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

All

Latest

敏感词库|新浪微博搜索禁词:太子党系列,热点词及其他 2011-11-26_

[测试时间:2011年11月26日,在此时间点,以下所有词语均为新浪微博搜索禁词(不包括“找人”搜索结果)] 热点词:八大类社会组织(详情见:广州八大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申请登记),冯正虎(近日被上海警方以“聚众赌博”为由带走),副主席(新文联副主席,你们懂的) 前领导人及太子党们:杨尚昆,邹家华(邹韬奋之子,叶剑英女婿),叶选平(叶剑英长子),胡海清(胡锦涛之女),尉健行,姬胜德(因赖昌星案而落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

NGO正在全方位改变世界

两个月前,当绿色和平组织的志愿者装扮成红猩猩,高举着写有“你的轻松一刻,我的悲惨一生”的标语(套用雀巢奇巧巧克力广告语“轻松一刻,奇巧时刻”),同时出现在中国、英国、瑞士等国家主要城市的街头,呼吁雀巢公司停止从印尼金光集团采购棕榈油时,在金光集团眼里,这不过是一群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本文指非政府非盈利组织)的又一次表演而已。 众所周知,作为印尼第一大财团,金光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营棕榈种植园,旗下公司AFP是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商,几乎垄断了全球棕榈油产品的整个上游。以棕榈油产业巨无霸的身份,金光集团可以绕过印尼法律中关于任何公司在热带雨林地区不得占用超过20万公顷森林的规定,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控制着280万公顷的棕榈油种植园。同时,他们还可以做到让印尼政府将搜集金光集团毁坏热带雨林证据的志愿者,以从事“非法行动”为名驱逐出境。 看起来金光集团似乎是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环保组织于是将矛头转向了与他合作的全球500强企业。今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在递交给雀巢的公开信中,谴责金光集团大面积毁灭热带雨林,将棕榈种植园向热带雨林及泥炭地扩张,侵占濒危物种红猩猩的栖息地。5月17日,雀巢公司正式发表声明,表示全球范围内不再使用导致热带雨林遭受破坏的产品,以此作为对绿色和平组织呼吁的回应。 不仅如此,在绿色和平组织持续不断的施压下,2009年12月,全球第二大棕榈油消费公司联合利华亦宣布终止与金光集团价值3000万美元的棕榈油采购合同。随后,食品巨头卡夫集团宣布于今年年初终止与金光集团的合同。石油巨头壳牌和英国连锁超市Sainsbury’s也先后表示不再从金光集团购买棕榈油。 作为一家长期在国内一手遮天的行业寡头,金光集团必然会重新评估NGO在全球商业生态中的巨大影响力,而对于NGO来说,这不过是他们的使命而已。 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人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最有看头的不是各国首脑的政治秀,与他们的无可奈何比较起来,NGO们的热情来得更为直接。哥本哈根会议上所有的政府谈判代表不过1万多人,而NGO代表有2万多人。NGO试图在这个国际社会面对气候问题的关键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响结果的走向。 NGO们的热情是有理由的。历史上因为他们而改变的关键时刻有很多:对卢旺达危机的国际行动就是在美国、法国、英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各国政府进行人道主义游说、施加压力后采取的;尼泊尔阿伦河二号工程的搁浅也是由于当地NGO游说,导致资金撤出的结果。NGO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它们会而且能够撬动政府决策层甚至是国际间行动组织,对政府间行动和政府的决策施加压力和影响。更有甚者,1991年菲律宾政府通过“地方 对于政治的影响,是诸多NGO行动的一级目标,但并不容易达到。 今天他们更多的是以商业和经济的方式与行业和企业对话,用企业认可的方式进行沟通和合作,为完成NGO的终极使命─—保护环境或是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议题做出应有的努力。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其他机构一起合作推出的FSC森林认证,已经成为全球林业市场的“通行证”。企业一旦拥有FSC森林认证这块招牌,就等于表明自己的木材和产品是来自那些经营良好的森林。而且,这个认证还正在形成贸易壁垒:欧盟规定,没有获得FSC森林认证的国外企业,将享受不到欧盟的关税优惠。为了推动FSC森林认证,欧盟出台了一项“贸易鼓励安排”政策。企业如果能贴上FSC标签,可借此向海关申请比例可观的关税折扣。 受此影响,从2001年-2009年,近两百万公顷的森林面积通过了该项认证。在中国,通过该项认证的企业数目从最初的7家上升到了1000家,就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的所有木地板和房门都通过该项认证,以此支持绿色奥运的理念。 NGO推动行业标准的结果是,它不仅仅影响某一个企业,而是通过几个领先企业作为表率,影响整个行业甚至产业,进而去推动国家层面制定出更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这正是NGO所希望看到的——社会秩序、环境和商业规则因为他们的标准而改变。远不止如此,在企业社会责任无法逃避的今天,NGO对改变企业自身的商业模式、逻辑甚至战略上的影响都无比深远。比如,血汗工厂的话题。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众多跨国公司的话题,可口可乐、GAP、沃尔玛、耐克等许多国际巨头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这次轮到了苹果。 与许多美国公司一样,苹果的制造业务主要位于海外,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2006年,外界批评苹果iPhone的代工厂富士康的工作环境恶劣。苹果也通过调查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并承诺改进。在马来西亚,苹果与另外3家公司以及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工会组织共同开展了一个试点项目,希望借此帮助两家马来西亚工厂提升对国外合同工的管理水平,包括为工人提供与法律和权益相关的文化指导和教育。苹果表示,该公司将把从中学到的经验推广给所有供应商,并将继续对供应商进行审查,对于屡次违规的企业,苹果将不再与其合作。其实,这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选择问题,对于许多供应商来说,这或许是个生死攸关的话题。如果做不到苹果的标准,一旦被踢出局,他们的生存或许都是个问题。 NGO在中国 很难具体考证中国的NGO历史从哪年开始。但是近年来,中国NGO的发展似乎都与一个词有关:灾难。1998年是中国NGO的启蒙时代,“抗洪救灾”是那一年绝对的关键词。对于当时的企业家来说,能够在央视的赈灾晚会上代表公司为灾区捐一笔款是最时尚的做法,即便如此,对于羽翼未丰的民营企业,上晚会捐款还只是属于大型国企的殊荣。 那时的普通百姓对非政府组织的印象,多半还是代表希望工程的那双大眼睛,以及灾害发生时在电视上号召公众捐款的中国红十字会这类半官方机构。以至于当人们谈论起NGO时,不得不特意跟人解释这是哪几个单词的缩写。1998年大洪水之后的灾后重建工作以及官方对环保的重视,使得NGO开始在中国扎根。 更重要的是,面对洪水暴露出来的太多环境问题,国家在政策层面将环保列入了政府重视的项目;以梁从诫、杨东平等文化学者发起成立的“地球之友”(应为“自然之友”,本站注)开始开展群众性的环境教育和环保读物的出版工作。前社科院研究员廖小艺(应为“廖晓义”,本站注)发起的“北京地球村”也通过协助拍摄环保纪录片和组织公众活动的方式宣传环保理念。但是,放眼全国,在那个时候真正以专业方式开展工作的NGO还寥寥无几。 6年之后的2004年,这是一个在中国NGO历史上不得不书写的年份。那一年,印度洋海啸给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更多的终极思考。面对越来越频发的自然灾害,NGO应该成为一种政府之外将民间爱心集中起来的力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而电视画面中,国际NGO在受灾地开展的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后重建,也为国内的有识之士带来启发。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在这一年,随着不断成长的NGO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是年6月1日,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国内企业和个人出资设立非公募基金会,鼓励企业和个人参与公益事业。该条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由此开始,所有的NGO确立自己的“名分”,使“非公募基金会”这种民间组织形式得以正式落户中国。 政策的受益者不仅只有国际大牌NGO,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成立基金会,而受政策预期的影响,更多的民间NGO在全国各地纷纷注册。就在《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的4天之后,王石、冯仑等数百名企业家在腾格里沙漠发起成立阿拉善生态协会,首次将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写入自己的宣言。 2008年,注定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永恒记忆。更重要的是,汶川地震牵动了人们心底的善念,点燃了中国全民慈善时代的火种。也是这一年,NGO的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NGO步入了各自发展的快车道。 汶川地震的救援使中外NGO得以在一个平台上共同奋战,也让国内的NGO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地震初期,西班牙的一个NGO,只用两三个人就组织、支持了15万灾民的日常用水项目;而一个拥有100多位志愿者的国内NGO,只服务2万人却乱作一团。 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本土NGO也开始认识到,仅靠一腔热情无法撑起NGO的理想,要想使NGO组织能够长远发展,必须做到专业化和差异化。 当CSR遇到NGO 对于企业,汶川地震在刺激了他们公益热情的同时,“捐款门”事件频发。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思考如何使企业的公益行为不只是一时的“有感而为”,而应当变得具有可持续性。换句话说,企业也希望能利用自身优势,长期为利益相关者带来好处,而不是简单的捐款捐物而已。 在今天,企业社会责任(CSR)早已经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名词,实际上它正在成为企业构筑自己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不用考虑有多少企业在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只要去看看企业都是在怎么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领域,企业与专业的NGO之间有太多的合作空间。 比如在成熟市场,无论是生物科技、医学创新、食品安全还是教育、科研等领域,大部分人的一生很难不与NGO发生联系,无数大大小小的NGO和基金会正在全方位地影响着世界。在艾滋病领域,全球基于艾滋病的科研攻关大多得到了盖茨基金会等基金的资助;在农业新技术研究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一直默默支持;甚至在种族平等、防止核扩散、提升儿童营养等多个问题上都能看到NGO的身影。 在美国,合法注册的NGO总数已经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美元,解决了900万人的就业问题。大量NGO广泛活跃在慈善、教育、文化、艺术、环保等多个领域,NGO年总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7.5%。有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非盈利部门公益捐赠3076.5亿美元,约占美国当年GDP的2.2%,占美国当年联邦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10%左右。也就是说,不考虑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部门社会支出,仅美国民间当年就有占GDP2.2%、财政支出10%的社会资金投入到社会救助中。而在中国,2007年的公益捐赠占GDP的0.09%,2008年占GDP的0.27%──即使是全民慈善激情爆发的2008年,这个数字与美国市场比较起来依然差距太大。 我们有理由相信,NGO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将逐步提高。前提是,需要大家了解NGO 和他们的使命,并让越来越多的人跟他们一起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除了监督,更多的NGO通过选择与企业合作,影响合作伙伴。比如,为了解决麦当劳包装对环境的污染问题,美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专家就曾与麦当劳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出一种保温性更好、存储方便且减少漂白工序的薄纸包装,用来取代之前对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的塑料包装盒。薄纸包装一直沿用到现在,为全球数量众多的麦当劳店减少了大量污染。 这样的情形,中国也正在发生。NGO和企业与政府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执行CSR战略,帮助公司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识别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还能推动政府制定相关的法案,他们的报告很多时候甚至能影响政府决策。对于企业而言,需要做的是,学会用NGO的语言和逻辑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也帮助自己的持续发展。

笑蜀:包容“异见”才有动态稳定

笑蜀:包容“异见”才有动态稳定 动态稳定说了好久了,到底什么是动态稳定?最近轰动一时的“扔钱 门”,算是给我们上了一课。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到中国人民大学做演讲。开讲前突然有男 子站出来,一把纸币朝他抛去,并大喊“伍皓,五毛”!五毛的特定 含义众所周知,这抗议够惊险,够刺激。 但结果如何?结果很平静。冲突双方非但没有大打出手,反倒私下短 信往返,另约时间聚谈。相比于某些地方动不动就把抗议者关进精神 病院甚至送去劳教,文野之别何啻天壤。 可见,民众抗议未必那么可怕。只要具备正常的处置能力,就不难化 危为机。具体到“扔钱门”,抗议者的明智固然值得赞赏——以一把 纸币做道具,既高调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也不乏克制和理性。伍皓的 应对则更不俗。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泰然处之,甚至没有打断演讲的 进程。 这种得体应对不是靠权谋就能得来的,它需要某种定力,即对现代文 明的学习能力,对民众抗议的正常的理解能力。这在伍皓后来跟网友 的对话中表达得很充分。不妨抄录几段: 我这儿特别强调,就说行为表达也是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公民的表 达权可以是言论的表达,可以是话语的表达,也可以是文字的表达, 我觉得行为艺术,行为表达,也是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 我们这个社会确实需要一些宣泄机制,这个非常重要。邓小平同志很 早就说过,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就一直主张要尊重和支 持人民的宣泄权利。 而最令人瞩目的,是伍皓对“异见”罕见的大度。他宣称: 对我们的制度、法制,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异见”,我们叫“异见 人士”,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希望我们的民族复兴, 希望我们国家强盛。……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下,多元思想、多元的一 些意见,都应该得到尊重,这叫存异。只要在这种求同存异的理念指 导下,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可以和政府实现良好的和良性的互 动,走向合作。 “异见”原来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多元社会的常态。文明社会的执政 者应该坦然面对“异见”,应该与“异见”共存甚至共荣。伍皓的这 种理解无疑很接近现代文明。伍皓也是常人,跟他的很多同僚一样, 恐怕也犯过而且还会犯很多可笑的错误;只是因为这种对现代文明的 学习能力,才使他高出他的很多同僚。 伍皓说得好: 我觉得装大度是装不出来的,有什么的理念和认识,表现出来的一些 行为和动作会是自然而然的,如果你平时就是一种权力意识,而不是 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总是认为自己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就是把自 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上,如果脑袋里是这种意识的话,碰到类似的 事件反应就会截然不同,可能就会勃然大怒,发生争执,肢体冲突, 争抢等一系列的非理性的举动。 非但没有像某些同僚那样跟抗议者肢体冲突、争抢,反而主动为民众 抗议脱罪,为民众抗议去污名化。让民众抗议回到常轨,从而创造条 件使执政者跟抗议者可以良性互动,伍皓的这种努力,提示了中国社 会的另一种可能。中国的政治社会是基本稳定的,所谓民众抗议往往 不过是要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秩序。所以, 面对民众抗议放松一点,天不会塌下来。 所谓动态稳定中的“动态”,天然就包含了“异见”,包含了反对。 只有能够包容“异见”、包容反对的稳定,才是真正的动态稳定,也 才是可持续的稳定,健康的稳定。在这个问题上,伍皓做出了正确的 选择。 来源:南方周末

一个错误观念的后果

-- -- 一个错误观念的后果 许小年教授在评论房地产政策调控的“10号文”时候,提到该文件只字未提土地供应和货币供应,只要“18亿亩”的红线不动,百姓就认定房产是 稀缺资源,晚买不如早买;只要货币政策继续松宽,通胀预期就是挥之不去的幽灵,购买实物资产就是防止存款贬值的最佳选择。 许教授说,要抑制房地产泡沫,首先要改革土地制度,增加土地供应,打破政府垄断,利用市场机制平抑地价,彻底消除“房产永远是稀缺资源”的预期。要想改革土地制度,就必须平衡地方财政预算,舍此便不能切断地方财政和土地的联系。 应该说,关于土地制度和房价之间的关系,许多论者都已经反复论述,反复重复。所谓18亿亩耕地红线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严肃的经济学者都不会认同。 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耕地事关粮食安全,而人不可一日无粮,粮食安全自然是天大的事情。这套逻辑,貌似非常强大,也被决策层反复重申所坚守。 历史的看,观念的威力甚至超过了原子弹。一个流传广泛的错误观念影响深远,而一个掌握了决策层的观念则可以为祸一方。 18亿亩耕地红线大约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一般公众, 对于土地市场粮食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也许不甚了了,因此也不能苛求,观念和观念之间保持竞争,保持必要的张力,是人类理性力量的体现。 但是对于决策体制来说,他必须基于一定的观念和逻辑,演绎出政策选项,而不同的政策选项都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后果。因此,决策系统应该和专业化的知识体系进行充分的对接。 这意味着,需要确保充分的信息,有效的辩论,尊重知识的专业性,确保合理的结论进入决策视野,然后再根据民主程序,做出决策。这才是彰显理性精神的制度安排。社会现象千差万别,如果没有有效的信息和充分的辩论,那么人人都类似盲人摸象,很可能迷失在信息黑洞中。最可怕的是某些特定的观念在决策者脑海里所固化,并且信誓旦旦,三令五申,自我强化,通过政策祸害社会。最近这些年耕地红线和土地制度的政策轨迹,大抵就述说了这么一个悲剧故事。 客观来说,温家宝先生的政治理路,给人一定的想象空间,也使人们滋生好感,尤其是温家宝先生今年以来的多次发言,从倡导尊严,到强调民主,到撰文悼念胡耀邦,这些都显示了其作为政治人物的视野,人文精神和历史责任感。但是迄今为止,基于一些陈旧观念而产生的对经济和市场的理解, 限定了温在经济政策上所能施展的空间。一个错误的基点,导致一系列错误的政策的出台,在房价调控领域颇为典型。这些经济政策的失误严重消解了温的政治理路,对冲了很多温本来可以保守下来的政治遗产。
Loading

Tweets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Google Ads 1

CDT EBOOKS

Giving Assistant

Amazon Smile

Google Ads 2

翻墙利器

请点击图片下载萤火虫翻墙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