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这人也太变态了，为毛不整件新的呢？

我写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后，没想到引起乌有之乡等左派人士的强烈不满。这的确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损害了他们的感情， 我愿意道歉，我不希望引起冲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理性的思考。从冷静的思考中作出自己客观的判断。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改革前的一百多 年，中国从来没有几年的和平环境。只是改革后我们有了差不多三十年的和平。国家的实力大大地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我们千万不要再次陷入内斗。

是谁惯坏了毛泽东？ 作者：匹夫之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4 20:53:07 阅读量：2002次 　　任何专制政治权力的高压可以强制约束人民的言行。但都绝不能禁绝人民内心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得到广泛认同的前提下，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人民公开批判毛泽东的错误(之前其实不乏对毛泽东的质疑、批判，只是不公开而已)，实是历史的必然。面对新的历史事实的不断披露和还原，也由于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认识的进一步接纳和深入，特别是以对人的生命权是否充分尊重作为判断文明或野蛮、人性或兽性的最高标准，有人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揭露与批判的深入和尖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引起了乌有派的极度反感和不安，甚至扬言要与茅于轼、辛子陵对簿公堂。我看乌有派为毛泽东辩护之辞，不出上一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之二评中为斯大林辩护之逻辑：斯大林的错误属“鹰有时飞的比鸡还低”，但他更曾扶摇而上九万里。对毛泽东批评的声音中不排除有失实的现象存在，但不断披露出的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错误确曾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非正常丧失的天大错误，不是用歌功颂德可以掩盖的。 　　我无意在此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我想探讨困惑我多年的问题是，毛泽东的许多带来全局性的灾难性后果的错误决策，是被冠以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名义做出并实施的。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要成为党的意志(决议)，是要通过会议集体议决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何以能通过属于毛泽东个人意志的、明显错误的决议案?更退一步说，在这些决议的执行过程中已产生不利的后果，经实践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之后，中央领导集体多数为何不对错误决议提出异议，并制止错误决议的继续执行，甚至对毛泽东的决策提出异议的人士(如彭德怀)曾形成被众人围攻之势? 　　读高华教授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和网上狄马先生的文章《有一种抗争我们很陌生——从梭罗到马丁.路德金》或许有助于回答我的问题。 　　狄马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千百年来，出于对底层民众的怜悯和文人的‘政治正确’，人们总是把一个时代的罪恶完全归咎于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实际上，一种罪恶的制度、一条不公正的法律之所以发生并运行于我们的社会，除了统治者的打压和威吓外，还因为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民众人性深处有某种遥相呼应的东西。他们响应和接纳了这个制度，使得这个制度在通过这个时代时畅行无阻。民众的狡猾世故与统治者的贪婪凶残构成了一种互动效应。” 　　让我试着对这段话作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毛泽东的极权专制、种种反人性的造成中华民族巨大灾难的决策，得以畅通无阻，除去毛泽东本人权柄在握且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因素外，在中共权利中心，特别是权利核心中能够对毛泽东的意志说不的人，明哲保身、曲意逢迎与毛泽东的翻云覆雨、专横霸道构成了一种互动效应。 　　先说毛泽东成神的由来。毛泽东是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中走上神坛的。毛泽东在权利欲的驱使下，必欲立己一尊独大。如果仅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那他绝难如愿。而事实是有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班人揣度圣聪、心领神会，鼎力相助。从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描述的历史事实可以得知，为迎合毛泽东的意图，树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之地位，刘少奇等极尽打压毛泽东政治对手(被毛泽东视为对手的人因无政治野心未必视毛泽东为对手)，抬高毛泽东之能事。“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高华书中语) 　　在毛泽东得势以后的历史中，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在党内畅行无阻。他的一系列导致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错误决策得到中共高层绝对多数的拥护。以决定发动“文革”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为例，会议公报写道：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共有97名中央委员、73名中央候补委员呀!会议理论上是民主的，制度上是议决的。通过这样的决议，赞同者中，会有人发自内心就是赞同的。但我更相信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是不赞同的，因为这些人都是从政治的大江大河闯过来的中共的政治精英，他们绝不缺智商和政治判断力，而且他们绝无以革命的名义打压同志的阴暗心理。还有一部分人属于思想僵化，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属于上云亦云的盲从。但这些人其实并不缺乏理性，他们一旦做到了思想解放，对是非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两类人应当占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多数。这可以从后来否定“文革”的决定获得了中共以八届中央元老为中坚的压倒性的多数拥护一事得到印证。如果对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多数委员说不，不是有可能避免由于毛泽东的错误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发生吗? 　　事实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认为是人性的弱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负面的东西的对人的长期浸染使然。 　　一、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甚至单细胞的草履虫)的本能。人亦不能例外，只是人独具理性而已。毛泽东具有无与伦比的对于人性的洞察力。高华在书中写道，中共用以鼓动革命的，一是阶级斗争，一是论功行赏。谁也无法否认革命者亦有个人自身利益，思想政治工作自然是中共的最拿手的本领，但中共亦从未忽视对革命者自身利益的关注。毛泽东在他的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对于个人主义的离队思想的纠正方法，在指出“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的同时，不忘强调“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共的职业革命家，第一是实践革命理想;第二是以革命为谋生的职业，靠组织的供给生存。我们可拿曾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来作一个对比。史称华盛顿从事“革命工作”没有报酬，亦即他是“自费”革命的，他不需要“组织”养活他。这才有了毛泽东们拖家带口参加长征(在极端险恶的战争环境下，要付出多少红军战士的鲜血 来保卫他们的眷属，另当别论)。毛泽东纵然说过，“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1944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1945年的任务》)。但他恰恰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形成的始作俑者。自延安始(甚至更早)，中共干部待遇和级别紧密挂钩渐成制度。在钟情于等级差序思想的指导下，解放后中共照搬苏共的干部级别制度，不同层级待遇相差悬殊。地位就等于利益，这不能不影响到中共干部的行事。 　　读2011年4月14《南方周末》，在第19版有一篇令人惊悚(官至如此，民生何堪)的文章，或许有助于说明问题。这篇文章是经记者整理的原深圳市住宅局房改处处长孙利平所写。题目是《“就因为政府谋私利”——深圳房改教训》，文中谈到深圳房改的教训是保障房“消失”。而直接造成保障房“消失”的是深圳市政府令第88号，正式解除了安居房(福利房及微利房)的产权约束，规定安居房补交地价取得全部产权后“可以上市交易”。按孙利平的话说“深圳房改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孙利平在文中写道：“我参加了那次的市委常务办公会。台上那么多领导，都在想，我的房子能变多少钱，一两百万哪。”孙利平还曾向记者尖锐地表示“道理人人都清楚，但到了制定政策时，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那套房到市场上能卖多少钱。这不是个别人的私心，而是整个体制的缺陷。” 　　顺带说一点题外话。以深圳市委领导的心态为例推测，家属子女住在北京的教育部长官制定的高考政策，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要低于外省市100分左右;身为公务员的社会保障部的长官制定养老金制度，公务员的养老金高出企业人员的养老金2至3倍。能排除他们为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为自己退休后能拿到较高的养老金而为吗?“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孙利平所言的体制缺陷固然存在，体制可以改，但人总是会有他个人利益的，什么时候人能没有私心呢?古今中外，为信仰、主张不惜赴死的志士何以为世人所敬仰，因至难也。任何人为人处世全然摆脱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亦难也。让毛泽东的部下冒触怒龙颜的风险，完全不顾个人名利，仗义执言，犯颜直谏，亦是强人所难。更不用说还有少数奸佞之徒，怀狼子野心，对毛泽东胁肩谄笑、为虎作伥。如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挥动小语录本，则为人所不齿了。 　　中共掌权以后，干部的工资由中国全体纳税人承担。实际上中共干部多数已转变为类似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他们为完成“公司”(党和国家)的指标而工作，而工作是为养家糊口而已。理想主义者还剩几多?现今官场贪腐愈演愈烈，实是不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缺失，甚至是连岳武穆的“精忠报国”也不讲了。当今中国社会报考公务员热几近疯狂，竟有几千人争一海关公职令人瞠目的现象出现，难道报考者是都是争着为人民服务? 　　二、写《丑陋的中国人》的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创造了“酱缸文化”的概念。他指出中国“酱缸文化”的特色是：“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聚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柏杨 《酱缸震荡》)。柏杨是对中国文化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他批评的是中国文化的阴暗面。他对中国文化阴暗面概念的如此精确定义或可以讨论，但他说的实质没有错。 　　孔夫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说教，含“君为臣纲”三纲五常，种种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几千年的官场文化，使得中国历来盛行权威崇拜、权力崇拜，导致不重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对权威、权力盲从、愚忠。权力崇拜的两极，对上是唯唯诺诺，对己是嗜权如命，保官为要。中共干部不可能摆脱这些中国文化负面的影响。 　　更兼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娴熟地运用高超的政治权术和残忍的政治手段，已将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包括高级干部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和螺丝钉”。干部不需要自己思考，领袖都为我们想好了，只须拥护、举手就行了。 　　卢梭在论及投票时说，投票时人民的意见趋于全体一致当然是好，但也会有另外一种“一致”。“那就是当公民全都沦于奴隶状态，既不再有自由也不再有意志的时候，恐怖和阿谀把投票变成了一片喧嚣，人们不再讨论了，人们不是在赞扬就是再咒骂”(卢梭 《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2003年修订第三版 何兆武译)。体现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的决议在党的会议上的通过，当然应属卢梭说的另外一种“一致”。 　　中国几千年极权政治生态生长出的官场文化，熏陶得中国人爱当官，当官也是唯一出人头地的途径。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参加“高考”二十多次，54岁才得高中，激动得神经错乱，而利益随之而来。官本位的文化，指导作官的人只感激并恐惧给他官作的那个人，因为给他官作的人也可以把他已到手的官拿回去。当今官场的“买官卖官”之风盛行，唯上不唯下。所以才有了“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雷人之语。 　　周恩来在文革中对毛泽东只有顺从，从未听说他有过类似“二月逆流”中的拍案而起之举。有人说他为了保护干部，说了很多违心的话。为什么违心?正义何在?不是说共产党人最讲认真吗?力谏阻止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才是对干部最好的保护吗?何不学唐代的魏徵，甚至明代的方孝孺?以周公在国人心中之人格形象，对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能不令人扼腕。 　　毛泽东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圣上，他行事受到必须“以革命的名义”(按“文革”语汇叫“打着红旗”)的约束。实难让人相信，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在全体中央委员中，除去那少数心怀叵测的奸佞之徒，余皆挺身而出，对毛泽东的错误决策说不，他还会我行我素。历史就是历史，这样的事情的事没有发生。 　　五四前后只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后生毛泽东，后身为党的“一大”代表的革命青年毛泽东，生生让人给惯成了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俗话说，老不读“三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还坚持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又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等。 本文摘自《毛泽东品评四大名著》，作者：盛巽昌、李子迟，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那是1928年，毛泽东率部在井冈山打游击。那时，他们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土豪劣绅。一次，毛泽东想到土豪家里去看看是否有《三国演义》一类的书，因为他实在想重新阅读一下。可一位农民却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了产。”毛泽东听了，只得遗憾地作罢。〔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96页。另，参见孙琴安：《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未刊稿）。〕 不久，毛泽东的书篓里多了一套他爱不释手的书。那是他的部队在攻打井冈山附近的茶陵县高陇圩时，闯进了谭延闿的老家。谭延闿曾是清末进士，后来出任湖南省都督、湘军总司令。在谭家的藏书中，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三国演义》。虽说他早年多次读过《三国演义》，可眼下再读，却别有新意，从中可以学习许多作战的经验。所以，毛泽东曾说：“这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据贺子珍后来回忆：1929年前后，在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中，读书也许是毛泽东最大的乐趣了。他的口袋里常常装着一本书，有点空闲就拿出来看。所以，后勤部门为他做服装，都根据他的意思，把衣服的两个口袋做得大大的，好往里面装书。他博览群书，什么书都爱看。他读过几年私塾，古文根底很深，也喜欢李白、陆游等人的诗词，不但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喜欢逐篇进行评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他最喜欢《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每种都看过好几遍。他的记忆力很好，看过的书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善于汲取有用的东西，加以应用。 后来，贺子珍听说有人诋毁毛泽东，说他指导革命不是用马列主义，而是用中国的旧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贺子珍毫不客气地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我们的党领导土地革命，是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的。那时候，马列的书翻译过来的不多，尤其是我们在偏远的山区，能够看到的就更少了。记得当时在井冈山上，只有少数几本马列的书：《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毛泽东让用油印机印出来，发到各个连队学习。他还尽最大的努力普及马列主义知识。他同军队中的政工干部，经常轮流到各个连队讲课。当然，毛泽东是很熟悉中国的历史的，常常引用历史上的一些典故，作为工作的借鉴。古代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著作中的人物及事件，也常常被他引用来借古喻今。这些发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的事例，能够为中国的革命所用，这不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 1930年5月，毛泽东作江西《寻邬调查》。他在“寻邬的文化”一节中写道：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不识字百分之六十；能识字百分之四十；识字二百个，百分之二十；能记账，百分之十五；能看三国，百分之五；能写信，百分之三点五；能做文章，百分之一。初小学生百分之五（五千人）；高小学生百分之八（八千人）；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出洋学生六人，秀才四百人，举人一人。（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932年1月，在那次批评他为“机会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又生病了。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个人，到东华山去了。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外，山上树木蓊郁，山顶上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这座古庙，住了进去。毛泽东在东华山住了50来天，连春节也是在那座古庙里冷冷清清地度过的。直到3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派项英专门来请他下山。毛泽东在世外桃源般的东华山，埋头读书，津津有味地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据汪澍白编著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 厦门 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4页）：“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不但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教条主义者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群书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1935年前后，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黄允升：《〈遵义会议纪实〉若干史实辨正》，《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孙子兵法》，又名《孙子》，相传为春秋末年孙武所撰，现存13篇。这是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兵书，曹操曾为它作注和编“辑要”。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的67岁寿辰时，在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中，他又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忻中：《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8期。） 因为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还让警卫员去给自己找书来看，以致引起误会，闹出取来“仨锅”、“水壶”的笑话。 据喜民编著的《璀璨的星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对他自己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到一个村子驻扎后，他对警卫员讲：“你去给我弄部水浒和三国来。”警卫员找到一户读书人，说要借个“水壶”和“仨锅”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就把自己正在用的水壶借给了他，并说家中没有三口锅，只有一口；且自家每天都得用，实在腾不出来。 警卫员谢过老先生，提起借来的水壶，兴奋地去见毛泽东，一进门就说：“主席，水壶拿来了，仨锅没找到。”毛泽东抬头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耐心地告诉他：“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也不是烧饭的大锅，而是中国的古代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是两部古书。”说罢，他又拿来一张纸在上面写出来，交给了警卫员，并告诉他今后要注意抓紧时间学习，干革命可不能闹笑话呀！ 1942年，邓宝珊将军在陕北榆林时期，常和部下讨论毛泽东在一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的书架上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肝胆篇》，《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3页。另见，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86页。） 据赵超构访问延安的回忆：1944年6月12日，晚餐以后，我们在大礼堂看戏。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 古城 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出戏。和我比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中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地发笑，不是微笑而是尽情地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和我们一般人是有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赵超构：《延安归来》， 南京 新民报出版社，上海1946年2月再版。） “关羽、张飞在古城相会”，见《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江青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1946年12月1日，朱德六十大寿。毛泽东题词“人民的光荣”，以向朱德祝贺；晚上他还参加了祝贺晚会，观看了京剧《捉放曹》和《定军山》。（阎长林：《英明的决策——回忆毛主席1947年撤离延安的日子》，见《工人日报》1978年12月26日。） 《捉放曹》，据《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谋董贼孟德献刀》。故事写曹操献刀谋刺董卓没有成功，逃亡回乡。途中在中牟县被捕，但县令陈宫却弃官与曹同奔。路遇曹父故友吕伯奢，在他家留宿。吕家磨刀杀猪款待，曹操闻刀声顿起疑心，杀死吕伯奢及其全家。陈宫怨曹操残忍，夜投宿时，题诗弃曹而去。 《定军山》，据《三国演义》第七十一回《占对山黄忠逸待劳，据汉水赵云寡胜众》。故事写东汉末年，曹操大军攻葭萌关，诸葛亮用激将法，命老将黄忠迎战。黄忠杀退曹军勇将张郃，攻占屯粮的天荡山；又以逸待劳杀死夏侯渊，夺取了要塞定军山。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派李和曾为团长的华北京剧团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演出。毛泽东一连两天都观看了演出。第一天，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惜》，这是宋江被逼上梁山的一个故事，李和曾演宋江。第二出戏是《王佐断臂》，这是阿甲的拿手戏。最后一出戏，演的是《失空斩》，由李和曾扮演诸葛亮。（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失空斩》，即《失街亭》、《空城计》和《斩马谡》，《失街亭》三出戏的合名。故事写诸葛亮初出祁山，选择将领守街亭（今甘肃庄浪东南）要塞。马谡讨令驻守，但他刚愎自用，不听副将王平劝告，竟在山顶扎营，被魏将张郃断了水道，蜀军大乱，失了街亭。《斩马谡》是写马谡失街亭后，与王平回营请罪。诸葛亮虽然爱惜马的才能，但因军律，只得挥泪把他处死。 1950年初，李和曾多次到中南海为毛泽东演出。据他回忆，有一次，他给毛泽东清唱高（庆奎）派代表作《逍遥津》以后，毛泽东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要继承，又要发展。（李和曾：“毛主席给了我艺术生命”，见《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第196～197页。） 《逍遥津》，即《曹操逼宫》，据《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伏皇后为国捐生》。故事写伏皇后和其父伏完受汉献帝密诏，拟联合孙权、刘备，里应外合，以铲除威逼汉室的曹操。不料泄密，曹操带剑入宫，把伏皇后乱棒打死，并杀了伏完全家。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到湖北武汉军区司令部参加晚会。据张治中日记称：该部文工团演出“农业大跃进”的舞蹈，相声《洋迷信》、河南梆子《洗菜歌》和龙舞等精彩节目。相声《洋迷信》是对洋迷信讥讽嘲笑，使人笑痛肚子，主席也为之大笑不止。在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中，相声确实是一个通俗有力的工具。最后，由武汉市京剧团演出《长坂坡》。（张治中、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随从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日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长坂坡”，指张飞在长坂坡一人拦住曹操百万大军，威不可档。此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张翼德大闹长坂桥，刘豫州败走汉津口》。 毛泽东从不轻易放过别人研究三国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北京日报》上读到了作家吴组缃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就嘱咐秘书去找以前连载的两篇来看。 据《社会科学论坛》1995年第l期一篇文章中说：1959年4月23日，毛泽东阅读本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吴组缃《关于〈三国演义〉》（三），在旁作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文的第（一）、（二）两节，想看看。” 1960年，毛泽东在浙江 杭州 南屏召开会议期间，在文艺晚会上，聆听了宋宝罗唱的京剧《空城计》。（李林达：《情满 西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42页。）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过“五一”国际劳动节。据当时在上海市委机关从事接待工作的张玉华回忆：当天早上3时，我们几个人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请我们同桌吃饭，一起欢度节日，真使我们喜出望外。我们上了主席餐车。吃饭时，毛主席对我们说，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很快过端午节了，你们为我工作很辛苦，我请你们共同过节，表示感谢。当时，餐车上放了粽子。毛主席问我们端午节为什么吃粽子？我们回答，是纪念屈原，但具体缘由讲不清楚。毛主席说，我把关于屈原的故事讲给你们听，然后你们每人吃两只粽子，不然我就吃亏了嘛。一番话说得我们大笑起来。当毛主席讲完故事，我们把粽子吃掉后，毛主席很高兴地说，看来你们的饭量都不小，为了帮助消化，我再唱一段京剧助助兴。随即他唱了一段高庆奎的《逍遥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页。） 据毛泽东的 卫士 尹荆山回忆：1962年的一天，毛泽东走出书房，在台阶上住了脚，仰天凝视，深吸一口气，忽然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戏。记得是《空城计》。卫士们一怔，随即交换眼色，无不流露欢颜。这两句京戏似乎宣告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我们都产生出“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感觉。到吃饭时间了，在尹荆山的建议下，毛泽东和家人一起吃了一顿饭。家常便饭，四菜一汤。毛泽东并不因为与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仍然是手不释卷，边吃边看。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火烧连营》，完全是放松大脑的一种独特方式。（孙宝义：《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讲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就能打仗。我们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的形势，分析具体情况。”（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俗话说，老不读“三国”。但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仍然还坚持读《三国演义》，经常在书房里翻阅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有平装的也有线装的；又读有关三国的史传，如《晋书》的《羊祜传》、《杜预传》等。 据忻中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我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我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忻中：《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党史文汇》杂志，1994年第9期。） 1975年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传》等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这天，毛泽东先谈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接着又谈了《水浒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