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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葛兆光: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和传统帝国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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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民族主义是中国前途的一大隐忧

民族主义在国际学坛是一个讨论已久的问题,但是历年来的讨论,至少在西方,有一个很奇怪、耐人寻味的趋势。那就是一方面,没有人否认民族主义是近现代世界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潮流;另一方面,大家在瞩目未来的时候,又常常低估民族主义的重要性。 例如在19世纪的西方,民族主义是一个风起云涌,影响极大的运动,可是当时西方的重要思想家往往只认为它是历史发展中一个暂时过渡的现象,而不赋予深远的意义,因此他们在预测20世纪历史发展的时候,都没料到民族主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政商阅读|“快逃,祖国来了”

一战前,一位意大利农妇对她儿子说:“快逃,祖国来了”。 这句话收录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帝国的年代》中。 最近,苏格兰公投,《新科学家》杂志赶热闹,发表了一篇文章叫End of...

网络民议| 中国奥运代表礼服各种网友吐槽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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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常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建构

常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建构 进入专题 : 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国家    ● 常安       【摘要】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共同纲领》的宪政宣示尽管具有最为重要的合法性确认意义,但这一基本宪政制度的真正奠基,则有赖于民族识别、民族干部培养、少数民族地方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相关政治实践。这其中,少数民族地方民主改革可视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的关键,它直接决定了新中国的民族治理制度是否坚持和贯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实质所在。同时,新中国通过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民族治理的基本宪政制度,也实现了多民族大国的民族-国家建构的真正飞跃。     【关键词】民族区域自治;政制;政治措施;民族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大纲的方式,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民族治理的基本宪政制度。而此时,新中国面临的民族治理形势仍然极为复杂,少数民族聚居的西南、西北地区还未完全解放,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分别处于农奴制、奴隶制甚至是原始公社末期的发展阶段,且新中国领导人对于如何在全国范围内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缺乏足够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共同纲领》中所正式确认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始在我国实行,西南、西北、中南等地开始建立民族自治机关,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但《共同纲领》中对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仅仅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当时由于少数民族干部奇缺,而派往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对民族政策、民族地区状况均不够熟悉,再加上建国初期由于西方帝国主义者干扰、渗透而导致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形势,均使得根据《共同纲领》制定一部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配套法规很快被纳入到议事日程上来。188-89〔1952年8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得以批准。《纲要》的颁布,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立法体系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纲要》仍有浓厚的过渡痕迹,如民族自治地方缺乏更为细致的划分、自治权利中对于培养“热爱祖国、与当地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民族干部”的规定实际上也说明当时民族干部的缺乏,而这也直接影响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落实和民族自治区的保障。这也说明,就建国初期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过程而言,尽管《共同纲领》中的相关规定宪政制度宣示可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合法性确认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政制度创立的一劳永逸。     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正式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颁布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仍然很难称得上是真正奠基。虽然这部宪法意味着中国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变化而做出的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选择,在具体立宪过程中也就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了非常严肃、细致的讨论,在颁布的1954年宪法文本中对于“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庄重宣示,并在具体宪法书写中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细化。但诚如毛泽东在《关于宪法草案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比如第五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制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 〔1〕;而无论是奴隶制所有制还是封建主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都是不相容的。正是因为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一种宪政制度的奠基,无法仅仅限于宪政立法制度的安排,还必须包括诸如民族识别、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民主改革、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等政治措施,尤其是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它直接决定了新中国的民族治理制度是否坚持和贯彻了社会主义方向这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实质所在。     从1947年5月1日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到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的正式成立,前后长达近二十年。这也足以说明,就基本宪政制度的确立而言,宪法性文件的载明或许仅仅是一种开始。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更为全面地把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宪政安排的奠基过程,就必须将其与民族区域自治宪政立法实践以外的其他政治实践联系起来,甚至是一些我们以前常常将其视为民族政策或者政治措施的内容,也由此必须纳入宪政制度构建的研究范围之内。〔2〕所以,笔者本文将着重分析与民族区域自治宪政立法实践相关的一些政治实践,如民族识别、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建立、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等,旨在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我国重要宪政制度的奠基历程。          二、宪政安排与政治措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          建国初为确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行、落实而进行的这些政治实践,以往常常被视为民族政策学的研究范畴,可很大程度上,这些政治实践实际上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宪政安排在我国的奠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些政治实践,确保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确方向与具体落实,前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如果缺乏对于这一基本宪政制度确立过程中的相关政治实践的梳理,我们很难勾勒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我国重要宪政制度奠基历程的完整画面。而这种宪政安排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因为公法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民族治理本身也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规范法学话题,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在一个基本政治秩序正处于确立过程的年代,确立一种基本政治秩序本身,就是最大的宪政话题。     所以,欲求呈现建国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奠基过程,仅仅依靠相关民族治理法律规范的简单梳理是无法完成的,对于这一宪政制度的奠基也是无法依靠规范科学意义上的宪法学所能胜任的,它更需要的是基于特定历史、政治情境下的一种广义上的宪政分析,一种将塑造政治秩序作为最重要的宪政话题的宪法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民族识别,还是民族自治地方的确立,尤其是民族地方民主改革,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政策学的研究话题,而具有显明的宪政蕴含。     (一)民族识别     所谓民族识别,简而言之即民族成分的辨认。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民族事务机关牵头,组织大批科研成员,从各个族体的族称、分布地域、语言文字、社会历史、风俗传统等因素出发,进行综合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权衡之后,在尊重该族体人民意愿的基础上对各个族体民族成分和族称的一种科学甄别活动。对于我国民族识别的具体进程和识别原则,民族学界已有一些研究,〔3〕此处就不细述,本文欲指出的是民族识别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宪政安排的基础性意义。     《共同纲领》以建国大纲的方式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宪政地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则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了立法规划,但这些宪法性文件中的宪政言说的落实,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有多少个民族?有哪些民族?而新中国成立之前,除了几大公认的民族,如汉、满、蒙、回、藏、彝、苗、瑶等族,其他少数民族的族体和族称实际上处于混淆不清的状态。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民族平等的民族关系原则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制度之后,许多少数民族纷纷提出要确认自己的族称和公开自己的民族成分,迫切要求被承认为新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家庭中的一员。另外,根据费孝通先生的回忆,在当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现实运行和新中国民族平等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时,也面临极为现实的问题,“比如,在各级权力机关中要体现民族平等,就得决定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哪些民族应出多少代表,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时,就得搞清楚这些地方是哪些民族的聚居区。”2291而当时在民族成分普查中,先后报上来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这400多个自报了民族名称的单位能否都被认为是单独的民族,直接关系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人事组成,更直接关系到少数民族公民如何切实享受到《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等宪法性文件所规定的基本权利问题,所以,民族识别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很现实的宪政制度落实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开始,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这种民族识别,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按照科学认定与本民族意愿相结合的一种识别,同时,只要其具有构成单一民族的条件,不管其社会发展水平如何、也不论其居住区域大小和人口多少,都认定为一个民族,有力的保障了少数民族、尤其是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公民充分享受宪法所规定的各种合法权益和优惠政策,同时也更利于其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经济、社会、文化多方面全面快速发展的道路。     (二)民族干部培养     虽然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在党内有意识的培养了一批民族革命骨干,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民族区域自治的一贯体现,而且在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第一个省级自治区的成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无疑,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要治理疆域广阔的边疆民族地区而言,这些民族干部无论是就数量还是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熟悉程度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早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就西北民族工作给彭德怀与西北局的指示中,就提出要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青海、甘肃、新疆、宁夏等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而新中国成立后民族院校的设立和民族教育最初开展的目的,主要即是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4〕     按照《共同纲领》第五十一的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少,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十二条也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机关,应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分组成之;同时应包括自治区内适当数量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员”。所以,大量熟悉民族事务、政治可靠的民族干部,是建立民族自治机关、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个重要人事准备前提。     同时,民族干部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也是广大少数民族公民行使自治权和参与管理本民族公共事务、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一种重要体现,更是建国初期面对复杂的边疆形势加强国家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联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一个重要联系途径。正因为如此,李维汉1951年《有关我国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讲话中才强调,“普遍大量地培养同人民有联系的民族干部,是圆满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政策,以及发展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事业的关键。〔5〕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也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应帮助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有计划地培养当地的民族干部;并根据需要派遣适当干部参加自治区的工作”,3471-473即将培养当地民族干部作为上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     民族自治地方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的实行民族自治的法定行政区域。在《共同纲领》中,对于民族自治地方的确立和划分并无明确规定,仅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也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依据当地民族关系,经济发展条件,并参酌历史情况”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统称为自治区;甚至在1954年宪法的立宪讨论中,也有自治区、自治省、自治州、自治县的混同提法〔6〕,直到1954年宪法中第53条明确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才正式确立了我国民族自治地方的准确内涵。     我国从195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到1952年底,全国就已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地方130多个,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到470多万,《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颁布之后,进一步推动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420 1954年宪法颁布后,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级别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其后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得到了更为有序的发展。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是在有计划、有步骤的基础上稳步推行的,从1950年开始,我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在民族杂居区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955年后,根据54宪法的规定,完成了对于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改建为自治州、自治县的工作;并对民族自治地方做了统一规范、调整、巩固,而当时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对于增强民族杂居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对于各族人民进行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培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其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全面实现提供了有利条件。588-92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设立,是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结合民族关系、历史条件、经济发展的一种综合考量,既非用单纯的民族作为标准,也非按某一少数民族人口做机械划分,这是由我国各民族特定的人口条件和居住状况所决定的;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即包括40多个民族,其中聚居民族有13个,另外在相当一部分民族自治地方中主体民族占该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实际上并未超过半数;而根据少数民族居住的情况分别设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以及民族乡,也是为了确保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还是散居,都能实现真正的自治,而这,既有利于少数民族公民自治权的普遍行使,也有利于培养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的各少数民族公民,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各族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也才能得到切实的落实和保障。          三、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的关键          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我国广袤的边疆民族地区,曾发生过一次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风潮,通过这次社会变革风潮,摧毁了几千年落后、腐朽、黑暗的奴隶制、封建制剥削制度,广大少数民族公民真正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当家作主,在经济上独立自主、翻身做主人,从而真正享受到了从《共同纲领》到《民族自治纲要》到1954年宪法中所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自治权利。这场社会变革风潮,就是建国后在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所实行的民主改革。而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才真正得以奠基。因为,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要求的自治,是少数民族公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族群身份所赋予的一种特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不是继续任由少数奴隶主、封建主继续剥削广大少数民族公民的羁縻之道;是尊重少数民族特有的习俗、文化、传统而进行的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而不是继续维系落后、腐朽,与现代民主制度背道而驰的政教合一体制。所以,只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才真正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广大少数民族公民才真正成为民族自治权的享有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在本文中将上世纪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风潮视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的关键。     (一)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过程简述     《共同纲领》中对民族平等原则的强调,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宪政地位的确认,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民族治理政治、法律制度建构的新的篇章。但是,直到1954年宪法作为新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契约颁布之后,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体制还处于非常复杂的样态,少数民族中旧的社会、政治制度还未被根本触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约3500万少数民族人口中,约有1300万人口的地区封建领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约有1000万人口的地区刚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约有400万人口的地区还保留着封建农奴制,约有100万人口的地区还保持着奴隶制度,而约70万人口的地区甚至处于原始公社制度的末期。6381这些落后的经济制度,不但严重束缚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生产力的解放,也和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不相容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制度如此,政治制度也概莫能外。在当时,西藏地区实行的是从清前期开始二百余年的“政教合一”体制,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实行的是“家支奴隶制度”,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则是由头人、土司统治的所谓“山官制度”。以西藏地区所实行的“政教合一”体制为例,其是一个为适应封建农奴制经济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僧侣贵族专政政权,在旧西藏,“占西藏绝大多数人口的农奴没有任何政治地位,也不可能担任政府官职,而被称为色囊巴的小三品以上官员的全部大贵族子弟,一出生就获得四品官衔,十七八岁就可以出任西藏地方政府的重要职务”;7482-289所以旧西藏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由极少数僧侣和贵族阶层控制的世俗政治与宗教神权合二为一的一种前现代政治体制;而旧西藏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公然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另外一方面在刑事法律体系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别待遇,农奴主杀害农奴赔偿少数财务即可了事,而贵族、活佛的赔命价则是与尸体等重的黄金;同时,在旧西藏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治体制中,不同地区、教派、贵族集团的倾轧也是此起彼伏。所以,旧西藏地区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些西方学者所鼓吹的宗教超然物外、政权和平安乐的世外桃源,而是建立在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缺乏政治地位的一种政教合一体制基础之上的。     而这种混杂、落后的政治、经济体制,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另外一方面也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状态,同时更不利于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赋予的少数民族公民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和自治权利的充分享有。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民族、宗教情况而无法采取和汉族地区一样的方式和步骤,但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本身,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建构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渴望当家作主的共同愿望。也正因为如此,在1951年所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俗称《十七条协议》)中也明确提出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必须进行,只是需根据西藏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时间和方式,而实际上,西藏地区民主改革的进行,也是《十七条协议》中“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这一西藏和平解放目的的具体落实。     所以,早在1950年,毛泽东就提出,“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同时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8696-697〕周恩来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民主改革批示中也指出,“我国各民族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少数民族地区都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制度,这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我们应该遵照宪法办事。”9322即既要认识到民主改革的必须性,又要认识到这种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稳步推进模式。就采取的具体方式而言,也是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特点而进行,同时和汉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也有很大差异,如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虽然目的是废除土司、头人在差役、赋税、拘押、刑罚方面的政治、经济和司法特权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尽量采取和缓的方式,除叛乱首恶份子和骨干份子的土地和财产实行没收外,其他均采取赎买的方式1014,旨在经过和平协商,实行民主改革。     而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无论是依据作为建国大纲的《共同纲领》,还是作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契约的1954年宪法,都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即使是《十七条协议》,也明确了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而为了民主改革能够在和平、有序、稳定的环境下进行,西藏工委和党中央面对西藏各界尤其是广大农奴阶层要求改革的呼声,仍然以极大的耐心和诚意等待西藏上层分子的觉悟起来自动进行改革,这也是对《十七条协议》的一种遵守,但这却被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和西方敌对势力视为中央政府软弱的表现,先是在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下成立“四水六岗组织”,在拉萨大肆烧杀抢掠,后于1959年3月10日公认挟持达赖走上叛国的不归路。11西藏少数上层份子率先撕毁《十七条协议》,将中央对其的让步视为“西藏独立”的良机的做法,用见证西藏政治风云和社会发展百年变迁的阿沛·阿旺晋美先生的话说,就是“坏事变成了好事”,123·10叛乱发生后,广大农奴和奴隶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的平叛行动,同时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也正式展开。在西藏民主改革的具体开展中,一方面充分发挥广大翻身农奴的积极性,同时也注意做好西藏上层开明人士的统战工作;先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然后再进行推广,由点及面、大事慎办,同时将参与叛乱和未参与叛乱的人加以区别对待,对未参加过叛乱的农奴主的财产采取赎买政策而非没收政策,以最大范围的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减少民主改革的阻力。所以,在正确决策的坚决推行下,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于1961年胜利完成,并于1965年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     (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权诗篇     人权,简而言之即作为一个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但在民主改革前的少数民族地区,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实行的是奴隶制,以西藏为例,占西藏地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缺乏最起码的人身自由,更不用说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农奴主对农奴掌有生死婚嫁大权,可以买卖、赠送、转让或交换,可以滥施酷刑,而这,却被少数别有用心的西方人士称之为没有阶级压迫、只有对宗教的虔诚的“香格里拉”。试想一个人如果处于最起码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都得不到保障的状况下,还哪里谈得上什么人权,即使就人权的具体内容而言,农奴和奴隶没有任何政治地位,也没有参与地方政治管理的可能,自然谈不上享有政治权利,农奴和奴隶一贫如洗,不存在财产权,在奴隶制状态下,接受教育是少数奴隶主、僧侣的专利,大部分农奴和奴隶实际上是文盲,〔7〕也不存在受教育权的享有,而受教育权的匮乏本身又直接导致其子孙后代也成为永远无法摆脱贫穷地位的“贱民”,因此,在旧西藏僧侣和贵族专政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的人权状况得不到丝毫保障,更谈不上身处天堂。     所以,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可以称之为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权诗篇,它使得广大农奴、奴隶第一次享受到作为一个人所应当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真正具有了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格尊严,同时也真正参与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之中。而废除奴隶制,同时也是人权作为普世价值的一种体现,如《世界人权宣言》第四条即为,“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八条第一款也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由此可见,禁止蓄奴,任何人都不得被使为奴隶,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均应予以禁止,是世界各国人民在人权事务上的共识。另外,反对酷刑,也是诸多人权公约反复强调的,但在民主改革之前的农奴制下,以旧西藏为例,割鼻、割舌、砍手砍脚、剜眼珠、戴石帽、站木笼等残酷的刑罚可谓种类繁多。〔8〕而在民主改革之后,落后的农奴制、残酷的刑罚制度均得到废除,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以确保他们真正享有宪法所赋予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以四川为例,民主改革摧毁了奴隶制(原彝族社会)、封建农奴制(原藏族社会),近六十余万农奴、奴隶砸碎了以前压在自己身上的人身枷锁,获得了人身自由,民主改革也改变了原来极少数奴隶主、农奴主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不合理状态,广大少数民族人民分得了土地、牲畜和其他生产资料,真正享受到了财产权,〔9〕同时,翻身农奴也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公共事务管理,具有了政治权利。在西藏,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人身自由,第一次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第一次平等享有宪法所赋予其的公民权利,“翻身农奴把歌唱,哈达献给共产党”,正是西藏在民主改革后广大少数民族公民昂首迈向“权利的时代”的生动写照,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废除,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解放,既是西藏社会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伟大的一次变革,也是西藏社会发展和人权进步一次划时代的历史事件,而且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人权史上,也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实行。     (三) 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使少数民族公民真正当家作主     《共同纲领》的第一条,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52年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在第十一条就“自治机关”的组成方式作出规定时也强调“各民族自治区自治机关的建立,应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原则”,1954年通过的新中国首部正式宪法,更是直接在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是我国的国体,第二条则再次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些宪法序言的宣示,均在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真正得以当家作主。广大少数民族人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自然也应当享有这一权利,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也正是为了落实和保障少数民族公民这种当家作主的权利。     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之前,虽然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成立了民主民族联合政府,但很多地方仍然实行的是原有的政治制度,掌握地方政治权力的是土司、头人、僧侣贵族阶层;广大少数民族公民并无参与、管理本民族地方事务的权利。而这,一方面不符合宪法中关于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另外也不符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确立的初衷,即让广大少数民族公民自主管理本民族地方事务。而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更是一种典型的反现代、反民主的政治模式,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占西藏人口极小比例的僧侣阶层和贵族家庭,包括广大藏族公民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更谈不上当家作主。所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时,西藏各族人民也自然渴望真正享受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而应当具有的当家作主的权力。     同时,让少数民族公民通过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宪政制度充分拥有参与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事务的民主权利,也是现代政治体制的应有之义,如同强世功所指出的,“如果要把中国建构为一个现代国家,在政治哲学上都不可能允许西藏保存神权政治和贵族农奴制。这种冲突是古典与现代之间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就像路德的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一样,是一场围绕现代自由概念展开的搏斗。”1337因此,无论是奴隶制、封建制基础上的土司、头人制度,还是西藏地区在民主改革之前所实行的政教合一体制,本质上和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是相背离的,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现代宪政体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是政教分离,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权力对政治权力的控制,更不意味着宗教权力影响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民主的本质要求。     所以,国家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家根本性质的必然要求,是对广大少数民族公民渴望当家作主的呼声的政治回应,更是顺应现代政治民主体制的一项正确的政治举措;而且,为了尽量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国家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策略和方针,并团结大多数爱国开明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人士,以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广大少数民族公民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政治体制和民族治理体制。但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并未意识到其所奉行的政教合一的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反民主、反现代的政治体制,反而把中央处于稳定西藏地区社会秩序考虑而进行的渐进改革模式视为软弱的表现和所谓“独立”的良机,这是对包括藏族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渴望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民主呼声的无视,更是对现代政治强调民主、强调法治、强调政教分离的大趋势的无知。     而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之后,土司制度、政教合一制度均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少数民族公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宪政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最终确立。无论是曾经的农奴主、土司、喇嘛,还是曾经的娃子、农奴,此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平等的享有和承担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在旧的政教合一体制下永无政治地位的农奴,也可以成为人民代表、自治区高级领导人、将军、国家领导人,〔10〕这不正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治理制度赋予广大少数民族公民最广泛的政治、民主权利的最直接的体现吗?自然,少数民族公民当家作主、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这一权利的实现,离不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地区那场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风潮。     因此,尽管《共同纲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和1954年宪法均以宪法性文件和宪法的形式,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本宪政安排做出了庄严的政治宣示,但这一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真正落实、体现,还需依赖诸如民族识别、民族干部培养、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等一系列的政治措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既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权史诗和民主运动,更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建国初期得以奠基的关键所在。          四、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          对于单一族裔国家来说,民族国家的建构并非什么难题,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虽然华夷之辨的相对性,天下体系的开放性和大一统的政治构造可确保多民族国家在王朝年代的历史延续;但在清末中国被迫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竞争的国际世界之后,当时清朝统治者特殊的族裔身份,清末糟糕的治理绩效,西方殖民统治者挑唆而引起的边疆民族地区安全问题,即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难题。所以,新中国成立后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民族治理制度,并不仅仅是一种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模式的转型,同时也是中国在探求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式上的一种制度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不仅确保了广大少数民族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充分享有和保障,也有效地解决了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治理难题,更是中国从清末开始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建构之路的一个重要飞跃。〔11〕     这种民族国家建构,可以归纳为宪法层面的基本制度规定即宪制建构、共同政治认同基础塑造、政治秩序重塑等几个方面,其目的旨在将国家整合为一个服从整体宪政制度安排、具有共同政治认同、基本政治制度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     (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建构     民国初年中国对于民族关系和宪制建构的处理,可以用孙中山先生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誓中解释五族的共和含义来表述,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此为民族之统一”,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继之的北洋政府,实际上都贯彻了这一宪政理念。而到了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其时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则更多的采取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政治话语立场。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如何处理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从宪政制度安排上体现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思路上来讲,则是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建构模式。〔12〕无论是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1954年宪法,还是现行宪法,都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1954年宪法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行宪法序言第11段),这是对我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内部民族构成特点的宪法表述,它既说明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也呈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处理民族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种政治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首先说明,它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单位,而不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合体;中国各族人民,是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公民,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领土构成部分;民族自治机关,是中央国家机关的下级机关,与中央国家机关之间是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所以,在现行宪法中,“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的团结”被视为公民的首要义务,即是国家试图通过宪法义务体系的文本规定来塑造公民对于多民族共和国的维系和巩固的责任意识。而无论是《共同纲领》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包括1954年宪法,都清楚的规定了诸如此类的条款:“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第三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954年宪法第三条第四款),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的政权组织特征,既说明了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特征,也说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不意味着一种简单的民族联合,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联合体式的松散政治共同体,而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不可分离的由中国各族人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意味着承认中国境内多民族分布的现实,但这种多民族分布不是一盘散沙或者松散联合,而是 “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1954年宪法第5段首句)。而且,“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为了体现这种“自由、平等”,无论是作为新中国建国大纲的《共同纲领》、还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1954年宪法,都以国家最高政治章程的方式,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关系原则,而且,为了确保广大少数民族公民真正获得自由、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国家一方面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这一波澜壮阔的社会风潮把少数民族公民从奴隶制、封建制的落后经济制度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采取各种经济措施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提高少数民族公民的生活水平。     所以,包括《共同纲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等宪法性文件作为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纲领,通过宪制建构的方式,不但规定了包括少数民族公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地位——平等的国家公民,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治理的基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际上也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清末开始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路径和模式,即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无疑,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非一个松散的多民族联合体,而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因为,中国各族人民,都是平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广大民族自治地方,则是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民族自治机关,则同时具有自治机关和中央政府下级机关双重属性的政治地位。     (二)“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共同的政治认同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宪制建构,塑造了一个具有内在统一结构的政治共同体;那么,这个政治共同体所依赖的政治认同基础是什么呢?这来自于中国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成员几千年休戚相关的共同奋斗历程。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塑造了灿烂的历史文明,具有共同的革命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作为这个光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共同成员,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共同奋斗。无疑,正是这种共同的历史奋斗历程、革命传统,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历史使命,构成了中国各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一份子、进而型构一个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基础。     中国各族人民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基础上形成的一个血肉不可分离的“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宪法语言书写,既表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旨在维护民族和谐、团结的政治努力,也是对中国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成员这一中国民族结构特点的彰显。中国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种民族大家庭式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结构,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反映,也带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家—国政治伦理的痕迹。〔所以,李维汉在1957年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就民族关系问题发表谈话时就指出,“我看汉族帮助少数民族是个光荣义务。因为汉族经济、文化等都比较占优势,在国内处于领导地位,譬如在一个家庭中老大哥帮助小兄弟读书成人,这难道不是义务么?” 〔13〕,一个家庭、老大哥与小兄弟说法,既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处理民族关系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价值指向,也表明了中国各族人民都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的政治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即派出了一系列的民族访问团,这些访问团由民委、文教委、卫生部、贸易部、青年团等不同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工作人员组成,通过访问少数民族各界代表人物、召开民族联谊会和群众大会、举办民族干部培训班,这些举措,一方面沟通了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另外也使得广大少数民族公民深切体会到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派往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访问团,从政治政策制定、落实、宣传的角度,是对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调查和政策宣传,同时也具有深刻的国家建构意蕴,它有力地增强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自豪感,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更为其后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心理认同基础。〔14〕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一些不同少数民族、或者同一少数民族不同部落之间的诸如地界、草山、历史纠纷等遗留问题,也作了调解,如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和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阿坝县接壤地区,原来由于部落头人之间勾心斗角、因为扩充势力纠纷而械斗不断,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这一问题先后召开了五次协商会议,作了大量工作,最终由国家统一拨付资金、确定边界14203-205;这种努力,形象的说明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旨在维护、巩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这个民族大家庭,是充满温情的血肉不可分离的大家庭,同时,当时为了维护和巩固这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先辈们付出了大量的政治努力,这种政治努力,包括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联系的加强,也包括不同少数民族之间和少数民族内部和谐、团结氛围的营造和维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么,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属性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其根本政治制度,其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属性,而由中国各族人民组成的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本质属性。中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不畏艰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所取得的。在新生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家的根本任务变成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使命,而也正是这项共同的历史使命,继续加强和巩固着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人民政治认同的心理基础。     正是这种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信念,激发了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公民要求获得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摆脱旧有奴隶制神权统治禁锢、翻身作主人的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观的应有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责任回应作为少数民族公民的这种要求获得个人全面解放和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要求;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地区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风潮,正是对广大少数民族公民渴望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求的制度回应。所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是新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得以巩固、发展的政治认同心理基础。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秩序重塑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奠基,是对少数民族公民人权保障的彰显,是新中国民族治理转型的体现,同时也是新中国作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进行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基而进行的各种政治措施,实际上也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旧有政治秩序的一种整合和重塑,因此也带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构政治努力的色彩。而且,这种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努力,堪属中国自清末以来开始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飞跃。     民族国家建构,其要旨在于塑造一个具有共同政治认同、基本政治制度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行,确保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全面实现。因此,1954年宪法颁布之前即已施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现阶段团结奋斗的总道路,各民族自治区人民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须遵循此总道路前进”(第三条);1954年宪法序言中,也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1954年宪法序言第二段),且在总纲第四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这,自然也包括广大边疆民族地区,只是需要“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1954年宪法序言第五段)。所以,为了使包括广大少数民族公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充分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因为,当时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存在的奴隶制、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等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政治治理模式,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性质是根本不相容的。     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原有的土司制度、神权统治得以摧毁,而代之以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广大少数民族人民作为国家的公民,具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也充分享有宪法赋予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并积极参加地方和国家的公共事务管理。一些当时还处于奴隶制、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少数民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变;甚至是原始社会末期生产方式的民族,也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通过互助合作,积极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逐步改造掉其原始落后的生产关系,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劳作模式,直接享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596另外,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充分考虑到了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独特性,在改革步骤安排上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在具体实施模式上也采用了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模式,且在充分考虑到广大少数民族人民渴望获得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制度需求的同时,也通过爱国统一战线团结积极响应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号召的民族、宗教界爱国人士,争取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秩序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     虽然在清末立宪中,即有意识的通过边疆地区行政来实现这种治理转型和国家建构;继之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由于国力的羸弱和其时内忧外患的乱世危局,除了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尽最大努力的维持多民族国家政治版图的完整,在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治理体系重塑和国家建设中实际上很难有非常显著的成效,这种民族治理模式的真正转型和民族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才实现了质的飞跃。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未雨绸缪,开始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于1947年建立了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到了民族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实践证明,大量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即使广大少数民族公民行使自治权和参与管理本民族公共事务、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体现,也是建国加强国家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联系、培养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于中央政府政治认同感的重要渠道;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广大少数民族干部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式确立后,少数民族干部也是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正常的地方治理任务的具体承担者,可以说,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提供了必备的人事条件,实际上也为国家在民族地区民族治理转型和国家建设提供了新的政治精英基础。     另外,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顺利建立,使广大少数民族公民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成为可能,是少数民族公民政治权利的一种生动体现,也表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已建立起基本的地方政府管理体系,同时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塑造现代政治权力体系的一种努力。可以说,正是通过各级民族自治机关的建立,国家与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公民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直接联系,而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古代以怀柔、羁縻制为代表的治理模式,还是清末民国时期边疆新政的政治努力,都未能做到。          五、余论          时下,民族问题已引发了越来越多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也有不少学者通过各种视角来分析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症因所在,有归结于后冷战时代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有意怂恿、挑拨阴谋的,有的则认为市场化大潮下东西部差距拉大导致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落后进而呼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也有的学者开始反思以民族识别和优惠政策为核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认为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在于新中国没有完成20世纪初开启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而是承袭了苏联的‘多民族联合体’式的国家构建模式。     但这里面产生一个疑问:新中国成立后所采取的民族治理制度,一方面与前苏联的民族治理政策并不完全相同,如苏联采取的是联邦制与民族共和国制度,而我国是单一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另外,前苏联民族治理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帝俄时代扩张所导致的历史遗留问题所致,而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是各族人民的共识。因此,如何客观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所进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国家建构的作用?这既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理论话题,又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对于清末立宪的边疆新政,和民国初期的“五族共和”,一方面有效地促进和保障了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人权保护,另外一方面也有力地巩固了多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基础,如“翻身农奴把歌唱、哈达献给共产党”,便是当时少数民族公民对于我国民族治理宪政制度高度认可的一种真实写照。可以不夸张的讲,正是通过民族识别、民族干部培养、民族自治地方建立、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等具体政治措施的实施,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从清末开始的民族治理转型和民族国家建构才实现了质的飞跃。     当然,无论是民族治理还是国家建构,都无法在一种宪政制度奠基之后就一劳永逸,因为,时间是流逝的,事物是流变的,总会有新的情况出现,总会面临新的挑战,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需要与时俱进这个词汇了。尤其还要考虑的是,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的这样一个民族分布特点,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方面变化。市场化、全球化大潮的深入,后冷战时代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均给当前民族治理带来一些新的特征,也增加了当代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国的民族国家建构难度。现代政治是一种通过宪政安排的政治治理,如何探求多民族大国的民族治理与国家建构的宪政之路,既是当代中国公法学人一种无可回避的学术职责,也为当代中国的公法学人们如何挖掘真正的中国宪法问题提供了现实的思考方向。     因此,当代中国的民族治理和国家建构问题,并不是某一学科如民族学或者民族法的专有研究对象,而是需要包括法学、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在内通力合作的一个复杂话题,而在这其中,法学所特有的直接面对制度构建的学科属性,有理由也有责任为当代中国的民族治理和国家建构做出自己的学科贡献。          常安,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教研室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宪政史、民族与法律问题。          【注释】     1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页503-504。〕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建国初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基本宪政安排的奠基时代,所要要想动态的展现出这一制度抉择和实践过程,必须考察当时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产生重要影响的相关领导人著述、政治事件、政治决策作为考察的重要内容;毕竟,正是这些著述、决策、实践,才真正影响和决定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宪政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     2例如,民族识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个前提性政策活动,民族干部培养则为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基本的人事力量,而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则是确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而非以前奴隶制、农奴制等阶级剥削制度下以自治为借口的羁縻式统治。     3如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由于作者对于民族理论的熟悉度和民族识别决策、实施的参与度而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4如《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中关于中央民族学院任务规定的第一条,即是“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以及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高级和中级的干部”,见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一九二一年七月-二零零五年五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443。     5 详见李维汉:《有关我国民族政策的若干问题》,《统一战线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472。     6见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等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讨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208、271-272。     7在旧西藏,教育被寺院教育垄断,而寺院教育的内容上来讲,除了学习一些藏文文字以外,绝大多数学习内容是有关宗教的知识。据1949年调查,哲蚌寺洛色林扎仓近4000名僧人中,就有80%是文盲。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整个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文盲率高达95%,详见李波:“民主改革后西藏教育的发展及其人权意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8可参见王贵等前注14书中陈宗烈所摄的农奴所受酷刑的照片,页487-489。     9见赵心愚为秦和平等编的《四川民族地区资料集》所做的序言,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10可参见旦增伦珠:“从农奴到全国人大代表:西藏人谈西藏变迁之一”,《中国藏学》2005年第4期,页11-16。曾任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热地,也是农奴出身。     11清末五族建国论和单一建国论的纷争,固然有政治策略的考量,但也说明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完成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政治整合和国家建构的难度所在。清统治者试图通过立宪进程中的平满汉畛域、边疆地区新政等来解决这个难题,但未能奏效。而继起的中华民国,采取了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虽然稳定住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也有意识的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了一些治理改革以促进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但由于民国时期国家能力的羸弱和终民国一季的外患危机,使得这种制度努力实际上效果并不明显。     12实际上,即使是现在,国际竞争的主权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多民族的情况,是民族国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非民族国家的对立物,可参见宁骚:《论民族国家》中的相关论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     13详见李维汉:《在全国第七次统战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统一战线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200、203。     14费孝通先生等的回忆录中,深情地记载了访问团与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深厚情谊以及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对于国家政治制度的由衷认同,可参见《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中《兄弟民族在贵州》、《看了民族歌舞》、《话说呼伦贝尔草原》等篇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     1、6、14、15 李洪烈等.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M].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2 费孝通.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上卷)[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3 金炳镐主编.民族纲领政策文献选编Z.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4 陈云生.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5 张尔驹主编.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朱毓朝: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国际政治

朱毓朝: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与国际政治 进入专题 : 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 国际政治    ● 朱毓朝       前言——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问题          现代国际体系是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基本单位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又是多民族国家。不仅多民族国家里的民族问题常常造成内部纠纷,而且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由于一国内部民族冲突造成国际争端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冷战之后,由于苏联和东欧前共产党国家解体,在国际体系内又增加了二十几个新的民族国家;同时许多由于发展中国家内部民族争端引起的跨国冲突也有增长的趋势。这一次复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新的民族国家出现和民族争端加剧的浪潮可以说是继最早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出现的现代民族国家第一波和第二波后和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殖民化时期亚洲、非洲新民族国家产生浪潮后的“第四波”(Guibernau,1999,28)。这些都证明民族国家作为最主要的共同体认同和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而且强大的意识形态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关系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另外一方面,以欧盟为代表的“超国家”的新国际制度的实践似乎又在宣示“后民族国家”(Post-Nation-state )时代的到来,同时标志着传统民族国家的政治地位受到质疑、挑战和超越。总之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问题在西方政治学中,特别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仍然是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都是非常宽泛的题目,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本章将集中讨论与国际政治相关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     在当今国际政治关系中,相当多的国家间争议是由民族问题引起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民族问题实际上就是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问题,除了少数民族在国家内部造成的纷争,少数民族问题还常常因为以流散移民(diaspora )和跨境民族(irredenta )的表现方式而引发相关国家之间的政治争议乃至冲突,也可能出现外部干涉加剧争端乃至引起战争。而同时作为当代国际关系基石的国家主权原则又决定了国家内部民族问题引起外部干涉在国际法和国际伦理上的困境,这些都表明了在国际关系中民族问题的复杂性。而且民族问题的发生和发展不以国家政权性质为转移,无论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发展中国家都可能为民族问题所困扰。据不完全的统计(1997),当今世界上有五千个(一说三千个)不同的民族和八十个民族问题引起的争端,其中至少有四十八个仍在发展中的民族争端可能引起带有暴力倾向的国际冲突。[1]比如,自从1945年以来,在下列国家内部发生过民族问题引起的冲突:加丹加(刚果)、比夫拉(尼日利亚)、克什米尔、锡克、东旁遮普(印度)、孟加拉国(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克伦人和闪族(缅甸)、泰米尔(斯里兰卡)、南苏丹(苏丹)、索马里兰地(索马里)、波干维尔(巴不亚新几内亚)、库尔德人(伊拉克和土耳其)、西藏和新疆(中国)、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车臣(俄罗斯)、克罗地亚和波黑(前南斯拉夫)、科索沃(塞尔维亚)、那格尼卡拉巴汉(阿塞拜疆)、科西嘉(法国)、巴斯克和卡塔罗尼亚(西班牙)、佛若斯(丹麦)、北爱尔兰和苏格兰(英国)、佛莱芒(比利时)、魁北克(加拿大)等等(Crawford,2004)。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民族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对其所在的多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的抵抗性反应。所以根据著名的国际民族问题学者科纳尔(Walker Connor )的说法,民族问题的广泛存在说明了大部分多民族国家都不能避免其内在族群集团对国家合法性的挑战,这种挑战的根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主体民族(强制或非强制)的同化政策和少数民族(被迫或自主)的民族自决要求(Connor,1994,22)。而且大部分西方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者都承认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的角度说民族问题无法真正“解决”而只能“制约”其恶化和对其进行正面的“管理”(Lake and Rothchild ,2001)。比如前苏联曾经试图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民族政策通过允许民族自决的邦联体制和建设“新苏维埃人”的同化政策来解决民族问题,但结果以失败告终。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几乎各加盟共和国均选择自己传统的民族认同,追求重建自己的民族国家。[2]          现代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          下面我们首先讨论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3]现代民族的概念和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最主要的国家形式都是近代西方思想体系和国际制度的产物。著名的西方民族问题学者史密斯(Anthony Smith ,1998,2001)认为民族国家实际上既是现代性的内容之一又是与民族的历史传统相连的共同体观念。[4]不过在现代民族概念之前的社会共同体,他称之为种族(Ethnies )。今天的现代民族概念,根据主要的研究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问题的学者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91)、盖奥纳(Ernest Gellner,1983)、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 ,1990)和史密斯等人的总结,通行的定义应包含一些基本的要素:历史意义上的共同领土、成员身份认同的同一性、共享的历史集体记忆、大众文化、族群的神秘符号象征、民族精英主导建构的共同体认同、建立在律法共识上的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共同体共享的民族经济和成员在经济体中的自由流动等(Smith ,1998,21-22),特别包括安德森所描绘的“想象共同体”(Imaged Community)的标志要素。需要指出的是,有关现代民族的定义,一直有强调客观定义(objectivedefinition)和强调主观定义(subjective definition )的区分,前者更看重语言、宗教、传统习俗、领土、制度建构,而后者更集中在民族观念和共同体认同上(Smith ,2001,10-11)。当代中国学者比较熟悉的斯大林给现代民族概念的定义主要是强调客观因素的,而大部分现代西方学者的定义主要是两者并重的。     当民族的概念与国家认同和国家政治权力结合时,就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根据西方主流历史学家的看法,现代民族国家的最早形成开始于十七世纪的欧洲,当时其主要的功能目标是摧毁封建权威和教皇代表的神权,建立自由、平等的主权国家。特别是在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后建立起的现代国际体系中包含了主权平等原则上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重要对内作用是确立国家政权的新的现代合法性。因为在此之前的“君权神授”的政权合法性来源已经不能满足世俗化的现代国家政权的政治需要,必须要建立一个能够把人们联合在一起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通过公众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 )的形式来建立新的国家合法性。而民族国家首先在欧洲产生也不是偶然的,是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统一了民族市场,建立了现代民族经济,打破了旧的封建格局,奠定了民族主义观念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在此之前大量存在的自然状态的以种族为表现形态的共同体并不是现代民族。现代民族可以说是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同步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里一系列社会结构的、深层文化的、语言的、种族血缘的、集体心理的条件必须具备,也需要印刷文字的普及和社会教育的发展,于是也就要求集中的政治权威来完成这一切。所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既是历史发展的,也是人为建构的。民族精英对民族认同的推动、对民族主义的宣传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形成过程中,以现代民族为基础产生的民族国家成为一个政治概念,形成了现代主权观。所以没有政治权威的“政治干涉”(Political intervention)的行为就没有现代民族国家。只有民族共同体(包括领土、人口、共同文化)与政权组织一体化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也就是安德森讲的最后终于由政治权威确认的民族主义(Officialnationalism )弥合了现代民族与传统封建政体之间不协调的裂痕而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     当然,对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理性、政治、自主建构的概念或是一个非理性、自然、有机的概念的争议一直存在。[5]史密斯曾用一个简单的两分法来区分传统观/长久观(Perennialism)和现代观对民族国家的解说:传统观/长久观认为民族国家主要是文化共同体,是古老的,是有根基的,有机组织的,凝聚的,质量的,大众的,继承的;而现代观则认为民族国家主要是政治共同体,现代的,创建的,机械化的,分割的,资源的,精英建构的,在传播基础上的。[6]而安德森则认为现代民族这个概念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既是社会文化的也是血缘种族的、既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Anderson,1991,5)。     在欧洲的历史经验中,民族国家的广泛建立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一直到今天现代国际关系至少在国际法层次上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平等主权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成为现代国际体系中最基本的单位成员。而且现代国际关系一直到全球化时期都主要表现为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的行为:战争、合作、结盟、追随、制裁、力量制衡等等。所以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与现代国际体系的构建同步的,二者可以看作是相辅相成的。     说到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讨论的现代性概念框架中的民族、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都来自西方话语系统和建构在对西方历史经验的解说之上,所以这里有两点很重要的提醒:首先,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古老文明来说,许多西方理论中对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通用的解说并不完全适用。本章不准备讨论中国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7]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许多在西方看来对现代民族的形成至关重要的集体记忆、神秘符号、甚至语言的建构因素在中国的历史上并非近代产物,而是根深蒂固的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几千年历史经验中的(虽然“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确实是近代产物)。这种没有间断的文明传统和集体历史记忆使得中国这样的国家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无论在历史经验还是现代性内容及表现行为上都有很大的区别(Unger,1996);也可以说中国这样的非西方的古老文明在历史上就有想象共同体因素的存在但直至近代一直没有形成西方式的现代国家主权观念。[8]其次,即便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欧洲国家的经验与非欧洲国家的经验也非常不同,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干涉因素决定了非欧洲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和现代民族自决原则的实现中表现出的一个行为逻辑困局: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内容和依照西方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标准建构新的民族国家的实际行为并存(RupertEmerson ,1960)。这其实代表了一种在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义发展的普遍矛盾现象,也就是其现代民族主义的斗争对象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其实都是西方。[9]有趣的现象是:既反对西方但又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其实非西方世界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并没有提出无论从话语、还是实际的政治行为和政权形式上能够抗衡西方的替代物。          民族主义问题的出现          现代民族问题的产生必然与民族主义观念相关,随着民族国家形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开始成型,或者说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催生和建构了现代民族国家。什么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涵,现代民族主义又是如何演变的呢?根据史密斯对民族主义渊源与发展的总结,对民族主义形成的初始解释至少有四种: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共同体为了现代化、工业化、建立深层次文化的需要相关;民族主义的产生与现代世界经济形成与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相关;民族主义的产生应该从精英攫取政治权力等现代政治行为的目的上来理解;民族主义应该被看作一个类似宗教情感的信仰体系(Smith ,1998,5)。史密斯强调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了民族自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national autonomy,national unity,national identity ,”)的核心价值(Smith ,2001,22)。     在有关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讨论中,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的理论有很大的影响。按照安德森的说法,“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民族主义的出现是一种文化建构行为的结果,也是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而一旦民族主义形成,它就变成一种能够移植、具有个性鲜明的自我集体意识、并且可以溶合其它不同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有很强的粘合力与凝聚力。在安德森看来,所谓“想象”包括对自己同族成员的集体认同,但这个“想象”又是有界限的就是说不是包含全人类的而是在人群中确认出“我们”和“他们”,而且每个“想象”共同体的内核是自我“主权”至上,同时也是在“想象”中由大众组成共同体(Anderson,1991,4-7)。民族“想象”所诉诸的是文化深层次的具有某种宗教意味的情感(Creed ),而且明显建立在共同体历史传承因素上。但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有很强的排他性,强调民族内部的统一包容而缺乏对于“他人”或外部其它族群的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中的原始感情经验(Primordialism )或说是传统层次的民族主义情感并没有如许多研究者预期在现代主义浪潮中衰落,反而继续发酵,影响现代族群的行为(Connor,2002)。总之,相比其它主要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并不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相当简单化但具有不可预知、不可量化的动员和鼓动力量的意识形态。     现代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影响人们的集体政治行为而进入国际政治关系的功能方式主要有几种:第一种是追求从“外国”占领下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要特别指出的是,非殖民化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人民追求民族解放的时期,也是这种民族主义集中表现的时期。但现在非殖民化已经完成,此类“民族独立”运动主要挑战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外部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而更多的是其所在的多民族的主权国家。这方面民族主义追求的目的和表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种民族主义要求是由某一民族追求在所在国家内部的更多的控制权力。大多数是出自少数民族改变国家内部权力分配的愿望,但也有以代表国家“整体民族利益”为目的的主导(多数)民族借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 )为名同化少数民族并以此增强自己的主导权力。就这类民族主义表现的潜在后果来说,前者可能导致民族分离主义而后者常常表现为大民族沙文主义。     第三种表现是在外来强势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下用民族主义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弱势民族文化或者地方民族文化面临被西方意识形态如物质消费主义消蚀的严酷威胁。而依赖民族主义来抵御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保护延续自身文化几乎成为许多弱势民族最后的选择。不过这种民族主义表现其实更多是弱势民族的一种自然的防卫行为,而并非民族主义的主动的进攻行为。     第四种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野心勃勃的民族精英领导人用来鼓动本民族消灭或驱赶在本国或近邻国的“异族”而建立“纯粹的民族国家”,这类民族主义常常成为民族间战争和导致种族清洗、种族灭绝的极端意识形态。     第五种是少数民族群体用民族主义的号召追求在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本民族独立和分离。这种要求在政治专制下、主体民族以国家政权的名义压制少数民族的情况下有其正义性;但在多元文化的、尊重基本人权、包容少数民族的国家来说代表了分离主义的破坏行为。     从以上不同的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的行为表现及其效果来说,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解放到分裂国家、颠覆多民族国家政权的行为;从追求独立自主完成民族国家的建立到走向种族纯粹、排外自闭的国家;从实现民族复兴、民主革命的理想到帮助野心勃勃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实现个人的政治理念;这些都可能借助于民族主义的话语和行为而得以实现。所以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有别于其它主要的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为民族主义不包含关于人类社会本体的认识,比如人类社会的本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根本关系、人类理想社会、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学说;或者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在本体论上非常狭隘的意识形态,其最高价值仅与民族这个异常复杂的共同体概念相关联,而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其它根本问题如平等、正义只能提供非常简单的解释和狭隘的解决办法(Freeden ,1998,750)。民族主义固然从工具主义的角度看非常有效,但对其伦理、道德正义性上的评价更应取决于民族主义应用的具体内容、与何种意识形态结盟、与何种政治权力结合。比如现代民族主义常常会成为对其它民族和其它民族国家使用暴力的合理性解释。民族主义与现代暴力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除了韦伯所说的民族国家对国内使用暴力的垄断,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暴力行为中常常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所以说当民族主义成为种族清洗的辩解理由,当民族主义为极端专制的政权所用,特别是当民族主义与某种极端意识形态如纳粹主义结合的时候,民族主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人类灾难。总的来看许多西方研究者认为民族主义特别是传统的以种族、血亲为基本认同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包括国际政治上带来的负面后果要大大多于其带来的正面影响。          民族问题与当代国际冲突          下面我们讨论民族问题引起国际冲突的原因。我们已经指出国际民族问题实际上主要是少数民族问题,但我们要区分不同的少数民族问题。一是流散移民造成的少数民族问题,流散移民指的是像散居于欧洲的犹太人或是东南亚的华人,有些是生活在主要是移民构建的国家如美、加、澳,有些则是移居到传统的多民族国家。这些带有自己独特民族特征的移民团体,离开了自己原始的居住地,但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移民团体,他们面临着当前居住地的主导民族从国家政权的地位提出的改变政治认同溶入当地社会的要求。但他们的政治忠诚常常被怀疑而且很可能会遇到各种形式的歧视。这样就会产生民族间争议甚至导致社会冲突。第二类是跨境民族问题,这主要指的是那些因为历史变迁、人口迁徙、战争、领土国界重新划分等历史原因造成的一个民族被分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中的情形,比如库尔德人、科索沃问题。在这类情况下,由于可能的民族复国主义的影响,民族问题很容易引起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冲突。这两类民族问题特别是第二类问题都有其不可避免性,亦很容易对当事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产生严重的威胁(Chazan,et al,1991)。1981年费舍尔(Eric Fischer,1981)在对世界少数民族情况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了产生少数民族的原因的总结,他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内部分裂、外部(族)征服、强行划分国界、民族国家特征改变、新唤起的少数民族地位的认识等等。     总之,现代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一般来说有以下几个可能的起因:1)因为少数民族在所在国家内感觉受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种族歧视,最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有种族灭绝的遭遇;2)对统治民族或主导民族以民族国家主体建设为由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有强烈的抵触,或者对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共同体认同的前景忧虑重重;3)境外因素,比如相邻国家中有相同民族存在因而追求民族统一,或是得到其它国家出于特别的政治目的的鼓动与支持;4)少数民族民众受到特具民族使命感或政治野心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引导和煽动。所以民族问题的产生以及民族分离主义的出现的原因是多元的,完全避免其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具体的分析表明,如果民族问题与社会结构出现的问题相关,比如与自然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相联系;如果某些民族受到国家政权的区别对待特别是歧视性政策,民族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比如前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国)的情况就是例证(Carment and James,1997,2)。戴维斯、捷格斯、莫尔(DavidDavis ,Keith Jaggers,Will Moore ,1997)提出了四个关于民族冲突可能性的假说:如果两国之间有一国有少数民族处于危难中,两国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如果两国之间有一国国内有处于危难的少数民族而该受难民族在邻国有同民族成员掌控政权,那这两国之间因民族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增加;但如果同样的少数民族在两个国家内都处于危难境况,发生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和两国之间发生互动协调的可能性都会增加;一国内部出现少数民族受到不公平对待如种族歧视的情况则发生外部干涉乃至国家之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大量增加。布朗(Michael Brown ,2001)的分析则发现国内冲突引起国际争端的内部结构因素包括弱势国家政权、国家内各族群的安全境况和族群地理因素;经济社会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平等问题、有无歧视政策、经济发展现代化差别;政治因素包括有无歧视性政治制度、是否缺乏包容性意识形态、族群政治与精英政治的相交;文化因素包括文化歧视的形式和族群历史上的冲突。爱佛拉(Stephen Evera ,2001,29-30)提出了对民族主义产生冲突甚至战争的结构性的解释:当事国国内民族之间的历史记忆中有严重的互相伤害的情况下,民族冲突的可能性增高;当事国国内少数民族人文地理的地位决定了可能发生的民族冲突的形式,比如当民族杂居的情况明显时民族冲突可行性也许降低但一旦民族冲突发生容易导致种族清洗;当事国国内民族主义者对待本民族流散成员的态度影响了产生民族冲突的可能性;当事国如何对待自己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如何对待主导民族和其它民族的态度决定了民族冲突的可能性和具体表现;当事国在国际战略安全和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会影响到一旦冲突发生外界干涉的可能性。另外根据勒克和罗斯查德(David 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2001,98)的分析,民族冲突实际上主要是由于集体的恐惧(collective fear )而引起的。当某族群对他们在国家内部或外部的安全地位(广义和狭义的)恐惧,同时又由于信息失误或国家保护的承诺有问题时,一种对族群整体来说战略上的困局(strategicdilemma )就会出现,这样民族主义者采取主动行为的条件就具备了。也就是说当民族问题与社会不安定、民族冲突历史的惯性因素、对族群将来安危的集体恐惧交集时民族冲突就很可能发生。     简单来说,有关民族主义导致国际冲突的研究有两个主要的着眼点,一是如科尔纳分析的国家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的角度,另一个就是从少数民族的角度。当然并不是所有少数民族都会引起民族纠纷或冲突,根据哈夫和格尔(BarbaraHarf Ted Robert Gurr,2000,19-30)的划分,有四种在现代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少数民族团体可能在国内政治和社会关系中造成分歧和冲突:     一是最常见的种族民族主义族群(ethnonationalists );二是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三是种族阶级(ethnoclass);四是族群竞争者(communal contenders)。     具体来说,前两者一般有“想象共同体”特征的集体认同、文化传统和曾经独立或自治的历史,同时也有与共同体历史命运紧密相连的聚集居住的领土,但现在又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比如巴勒斯坦人、库尔德人或是北美洲的印地安人(原住民)。因为以上原因他们要求分离或独立的愿望常常被归于民族自决的范畴,具备一定的正义性。而第三种主要是在社会经济分层中处于下层的少数民族如美国黑人或是在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移民。最后所谓的族群竞争团体是在经济地位上并不处于下层但可能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如在东南亚诸国中的华人或二战前许多欧洲国家中的犹太人。因为后两种族群均属于流散移民而且均散居于所在国并没有可以称为居住聚集地的住民领土,虽然他们常常面对主流社会或主导民族的歧视,但可能引起的民族冲突问题对当事国的挑战一般并不对国家领土主权造成威胁、没有分离主义的因素、也不大可能引起危险的国际争端。[10]真正可能威胁到国家主权并有领土分裂可能的一般来自前二族群。由此可见,民族问题对国家主权的直接挑战如民族分离主义发生的前提条件是领土、人口和历史文化认同的统一。同时因为当事国政府一般都强烈反对民族分离分裂国家的要求并且视分离的要求为非法行为,民族分离主义在当事国内和国际关系中导致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科纳尔(1984)曾经总结过民族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经验:1)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仍在此起彼伏的发展,而且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不能避免;2)民族分离主义仅有少数成功的例子但更多可能的是失败;3)由国家主导的民族同化政策也仍在广泛继续同时也引起了大量的反弹;4)许多现代多民族国家实际上实行一种控制系统(Control system)的政策来管理少数民族问题(O‘Leary ,2002,154-155)。就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政策而言,科纳尔一方面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历史上对征服土地上原住民的从“种族灭绝”到“隔离-控制”的非正义的民族政策;一方面也分析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试图以共产主义理念“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特征和致命失误。     在国际政治中民族问题产生国家间争议主要有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主要是双边的、多由于跨境民族或相关争议领土造成的争端,比如克什米尔冲突或是塞浦路斯争端主要是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问题和希腊、土耳其之间的问题;也有因为流散移民引起的问题比如加拿大魁北克法裔或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可能造成加拿大和法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争议。不过这类主要是双边性质的民族问题恶化扩散成多国卷入的国际性争端的可能性不大,有些问题只是暂时的。而且除非两个当事国同意(如塞浦路斯),第三者或是国际组织介入民族争端的可能性也很低。     第二种民族问题的争端主要产生在东西方国家之间,一般是东方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成为国际人权斗争的焦点。这些问题的特点是主要的“战场”是国际外交领域,特别是国际组织、人权论坛上,而且少数民族权利往往是争论的核心。但真正的冲突发生在对国家主权的不同认知上。一般当事国都认为西方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属于干涉国家内政的行为,争议因此产生。这些争端有可能成为多边问题,但一般不会升级为激烈的国际冲突。原因在于,一是这些少数民族问题可能没有达到危机的程度;二是这些被批评的“对象国家”一般都是相对比较有实力或是与西方有重要的经济、战略等其它相关利益的国家像中国、俄国、土耳其。所以西方国家从国家利益出发,一方面把他们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当作人权外交的批评对象,一方面把批评限制在外交领域;西方国家会利用民族问题打外交牌但一般不会让争端升级到国家间的冲突。     第三种是比较典型的国内民族问题造成国际冲突和外部干涉。一般发生在非西方的弱势国家中,特别是在被称为“失败国家”中,多以部族、种族引起的冲突为开始升级到民族冲突,比如种族仇杀、种族清洗。而且冲突后果常常蔓延到邻国甚至周边地区。在这种民族问题危机的情况下,以国际组织和地区强权出头的外部干涉行为很可能发生,而且很多时候只有外部干涉才能制止种族仇杀的悲剧继续发展,比如卢旺达、科索沃事件、和最近的苏丹达富尔地区人道灾难问题。     我们要指出的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人道主义干涉”通常发生在第三种情况下,不过真正决定人道主义干涉发生的原因却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考虑。研究表明,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发生民族问题危机的国家所处的战略、安全、地理、资源地位;同时该国家与一些主要强权国家的历史关系也对外部势力是否干涉起重要作用。萨佛瑞恩(William Safran,2002,190)的研究就发现,不但大部分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都不成功,而且许多情况下干涉的发生与非人道主义因素有关。比如当德国作为第一个欧盟国家承认单方面宣布从南斯拉夫联盟分离的克罗地亚时用支持民族自决权为理由,但德国在更具民族自决正义性的库尔德人问题上就没有表示出相应程度的支持。而法国维持和平部队尽管事先获得了有关卢旺达胡图族人的种族屠杀的计划信息,但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并没有及时干预阻止屠杀的发生。所以西方国家在民族问题危机的情况下的干涉行为通常都可以看出双重标准的存在。这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强调人道主义干涉的某些虚伪行为反感的主要原因。          民族问题与国际政治中的几个重要概念          我们下面将讨论几个与民族问题相关的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概念。首先是国家主权的概念。[11]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现代主权观的建立基本上是同步的,没有现代民族国家就没有现代国家主权观,也就无法建立国家内部权力和外部权利(相对于国际社会)的概念和行为准则。但自冷战结束以来,现代国家主权的观念已经被西方国家扩展为包括保护人权特别是少数族群权利的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国际人权标准的变化提高了国际社会对主权国政府少数民族政策的要求,特别是联合国1992年关于保护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少数语言团体的国际宣言决定了新的相关的国际制度准则。传统的国内主权观包含的对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置权力已经成为国际人权组织检查和批评的对象,比如一国政府已经很难用抽象的国家主权原则为自己暴力镇压的少数民族政策辩护。     不过虽然当代主权理论特别是欧美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中的主权观已经明显的向国际宪政主义倾斜,但传统国家主权观仍然为绝大部分国家所坚持。主权问题成为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分歧的焦点之一。具体来说,主权原则在西方受到全方位的挑战开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是人道主义、人权观发展的结果,二是受到超国家国际机制发展的影响。首先,自六十年代以来,虽然联合国仍有相当一部分决议特别限制对国家主权和内部事务的干涉和侵犯行为,但非殖民化已经基本完成,几乎所有曾由联合国托管的前殖民地和没有实现自治政府的领土也都已经实现了独立和自治。于是在国际关系中开始强调普世的人权原则,在国家行为方面强调“主权即责任”的人权保护原则的理论出现,因此削弱了对外部干涉行为的限制,强调了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特别是接受了三种情况下的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种族灭绝、人道灾难和国家崩溃。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的实际行为中,“主权即责任”的准则已经逐步建立起来,就是说国家主权也同时是该国政府对其公民的保护责任。如果该政府不能履行其保护责任,反而对其内部民众特别是少数民族进行迫害,那在此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有道义上的责任对其进行干涉从而保护其内部受害民众的权益。但在另外一面,在面临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弱者拒绝外部干涉行为的最后保护就只有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了。所以在因民族问题危机出现人道干涉的问题上,变化中的主权观好像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既可继续为拒绝外部干涉辩护也可以开始为干涉的合法性辩护。西方和非西方国家有关主权观的争议仍在继续,这也可以看作是国际民族问题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超国家国际机制发展则主要表现在欧盟一体化的成功和国际社会尝试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行为中。[12]     其它有关国际民族问题的相关概念包括民族自决权和民族分离主义。民族自决权作为一种被公认的基本人权,在国际伦理原则上是有正义性的。在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和随之而来的非殖民化的浪潮的背景下,民族自决权成为普世人权的核心部分在国际关系中被广泛接受。民族自决权简单的说就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包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权利(Connor,2002,26)。但是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意味着每一个民族都应该而且也可以成为独立的国家。从国际政治现实的角度说,民族自决权在成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说不可能是绝对的。当今世界上只有二百多个主权国家,但却有几千个不同的民族存在,人们不可能也不希望看到国际体系中出现几千个主权国家。实际上民族自决问题的绝对化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道德正义悖论。那就是绝对的民族自决所代表的是一种极端的排他主义,反而违背了民族自决所依据的人道主义和道德正义的根本原则。换句话说,如果每个民族都必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那么这种认知本身就意味一个极端的看法:不同的民族不可能和睦互利的生活在一起。这显然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历史事实也背离了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13]更何况现代民族概念和具体的民族认同本身也是非常有争议的。     其实在国际体系中一个民族成为独立国家的先决条件在联合国推动非殖民化时期已经形成,其中包括三个基本条件,其一该民族曾有过在其宣称的领土上实行自治政府的历史事实,其二该民族具备自己独特的人文特征和集体认同,其三是该民族有明确的实现独立的集体愿望和获取独立并建立自治政府的条件和能力(Parker,2000)。符合这三个条件是成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前提。但在当今国际现实政治中,即便符合以上所有条件的民族也并非都能成为独立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历史变迁特别是人文形态的演变和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发生,在世界上造成了很多的民族杂居的复杂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独立的要求常常直接引起两个争议:从道德正义的角度讲,一个民族的独立要求的实现都可能剥夺与该民族居住于同一领土内的其他民族的同样要求和自决权,这就会造成一个道德正义上的困境。与此相联,从现实可能性的角度讲,民族杂居的情况一方面使得任何一个单独民族的独立要求难以实现,同时在可能发生的分离过程中又容易导致种族清洗的恶果(典型例子比如前南斯拉夫的波黑冲突),这就会造成一个现实上的困境。所以联合国的态度是民族自决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实现主要适用于非殖民化过程中民族国家独立运动的情况下,而并非针对已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分离运动。联合国在其文件和决议中特别区分了民族自决与分离主义之不同并且在原则上明确反对民族分离主义,因为它将严重冲击现存的国际政治秩序。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在与民族自决相关的问题上,联合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决议:1960年的决议1514和1970年的决议2625,或简称为“非殖民化决议”和“友好国际关系决议”。[14]除了重申非殖民化的国际宣言原则上只适用于仍在托管的前殖民地和没有形成住民自治政府的领土外(Trust and Non-Self-GoverningTerritories ),这两个文件都强调了只有在三种情况下可以支持民族自决:殖民主义统治、外国占领和强加的政治统治、以及种族主义政权,同时申明支持民族自决并不表示鼓励现存主权国家内部少数民族的分离独立的要求。像绝大部分国际法的文件一样,这两个重要决议在强调民族自决、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独立的原则前提下均特别包括了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保护条款。[15]比如在“非殖民化决议”的七条款中,前五条款确认了在世界人权宣言基础上的基本原则,包括民族自决权,而后二条款特别强调了任何在整体或部分上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为都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在“友好国际关系决议”中则强调了决议中有关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不能被理解为相关国际条约给予许可或者鼓励任何整体或部分破坏现存的主权独立国家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当然同时决议也申明这些主权独立的国家应代表国内的全体民众而且不能实行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政策。     进一步看,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即便是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对一个少数民族来说,分离这种权利都不是简单的单方面的基本权利,而应该是一种共识权利(consensus right ),就是应该在有关各方的共识下才能实现的权利。[16]而分离在双方共识的条件下基本上是没有争议的,比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离。但如果一定认为自决权是单方面的权利而分离是单方面可以完成的行为,不需考虑其他民族和当事主权国政府的意见,那就肯定会产生争议导致冲突。换句话说,关键问题是在法律概念中有没有一个少数族群从主权国家大家庭中分离出去的权利。在国内法中这类分离权是基本上不存在的,[17]而根据著名国际法、国际伦理专家布坎南(Buchanan)的解释,在国际法的传统中分离权(the right of secession)更多的是一种“补救权利”(a remedial right),类似于人们常引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如洛克学说中的革命权利(a revolutionary right )。[18]这种权利并不是一种单方的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在当事政权违背或破坏民众利益、公民基本权利被强行剥夺的情况下,对民众来说作为最后补救行为的权利。使用这种权利的前提条件是当事政权是问题的罪魁祸首并且没有任何改正的迹象,而且其他的用和平手段和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都已经穷尽了,在此情况下,作为受迫害群体的最后选择(the last resort ),用非暴力甚至是暴力形式完成革命或是分离、独立才可以在道义上被接受。显然我们从相关的国际法文件的原则上看,分离权利至多就是这样一种有限制的特别权利。而对于当事国政府来说,如果其在法律和政治制度安排上有民族平等、保护少数民族基本权利的政策,分离权利就没有理由被援引,而当事国政府也有在处理分离要求上的完全自主的权力。即便是在少数族群通过在聚集居住的地区用全民公决的方式表达出分离的集体愿望,当事国政府也没有法律上的责任承认或接受分离主义的要求,因为当事国政府代表和考虑的是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而且是唯一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在该领土上的合法政权。从相关国际法的原则看,任何外界鼓励支持其它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行为可以视为对当事国内政的干涉,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行为。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总结,[19]在国际法上对民族自决和民族分离的问题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Thornberry,2003,135-153)。那就是,民族自决权主要适用于非殖民化时期解除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情况下,并非鼓动所有民族都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民族自决权并不是绝对、单方面、排它的概念,比如在已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自决权主要指的是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特别是保证少数民族自治权,而并非是一概支持少数民族的分离独立要求(Falk,2002,31)。当然如果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在宪法以及相关法律和政策中对少数民族的权利给予实际的保护,而是实行强制的种族同化、文化灭绝政策,那么少数民族有要求自治甚至分离和独立的法理基础。不过一般情况下,在多民族国家内因行使自决权导致分离的实现只有在相关各方之间的和平协商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才会视其为合法并给予承认(Falk,2000,99)。[20]最后,有关实现分离行为的外部因素,对民族分离行为的任何来自外界的鼓励和支持行为一般被认为是对该国内政的干涉,是不合法的。当然如果在一国内出现种族仇杀特别是种族灭绝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有可能会考虑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不过拒绝国内少数民族分离、独立的要求的政府行为并不足以构成外界干涉的法理基础(Farer ,2003,382-406)。          民族问题与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前景          最后我们讨论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前景,特别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最主要的国家形式将来可能的命运。     关于民族国家的将来,麦克奈尔(William McNeill ,1986)的三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是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21]他认为民族国家确实是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将来一定会被替代。他定义民族国家之前的时代是前现代的多元种族等级社会(pre-modern Polyethnic hierarchy ),然后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现代(民族)国家统一社会(modern national unity ),而将来进入的是后现代多元民族平等社会(post-modern polyethnicity )。持现代民族国家将被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国际组织所替代的观点的还有霍布斯邦(Hobsbawn,1990),不过他并不认为民族作为一种共同体单位会失去历史意义、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会失去其影响。但是也有研究者如盖伯纳(Montserrat Guibernau,1999)就认为到现在为止我们仍不能证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就一定过时。他认为实际上所谓西方后现代国家面临的是一种全球化带来的双重挤压,一方面是来自超国家组织如欧盟对传统民族国家主权的挤压和替代;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内部亚文化、少数民族代表的民族主义对全球化行为的合法性挑战。所以他认为即便没有传统民族国家,民族还是会自我生存的。他并且特别提出了一种从历史角度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质疑:“没有国家的民族”(Nations without states,比如巴斯克人、卡塔罗尼亚人、魁北克人,库尔德人,实际上就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的现象,这些少数民族追求自决权的民族主义观念对全球化以及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不过他(1996,115-127)同时也指出现代民族国家实际经验中的另一种变形:没有民族的国家(states without a nation)特别是在许多在非殖民化过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主观、强行划界确定的第三世界国家,因为没有民族认同和共同体建立的基础,他们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不成功的。史密斯(2001,146)在民族国家的将来的前景上也持谨慎的、承认其继续存在的态度同时认为民族主义将继续影响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     总的来说,西方关于民族国家的将来的讨论集中在将来国际关系中三个不同形式的政治组织:传统的民族国家、后现代的多元文化主义民族国家、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Seymour ,et al,2004,Paul ,et al,2003)。多数西方研究者认为现在已经不能将传统的民族国家看作是唯一的政治组织,必须要进一步理解多元文化的多民族国家和超国家的国际组织。但非传统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多民族共同体必须是“包容性国家”(Encompassing State)而且尊重、保护、“政治上承认”内部的少数族群应有的权利,否则那些少数族群要求用其它方式得到相应的地位比如用民族自决权甚至分离权来实现主权是正义的(Seymour ,2004,406-410)。但也有西方研究者如卡诺文(Canovan ,2004,30)认为这种后民族国家阶段的泛民族自决观是自相矛盾而且不可行的。而荷伯斯(Jeffrey Herbst,2002,17)则分析了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制度的稳定条件,以此来评估民族国家的将来。根据他的观察,任何民族国家稳定的条件取决于国家边界的稳定、外部干涉的目的是保护国家还是分裂国家、与邻国之间有无争议。他特别指出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现代民族国家具备一种能够在主权基础上动员、管理资源和控制领土并统合市场(经济)和人口的能力。而这样相对比较大的民族领土上统合的市场可以建立和保持经济规模效应。这些都造成了民族国家的稳定条件。即便在全球化的情况下,民族国家的有效性仍然存在。     西方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讨论还包括对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挑战的新视点。比如亨丁顿(Samuel Huntington ,2000)就把民族主义放到全球化的环境看,认为在美欧国家中,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在后现代国家的精英和传统民族主义为主的社会大众之间的观念上的分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动。同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统一的国家认同也被自下而上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从上而下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所挤压。前者本质上是反全球化的,后者是代表后现代化的。从大众社会角度看,亨丁顿认为一种健康的有生命力的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将能中和造成美国这样的社会内部分裂、空洞的世界主义和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内在紧张。这样的民族主义将能团结和推动美国的国家统一和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在他描绘的美国面临的三个主要选择:世界主义(由世界定义美国)、美利坚帝国(由美国定义世界)、和新民族主义中,他认为新民族主义将是对美国的将来最有利的。[22]所以虽然他也看到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挑战,但他并没有认为这种主流的政治组织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过时。     当我们检视欧洲的经验时,我们发现许多欧盟国家已经在尝试一种“后主权”“后民族国家”(Post-Sovereignty and Post-Nation-state)的政治组织形式,虽然欧洲国家的内部民族问题仍然广泛存在。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许多欧盟国家所强调的民族主义,已经更多的是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 ),而不是传统的民族主义。[23]这种新的民族主义建立在个体独立自由的选择自己认同的共同体的观念之上,而非由种族、语言、血缘等个人不可控制的先天因素决定,因此更加主观。我们知道传统的民族主义更多是根据个人的种族、宗教、祖先等先天决定的集体认同而形成的。这也许更容易自然形成凝聚力,但排他性也更强,更容易出现非理性因素导致社会分裂。而公民民族主义则更具包容性。在新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共同体认同取决于个体自由选择,而非生而得之或因为个人的种族、血亲背景而取得。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新式的“包容性国家”。加拿大著名政治哲学学者凯姆里卡(Will Kymlicka ,1995;2001)用完整的自由文化主义(Liberal Culturalism )的话语体系来重新定义西方国家的当代民族主义。在这种认知中,种族的因素基本上被个体自由选择的共同体认同和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的主体概念所替代。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个体的价值都是平等的,而其所属的群体,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多数民族,不管其原出身欧洲、原住民还是非欧洲的新移民,都不能增减你作为一个共同体中公民的价值。在这些新的民族主义的概念中,民族国家中传统的民族因素和民族成员的因素都降低了其重要性。[24]哈伯马斯(J ürgen Habermas )就强调新的民族主义应该是宪政主义基础上的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而国际社会应该是“世界公民社会”(world civil society )。[25]所以在西方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当代讨论中许多研究者主张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将被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国家所代替。而在这个后民族国家阶段,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相关的讨论实际上已经更集中在现代人的多种身份认同(polyidentity)和对多元文化团体的政治承认(Politicalrecognition )的问题上,在这样的讨论中传统的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已经被超越。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特别是在这些持多元文化主义的后民族国家之中形成了新的国际关系和超国家的国际体制,如欧盟。所以有些人就认为这将是代表将来国际关系的主要政治组织形式。问题在于从目前的国际关系现实上看欧盟的经验并没有普世的价值而且缺乏实际的可能性被移植到其它大陆。所以卡诺文就尖锐指出这些超国家组织其实更多的是民族国家的衍生物(offshoot)而非民族国家的替代物。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超越民族国家概念对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不同类国家做了新的定义,比如索儒森(Soresen )就认为,[26]当今国家从三个角度:政府执政形式(governance)、民族国家构成(nationhood)、经济上看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 states),一般指的是欧美后工业化的国家,自由主义为主、非传统民族国家的、公民社会性质的、自我选择决定为成员的、多层次的认同、多元文化而且特别包容亚文化的共同体;政权形式是多层次、多中心、国际性甚至超越国家的不同体制结合;经济体是跨国性质的、互相依赖溶入国际市场的、非传统单一经济体的。第二类是现代国家(modern states ),一般主要是指像中国一类的国家,有比较发达的同一性、民族国家的基于社会广泛接受的权利和义务原则上的紧密建构、重要的非物质层面的共同体观念、合法性观念和社会整合、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协约等;也包括现代国家政权相对集权、对主权的强烈认同保护、管理政府体制成熟,政权垄断暴力的建立和继续;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同、领土、种族和文化的纽带;相对自主自立的经济实体。最后一类是后殖民国家(post-Colonial states),主要是前欧美殖民地国家(但不包括古老文明如印度和绝大部分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内在凝聚力弱、没有成功建立公民社会共同体、亚文化之间少包容多竞争、缺乏民族国家整体文化认同、弱化的政权合法性;政府没有内在张力和统合能力、缺乏真正的自主独立性、对社会的统治主要基于暴力而没有建立法治社会;经济主要是依附性质的、缺乏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这三类国家因为其主权观念上的区别、国内政府制度的差异、现代民族基础和经济形态的不同造成其国际关系上的各具特点的行为表现。在索儒森等人看来只有在对国家分类的基础上才可以更好的理解当今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比如这个新国家分类对传统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主要挑战就是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单位,即便仍然是民族国家,也不是“相似单位”(like unit )。所以许多基于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是相似的单位个体的看法来分析国际关系的说法是不完整甚至是错误的。另外一些西方所谓的自由左派进一步根据国家分类重新定义后民族国家时代的国际关系。如库柏(Robert Cooper ,2002)就提出了“新自由帝国主义”的概念,在国家分类的基础上直接承认双重标准和干涉主义的正确性。[27]在库柏看来,西方后现代国家中的国际关系和非西方国家与西方的关系现在处于不同的行为逻辑和伦理准则之中。西方后现代国家中的相互合作、尊重人权、和平解决争端等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已经建立起一种不同的国际体系和行为;而非西方世界中传统的绝对主权观仍占主导地位,拒绝外界任何形式的干涉是中心行为逻辑。西方国际体系与非西方体系打交道时就要使用不同的行为逻辑观,比如误导、强加、人道干涉等方式。由此可见,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界,有关所谓“后民族国家”的讨论仍在进行,远没有达到一致的结论。          结语          最后,我们应该承认在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下,人们必须接受传统民族国家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也许都不能完全适应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所以民族国家这样传统的主权单位才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说过一句精辟的话:对我们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来说,现在的民族国家太小了,但对于我们面临的实际小问题来说,它又太大了(“The nation-stateis too big for the small problems and too small for the big problems”,Cranston,2004,38)。也许我们应该接受多元的、多层次的国家形式已经成为现代国际体系的新特征。尽管传统民族国家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是国际体系中主流的主权单位,但包含现代民族国家和后民族国家的包容性的、复杂的国际机制也许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处理人类面临的多元、复杂问题。无论是民族还是民族国家的消亡并不是我们能预见的,而民族问题的最后“解决”在可见的将来也是不可能的。超出传统民族国家的新国际机制肯定会提醒人们尝试用新方式处理民族问题而且也会继续改变现代国际体系的面貌,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别的意识形态仍将在自我重新定义中继续影响人们在国际关系中的集体行为。          来源:王建伟编《国际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进入专题: 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 国际政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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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

印巴分治造成了100多万人的死亡,印度的历届领导人几乎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非正常死亡的,除了尼赫鲁和夏斯特里是病死的,三个甘地都是被民族/宗教极端分子暗杀的,但70年过去,印度的国家认同可以说是越来越稳固,民族冲突是有,但是应该说是越来越淡化了,而不是越来越激化了。 印度和南斯拉夫相反 .... 外界的毁、誉、支持、 打压 ,均一笑置之,并解读为社会的缩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的斑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 在您心目中,真正的 公共知识分子 应是怎样的呢?[7] 其实我长期 ...

Co-China周刊 | 秦晖: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与认同之道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在多民族联邦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上,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对象印度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构成都极为复杂,而且都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具有明显优势的“主体民族”,中国的汉族占90%以上,但是它们都没有这样的主体民族,而且历史上一直缺乏对于统一国家的认同。近代受外部世界,尤其是外部列强的影响很大,印度原来是英属的殖民地,南斯拉夫这一块地方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地。这两个国家建国之后实行的都是联邦制,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走得也很近,都标榜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依附于苏联,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尼赫鲁和铁托被认为是不结盟的两大代表人物。 虽然两个国家都是联邦制,但南斯拉夫实行的是列宁式的联邦,印度是宪政民主制的联邦。几十年发展下来,两国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印度当然问题很多,但国家认同一直都在不断加强,现在已经成为新兴的金砖国家。而南斯拉夫虽然在铁托时代曾经有过一度的辉煌,但铁托以后就越来越混乱,上世纪90年代就走向解体了。 对这两个国家,许多人有不少误解。对印度最大的误解是由于它是宪政民主制度,所以搞得国内乱糟糟的,尤其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解决不好。可是不看别的,就看现在的印度和民主化之前的印度,乃至现在的印度和周边不那么民主的其他邻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构成比印度简单,但国家认同与政治稳定问题却比印度要严重。现在人们说印度的什么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那是很复杂,但印度不同于中国,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是统一的,而印度从笈多王朝解体后就没有由本土居民建立的统一国家,而民主制度下这样的国家已经存在了70年,这在印度1000多年的历史上已经是空前伟大的奇迹了。 对于南斯拉夫也有两大误解,一个是我们通常都认为铁托搞的那一套社会主义模式,要比苏联更开明、更宽松,因此往往认为它在民族问题上应该也是一个异端,但我认为虽然铁托在很多问题上有独创,在民族问题上他却是非常列宁主义的。 南斯拉夫的列宁主义联邦 南斯拉夫根据的是列宁的民族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在于它强调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大民族和小民族都必须有同等的发言权,但是请注意,这个同等的发言权都必须由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来表达,也就是说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有发言权,但是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非共产党人都没有发言权。他承认民族平等,但是绝不承认左右平等,或者说绝不承认阶级的平等。在每一个民族内他都是要搞专政的,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在每一个民族内都镇压一部分人、扶植一部分人,而且这个手段都是非民主的。 每一个民族内出现分野,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多民族国家里每一个民族都各自一元化,这不是好事。每一个民族中出现分野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比如说美国,白人、黑人中都分成共和党、民主党,这可以说是黑白矛盾被淡化非常重要的前提,但是列宁式民族理论却用一些人镇压另一些人的手段取消这种分野。 和斯大林闹翻之后,由于要争取西方支援,也由于要在国内赢得支持,铁托有很大的独创,搞了自治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要比苏联自由、宽松,但有一点他仍然坚持,那就是坚持不准比他右的人存在,也不准有比他更左的人存在。 但是这样一个绝不讲左右多元的国家,却很乐于强调民族多元。铁托容不得比他左的,也容不得比他右的,但是他却对族群的多元化极度宽松,甚至可以说是鼓励。他不仅允许非塞尔维亚各族保持自己的认同,甚至将塞尔维亚也分成了几个部分,成立了一堆共和国,但前提是这些共和国都是南斯拉夫共盟的专政,所有这些共和国都不准有左右的分野,但同时铁托又非常强调民族平等,强调各共和国的共盟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不允许各共和国的共盟有政治的个性,你如果要比他左或者是右都不允许,但是他允许你有民族的个性。比如他提倡的波黑穆斯林不认同塞尔维亚,这个是很奇怪的,共盟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政党,但是共盟建立了一个民族叫做穆斯林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结果有人就说,整个南斯拉夫联邦其实像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共和国自治省的共盟各有特点,加起来有8个党,不过这8个党和西方的多党制完全不是一回事,这8个党并不是左右之分,而是族群之分。有人说这个多党制就造成了南斯拉夫的分裂,可大家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左右的多党制国家都可以维持统一,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族群多党制”,恰恰就要了南斯拉夫联邦的命。 铁托本人是终身总统,从1945年一直到他死,一直都是他掌权,但是铁托生前就说,他死之后南斯拉夫要实行各民族平等的集体领导,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南斯拉夫的党就是南共联盟的主席,都必须由8个共盟轮流坐庄,但是每一个坐庄都不是民主选举的,而是由党组织安排了一个民族平等的格局,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是平等的。老实说左右派的政党轮替通常不会影响国家的凝聚力,而南斯拉夫的这种各族轮流坐庄的制度,最后不仅是联邦凝聚不了,连一个松散的邦联都维持不下去,最终大家反目成仇。 印度的宪政民主联邦 印度也是联邦,但印度这个联邦的建构原则和南斯拉夫相反,应该说印度的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南斯拉夫,国家认同的基础比南斯拉夫还要薄弱。而且就它的优势民族、主体民族缺位这一点而言,它也要比南斯拉夫更明显。南斯拉夫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塞尔维亚族,而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印地族、乌尔都族这是没有的,只不过有一些讲这种话的人而已,讲这种话的人本来也是来自各族的。 我们现在觉得印度有种族矛盾、种族冲突,其实印度在建国之初才真是非常恐怖。印巴分治造成了100多万人的死亡,印度的历届领导人几乎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非正常死亡的,除了尼赫鲁和夏斯特里是病死的,三个甘地都是被民族/宗教极端分子暗杀的,但70年过去,印度的国家认同可以说是越来越稳固,民族冲突是有,但是应该说是越来越淡化了,而不是越来越激化了。 印度和南斯拉夫相反的是,印度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宪政民主基础上的左右分野的多党制,所有的各主要政党都是超越民族的。这些党都不是按照民族分的,而是按照政见来分的,有左派也有右派,尽管实际上这些党往往有固定的族群基础,也就是说实际上某一个党还是更多地得到某些族群的支持。 我这里分析一个党,印共(马)。印共(马)的选民主要集中在两个族群,孟加拉人和马拉亚拉姆人,它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马拉亚拉姆人为主)已分别执政32年与25年,在孟加拉人居多的特里普拉邦也执政很久,但除了这三个“红邦”,它在其他各邦几乎毫无影响。仅以2009年选举为例,在这年印度国会人民院该党获得的16席除1席外全部来自这三邦,在全印各邦议会中的印共(马)总共拥有293个席位,但三个红邦就集中了275席,其余32个邦(区)总共只有18席。 与此相仿,马哈拉施特拉、哈里亚纳等邦几乎从来都是国大党的天下,而古吉拉特邦则是人民党长期占有优势。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党都是以族群认同为依归,他们长期控制的邦与其他邦可能早就分道扬镳了。然而印度这些党都是以制度理念而不是以族群特性作为依归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印共(马)尽管在“红色三邦”之外影响其实很小,但是它的党中央一直设在德里,它的理想是取得全国多数的支持,以便将它在红邦的实践推向全国,在印度实现社会主义,而不会想去搞什么西孟加拉的独立或者是喀拉拉的独立。 印巴分治之后,东西两个孟加拉都曾有独立的情绪,东边的孟加拉最后真的独立成为了孟加拉国。而西部的孟加拉,其实也不是没有独立的思潮,但是长期执政的印共(马)偏偏是一个非常反对民族主义的政党,它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是全印左翼反对派的代表,而不是孟加拉人的代表,它并不想代表孟加拉人说话,它要代表全印度的穷人说话,它将自己定义为印度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代表。印共(马)大部分的党员、选民、国会议员和各邦议员都是孟加拉人,但印共(马)自从成立以后到现在,历任的总书记没有一个是孟加拉人。 今天的印度的国家凝聚靠什么呢?不是靠印度教,历史上向有“只有印度教没有印度国”之说,印度教可以建立文化认同,但很难建立国家认同。今天印度各民族在什么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呢?他们哪怕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但至少一个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那就是印度应该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无论哪一个民族,也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想在全印度执政,你就要坚持这一条。 印度这个国家矛盾很大,印共(马)掌权的西孟加拉邦与中央政府也有很严重的矛盾,曾经几次发生过暴力事件,出现过紧急状态。但是这些矛盾都是印度公民中的左右冲突,哪怕你是打起内战来,那也相当于中国的国共内战,双方都还是承认一个中国的。他们也是一样,这并不是孟加拉人与其他民族的民族冲突,今天德里的统治者也将印共(马)看做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整天盘算着怎么遏制印共(马)的势力,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担心西孟加拉邦有什么独立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在印共(马)执政的30多年里,西孟加拉邦的民族融合与孟加拉人的印度意识或者说国家认同,其实是明显加强了。 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走民主的道路 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是在民主条件下体现出来的,大家知道美国很早就有了黑人官员,甚至是高官。前国务卿赖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都是黑人,但研究种族关系的人并不认为这是种族平等的一大突破。道理很简单,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那都是任命的,总统任命了一个黑人最多只代表了总统的开明,不能反映白人的开明,其实这就相当于在南斯拉夫,铁托规定各民族要轮流坐庄,但是你只能说这是铁托的开明,这并不是塞尔维亚人的开明,当然铁托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克罗地亚人,但这也不是克罗地亚人的开明,其他民族也不会因为这一点而感谢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 像美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几年一次的竞选就是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洗礼,每一次的竞选就使得每一个党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成员要搞一次大团结,你不搞大团结你就赢不了。 我觉得承认阶级分野是可以的,阶级可以有矛盾,可以有斗争,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存在左派、右派,但是你左派、右派无需互相消灭。南斯拉夫按照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来建构国家,本来这种理论并不是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比如说我认为用阶级矛盾“替代”民族矛盾就很高明,而且老实说西方、印度也是这样,用阶级矛盾来淡化民族矛盾,用左右分野来化解民族分野,这应该是很高明的。但本来这个高明就高明在阶级矛盾比较容易妥协、合作,事实上也比较容易实现。相对而言,劳资合作总比“阿以合作”容易得多、工会与商会达成协议总比犹太教徒与穆斯林达成协议容易得多吧?可是列宁体制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它将本来是容易妥协和合作的一种矛盾人为地激化为你死我活、谁战胜谁。这种理论在利益关系上把劳资对立刻意激化成“阿以对立”,在观念问题上像旧时宗教战争中“基督徒战胜穆斯林”那样去镇压“资产阶级思想”。结果搞得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有人被伤害,任何一个民族都积累了不满的情绪。但是在存在着民族矛盾的情况下,这种不满又容易被转嫁到两个民族之间。于是就导致了越这样搞这个国家就越是离心倾向严重。 其实阶级的分野或者说左右的分野,一般来说是不会分裂国家的,为什么呢? 左右的分野和阶级的分野都是可变的,一个左派选民下一次大选可能就改变主意,成为右派的选民。但是一个民族的人怎么也不可能变成一个民族,这个认同是固定的,所以一个少数党如果对他的政治理念有信心,比如说我信社会主义,哪怕我现在是少数派,但是我相信将来有可能成为多数派,但如果是一个少数民族,你相信将来会成为多数民族吗?不可能,除非你独立。所以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治一旦变成是以民族来分野,问题就很大了。 第二,左中右的分野是理性的,有理可讲的,可以和大家的实际利益挂钩。比如说我是左派,我主张福利国家,我可以讲福利国家可以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我是右派,我主张自由竞争,我也可以讲福利国家不好,自由竞争可以提高经济活力等等。这些话都可以进行理性的分析,左派、右派各有利弊,利弊也容易讲得清楚。但是不同的民族认同你怎么解释呢?民族认同说透了,就是一种感情,这就像我爱我的母亲,那是因为我母亲比别的母亲更漂亮、更有钱、更聪明、更能干吗?当然不是,而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能够向别人介绍说我的母亲多么伟大,所以你们也来认她为母吧,这是做不到的。 天底下不存在着一元化的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要讲多元化,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秦晖,著名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文链接: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0-07/11/content_136654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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