没有实权。我父亲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下辖12个部。     原来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担任两个职务。我父亲替代他当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后，共产国际是相当不满意的。共产国际对我父亲一直不大欣赏，说是我父亲在苏联的时候就不那么听话。     毛泽东后来掌了权，在于他有几个特长。第一是他指挥打仗确实行，比我父亲强；第二是共产国际一直支持他。     在中共党史上，有一段洛(洛甫，即张闻天)毛合作的历史。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当时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父亲在反报告中把博古的报告批了一通，这个反报告是毛张合作的结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但是，现在一直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上遵义会议既没有确立他在党内的领导，也没有确立他在军事上的领导。遵义会议上大家选的总书记是我父亲，我父亲当时不肯当，一再推辞，所以遵义会议上最后没有做决定。毛泽东只是在遵义会议上由于我父亲的提名和大家的支持进了政治局常委，四个常委他是排名最后的一个。我父亲到延安以后给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组织机构时也是这样写的。     从1935 年春遵义会议，到1938 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将近4年，父亲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才逐步把这个职务交给毛泽东。     1997 年3 月22 日，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同我母亲谈话，对这个重要史实作了明确的说明。杨尚昆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张闻天图册》，以“在总书记岗位上”为标题，明确记述，张闻天遵义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传》修订本中单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节。书中还加了一条较长的注释，列举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等六位遵义会议参加者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说法作为根据。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而当时毛泽东只是军委主席，还不是总书记。父亲就跟毛泽东说，我把总书记职位让给你。但是毛泽东要父亲将总书记继续当下去。     从那时起，父亲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     我父亲跟毛泽东的过渡是非常平稳的。后来好多干部讲，那时候我父亲让权给主席是对的，那时候主要是战争时期，军事是主要的。     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中央的几位领导向父亲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父亲觉得很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父亲经过反复考虑，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听说毛泽东读完后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父亲自然不在邀请之列。     据《杨尚昆回忆张毛交恶》，尚昆叔叔说，在延安毛主席最不满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和江青结婚。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     为这事，我母亲还说过父亲，说你为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呢，以中央的名义多好呢。     　　      父亲的最后岁月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监护”，遣送广东肇庆，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他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3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石沉大海；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终于获准。     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1975年，我帮父亲搬家到无锡。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但是，父亲想留下孙女也没办法。     一年后的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不许召开追悼会，母亲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见到母亲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     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在储藏室。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是党的生日。而我的二女儿，也是在7月1日这天出生的。          本刊特约撰稿/陈静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