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

All

Latest

南华早报 | 桂林小学爆炸案疑因农民工子女入学遭拒

本周一上午,广西桂林市灵川县八里街学校门口发生爆炸事故,导致两人死亡。据熟悉当地警方的知情人士透露,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在学校门口引发爆炸,原因是该校拒收其子入学。 爆炸造成两人死亡,包括该名外来务工人员。另有44人受伤,包括22名小学生。其中11名留院伤者昨日情况严重。 爆炸约发生于早上7点10分左右,当时嫌疑人驾驶一辆三轮车经过现场,开始是三轮车着火,随後发生爆炸。...

YOUTUBE | 农民工开“新闻发布会”讨薪

近日,一则“民工版新闻发言答记者问,看了我太痛心了”的视频在微博上蹿红。在4分03秒的“讨薪发布会”上,一名“民工讨薪发言人”苗翠花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将自己的讨薪缘由、讨薪过程娓娓道来。结尾环节还模仿了外交部发言人与记者的问答互动。 [youtube]http://www.youtube.com/watch?v=2YeW4Rdopfs[/youtube]...

中山暴动升级 沙溪镇完全失控 数万人打砸抢 广珠佛武警增援 (2视频 / 34图)

广东中山市沙溪镇从 2012 年 6 月 25 日开始的民工骚乱越演越烈。 26 日,数万外省民工从广州,佛山,江门等地源源不断的涌向沙溪镇, 當地警力無力控制 。民工见到车就砸,行驶当中的车辆都被截停然后打砸,警车、私人轿车、公交站台纷纷被砸、拆,很多商铺也受袭,中山富华总站被放火烧了近 24 小时, 沙溪镇府大门被毁。 初时民工还准许 120 的车进入闹事中心给里面的武警等送水送饭,下午 5 时后以什么车辆不得进入,民工见一架翻一架,最少五六架 120 的车子被砸烂。 据悉,已有数民工死亡,伤者过百,大部分是民工,过百人被捕。 四川公安厅长一行六人已乘专机到达中山市协助处理此事。 最新消息,由于中山警察严重不足,大批武警从广、珠、佛市增援沙溪镇,准备2 7 日早上清场。解放军亦处戒备状态,随时出动「平乱」。 相关连接: 【首发】广东中山四川民工暴动 万人包围镇政府 (26 图 ) 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a/2012/06/26.html 中国茉莉花革命 http://www.molihua.org 转载请注明出处

爱思想 | 周大伟:小额速裁程序:从民工讨薪开始

周大伟:小额速裁程序:从民工讨薪开始 进入专题 : 小额诉讼程序 民工讨薪    ● 周大伟 ( 进入专栏 )       有人专门测算过,依照现行的中国民事法律程序,如果一个民工试图追讨被拖欠的1000元人民币薪酬,即便是相当保守的估计,大致需要18个月的周期,每个案件的综合维权成本(包括个人开销、误工费以及调解、仲裁、诉讼、法律援助等政府成本)为10000元左右。     迟来的正义导致正义失色,得不偿失的裁决招致司法信用蒙羞。民工讨薪的此种尴尬现状,常常引发部分讨薪者采用自残、跳楼、跳桥、占领塔吊以及暴力要挟等非理性的私力救济方法,对债务人和政府施压。近年来的大量新闻报导表明,讨薪者尽管利用非理性的私力救济方式频频得手,但在其自身付出违法成本(坐牢或罚款)的同时,也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致命的危害。     中国现行的劳动争议解决程序明显过于复杂和繁琐:至今一直在沿用着多年不变的“一调一裁二审制”,即一个简单的劳动争议需要经过调解、行政处理、仲裁、 法院一审、上诉二审等诸多程序, 几乎比普通的民事诉讼更为复杂。其结果,导致司法正义对这个最需要法律保护的弱势群体遥不可及。     上述境况,显示着我们的社会在立法、司法和执法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给不足。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个正常社会必须保持同步的法律制度创新。我们注意到,最近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立法者正试图确立一种新型的民事诉讼程序类型——小额诉讼程序,目的在于通过简化程序、快速审理等机制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农民工的数量约为1.2亿人,大量劳动争议的标的都在1万元以内。《民事诉讼法》的这一修法亮点,无疑给多年来积重难返的劳动争议案件处理带来了福音。     小额诉讼制度发源于欧美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里,尽管各国学术界对小额诉讼的范式和效率一直存在争论,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小额诉讼的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台湾等地)所借鉴和采用。“繁简分流、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审判效率”的趋势,已经成为进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各国难以拒绝的法治路径。     据我本人对美国小额诉讼的多年亲身体验和观察研究,尽管美国各州立法略有差异,但总体上小额诉讼程序都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1)程序设计及实际运作追求简易、迅速、低廉和非职业技术性;     2)一般排除律师参与;     3)简化起诉(多数采用表格式诉状)和送达方式;     4)多数州的小额法庭可以在周末或者夜间开庭审理案件;     5)审理前法官积极规劝并促成当事人和解;     6)诉讼费低廉或对低收入者免除费用;     7)对上诉加以限制(如只准复议,或只准许被告上诉等);     8)诉讼标的额一般在1000至5000美元之内。     9)在一定期间内对原告利用小额诉讼程序提起诉讼的次数进行限制,防止出现“恶意诉讼”现象,等等。     在美国,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大多在立案后一个月左右开庭审理。开庭审理一次为限,大多数案件审理不超过半个小时;有不少案件可以当庭做出判决;从起诉到做出判决平均不超过60天,几乎只是普通程序平均审理期限的十分之一。     在中国现有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尽管一直存在有“简易程序”的程序规定,但是实践表明,简易程序既不“简易”,更不及时、迅速和低廉,在实际运行中,简易程序依旧无法解决目前司法领域中日益增长的累讼矛盾和刚性需求。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已经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实施小额诉讼程序,目前国内争论最多的就是对所谓“一审终审制”的理解。其实就世界范围而言,至今也没有一个国家对小额程序实行绝对化的一审终审。通常,为了避免由于偏重诉讼效率而丧失公平,各国大都会以不同方式为一审败诉的当事人提供一个救济渠道。比如日本的做法是,一审终审后不可以上诉,但允许当事人申请复议,由同一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理。美国加州的做法是准许被告上诉,但原告败诉后不得上诉。我个人认为,考虑到国内目前的司法发展水平,不妨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相对慎用“一审终审制”。这样可以避免大量小额诉讼的败诉方盲目汇入目前此起彼伏的“信访群体”,防止引发新的法律矛盾。     此外,在目前中国法院法官道德素养普遍不被信任的背景下,由于小额诉讼的“低廉、及时、迅速”的特点,此诉讼程序或许可以歪打正着 —— 出乎意料地成为减少司法腐败大面积发生的一记良策,借此积累法官们在民众和当事人心目中的信誉。     几年前,我在美国遇到一个来访问的国内高级官员。他告诉我,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希望我能帮他个忙,为“人大政协两会”写一个高质量的提案。我当时跟他开了个玩笑。     我说,中国现在的法官不是在老百姓眼里缺乏公信力吗?这里有一个办法,就像医院的专家门诊一样,每天上午开庭之前,当事人可以在法院大厅里像看专家门诊挂号一样,在大厅里看着法官的照片,以双方合意的方式当场选择办案法官。这样,当事人提前“找人拉关系”这样的事儿,或许可以减少一些。     没想到,这位人大代表听了以后拍案称奇,他认为这个提案甚好,说等三月份北京开会时就提上去。我说,先别急,如果中国的法院真的在普通诉讼程序下采用这个办法,搞不好会让国际同行们见笑的。不过,等“我们这儿”有了“低廉、及时、迅速”的小额诉讼程序那一天,这办法,我看行。     因为小额诉讼办案“迅速、快捷”,原告被告谁都来不及去提前“拉关系找人”;因为小额诉讼“标的低廉”,原告被告大概都不会去给法官送红包送购物卡。大陆民间广泛流传的所谓“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说法,是不是可以在这个领域内“适可而止”呢?     今年的人大政协两会(或简称二会)召开在即,如果这位领导有心提出此案,现在正好,还来得及。          注:此文为作者为《中国新闻周刊》撰写的专栏,发表时稍有删节。 进入 周大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小额诉讼程序 民工讨薪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00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法广 | 法国报纸摘要: 中国民工是名副其实的国内移民

中国欲改革户口制度 中国人大会议今天(三月5日)在北京开幕,民工问题是本届人大辩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国户口制度问题成为关键。费加罗文章向根本不懂什么是“户口”制度的法国读者解释说,中国的户口制度是毛泽东时代建立并实行的一种类似“护照”的制度,问题主要是这种护照固定了中国人所居住的地点。在中国迁转户口,特别是从小城市迁往大城市,或者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是件非常繁琐和困难的事情。中国政府才宣布的一系列放松这一行政制度的改革措施旨在方便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劳动者的流动性。 中国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 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中国民工离开农村到城里找收入高的工作,中国民工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国内移民。当他们离开原籍农村,也就是离开户口所在地的同时,便丧失掉一切社会权益:他们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金,民工劳动所在的城里公立学校要么向民工的孩子关闭大门,要么就必须支付昂贵的学费。 费加罗文章强调指出,只是中国的力量对比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如今的中国农村在发展。在未来四年,工资将以13%的速度递增。结果是曾被城里人看不起的两亿民工目前有了盼头,原因是在某些二三类的城市已经开始缺乏劳动力,正是在这些城市,中国政府准备给予民工新的权力。 从宏观角度讲,这支庞大的流动民工力量的稳定化最终可能与中国熟练工人一道能使中国生产在质量上得以提升。如今,费加罗引述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民工不超过两年就换一个工作,其中四分之一的人在前七个月就已经调换了工作。 户口问题阻碍农民进入中产阶层 户口问题也是一个定时炸弹,这一定时炸弹扼杀了农民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华盛顿大学地理教授陈锦荣认为,民工的机遇以及民工的子女受教育的改善或获得薪水高的就业机会非常渺茫。 在一个不平等日益加剧的社会阶层上升的阶梯仿佛发生了故障。中国国家数字统计局经年一月份拒绝发表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许多学者从中已经看到这一数字在不断恶化,大概已经超过0,5这一标志着成为非平等国家的大关。 费加罗文章最后写道,这对于恐怕打破其“社会和谐”这一政治稳定的保证的中共当局来说是一枚重磅炸弹。更何况庞大的民工队伍还代表着未来,他们当中将近58%的人出生在八十年代。 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 今天法国全国性报纸头版头条主题格外分散,其中主要有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法国总统竞选运动和摇滚乐大师鲍勃迪伦展览等主题。俄罗斯总理普京在俄罗斯总统大选第一轮当中胜出,但是独立观察家指出发生多起选举作弊事件,费加罗就此强调,普京凯旋重返克里姆林宫;十字架报指出,普京动员了所有俄罗斯选民。法国大众化报纸巴黎人报关注几周以来,法国富人为何寻求到瑞士和比利时定居,强调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奥朗德对富人课以75%重税的建议进一步加快法国富人外流潮。法国财经报纸回声报为纳斯达克指数上升到2000年以来最高而欢欣鼓舞。  

方可成 | 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履职报告

“大家对她的期望太高了,所有人的希望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这不太公平。” “我希望农民工代表数量增加,不少农民工很有理想,很有创新精神。我觉得这个群体的声音还不够响亮。” “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三位农民工代表的履职报告 □南方周末2012年3月1日 记者 方可成 实习生 师小涵 李熠祺 发自北京、广东佛山 在297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哪几位代表身上承载了最多人的期待,要反映最多人的呼声? 答案是:广东团代表胡小燕、重庆团代表康厚明和上海团代表朱雪芹——他们三个人,要为2.42亿农民工说话。 胡小燕们是在2008年初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在那之前,这个中国最核心的参政议政群体中,还没有农民工的身影,没有农民工的声音。 现在,三人的任期进入最后一年。回望过去几年,他们个人的境遇、心态都发生着改变,他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在发生改变。不过,等待改变的东西,还有更多。 突然降临的机遇 “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 踏上两会的政治舞台之前,胡小燕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会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 “我当时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样的。”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此前,她从未担任过乡、县、市、省任何一级人大代表。 胡小燕将她的当选视为“机遇”——给她和其他两人带来机遇的,是一份于2007年通过的文件:《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这份不过数百字的文件特别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那一年,中国的农民工数量达到2.26亿,“农民工问题”日益凸显,国务院甚至在之前一年专门印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称其“直接关系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最终选举产生农民工代表的省市,是劳务输入大省(市)广东和上海,以及劳务输出大市重庆。 三位当选者都经过了层层选拔与考察,他们的履历勾勒出这样的形象:出身农村,迫于经济压力进城打工,从最普通、最辛苦的活儿开始干,有上进心、肯钻研,凭借自身努力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等生”,但都没有进入车间主任以上的管理层。 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前,康厚明和朱雪芹已经分别是全国劳模和上海市劳模,而胡小燕则是“佛山市十佳外来工”之一。 尽管荣誉加身,但三位代表刚当选时依然满是纯朴,对人大代表的职责也不甚了了。有美国记者曾问胡小燕:“当选人大代表后,你下一步怎么做?”胡小燕的回答是:“我还不太知道,请包涵。” 如今再问同样的问题,胡小燕们会给出滴水不漏的回答——“要多和农民工群体沟通,学会做政府和农民工之间的桥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这几年的履职中积累了许多心得,还因为他们接受了许多次履职培训。 推动的和还没推动的 “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第一次参加两会前,胡小燕感慨。 在三名农民工人大代表中,胡小燕最先当选,性格又最为直爽,再加上广东媒体发达,导致她得到的关注比其他两人都多。到了2008年3月7日,这份关注更是达到了高潮。 那一天,温家宝总理参加了广东代表团的分组讨论,胡小燕在钟南山等两位代表之后发言,提了两点建议:优化农民工生活和技能环境,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听了胡小燕的发言,温家宝转头对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从此,不仅广东团的人都认识了胡小燕,全国许多农民工也都从报纸上、电视上知道了他们的这位代言人。后来有人找到她,说要去北京上访,要胡小燕告诉他温家宝的电话。胡小燕答复说:我也不知道温家宝的电话。说完她又补充:“万丈高楼平地起,你就是上访也是让底下那个人解决。而且不是有信访局吗?你去找信访嘛,说说情况。” 出名之后,记者蜂拥而至,胡小燕的电话响个不停。在北京仅仅十几天时间,她竟花了1500多元钱的电话费。当时,她的月收入是3000多元。 她会下的时间,也几乎全被媒体占满。几次会开下来,北京的那么多景点,胡小燕只去过天安门,还是因为有记者要拍她在天安门前的镜头。 康厚明和朱雪芹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三人分属不同代表团,驻地不在一起,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但各类媒体已经将他们“撮合”到一起采访了好几次。 无论是在会下的采访,还是在会上的讨论,胡小燕们讨论的基本都是农民工相关话题。但也有人注意到,这三位农民工代表提出的基本都是建议,而非议案。 “议案需要很多准备,非常严格。”胡小燕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些代表提出的议案是有人帮忙准备的,比如一个老板,有大把的人为他做事。作为打工者,真的没有时间做很深入的调研。另外,议案大多数都是法律方面,你能了解多少?” 针对这种情况,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建议:“人大代表履行的是神圣职责,应给他们相应的条件,比如说一定的调研经费、一些助手。他们在工厂要上班,每天要干活,要是不干活了老板就要扣他们工资。” 不过,胡小燕并不认为建议的效果比议案差。她曾就农民工欠薪问题提出建议,结果第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恶意欠薪列入刑法;她的另一条关于“修建农民工公寓”的建议曾在两会会场内引发笑声,但从2011年开始,广东真的开始实施新政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也可以享受保障房。 虽然她明白,自己的建议只是起了“助推”作用,但胡小燕坚持认为:“有人推进的话,肯定会好一些。” 康厚明也看到了自己的建议被落实。他曾在2009年、2010年连续提交“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议,现在,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终于实现跨区域转接,基本养老保险将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农民工退保现象大大减少。 当然,也有一些建议,推了又推,依然没能推动可见的变化,比如关于“允许农民工子女在打工地参加高考”的建议。 这一建议,朱雪芹也提过。四年下来,朱雪芹提了不少与教育相关的建议。她本人的经历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故事。刚到上海打工时,她的学历是初中毕业;打工期间,她凭借自学,获得了高中文凭;其后,又被公司派往日本研修三年,从日本学习的技术是她成为技术骨干、劳动模范的关键因素;现在,她成了上海电大学生,正在攻读工商管理本科学位。 “我们这一代没有接受好的教育,把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平等的教育环境。”朱雪芹说。她的这种愿望,代表了许多农民工的心声。而破除户籍壁垒,则正是事关教育平等的重要前提。 “人大代表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 “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 可以肯定,全国人大闭会的日子里,胡小燕们属于代表中履职最勤的那一批——找他们的农民工实在是太多了。 2008年3月20日,胡小燕在媒体上公布了手机号码和QQ号码,她的手机立马被打爆。那段时间里,每天都有上千个未接来电和上千条短信,每天两块电池换着用也撑不住,最多时,邮箱里有2088封新邮件。实在撑不住,她只好关机,但这却又引发了不少农民工和媒体的质疑:公布号码又不接电话,不是在忽悠吗? 这令胡小燕感到委屈:“如果每个电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 “大家对她的期望太高了,所有人的希望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这不太公平。”一位多次采访她的记者说。 现在的电话和邮件,已经比最初少了很多,但每天的电话,依然会有十几通。除了最常见的讨薪维权、工伤索赔、子女教育等问题外,找上门来的人也有形形色色的人等:有人说自己没钱读大学,让胡小燕给他钱;有人说自己想要自杀;甚至还有人让胡小燕帮忙找儿媳。一些时候,征地拆迁的问题也会反映到她那里。 “我只能建议他们找相关部门,没办法。”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针对胡小燕遇到的难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选举联络人事任免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我国人大代表不是实行精英制,她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她不可能解决所有农民工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胡小燕不能帮一些农民工解决难题,她也没有必要自责和内疚。人大代表不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应该着眼于发现问题、感应问题,监督解决问题。” 这种思路也渐渐成为胡小燕的工作方式。广东省总工会设了一个“海燕信箱”与她对接,“一般我接到广东省内的材料,都会转给他们,再由他们转给相关部门。”胡小燕说,“其他省份的,我看了之后建议他去找相关部门,因为作为代表是没有处理问题的权力,只能让他们找相关部门理性维权。”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康厚明身上。 “几年代表当下来,我的想法有一些变化。”康厚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以前更多针对个案的解决,现在则意识到:人大代表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多方面了解调研,提出建议。” 当然,在个案的咨询等方面,康厚明依然帮助了不少工友。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让他得以接触重庆市政府和公检法系统的不少官员,并得到他们的帮助。“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长汪夏就给了很多热情的帮助。” 朱雪芹则在上海成立了工作室,集中为农民工维权。但这个工作室在个案维权方面同样遇到了困惑。“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执法部门,企业不买账,法院判了执行难,遇到这些棘手的事情,也会感觉力不从心。”朱雪芹说。 于是,很多时候,她只能挑一些典型的案子,带到两会上进行讨论。 “这说明他们还是很弱势的代表。”李昌平说,“今天,人大代表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履行。不过这不只是农民工代表的问题,而是法律赋予代表的权利如何落实的问题。” “有几百个代表才对” “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 严格来说,现在,胡小燕、康厚明和朱雪芹都已经不是农民工了。 在他们的本届任期内,这三位代表都先后完成了身份的“转型”:落户城市。城市户口吸引他们的,无非是一些具体的政策优势,例如子女上学。虽然户口的性质变了,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可以担当农民工群体的代言人。按照康厚明的说法,“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 “这两年,我都是为这个群体在说话的。”胡小燕说,“我的亲戚朋友,包括我老公的户口都还在农村。我一直就在这个群体当中,这没什么好质疑的。” 这位在打工初期曾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遣送的人大代表,因为获得了“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得以落户佛山。但是,她依然住在狭小的工厂宿舍里。朱雪芹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得以落户上海。不过,她也依然在两会上为农民工的权利鼓呼。 四年间,朱雪芹敏锐地观察到一些变化,比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愈发重要。为此,她建立了“朱雪芹志愿者工作室”,为农民工子女开辟“第二课堂”和免费课业辅导。再比如,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带来的农民工流动问题。在她的老家江苏睢宁,以前的标语是鼓励大家走出去,现在的标语则是邀请大家留下来。 发生在这三位农民工人大代表本人身上的变化,则更为明显:他们的休息时间少了,视野开阔了,表达能力提高了,应对媒体愈发自如了。胡小燕还获得了在工会挂职的机会。 有了一届人大代表的履职经验,胡小燕们期待能够连任,继续为农民工说话。“下一届能不能当选,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组织说了算,而是人民说了算。”康厚明说。 更多的人期待:在下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增加农民工代表的数量。“我希望农民工代表数量增加,不少农民工很有理想,很有创新精神。我觉得这个群体的声音还不够响亮,比较弱势一点,人多力量大嘛。”胡小燕说。 李昌平的建议则更“激进”:“这个代表群体要庞大一些,不能是四个代表,也不能是九个代表、十个代表。有几百个代表才是对的。”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戴表”的来历 吴代表 为什么女孩要放弃学业去做打工妹? 杨代表工作室关门不谢客 无觅

卖饺子-外来民工的真正生活

  卖饺子 - 外来民工的真正生活 民族志学者特瑞莎·王对人们通常会在哪个年纪使用数字产品和外来民工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她就在一个外来民工区进行工作和研究,其中一家人就是她观察的对象。特瑞莎和他们一同感受了贩卖饺子的酸甜苦辣。 凌晨四点钟,就听到了门外孩子们的脚步声,水声哗哗地从龙头里流进洗脸盆。我无意中听到了李杰说的话:“客人要是没在还好,现在钱不够,今晚也买不上肉来做饭了。” 这几天我都跟李杰一家人住在一起。像她这样偏远地区的民工有两三百万,离乡背井,希望在城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报纸上常用这样的词句来描述“美好生活的向往”,不然就是“希望找到一份工作”。或许当我说出李杰一天中的生活时,才能表达完整我的那句话。 大约四点半,我们吃些薄饼,喝了碳酸饮料。白天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早上醒来呼吸到的这空气让人神清气爽。李杰的丈夫龙和她弟弟雷,给电动车上装好电池后,两人开车去了市场。当时还没到五点。     我跟李杰和她儿子待在一块儿。我们从冰箱里拿出一些饺子,这些饺子全都粘成一团团的了。需要冷冻的东西都放在冰箱里,没想到冰箱不好使,饺子变成了这样。有时它很管用,啤酒都被冻得快炸开,又有时候它根本就不奏效。饺子现在粘在一起,而啤酒却硬冰冰的。    有一天雷跑回来告诉他们一个建筑工地上,商贩们都在那卖些吃的,也不用害怕城管。城管作为城管局和司法局的执行者,在城里执法时最让这些小商惧怕了。所以这一家子决定去卖饺子。听说在这块地方没有城管,他们一家人都赞成这个主意,卖饺子的话每碗价格四块。他们的全盘计划是这样的:先弄一个车摊来卖,等到一两个月后,把它租出去,这样就有了稳定的收入。于是他们从存款里面取出 6000 块钱买了两部充电式的脚踏车,三块电池,一个冰箱,炉具,煤气罐,还有两把大鹏伞,两口锅, 20 个塑料碗,两袋一次性筷子,四张伸缩性桌子和 16 把椅子。除了筷子以外,所有其他东西都是二手货。李杰一家人搬到了一个房屋都破破旧旧的村子里,看起来就是典型的贫民窟,他家坐落在一处距离那个建筑工地约 20 分钟车程的地方。这周围将近 100 到 300 个村民的场所共用一个厕所。单间房的,房租还要每个人 300 块钱一个月。   龙和雷 7 点的时候回来了。李杰跟他们说冰箱里的饺子全都坏掉了。这两天都已经扔掉四袋饺子了。在收拾他们买回来的东西时,我听见龙在抱怨地说他不想天天做这些事情了,但李杰即刻反驳了她丈夫:“ 6000 块啊, 6000 块,你要知道,我们必须得把它挣回来。”     我是四年前认识李杰的,她是一个苗族女人,现在四十三岁了。她常会去一些地铁站附近卖她们村里自产的手制衣服和钱包之类的东西,背上总背着她两岁的儿子,东西都铺在一张床布上面,要是遇到麻烦,任何时候都可以卷起来就走。除了忙着卖那些东西,她得把孩子看顾好,饿了的时候给他喂奶,想大小便的话就拉到垃圾箱旁边给他解决。 有一次,我正想在李杰的小摊上买个包,一群城管突然来了,他们朝这些商贩们吼道:不能在这里卖东西,是违法的。其中一个城管边说着就边把一个女的推到了地上,然后开始收缴他们摊上的东西。大家都乱逃乱串的时候,李杰在一旁出奇的镇定。她冲着城管大声说道:“我们维持生计这么艰难,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在家乡挣不到半分钱,也没有哪个学校会接收我们的孩子。难道你不能对我们有点同情感吗?求你让我们在这里卖东西挣点儿辛苦钱吧。从农村里出来就希望能过得好点,吃得好点。你们是城里人,想要过活是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吖!我们就只求个生活”    城管当时定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没有打她,没有去缴收她的东西,一句话也没说,转头走了,消失在杂乱又吵闹的人群中。城管走后,我帮李杰收拾东西。我说她敢站出来说话简直太勇敢了。她回答说她又没做错什么,只图个生活而已。从那以后,我跟她成了朋友,我经常会去她的摊子上转转,她也很乐意,有时我们一起逃脱城管的管治,有时我们又会跑到麦当劳去找个厕所。     今天李杰一家人的饺子铺第一天开张了,她让我一同去看看。     早上八点我就起来洗蔬菜,这里是四个家庭公用一个水龙头,而五个水龙头只接一根水管,所以那些需要用水洗的东西都要等很久。这附近住着的 20 户人家,大家都要用水洗洗菜,洗洗碗,头发和衣服也得洗,只要有哪一家在用水,其他 19 家就会滴水不出。每个月家里每个人还得交 10 块钱的水费。为数不多的水管,附近几户就都看着它们,依赖它们,所以大家都不敢浪费。    有时候我们还不能按时赶到建筑工地上,因为要排队去接水。我学会在水管那里排着队不走直到把水池给接满。因为用水困难,好多食物都没洗干净,只在水里透湿了一下,接着洗其他的菜,然后这盆水还不能倒掉,用来洗碗,或者洗头洗衣,还有给李杰的孩子洗澡。    龙在屋外的一张小桌上切肉,这小桌差不多就是他们的厨房了。要是他走开,苍蝇就扑到肉上面。想象一下,要是有很多苍蝇都飞到肉上的话,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块黑石头呢。煤气罐点不燃了,那会儿十点左右吧,试了很多次还是没办法,龙只好打电话叫修理员,这又是一笔预料不到的开支。修理员很快就来了,因为他住得不远。修完煤气罐后龙做开始做饭,饭熟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我们本来应该在 11 点的时候就去工地,赶上工地里吃饭的工人。我们赶忙把啤酒放进塑料泡沫里,装好那些卖饺子的托架,桌椅和伞。李杰还嫌她老公动作太慢,吼了他几句。    去工地的路非常狭窄,有些路段还没铺水泥。李杰,龙,还有他们的儿子骑一台车,我坐在雷骑的车上,扶稳着碗和伞不让它们落到地上去。坐在这后面恰好能看见驶过的那些宝马车里的人,醉醺醺躺在座上,眼神里都是不耐烦的情绪。我们的车开到半路上就出故障不能再行驶了。雷告诉我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就在一个高尔夫球场附近,许多客人会经过这里回去,这样就比走主干道要快。我们穿过这条路时,看见很多放置在那里的奢华器械,墙上张贴着的海报上也没有中国人的面孔,全都是白皮肤金头发的孩子,在绿油油的森林旁跟父母一起玩乐嬉戏。     我们到达建筑工地的时候,锅里剩的汤已经不多了,因为这一路不平坦,把汤抖掉一大部分。把东西都摆放好后,很多穿着脏衣服的工人就纷纷走来了。“热乎乎的饺子汤咯,来一碗热饺汤吧。”我们大声地叫卖,想多吸引点顾客过来。 工人们走过来坐下以后,就开始叨咕干活儿有多累多辛苦,有的要来点啤酒就着饺子吃,龙跟他们解释说“饺子都是上好的,只是怕肉没熟你们吃了会补舒服,所以煮的时间就比较长。”事实上饺子为什么都被煮那么碎,大家心里都很明白。因为冰箱坏了,所以饺子会变成这样,我们只能用炉火一直加热饺子汤让它看起来像没坏的饺子一样。龙给这几个工人拿来五瓶啤酒送给他们喝。    中午 2 点,我们收工了。数了数龙口袋里的钱,总共 60 块,也就是说我们只卖了 15 碗饺子,但龙又送了 5 瓶啤酒,所以就只挣了 50 块钱。李杰的小儿子想要睡觉,所以龙跟她带着儿子开车先回去了。我和雷把那些剩汤饺子那些东西收拾好放到车上,也要开车回去了,摩车没电了,每次这种时候都要遇到点儿意外。昨天大中午也是,吃完饭后我们在那么热的天气里推了整整两个小时的车。    到家时已是两点半了,车子倒是没什么损坏,这下终于解脱了。拔出电池给摩车充上电,李杰把剩下的那些饺子从车里端出来,然后用勺子舀了四碗, . 放些芫荽叶 在碗里,我们饿得三两口就吃得汤水不剩了。    龙和雷在三点半时候去市场上买菜,一个小时后就回来了。我们像早上那样,开始做饭洗菜。李杰在一旁看着孩子,陪他玩耍看电视。    五点半了,我们又把饺子装好,开车去了工地。这次龙和雷打算告诉顾客们,我们的饺子分量比其他家都要多,价格还都是一样的。可是情况却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别家摊子上都有很多工人吃饭,可是我们这里一个人都没有。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太阳都下山了,锅里还有满锅的饺子。李杰让我们坐到桌子上假装是客人吃饭,看能不能揽点人来。我们就坐在那边开始吃了,雷给我们端来饺子,几分钟我们就都吃完了,可是也没有人来,大家心里都很不好过。这是第四天了,生意却完全没有走上轨道。天很快就黑下去了,每个人都是饥肠辘辘的,大概 7 点多的时候我们又开车回家了。    回去的路上我问雷,现在生意不怎么好,他打算怎么办。他说这事情需要些时间,三五个月是要的,等到生意稳定后他会去找一份办公室的工作。雷是村里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今年 23 岁的他从艺术专业毕业。我不懂为什么雷才刚毕业,就愿意来坐这样的小摊生意。他说家里又没有关系后台,很难找到像样的工作,而且一开始工资还都只有 2000 块左右, 3000 不到,但是到工地上去卖饺子的话每天还能挣到 500 块,至少符合了他的想法。    雷一直跟我表示他认为自己还不如劳动的工人呢。暑假的时候,他在煤矿工作过,还有手机厂,饭店。他觉得在办公室里工作并不代表那人就算事业上成功了,他那些在上班的朋友每天得待在办公室里 12 个小时,工资还有时候还不如外来民工呢,也没自由。他不喜欢被约束,乐意自己挣钱。    到家时,李杰和龙用手电筒在做饭,我们就把车上的东西全部搬下来放进屋里,把啤酒放进冰箱。这一天下来,我估计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全都是用来搬东西和装东西的。九点多的时候饭菜都做好了,今天还有肉。到吃饭的时候李杰说,“要赚钱呐,不赚钱连菜都买不起。想吃肉就更难了。”对于外来民工们,肉可是丰盛的美食,能吃上肉可算是有钱了,因为在农村一年也吃不上几顿肉。 这几天卖饺子的情况太糟糕了,平均每天才卖 100 块钱。雷提醒一家人他的那些朋友生意都做得很好,过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每天赚 500 块。龙气急败坏地说他们卖得都是好饺子,有回头客,我们那饺子,人家吃过一次根本不会来第二次。李杰有些焦虑了,但是她总能让周围的人相信她跟着她。她不想让这个事情复杂化,也不想让她老公泄气的想法打消这件事情。要不然的话,这每天的忙活都白费了。    对我来说,最苦闷的事情就是上厕所了。把脚迈进厕所时会踩到很多堵在门口的垃圾,还会听到嗡嗡的声音,后来发现里面到处都是苍蝇,里头的那种臭味我从来没闻到过,简直形容不出来。我尽量不去上厕所。前段时间的工作当中,我都还能跟她们去麦当劳或肯德基方便一下,现在除了这个公厕,我别无选择。     尽管我都是在高温三十度以上的环境里工作,但是我真的受不了没有水可以喝。每次都只能抿一小口,打湿一下嘴唇,不然就会干得张不开嘴了。昨天特别的热,不过因为喝水少,只上了两次厕所。  这女厕所里的那个坑脏透了,全是粪便,卫生巾,和垃圾。里面还有一条腐烂了的狗腿,我想把它弄开,但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弄。他们上厕所时,都对此熟视无睹,我每次看到都觉得极其地恶心。这样的事情很多,我都麻痹了,因为我又不能改变什么。而且也是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来做这些事情。每个人都这么过着,虽然也想把垃圾和死狗给清扫开,但是根本没有负责人,从哪里开始做?自己每天都筋疲力尽还愁着如何安排下顿饭,还怎么能管那些事情。大家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床,除了补充一下睡眠或者做饭,哪里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一天结束以后都累得快散架了,开车一到家就迫不及待想睡觉。     晚上十点了,村里里人几乎都睡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自由使用水管。我趁这机会简单地洗了个澡,把身上的灰尘和汗水冲洗一下。夏天的时候,大多数人家都在屋外歇凉,他们又不怕羞,也不躲避。可我就不敢在那个时候去洗澡。李杰就只在露天坝洗洗她的胳肢窝,胸部,腿,肚子和屁股。     我走进屋时,龙和雷都已经睡着了。李杰为我腾好了睡觉的地方,就在她和他儿子旁边。我躺下来闭上眼,希望明天不要有什么意外发生,希望摩车的电池不会没电,希望冰箱和煤气罐不要出问题,希望明天能多卖一点饺子。     我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星期,但是饺子生意没却没持续这么久,雷想让他一个同乡来和他们一起做生意,这个同乡在手机厂里工作,但是厂里那些浓烟让他的身体受不了。他们在一起合作一个星期左右,雷的脚跟儿被刀伤砍伤,划破了他的脚腱。他没有去医院治疗,因为不是城市户口,医药费不是一般的高。他的腿一个星期都动不了。     从那以后,雷放弃了。他把那些花了 6000 多块买来的东西转手卖出去了,只卖了 2000 块。他的老乡回了手机厂,李杰夫妻俩又在街上卖些衣服。雷现在想在网上找个工作。     从小商贩们那里看出,真正肮脏不堪的,其实大都是那些富人,特别是在旅游业和商业领域。他们和当地政府拉关系,筑后台,然后卖“纯净食物”。处弱势受伤害的却是像李杰这样的家庭,居无定所。在这样的社会下里,他们的那点儿金钱根本连他们的安全都保障不了。    查看评论

荷广 | 民工是中国拉动内需的一大关键

中国1.58亿民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中许多人的工资与生活标准也逐步提高。但他们中大多数还不能成为中国拉动内需所需的“消费标兵”。 37岁的刘涛(音译)是一位装修工人,他告诉路透社记者,他估计自己一辈子都买不起他所装修的这些北京的豪华公寓。 其实束缚刘涛消费的并非他的赚钱能力。他每月工资在三四千人民币左右,高于民工平均工资。按照路透社援引的统计数据,中国民工的平均月工资为2049元。 但中国的户口制度拒绝了数百万民工享受其工作所在城市的社会福利。 没有城市户口,就意味着民工及其子女无法在城市就学、求医等。 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的领导人希望将全国的储户们变成消费者,以拉动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的内需。尤其目前世界经济处于危机之中,国际社会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 “中国的户口制度阻止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说。黄育川是诺贝尔经济奖阿瑟·刘易斯的学生,刘易斯的经济学理论备受投资者与决策者的关注。 刘易斯理论提出,发展中经济的过剩劳动力被吸收到劳动过程中后,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将延续工资与经济的增长。但这似乎并不符合中国当前的情况。 储蓄增长 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工资已连续多年以两位数增长,2011年更是增长了21.2%。但储蓄也随之增长。其中30%-70%的储蓄来自民工。 根据中国官方数字,中国人共有80万亿美元的银行存款,分析人士预计老百姓手头钱款也是数量相当。不像经济学理论说的,穷人的工资增长并没有转化为消费。 “民工存很多钱,这是真的。我们不得不存,因为我们必须照顾家中老小。”曾在北京电讯设备工厂打工的朱胜(音译)说。“在农村我们已经有了电视和洗衣机,如果没有必要我不会买个新的来代替(它们)。” 像朱胜一样,许多民工为房子、子女教育、医疗等存钱,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限制消费 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研究显示,中国方式的城市化只提高了收入,但限制了消费。 另一方面,通胀也打击了人们消费的意愿。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同生活标准比十年前提高了许多,但他们仍不算富足,并深切地感受到价格飞涨。食品支出占中国农村人家庭收入中的40%,但2011年食品平均价格上涨了11.8%。 同时民工的合同中通常包括住宿与饮食,这也限制了消费。青岛轮胎厂的工人李杰(音译)说:“我的生活是在工厂里。”他在生产线的基本工资为6千元,如果他干得快,可以赚到最多8千元。 放开户口制度 如果中国能放开户口制度,或至少让民工可在城市获得医疗福利,将有助于开启民工的存款。 这也将扩大中国内地省份的城市化影响。汇丰银行的分析师认为,这将使中国31个相当于第三世界的贫穷省份变为一个二等发达国家或者一等发展中国家。 (资料来源:路透社)荷兰在线 编译

今年这些农民工孩子在哪里上学

今年这些农民工孩子在哪里上学-中国青年报 今年这些农民工孩子在哪里上学-中国青年报     在北京市五环外,大风卷着黄土,覆盖上被拆迁村庄的半截砖墙,一对裹着黑衣的农民工夫妇,跨过垃圾堆,牵着刚到爸爸腰高的娃娃,抬头看看矮墙。     在一片灰黄残破里,格外鲜明的是矮墙上涂写着五个红字:“东方红学校”,后面画了个箭头。     从2011年暑假开始,北京各区的拆迁波及了众多农民工子女的学业。拆迁风暴中,北京将关停24所打工子弟学校,1.4万余名学生的去向引发了全国关注。     现在中小学开学在即,北京的数万农民工子女都到哪里去上学?存在大面积失学吗?拆迁潮后,农民工子弟学校和老师们又何去何从?     就此,中国青年报记者近日探访了现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女就学生态。     剩下的学校在“夹缝中求生”     “村子被拆了,学校却还在?”这样诡异的局面,就出现在北京市昌平区的五所农民工子弟小学。     这五所学校是经纬学校、振华小学、东方红学校、明欣学校和新源学校。去年有1300多名学生的振华学校,现在还剩一半人。上学期有1100多名学生的经纬学校,校长估计这学期顶多能收到500个孩子。     “老师也有走的,也是一半,现在只剩下不到20个老师了。不过孩子们要上学,我们就要正常上课,不能让他们失学啊。”振华小学的万校长说。     振华小学以前每个年级四个班,现在减少到一两个班,而关于具体班级数,“还没开学,还没定下来”。     原来经纬学校的学生是周边村子的孩子,房子拆了以后,有的农民工家庭搬走了,有的回了老家。“搬走的孩子,老师们就去找,找得到的就再回来读。”     “学生走了多多少少受点影响,学校财政状况不是很乐观,实话说,肯定是入不敷出。”校长们谈起拆迁后的局面,语带唏嘘。     经纬小学的李校长更是坦率地说:“拆迁对学校招生影响挺大的。”他算了一笔账:     小学学费每学期每人600元,初中每人1000元。学校房屋租金一年将近30万元,30多名老师,每个老师一个月工资平均是1800元到2000元。“说实在的,我基本挣不着多少钱。这个学期学生更少了,估计要赔钱。”     “整个村子拆了,学校却没拆迁的政策,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但学校哪怕只有十个学生也要开学,我们要有负责到底的态度。”李校长说。     据公益组织“打工之友”负责人张志强调研,目前,仍然约有10万孩子在北京市没有获得办学资格的114所自办校和近50所有办学资质的学校,接受由家长自己买单的义务教育。有近四分之一的孩子处在12-16周岁的青春期。     学校主要分布于流动人口集中的城乡接合部,如四环、五环以外的村庄。     “在一个缺乏监管的市场环境里,校长是一种苦涩的无奈,办学数年,他们讲述学校的辛酸让人落泪。十几年来,学校至少搬了4次,拆迁时会有些失落,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张志强在调研报告中这样写道。     请放心,农民工孩子没失学     小安(化名)原来是北京市石景山区春蕾打工子弟小学的学生,学校被拆了之后,她已在平谷区第二小学的六年级读了一个学期。她的30个同班同学,和她的经历一样。     “石景山区去年拆了3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春蕾、太和、红星小学。那里的孩子们现在都去了公立学校。”公益团体“同心希望家园”负责人马小朵说。     平谷区第一小学、平谷区第二小学从3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各年级里选考了孩子,“就按平时在学校的成绩,优秀的就挑走了”,剩下来的所有学生都集中到蓝天中学。蓝天中学原来收的就是打工子弟,现在将一些平房改建成了小学部,而3所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也随学生到了这里。老师也是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     在新学校,小安的妈妈有喜有忧。     “和原本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比,现在学校的环境条件好多了。原本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负责教语文数学,公立学校老师教英语体育,教学质量好些,孩子吃得比较好,还有鸡腿。”     “但是公立学校下午3点多就放学,孩子没人看,不像原来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会看到7点。我们都忙着打工,根本不可能来接,这挺发愁的。而且光饭费就要200多元,原本的打工子弟学校一个学期大概600多元,也不用饭费,离家近,孩子都回家吃。”     而在朝阳区,采取的办法是孩子们进了“民办公助”学校。     “民办公助还是私立的性质,校长是教委委派的,一般是原来朝阳区的老教师,或者退休的老校长。”公益组织“农民之子”的项目负责人王春华说。     “2010年就尝试开设了两所,一个是安民学校,一个是星河双语学校,据农民工家长和孩子反映,效果还可以。”     在海淀区,较多的孩子进了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进公办学校的“还是比较少”。     而在大兴区,关闭了1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后,“公办学校接收孩子的很少。也就是少数家长办齐了五证,最后学校收了。”     最后的结果是,基本上学校全都重开或者合并了,学生都回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     老师,您往哪里去?     原来在红星农民工子弟小学二年级“什么都教”的李爱枝老师,准备要离开这个职业了。     从2009年教书开始,她每月是750元的工资,去年刚涨成了四位数,1200元钱。当她正盼着工资再涨一涨时,拆迁来了。     她班上的20多名学生,因为拆迁走得剩下十来个。再后来,整个学校也被拆迁了。     她们一共9个老师,4个去了公办学校,她听说,“工作压力挺大的,累得要命。”“待遇比以前好了,有的能拿到2000多元了吧。”     马小朵介绍,在石景山区,30多名老师,返聘9人,大概每个学校选了三分之一的老师返聘,没选上的就自谋职业。     而李爱枝老师她们,校长给推荐了一个有办学资质的民办学校。“4个老师去了。因为太远,我有孩子要带,就没去。”     王春华介绍,在朝阳区,一部分老师进了民办公助的学校。教委统一开了重新聘任的会,会上民办公助的校长发表了一下演讲,介绍每个学校的状况,教师就自己写应聘简历投给校长。     “老师失业的问题,学校没有负责,政府也没管。还不如2009年在拆迁影响下,有几所学校关闭,像大兴的龙海学校,政府还按劳动法对工作年头长的老师给了失业补偿。”     公益组织工作者们了解到,这一年多来,不少接收农民工子弟的学校已经出现了“缺老师”现象。     “这是为什么?我们分析,可能新进来的老师不多,但是离开岗位的却有不少。”     “原来许多老师觉得,国家政策可能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有安置,农村老民办教师转正会受鼓励,但是近两年打工子弟学校关得很快,对老师的去向似乎并不在意。有些老师觉得没有必要再坚持了,觉得不会再有对他们有利的政策,一部分老师就流失了。”王春华说。     “现在学校的解决方法是,如果实在不行,就由一个老师多带几门课,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现在还没确定要做什么,还没打算好,也不想干这一行了。”李爱枝老师最后说。     “问题不是没学上,而是怎么上好学”     “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无论政府拆迁学校多么迅速,都不会出现大量孩子失学的情况。”知名农民工子女学校项目“新公民之友”总干事蔺兆星说。     “因为目前有市场和政府的双重手段,从市场来讲,打工子弟学校会顺应市场变化,农民工家长面临拆迁,也会选择就近转学,实在不行就搬家。”     “而政府举措来讲也有好处,关掉一批,集中资源后,办学质量会得到提升。现实的经验是,700-800个学生的学校,会明显好于200-300人的小学校。”     蔺兆星说,“现在对农民工孩子来说,问题不是没学上,而是怎么上好学。”     他认为,从目前的形势判断,北京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拆迁仍将继续。有的学校已接到暑期拆迁的通知。     “因为北京和上海的农民工子女数量是大致相当的,上海市通过这两年的优胜劣汰,农民工子女学校已经从约300所降到了最近的约140所,这个数量是恰当的。再减下去资源配比就很难了,总不能靠公立学校临时加盖,把操场都盖成学校吧?”     “而对比上海,北京现有200多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因此还有优化的空间。”     “对政府来说,措施不是拆了就好,而是要规范民办学校,给予支持。其实说政府不了解是假的,北京市教委一直在调研,很清楚每个学校的办学质量,也在管理规范,已经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但还没有足够的长期支持。现在有的区在尝试公立和民间合办学校,但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引。”蔺兆星说。     张志强在调研时,曾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老师问学生“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时,很多孩子一片茫然。过了半晌,有个学生回答:“我去捡破烂吧。”“我要收一个大彩电,能赚10块钱。”     “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老师和学生这几个群体的博弈中,教师和学生成了真正的弱势方,他们的利益保障仍亟须破题。在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转学的喧闹中,城市打工子弟如羊群般被放逐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在体会知识的乐趣之前,他们已过早地品尝到了人生的冷暖。”张志强在调研报告里这样写道。     “因此,需要争取的是政府更多支持民办学校的态度和力度,要是得不到有质量的教育,这些孩子就废了!”蔺兆星说。     据记者了解,政府有关方面也都在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弟有学上,上好学。

金融时报 | 农民工姜红明的回乡路

1月13日晨,当从温州返乡的民工姜红明走出阜阳火车站时,顿时被眼前的阵势吸引。 姜红明家住阜阳市阜南县,阜阳位于安徽西北部,人口过千万。当地公开数据称,外出务工人员近300万,多通过火车往返,阜阳火车站也因此知名。阜南县则因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闻名中外,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总结出“王家坝精神”,现已成为阜阳的城市精神。 “最早回乡时没人关注,渐渐地多了欢迎条幅,再后来有了志愿者,但是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姜红明每年回乡一次,他如此总结20余年回乡的感受。 当日,当地政府在火车站广场举行2012年“接您回家”春运接站活动,来自该市下辖的五个县(市)的30台大巴车,免费送返乡民工至所在县城。 当地主政者亲自主持,十余政府部门参加活动,处处可见的欢迎条幅,让姜红明们感到受宠若惊。 直到登上免费大巴踏上回乡路时,姜红明才回味过来:到家了,火车的拥挤已成过往,以前下火车后发愁如何到家也成为过往。 在阜阳极度重视农民工的背后,是该市迫切需要返乡民工带来的技术、资金、先进理念,以推动经济升级发展。 姜红明今年39岁,妻子徐丽比他小2岁,两人都属于村里的“打工第一代”,均是十六七岁时便外出务工。1998年,他们结为夫妇后,便开始了共同的打工生涯。 北上至北京、南下至广州,夫妻两人在老乡们的口口相传中,用脚投票,不断变换打工地,追逐着回报最高的地方。 2007年,他们来到温州,在一家鞋厂做鞋。今年鞋厂还没有放假,徐丽就开始打包回家的行李。她用“迫切”来形容自己回家的心情。自2011年阴历初九离家至温州,她已经整整一年没见两个孩子了。 2012年的第一天,姜红明就用电话购票的方式,购买了两张1月12日的火车票,让夫妻两人庆幸的是,车票还有座位。打点了三大包行李,准备好送给两个孩子和双方老人的新鞋、新衣服,姜红明、徐丽夫妇踏上返乡路。1月12日上午11点,姜红明夫妇乘坐火车返乡。车厢内人很多,不少人被堵在了车厢过道里。温州至阜阳相距1333公里,在硬座上颠簸了20个小时后,1月13日早晨7点30分,他们抵达阜阳火车站。 姜红明夫妇的老家并不在县城,而在阜南县王堰镇季郢村,下了火车,要倒三次车才能到家。第一次倒车是从阜阳火车站到阜南县城,每年他们都是先坐40多分钟的公交车到阜阳汽车西站,再从汽车西站坐50多分钟的汽车到阜南县城。仅倒车就需要近两个小时。 当在广场巡逻的交警告诉他们,今年有免费的大巴送他们去阜南县城时,姜红明有点不敢相信。 此时,在火车站临时停车场上,来自五个县市的30台大巴车已经各就各位,整装待发。阜南汽运集团的6辆大巴车整齐地排列在停车场南侧。车头悬挂着大红彩绸,车身裹着“我们接您回家过大年”的字幅。志愿者将姜红明夫妇安排在阜南县6号大巴车上。 上午9点10分,满载43名打工者的6号大巴车跟随车队出发了。从阜阳火车站到阜南县汽车站,40多公里,车程1小时20分钟,在志愿者和打工者的一路欢歌中,他们抵达阜南县城。 上午10点50分,他们乘农线车回王堰镇,透过车窗向外看去,天气有点阴,道路两边一片片灰绿的麦田,将大大小小的村庄连接在一起。光秃秃的白杨树,一排一排地矗立在远方,让冬季的村庄更显萧条。 姜红明说:“今年的麦子长得真好,但是靠天吃饭哪里是个办法。现在外出的越来越多了,村子没以前热闹了。”在阜阳农民,立起了越来越多的楼房,里面却空荡荡的,毫无人气。当地人挣到钱之后,喜欢盖房显示成就,不过由于一家都在外打工,不少楼房空置。为了防盗,甚至有人用砖和水泥将门封住,多年后回家时再砸开。 当日中午12点,他们在王堰镇镇政府下车。从这里到他家的3里路,需要徒步。路不好,全是土路。 离家还有一段距离,徐丽就大声地喊起了一个男孩的乳名。两个孩子奔了出来,女孩的个头比徐丽还高。穿着红毛衣,留齐刘海的徐丽摸着女孩的脸,责怪她:“看看脸冻成什么样了,也不穿件好看的衣服。” 一进堂屋,两个孩子就争先恐后地翻看父母给他们买的新衣服。女孩儿一边比划一边说:“以后我也去城里,城里的衣服真好看。”男孩儿突然问爸爸:“今年陪我们过十五吗?” 姜红明笑着答应了。按照计划,他们过了大年初八就得返回温州,虽然他们并不想走那么早。 而在此时,阜阳正准备举办农民工招聘会,本地企业将提供数以万计的岗位。留住熟练工,服务当地发展成为越来越迫切的事情。与此同时,招聘会还将推介创业项目近百个,为返乡民工自主创业提供选择。 吃完中饭,姜红明和徐丽商量:“要不咱们也去招聘会看看,找个离家近的工作,不走了?”徐丽看了看孩子,点了点头。

中国社会: 年关将至农民工在郑州街头摆摊卖别墅讨薪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农民工讨薪,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了,他们有的在讨薪时被老板养的保安打死打伤;有的因为讨不到钱气愤不过而被迫自杀;还有的则通过法律渠道讨要,但成本太高,讨回1000元就得付出920。 中选网上作者无敌的文章说,在讨薪过程中,他们经过无数次失败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一定要搞出些惊天动地的举动来,比如跳桥或爬上高塔,只要引起媒体的关注和相关领导的重视,就能较快地要会欠薪。这不,近日在郑州市街头就出现了几个农民工摆摊卖别墅的,并公开表明“欢迎各路贪官前来购买”,此举果然引起了轰动效果,不少过往群众纷纷驻足询问。据悉,这批100多人的农民工来自河南信阳,他们所卖的别墅位于荥阳市豫龙镇,项目名称叫清华园大溪地。 他们一共盖了10栋这样的别墅,每栋价值都要数百到上千万,他们所卖的是其中的一栋,但仅要价137万,正好是老板所欠他们的全部工薪。不过,这些农民工所卖的别墅由于产权不是他们的,因此虽然便宜,也不会有人真买,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清楚,但他们要的就是轰动效应,要的就是有人关注,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而已。这些衣着单薄,头戴安全帽的农民工嘴唇冻的发紫,不时痛苦得直掉泪,他们说:“辛苦一年多盖起来的别墅,都是给有钱人住的,可我们却连血汗钱都讨不回来。快过年了,父母老婆要吃饭,农村信用社贷款需要还,孩子上学需要钱,没钱该怎么活呢?” 文章分析认为,,一个农民工被欠薪,就影响着一个家庭的生活,全国一年有多少农民工被欠薪?有多少个家庭因为被欠薪、讨薪而增加了不应有的烦恼,有的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增加了多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本来,按时给付劳动所得,于情于理,天经地义,是什么让农民工不能按时拿到劳动薪酬,非得用千奇百怪的方法来讨要呢? 农民工被欠薪问题,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是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吗? 我想不是的。只要拿出“招商引资”的十分之一劲头来,拿出城市改造的百分之一精神来,这个问题早解决了,但奇怪的是,至今国家没有相应的法律出台。难道要一直这样持续下去,逼农民工们走极端,年年让报刊网上大声疾呼,才能显示出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来吗? 什么时候农民工再不用讨薪了?我们只能等待着,再等待着.....。

BBC | 大家谈中国:回家路上,没有谁的权益该被遗忘【评“农民工买票”】

重庆籍民工黄庆红因其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未果,致信铁道部。 重庆籍民工黄庆红致信铁道部,称其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未果,工作人员称使用网络或电话购票比排队快,但对民工而言,网络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黄庆红称,民工是春运潮主力,他希望多留一部分火车票到售票窗口。(1月5日《重庆晨报》) 又是一年春运时,又是一年回家时。每年此刻,总有万千“一票难求”的故事,总会见到黄牛党是如何猖獗的画面。今年,铁道部有了一些改革措施,如网络订票,旨在向黄牛党宣战,意在告别“一票难求”。 但理想总是丰满的,而现实又多是骨感的。网络订票甫一出来,遭遇的便是质疑,便是技术上的不成熟,如吞钱不吐票等,而今,又发现了另一个极大的“系统漏洞”——网络订票之下,农民工(尽管有呼声要取消这个称呼,但在新称呼未出来之前,请允许我这样称呼,这是真诚的,绝无半点歧视意味)成了被忽略的群体,不会上网者成了被遗忘的一族。他们,可能会多次排队,却可能遭遇相同的结局——票没了。如果说订票改革是一项进步,可为何带给农民工的,却是更深的苦楚与无奈呢? 面对这“佳节倍思亲”的农民工,居然有人称“网络订票是不可能取消的,这是时代潮流,农民工必须学会,即便学不会,也可以找亲戚托关系网络订票。”对“网络订票”不可能取消,我没有意见,但对无视农民工权益做法,却让人心疼。 事实上,农民工何尝不想学会网络,不想网络订票呢?但问题是,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更没有那样的氛围,他们每日辛勤劳作,汗水与泪水的交织,背后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家庭,有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年迈的父母。生活的压力与重担,让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有时间与精力去开网银,学上网。日复一日的劳作,年复一年的辛勤,机械的动作背后,是对家庭的责任,更的对家庭的爱。 更何况,找亲戚订票的逻辑,也是站不住脚,就如同托关系找铁路内部工作人员要票一样,如果七大姑八大姨的什么亲戚都算上,估计,铁路部门春运期间无需卖票了,早就“内销”完了。 科技的发展与创新,注定网络订票是一种不可回转的潮流,也是一种不能逆反的趋势,但是,任何的趋势与潮流,都不该站在血淋淋的现实之上,不该忽略与遗忘一部分人的权益,以牺牲他们权益的代价去迎合某种时代潮流,这种潮流,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如同那带血的GDP。 回家的路,是温馨的,必然带着对一个温馨家庭笑语的记忆,在这样的一条大道上,没有谁的权益是该被遗忘的,无论这人是什么职业,也无论这人是贫穷还是富有。更何况,任何的改革,都应有足够的补救措施,除此之外,也应有一定的缓冲期与适用期。而今年刚开始的这铁路订票改革,更不能让本身便是弱势的农民工变得更加弱势。 有时,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于是才有了实施网络订票的舆论蜂拥,殊不知,在网友之外,还有更多的真实的心声没有被吸纳,这些,代表着另一种民意,不容忽视。当农民工用感人的笔调上书铁道部时,我们或许应该觉悟,再有一些政策的改革,再有一些政策的实施,在网络之外,更有更广阔的民意需要吸纳。或许,我们应该要有站在弱者角度看问题的习惯,这般,才更有利于民意表达。 农民工说订票权被网络剥夺,这只是表面,更“入里”的解释是被铁路订票改革制度的不合格所剥夺。可喜的是,上海铁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铁路部门实施新举措降低农民工团体购票门槛。这,不应是单点的,而应是全覆盖的,而如何避免当前“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尴尬改革局面,仍是铁道部与社会最该解决的难题。如此,才是找到“通达回家路”的“方舟船票”。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欢迎大家投稿,请把文章发送到: 按键 [email protected]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