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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习近平一日晤两拨日本民主党成员

习近平在会晤民主党代表团后又会晤鸠山由纪夫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周五(3月23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先后与到访的日本执政民主党访华团和民主党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分别会谈。 已知的会谈内容 综合日本各大传媒周六的报道,率领民主党访华团的党干事长輿石东和鸠山分别与习近平会谈中,都要求中方尽快恢复合作开发东海油气田的事务性谈判。 习近平显示了积极立场,他对鸠山輿石说“必须创造尽快恢复事务性谈判的条件”,对鸠山则以中日韩三国两天前谈判缔结投资协定成功为例说“中日韩正走向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 不过对輿石要求中国放宽进口日本食品的限制,习近平只回答“希望放心进口日本食品的环境日趋成熟”,显示了对日本核辐射事故后的食品仍存疑虑。 50分钟会谈中,輿石还对习近平提起名古屋市长河村隆因南京大屠杀言论激发的两国纠纷。 他引用前首相村山富市1995年发表的道歉谈话精神来强调日本战后坚持和平主义。 习近平回答说“必须加强中日之间的政治信赖和互惠关系,每个政治家如何面向未来、考虑长远的中日关系很重要”,并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中日共同的政治基础,就算发生纠纷,客观认识、解决和控制也很重要”。 访华外交的乱象 輿石一行10人是周五启程作为日本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交流协议机构”活动访华的,成员有党政策调整会长仙谷由人、干事长代理樽床伸二、副党代表山冈贤次等民主党领导中枢。 习近平与輿石一行会谈后20分钟再与鸠山会谈,鸠山向习近平转交了与中国深交的民主党前党代表小泽一郎的亲笔信。 会谈中,习近平对鸠山提出的一些问题说“刚才民主党代表团来,也谈过这个问题”,令鸠山尴尬并表示了歉意。 会谈后鸠山对日本记者表示强烈不满民主党排挤他访华,而民主党的访华外交乱象则成为周六日本传媒、舆论的关切焦点,认为民主党内的混乱令外交也失态。

图片:美国民主党主席的一天

图片:美国民主党主席的一天 图片:美国民主党主席的一天 图片:美国民主党主席的一天 自2011年春掌舵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来,佛罗里达州众议员舒尔茨走遍各州,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党的政策主张。本图集记录了她的一天。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黛比・沃瑟曼・舒尔茨(Debbie Wasserman Schultz)和她丈夫史蒂夫・舒尔茨(Steve Schultz)在他们位于佛罗里达州韦斯顿的家中一起洗碗。舒尔茨女士出生在纽约,从佛罗里达大学毕业后留在了佛州。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舒尔茨为她八岁的女儿谢尔碧(Shelby)做早餐。她家养了四条狗,其中两条正走向冰箱。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舒尔茨在打电话。她的孩子们都已做好去学校的准备,工作团队成员则聚在她家厨房中。“我有三份全职工作。”她说,意指她作为母亲、党主席、和政治人物的三重角色。“压力很大。”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舒尔茨的工作团队成员里克曼(Michael Liquerman)在她家和她交谈。她正准备上楼叫孩子们去上学。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舒尔茨将女儿谢尔碧的校长光荣榜奖状贴到柜门上。“你能感受到母亲的骄傲吗?”她说。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她把跑出家门的狗带回来。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舒尔茨为去上学的孩子们关上车门。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稍后她来到劳德代尔堡市布劳沃德县(Broward County)警察局,在新闻发布会上谈论身份盗窃和公共安全问题。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新闻发布会后,舒尔茨与警察局的雷纳(Jay Leiner)警长交谈。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舒尔茨和12岁的儿子杰克(Jake)开怀大笑,她12岁的女儿丽贝卡(Rebecca)坐在一旁。他们在霍姆斯特德的一座基督教青年会(the YMCA)礼堂参加WebMD网站举办的活动。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左起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吉姆・考夫曼(Jim Kauffman),WebMD的营养部主管凯瑟琳・泽尔曼(Kathleen Zelman),活动主持人、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WebMD的医学编辑汉莎・巴尔加瓦(Hansa Bhargava)博士。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舒尔茨查看手机上第一夫人与她和孩子们的合照。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舒尔茨在WebMD的礼堂活动结束后向选民和支持者问好。在美国大选之年,她承担起帮总统奥巴马塑造形象的顾问角色。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活动结束后,她和女儿丽贝卡边聊天边走向她们的车。 Brandon Kruse fo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为什么美国人爱用驴子和大象表示民主与共和两党

还有20天艾奥瓦州就要举行初选,2012年总统大选正式开打。几位共和党人士为了争取党内提名,正在马不停蹄地各处演讲拉票,就连现任总统、没有悬念的民主党候选人欧巴马也不敢掉以轻心,明显地增加了为赢得连任的造势活动,红蓝两色的两党色彩和驴象两党吉祥物在电视节目和报刊杂志上频频出现。为什么美国人爱用驴子和大象代表民主与共和两党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提到一位名叫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的人。纳斯特1840年出生在德国,儿时随家庭移居纽约,经历了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这一段美国建国以来最为动荡不安的时期。他从小就具有绘画天分,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漫画家,就是他的漫画把这两种动物的形象加给了美国最主要的两大政党。 那个时候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党与现在有很多不同。当时民主党的支持者很多是南方的保守派,而以北方为主的释奴主义者则支持信奉社会自由主义的共和党。纳斯特是热心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废除农奴制,抨击主张与南方妥协的民主党人。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漫画对战争动员起了很大的作用,林肯总统因此说纳斯特是最好的招兵官。南北战争之后,纳斯特继续以漫画揭露南方的种族隔离和三K党的暴行,反对战后重建时期的绥靖政策,还对长期把持纽约政坛的塔曼尼集团的腐败行为加以鞭挞,不但有助于将塔曼尼的“老板”威廉•特威德送进监狱,而且在特威德服刑期间利用返家探视的机会逃亡之后,被虽然不懂英语、但是看过纳斯特漫画的人在西班牙认出来,顺利抓获归案。 尽管在纳斯特之前已经有人将民主党比作驴子,但他于1870年在《哈珀周刊》发表的一幅漫画则给民主党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一头暴怒的驴子,尥起橛蹶子猛踢躺倒在地死去的雄狮。狮子身上写着战时担任林肯内阁战争部长斯坦顿的名字,斯坦顿头年年底刚刚去世,驴子则标明为“铜头蝮蛇媒体”。当时人们把在战前反对与南方开战、战争爆发后主张立即媾和的北方民主党人称为铜头蝮蛇。 把驴子和大象放在一起的是纳斯特1874年11月7日在《哈珀周刊》刊登的另一幅漫画。画面是一群慌不择路的动物,其中的主角就是一头驴和一头大象。那时共和党的格兰特总统有意谋求三连任(美国限制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宪法第22修正案要到1951年才正式生效),而当天举行的纽约州和地方选举对共和党不利。画面上的大象身上写着“投票给共和党”,正在走向写着“乱局”的深渊,四周横竖摆着民主党攻击共和党的口号,诸如“三连任”、“信贷膨胀”和“拒付”等,而一头披着狮子皮、身上写着“凯撒主义”字样的驴子,驱赶着其他动物冲向丛林,投票给民主党纽约州长和市长候选人。这幅漫画后来被称为“三连任恐慌”。 “三连任恐慌”之后,纳斯特还发表过不少用大象代表共和党的政治漫画。1877年共和党的海耶斯以微弱优势险胜当选总统,但是普选票却低于对手。纳斯特为此画了一幅漫画,一头遍体鳞伤、标明共和党的大象跪在写着民主党字样的墓碑前。这是纳斯特首次将共和党直接写在漫画大象的身上。 因为纳斯特在美国家喻户晓,共和、民主两党被他赋予的动物形象深植人心。时至今日,特别是在民主党的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之后,纳斯特对之忠心耿耿的共和党在施政纲领上走向保守,因此大批北方共和党人转而支持民主党,而原来民主党天下的南方却倒向了共和党。当年纳斯特使用驴子和大象代表共和与民主两党,明显地是有褒有贬,但是他的用意现在已经大为褪色,人们只不过把这两种动物做为两大政党的符号标记而已。 由于大象表现出一种稳重、坚实的形象,共和党人对它慨然接受,成为共和党的正式吉祥物。 过去驴子在美国是贬义的象征,“蠢驴”和驴子懒惰、不随时鞭策踢打不好好走路的说法十分普遍。但是现在驴子的优点已经得到人们的承认,它们忠诚,比马更有耐力,而且因为驴子的视力很差,只能看到4英尺远的地方,所以不但应该原谅它需要催促才向前迈步的毛病,而且这是它办事脚踏实地的优点,应该予以鼓励才对。所以尽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迄今还没有正式以驴子为它的吉祥物,但是好像也没有听到它对人们用驴子来代表自己有什么强烈的反对,一些地方党部甚至已经将驴子作为吉祥物放到了自己的网站上。 有兴趣欣赏纳斯特其他政治漫画的读者,可以登录以下网站,其中加州州立大学Bakersfield分校网站选登的是纳斯特反对歧视及迫害土著和华裔居民的政治漫画: http://www.csub.edu/~gsantos/cat15.html http://cartoons.osu.edu/nast/keller_web.htm 纳斯特1870年在《哈珀周刊》发表的漫画带给民主党挥之不去的阴影 纳斯特1874年11月7日在《哈珀周刊》刊登的漫画“三连任恐慌”   共和党明年党代会的专用网站首页。左上显示吉祥物大象。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网站首页。下方左起第三栏是犹他州民主党的推特链接,显示吉祥物驴子。

章立凡 | 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上)

2011年12月02日 10:08:42   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     ——2007年8月18日三味书屋演讲          各位下午好。今天的话题不一定有那么强的故事性,而且时间的跨度比较大,我会从60多年前一直说到现在,有可能说得不够全面,我讲完以后大家还可以继续交流。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在切入主题之前,我首先,想对党这个词做一点分析。我想我们这几十年来所理解的政党,和通常使用的党派概念略有不同。如果按照政治学解释,党派或者说是政党,应有独立的政治主张、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独立的经费来源,而且应有自己的代表性,就是说它代表了某些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它要为这部分人说话,争取他们的权利。比照这个概念,以今天看来,现有的各民主党派就不具备这些明显特征。但是他们曾经不是这样,这是我对政党的一个初步观察。再说说这个党字,党字的繁体字是“尚+黑”,《论语》版本中的注释是“相助匿非曰党”,也就是互相帮助做坏事,而且是不公开地进行。所以在古汉语里党这个词,含有贬义,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党是那么伟大。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党字完全没有中性的意思。古人对党字也有很多解释,比如“君子群而不党”,就是说在一起结党的人,可能就不是君子,这里多少还有点贬义的意味。当然也有“乡党”这个词,这个词就比较中性,表示居住的比较近,现在陕西方言里可能还有乡党这个词的存在。如果单就汉语概念,贬义居多。如,“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等等,这些都是对党字贬义的解释。     现在,再来分析中国近代的政党。中国近代的政党,在我看来有浓厚的会党成份,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追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结社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结社。就是以秘密结社的方式反抗官府,有些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种组织往往成为农民暴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另一种是知识分子结社。这种形式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比如,东汉党人就是知识分子结社,组织形式比较松散,相互间有一定的共同政治主张,也有自己的一些政治目标,试图推翻宦官政治的。唐代也有清流党,再往后像宋代也有所谓元祐党人,到了明代就更多了,如东林党以及后来的复社,都属于知识分子结社这种类型。明代的这种结社,在明亡之时,出现重新组合的趋势,就是说知识分子同农民民间会社的融合。这个融合是什么呢?那时的民族矛盾,是反清复明。知识分子不见得有那么多枪杆子,没有武装力量。像黄宗羲、顾炎武、朱舜水、傅青主,这些大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在民间搞秘密结社,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会党,即三合会、洪门这些秘密团体的由来。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同民间反清势力的结合,从事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活动,这是一种新的组合形式。原有的那种农民的秘密结社还继续存在,比如白莲教。白莲教从辽代到清代持续活动了很长时间,它们还带有一种民间的秘密宗教的色彩。清嘉庆年间的林清、李文成起义,实际上就是白莲教的支脉。还有像义和团,它也有白莲教的血统。源于明末清初的洪门,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也能看到它们的影子。太平天国虽然借助了西方宗教的形式,但在组织形式上,甚至同天地会(洪门各流派,对外均称天地会)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先生曾经论述过这些问题,他认为,白莲教演变成了义和团,天地会演变成了革命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末反清革命,包括同盟会的组成,也是采用知识分子同民间秘密结社的融合方式。这种方式很有趣,你看结成同盟会的这几个团体,比如兴中会是湖南的,它的背景是洪门,还有哥老会也被同盟会的反清势力结合了。从这种组织形式来看,此后演变成近代政党的时候还带有相当浓厚的会党色彩。会党色彩是指组织方式是家长制,它是有山门的,而且在这山门里另有山头,分成不同的各派。在它的内部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有帮规。如果违反帮规,就通过严格的措施处置内部叛徒。以这一套办法观察近代的政党,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全都承袭下来了。政党内部也有严密的组织,也有残酷斗争,存在着无情打击。对外又很团结,内部的事务按本帮的帮规处理,外人不得插手。     现在让我们反思这套组织形式。国民党成立的时候,又加入一个东西,就是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同西方政党那种比较松散的结构不同。比如在美国,这一届登记选民,我登记共和党,下一届我觉得民主党好,就说我是民主党,它没有严格的程序,也不用宣誓,组织很松散。但是国民党形成的时候不是这样,既承袭了原来中国传统会党的这套组织形式,又以俄为师,接受了列宁的这一套,对自己的政党进行规范。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都是列宁式政党。所以,我们观察国共两党,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当然,这个话题扯的比较远了。再回过头来说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这种色彩相对淡点,比较接近西方政党。民主党派在主张上普遍采用西方的,推行民主宪政,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民主党派是从民国初年开始形成的。在第一届国会召开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政党,这些政党有的就延续下来。现在大家已经不太注意的一个叫国社党(国家社会党),它的领导人是张君劢,后来改称民社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由国社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15日成立于上海,自称“以民主方法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为宗旨。他们在血脉上是相同的,都是由原来主张君主立宪发展来的。还有一些政党,像五四时期的所谓“少年中国学会”这些人,他们后来发展成青年党,但不是全部,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此后也走向分化。曾琦、左舜生、李璜曾经创办《醒狮周报》杂志,大体上就是这个系统的人,后来他们组成了青年党。再晚一些,又产生了我们看到的农工民主党,又叫第三党。第三党派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大革命接近失败、国共即将分裂的背景下,由部分脱离中共的人士和一些国民党左派组合而成,政治主张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是为第三党。其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谭平山,谭平山是一个兼跨国共两党的人物,虽然他是共产党员,但脱离了共产党。谭平山之后的主持者就是邓演达,后来被蒋介石杀害,其后的领导人是章伯钧。虽然这部分人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成共产党,但他们还忠于一些在国共合作时期社会改造的理念,比较接近社会主义,与现在国外的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相似,所不同的是他们也搞武装斗争。还有一些政党因为非常多,我不能尽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政党就是致公党。它实际来源于洪门。在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美洲华侨中串联闹革命的时候,他曾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红棍。所谓红棍,就是帮会执法者,职掌惩罚。孙中山本身是革命家,但有些著作认为孙先生也是黑社会人物,我们现在看很多革命家可能都是来自黑社会,都会搞恐怖活动,至少在那个年代是这样。意大利的烧炭党,性质上也是秘密会社,不过它有政治主张,不像如今的黑手党,只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标。中国洪门这一系也是如此,它也干一些非法的事,但它有一个反清复明的主张。因此,在这个前提下,孙中山把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推翻满清王朝。     致公党创始人是陈炯明,孙中山同陈炯明反目后,陈炯明就创建了致公党,目的是团结海内外的袍泽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陈炯明与孙中山不同,孙中山主张武力统一,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所谓“联省自治”就相当于联邦制的国体形式。致公党会党色彩比较浓厚,与其他的知识分子政党有所不同。我现在已经说了几个党,有些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或者到了海外。下面,我们就谈谈还继续存在的政党情况。这就要从抗战时期说起。     现在最主要的一个民主党派就是民盟。它是由“三党三派”组成的,三党就是刚才讲的,一个青年党、一个民社党、一个第三党。三派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派和沈钧儒的救国会派。救国会派形成于抗战爆发前,于1935年底成立。这个“三党三派”在抗战爆发以后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他们的领导人有很多都是国民参政员。这些人希望在国共两党之外形成一个第三势力来制衡国共两党,所以,他们在1939年就有了一个组合,一些主要的国民参政员和少数无党派参政员发起创建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又发展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后发展成“民主同盟”。这是现有的民主党派里一个主要党派的来源,它的成分主要是一些崇尚西方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能够在国共两党之间起到制衡作用,并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在抗战时期,曾经有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这两次运动的发起都与第三势力党派有着很大关系。     在抗战行将结束之时,政治家们都在思考中国未来走向的问题。蒋介石让陶希圣给他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陶希圣在书中提出了一套中国未来的建设规划。当然,张君劢先生对中国未来宪政规划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早年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是政闻社的骨干人物。自上世纪30年代起,他又先后组建或参与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参加过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做过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及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主持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     当时,中共也面临一个问题。按照美国的设想,战后国民党政府不能实行一党专政,要成立多党的联合政府。这是美国方面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涉及到共产党军队怎样处理的问题。对此,国民党提出收编中共军队,在政府安排职位,在中国搞民主政治的对策。共产党不会轻言放弃,它几次濒临绝境,在抗战的缝隙中恢复壮大,现在却把军队交出,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件很难的事情。作为回应,中共把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作为交出军队的条件。这个条件与所谓的第三势力的主张是一致的,共产党把第三势力对于国家未来改造的方案全盘接过来,而且视为道义的大旗高高举起,是一个很高明的办法。收编军队可以,但要开放政权,我提出的各种要求必须达到。在此背景下,1945年7月,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等六位参政员访问了延安。所谓“窑洞对”,就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做的表态。黄炎培问毛泽东:“怎么能摆脱中国王朝更迭的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句话让人听来甚是动心。民主党派或第三势力与中共的蜜月由此开始。在此前,作为在野党,他们之间有合作,有支持,但共产党有军队,说话腰杆子比较硬,民主党派有文化,说话也会有人听。这种相互合作,对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局面,是件好事。     时至抗战胜利,政治民主化的呼声变得异常强烈。因此,在抗战胜利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国内掀起了一次组党热潮,什么人都想组个党,就像文革中大家拉个战斗队似的,有成百上千个的小团体纷纷登场。这其中就有后来的几个民主党派出现:一个是民主建国会,主要成分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些与他们有关系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领导人有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民主建国会的政治主张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他们不但提出人民民主权力、军队国家化,由于多为搞经济出身,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要求;还有一个民主党派也是在那时产生的,就是民主促进会;后来还出现一个九三学社。这些政党至今还存在,他们都是在抗战胜利后的短暂时间内出现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民主党派——民革,它在历史上有很复杂的成分。大体由三部分人组成,也可以说是四部分人,均来自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一派是汪系的改组派和其后所谓福建人民政府、福建事变出现的一批人,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他们都是两广人物,在国民党内被称为粤派。他们曾有一个共同领袖,就是胡汉民。比较间接且属于更早的精神领袖,也可以把汪精卫列入其中,只是汪精卫后来变了道;另一派就是三民主义同志会;还有王昆仑、许宝驹这批人。这三部分人在国共分裂、内战爆发的背景下,大概在1946年左右组建了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过程我可能讲得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活跃在当今政治舞台上的这些演员就是在那时一个一个登场的。出现最晚的,当属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领导人是谢雪红。谢雪红为台湾共产党创始人,也是二二八起义的领导者,其身份应该是中共秘密党员。因为,我曾看过她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中央有一个开除她党籍的文件。     现在大体将八个民主党派的产生过程作了介绍。在1946年7月,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国政治生活的一次重新组合开始了。第三势力希望在国共两党之间起到制约平衡作用,他们既反对内战,对国共两党均持批评态度,又想调停内战,反对国共两党自相残杀。但是民主党派做这件事情,国共两党都很不高兴,只是对他们不得不敷衍应付。其实,国共两党都希望能吃掉对方,但为了做好能彻底吃掉的充分准备,就需要有这么一个第三方出来拉架,在拉架之中争取时间、准备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派在内战爆发前调停了很长时间,国共两党在那个阶段既需要他们,又都厌烦他们。到内战真正爆发的时候,第三势力自身开始分裂。国民政府搞了一个国民大会,搞制宪,颁布中华民国宪法。一部分人本来就是宪政主义者,同时他们还认为国民政府是正统的,是合法的政府,就参加了国大。青年党和国社党由此从民盟分裂出去。因为国民党当时说也要搞宪政,他们觉得好像应该参加,况且会得到政府职位,在政治上有诱惑力。     对于剩下的民主党派,国民党采取只要不同我合作,我就强行解散的策略。1947年,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在国民党的压迫下,民盟解散。以民盟解散为标志,第三势力已经分裂,一部分人跟国民党走了,一部分人跟共产党走了。在民盟解散不久,章伯钧、沈钧儒等人到了香港,宣布国民党的勒令解散之举也是非法的,这个解散法令不成立,就把民盟总部设到香港。据一些民盟老人回忆,由于国民党过分压迫民盟,在中间势力中有一部分人,如黄炎培、张澜、罗隆基还希望保持第三者的身份,最后导致他们做第三者也做不成,结果推到了共产党这边。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呢?在现在看到的资料中,有一封1947年毛泽东写给苏共的信,他的观点就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共之外的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后来,斯大林在1948年给他写了回信,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斯大林认为,这些党派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作用,将来得成立联合政府,还要跟他们合作。斯大林的一锤定音决定了今后这六十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但现在有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信的内容是米高扬披露的,对这封信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我觉得这信有很高的可信度。你可以看到,从1947年开始到十年之后,民主党派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同毛泽东的心态比较契合。     内战打到1948年,中国政治再次开始洗牌。中共提出了“五一口号”,就是准备召开一次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它有别于抗战结束时召开的旧政协。结束国民党的法统,重新成立一个新政权。“五一口号”得到了驻在香港的原中间势力党派的支持,他们联合发表了响应中共口号的声明。民主党派那时已经被挤到香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他们的活动很是艰难。此时,共产党向他们伸出手来,于是大家就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分批进入东北解放区,并组织他们参观解放区的新气象,这使他们很受感动。这部分人陆续到达后,国共战争还在继续,从1948年一直待到1949年,中间这段时间,这些人就在那里等,等着把这个仗打完了,他们才好开会。这个等待十分漫长,他们中的一些人显得非常着急。我曾跟一些人聊过他们在那段时期的生活,他们无所事事,有的人就外出买古董、买古书,反正没有正经事干。到了1949年,他们开始忙碌起来,因为真的要开新政协了。这个时候,中共对他们又是什么态度呢?统战部对民主党派有一个分析,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新政协的阵营”文件谈到的这个问题,文件中分析了未来新政协各个党派的安排及其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将他们按照一个一个党派,分成左中右,对若干主要领导人对中共所持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态度作了详尽的阐述。     此外,我们还有一个观察角度,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了苏联,他向斯大林请教,中共真的要当家了,应该怎么当这个家?他在给苏共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说,政协筹备会已经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名,其中中共党员43人,与中共保持绝对一致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中共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备会中另外设立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地位,就是说,这是一件很有把握的事情。让我们再看看“新政协的阵营”文件对民主党派的分析。     对民盟的分析。在民盟中央委员11人中右派分子占居多数,左派分子仅有两个。但其总部及各地区的实际领导权已逐渐转移到进步分子手里。民盟组织内部主要由人民救国会、农工民主党与无党派人士组成,三者左中右都有。文件认为,沈钧儒、史良、胡愈之领导的救国会系左派,是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时认为,农工民主党上层右派分子居多。文件还谈到章伯钧,认为章伯钧有江湖政客习气,在党内实行家长制统治,常以民主同盟的名义发展自己的党派,即所谓的农工党,他的举动引起同盟内部的强烈不满。章伯钧过去一贯企图在国共两党对立下争取第三方的地位,他同民盟中的右派分子打成一片,又与一些地方实力派保持联系,鉴于同我党关系较为紧密,仍可作为中共争取的对象。     民盟领袖除沈钧儒和章伯钧之外,尚有张澜、黄炎培、张东荪、罗隆基四人。他们在民盟群众中的威信虽已降低,但仍是右派和中间派的中心人物,张澜与西南地方势力向来有联系;罗隆基是亲美分子,主张在联合政府中容许反对派的存在;张东荪企图做民盟主席,他拉拢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排斥沈钧儒、史良以至章伯钧。以上,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对民盟上层情况的一个剖析。     中共想达到什么目的呢?中共认为,民主同盟应该而且可能成为各个被压迫阶级的联盟,但需改组中央常委,容许共产党员存在,把民主同盟建成以进步分子为主导的组织。但这并不容易,难以一蹴而就。中共希望逐步改造民盟组织,扶植进步分子。在对民革的分析中,中共认为,李济深及其亲信组织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本身想取蒋介石的法统而代之,本质上还是国民党,只是想取代蒋介石而已。他们都是受蒋介石排挤的地方实力派和失去地盘乃至尚有地盘的代表人物。其秘密党员(不是指中共秘密党员,而是指国民党系统中的民革秘密党员,其中有一些还是民革的秘密中委)中虽然有不少进步分子,但这些进步分子只能在里面起号召和牵制作用,没有取得实权。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元老也只相信李济深,但他们尚未取得领导权。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以李济深为首的右派集团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不愿采用新民主主义,企图组织资产阶级右翼形成反对派,以防中共控制,并主张保留蒋党起义部队编制,以图收集残余力量,联络地方军阀,策动地方武装,从而培植势力、满足其夺取领导权的要求。这也是在1949年报告中对民革的分析。报告认为,像谭平山、王昆仑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比较进步的。我们知道,谭平山原来是中共党员,王昆仑是中共秘密党员。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也是民革的一支,是以李济深、蔡廷锴为中心的封建性小集团。     另外,报告还提到民建。报告认为,其下层中有不少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以及革命知识分子,但尚不能起到决定作用,政治倾向一般代表产业界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黄炎培和章乃器为他们的代表人物。章乃器、施存统(施复亮)曾经公开地主张中间路线与改良主义。章乃器比施存统来得更坚决。他说,在国共两条路线之外,他自己要造第三条道路。在他们进入解放区后,言论见解才有若干改变。报告对民建的分析比较悲观,认为将来只能以右派并力争中派居多,虽然不排除有个别进步分子在代表团之中,但不可能单单依靠他们发挥积极作用,总体上看,对民建的改造比较困难。     中共认为民盟比较重要,但在成分上不够理想,需要扶植左派,团结中间派,再对其组织加以改造。而对于民革,中共认为比较棘手,民革对国民党的遗产继承的太多,需要慎重处理。对于民建,中共也觉得不宜马上就让左派分子掌握权力。     报告对致公党的分析比较有趣。认为致公党是陈炯明的势力,李济深有可能是这个党的秘密主席,致公党实际上支持李济深的政治主张,而且该党带有浓厚的封建性质,其组成分子主要为封建官僚和下层小部分流氓无产者。总的来说,中共的长期目标就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报告对民主党派中,哪些是为中共所喜欢、哪些不喜欢、哪些是有问题的人物进行了列举。在若干年后发生的那个政治事件中的一些目标人物,在这个报告中已经出现。     现在,回到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新政协最主要的成果就是通过了一个大宪章式的文件----至今还能看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我曾对共同纲领全文内做了一次检索,发现检索结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句话,出现的只有“工人阶级领导”这个词组。在性质上,共同纲领是一个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基本承袭了联合政府的传统框架。联合政府就是由国内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通过政治协商成立的政府组织形式。斯大林同中共领导人谈话强调,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因此,从这个纲领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政府阵营看,可以确信当时成立的的确是一个联合政府。这在政府组成上也能体现出来。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党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六个人副主席中,有三个是非中共人士;在政务院有两个副总理,黄炎培和郭沫若都是非中共人士;在政府政务委员和部长这一级,大概有20个人是非中共人物。时至如今,国务院只有两名党外人士当了部长,但在那个时候的人数比现在多的多。     在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央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委员会(后来随着54宪法的颁布,组织形式改变了,整个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人大常委会)。对此,刘少奇曾对斯大林作过解释,他说这个中央政府主席团与内阁的关系是,主席团是集体的总统,内阁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执行机关,服从主席团的领导。在那个时候,中央人民政府大概有几十个委员,这几十个委员就是总统的集合,政务院就是内阁的执行机关,要服从主席团的领导。     在这个框架下安排了许多的党外人士,对于这样的安排,中共党内有很多不满的情绪:觉得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国民党起义将领都能当部长,我们干革命干了这么多年怎么让他们当。对此,薄一波在回忆录中有一个回答,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民主党派非党人物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野有人,国民党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个社会主义,就是和平过渡的社会主义。这是当时对党内不满情绪的回应。     在新政协召开之前,各民主党派内部也存在很多矛盾。这个矛盾它自身解决不了,只有由中共来解决。实际上,中共在解决各民主党派内部矛盾中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谁可以上,谁不可以上,都由统战部决定。黄炎培日记有一些记载,他谈到比如民建内部某某人,统战部提出让他当政协代表,大家表示反对。但潘汉年坚持,大家越是反对,潘汉年越是坚持,结果大家只好同意作罢。在研究讨论民主党派人士到政府任职的时候,各党派彼此竞争,党派同党派之间竞争,党派内部也存在竞争。对于这种状况,最终由中共来仲裁、来解决。     新政协成立后,我们看到,民主党派发生很多的变化。一个是它的组织开始变化。当时,与会的除了中共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外,还有十一个党派单位,此后,为什么变成八个,缺了三个?我刚才讲过,三个之中有两个并到民革,一个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还有一个是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最后一个是救国会,被宣布解散,其成员都在民盟里,而且掌握了民盟的领导权。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共认为民主党派太多了,想合并一下,于是就打算把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农工党、救国会合并到民盟;把致公党并到民革;最后仅保留民革、民盟、民建几个党派。当然像台盟合并不了。曾经有过这个计划。后来据说毛泽东觉得党派多一些,对外形象好看,还是不变了吧。但有的已经被宣布解散,没有办法挽回(比如救国会被解散),到抗美援朝时期,各民主党派声明支持中国出兵朝鲜,没了救国会的声援,毛泽东感觉有些后悔。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伴随着各民主党派组织的重新组合,对其内部的调整也逐渐开始。我们知道,民主党派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主张军队国家化。而在各党派之中有很多的旧军人,民革里有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农工党也同国民党军队系统有些关系,策动过国民党军队起义;民盟成员也有做兵运工作的。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大概在1950年,李维汉宣布,中共已同各民主党派达成了协议,即民主党派不能在军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等军工单位发展成员。后来,中共又将这个范围作了进一步扩大,扩展到情报机关、驻外使领馆、少数民族地区。韩战爆发后,铁路实行军管,又将铁路系统纳入其中。以后,这些禁区有的逐渐放开,在铁路和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发展成员。最近,军方发言人谈到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各民主党派不能在人民解放军中发展成员。综上所述,民主党派有一个发展方向的限定,哪些领域可以发展,哪些不能发展,先把不能发展的确定下来,然后再确定哪些可以发展。     这个规定延续到现在,决定了各民主党派的分工和成员的分布。民革主要集中在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这一群体;民盟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这一块;农工党也算是知识分子集中之处,但侧重医药卫生界;民建面向原工商业者;台盟当然要吸纳台湾省籍人士;民进主要在教育领域。这种分工和党员的分布,在民主党派内部戏称为防区制,这是我的防区,那是你的防区,不能越雷池一步。     下一步就是开展对人事的改造,一些中共党员被安排进各民主党派抓组织工作,同时,吸收一些民主党派成员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也是改变民主党派成分的一个有效办法。     在50年代初期,民主党派还是有一定发展的,在1949年,民主党派的人数也就是两万多人。此后,中共做出扶植各民主党派,特别是扶植民盟、民革和民建发展的决定。扶植结果,对民主党派有一个好处就是成员增多,对中共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改变了原来民主党派的组织成分。     1952年6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要求着重吸收各党派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物。民建和民盟逐渐实行了这个方针。“截止目前,民主党派在国内的党员有32000多人,加上民盟、民革和致公党在国外的党员10000多人,总计40000多人”。 上一篇: 【2006年旧文】“农民工”的称呼... 下一篇: 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下) 阅读数(136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章立凡 | 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上)

2011年12月02日 10:08:42   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     ——2007年8月18日三味书屋演讲          各位下午好。今天的话题不一定有那么强的故事性,而且时间的跨度比较大,我会从60多年前一直说到现在,有可能说得不够全面,我讲完以后大家还可以继续交流。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在切入主题之前,我首先,想对党这个词做一点分析。我想我们这几十年来所理解的政党,和通常使用的党派概念略有不同。如果按照政治学解释,党派或者说是政党,应有独立的政治主张、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独立的经费来源,而且应有自己的代表性,就是说它代表了某些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它要为这部分人说话,争取他们的权利。比照这个概念,以今天看来,现有的各民主党派就不具备这些明显特征。但是他们曾经不是这样,这是我对政党的一个初步观察。再说说这个党字,党字的繁体字是“尚+黑”,《论语》版本中的注释是“相助匿非曰党”,也就是互相帮助做坏事,而且是不公开地进行。所以在古汉语里党这个词,含有贬义,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党是那么伟大。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党字完全没有中性的意思。古人对党字也有很多解释,比如“君子群而不党”,就是说在一起结党的人,可能就不是君子,这里多少还有点贬义的意味。当然也有“乡党”这个词,这个词就比较中性,表示居住的比较近,现在陕西方言里可能还有乡党这个词的存在。如果单就汉语概念,贬义居多。如,“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等等,这些都是对党字贬义的解释。     现在,再来分析中国近代的政党。中国近代的政党,在我看来有浓厚的会党成份,不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特征。追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结社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结社。就是以秘密结社的方式反抗官府,有些还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种组织往往成为农民暴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另一种是知识分子结社。这种形式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比如,东汉党人就是知识分子结社,组织形式比较松散,相互间有一定的共同政治主张,也有自己的一些政治目标,试图推翻宦官政治的。唐代也有清流党,再往后像宋代也有所谓元祐党人,到了明代就更多了,如东林党以及后来的复社,都属于知识分子结社这种类型。明代的这种结社,在明亡之时,出现重新组合的趋势,就是说知识分子同农民民间会社的融合。这个融合是什么呢?那时的民族矛盾,是反清复明。知识分子不见得有那么多枪杆子,没有武装力量。像黄宗羲、顾炎武、朱舜水、傅青主,这些大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在民间搞秘密结社,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会党,即三合会、洪门这些秘密团体的由来。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同民间反清势力的结合,从事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活动,这是一种新的组合形式。原有的那种农民的秘密结社还继续存在,比如白莲教。白莲教从辽代到清代持续活动了很长时间,它们还带有一种民间的秘密宗教的色彩。清嘉庆年间的林清、李文成起义,实际上就是白莲教的支脉。还有像义和团,它也有白莲教的血统。源于明末清初的洪门,后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也能看到它们的影子。太平天国虽然借助了西方宗教的形式,但在组织形式上,甚至同天地会(洪门各流派,对外均称天地会)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先生曾经论述过这些问题,他认为,白莲教演变成了义和团,天地会演变成了革命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末反清革命,包括同盟会的组成,也是采用知识分子同民间秘密结社的融合方式。这种方式很有趣,你看结成同盟会的这几个团体,比如兴中会是湖南的,它的背景是洪门,还有哥老会也被同盟会的反清势力结合了。从这种组织形式来看,此后演变成近代政党的时候还带有相当浓厚的会党色彩。会党色彩是指组织方式是家长制,它是有山门的,而且在这山门里另有山头,分成不同的各派。在它的内部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有帮规。如果违反帮规,就通过严格的措施处置内部叛徒。以这一套办法观察近代的政党,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全都承袭下来了。政党内部也有严密的组织,也有残酷斗争,存在着无情打击。对外又很团结,内部的事务按本帮的帮规处理,外人不得插手。     现在让我们反思这套组织形式。国民党成立的时候,又加入一个东西,就是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同西方政党那种比较松散的结构不同。比如在美国,这一届登记选民,我登记共和党,下一届我觉得民主党好,就说我是民主党,它没有严格的程序,也不用宣誓,组织很松散。但是国民党形成的时候不是这样,既承袭了原来中国传统会党的这套组织形式,又以俄为师,接受了列宁的这一套,对自己的政党进行规范。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都是一样的,都是列宁式政党。所以,我们观察国共两党,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当然,这个话题扯的比较远了。再回过头来说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这种色彩相对淡点,比较接近西方政党。民主党派在主张上普遍采用西方的,推行民主宪政,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民主党派是从民国初年开始形成的。在第一届国会召开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多政党,这些政党有的就延续下来。现在大家已经不太注意的一个叫国社党(国家社会党),它的领导人是张君劢,后来改称民社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由国社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15日成立于上海,自称“以民主方法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为宗旨。他们在血脉上是相同的,都是由原来主张君主立宪发展来的。还有一些政党,像五四时期的所谓“少年中国学会”这些人,他们后来发展成青年党,但不是全部,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此后也走向分化。曾琦、左舜生、李璜曾经创办《醒狮周报》杂志,大体上就是这个系统的人,后来他们组成了青年党。再晚一些,又产生了我们看到的农工民主党,又叫第三党。第三党派是怎么形成的?它是在大革命接近失败、国共即将分裂的背景下,由部分脱离中共的人士和一些国民党左派组合而成,政治主张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是为第三党。其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是谭平山,谭平山是一个兼跨国共两党的人物,虽然他是共产党员,但脱离了共产党。谭平山之后的主持者就是邓演达,后来被蒋介石杀害,其后的领导人是章伯钧。虽然这部分人既不赞成国民党,也不赞成共产党,但他们还忠于一些在国共合作时期社会改造的理念,比较接近社会主义,与现在国外的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相似,所不同的是他们也搞武装斗争。还有一些政党因为非常多,我不能尽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政党就是致公党。它实际来源于洪门。在国父孙中山先生在美洲华侨中串联闹革命的时候,他曾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红棍。所谓红棍,就是帮会执法者,职掌惩罚。孙中山本身是革命家,但有些著作认为孙先生也是黑社会人物,我们现在看很多革命家可能都是来自黑社会,都会搞恐怖活动,至少在那个年代是这样。意大利的烧炭党,性质

章立凡 | 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上)

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 ——2007年8月18日三味书屋演讲 各位下午好。今天的话题不一定有那么强的故事性,而且时间的跨度比较大,我会从60多年前一直说到现在,有可能说得不够全面,我讲完以后大家还可以继续交流。...

章立凡 | 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下)

2011年12月02日 14:18:44   关于民主党派经费问题,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民主党派本属自筹经费,任何一个政党的资金来源于其成员缴纳的党费,有的还向社会争取募集。这是世界各国政党通行的惯例,但在我国从50年代开始就变成由国库支出。原民盟财务委员会主任周鲸文(此人于1956年跑到香港)。据他在回忆录中记载,在开始的头两年,我拿着单子到财政部去领,领取的是民盟全国系统的开支,再由我分发民盟在各地支部。以后,变成只领取民盟中央的份额,各地支部则到当地财政领取。在这样的经费管理体制之下,使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不复存在,逐渐沦为政权的附庸。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1956年做了一个工作报告,他说八个民主党派在省市级的组织,全国共有371个,干部有2516人,平均每个组织只有6个多人,他们要求调干部常常遇到很多困难,“有的地方干部生活待遇偏低,民主党派经费开支为数很少,八个民主党派总部的开支数1955年结算为73万多元,1956年预算为124万多元,有些地方民主党派的办公费不够开支,政治活动和业务活动的招待费不能报销。办公地方既小又坏,交通工具得不到解决。”这是李维汉在他的报告中讲到的问题。     总之,从1949年到1956年间,民主党派发生了很多变化。它的成员增加了,但它的组织成分改变了,它的经费由独立自筹和党内捐助改由国库开支,变成了政权的附属机关。同时,党员的发展领域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更大的变化来自1954年宪法的颁布,政府格局重新做了调整。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被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取代了原中央人民政府的职能,把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另一个就是,位置安排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副总理的党外人士改任人大副委员长,他们不再是副总理或副主席。1953年,刘少奇访问苏联,就将来中国怎么进行选举和制宪,请教过斯大林。斯大林说:“你们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就不能只由一党负责,而应当由各党派共同负责。你们很难做到保密,如果通过人民选举,共产党员当选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各党派在选举中如落选了,你们不应当使统一战线破裂,你们应当继续在经济上同他们合作。”这是斯大林的指教,也就是说,他们在那时已经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一些变化。     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政协的地位变了。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一个大宪章式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合法性就来自共同纲领,但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政协变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也就是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再具有立法和监察的权力。此后,政协的主要功能就是学习,政协还成立了一个学习委员会。     民主党派有了这么多变化,对当时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没有影响,它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他们同中共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在一边倒问题上,民主党派就与中共有不同想法。为此,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不只针对司徒雷登,而且针对民主党派和这些自由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张东荪,他主张同美国和苏联都要保持关系,后来说他出卖情报给美国特务,就受到了整肃。同美苏保持同等距离的观点,在当时的民主党派中间很普遍。再比如,对出兵朝鲜这个问题,民主党派大都持有反对意见,对土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民主党派也时有批评。梁漱溟同毛泽东的那次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统购统销问题。统战部曾提出,希望民建组织改变上层分子成分,以中小资本家为基础的建议,遭到了章乃器的反对,章乃器认为以中小为基础,代表性不够。这个反对意见后来好像被统战部接受了。     历次的政治运动对民主党派成员大有冲击。李济深家就发生过这个事,他家来了两个客人,军警就把他家给包围了,并抓走了那两个客人。这件事发生在镇反时期,李济深很是愤怒,意思是打狗也得看主人,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不打招呼直接从我家抓走,他十分不满。民建很多成员在三反五反中受到冲击,据记载,上海经常发生跳楼自杀事件,被称为空降部队。最著名的自杀人物有卢作孚、冼冠生,此二人的自杀在中共中央引起震动。一些民族资本家认为,三反五反之所以刹车,同他们自杀有很大的关系。     我大体上把1957年以前一些民主党派的变化讲述了一遍。下面我讲一下:为什么后来民主党派会变成了改造对象?这个问题源自于1956年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推行公私合营政策。公私合营完成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他开始了下一步的规划,这个规划包含着对民主党派的进一步改造。1956年,国内外发生了很多大的事件。在国内,完成了对资改造,国内矛盾比较尖锐,各种事端增多,曾发生一万多人上街游行罢工的事情;在国外,由于对斯大林批判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匈事件。在这一年中,中国知识界对政府的批评增多,在下半年表现得更加突出。     据李维汉回忆录记载,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他们向中共提出了尖锐地批评,批评内容涉及党派关系等政治生活的方方方面。章伯钧提出,监督应该有宪法保障,民主党派可以在人大设议会党团,对政府部门应拥有质询权,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所提建议应当认真处理,不得敷衍。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考证了两院制提法的由来,两院制提法确实由章伯钧提出,但据章伯钧回忆,那是应刘少奇的要求而提的。后来,我查阅了当时中央统战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提交后,1956年12月中共中央下达指示,指示认为,政协确实起着类似上议院的作用,这说明关于两院制(政协作为上议院,人大作为下议院的体制)的讨论在那一年已经开始,也就是,上议院有监督权,立法权归人大,监督权归政协。时至今天,这个体制也还没有实现。此外,毛泽东在统战部的报告上写有批示,其大意是,在1957年夏季我们要专门召开一次会议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此后,我们知道在1957年的夏季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党内也存在一些矛盾,主要是反冒进。因此,毛泽东的权威在八大上受到了严峻挑战。八大建议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预设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他不任党主席而当名誉主席,后来他提出两个主席都不想当。隔了一些日子,他又说:“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他表示不排除在“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出现时再度出任国家主席的可能,但坚持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总之就是中共主席他不再辞去。在此中间,他有几个反复。     刚才,我讲到的这些情况,就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民主党派变成改造对象的背景。由于时间的关系,1957年整风我就不谈了。     1958年7月18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印发了改造民主党派五年工作纲要。纲要指出,民主党派“对我党和政府说来基本上是半反对派”。这是在反右后对民主党派所下的定义。“但是除了右派分子以外,这种矛盾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地位和作用已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具,他们在这一方面对我党的辅助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日益增强了”。纲要还制订了具体的组织整顿的步骤方法,以实现“壮大左派,团结中间,孤立右派”的目标。在此前说争取右派,而在1958年就变成了孤立右派,政策变化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此后,党外民主被消灭,1959年庐山会议使党内民主也趋于消失。虽然后来发生了一次七千人大会,但很快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发动了一场文革运动。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活动停止,十年间,民主党派被冷藏起来。到了邓小平时代,民主党派再次登上政治舞台,但已饱尽沧桑。历经多年改造坎坷,部分老迈的民主党派人士还保持着原来的风格。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三峡工程提出质疑的,主要是民主党派人士和党外的专家。在89政治风波,我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好像有四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理性处理学潮问题。随后,又有十几个人大常委联名写信提出对学潮问题,要理性处理的建议。民主党派在此时试图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学潮很快过去,他们就前往部队慰问。到1989年底,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提法。在此之前,有关民主党派的定位很是模糊,民主党派始终认为自己是执政党之一。但1989年这个文件出来以后,民主党派的名份改为了参政党。从40年代开始到1949年成立的联合政府,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但在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联合政府的概念从此消失。     再说说民主党派的现状。目前,我认为存在八个方面的问题。在1949年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宣布以共同纲领取代本党政治纲领,所以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执政党已经宣称自己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却认为自己没有特殊利益,这是当今民主党派的最大特点;新党员入党动机比较功利,对本党的历史传统缺乏认识;在社会看来,如果不打算要实权的职务,只图个名声,那么加入民主党派谋取名誉性职务是条捷径;民主党派现有65万党员,在组织发展上当然同7千万党员没法相比,但它的发展领域依然不能超出限定的范围;在提拔干部之时,按照副职晋升规律,就是说我是一个副处长,不会被提升为正处长,但可能被提升为副局长的跳跃提升方式,虽然有所改变,但他们在就任后,不知怎样同中共副职相处的问题较为普遍;交叉党员(既有共产党员身份又有民主党派的身份)较多;干部培训制度存在缺陷,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结业后才能安排到新的岗位。这点同中共党校相似,缺乏特殊性。     现在谈一下交叉党员的问题。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像民盟的丁石荪、台盟原主席张克辉、现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都是中共党员,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既是民建成员,也是中共党员。像原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他是1979年加入中共的。很著名的例子就是荣毅仁,他于1985年加入中共。在民进网站上有一个反映民进内部有4.8%交叉党员的帖子,后来这个内容被删除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事机关化。民主党派现在被纳入公务员系列,人员经费由国库支出。各民主党派基本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可以创收赚利润。     我们可以看到,从利益的角度,民主党派同执政党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但它的监督作用不到位的问题非常突出。我感觉有时还不如媒体监督作用,更不如互联网的监督作用。造成监督作用不到位的深层次原因也在于利益的高度一致,利益的高度一致,可以做到长期共存、荣辱与共,但由于执政地位不同,所以在互相监督、肝胆相照上,比较难以到位。当然我们观察到,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他对民主党派的身段同其前任不太一样,确实多次提到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姿态是提升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也看到今年有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总的说,现在的政治生活似乎变得更加需要民主党派这个角色。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早期,民主党派曾作为中共的盟友,是联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然而,到50年代,特别是1957年以后,民主党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政治生活中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历经十年的文革,民主党派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曾经一度好像也起点作用,但很快被规范为参政党,而从胡总书记这届开始,确实以实际行动在提升民主党派的作用。我觉得,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它变成了一个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成功,同时也是一种失败。在把同盟者变成一个听话的仆从后,同盟者就不会对你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提出善意的建议。曾几何,它积极谏言,提反对意见,但这些在我们现实政治生活中已是看不到的景象,现在基本做的是搞调研、写提案。在监督方面,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太多的表现。早期的民主党派人士高举反对一党专政、推行民主宪政大旗,励精图治,孜孜以求,努力实现开启民智、富民强国的理想,但现在的民主党派离他们先驱的政治理想已经非常遥远。我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同以农民会党为色彩的党派结成的同盟,其结果必然是前者被后者所改造。我们有一种党文化,但我们不见得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我们现有的民主党派,将应具备的政党基本属性剥夺干净,沦为政权的配套部分、一个附属机关。或者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直接说法就是政治花瓶。实际上,这对执政党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执政党只能独自面对改革和政治生活中的内外压力,它不再有一个缓冲力量折冲其间。对民主党派而言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复兴,国人权利意识的唤醒,许多知识分子参与维权活动,而我们却见不到民主党派成员的身影。当我们热烈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民主党派有什么有特色的进言,包括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类讨论,亦看不到民主党派的发言。我觉得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经过中共多年的改造已被大大削弱。     可能中共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提升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这一切是否来得及,还是一个未知数。     交流提问部分     提问1:请您分析一下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因。     章立凡:我也一直在研究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分析毛泽东发动反右的动机。从文字记载角度,一种是李维汉的说法,不是引蛇出洞,是因为原来就想整风,由于形势发生变化,才临时转为反右;一种是李慎之的说法,就是早有预谋,引蛇出洞。我觉得应该从党内和党外两个层面作一说明和论证,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后任领导人否定前任领导

联合早报 | 张云:从日本民主党代表选举到发达国家的“日本病”

张云:从日本民主党代表选举到发达国家的“日本病” (2011-09-05)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摆脱性侵罪 卡恩抵法场面冷清 [中国早点] 当官这赔命的活儿 [总统选举] 陈清木环岛谢票 [台海局势] 台退役将领齐挺马英九 ● 张云   随着野田佳彦当选日本执政党民主党新代表,日本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迎来了第六位总理大臣。从上个世纪1990年算起到现在的20年时间内,日本首相已经换了14次,而从2006年小泉纯一郎卸任后,没有一位日本首相的任期超过一年。日本首相的频繁易人与改革不能深入直接相连,而这种“领导力缺乏”(lack of leadership)被称为“日本病”,而且已经向其他发达国家蔓延。近期英国的《经济学人》(Economist)的封面上就印着奥巴马和默克尔穿着日本和服的讽刺画,上面写着“转向日本化”(Turning Japanese——Debt,default and the West's new politics of paralysis)。 代表选举看日本式民主   本次代表选举集中代表了日本式民主政治的特色,对于目前日本所面临的难局,新首相是否有能力克服尚存较大疑问。   首先,日本政党领导人和首相普遍存在合法性不足问题。从小泉首相离任后的六位首相中,除了鸠山由纪夫是通过大选成为首相外,其余都是在剩余任期内党内协调斗争后担任首相。而党内领导人选举往往是由当选国会议员的党员才有资格选举,正如这次民主党代表选举普通党员没有参选资格,而且第一轮投票竟没有一人获得过半数,说明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候选人,未经过全体民意考验的首相的合法性不足有可能会腐蚀执政后的领导力。   第二,日本政治仍然没有摆脱派阀政治的旧模式。与上述政治不透明相联,由于党内选举结果高度取决于议员党员,这为政治派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天然土壤。此次民主党代表选举的背后,小泽一郎派和鸠山由纪夫派支持海江田万里,而其他四位候选人各有自己的支持派系。在第二轮投票中,由于出局的候选人的支持派系集体决定不支持海江田,野田才得以当选,某种意义上来说野田的当选是党内派系政治斗争的结果,这与当年自民党执政时期的状况相比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第三,日本民众和媒体对于日本政治的不稳定也有一定责任。日本媒体和国民对于新任的首相一般会寄予较大希望,舆论调查会显示较高支持率。过一段时间后,如果当选的首相没有明显的政绩,人们开始厌倦,接着媒体会炒作改选的可能性,反过来说日本国民和媒体的没有耐心和不成熟也是造成首相短命的原因之一。   虽然,日本首相更换频繁,但是国家还是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主要依靠日本敬业和优秀的官僚体系,但是目前日本面临的问题需要有领导力的政治家才能解决。除了东日本大震灾的灾后重建和福岛核电站问题外,日本新首相的领导力将在以后两个方面受到严峻考验。   一、新首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财政健康。日本一般政府债务与GDP的比率2011年预计将达到233.2%,远远高于发生金融危机甚至社会动乱的希腊,虽然日本国债中95%是国内持有,但是一旦信用危机爆发,资金外流的可能性很大。加上日本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险和医疗等财政支出年年增加,减少开支和增加税收必须同时进行,而这些对新首相来说都意味着政治上的风险。   二、新首相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是日元升值问题。日元从2008年开始已经对美元升了46%,对欧元升值了47%。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多次进行了市场干预,但是谁都知道效果有限。高汇率对于日本中小企业的出口打击较大,对就业造成了冲击。虽然上周日本出台了1000亿美元来支持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的政策,但是这也属于短期行为。对应日元升值需要中长期的对策,例如降低法人税、与外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可是前者意味着税收减少和消费税增加,后者会影响农民利益,都与政治家的选票相关。

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14]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一个真正的党最大的特征就是独立,独立的思想,理念,还有是要有独立的竞选执政的权力和机会,看看我国所谓的民主党派,绝不能算一个个党,而只能算一个个社会团体而已,这也算中国特色. 用户: chaoyue 发表于:2011-7-3 10:43:24 支持 (1) 反对 (0) [13]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建党是伟业,不准建党是更伟的伟业。 用户: 云山野叟 发表于:2011-7-3 7:34:31 支持 (10) 反对 (0) [12]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八大花瓶今犹在 和谐本是一言堂 宪政民主杳无期 风雨飘摇西单墙 用户: wb0800 发表于:2011-7-2 23:50:31 支持 (13) 反对 (0) [11]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有八个“民主党派”,那么,谁是“不民主党派”? —————————————————————— 问得太好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可不可以给以解答。 用户: wanxinf 发表于:2011-7-2 23:43:34 支持 (9) 反对 (0) [10]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亦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或矛盾规律。它揭示出,自然界、社会和思想领域中的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的矛盾性,事物内部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 被统一或只有统一能否推动事物发展? 用户: wsjzbq 发表于:2011-7-2 21:01:22 支持 (6) 反对 (0) [9]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党渐为人知的“秘密”——“未知的细节” 作者:苏永通 来源:南方周末 来源日期:2011-7-1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 23:07:43 阅读量:2783次 ...... 比如《党史细节》中最长的章节是“建立新中国”,作者引用了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基披露的两则电报,说明中共对于建立新政府是否邀请民主党派参加曾有过短暂犹豫。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了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回电: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 这显然与中共过去一直宣传的坚持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方针存在矛盾。这一章节的作者择栖认为,电报真实性毋庸置疑,他给出的“比较符合逻辑的推理”是:因为苏联只有共产党一党存在和执政,所以毛泽东只是在试探斯大林态度。见斯大林一直未回电,便很快改变态度,于1948年3月30日的电报中称,其他党派将来参加中共组建的中央政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之后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出“五一节口号”,邀请各党派赴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 ........................................................... 用户: wsjzbq 发表于:2011-7-2 20:35:09 支持 (3) 反对 (0) [8]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比如《党史细节》中最长的章节是“建立新中国”,作者引用了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基披露的两则电报,说明中共对于建立新政府是否邀请民主党派参加曾有过短暂犹豫。 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了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直到1948年4月20日才回电: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它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中共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 这显然与中共过去一直宣传的坚持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方针存在矛盾。这一章节的作者择栖认为,电报真实性毋庸置疑,他给出的“比较符合逻辑的推理”是:因为苏联只有共产党一党存在和执政,所以毛泽东只是在试探斯大林态度。见斯大林一直未回电,便很快改变态度,于1948年3月30日的电报中称,其他党派将来参加中共组建的中央政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之后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出“五一节口号”,邀请各党派赴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 ——节选自《党渐为人知的“秘密”——“未知的细节”》 用户: 缪一轮 发表于:2011-7-2 17:24:11 支持 (5) 反对 (0) [7]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八个民主党派?现实是若他们不存在,老百姓还可少点负担。这些花瓶!也只有主人用来装饰觉得好看吧。 用户: 人民10000 发表于:2011-7-2 14:12:44 支持 (43) 反对 (0) [6]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1)八个政党都接受执政党的领导,成了执政党的下级组织,它们还算一个政党吗?(2)组建新党,有没有必要和允不允许是根本不同的两个问题。必要性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有些人要组建新党,行得通吗?(3)八个政党的存在和“多党合作”,不过是一件漂亮的皇帝的新装。 用户: 李喻 发表于:2011-7-2 13:49:33 支持 (36) 反对 (0) [5]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去中国民主建国会网站查党章文本就知道这些所谓民主党派是什么货色了 用户: paraiso 发表于:2011-7-2 12:41:41 支持 (18) 反对 (0) [4]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赞成XUZHU网友的说法,我看到的内容也是中共胜利后,毛准备撇开民主党派单独组建政府,遭到了斯大林的否定。 用户: 新高 发表于:2011-7-2 11:51:20 支持 (10) 反对 (0) [3]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有八个“民主党派”,那么,谁是“不民主党派”? 用户: 墨菲 发表于:2011-7-2 11:05:39 支持 (27) 反对 (0) [2]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中国没有民主党派,只有一个坐轿的和一帮抬轿的。最可笑的是民盟,欢天喜地,本想分一杯羹的,不料被毛大爹唾翻在地,啃了一地鸡毛。 用户: 都是皱纹 发表于:2011-7-2 10:42:52 支持 (38) 反对 (0) [1] 回复: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这里顺便给信力建先生提个个人的疑问,好像斯大林没有这样的建议,恰恰相反,是中共向斯大林提出这个建议,被斯大林否决了。我也是凭记忆,没查原文资料。我是说,不管斯大林这个人怎么样,先把资料核实一下。我也去核实一下,也许我记错了。 用户: xuzhu 发表于:2011-7-2 9:53:45 支持 (14) 反对 (2) 加载中...

信力健 | 中国有多少个民主党派?

昨日,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在回答记者有关“能否成立新的民主党派”时称,目前中国有共产党和八民主党派,九个政党已基本涵盖目前中国各社会阶层和群体。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 大家知道,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国共产党专政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目前除了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分别是: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盟(中国民主同盟)、民建(中国民主建国会)、民进(中国民主促进会)、农工党(中国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中国九三学社)、台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有段史料说:共产国际斯大林曾要求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完全由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政权,当时党内还有许多人提出,我们共产党牺牲了几十万党员的生命,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共产党更要坐江山。毛泽东说,蒋介石搞一党专政,白色恐怖,我们不能再搞一党专政了,一党专政不适合中国国情。并郑重承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互相监督,共同执政。 那么,陈部长所言就涉及了两个基本矛盾: 第一,所谓“中国有共产党和八民主党派,九个政党已基本涵盖目前中国各社会阶层和群体”,但是“互相监督,共同执政”做到了没有? 在目前,如果要问八个民主党派是什么?恐怕也没多少人答得上来。民主党派到底做什么?起到监督作用没有?共同执政了没有?不言自明。而一提到“党组织”,就潜意识、想当然地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但是“党”是“党”,“组织”是“组织”,把党和组织都认为是我党,不仅词不达意,还无视了其他党派和组织的存在,很不合理。况且,其他党派有没有进行入党宣传?有没有党课?是否和共产党有着一样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目前党员达到8000万,党内、政府官员几乎清一色党员,那么八个民主党派有多少党员?在政府里任职的又占多少比例呢? 第二,所谓“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广泛的覆盖面”,那么为何惧怕“自由组党”? 最近热播的电影《建党伟业》中也提到,民国时期曾掀起一股建党热潮。1912年民国创建,皇权体制下存在的旧有封建官僚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局势的发展,政党政治呼之欲出。临时约法采用西方民主国家的内阁制设计,选举国会议员,并由多数党党魁出任内阁总理组织政府。此时出现了第一次建党热,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体制内最难得的一次建党高潮。 民国时期有史可考的党派大概有100来个,民间难以估算、林林总总的党派也差不多上百个。有具体的组织章程、政纲、宣言等资料的登记政党有36个,分别是:中国少年劳动党、中华民族社会党、民族革命同志会、中国民主党、中国人民党、光复会、中国国民自由党、中国共和党、中国民主共进党、中国民主自由大同盟、中国工农联合促进会、中国和平党、中国农民自由党、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华人民自主同盟、中国中和党、国民宪政社、宪由社、中华社会党、中国救国运动会(中国独立党)、益社、中国急进党、中国农民党、中国宗教徒和平建国大同盟、中间党联盟、大同民主党、中国新社会革命党、中国公利党、中国人民社会党、中国民族联治民主党、中国民主急进党、中国民主合众党、中华社会建设党、民主社会协进会、铁血党、中国全民民主党。 众所周知在当今中国,自由组党是不允许的。但正如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所说的:“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我们党本身如果能够坚强,能够克服自身的弊端,党的未来是光明的;如果党本身是软弱无力的,这个党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有没有必要组建新的政党不是陈部长一个人说了算,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让现有的八个党派至少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或者是,为什么群众会萌生建党的想法?这才是90岁高龄的政党摆在眼前的最急需思考的问题! 近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皇家学会演讲时指出,“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和政治权利的保障。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这个讲话,便是问题的答案。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浙江民主党成员聚会被阻 四川枉成明因茉莉花再被拘(图)

“茉莉花行动浪潮”和全国“两会”召开,已令当局对异议人士高度防范,浙江民主党成员原计划星期五上午聚会,公安获悉后如临大敌,当天控制了十多位活跃人士,公安甚至到部分成员家中警告。此外,四川异议人士枉成明一周前被捕后,当局拒绝向家人提供法律手续。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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