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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农建:解决西藏问题的四个策略选项

2012-12-28 解决西藏问题,至少有四个策略选项。其优劣各不相同,我们不难对之作一分析比较。 选项一:外交解决 西藏不安定的根源在于流亡藏人运动作为麻烦制造者在境外的存在,北京对之鞭长莫及,既无法征剿又不胜其扰。此一策略选项即是通过外交沟通,促成他国限制或禁止流亡藏人在其境内的活动,从而使流亡藏人运动消亡。 此方案的优点是,不涉及国内,只是外交上利益交换,花钱消灾。 此方案的缺点是,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却耗费不小。一方面,外国政府不可能不考虑自身的国际影响,为他人作嫁衣裳而打压流亡藏人。另一方面,西藏问题对他国而言,也是一个有利的外交筹码。如尼泊尔帮中国限制藏人的活动,显然是需要北京支付代价的。又如每当某一西方国家支持达赖时,北京一方面抗议,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做出某些利益让步,亦同此理。流亡藏人运动的大本营在印度,对印度而言,除非中国以某种利益作交换,印度亦不可能为中国而得罪西方国家。倘若有一天印度忽然愿意甘冒国际社会的指责,为中国而彻底禁止流亡藏人在其境内的活动,那它可能多半也会要求以中国承认印度对藏南地区的占领作为交换条件。显然对他国来说,最符合其利益的,是既不为他人利益而自找麻烦,自招国际社会的指责,又留下这样一个筹码,可以不时用来作利益交换。 选项二:关门主义 即继续采用现有策略,以拖延战术,让达赖老死在境外,坐待流亡藏人运动因此而消亡。 此方案的优点是,可维持现有局面,短期内无风险。这符合沿袭旧制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执政为官之道。 此方案的缺点是,迄今北京为抗衡流亡藏人运动的渗透和影响,不得不年复一年地,一方面消耗外交筹码,以利益交换来换取他国不支持或少支持流亡藏人运动,另一方面对内以巨额财政资源来安抚藏民。倘若达赖在境外去世,西藏问题很可能会长久化(参见周农建的《西藏问题有可能长久化》),即分裂动乱的源头在境外延续,致使西藏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 选项三:欢迎回归 由于达赖喇嘛对藏人有巨大影响力,因而他成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北京不妨以宗教或人道理由,争取达赖喇嘛回归,通过容一人而安一方,以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回归,意味着藏人心中的圣地从境外的达兰萨拉回归境内的拉萨,继任的达赖也将在境内产生,避免了未来两个达赖之争,海外藏人运动将因此而消亡。此为成本最低的方案。 此方案的缺点是,将西藏问题说成仅仅只是达赖的“个人前途问题”,达赖难以接受,因为这等于政治自杀,在流亡藏人内部亦会有巨大阻力。故而,若采用这一方案,则不仅不应当强调,反而应当避免将此方案从“个人前途”上去说明,而应当从传教弘法的宗教理由,或从中央政府对年老达赖的大度和宽容,即人道理由去解释。 另一个代价稍大的回归方案是,欢迎全体海外流亡藏人回归。北京与其年复一年地以高昂代价安抚境内几百万藏人,以抗衡海外流亡藏人运动的影响,不如以一次性的代价,高价招安只相当于境内藏人总数几十分之一的全部海外藏人。从长远来看,其成本可能更低。具体操作可比照当年安置印度尼西亚、越南归国华侨的方式,以较高标准,招纳安置归国流亡藏民。为减轻一省一区的负担和避免不安定因素,可各省对口接纳安置。对于流亡政府官员,则比照抗战时的三三制,或建国初对原政权留用人员的办法安置优待。 此方案的优点是,避免了将西藏问题只当成达赖个人问题。北京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这是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它考虑了境内外全部藏人的利益,包括所有海外普通藏民和所有流亡政府官员的利益前途等问题,故而流亡藏人内部对之抵触会相对较小。此方案实际上包含了达赖回归。由于达赖喇嘛对海外藏人的影响力,此方案是否可行,达赖喇嘛的意向是一个关键因素。 此方案的缺点是,一次性成本不低,而且牵动地方当局,北京内部可能会有阻力。 此一选项的实质是,以优待政策招安其人员,但不涉及西藏政治体制的变更。 选项四:允其自治 此一选项是接受流亡藏人的自治方案,这意味着回到1959年以前的格局,或类似今日香港的一国两制。 此方案的优点是,由于它实际上包含了上述回归方案,也同样意味着海外流亡藏人运动的消亡。西藏可以因此而有一段时间的安定。 此方案的缺点是,藏人的民族独立意识会在这种自治体制下孕育成长,因而经过一段平静期,会有更大的民族自决诉求,会出现更大的不安定局面。 由于流亡藏人没有讨价还价的实力,除非北京出现误判,此方案较难实现。另外北京内部亦会有极大阻力,如西藏现有庞大党政系统的干部,包括藏族干部会因之而失去既得利益,而必不会接受。如果保留西藏现有党政班底,则等于是选择了上述选项三中的全体回归方案,即占少数的流亡政府官员被安置于占多数的中共干部中,不可能左右大局。 四个策略选项的比较 上述四个选项中,“外交解决”和“关门主义”属于防堵之策。“欢迎回归”则属招安之策。对北京而言,从成本和风险效益综合考虑,招安之策优于防堵之策,而防堵之策则优于选项四的“允其自治”。 今日西藏问题对北京来说是流亡藏人运动作为不安定的源头在境外存在。它并未公开主张暴力,却又柔性地向境内渗透,北京无法越境征剿。若一直采用防堵之策,则意味着一种旷日持久的的消耗性对峙。与其这样了无终期地干耗下去,不如改防堵为招安。 争取达赖和流亡藏人回归是否可行?这取决于双方的认识和交集。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北京曾争取过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回归,但当年达赖喇嘛误判形势而要价过高,未能达成交易。1989年达赖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其信心更加膨胀。然而几十年的努力过去了,独立仍然是镜花水月,而达赖如今已到暮年,来日无多,于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中出现的变化,北京应当适时调整策略,重新争取其回归。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流亡藏人可以在境外对北京造成持久的麻烦,他们为什么要接受招安而不继续扮演麻烦制造者的角色,直到北京不堪其负而妥协呢? 流亡藏人固然可以继续坚持其麻烦制造者的角色,但以为由此便可以迫使北京妥协,或以为只要能熬到中国“政治民主化”,西藏独立便会有希望,则是一厢情愿了。西藏之于中国,不同于独立前的印度之于英国。中国统治者的思维也不同于当年英国人的思维。藏人实力不足,不可能仅靠制造麻烦和国际社会的声援而实现独立目标。中国未来即便政治制度变更,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什么两样。须知当年满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对西藏的立场与今日北京当局的立场并无多大不同。 流亡藏人若坚持不归,虽然可以给北京带来持久的麻烦,消耗北京巨大的行政资源和外交筹码,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权衡,则是宁可破财,不可失去疆土。所以,最差的结局是双方打消耗战,看谁能熬到最后。北京虽然长期破财,而流亡藏人却是长期寄人篱下。毕竟西藏今日是在北京之手,而非在流亡藏人之手。 对北京而言,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手是否有成功的可能,而仅在于如何以较低代价,实现西藏的长治久安。故而对当局来说,理智的做法无疑应当是,先尽力采用低成本的策略,争取达赖或流亡藏人回归,“一次搞定”。至于关门主义的长期消耗战,只应是最后不得已的选择。当局不妨摆出姿态:大门永远敞开,顾及对方体面,以利益优待之实(即便冠以政治解决之名),欢迎其回归。那种要求对方折节自辱,乞求宽恕回国的思路,既不现实,亦显得意气用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应将欢迎回归看成仅仅是便宜了他人,更应看到是省去了自己长久的麻烦。 当年中共席卷大陆,招降纳叛,“和平解放”、“通电起义”者不胜其多。接管地方,留用旧人,改编数百万军队,可谓豪气干云,顺风顺手。今日北京坐拥数百万雄兵,在藏区经营达六十年,该不至于会忽然失去自信和远见,会因一介暮年老僧的归国,或至多区区数万藏人的回归,而举国惶恐,或将招安之策理解为裂土封王,拱手让权。 争取藏人回归无论成功与否,对北京将有两便:若其归来,则北京得其实,即以一次性代价,消除了境外动乱之源,从长远来看,节省行政和外交成本;若其不归,则北京亦得其名,即已显示诚意,而得以占据宣传和道德高地,且并无损失。 海阔天空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2a891701019hc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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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玉树地震灾后重建2.78亿建设资金闲置

审计结果显示,2.78亿元建设资金闲置未发挥效益。 具体情况如下: 2010年8月,青海煤业集团收到玉树州煤炭供应设施项目建设资金800万元,由于建设用地一直未能解决,至今尚未开工建设,造成建设资金一直闲置; 2010年10月,青海省交通厅收到省道309多杂路、珍称路的建设资金共2.4亿元,因2个项目的施工单位发生变化而延期建设,造成建设资金一直闲置; 2011年4月,青海省国土资源厅收到地质灾害治理专项资金3000万元,由于玉树灾区地质灾害治理项目重新作了调整,上述资金无法落实到具体项目,而一直闲置。 审计结果公告称,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青海省人民政府已责成相关单位整改。青海煤业集团供应设施项目于2011年10月22日开工;青海省交通厅根据建设项目的进展情况,结合工程施工进度,已累计拨付项目建设单位1.7亿元;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已将3000万元地质灾害治理专项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 邹立 http://fg4hf6g54h.blog.sohu.com/2326856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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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珠”帮你走近藏人

你种下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就像不管你就走到哪里,你的影子总跟着你。– 嘎玛的爷爷说。 关于藏区,藏人,藏传佛教,藏区旅游,二、三十本书总是看过的。西藏去过几次,西藏周围的藏区,包括青海、川西、云南都去过,只是没有走过甘南。我甚至还跑到尼泊尔的流亡藏人难民营,印度的达兰萨拉和白拉库比去了解藏人。然而,刚刚看了刘鉴强老师的“天珠:藏人传奇”,感觉一下子向藏人靠近了许多。那天在和鉴强老师的见面会上,我还几次发言,甚至代替鉴强老师回答问题,现在想想,都感到有点脸红。我那点对藏人文化的了解,比起鉴强老师,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天珠”真是一本了解藏人的好书。鉴强老师对书中主人公数百小时的采访,多次和他们一起深入藏区,和最普通的藏区老百姓交往,结果是他写出了我看到的最深入,最细致,最到家的对藏人和藏文化的描述和记录。 “天珠”选择了大致十个当代藏人代表,完全客观地为他们写生,这其中有他们的追求,痛苦,彷徨,失意,挫折,甚至打架,失恋,僧人还俗等等看起来是负面的故事。但也正因为如此,所有人物都变得丰满而可信。 书中没有任何刻意的宣传,尽管他们中至少有一部人在当今全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主人公没有一个达官显贵,最大的官好像只是青海省最穷,最偏的一个县的宣传部长。那个宣传部长还是一个不务正业的部长 – 他的全部精力都在保护三江源,保护可可西里的野生动物,和对最穷苦人的关心和照顾。用书中的话说,他的部长办公桌上,总是厚厚的一层土。 十几个主人公,除个别人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念过大学的藏族知识分子。说他们是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独立思考的人格,都为藏区和藏文化所面临的危机而忧心忡忡,并以自己的方式竭力保护和传承藏文化。 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和汉文化,以及中国发达地区,或者全世界发达国家的主流文化十分不同的藏文化和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人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集中体现在自律,诚信,和关爱众生(包括自然界的动植物)上。 无数的生活经历让他们明白,和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很多事情,“体制内”是没有办法的。因此,他们组织了不同形式的NGO(非政府组织),发动老百姓自己保护自己的家园,免受经济发展大潮的冲击和破坏。客观上,他们的并没有响亮的口号和理论的行动,保护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几十亿人的生命之源。 (最近崔永元炮轰湖南省教育厅,称他们不作为。其实,站在体制内的角度,湖南省教育厅没错。他们自有他们的“责任”和“范围”。如果你一个崔永元搞个什么项目,教育厅就动一动,另外再有个李永元,王永元,都来搞一下,堂堂的省级权利部门还有什么权威?) 书中的主人公大致来自四个地方,西藏昌都地区的贡觉县,青海玉树州的治多县,云南迪庆州的德钦县,和四川甘孜州的康定县。 他们都有具有个人特色的经典格言。 仁青桑珠说:“我们村民保护环境,是遵从传统文化,很快乐地去做,没有其他目的。而外面的人做保护环境 – ”,他两手伸出,做了一个拧湿衣服的姿势,“是被法律和钱挤出来的。” 第一男主角嘎玛桑珠说:“什么是天堂?不是穿得好,吃得好,而是进入佛教的深处。。。打个比方说,修行人的幸福就像尝到了果汁的滋味,而我们看到的只是果汁的外包装。我们知道配方、原料,但并没尝到味道。尽管尝过果汁的人努力告诉我们这果汁这么甜,怎么酸,我们这些只看包装的人都无法想象那滋味到底是什么。” 嘎玛还说:“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不要老想什么藏民族啊,汉民族啊,也不要老想文革之类的旧账,佛教是为众生的。” 这个在我看来最典型的藏族精英又说:“对西藏文化威胁最大的不是文革,文革破环的只是表面,实质上没有多大冲击。现在冲击最大的事全球化,是商业化,是钱,是追求享受。这一路你也看到了,喇嘛和年轻人喝的是什么?不是酥油茶,不是奶茶,是百事可乐。外来的商业文化冲击进来,藏族人根本无法抵抗。” 嘎玛是虔诚的佛教徒,同时是一个杰出的商人。他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等于一个空房子,房子越盖越大,里面越来越空。我们越来越发达,越来越不太平,到处发生战争和恐怖袭击。怎样才能和平?是原子弹吗?是强权吗?如果有佛教哲学在那大房子里,就绝不会有战争。” 但是对佛教,他有自己的思想:“西藏佛教是讲慈悲的,当在我看来方法不对,在寺庙和佛像上花了太多的钱,如果花到其他方面会起更大的作用,比如在贫穷的村子里办教育,培养出一个人才,会有多大的功德的?。。。光修寺庙和佛像,保护不了西藏文化。” 书中的第二男主角扎多说:“对藏族文化的破坏,商业比文革更严重。文革的摧残,藏人可以用内心抵制。但在钱面前,大家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化。” 他又说:“青藏高原就像一幅名画,这张画宁静、和平,像是理想世界香巴拉。可是人们随便糟蹋她:旅游、开矿、炸神山、砍森林、修大坝,青藏高原衰败得似乎连喘气的力气都没了。” 扎多读过大学,是藏人中为数不多的不信教的人。他说:“如果我坚信因果,那么只要努力去做,种因就行了,不必管果。但我不像仁青和嘎玛,我做不到,我需要在逻辑推理上说服自己,我需要科学结论。。。。不只是普通藏民,其实人人都迷信,如果人人不迷信,都明白了,那就达到佛的境界了。我们的迷信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比如说我们相信一种牙膏能让牙变白,因为中央台做广告了。这不是迷信吗?我们迷信得厉害,迷信唯物主义,迷信发展主义。我们掌握的知识太少,但往往凭着这些小知识来判断整个世界,狂妄无知。 扎多说:“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过今天这样的物质富裕,我去过埃及、印度,与他们相比,中国物质足矣,但失去的是健康的情绪。我们喝果汁嫌没滋味,住宾馆嫌无法上网,以前步行几个月的距离,坐飞机一小时就到了,但我们嫌飞机晚点,嫌坐飞机太热、太挤、太累。我们没有幸福感,没有人之间的信任,没有社会的和谐。我做环保不仅追求环境美,更重要是追求人间的和谐,各阶层的和谐,各民族的和谐。很多人认为,你的和谐不是我的和谐,其实不是这样,没有小和谐不是存在于大和谐中。“ 他说,“我和仁青、嘎玛最大的区别是信仰,我们的传统从1958年就断了,没有佛教,而他们的传统保存了下来。传统的不同决定了做事方式的不同,对他们来说,佛教是第一位的,他们用宗教看一切,我用现代知识看一切。 我们还有不同,嘎玛是乡里走出来的商人,仁青桑珠是喇嘛和农民的代表,而我上过学,是走出家乡的干部。我们这些上学的人有太多毛病,太小聪明,太自私,算计自己的事情多,防范心多,容易受挫折。嘎玛不,他是劳动人民的特点,对人真诚,心胸宽广,如果事情不成了,天要塌下来,他照样乐呵呵。他不是“百折不挠”那种艰苦的奋斗,而是很快乐地对待一切挫折。当了干部的藏族人就跟老百姓不一样,我们想的是目标、计划、执行、总结、组织架构、分工。嘎玛慢腾腾的,软和和的,好像没什么计划,散漫,结果他最有成绩。佛教让他相信:播下种子,就会收获果实。” 扎多不信教。但是,在亲身和嘎玛等虔诚的佛教徒的接触中,他也看到了藏人的根:“人们还以为藏区是梦想中的和平之地。可如果没有佛教,藏民会变成食肉动物。” 另一个主人公木梭来自云南迪庆州的德钦县。他说:“要吸取丽江古城和香格里拉(中甸)古城的教训,我们既要发展旅游,让居民享受发展成果,有不能失去淳朴的民风和传统文化。” “天珠”和其它同类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探讨了藏族精英在种种现实问题中的苦苦挣扎和探索。宗教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藏文化面临滚滚物欲浪潮冲击下的脆弱性,层层腐败政府官员对藏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的破坏和阻力,都是他们这些小人物难以左右,然而又是难以回避的课题。 作者在书的最后,接着嘎玛的梦(嘎玛十分相信梦会预测现实的发展),讲了自己在理解这些藏族朋友的信仰中的困惑。 他说:我希望他的博物馆成功(嘎玛在筹备一个藏族文化博物馆),很高兴他充满信心,但我对他信心的来源感到陌生。我的信心来源于我自己的过去和对未来的梦想,但当我说“梦想”这个词的时候,与做一个梦毫无关联,梦只是梦,是我的头脑在睡眠时开的小差,与“神启”无关。换句话说,我信心的来源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而他不同。 如果一个汉族朋友对我说昨晚做了一个美梦,预示着他要成功,我可能会笑他“瞎扯”。但对嘎玛的梦,我不敢贸然置评。他的精神世界是那样丰富,他的自信来源于对佛教的信心,而这自信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相信梦的启示和占卜这类外人看来迷信的行为。 如果我不了解他,也会像别人一样笑他,但我知道信仰令他的内心多么坚强,胸怀多么宽广。所以当他说“梦”时,我心情复杂,不仅难以置信,也感到惶惑羞愧。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很小,而他的世界很大:山峦可以挡住我的视线,却无法限定他的视野。 鉴强老师说,这是两种文化间的鸿沟,我是一个“加”(藏人对汉人的称呼),来到这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尽量既不自大,也不自卑,怀着一颗探索的心,跟随这些藏人的脚步,请他们给我打开一扇门,进入更大的世界。有一点我很确定:对于这个世界,我是一个无知者,尽管我自居在“文明”之地,但就像青藏高原的一只旱獭,看似雄距世界之巅,视野所见,不过是自己黑黑的洞穴和几棵草根。 对于异族文化,我向来持这种立场: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别人。要想了解别人,就要向鉴强老师一样,努力“怀着一颗探索的心“,请那些我们实际上并不熟悉的朋友“给我们打开一扇门”。 过去,有的朋友说,藏人愚昧,他们上千里地用自己的身体丈量过去,为了什么? 我去印度,也有朋友说,去那里干什么,又脏又乱。 可是站在藏人和印度人的角度,他们可能会说,为什么要和汉人交朋友?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人,什么都敢干,食物里敢掺毒品,房子、公路敢造成豆腐渣工程,有了钱敢公开包二奶,人和人之间没有信任,为了抢爹娘的遗产,兄弟间敢大打出手!这个民族最野蛮,最虚伪,最缺乏“礼义廉耻”! 我知道,上述对藏人的评价,对印度人的评价,对汉人的评价,都不公正。评价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必须低下头来,认真去体会人家的内心世界。 我们汉人在全世界都是特立独行的一个民族,因为在所有的大国中,她是唯一一个不信教,没有信仰的民族。 我们和藏人最大的区别在这里。我们理解藏人的最大障碍也在这里。其实,何止是藏人,我们理解印度人,美国人,欧洲人,非洲人,亚洲的大部分人,都有这个问题。 对比12亿汉人,600万藏人太弱小。没有信仰的汉人,凭借着他们先进的技术和日益充盈的钱包,越来越快地,然而又是无声无息地侵蚀着藏人固有的文化和传统。 我相信,如果没有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必然是汉族逐步同化所有的少数民族,其中,由于地理屏障和宗教信仰,藏族可能排在最后。但被同化的命运难以逃脱。 这个过程不是谁刻意安排和追求的。而是自然发生的。 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当属满族和壮族(唯一两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少数民族)。可恰恰是这两个民族,已经基本被同化。满清统治中国两百多年,刚刚过去了100年,满族语言已经消失,可以称得上是满族文化的一些元素早已融入汉族文化中,满族事实上已经不存在。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再过100年呢? 有思想的藏族知识分子忧心如焚,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解决方案在哪里? 又: 嘎玛桑珠的经商理念,让我想起另一本书“当和尚遇到钻石”。嘎玛和别人合作,一定不拿49%以上的利润。大头一定让给别人。这是他从小得到的佛教教育给他的。当他收购天珠时,人家要价2000元,他会还价:“我给你2万元可以吗?”因为他知道,他再卖出去,就可能是几十万!因此,他成了“天珠王”,所有的人都愿意和他合作。这不是他精明,他也没有上过什么MBA,完全是他的佛教教育所致。而“当和尚遇到钻石”的作者是从印度的色拉寺休行了22年的洋和尚。他是用金刚经的理论指导他的钻石生意,取得了成功。 我们成天讲佛教,其实佛教博大精深,我们实在懂得太少。了解藏人,也正是一个学习佛教的入口。 小土豆烧牛肉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2ed19e01015fg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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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藏独势力的釜底抽薪之法

2012-08-19 1尊重藏人的生活方式。藏人喜欢怎么活就能怎么活着。不要把汉人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藏人。 2不违背藏人意愿去开发,许多开发是掠夺,是帝国主义。 3不搞有组织的移民,有组织的移民是殖民主义。 不仅仅是西藏,整个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官员们又愚蠢,又无知,又傲慢自大,把自己管的地方,甚至整个中国视为囊中之物,任意胡来,一出什么事,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己关起门来作永远的伟大光荣正确,完全没意识到民众早已群体侧目而视己。 藏人不是生活在别人的国家里,而是生活在自己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如果连如何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力都没有,信仰什么,生不生孩子,等等这些事,如果都得要别人审批,日常生活都得看别人眼色行事,如何能认同这个国家? 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很多精英之士为什么要移民?贪官污吏们为什么也向往外国?因为这个国家被搞得几乎所有国民都丧失了认同感,“国家随时随地”“分分钟”想把“我”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谁在这样的国家里能活得安生?这样的国家谁会打心眼里热爱? //@杜导斌:回复@体制外的非主流: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人民的领土,不是奸商贪官们想怎么掠夺就可以怎么掠夺的领土,那实际上中国就不再是中国的,西藏也不是中国与藏人的,而成了贪官奸商们的囊中之物了。 //@体制外的非主流:如果连开发都不能,那还谈何中国的领土 不是开发不能,而是开发与否,如何开发,得尊重藏人的意志,藏人自己会开发的。藏人自己开发,引起的矛盾就不具有民族冲突的性质。汉人按自己的意愿和利益需要去强行开发,其实就是打着开发名义的掠夺!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打着开发旗号强征强拆没有两样。这种掠夺性的强征强拆连我们汉人都同样反感,导致遍地群体事件和种种暴力反抗,在西藏、新疆、内蒙古怎么会不激起反抗? //@体制外的非主流:如果连开发都不能,那还谈何中国的领土? 杜导斌 http://dudaobin.blog.163.com/blog/static/19517713320127199291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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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我们毁了多少“圆明园”?

朱瑞 我家附近有一座小湖,远处望去,和水塘差不多,很不起眼。但是,到了近处,那野生植物的熏香,那动物们踩出的若隐若现的小路,那清清的涟漪,简直天上人间。但是,这座小湖不对外开放,只供周围的居民享受,或钓鱼或划船。那些私家的小船就系在岸边,悠然自得。 加拿大对环境的保护,是中国人无法理解的 。即便如此,加拿大人还是在批评政府,没有好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因此,并不多见的采矿、采油计划,常被迫停了下来。 我曾写过,如果说加拿大是一幅水彩画,而西藏,就是一部艺术史。是的,西藏之美,有种饱含沧桑的厚重。以湖泊为例,简直多得数不完,还有随处可见的温泉、冷泉、热泉。单说拉萨的地下水,其丰富,怕是世上罕见。像拉萨的祖拉康(汉名大昭寺),就是建在一片湖泊之上的。我在拉萨时,几位祖拉康的僧人,最自豪的,莫过于指引我,倾听地下水流动的声音。我常想,这些水,是不是和北方的拉鲁湿地的地下水相通呢?传说,拉鲁湿地的下面,是无边无际的大海,调解着拉萨的气候,是拉萨的肺。 然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军队就在拉鲁湿地挖掘排水渠和修筑道路,经过几十年的“改造”,不要说大海,连一座小湖也不见了,到我在拉萨工作时,沙化已十分严重,每次经过,脸上都会挂一层细沙。还有拉萨市内的流沙河,也被当局“整治”得早就无影无踪了。不久前,我在唯色的博客上又看到了《“拉萨地下水快被神力房地产抽光了……”》一文,很是担心,这一切,将会给拉萨的气候、人的健康,带来怎样的灾难?更可怕的是,这种问题,遍布西藏各地,连那些极为偏远的神山圣湖,如今,也在被毫无顾及地抢劫! 我们总是不忘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之痛,却没有看到,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辱,尤其对西藏文明的摧残, 相当于火烧多少个圆明园?! 不仅如此,我们还把这些殖民罪恶,冠以“发展”“建设”的美名,愚弄、愚昧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其结果是,对2008年的西藏全民抗暴,对2008年以后的残酷镇压,对今天藏人的惨烈自焚,很多中国人,都缺少最基本的认知和理解。 自焚发生以来,我的博客常有一些恶意的留言,都是对自焚的咒骂,当然,我都没有放行,不是扼杀不同的声音,而是,这些声音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所以,每当传来自焚的消息,我都非常难过。在反对殖民的压榨中,西藏,失去了多少优秀儿女?!留住生命,就是留住青山啊。当第49位自焚英雄,草登寺18 岁的僧人洛桑洛增牺牲的悲讯传来时,我与达兰萨拉格尔登寺的一位僧人,谈了好久。他和洛桑洛增一同长大,又同在一位上师的指导下修习佛法。他说,洛桑洛增非常精进,特别对《因明学》,有着与众不同的兴趣。他说,王力雄先生说得好,不能再自焚了,如果每个英雄都这样牺牲的话,我们今后怎么办?剩下的还有什么? 这位出家人还跟我谈到了他的家乡阿坝,如今,当局为了修建电站,正在强行一些村庄搬迁,他的家人,还常发现一些陌生的汉人,到他们的村庄附近勘察矿藏。不久前,上面为了改道河流,也动员了他家所在的村庄搬迁,而村民们聚在一起,发誓,死也不离开这块祖辈留下的土地……. 穿越加拿大这片和平的水泽,远望西藏,那储存过旷世文明的清凉雪域,那世代虔敬佛法的人们,如今,正在面临着怎样的劫难?甚至献出生命,也保不住一座寺院,一座村庄,一条河流的自然风貌。 完稿于2012年7月31日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天葬臺 http://sangjey.blogspot.de/2012/07/blog-post_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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