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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网 | 首届互联网法治大会举行 成立“中律联”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在北京首届互联网法治大会作主旨报告) 中国经济网北京10月26日讯(记者 李万祥)由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互联网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互联网法治大会10月24日在京举行。会议宣布集合全国各地知名律所及律师资源的中律联正式成立,并举行了中律联互联网法治研究院的揭牌仪式。...

爱思想|华炳啸:论反宪派的无耻与怯懦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晓青女士在其成名作《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见5月21日《红旗文稿》)中,缺乏最起码的宪政思想史常识,竟然提出:"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这显然是对"宪政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这一反宪派核心观点的具体论证。对这一论调的荒谬逻辑基础及其背后深层次的历史毒素,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坚决清理。   狮子的逻辑与反宪派"理想国"   令人诧异和警惕的是,杨晓青故意以炉火纯青的障眼法,对自宪派之外的其他五大宪政思想流派--社宪派(包括中特社宪派之童之伟等,老左社宪派之韩毓海等,新左宪政派之甘阳等,宪社派之江平、郭道晖、周瑞金等)、儒宪派(秋风等)、泛宪派(布坎南等)、国宪派(强世功等)、专宪派(林来梵等)的观点内容统统假装视而不见,故意对西方学界以及台湾香港大陆学界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东西方古典宪政主义以及正趋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当代新宪政主义的研究成果统统充耳不闻(在后面的系列中我将对东西方古典宪政主义以及当代新宪政主义的研究成果做专门介绍,以事实戳穿杨晓青的谎言),单单挑出激进自宪派的一家之言和"现代宪政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形成的几百年前的观点,就不顾一切地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妄想以偏概全、以个别否定一般,使其"全盘否定宪政"的荒谬观点能够以欺骗性的方式获得某种"正当性"。以偏概全的逻辑荒谬性就好比一头狮子面对六个东东,它要全体屠杀,但需要找出一个理由,于是它发现这六个东东都说自己与人有关,而甲说自己是白种人,主张只有像白人一样思维、一样生活的才能算是人,而所谓人就是白种人(就如同有人说"所谓宪政即自由主义宪政"一样),从而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乙说自己是黄种人,丙说自己是黑种人,丁说自己是棕种人,戊说自己是人变的神,认为人和动物间众生平等,谁也别想主宰谁,己说自己是人变的鬼,主张复兴祖宗之法。六个东东之间争论不休,狮子于是提议说:甲宣扬只有像白人一样思维、一样生活的才能算是人,这是错误的观点,所以必须对白种人予以惩罚,被我吃掉。乙丙丁戊己要么鼓掌赞同,要么沉默认同,于是提议获得绝大多数通过。狮子继续说:甲也说了,所谓人就是白种人,你们都说自己是人,至少与人有扯不断的关系,所以,你们都是白种人,你们也都一致同意对白种人予以惩罚,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应该统统被我吃掉。就这样,甲乙丙丁戊己都做了狮子的美餐。这就是狮子的逻辑,这就是强权的公理。应该承认,狮子的逻辑前后一贯,始终是以甲的观点作为逻辑基础的,但问题在于,甲的观点是否就能代表乙丙丁戊己的立场和观点?激进的自由主义宪政派的观点能否就代表所有的宪政派的观点?能否以反对自宪派的理由对全体宪政派发布"格杀令"?能否仅仅根据甲的逻辑就故意对客观存在的乙丙丁戊己的立场和观点不予承认或故意视而不见?   暂且放下"狮子的逻辑"不谈,那么,杨晓青所揭示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是什么呢?她认为:第一,以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第二,实行议会民主政治;第三,实行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第四,实行"司法独立"及司法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第五,宪政实行军队"中立化、国家化"。此外,"宪政还有一些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包括:实行市场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与公民权利至上;新闻自由;联邦制;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自由;议会控制财政拨款;人权无国界;可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等等"。她进而认为:"宪政的这些关键性制度元素与理念和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及理念共同构成宪政的完整制度架构。""宪政作为完整的制度架构并没有普适性,其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这意思很明确:反宪派所要的符合其理想标准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必定是没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议会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国家政权体制""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五大制度元素的专政国家,难怪读其文章的人都要惊呼,全世界符合这"五个没有"的反宪派"理想国"不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吗?在那里,没有市场经济、没有议会民主政治、没有权力制衡、没有司法独立,而军队永远地绝对地只忠于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万世一系的纯正革命家族,而且,在那里不用再信仰马克思主义,只需要信仰伟大领袖金日成开创的"主体思想"。在朝鲜,无疑是绝对尊崇宪法的,正如其宪法所规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是把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主体国家建设思想和国家建设业绩加以法律化的金日成宪法。"朝鲜唯一的指导思想就是"主体思想" 。而且,朝鲜的国名比我们还多了"民主主义"四个字,体现了"民主主义"的宪法地位,而在我们这里,"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居然还要争论。在有些人看来,朝鲜无疑是明确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人民民主制度"的典范,体现了自主性的主体特色,是值得中国学习的。我不想去评论他国政治及其宪法之优劣,但中国的反宪派倘若意图使中国的大脚穿上朝鲜式的小鞋,使中国彻底放弃致力于人的自由解放事业的马克思主义,那可真是痴心妄想。   宪政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枷锁吗?   杨晓青处心积虑地划分关键性制度元素与非关键性制度元素,目的在于把炮口对准"社会主义宪政"。她指出:"'社会主义宪政'论却忽略了这些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忽略了宪政的整体制度架构,只强调宪政的非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似乎加入了人权国际公约,在宪法中规定了保障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就算有宪政了,前面再冠以社会主义就可以是'社会主义宪政'了。客观上这会给人民民主制度套上宪政的枷锁,引导人民民主的国家逐步走上真正西方宪政的道路--苏联东欧国家就是沿着这条道路一路走来的。"这句话恰恰暴露了杨晓青作为一个在中国过了气却阴魂不散的斯大林主义者而非致力于正本清源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真实面目。   事实上,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现代宪政形成期,自由主义的宪政制度设计者们既怀有规限国家官僚权力的目的,也存有防止"人民民主暴政"的戒心,因此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制度构想,使得无论是官僚组织寡头或者人民权力在这种宪政体制下都难以同时掌握立法、司法与行政权力。也就是说,在一般意义上,宪政既是对公民权利以及人民主权的保障,也包涵着对人民民主以及公民自由的合理规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宣扬的普遍平等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实际上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或精英统治构成了紧张矛盾关系。在资产阶级精英人物看来,民主具有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如熊彼特就这样看),如果实行普遍平等且自由的人人一票的普选制,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会被和平演变为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19世纪,保守的自由派极力反对且阻挠实行普选制,而以没有普选权的工人阶级为主体力量的宪章派社会主义运动则把争取普选权、实现人民民主宪政作为奋斗纲领。譬如,以英国为例,1832年颁布了《改革法案》,扩大选举权比例从原来男性公民的14%提高到18%。也正是在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爆发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力量的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宪章运动,其核心诉求就是工人们要求取得普遍平等自由的普选权,以便有机会参与国家的管理,规限国家官僚的权力,实施社会主义政策。他们的口号"普选权问题是饭碗问题"传遍了资本主义世界,唤起了没有普选权的广大人民的觉醒。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宪章运动的态度众所周知,甚至恩格斯还直接参加了宪章运动,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宪章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而列宁评价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宪章运动所提出的普选权等自由民主权利要求,经过社会主义运动的持续抗争与自由民主主义者的妥协合作,在后来的近一百年时间里得以陆续实现。英国通过1864年和1888年的议会改革,进一步推动了政治的民主化,但直到1928年才实现了宪章运动所要求的全民普选权。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宪章派社会主义或英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费边派社会主义者萧伯纳语)得以产生。乔·萧伯纳在《费边主义》一文中就曾指出:"费边社是一个比较小的和精干的宪政社会主义者的团体。" 他从1889年开始主编出版《费边论丛》,为费边社会主义也即英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他们支持工人运动所要求的普选权,主张通过民主选举建立地方自治市政机关,逐步掌握煤气、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事业所有权,发展社会所有制,运用温和渐进的方法和一点一滴的宪政改革与资本主义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指出,费边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 。正是这种通过渐进的、和平的、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给中国宪政社会主义思想以启迪。其不同点在于,英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所要改良的是资本主义宪政制度,他们通过宪政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改良为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人民的统治"(这种改良道路是否成功以及其"人民的统治"实现到什么程度,这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而中国的宪政社会主义在封建专制主义历史遗留与斯大林主义遗毒深厚的历史条件下所要建立和巩固的是社会主义宪政制度,我们通过宪政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把事实上的职业官僚阶层的代统治改进为"人民的统治"(现阶段的目标则体现为具有一定的"官民共治"特征的"多元共治"),所要规限的权力主要是党政官僚高度集中甚至垄断性的权力(用执政党全国党代会决议的表述即"规范权力运行过程")。套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中国宪政社会主义研究者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职业官僚阶层完全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但显而易见的是,绝不能在英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和中国版的宪政社会主义之间划等号,一边是继承和改良了资本主义的宪政体制,一边是要创建社会主义的宪政体制(如何创建?后面会有专文论述)。总之,无论如何,宪政绝不是杨晓青所说的那样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枷锁",而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以及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根本保障。没有宪政,人民民主制度就势必沦为官僚垄断制度或资本垄断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产物,也是基于社会分工发展而形成的官僚职业集团实行官僚统治的形式。国家既有专政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的二重性,也具有阶级统治(国体层面)与官僚统治(政体层面)的二重性。在阶级统治与官僚统治之间,也存在着紧张的矛盾关系。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部分接受或全面实行宪政,其首要目的在于规限官僚统治以实现其阶级统治。譬如,资产阶级实行宪政,是为了规限和驯服国家官僚集团的权力,以使其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当人民成为共和国的统治阶级的时候,自然也要实行宪政来规限和驯服国家官僚集团的权力,以使其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谁是统治阶级"是国体层面的问题,"宪政或专制"(也即统治阶级运用权力或官僚运用权力要不要受宪政程序的制约)主要是政体层面的问题。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职业官僚集团能够借助国家机器而凌驾于名义上的统治阶级或各个社会阶级之上,譬如,在中国的皇权与儒家官僚集团"共治天下"的制度下,地主阶级并不是真正的统治阶级,国家对豪强地主一般采取抑制甚至打击的态度。对于国家官僚集团相对于生产资料所有权基础上的"统治阶级"所具有的独立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曾有经典论述。借用他的话来说,官僚垄断主义社会或官僚政治时常"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这种政权把群众现存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安然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这种"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马克思进而指出,"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它的刺刀把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腐朽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繁荣滋长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尽行揭穿了",而"巴黎工人阶级所要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和最淫贱的形式"。他提出,"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信力建 | 信孚要闻(6.21)——人类不合作的原因是无知和利己

作者: 信力建   1.张维迎:人类不合作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无知,知识有限。另一个原因是人们都想占便宜,最后造成不合作。合作不是否定每个人的利益,而是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人类能够实现多赢合作。 2.江平:我们的政策写得冠冕堂皇,但实际上贯彻得很差。拿山西煤矿为例,今天这样的状况,实际上是剥夺了民营企业,把民营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股份,没有什么作用了。这样的结果,是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观念和思潮导致的。现在老百姓一说经营诈骗就想到私营企业,却认为国有企业是非常好的,都是为了老百姓利益的。他们并没有看到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现在讲国有企业盈利有多少多少,绝大多数都是垄断产生的利润。 3.美国尼尔森发布的网民用户习惯报告称:约有62%的中国网民更愿分享负面消息,是亚太区域内该比例最高的消费者。哪些属于“坏消息”:1、群体性突发事件,2、贪污腐败案例,3、环境污染情况,4、贫富差距案例,5、暴力犯罪,6、大型工程出问题,7、经济下滑数据,8、沉重的历史。 4.去年7月1日起,有机认证新规正式实施。规定实施后,认证项目增多,而且单项检测费用翻了三倍。新规带来的高认证费无奈被转移到产品价格上,有调查称仅认证费就占了售价的15%。但即便提高价格企业也很难获利,让许多企业知难而退,据认监委统计,截至2013年5月底,全国有效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共9352张,获证组织5519家,数量已较有机产品认证规则修订实施前有所减少。 5.交通运输部表示,从长远来看,收费公路的比例大概在3%。但实际上未来公路总里程将达580万公里,也就是说,收费公路将达到17.4万公里。而截至2012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里程是9.6万公里,也就是说,将来收费公路的比例会缩小,然而际数量还将增加。 6.北京出租车打车费涨价,份儿钱不涨,“的哥”们原以为自己每天能比之前多赚个100块,谁知最近续签合同时公司表示每月要多涨300块维修费;还有的公司给司机的油补不返现金、只返指定加油站的油卡……部分出租车司机透露,有的出租车公司用各种小手段大玩儿“合法猫腻”,暗暗侵蚀着“的哥”们刚要增长的收入。 7.过去27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高达21.1%,这是天文数字,欧美日的货币增长率都在单位数字,5%以下。在货币政策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忘记了什么叫“节制欲望”,不断迎合市民和企业的短期诉求,结果钞票越印越多,通胀失去控制。中国就是这种国家的典型代表,现在中国经济急需减肥,工业产能过剩应该尽快消化,房地产泡沫急需尽快消化。 8.医院越大,医生就越边缘,所以越来越多的医生逃离公立医院。仅2011年一年,上海某公立三甲医院就有20名医生辞职,北京协和医院内科曾一年内有10名医生辞职。有年轻医生称其不仅要忍受超常的劳动和低报酬,连开药也要开上级指定的牌子。 9.目前,全国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127家。国务院日前要求国内禁止婴幼儿奶粉以贴牌、委托生产、分装等方式生产。食药监管部门还要求经营单位须进购、销售列入政府监管部门公示目录的合格产品,实行专柜专区销售,试行药店专柜销售。 10.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昨日在线与网友交流,称全国妇联已开展受暴力侵害和拐卖被解救儿童临时监护制度的专题研究,已通过提案、报告等不同渠道提出了关于废除嫖宿幼女罪、修改《刑法》以及综合治理拐卖犯罪买方市场的对策建议。 11.在浙江杭州一小区内,有一间“独特”的独立式公共厕所,一楼为男女公厕,二楼则为棋牌室。这间公厕的产权归属于杭州市下城区城管办,该部门与执法局合并后成为下城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该局设施运行科科长介绍,公厕二楼的场地系公开招投标租赁给用户的,城管局作为差额拨款单位,需要通过收租来维持收支平衡。 12.昨日下午,省政府网站发布了省审计厅对全省“广东扶贫济困日”近年捐赠款物使用管理情况的审计结果。根据报告,2010、2011活动年度全省各界认捐的约77.4亿元款物,有约27.8亿元未到账,占认捐总数的35.88%。据知情人士透露,认捐却不兑现的不乏有声望的大企业。 13.据世界卫生组织2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全世界约35%的女性经历过伴侣对其实施的身体或性暴力,或非伴侣实施的性暴力。报告发现,伴侣暴力是女性遭受的最常见的暴力形式,其对女性健康的影响包括造成其死亡和受伤、抑郁、酗酒、性传播感染、意外怀孕和流产等。报告称,非洲和美洲是15岁及以上女性遭受伴侣暴力和非伴侣性暴力最为严重的地区。而伴侣暴力最为严重的区域依次为东南亚、东地中海地区和非洲。 14.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19日公布2013年全球最具潜力大学排名,韩国浦项理工大学荣膺第一。中国香港有4所大学上榜,分别是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而中国台湾5所,分别是台湾中山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中正大学、元智大学和阳明大学。但中国内地高校无一上榜。 15.港大民意研究计划访问了1055名港人,发现对比三个月前,港人对港府的信任度,大幅下跌12%至32%;不信任度则急升11%至37%,信任净值为负五个百分点。另外,对北京表示信任的只有25%,不信任的有45%,处于1997年2月以来新高,信任净值为负20个百分点。调查还显示,年龄愈轻的港人,愈倾向不信任港府和北京,当中以18至29岁人士不信任度最高,分别为54%及67%。 16.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源自中东的新冠状病毒能在人与人之间轻易传播,而且似乎比非典更致命。非典2003年在全球迅速传播,并最终夺走大约800条人命。新冠状病毒的传播速度没有那么快,世界卫生组织过去一年记录了60多起病例,当中38人不治身亡,死亡率高达65%。 17.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报告,对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打击人口贩卖和强迫劳动方面的表现进行排名。根据周三公布的报告,中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今年一起被列入第三等级,这意味着美国认为,它们与其他18个同列第三等级的国家,都未能抗击人口贩卖甚至串通贩卖人口。而据估计,全球有2700万个成人和儿童,被强迫劳作和卖淫。 18.美国一所大学观察指出,人口增加会导致其他生物生存受到威胁,也提高物种的灭绝速度,科学家以一模组检视114国家人口增加与物种生存关系,结果发现,在10年内,人口继续增加的国家,国内濒绝动物消失的比例会增加3.3%,等到2050年,物种濒绝比例将提高到10.8%。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因为人口增加,导致物种消失速度最快的国家,美国则排名第6。 19.19日上午,著名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协副主席、著名核物理学家杨福家认为,民办大学是最充满活力的大学,预计五年内将取消“一本、二本、三本”大学的提法。其称:“大学之大不在于人多、地大,而在于培养的人才。我很反对把学生分为一本、二本、三本,这是对学生的不尊重,学生之间只是分数差异,分数差异不是人内在的东西。” 20.昨天下午,王学军当选为安徽省省长,至此,31省级政府“一把手”已全部就位。当前31位省长平均年龄约56岁,“50后”有25名,占到总人数的80%。“60后”共6人。还有出生于1967年的黑龙江省省长陆昊,是目前最年轻的省长。现任31名省级政府“一把手”中一半拥有经济或管理学学位,28人为研究生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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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江平:中国一直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法治

  核心提示:       1、政府权力大,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但全都你说了算了,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    2、过去的一些没有符合法治的做法应该纠偏,这能够振奋人心,让人感觉新领导有新气象    3、我们始终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这是错误的。税收取之于民,它本身还是老百姓的    4、权利或是rights的误译,捍卫权利本是争自己本分,却让人感觉是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      中国一直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法治      政府权力大,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凡事都是政府说了算,但是问题来了,你权力大了,全都你说了算了,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怎么让人信?就需要建立法治      胡释之:过去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总量超过日本,全球第二,按理说是欣欣向荣的一个国家,给人无限希望的一个国家,但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富人纷纷移民,弃船而去。这怎么解释呢?我想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法治,官员自由裁量权太大,让人没有安全感。      江平: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中国一直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法治。你想一个县长说的话,到底他说的话大,还是法律大?人们通常会说当然法律大,但是真正到了这个县里,这个县长说的话可能比宪法还要大。      胡释之:从官员的直观来讲,谁都想人治,谁不想自己说了算,自己的权力不受约束?干嘛要弄那么多条条框框把自己拴起来,束手束脚的?这是人之常情。但这些人其实是短视的。一个人治的领导,虽然享受着各种特权,但也存在很大隐患。在位的时候,你可以超越法律,但是你下台的时候,同样也就没有法律来保护你了,就要承受没有法治的危害。张维迎有一句话就说,有特权的人没人权。所以有远见的领导,还真得趁自己有权的时候,在位的时候,把法治建立好,主动把自己捆绑起来,把自己关到笼子里。虽然这样一来,自己的权力会受限制,短期利益看起来会受损,但是这会有利于你的长期利益,你会享受到这种健全的法治对你永久人权的保证      再说一点,李剑阁说他前段时间在政协开会,好多民营企业家说他们根本不信“旧36条”和“新36条”里说要放开垄断行业,因为多年沉痛的教训告诉他们,进去了很有可能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有去无回。这就是一个权力的悖论。政府权力大,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凡事都是政府说了算,但是问题来了,你权力大了,全都你说了算了,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怎么让人信?就需要建立法治。      江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的公信力问题,政府如何真正做到取信于民?现在许多的问题是老百姓对于政府的一些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你经常多变。要是政府能够在一件事情上,纠正过去的偏差,老百姓就有了一个相信你的希望了。譬如说山西把民营煤矿都归到国有了,这是很明显的侵犯民营企业的做法,但是没有人纠正。如果你把这个事情纠正过来,民营企业就有了信心了。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律师制度也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能够拿李庄这个案件为契机,能够把他的冤案给改变过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真正在律师里面建立你的公信力。这一步一步的纠偏措施会树立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如果你过去做错的都不改,老百姓怎么会对你将来有信心呢?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过去的一些没有符合法治的做法,应该纠偏。这就能够起到很大的振奋人心的作用,让人感觉新领导有新气象。      胡释之:所以不管你是发“旧36条”还是“新36条”,甚至再发一个“新72条”,都不如你干一件纠偏的事给人提气,给人以信心,给人吃定心丸。你不能老说自己以后不会再干坏事了,没人信,你只有受一次惩罚,大家才会相信你以后可能真的不会再干了。      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是错误的      除了国有企业交的税,你可以说那部分的税是国家的,其他的由老百姓交的钱,由民营企业交的税,这个是私产,只不过是被征收了。税收是取之于民,它本身还是老百姓的      江平:上周我参加博源基金会的论坛,清华大学一个教授讲得很尖锐,他说我们现在的做法是领导只给你任务,不管你手段。他讲了税收的例子。当地的经济情况已经很差了,但是税收的任务并没有减。他去问税务局长,那你怎么办?税务局长说那我只有完成任务,上面跟我说了,目标是不变的,至于怎么来收,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逼着执法的人采取违法的手段来完成任务,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危险的。      胡释之:现在是执法的人最不讲规则,以非法的方式去执法,不按规矩来,那肯定就会出现这种不和谐。所以要化解冲突,或者说维护稳定,最终出路还是要建立一种法治,使大家都在一个透明规则里行事。说到这个税,前一阵讨论预算法修订时也讨论得很激烈。按理说,政府是花老百姓的钱,收老百姓的钱,所以你花钱收钱都得受约束,所以要有预算法来限制政府花钱和收钱的自由。但我们反倒成了是财政部来主导修订,成了一个部门立法,成了扩展权力的一个工具,这就很成问题。这也是法治建设的一条歪路,好多时候成了行政部门立法,把行政命令变成法律,法律成了政府扩权的一个工具,而不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一个工具。      江平:这涉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公权和私权的关系。中国的公权是庞大的,私权是相当弱小的。历史上,私权在中国向来没有地位,不像西方国家,很早就有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始终就是尊重私权的,而我们始终就没有。私权在公权的面前是极其弱小的,一点都没有抵抗的能力。我们今天实际上也仍然处在私权不发达公权庞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更有意地来保护私权,而让公权受到限制。现在法律有一些改善,比如拆迁条例里面对于私权的维护是比以前多了,但是越往基层,这个方面做得就越差,到了基层应该说仍然是政府想拆就拆,个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大的保障。      税收也是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这个是错误的。除了国有企业交的税,你可以说那部分的税是国家的,其他的由老百姓交的钱,由民营企业交的税,这个是私产,只不过是被征收了。税收是取之于民,它本身还是老百姓的,作为纳税人,有权利来决定这些税收怎么用,这个在法律上是很明确的。你看看我们现在,不用说老百姓,就是人大代表,在预算的支配方面,他的决定权,他的知情权都是很差的,还是税务部门一说就算了。      我们看西方国家,议会很大的权力就是决定税收,决定财政预算怎么来支出,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追加了一部分的钱,突破了预算,都要经过议会来讨论研究,来确定。而我们现在,一个财政部长用笔一批就可以增加多少多少预算。《宪法》规定这应该是由老百姓来决定的,应该由人大代表来决定的,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地把这种权力集中在财政部门,这是很可怕的。      胡释之:人大的权威没有建立起来,还是行政部门独大。我想以后不能再由部门来提出立法,现在好多部委都有专门负责立法的司局,这个是不可以有的,都得收编到人大。你部门去提议立的法,肯定就是维护你小部门利益的法,绝对不可能是维护全社会利益的法。      争取权利是争自己的本分非争权夺利      rights被翻译成权利,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捍卫自己权利或者争取自己权利的人容易被认为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夺政府的权,逐自己的利,而不是在争自己的本分      江平: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大大增大了,特别是在《物权法》通过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更大了。保卫自己的财产权利,这已经成为公民的一个奋斗目标了。过去有多少人敢在拆迁的问题上表示不同的意见呢?你要是表示不同意见,早就把你抓起来了。现在来说好一些,人们越来越敢为自己的权利抗争,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不受侵犯,进行一种很坚决的抵抗。总的说来是一个好的现象。      当然现在也有滥用私权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没有说一切坚持不搬的都有理,也不是这样的,但是至少说明了一条,人民的私权意识在大大扩大。私权意识的扩大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只有私权意识的扩大,才可能有私权的捍卫,真正有了私权的捍卫,才能够抵制公权的侵犯。      胡释之:权利这个概念其实是近代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rights被翻译成权利,我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比如说现在还有好多人分不清权利和权力,混作一谈。捍卫自己权利或者争取自己权利的人容易被认为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夺政府的权,逐自己的利,而不是在争自己的本分。这个词当初要是换一个译法被大家接受,比如像严复翻译成的“天直”,就是说这事本身就带有正当性,我想大家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会更理直气壮一些,因为你是在捍卫“天直”,而别人或者公权在侵犯你的时候,也会感到更理亏一些。      现在呢,不是去区分正当不正当,很多时候成了一种大家的力量博弈,谁斗得赢就归谁。包括你说拆迁,好多时候就是这个人家,他家里人会武功,或者是意志更坚定一些,他跟政府博弈的收益就会更大一些,补偿就会更多一些,演变成公权、私权的争斗,而不是公权对私权的尊重,私权守自己的本分。      江平: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私权如何保护的问题。我觉得私权的保护在现代社会有三种渠道。第   一个就是私权受私权的侵犯。我的财产受你的侵犯了,或者受到某个公司的侵犯了,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告到普通法院,普通法院来给我补偿,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法院的立案还是很难,立案还要找各种的证据,有些私人对私人的侵犯不受理。第二个就是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受到政府的侵犯。我们现在有了行政诉讼法了,可以告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渠道还不很畅通。      第三个渠道最重要,或者说是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如果我的权利受到了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的侵犯怎么办?法律和法规侵犯了我的权利。比如政府拆迁补偿的价格很低,拆了我一平米的房子给的钱不足以让我新买一平米的房子,那我怎么办,我上告无门。我告到法院,法院不受理,他说这是市政府的命令啊,我法院怎么能够去审理这些东西啊,我们法院没有权力把国务院规定的法规给撤销啊。这就是在西方都有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的职能,我们还没有。只有这三个渠道都有了,而且这三个渠道都很畅通,我们老百姓的私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江平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胡释之系宏观经济学者                         ---白衬衫         

江平:中国一直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法治

政府权力大,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凡事都是政府说了算,但是问题来了,你权力大了,全都你说了算了,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怎么让人信?就需要建立法治 胡释之: 过去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总量超过日本,全球第二,按理说是欣欣向荣的一个国家,给人无限希望的一个国家,但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富人纷纷移民,弃船而去。这怎么解释呢?我想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法治,官员自由裁量权太大,让人没有安全感。 江平: 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人治和法治的问题。中国一直都没有建立真正的法治。你想一个县长说的话,到底他说的话大,还是法律大?人们通常会说当然法律大,但是真正到了这个县里,这个县长说的话可能比宪法还要大。 胡释之: 从官员的直观来讲,谁都想人治,谁不想自己说了算,自己的权力不受约束?干嘛要弄那么多条条框框把自己拴起来,束手束脚的?这是人之常情。但这些人其实是短视的。一个人治的领导,虽然享受着各种特权,但也存在很大隐患。在位的时候,你可以超越法律,但是你下台的时候,同样也就没有法律来保护你了,就要承受没有法治的危害。张维迎有一句话就说,有特权的人没人权。所以有远见的领导,还真得趁自己有权的时候,在位的时候,把法治建立好,主动把自己捆绑起来,把自己关到笼子里。虽然这样一来,自己的权力会受限制,短期利益看起来会受损,但是这会有利于你的长期利益,你会享受到这种健全的法治对你永久人权的保证。 再说一点,李剑阁说他前段时间在政协开会,好多民营企业家说他们根本不信“旧36条”和“新36条”里说要放开垄断行业,因为多年沉痛的教训告诉他们,进去了很有可能碰得头破血流,甚至有去无回。这就是一个权力的悖论。政府权力大,看起来好像对政府非常有利,凡事都是政府说了算,但是问题来了,你权力大了,全都你说了算了,你说的话反倒没人信了。怎么让人信?就需要建立法治。 江平: 这个问题就是政府的公信力问题,政府如何真正做到取信于民?现在许多的问题是老百姓对于政府的一些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你经常多变。要是政府能够在一件事情上,纠正过去的偏差,老百姓就有了一个相信你的希望了。譬如说山西把民营煤矿都归到国有了,这是很明显的侵犯民营企业的做法,但是没有人纠正。如果你把这个事情纠正过来,民营企业就有了信心了。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律师制度也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能够拿李庄这个案件为契机,能够把他的冤案给改变过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真正在律师里面建立你的公信力。这一步一步的纠偏措施会树立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如果你过去做错的都不改,老百姓怎么会对你将来有信心呢?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过去的一些没有符合法治的做法,应该纠偏。这就能够起到很大的振奋人心的作用,让人感觉新领导有新气象。 胡释之: 所以不管你是发“旧36条”还是“新36条”,甚至再发一个“新72条”,都不如你干一件纠偏的事给人提气,给人以信心,给人吃定心丸。你不能老说自己以后不会再干坏事了,没人信,你只有受一次惩罚,大家才会相信你以后可能真的不会再干了。 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是错误的 除了国有企业交的税,你可以说那部分的税是国家的,其他的由老百姓交的钱,由民营企业交的税,这个是私产,只不过是被征收了。税收是取之于民,它本身还是老百姓的 江平: 上周我参加博源基金会的论坛,清华大学一个教授讲得很尖锐,他说我们现在的做法是领导只给你任务,不管你手段。他讲了税收的例子。当地的经济情况已经很差了,但是税收的任务并没有减。他去问税务局长,那你怎么办?税务局长说那我只有完成任务,上面跟我说了,目标是不变的,至于怎么来收,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逼着执法的人采取违法的手段来完成任务,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很危险的。 胡释之: 现在是执法的人最不讲规则,以非法的方式去执法,不按规矩来,那肯定就会出现这种不和谐。所以要化解冲突,或者说维护稳定,最终出路还是要建立一种法治,使大家都在一个透明规则里行事。说到这个税,前一阵讨论预算法修订时也讨论得很激烈。按理说,政府是花老百姓的钱,收老百姓的钱,所以你花钱收钱都得受约束,所以要有预算法来限制政府花钱和收钱的自由。但我们反倒成了是财政部来主导修订,成了一个部门立法,成了扩展权力的一个工具,这就很成问题。这也是法治建设的一条歪路,好多时候成了行政部门立法,把行政命令变成法律,法律成了政府扩权的一个工具,而不是限制政府权力的一个工具。 江平: 这涉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公权和私权的关系。中国的公权是庞大的,私权是相当弱小的。历史上,私权在中国向来没有地位,不像西方国家,很早就有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始终就是尊重私权的,而我们始终就没有。私权在公权的面前是极其弱小的,一点都没有抵抗的能力。我们今天实际上也仍然处在私权不发达公权庞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更有意地来保护私权,而让公权受到限制。现在法律有一些改善,比如拆迁条例里面对于私权的维护是比以前多了,但是越往基层,这个方面做得就越差,到了基层应该说仍然是政府想拆就拆,个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大的保障。 税收也是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把税收看作是国家的财产,这个是错误的。除了国有企业交的税,你可以说那部分的税是国家的,其他的由老百姓交的钱,由民营企业交的税,这个是私产,只不过是被征收了。税收是取之于民,它本身还是老百姓的,作为纳税人,有权利来决定这些税收怎么用,这个在法律上是很明确的。你看看我们现在,不用说老百姓,就是人大代表,在预算的支配方面,他的决定权,他的知情权都是很差的,还是税务部门一说就算了。 我们看西方国家,议会很大的权力就是决定税收,决定财政预算怎么来支出,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追加了一部分的钱,突破了预算,都要经过议会来讨论研究,来确定。而我们现在,一个财政部长用笔一批就可以增加多少多少预算。《宪法》规定这应该是由老百姓来决定的,应该由人大代表来决定的,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地把这种权力集中在财政部门,这是很可怕的。 胡释之: 人大的权威没有建立起来,还是行政部门独大。我想以后不能再由部门来提出立法,现在好多部委都有专门负责立法的司局,这个是不可以有的,都得收编到人大。你部门去提议立的法,肯定就是维护你小部门利益的法,绝对不可能是维护全社会利益的法。 争取权利是争自己的本分非争权夺利 rights被翻译成权利,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捍卫自己权利或者争取自己权利的人容易被认为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夺政府的权,逐自己的利,而不是在争自己的本分 江平: 应该说在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大大增大了,特别是在《物权法》通过以后,人们的私权意识是更大了。保卫自己的财产权利,这已经成为公民的一个奋斗目标了。过去有多少人敢在拆迁的问题上表示不同的意见呢?你要是表示不同意见,早就把你抓起来了。现在来说好一些,人们越来越敢为自己的权利抗争,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不受侵犯,进行一种很坚决的抵抗。总的说来是一个好的现象。 当然现在也有滥用私权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没有说一切坚持不搬的都有理,也不是这样的,但是至少说明了一条,人民的私权意识在大大扩大。私权意识的扩大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只有私权意识的扩大,才可能有私权的捍卫,真正有了私权的捍卫,才能够抵制公权的侵犯。 胡释之: 权利这个概念其实是近代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rights被翻译成权利,我想可能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误译。比如说现在还有好多人分不清权利和权力,混作一谈。捍卫自己权利或者争取自己权利的人容易被认为是一些争权夺利的非分小人,夺政府的权,逐自己的利,而不是在争自己的本分。这个词当初要是换一个译法被大家接受,比如像严复翻译成的“天直”,就是说这事本身就带有正当性,我想大家在捍卫自己的权利时会更理直气壮一些,因为你是在捍卫“天直”,而别人或者公权在侵犯你的时候,也会感到更理亏一些。 现在呢,不是去区分正当不正当,很多时候成了一种大家的力量博弈,谁斗得赢就归谁。包括你说拆迁,好多时候就是这个人家,他家里人会武功,或者是意志更坚定一些,他跟政府博弈的收益就会更大一些,补偿就会更多一些,演变成公权、私权的争斗,而不是公权对私权的尊重,私权守自己的本分。 江平: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私权如何保护的问题。我觉得私权的保护在现代社会有三种渠道。第一个就是私权受私权的侵犯。我的财产受你的侵犯了,或者受到某个公司的侵犯了,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告到普通法院,普通法院来给我补偿,但是我们国家现在法院的立案还是很难,立案还要找各种的证据,有些私人对私人的侵犯不受理。第二个就是私权受到公权的侵犯,受到政府的侵犯。我们现在有了行政诉讼法了,可以告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渠道还不很畅通。 第三个渠道最重要,或者说是现在最缺少的,就是如果我的权利受到了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的侵犯怎么办?法律和法规侵犯了我的权利。比如政府拆迁补偿的价格很低,拆了我一平米的房子给的钱不足以让我新买一平米的房子,那我怎么办,我上告无门。我告到法院,法院不受理,他说这是市政府的命令啊,我法院怎么能够去审理这些东西啊,我们法院没有权力把国务院规定的法规给撤销啊。这就是在西方都有的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的职能,我们还没有。只有这三个渠道都有了,而且这三个渠道都很畅通,我们老百姓的私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胡释之: 宪法名义上是最高法,法上之法,但在中国可能大家最不怕的就是宪法,因为我们没有违宪审查。建国六十几年了,最高法院也成立六十几年了,没查过一起违宪案件,违反宪法之后可以不受惩罚,那还谁遵守宪法?所以怎么把宪法司法化,才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江平系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胡释之系宏观经济学者   来源: 凤凰财经 链接: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21204/7385927.s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70432 喷嚏图卦微信:penti_tugua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财经年会2013:江平演讲实录

财经年会2013:江平演讲实录 进入专题 : 法治社会    ● 江平 ( 进入专栏 )        【《财经》年会专报】2012年11月28日-29日,“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在“议题二:从法制经济到法治社会”中发表演讲。   江平演讲实录全文如下:      江平:我想对于我们“十八大”选出来的新领导习近平同志来说面临着两个任务,一个是继受,一个是开创,他作为原来的政治局常委,这个“十八大”的报告对他来说是有继受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终究这个报告不是他做的,是原任的胡锦涛总书记做的报告,这样的话对于新任的总书记来说,他并没有做自己执政的宣言。因此还有很多开拓的余地,创造的余地。   我想对于我们国家的法治社会来说,我觉得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就是纠正过去的偏向。对于纠正过去的偏向,我想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在我们国家现在仍然有许多公安机关伪造证据入人以罪,这种情况必须要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斯大林破坏法治的教训,也就是斯大林重视公安机关、侦查机关,克格勃这样的机构,结果使得很多无辜的人受到迫害,丧失了生命,这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必须要从这一点开始,纠正他的错误。   现在公安机关的权限太大,拿重庆来说,公安机关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法院完全是陪衬的,李庄的案件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类似这样的情况,不仅在重庆,可以说在其他的地方也普遍存在着公安机关的伪造证据,入人以罪的这种现象。我想我们如果要提倡法治文明,必须要建立法院的权威,而不是公安的权威;如果把公安的权利搞得过大,是一个国家的不幸,是一个国家法治的不幸。   如果我们说纠正偏向应该说还有第二个方面,比如说现在报上登的我们有很多对于公民通过网络,通过微博来传递消息的这样一些情况给予劳动教养,这也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必须把言论自由,网络上传播信息的自由加以明确的法律的保障,不能够随便劳动教养,随便治人以罪。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纠正偏向对现在来说,尤其重要的是纠正司法改革的偏向。我们的司法改革,我认为是倒退了,有的司法权威变成了政法委的权威,党的权威;本来应该在宪法上明确规定的法院独立,变成了只能够谈法院的公正;本来我们宪法明确规定的法院,是以法律作为唯一的指导的方针,我们现在变成了“三个至上”。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够解决法院审判方面的问题,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急切需要做的。我们如果能够依照宪法的规定给予法院的权威,给了法院的独立,给予法院以只服从宪法和法律的这个方针,那就能够大大振奋我们的法治社会的信心,我想这一步应该说是很振奋人心的。如果我们能够把现在已经做的,偏离了法律的规定的做法纠正过来,当然不必要大张旗鼓的来纠正,能够默默地把它改变也是一个很大的振奋人心的消息;我认为这一步做好,就如同我们现代的领导上任了以后三把火里面的一把火。   第二个应该说是建立制度,建立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群众急切要求,而且争议不大的,我们应该尽快来解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制度是可以建立的,比如说财产申报制度,在西方国家叫阳光法案,这个阳光法案在许多国家都实行了多年,对于担任国家一定职务的领导人必须公布他的财产,这个没有什么太难的,这个是应该历尽可以做到的。但是,有些制度方面的建设还要完善,要建立阳光法案,要有法律,要有相应的财产申报、监督的一些制度,这些需要我们逐渐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取消劳动教养制度,这个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或者说我们已经违法了12年了。自从06年我们国家《立法法》通过了以后,在以国务院,国务院的法规的形式,来限制剥夺人身自由就是违法的;而这违法了12年始终没有改变,原因就是我们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常委不赞成这个做法,这不是很明显的用人治来代替法治吗?光一个人就能够把法律所规定的制度就改变了,这是很明显违法的现象。   我觉得对于审查和预算公开的制度也是现在群众呼吁很高的,因为我们任何地方的财政都是老百姓纳税的,老百姓既然纳税了,他就应该有知情权,应该有决策权,而现在我们把各级的预算都看作是国家的财产,这是很荒谬的。我想在选举的制度上应该说我们也仍然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的。当然,我们很难设想,一下子就做到全国的人民代表由全民来选举,但是至少选举的差额,选举的公开这些是应当能够做到的。我想这一步如果完成了,等于说建立了老百姓非常渴望的,这样的一些昌明的制度。法制的昌明要靠一个个的制度建立才能够完成,没有制度的建立,光是一个口号不能够实现法治社会的前景。   我想第三步当然应该是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包含着制度的建设,由于它是深层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它在现在看来还仍然有争论,社会上的争议可能还仍然有,而且现在来讨论这个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到时机。因为要实现这一个深层次的制度的改革,得需要新领导班子在政治局常委里面建立了良好的政治和组织的环境,有了这样的环境,那应该说才可以实现这种深层次的制度的改革。   我指的深层次制度改革包括党政分开的问题,我们的言论、出版、结社、新闻自由的问题。我想这样的一些问题应该说等到下一届的常委,这一届常委里面到了五年之后有五位又要退出了,将有更新的人来参加。那么,新的领导的组织体系也完善了,下面各省市的也都实现了轮换,应该说无论从政治方面,无论是从组织方面,完全有希望在新的下一个五年里面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的一些前景。   应该说十七届的中央委员会在这一点上失去了最好的黄金时期,应该说在原来的总书记的第二届任期内,是最好的能够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黄金时期。但是很失望,我们没有看到有所作为。如果这一届的政治局常委在下一届五年里面必须很好的抓住这个机遇,这个机遇再丧失,中国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这是我的意见,谢谢大家!      来源: 财经网 进入 江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社会   

白衬衫 | 江平、陈光中、资中筠共话改革共识

    1 江平:改革应有一个共识,在大方向来看,就是要向国际共同的理念、规则靠拢  2 陈光中:现有领导体制的不足就在于“一把手”权力太大,很难受制约  3 资中筠:知识分子不该总是眼睛向上,应眼睛向下,也就是关注全民问题 江平、陈光中、资中筠共话改革共识 编者注:11月16日,由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等主办的“改革共识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江平、陈光中、资中筠等先后发言,历史学者、炎黄春秋主编吴思主持论坛。 嘉宾简介: 江平 ,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宁波市人。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曾当选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陈光中 ,1930年4月出生,浙江省永嘉县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会名誉会长,新中国诉讼法学奠基人之一。参与1996、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及1999年《宪法》修改。 资中筠 ,1930年6月出生,湖南省耒阳市人。资深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著有《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资中筠集》等。 以下为全文: 主持人吴思: 感谢大家光临,改革共识至关重要。走向民主法治是大家都同意的,如果需要走一百公里的话,我们以前走了一段路,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人事班子做了各种各样的承诺,准备在未来五年再走那么几十公里,可能努点力,做到权在法下,不以权压法,当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仅仅是执政党的一面,社会上还有其他力量,比如工人、农民还有知识分子,以及整体世界形势。综合起来,就更加不确定。 我们对未来走向哪儿特别感兴趣。所以,希望在确定了一点,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听听大家的高见。 江平(资料图) 江平:改革要向国际共同的理念、规则靠拢 江平:我认为改革有一个共识,应该是趋同而不需趋异,在大方向来看,应该与国际潮流趋向一致,而不是相反。这当然不是说完全照搬,一方面要与国际趋同,一方面又不能够完全相同,这就是我考虑的一个基本观点。 据此可以看出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并没有走向趋同路线,而是趋异路线。为什么说这些年来的司法改革是倒退? 第一,我们这些年来不讲司法独立了,更多讲司法公正,实际是担心法院、检察院等政法机关搞独立,这样的话法院等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完全按照行政领导来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第二,世界上各国都明确规定法院只服从法律,我们的宪法也是这样写的。实际上,人民利益很难具体掌握,原告是人民,被告也是人民,法院怎么来决定哪个人民的利益更至上,强调人民利益容易形成民粹主义思想。 第三,法官到底是司法上的审判员还是国家的公务员?现在的法官完全被纳入公务员序列,本身就是国家公务员的一个成员,法院内部也是一级服从一级决定,审判员要服从审判长意见,审判长要服从庭长意见,庭长要服从院长意见,重大事情还要交给审判委员会决定。这样一种行政制度,造就法院中行政气氛极重,官位极重。层层请示的行政领导制度,实际导致司法两审制度形同虚设,一审发现疑难问题,按照行政请示制度请示上级,上级批复后按此来办。 第四,法官到底是一个法律精英?还是一个社会工作者?自从提出社会综合治理以来,特别强调法官在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如此一来,法官并不是花很大力气去努力理解法律精神。现在新法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法官不能够限于作为社会工作者去调解社会工作纠纷,解决社会矛盾。 第五,调解是手段还是目的?世界各国现在越来越重视调解的作用,但是如果强调调解率必须要达到多少,这就把调解从作为一种手段变成作为一种目的。在审判方式上也是这样,现在越来越强调马锡五审判方式( 编者注:指马锡五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时创造的群众路线审判方式。该方式实行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强调法官实地调查研究,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意见 )。这其中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法院到底起什么作用?法院更多是作为一个中立者听取双方意见,还是更多介入到案件的调查之中?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很好考虑。 总体来说,我们在这五个方面都是和国际趋势相反,越来越强调中国的特色。强调中国本身和世界不同的特点,并不是我们改革的初衷。我认为改革就是要向国际共同的理念、规则靠拢。“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趋势是不能改变的。 陈光中(资料图) 陈光中:现有领导体制的不足在于“一把手”权力太大 陈光中:今天与李锐等老前辈一起发言,也是第一次见面,我很荣幸。尽管我跟老江( 编者注:指江平 )同岁,他比我小几个月,但是在老前辈面前我还是中年人。 闲话就不多说,我今天的发言结合十八大,作为共产党员对十八大不可能不关注。中国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这个道路和旗帜,理解它的内涵,更多侧重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实际上重点是要摆脱原来苏联模式,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现在讲改革开放,我个人着重从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法制角度来说。我们党是执政党,决定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从原来的打天下到治天下,领导体制如果不认真加以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很难取得有效进步。领导体制的不足就在于“一把手”权力太大,很难受制约,民主集中实际上是集中有余,民主不足,最后更多是集中到“一把手”,“一把手”决定一个单位。 刚才老同志提到很支持胡锦涛同志全退,我也表示个态度,这次党中央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一起退,是一个进步,这就表示以身作则,进一步体现实质上结束终身制,结束终身制就是解决个人说了算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制度从党章、宪法上进一步加以规定。 大家知道宪法规定了总理、国家主席的任期,但军委主席没有规定年限。 第三,重庆薄熙来等案件,给我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涉及到体制问题,也涉及到反腐败的体制问题。但是预防问题并不是靠某个机构就能够解决的,关键要发挥党内民主、党内监督、社会民主、社会监督。财产申报制度现在一直启动不了,这实际上是全世界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领导干部申报有关事项,关键就缺“公开”两个字,公开同内部申报不一样,因为不公开就没法监督。有的东西不向前走,就要被动挨打,共产党和国家的声誉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最后,我想讲一下司法机关的改革问题。司法体制改革刚才江平教授讲了,要解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到要确保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怎么确保?十六大讲了,十七大也讲了,一直讲。确保解决各方面的问题,要先减少司法机关对党政人事权、财政权的依赖,同时切实解决办案的审批问题,不能疑难问题都找政法委来协调、拍板。这个问题要推进,要按照过去六十四号文件 (编者注:指1979年9月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诉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其中明确宣布取消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废除各级党领导对案件的审批制度。当然,我也并不是绝对化,非常重大的涉及到国家的像薄熙来等案件,也不能不过问。 我的发言到此为主,谢谢。 资中筠(资料图) 资中筠:民主、宪政、法治是人性所需 资中筠:我们在这里讲了好多话,其中有很多非常好的意见,而且这些意见也不是第一次讲,各路英雄在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不管是网上还是杂志报刊都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些讲话是讲给谁听的呢? 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就是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就是匹夫无责。我们对于国家兴亡是没有责任的,这一点应该有一个共识,责任不在我们。天下兴亡,为什么匹夫有责?知识分子对道统有一个承担的责任,不能让整个道德价值系统垮台。 为什么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他们是受利益的控制,并不是因为看不到,我想危机感比我们要严重。 事实上,我们的权贵资本和国际跨国资本正在联手,危害我国的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工人阶级,这是事实。 另外,我觉得官场腐败今天在中国不可怕,可怕的是全社会腐败,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开始就受腐败教育,让妈妈给老师送礼,并说要不然老师就对我不好了。我想在座的大概四五十岁的人,在小学期间绝对不会有这样一种观念,现在我们讲公平、正义,觉得腐败很不好,可到我们下一代,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事儿很不好呢?恐怕不是,他们会觉得只要能玩得转,谁在这里头都是一样。他们根本已经接受这样的观念,这才是可怕的事情。 我们要拯救的是中华民族,包括精神上,不能让它整个腐败下去。孙立平先生写的溃烂理论对我很有启发,可怕的就是全民溃烂。所以,我们应该眼睛向下,而不是老眼睛向上。 眼睛向下,也就是关注全民的问题。我最近研究纳粹德国的上台情况,其实有什么样的民众状态,与能不能造成一个法西斯政权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有一个神化的领袖,没有人当他是神来拜,他就神化不了,这与民众教育、启蒙有非常大的关系。前些日子有人借着所谓爱国为民搞打砸抢,一方面是他们发泄不满,还说明民众受得是什么教育。 最后,民主、宪政、人权等应该达成一个共识,这是属于人类共同的目标,是人性所需要的东西。人权不是西方概念,它就是人生下来应该有的权利。还有平等概念,在封建社会是没有平等的,大家都接受不平等,人生来不平等,但是现在大家都认为应该平等。 现在有一种流传的说法,认为美国搞霸权,英国是靠海外殖民起家的,因此就不要现代民主法治,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完全是概念混淆,不能因为这个人吃了饭出去打人,我们就连饭都不要吃。有了民主法治,可以治理国家,国家兴旺但不一定就非要出去侵略别人,那是两码事。我觉得一定要弄清楚,民主、宪政、法治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不是外国人的事儿,也不是在谁的压力之下的事儿。 我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那年那些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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