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 二十四年之后， 特区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 ‘功能组别’仍然大刺刺地占了一半， 其中一些会来自回锅翻炒的‘区议员互相推举’模式， 但这次它给重新命名为‘功能组别’。一些学者还煞有介事地推许为一大‘进步’。香港人真爱自欺和受骗！ ”       1985 年，殖民政府引入选举至立法局：有功能组别、区议员互选等形式，独独没有任何议席经由直选产生。 1985 年立法局选举投票结果公布现场版上写有：功能组别﹁选择投票﹂结果。 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 年签署， 翌年（ 1985 ） 英国人就立即在香港引入选举， 改变立法局的组成：当中有十二名议员由“功能组别”产生， 两名来自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 十名由全体“区议员互相推举”。 二十四年之后， 特区政府推出的政改方案， “功能组别”仍然大刺刺地占了一半， 其中一些会来自回锅翻炒的“区议员互相推举”模式， 但这次它给重新命名为“功能组别”。一些学者还煞有介事地推许为一大“进步”。香港人真爱自欺和受骗！ 过去，殖民者为了殖民管治需要，直接委任效忠者当“非官守”议员。然而，直接委任制度是基于个人身分，背后的团体并无官式地位，过去亦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占据这些议席的精英巨贾对社会真的有没有“功能”。但当英国人撤退在即，慌忙引入以“功能组别”为名义的选举，明显地是要为“光荣撤退”作粉饰。 一方面是为了突显原只属咨询组织的立法局有了“选举成分”，但另一方面，也仍要继续照顾那些人所代表的财团精英利益，于是便权宜地冠上“功能团体”这个名号，令他们俨然取得了某种“认授性”。这原本是一种安抚性的过渡安排，想不到的只是，一晃之下这已经绵延了四分之一世纪。   “ 进步 ” 到八十年前租界式议会政治？   香港过去由英国人全盘管理，也多亏香港人反殖民统治相对疲弱乏力，总督独裁下的委任制一贯安稳，香港殖民时期也并不存在要求有更大参政权的压力。可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施行的是（半）殖民统治，却面对华人强力的民族主义运动挑战，迫使原来只属于外国人参与的“上海市议会”（SMC）向华人开放。 初时，掌租界管治权的列强只答允容许华人加入一个议会外的咨询委员会。但1925 年的“五·三十”惨案发生后，共产党人发动全国运动，罢工、罢市、罢课，掀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浪潮。这场运动结果不单迫使外滩公园改变“禁止华人（与狗）内进”的歧视政策，更造就了新的环境，迫使上海市议会在1928年开始，兑现列强本来在六十五年前（1863）就已作出的“华人可以参与租界政事”的承诺，开始接纳由“华人纳税人联会”推选的华人议员。不过，尽管多番努力争取，华人议员席数从不过半，而负责推选的华人纳税人联会理事，也只有三份之一由直选产生，其余的三分之二则由其他商会及居民组织推举。所以，虽然华人居民占租界人口超过九成，税付亦达总税收的三分之二，但他们也只能间接又间接地推选他们的议员代表，参与上海公共租界的议会。 当然，如果你明白何谓殖民统治，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香港和上海租界的华籍市民，会在参与当地立法机构这问题上遇上重重障碍，因为在殖民及半殖民制度下，议会只是吸纳反对意见、笼络反对人物、实质上是强权者进行权力分赃的地方。因此，议会的设计一定是架迭屋，普及与平等的原则均欠奉。因为归根究柢，这些议会目的只是使不同势力互相制衡、互相抵消。既然议会之上的殖民宗主或列国强权才是真正的决策者，这种议会当然毋须考虑如何完整地反映民意，又何需在“均衡参与”之外深究其运作背后的政治原理？ 英国人掉下香港给中国，才急急在各种特权椅子上贴上“功能”的卷标，难怪从来都没有人对“功能组别”在学理上给予仔细的说明。可是回归后已十二年的今天，除了只有纳税才能投票这道屏障被废除外，香港立法会的组成所显现的拼凑、随意，与违反普及平等原则的情，实与当年上海租界的政制无甚分别。彷佛我们是“进步”到了八十年前，共产党人成就的，就只是租界式议会的“均衡参与”！ 相比之下，有些热衷于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人就认真得多。他们在上个世纪之初，的的确确曾努力于挪用（虽然是扭曲）社会学大师涂尔干（Durkheim）的学说，特别是涂氏关于工业社会中职业群体角色的部分，以勾划及设计一个未来社会。在这个未来社会里面，各种职业与功能相互配合。他们认为，只有这种重新构造过的社会，才能克服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失范（anomie）、秩序崩解。参与这种乌托邦设计并付诸实行的其中一人，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Mussolini）。   国家法团主义： 乌托邦的光环   墨索里尼出身于一个左派家庭，早年的他曾跟随父亲参加过左翼工团主义（syndicalism）运动。那些工团主义者对自由民主的议会体制失望，认为工人只有透过工人的集团（即工团）才能表达自己的利益。工团主义者追求工团自治的目的虽然并不成功，但个体利益只能透过团体中介的想法，以及社会上对议会民主的不满，深深影响后来在意大利兴起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法西斯主义诉诸一个“功能主义”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由不同的“功能团体”坚强地团结组成的国家。所以，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徽号是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斧头象征权力，每一支棍棒象征一个功能组织，捆在一起是象征团结一致。 1922 年墨索里尼上台之后，立即开始构思和设计他的社会政治改革大计，协助他的不乏一些从前属左翼工团主义的朋友。直至1929 年，墨索里尼落实计划，改组了原来按地区选举议员的民主议会，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二十二个“功能界别”选出来的新的“法团议会”。政治学家称此为一种“国家法团主义”（state corporatism）。而墨索里尼亦曾说过：“法西斯主义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法团主义，因为它就是国家与法团力量的结合！” 很多人或者会以为，法西斯主义就只是德国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殊不知法西斯主义的源起地意大利，是将法西斯主义看成取代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乌托邦。墨索里尼就认为， “法团主义”将社会划分为各种功能组织的设计，能够很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使社会达致和谐，抵御共产党人的诱惑。这可说是由法西斯提出的“河蟹”大计。 虽然因为战争，法西斯主义最终失败，但“法团主义”的一些原理，在战后却不断被招魂，改头换面。一些向左，一些向右。在七十年代开始，更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 研究所谓“法团主义”（neo-corporatism）的现象，探讨这些现象是否破坏或替代了自由主义的民主议会制度，以及讨论在西方世界以外，在第三世界发展出来的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例如，在福利国家的年代，西欧一些国家积极介入调节资本和工会关系，磋商经济目标、工资水平等，需要在决策或者执行过程中笼络大企业或行业商会，以及工会组织。因这种政策而被吸纳或新成立的组织，正式地或非正式地变成实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机构，甚至实质上凌驾了由地区选举所组成的议会——这种种令强势的利益或“功能团体”坐大的安排，都可以叫做“新法团主义”。不过，虽然这些团体的力量可大可小，但它们的“功能”范围则非常明确，从不会像香港一样把脚伸入或取代以普选为基础的议会，或在议会加插一些“功能组别”而又宣称有选举成分，使议会变得非驴非马。 新法团主义政治的一大特色，是国家主动吸纳或笼络一些主要的利益/功能团体进入政治过程，确认它们的特殊地位，甚至给予扶助。其中，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更普遍地是以专权的方式有选择性地把特权赋予部分团体。 香港人常以为香港并不是第三世界，但其实香港自殖民政府以至特区政府也早已精于此道，与第三世界无异。而曾荫权上台后更明言“亲疏有别”，利益和意见倾斜又何只限于亲建制政党？政府近年对个别宗教或社会服务机构，及地区利益团体的倾斜，把貌似公民社会的部分改造成政权的伸延部分，就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新法团主义”。 二三十年代法团主义在欧洲风靡一时，支持者由左至右，他们的动机和目的都是对自由主义、议会民主的失望、不安和焦虑。他们都一度以为，法团主义是医治社会和民主政治危机的解药。但在殖民和半殖民环境下的香港和中国，与自由主义和议会民主则只有擦身而过的缘分， “议会民主的危机”只是发生在火星上的地震。   没脸以理念示人， 只是偷偷摸摸在做   香港人因与自由主义的偶遇而发展的初恋，在未结出任何花果之前，就被无情喝停，急忙之间拿出来棒打鸳鸯的还是“法团主义”。不过，在香港偷偷实践的法团主义既没有蓝图，亦失掉了哪怕是左还是右的理想光环，它更没有脸以理念示人，它只是偷偷摸摸的在做。而躲在“中策组”/ “西环人”背后的“功能主义者”却从来不会为这套策略为文辩说，参与学理上的辩论。 因此，与其说香港的“功能组别”是“新法团主义”的一部分，倒不如说它是失去自证其“认授性”能力的无主孤魂，它们不只不会有缔造社会和谐的“正功能”，反有不断以自身的存在来加深社会分裂分化的“反功能”。 1928 年上海租界发生的“五·三十”惨案，促使反帝运动全国开展，也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令香港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如果当年那些死难英灵泉下有知，他们间接助成的竟只是租界市议会式的“均衡参与”、“间接选举”，它们今日仍然支配回归后的香港，所冠上的竟是一套犹抱琵琶，谱系可以追溯至墨索里尼的“功能主义”名号，还甚至有人意图将其封册至千秋万世行之有效的终极制度，他们也会回来报梦：“这不叫‘均衡参与’，这叫‘法西斯主义！”   （罗永生，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殖民研究学者。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52期，周刊下载：)

气 壮如牛又粗鄙不堪 面对这一报道，有人吃惊，有人兴奋也有人愤慨。《环球时报》编辑王文的评论写道：“我不得不对法国《解放报》煽脸了。他们说环球时报英文版“63%的受访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真实情 况是“47.9%表示不反对，但不现实；仅15.7%支持，认为是可实现的”。法国人无耻地将两者相加，有些国人还信，难道不知道法国媒体从08年巴黎圣 火传递时就不要脸了吗？” 比较有意思的是，王文这段既气壮如牛又粗鄙不堪的话，现在却从新浪微博上被删除，幸好有不少网友作了转载，留下来证据。不过，这里值得讨论的是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环球时报》所做的这一民调结果。 不可辩驳的铁证 不错，按照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原话，对于西方式民主，47.9%的中国接受调查者表示不反对，但认为不现实。而15.7%的人明确表示支持并认为是可实现的。将此二者相加，《解放报》记者解读中国有“63%的受访者希望中国实行西方式民主”。这一解读确实将不反对西式民主的人算成了希望西式民主的人，有所偏向。然而，在目前的中国，中国官方利用行政和语言之外的力量对舆论强势导向，企图引导公众对抗普世价值，反对自由、民主的语境下，中国竟然仍然有63%的人不反对西式民主，难道还不能说明民心所向吗？ 中国的官方媒体，尤其是《环球时报》，包括王文本人在内，利用政权给予的强势地位和舆论阵地，写下来多少反对普世价值，攻击西方民主的文章？为了贬低西式民主，抹黑人权、自由，他们利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利益至上、人性普遍低劣等作为思想武器，竭力将中国民众引向只见利益，不见价值的思路上，最终为既得利益辩护，为强权政治辩护，为贪腐现实辩护。然而，网络时代的中国，后改革时代的中国，以行政的力量，以独大的话语权优势已经不可能引导中国民意的走向。历史的诡异恰恰是，《环球时报》自己必须面对自己的民调。按照这一民调，中国民意不反对西式民主，已是不可辩驳的铁证。 有心插柳，还是作茧自缚？ 在中国民意不反对民主这一点上，《解放报》的记者没有误判。可能误判的是他对于《环球时报》本身的判断。该记者写道：“《环球时报》显然是冒着被中国宣传机构严厉惩罚的风险，这同时也显示中共内部拥护与反对真正政治改革的分歧。”《环球时报》是有心插柳，还是歪打正着或者是作茧自缚？需要知情人出来证实。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王文是不可能挺身而出捍卫事实的。 最后，仍然是《环球时报》的这一调查，其中关于中国改革的民意也可以佐证中国民意是向往民主的这一事实。在回答 “您觉得现阶段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哪一方面最需要深化改革”这一问题时，选择社会改革的受访者最多，占37.0%；其次是政治改革，占30.3%； 选择经济改革的占26.6%。”。将选择中国应该实行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民意相加，有67.3%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应该向社会和政治领域推进改革。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希望中国进行政治与社会改革。这同时也表明，中国总理温家宝关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可能进行到底的声音所表述的正是民心所向。

《泰晤士报》  核心提示： 中国不是历史上首次有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为避开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而推行挑衅性外交政策。经济迅猛增长，国内局势不稳，年轻人饱含民族主义激情，对外进行扩张，这些因素相交织的局面是我们以前就见过的。就我来说，我想起了德国100年前首次谋求世界权力的行动，它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我们能否以一种不那么猛烈的方式控制这个过渡？问题的答案不仅会影响世界的繁荣，而且会影响世界的未来和平。 原文：Hackers in ‘all-out war’ with the West 发表：2012年3月11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无网络版 当西方人考虑中国的上升势头，他们试图安慰自己，中国也许善于集成，但是没有创新的能力。未来，就像iPhone一样，在加利福利亚设计，仅仅在中国组装。再想想，2009年，中国的新专利申请数超过了德国。他们已经在2004年超过英国，2005年超过俄国，2006年超过了法国。 过去十年来，中国的研发开支增加了六倍，科学家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如今它的科学论文年产量和超级计算能力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电子工程师变得十分成熟老练，美国军方对美国硬件里安装的中国芯片深感忧虑，谁也不能肯定里面没有潜伏病毒。 北京的中关村是中国对硅谷的回答。20世纪80年代，它只是个卖电子产品的小小街道。今天，它拥有几家世界最大的电子产品研发实验室，包括联想。 25年前，联想成立时只有50名雇员。今天，它收购了显赫一时的IBM个人电脑业务，成为全球第二大PC制造商。 中国的蒸蒸日上可能令人生畏，但不妨想想另一种情况。假设中国经济衰退，那将意味着没有中国人投资于我们举步维艰的经济，不再有中国人花钱购买西方名牌货——也没有人再投资于西方急剧上升的国债。更糟糕的是，经济增长减速也许会激发中国内部远比工资和工作条件问题更具威胁性的力量。 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说法是，随着中国人走向富裕，他们会逐渐接纳我们的价值观。但我对此毫无把握。我没察觉到西式民主深得人心。我察觉到的是中国民族主义日益高涨。 凌晨5点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你会发现那里已经人头攒动。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会说：”看到红旗冉冉升起时，我的心情难以形容……是一种民族自豪感。” 乍一看，这种爱国情感稀松平常。但它有暗淡的一面，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它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猛烈抨击西方媒体报道中国的方式。 去年我与反CNN的创始人见过面，这家网络组织专门质疑CNN这家西方电视台的报道。它绝非官方实体，它是青年人爱国情感的真实表达。在这些年轻人看来，中国政府面对西方的批评表现得太软弱。这一代新生力量的某些成员已经自认为以21世纪特有的战斗形式与西方开战了。 你也许以为中美对抗的战略前线位于南中国海，北京称之为”国家核心利益”。不错，中国大笔投资，升级其海军战备。中国在巴基斯坦瓜达尔修建深水码头，这儿靠近战略要冲霍尔木兹海峡。还有缅甸和斯里兰卡。去年，中国第一艘航母下水。但是事实上，作战前线在北京的网吧。在一家网吧，我见到了”红客”刘庆。”红客”是一帮电脑黑客，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捍卫中国的利益，抵御来自西方的攻击。攻击是他们偏爱的防御方式。 据军情五处称，中国黑客已经把矛头指向英国防务、通信、能源和制造业公司、政府部门乃至议会的网站。我问刘庆是否认为中美两国间有网络战，他回答：”我认为已经全面开战。” 正是像他这样的一批人，美国不得不新成立了一个网络司令部，英国政府现在有了一项国家网络安全计划。就常规军事力量而言，中国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在网络战领域，差距小得几乎不存在。 中国会是我们的经济救星还是我们的地缘政治劲敌？假装答案无关紧要是没有用的。假如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黑你而不雇你，那绝对非同小可。事实会如何呢？我认为历史可资借鉴。 中国必定会增长，且必定会减缓增长。它的内部问题很严重，但没有严重到海外扩张、出口、投资、对外移民和技术革新相结合仍无法解决的程度。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领导人也许会设法利用公众的爱国热情。 这幅景象十分可怕。中国经济摇摇欲坠，骚乱频频发生，动荡局面再现。为安抚民众的愤怒情绪，政府迎合这一重新抬头的民族主义。它把自己的难题归咎于西方，对我们越来越带有挑衅性。 牵强附会？未必。那不会是历史上首次有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为避开国内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而推行挑衅性外交政策。经济迅猛增长，国内局势不稳，年轻人饱含民族主义激情，对外进行扩张，这些因素相交织的局面是我们以前就见过的。就我来说，我想起了德国100年前首次谋求世界权力的行动，它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问题。它的崛起会重复德国100年前的灾难性轨迹吗？我们能否以一种不那么猛烈的方式控制这个过渡？问题的答案不仅会影响世界的繁荣，而且会影响世界的未来和平。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香港城邦论 , 民粹机制的定义和深渊 , 唐健 文：唐健 先让我们直接了当地给 “民粹” 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吧，以便真正的公共辩论能够展开，接着我们再讨论孔诰烽“民粹、法西斯与纳粹的系谱”一文对民粹主义的误解： 1. 民粹主义是一种机制、 一种通过生产外部“敌人”转移社会内部矛盾、从而让被虚拟化的“人民”崛起的机制，它具有转移置换、专制、法西斯倾向、意识形态神秘化、去政治化和被中产 操控等特征。因此孔诰烽和安徒的“无固定内容”、“中性”或“可左可右”（注）这些“拉克劳民粹论”的观点──透过推展“民粹理性”的定义和分析其理论构 件──被齐泽克“反对民粹诱惑”(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一文逐一击破。《论民粹理性》(注) 2. 法西斯是一种民粹主义，两者都采用相同的“心理-政治机制”：一个神秘的敌人形象以偶然的方式隐喻了一大群各样社会不满或“人民的要求”。声称法西斯同民粹无关无疑背离了逻辑和历史。 3. 左翼运动不是民粹主义，因为它不向政权提出要求，而是要摧毁它（这也解释了为何真正共产主义政权下的不满，总是针对共产政权本身，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假如社会有问题，人民要做的就是解散当权者）； 相反，民粹主义要求权力满足它的新要求，间接将权力捧上救主的位置；拉克劳的研究亦佐证了“民粹理性机制”回溯式地预设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等级、和谐社会（大他者）。 在考察了史上的民粹主义之后，拉克劳极具洞察力地将民粹定义为常规政治的对立面、定义为那些(结构上必然)被常规政治斗争/领域排除在外的社会“要求”demand的霸权斗争(struggle for hegemony)，结果民粹──透过黑格尔的“对抗性决定”(注)──成为代表政治全局的那个局部（或曰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partial”，这有点像在某些时刻，政治游戏中所有阵营都代表着特殊利益，只有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僧侣才象征了普世性，结果宗教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这种“形式主义”兼本体论的理论框架(注)，为民粹意义下的政治主体（“人民”这一中心概念）铺平了道路。拉克劳在最后一章总结其“人民”时说“将“人民”构想为一个政治类别，而不是社会结构其中一层。这个概念指的不是一个特定群体，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行动，它从异质元素的多样性之中创造一新的能动性(new agency)”(注)。 现在我再以简化的方式总结一下经过拉克劳分析下的民粹过程：首先各种各样“要求”(社会不满)聚集，然后这一群“要求”最终被一个“空洞”的符号/能指/隐喻──例如犹太人──统摄或象征（凝缩），这就是为何一个空洞符号能够代表一群互相矛盾的元素的原因。例如一个既强大又愚蠢、既聪明又下贱的敌人形象(figure)。 齐泽克完全同意拉克劳从形式-概念层面还原民粹主义的真面目的做法（ “I agree with Laclau to define populism in formal-conceptual way”），他质疑的是后者的民粹定义遗漏了几个关键的民粹特征： 4. 最主要的当然是民粹机制──透过建构一外部敌人或入侵者（intruder）──转移了(displace)社会内部矛盾这一点，人们觉得只要消灭这个神秘的敌人，就可以恢复社会平衡和公义。假如我们将齐泽克的推论再推前一步，就可以理解为何民粹敌人不但在当下而且能够在未来发挥“维稳”、“和谐”社会的功能：透过“敌人”，人们不知不觉地将原本使他们怒火中烧的社会制度和状况预设为“被入侵前的和谐世界”。 5. 齐泽克继而指出民粹机制中的外部敌人，实际上就是支撑着“人民”的构成性例外(constitutive exception)，这种特征阻止“人民”从抽象层面落实为任何政治实体。换言之，民粹机制的内部隐含了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因素。民粹的“要求”总是远离真实的政治经济问题。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