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一间不足十平米的书房，一张老式书桌前，周有光穿戴整齐，坐在固定的位置，看清记者写在纸上的问题，便开始作答，思路清晰，声音洪亮。很难想象这是一位108岁的老人，亲历了晚晴、北洋、民国、共和国四个时代。 　　79岁的儿子周晓平告诉凤凰网，父亲现在每天仍坚持大量阅读，至少读六份报纸，身在书屋而知晓天下，“在父亲的价值观中，知识、教育、人格最重”。 　　周晓平这样概括父亲的一生：50岁以前搞金融，50岁改行搞文字，80岁又改行搞文化，但“都与常识离不开”。 　　周有光生于1906年，长在江苏常州青果巷。在他出生前7年，新文字倡导者瞿秋白在这条巷子出生；时间再倒流7年，“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也降生于此。一巷三杰，邻里而居，是一种惊人的巧合。这种熏陶和积淀，让原本搞经济的周有光于1955年受命参与汉字文字改革，成为汉语拼音设计者之一。 　　周有光认为中国真正在文化方面实现现代化，标志就是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周晓平对凤凰网说，父亲参与文字改革，理由很简单，就是让中国老百姓认识更多字，从而能够有所觉悟，“搞民主，搞建设，没有常识不行，常识要靠教育，字都不识，怎么办教育？” 　　参与文字改革，还让周有光避开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我们一家刚从上海出来，上海就搞起了反右运动，他当时是绝对的大右派啊，如果当时不是到北京搞语言文字，我们整个家庭就全完蛋了”，周晓平告诉凤凰网，父亲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在他们离开没多久，就在反右运动中自杀了。 　　但接下来的文革，周有光没能躲开。他回忆说，当时给扣的帽子是“现行反动学术权威”，之后就是“现行反革命”。文革期间周有光先被下放到宁夏，后被召回北京，他回忆说，当时国务院的领导召集刚回京的高级知识分子训话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没有用的了，你们回家吧”。没有事情做的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就回家了，利用这段时间整理资料，文革结束后出版的一本本论文，都是这个时间做出来的。 　　对于过去的经历，周有光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碰到倒霉的事情，不要总想坏的一面，要想想好的一面”。他说自己能长寿，一是生活有规律，二就是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周有光一生淡泊，自1984年搬到后拐棒胡同一栋普通居民楼，一住近30年。周有光的书房铺得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颇为流行的仿木地板革，几件家具也都是老样式，就连他书房常坐的椅子都不是舒适的。但他坐在那里，和那些散发着墨香的书一起，这栋屋子就朴而不俗。在周有光看来，“做学问很难发财，要发财就很难做学问”，学问远胜于物质。周晓平告诉凤凰网，以父亲早年在外资银行工作的经历，按说应该富裕，可事实上家里从来就没阔气过。 　　108年的时间跨度，加之曾留学日本、就职于美国的经历，周有光习惯从世界来看中国，也因此，他对中国的未来保持乐观，“整个世界在前进，全球化的速度快得不得了，中国不可能不进步，今天你不走，明天还是要走的”。 　　对话周有光：回到常识 　　科学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 　　凤凰网资讯：文明社会达成共识的基础是各阶层都具备常识，您认为什么是文明的常识？ 　　周有光：什么叫常识？常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最基本的知识，这是一点；第二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元性的，没有两条路，过去认为有资本主义一条路和社会主义一条路，这是完全错误的。苏联瓦解以后，这种讲法就已经被否定了，但这种讲法遗留下的印象还存在。 　　我们常讲回归常识，我觉得李慎之讲得好，他讲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五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高潮，可是后来受到阻碍了。民主要学习的，国民党不仅有一个三民主义，它还有一本书叫《民权初步》，讲什么是民主。民主的概念要学，方法也要学。在外国有一个课程，叫做公民课，那是小学、中学都有的。中国没有，为什么呢？ 　　凤凰网资讯：在社会科学里，是否有规律性可循，您如何理解社会科学中的规律？ 　　周有光：世界上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有规律，认为没有规律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拿河流做比喻，河面上的波浪乱得不得了，好像没有规律，所以我说要从河面下来看，才能发现规律性。规律性是宇宙的一个基本原则。 　　苏联为搞阶级斗争，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甚至提出否定资产阶级自然科学，苏联瓦解以后，俄罗斯自己也纠正了。苏联创造了社会主义科学，这种讲法是完全错误的，科学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我们因为向苏联学习，受了很坏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就慢慢地改正了，但现在还有许多遗留，应当进一步改进。 　　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 　　凤凰网资讯：您说过要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而不要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在您看来，扩大视野，补充常识，是不是作为对中国启蒙教育的两个必要条件？ 　　周有光：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这是一个基本原理。从世界看一切事物，就会扩大视野，扩大视野以后，就会发现欧亚大陆有四大文明系统，四大文明系统之外有一个不分地区的、世界性的现代文化，所以我提出“双文化论”。 　　四大文明系统包括东亚的儒学、南亚主要是印度的传统文化、西亚的伊斯兰文化，还有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现在影响着全世界，是最进步的，它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教育这两大运动，所以跑到前面去了。 　　四大文明相互影响，而且越来越厉害，最近300年，这种相互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进而形成了一种不分地区的、世界性的现代文化。这个现代文化像是一个桌子面，四大文明系统相当于四个桌脚。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预言是失败的 　　凤凰网资讯：您对当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寄言？ 　　周有光：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头脑是很清楚的，但不太敢讲话。 　　我看到新闻上说，茅于轼说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论是错误的，他一讲出来，就受到了很大冲击。剩余价值论是错误的，大家早已知道，在国外已经变成常识了，马克思不是上帝，错误多的不得了。我有好多美国的朋友是大学教授，他们说美国大学里本来有一个课程，叫马克思主义研究，现在都开不起来了，因为它是选课，没有人选就开不起来了。为什么开不起来呢？美国用科学态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的预言是失败的，马克思认为工业化越厉害，工人越多，但他没想到现在工业化越来越厉害，工人却没有了。 　　所以我说马克思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貌，他的资本论只可能是哲学推理，不可能是科学的实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讨论是可以的，但是把它当成宗教来信仰，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个主义往往被看成是一种信仰，只许信仰不许怀疑，这跟学术完全是两条路，学术就希望你来批评我，希望你来说我的错处，批评是学术的养料，没有批评，学术就不能进步。所以外国人认为学术进步有个规律，叫尝试错误，一边尝试一边犯错，错了就改，再发现再改，“学术”永远是这样子进行的，但只许信仰不许怀疑，整个科学就没有了。 　　对中国未来保持乐观 　　凤凰网资讯：说到回归文明的常识，是否还是以一个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来认识现在的理论才能回到真正的常识，有辩论才会有常识？怎样做才能回归？ 　　周有光：回归两个字不适合用在整个世界，像美国这样铁定一条路，它没有回归的问题。美国是了不起的，第一个总统华盛顿就不肯担任第三任，他说不能成为一个不好的先例，所以美国宪法规定总统不许连任三届，这是真正了不起的。我们向苏联学习，完全一边倒，苏联瓦解证明苏联走进了历史的误区，世界上本来四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只剩下三个，所以说此路不通，没有两条道路，世界铁定只有一条符合历史规律的道路。 　　这个规律很简单，从思想来讲，就是从神学思维向玄学思维，再向到科学思维发展；从经济来讲，就是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从政治来讲，就是从神权政治、君权政治再到民权统治，从专制到民主。谁要违背这个规律，迟早是要退回来重新走，没有第二条道路。 　　回到常识路上，就是遵循历史的规律性，孟夫子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每一个人都有天然鉴别的能力。可是为什么许多人仍旧错呢？因为短时间普通人容易看到错误，普通人要碰了钉子就回头了，碰了墙壁走不过去，他就会转弯，但长时间的错误就不容易看出来、改过来。 　　凤凰网资讯：您对中国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周有光：资中筠来看我说很悲观，我说我很乐观。整个世界在前进，全球化的速度快得不得了，中国不可能不进步，今天你不走，明天还是要走的，世界的道路就这一条，所以我是乐观的。 　　文字改革运动，大陆跑到了港台前面 　　凤凰网资讯：您怎么看中国的文字改革？ 　　周有光：中国是一个古老国家，有了不起的古老文明。中国现代化从清朝晚年就开始了，政治的现代化，是由帝国变为民国，而在文化方面的现代化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文字的现代化。 　　这个工作从清朝晚年提出，到现在差不多一百年，现在我们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文字法》，这个法定的很好，一百年中许多研究成果都在这部文字法律中得到推广，这部法律的制定也意味着中国语言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告一段落。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语言共同化，就是推广普通话；第二是文体口语化，就是白话文运动；第三是文字简便化，就是简化字运动；第四是标音字母化，就是汉语拼音。将来怎么走，要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要进一步研究，否则你就看不清楚问题。 　　凤凰网资讯：现在两岸三地有用简体、有用繁体，您怎么看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中的简繁之争？ 　　周有光：大陆、香港、台湾，这三个抵御大小是不平衡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从民主来讲，是香港、台湾跑到了前面，大陆跑在后面；可是从文字改革运动来讲，是大陆跑在前面，香港、台湾跑在后面了。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和党派没有关系，和国家有关系，不会因为党派变更而停止。在大陆设立有一个文改会，专门搞这个工作，所以跑到了前面。 　　大陆语文现代化运动告一段落，第一体现就是普通话的推广，本来中国分为几个大方言，我小时念的书就是方言的，我能背古书都是方言的，用普通话我不会背。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有许多方言，在外国，一个上海人、一个福建人、一个广东人碰到一起，三个人要沟通只能讲英语。今天的情况就很不一样，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搞了一百年。 　　港台地区认为繁体是正体，反对简化，这个讲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用当时的字体来写古文的，就是所谓的今文写古书。中国的文字，继承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 　　许多人不了解。台湾居然要把繁体字拿去申遗，我说让他去申吧，这个事情没有多大意思。假如你到台湾，你会感觉到台湾是看不起大陆的，香港也看不起大陆，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家就住在香港，香港人看不起大陆。他们有做的对的方面，也有做的错的方面。在简繁这个问题上，是他们错了。 　　凤凰网资讯：有观点认为，未来中文拼音化将越来越严重，担心造成文化传承的断裂，您怎么看？ 　　周有光：拼音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拼音化我们已经有了，狭义的拼音化我们不走。我们写给周总理的报告中讲的很清楚，拼音是用来帮助汉字，不是代替汉字。有许多学者提出要拼音代替汉字，但国家政策不支持，至少一百年不可能，五百年都不一定可能，拼音代替汉字此路不通。 　　来源: 凤凰网资讯 　　陈芳、李灏/采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综合 > 学术规范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979.html

译者 sissi_chen Zhou Youguang, founder of the Pinyin system of romaniz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has published 10 books since turning 100, some reflecting his critical view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wn here in his book-lined study, the outspoken Zhou has witnessed a century of change in China. 周有光是将中国汉字用罗马字母拼写出来的拼音系统创始人，他在百岁之际出版了10本书，其中有些书反映了他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观点。这张图片上显示的是他的书房，书籍随处可见，率直的周亲眼见证了中国的百年变革。 Zhou Youguang should be a Chinese hero after making what some call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linguistic innovation: He invented Pinyin, a system of romanizing Chinese characters using the Western alphabet. 周有光应该称得上是中国的英雄，他创造了一些人称之为的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创新：拼音系统，该系统利用西方的阿拉伯字母将汉字拼写出来。 But instead, this 105-year-old has become a thorn in the government's side.

“最近两大新闻，一个是富士康的新闻，一个是悟本堂，说明中国落后是惊人的，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 这话出自一位105岁的老人周有光之口。 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的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银行供职二十多年，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主办刊物《经济周报》，还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