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012-6-20 14:20:37 这届政府仰望星空，全面开发，东部开发，东部污染，西部开发，西部污染。现在又要开发西藏、新疆，意味着污染西藏、新疆。事实上，西藏和新疆经济发展并不落后，良好的生态是内地所没有的，人民的幸福也是内地所没有的，所谓开发无非是发展工业，污染环境，掠夺耕地，破坏生态，大开发，大破坏，领导政绩，官员掠夺，人民受难，社会动乱。尤其，西藏、新疆生态极其脆弱，一旦破坏，不可挽回，希望各级领导干部手下留德。 季铸教授的博客 http://jizhublog.blog.hexun.com/77055688_d.html
阅读更多这是一组清纯而神秘的旧时西藏贵族美女照片，最早一张拍摄于1920年，至今快有百年的历史了—— 1934年摄街四川理番。阿坝理番藏族，讲“嘉戎”话。这个嘉戎贵族少女，以红珊瑚珠盘成头饰，身穿花衣，腰缠花带，耳带珊瑚银环，为当时贵族盛行的一种装束。图中少女正在吹口弦，奏时用线扯动竹簧，发声清越为竹制口琴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日本和尚拍摄的拉萨贵族小姐 1920年，一位拉萨世俗官员的妻子，头上是假发，头饰受到蒙古的影响 上世纪30年代，阿坝藏区理县嘉绒藏族贵族小姐 1936年摄于甘肃夏河。拉卜楞贵族妇女梳细辫，耳戴金质松绿石珠圈，红珊瑚耳坠，颈中挂珊瑚项链和镂金经盒，穿金丝缎皮袄，獭皮镶边。她一身穿戴，价值千金。 1937年摄于青海玉树。玉树藏族青年妇女有用酥油和黑灰涂面之俗。相传古时藏王因妇女容颜秀丽，为防喇嘛不能遵守清规，于是下令妇女涂面以护佛法。涂面之另一意义谓：高原朔风多历，涂之以滋润肌肤云。 1939摄于四川理塘。理塘牧民少女，细辫如丝，穿氆氆衣，头顶银盾二枚。 拉萨贵族让巴的妻子，1950年拍摄 文刀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807f9150102e544.html
阅读更多是一位美国记者介绍我认识索朗（化名）的。他的英、汉语，都好得如同母语–藏语一样。他有着年轻人少有的踏实和沉稳。连那位美国记者也感慨：”索朗的前途无量啊！”但是，索朗告诉我，如果不是逃到达兰萨拉，很可能，他这一生就毁了。 “我是被父母逼来的。”那天，在索朗的办公室里，他就这样开始了对我讲述他逃亡印度的往事。 “小时候，我的父母总想让我明白，我是个藏人，我的举止要像个藏人。他们并不是抓着我的手告诉我，而是用行动。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都看到我妈妈在供佛，念经。虽然她是共产党机关里的干部。当时，学校一放假，比如周末，我的父母就带我转寺院，色拉寺呀，哲蚌寺呀，大昭寺呀……都是常去的。到了寺院，他们不让我老是磕头，而是要我站着看佛的脸，感到佛的灵气和加持。 “89年，镇压藏人抗议，我都看到了。那天，爸爸带着我和我妹正在转帕廓（环绕大昭寺的转经路）时，突然，前面乱了起来，我就想看个究竟，直往那个巷子里挤，就和爸爸跑散了。刚到冲赛康那边，我就看到十几辆装甲车开了过来，我那时不知道害怕，只是想起了一些关于战争的电影，我就看装甲车上有没有皮带，因为没有皮带，马路会被压坏的。 “后来，我家的院子里住了很多当兵的。我从学校到家里，有半个小时的路程，要经过五个检察站！但是，在学校里，我最好的朋友是汉人，他家的原藉是长春。我们上学放学都和在一起。他家的饭很好吃，有时，我在家里只吃一点点，就去找他。他爸爸妈妈就说：’啊，快进来吃饭，进来。’他的爸爸是开中巴的，我们常坐他爸爸的车。” “如果你留在西藏，工作也会不错吧？”我问。 “不行。 上了初中以后，我就开始反抗父母了，每当学校放假，他们要带我转寺院时，我就说：’我不去！’他们也拿我没办法。那时候，我到处玩，还逃学，打仗，我的身上尽是刀伤。后来，我还去舞厅、酒吧，和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有时，两三天也不回家。我妈妈很是着急，天天跟我说，让我来印度。所以，我说，我是被父母逼来的。” “具体是怎么过来的呢？”我问。 “走来的。我们一共有65个人，走了四十多天。” “这么多天？没让中国兵发现吗？”我惊奇了。 “在边界那边，我们绕了一个很大的弯，那里不是很严，没有巡逻的。快到尼泊尔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那边的生意人，有的还牵着马，坐在那里听收音机，吃东西。我们也跟他们坐在那里。向导说：’翻过这座山就是尼泊尔了，你们就自由了！不过，这里很危险，我们得赶紧走。’就又往前走。那个山顶有很多经幡、麻尼堆。” “你这时是什么心情？”我问。 “我转了三圈马尼堆，向西藏的方向祈祷了一下……”索朗微闭上眼睛，全完沉浸在了往事里。 “到了尼泊尔以后，被抢劫没有？一般的藏人，都会被尼泊尔的警察抢得一干二净。”我又问。 “那倒没有。因为我们有65个人，他们也不敢抢。我们经过一个小镇子时，有个尼姑被警察抓了，我们全部65个人都过去了，他们只有两个警察，最后把那个尼姑放了。后来那个尼姑要去寺院，我们说：’你不能去，他们还会抓的。’那尼姑又和我们一起上路了。 “我们一直走，晚上也走，我脚上磨起的泡，都破了，疼得钻心。又走了十多天，到了一个有公路的地方，才坐上车。有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藏人的村庄。那天正是达赖喇嘛的生日。那些村民，在小学校里，做了很多装饰，庆祝达赖喇嘛的生日。有个人，像是负责的，拿着几个糌粑口袋走近了我和另外几个小孩，说：’你们去挨家挨户要糌粑吧，路上吃。’我们就去要糌粑了。我在父母身边时，什么都不管，连一罐煤气多少钱都不知道，在这里，却当了乞丐。和我们一起出来的那些小孩子，也很懂事。” “我从前一点都不知道，藏人到今天还在逃亡的路上。”我感叹。 “很多中国人不仅如此，还以为他们解放了我们，帮助了我们呢。在尼泊尔，我差点就死了。西藏的山，你知道，都很大，而尼泊尔的山都很尖，很陡。在前边带路的是牧民，走这样的山路没什么，自然就过去了。而我和两个小孩却被隔住了。那里全是悬崖， 有十几层楼那么高，下面是水，虽然不是很宽，但看上去很深，水流很急。我们过不去，又往回走，转了一整天，也没有离开原地。天快黑时，我们都没有劲了，悬崖上还有一些细沙，我的脚下直打滑，待在上面也是死。我就想， 不管了，我跳下去，死也就死了。我就跟那两个小孩说：’我下去找路，你们待在这里吧。’说着，就把背包扔了下去。” “那时你多大？”我问索朗。 “十八岁。我就跳了下去，还好，没有掉进水里。只是那个包找不到了，别的东西丢也就丢了，而那个包里有件毛衣，是我妈妈给我的。” “带路的人呢？”我问。 “早走远了。天黑了，而且下起了小雨，我就穿着一件背心，又累又冷，走到一个稻田里，我倒下了，为了挡雨，我把帽子扣在脸上，几乎立刻，就睡着了。” “能给你温暖的，只有这个帽子…….”我说。 “后来，附近的村子里有人过来，叫醒了我，给我一些糌粑和茶。我告诉他们，那两个小孩还在悬崖上。他们去找了，救出了那两个小孩。那些村民说，困在那个山崖，没有人可以出来。那两个小孩见到我时，都哭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命苦，为什么见一次达赖喇嘛就这么难？！’他们说。” “那两个小孩有多大？”我问。 “一个是十一岁，另一个我记不住了。”索朗想了想。 “他们还在这里么？”我问。 “在大学里学习，剩下最后一年了。”索朗说。 “那个带路的人为什么不等你们呢？”我说。 “不能怨带路的，他们是这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职业。带路的人两边都不讨好。中国方面抓到他们，至少要判八年徒刑，而流亡政府这边，因为他们带路时，多收我们的钱，甚至敲诈，也对他们不好。” “你逃到达兰萨拉是哪一年？”我问。 “1997年。”索朗托口而出。 “1997年，我第一次看到西藏，那时，一点也没有想到，那些花里虎哨的宣传后面，隐藏着这些……” “到了这里来以后，我也受到了文化冲击。因为，两边的教育不一样。不过，我在苏嘉学校那边学习的时候，常想，我一路过来，那么难，为什么我不好好学习呢？” “你想没想过，有一天回西藏？” “我从来就没有感到这里是属于我的，这里，对我们藏人来说不过是临时的住处。但是，我还能回去吗？比如政治上，我是回不去的。尽管我的父母，一接到我的电话就哭，他们也很想念我。” 完稿于2012年5月3日 （本文已被和谐，翻墙搜寻而成，编者按） 图伯特，在破碎与完整之间（朱瑞博客） http://zhu-ruiblog.blogspot.de/2012/05/blog-post_03.html
阅读更多藏族名称的确定 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平等，包括五十六个民族，其中包括藏族。五十六个民族大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划分的，藏族是中华民国时期确定的。 中华民国建国初期，为了对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袁世凯提出”五族共和”。五族共和包括两个含义，一是说汉、满、蒙、回、藏五大族区都是中国领土，二是说汉、满、蒙、回、藏五族都是中国国民。中华民国确定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黑色代表藏族。从此，中国有了”藏族”这个词汇。 满、蒙、回（现在改称维吾尔）都是本民族自己起的名称，”藏族”这个名称却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命名的，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沿用至今。 西藏人称自己的民族为bod，过去译为”吐蕃”、”图白忒”、”土伯特”，现在译为藏族。 历史上的吐蕃王朝 青藏高原，自古生存着一些游牧民族。这些人信仰苯教（藏传佛教的前身），苯教的大法师称为”吐蕃”（读bo）（相当于现在西藏的活佛）。据说，苯教有一万八千年的历史。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与中原的大唐国发生联系。由于这个王朝由许多吐蕃（活佛）组成，唐代汉文典籍用”吐蕃”来称呼这个王朝，原意为”佛国”。吐蕃王朝兴起后，用bod作为自称，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吐蕃王朝以bod chen po（大蕃）来对应唐朝的自称”大唐”。后来”吐蕃”也作为地名，指吐蕃王朝所占有的地域。 由于吐蕃王朝的统一青藏高原，高原的各个部落集团形成为一个民族，后来，吐蕃（bod）演变成为藏族的自称。 唐贞观十五年（641）吐蕃王松赞干布与唐文成公主联姻，奠定了吐蕃与唐”同为一家”的亲密关系。唐长庆三年（823）吐蕃赞普赤绕巴巾和唐穆宗在拉萨大昭寺前建立了象征藏、汉两民族友好关系的”唐蕃会盟碑”。 中国历史对西藏的最早记载的吐蕃国王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的联姻。但以文成公主入藏证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似乎有些勉强。 此后，中原王朝称西藏为吐蕃或者大蕃，称西藏高原的人为蕃人。吐蕃王朝解体后，吐蕃作为地名和族群名称一致延续下来。 吐蕃并入中国版图 西藏正式并入中国版图是元朝。吐蕃王朝解体后，青藏高原发生战乱，四百年没有出现统一的国家。 蒙古人在入住中原以前的 1253年统一吐蕃地区，扶植萨迦派建立地方政权，同时元朝在青藏高原设立了一系列的军政机构。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1279年灭宋占领中原，统一全国。元朝的疆域包括蒙古、满洲、西域和吐蕃。 元朝中期时，将吐蕃人居住区被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域（相当于现在的省）： 一是”朵思麻”，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思麻宣慰司），管辖今青海省大部、甘肃省南部及四川省阿坝一带； 一是”朵甘思”，即吐蕃王朝时的”多康”，设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朵甘思宣慰使司），管辖今青海省玉树、四川省甘孜、云南省迪庆和今天西藏自治区昌都以及那曲专区的东部； 三是卫藏阿里，设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亦称乌思藏宣慰司），管辖乌思藏（即吐蕃王朝时的”卫藏四茹”）及其以西的阿里地区，也即是今西藏自治区所辖区域的大部。 元朝在总称藏族地区为”吐蕃”之外，在讲到藏族地区的各个部分时则常用”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等名称。 由于吐蕃并入中国，又在中国西部，因此有时称之为”西蕃”，”西番”，但还没有出现西藏这个名称。 明朝对藏族地区基本上承袭元朝旧制。 不过因朵思麻一带藏、蒙、汉、回等族杂处，明朝设西宁、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洮州（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东部）、岷州（今甘肃省定西市岷县）等卫管辖，故称这一带为西宁卫、河州卫等，不再用”朵思麻”作为汉文地区名称，又因这一地区邻接西海（青海湖)，所以又习称为”西海”，今称青海省。 对”朵甘思”地区，明朝设朵甘卫。 对于元代的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区，明朝分设乌斯（思）藏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明代的文献中常见”乌斯藏大宝法王”、”乌斯藏阐化王”等，可见明代文献中的”乌斯藏”是有明确范围的地域名称。 明代小说《西游记》中描写的猪八戒就是乌斯藏国人。 明末清初卫拉特蒙古固始汗联合藏传佛教格鲁派统治青藏高原，因此清朝兴起时是通过固始汗与藏族地区建立关系的。蒙古语称吐蕃为土伯特。清朝早期的文献称藏族为”图白忒”，清顺治帝时称藏巴汗为”图白忒部落藏巴汗”，称达赖喇嘛为”图白忒部落达赖喇嘛”，这里的”图白忒”即源于蒙古语的”土伯特”，而蒙古语的”土伯特”又源于”吐蕃”，即源于藏族的自称bod。 清初，中央设置理藩院（后改部）专管蒙古、土伯特事务。1751年建立西藏”噶厦地方政府”。 到康熙帝时，清朝与藏族地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清朝逐步了解到藏族地区各个部分在政治、社会、民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各部分的名称也不相同。除继续用”图白忒”统称藏族地区外，清朝将达赖喇嘛、班禅喇嘛所居之地沿用藏族的习惯称为”乌思藏”、”卫藏”。 中华民国成立后，沿用了历代藏人治藏的做法，西藏一直由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按照宗教的方式管理，中央政府不派人入藏。但达赖和班禅要经过中央政府册封。 西藏一词的来由 西藏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朝中叶。 清朝为什么在沿用”图白忒”、”土伯特”、”乌思藏”、”卫藏”等词之后，又造”西藏”一词来指”卫藏”地区呢? 清朝文献中大多称西藏为土伯特国。康熙皇帝在提到土伯特时用了”西地”一词，意为西方，并非地名。但从此西地成为吐蕃的代称。 “图白忒”用作地名时泛指青藏高原，不适合用来专指卫藏地区，而”卫藏”中的”卫”字，与明清时代军政机构中”卫、所”的”卫”字相同，也不宜用作某个地区的专名。而藏文”卫藏”中的”卫”字恰与满文中的”西方、西方的”（wargi）一词的读音相近，且卫藏地区又处在中国的西南部分，因此可能是”卫藏”一词先在满文中译为”wargi Dzang”，即”西方的藏”，再从满文译成汉文，即是现今常用的”西藏”一词。 乾隆以后的汉文史籍中”西藏”已成为通用的固定名词，而”乌思藏”、”卫藏”的名称不再有人使用。 民国时期又以”藏族”代替”吐蕃”、”西番”、”番族”等称谓，成为汉语对青藏高原世居民族的族称。因此，他们的语言被称为”藏语”，文字被称为”藏文”，他们信仰的佛教也被称为”藏传佛教”。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清朝没有以”西藏”代替”乌思藏”、”卫藏”的称呼，对藏族就应当沿用”吐蕃”、”西番”、”图白忒”、”土伯特”的称呼，在民国时期就可能被称为”蕃族”、”土伯特族”，那么，今天的西藏自治区按照一般的命名原则，就有可能是被称为”乌思藏蕃族自治区”或”卫藏蕃族自治区”、”乌思藏土伯特族自治区”。 总之，西藏一词是清朝中叶以后中央政府对吐蕃的称呼，而不是这里居民的自称。 现代汉语中的”西藏”（藏文为bod ljong）一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自治区（藏文为bod rang skyong ljong），简称为西藏。不包括青海、甘肃、四川西部原来属于吐蕃的地区。 西藏和平解放 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军队一直没有进入西藏。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中央政府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 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厦政府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 协议明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和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顺利进驻拉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西藏共有3个行政单位，即噶夏辖区，班禅堪布会议厅辖区，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辖区。昌都地区划为中央直辖区。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下辖拉萨、山南、江孜、日喀则、昌都、塔工、阿里、那曲等8个相当于专区建制的基础级办事处。 西藏地区自古没有州、县的划分，而是按照寺庙管辖范围分为诺干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西藏有147个宗和相当于宗的溪卡，人口约100万。噶夏辖区，班禅堪布会议厅辖区的各宗继续实行原来是宗教统治。昌都地区各宗和划分到青海、甘肃、四川的藏民聚居区则陆续开始民主改革。 西藏叛乱 1952年三四月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求解放军”撤出西藏”。1955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在当时的西康省藏区策划煽动武装叛乱，并于次年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等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后又成立”卫教军”武装，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叛乱活动愈演愈烈。 中央人民政府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并表示，”中央不改变西藏地区推迟改革的决定，并且在将来实行改革时仍要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叛乱活动迅速蔓延，并于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宣布西藏独立。3月17日夜，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挟持达赖逃离拉萨。并先后在拉萨集结7000 余名武装 ，于3月20日凌晨进攻驻拉萨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代表机关。 为维护国家统一，驻西藏人民解放军于 3月20日10时开始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当天下午，人民解放军攻占叛乱指挥机关所在地罗布林卡，消灭了叛乱武装主力，并迅速对拉萨其余叛乱武装达成包围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 ，至3月22日9时 ，被围叛乱武装相继放下武器 ，拉萨叛乱遂告平息。4月8日，人民解放军向盘踞山南地区的叛乱武装实施多路反击，迅速平息了山南地区的叛乱，摧毁了叛乱武装的指挥中心，切断了叛乱武装与外国联系的陆路交通。此后，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依靠西藏广大爱国僧俗群众相继平息了其他地区的武装叛乱。叛乱失败后，叛乱分子挟持达赖逃往印度组成西藏流亡政府。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 内蒙古自治区是内蒙古的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发起成立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新中国成立后有新疆的共产党组织发起建立的。西藏就不同了。历史上没有汉人移民西藏，西藏也没有共产党组织，西藏自治区只能由西藏的宗教领袖发起组建。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但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工作受到很大干扰。这种干扰主要来自受外国帝国主义指使的分裂主义势力和上层统治集团中顽固坚持封建农奴制度而拼死反对民主改革的势力。1959年平息西藏叛乱后，国务院下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责成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于达赖被挟制到国外，并担任西藏流亡政府的国家元首，中央政府任命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自治区筹委会代主任委员。 正当各项准备工作顺利推进的时候，1962年到1964年班禅大师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使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时间又向后推迟了。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深切关怀下，在周恩来总理的有力指导下，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至此，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掀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昔日的农奴和奴隶成了新社会的主人。 北京刑事辩护专业律师张蕴章 http://hi.baidu.com/%D5%C5%D4%CC%D5%C2/blog/item/5d861c0982ff8410e82488f7.html
阅读更多3月9日下午，为切实加强公安机关自身政风行风建设，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不断推进“三访三评”深化“大走访”活动，局长李永杰、政委王勇和政治部主任吴兆海深入联点地区同仁县隆务镇召开警民恳谈会广泛征求广大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意见和建议。隆务镇党委书记华本和隆务地区部分村党支部书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代表、个体户代表共二十余人参加了恳谈会。 恳谈会上，李永杰局长通报了2011年全州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管理、矛盾纠纷调处、公安队伍建设等方面所作的各项工作，认真查摆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表明要认真听取广大群众对公安机关最真实的看法、想法，征求对各级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意见、建议。随后，参会代表踊跃发言，他们纷纷表示，近年来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的工作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仍然存在部分派出所、窗口单位民警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态度不好、执法形象不佳的问题，有的民警执法随意性太大，甚至存在执法不公的问题，有的民警做群众工作缺乏耐心，“110”出警速度太慢等，严重影响到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整体形象，加之日常工作中的公安宣传不够，导致人民群众对公安民警的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满意，损害了和谐警民关系。期间，共征求意见建议14条。 在听取参会人员的意见建议后，李永杰局长表示，十分感谢参会代表们对公安机关工作给予的充分肯定与理解，大家为公安机关“把脉”，查找出了很多存在的问题，我们将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对征求的意见建议进行梳理整理，制定整改措施，逐级作安排，层层抓落实，会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希望广大群众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理解和监督公安工作，各级公安机关一定会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办实。 来源： 省公安厅 发布时间： 2012-03-14 17:29:29 编辑： 马燕燕 http://www.qh.gov.cn/system/2012/03/14/010692096.shtml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