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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为什么中国盛产阴谋论

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一语惊人:“在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因为,自我太渺小,很容易想象自我是更大的自我的一部分,于是有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狂热。不仅如此,克里希那穆提更大胆指出,这里还包含着某种不可治愈的自卑情绪。...

汪丁丁 |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二

儿童教育政治学——“三分之一”定律 汪丁丁               杨格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他研究“带有随机过程的博弈学习”,现在很有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不论如何,我要介绍的政治学,与他的研究密切相关。             想象一群人,他们使用两种货币进行交易,金币和银币。每一个人每天早晨出发之前,在口袋里装一些货币,在扁担里装一些商品。游戏规则:每天从早到晚每一个人只能携带一种货币,金币或银币。而且规定不能以物易物。杨格的社会仿真,从最简单的情形开始,他假设这群人最初是使用金币的,但有一个极小的概率,例如,千分之一的概率,会有人携带银币(偶然的错误或故意要创新)。这样的随机性可能导致的后果是:这个偶然带着银币出门的人遇到的大多是只有金币的人,于是无法交易。那些带着金币的人晚上回到家里想起第二天要带何种货币的问题,很自然,会有一些人从第二天开始带银币出门。银币扩展的过程,开始的时候非常缓慢,可能需要等待两年,才有第二个人偶然携带银币出门。但它引发的心理效应是可以累积的,直到某一天,相当多的人携带银币出门。然后,杨格发现,当携带银币的人数占了某一比例之后,有一种“雪崩效应”,人们开始迅速从金币改为银币。这样的实验,他做了成百上千次,结论是:哪一种货币成为“本币”,依赖于随机冲击的效应,或迟或早,当前流行的本币一定会被“颠覆”。杨格这一发现,被称为“轮流颠覆”定律。多年之后,大约 2006 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哈佛大学一位年轻教授的报告,标题是“三分之一定律”。大致所言即杨格的轮流颠覆定律,只不过,更精确一些,他发现我们反复提及的那一“阈值”,通常就是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果制度诱使坏人的数目增加到占总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一以上,则出现向坏人发展的雪崩效应。反之亦然。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直到中期,例如 1997 年以前,为城里人供应食品的农民不懂得造假或懂得但不愿意造假。为什么突然就有了这样多的造假农民?杨格的“轮流颠覆”定律,在特定的制度里,“好人”越来越少(持有金币的人越来越少)直到某一阈值,然后“坏人”迅速增加(雪崩效应),以致大多食品都是假冒伪劣的。当然,也可有另一方向的颠覆:最初敢于供应优质食品的农民,引发了一连串的偶然事件,直到某一阈值,然后“好人”突然增多,雪崩一样地增多。轮流颠覆,杨格发表的数据表明,“轮流”是什么样的周期?完全无法确定,没有周期性,只有“随机”颠覆。我们能预言的仅仅是:坏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不可能无限长,同样,好人也不可能永远占统治地位。甚至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制度与人性的协调与不协调之分。人是可以变坏的,如果制度迫使他坏。坏人也可以变好,如果制度迫使他好。现代人性的强烈可塑性,是现代社会理论的一项基本假设。所以,不要简单认为一个人坏,于是就永远坏。以及一个人好,就永远好。正确的态度是考察与人互动着的制度的各种性质。             一个好孩子被送到一个坏幼儿园里,迅速可以变为坏孩子。这是从海外留学回国并且带着孩子的中国家长们感受最深的一件事,以致他们见了面就要提起这件事,以致他们许多人无法在国内继续工作,只能返回海外去找一份工作——为了孩子。最近几年,甚至没有留学体会的国内家长们也纷纷要送很小的孩子去海外读书,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然后是,可预期地,幼童,或干脆在海外出生——为了孩子。             难道没有人想过改变制度吗?例如,改造一个坏的幼儿园?或新建一所好的幼儿园?或几位家长联合教育自己的孩子(上海“孟母堂”的实验)?当然可以,我周围就有这类家长,而且他们也有能力这样做。但很艰难,因为官方的各种管制条例与审查——夹杂着腐败,最终,你受不了折磨,干脆一走了之。             留在国内或在国内生孩子,我明白,读者当中很多属于这类家长,你们面对的第一难题,就是“三分之一定律”。你的孩子教养很好,不论以四书五经的伦理标准衡量,还是以百科全书的知识标准衡量,都非常优秀。然后呢?你敢不敢送他上幼儿园?你知道那里的老师有意无意地常常引导孩子弄虚作假阿谀逢迎尔虞我诈,总之,诱使孩子们成为将来无恶不为的人。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医院一样危险! 下一篇: 转贴舒立报道 中纪委全面清理私人会所

汪丁丁 |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三 —网络局部性

儿童教育政治学——网络局部性 汪丁丁               怎么办?难道你不送孩子去学校?永远?我有一位朋友确实这样做了,但没有坚持到永远。现在他的孩子没有大学文凭,于是连报名考国外大学都很困难。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向教育体制屈服——为了孩子。             于是,现代网络社会科学的一项成果或基本原理,可帮助家长们缓解向坏方向演变的“三分之一定律”。根据这一原理,我建议家长们认真选择学校。认真,例如,你必须带着孩子到那里去考察,体验,甚至跟着某一班级听课,尤其要考察学校的老师、校长、和奖惩制度。然后,你坐下来,安静地判断这家学校的“坏”学生和“坏”老师的比例是否已超过三分之一。或者,如果这是一家好学校,通常意味着坏人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当然,你必须区分好学校的涵义,不能单凭“名校”这块牌子。总之,你再忙碌于你的工作,也必须腾出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你必须想到,孩子的一生,都将依赖于你现在愿意付出多少时间来做这件事。孩子会一生感激你,为了今天你的努力。当然,孩子可能一生感激你,仅仅为了你支付的大笔金钱和从不管教他直到他完全遗忘了区分好和坏的能力。             上面的建议,根据在于“网络局部性”,或简称“局部性”( localities )。各种研究报告表明,社会网络的性质,依照网络的局部而有极大差异。例如,一张网,有些地方密集,有些地方稀疏。这些差异,是局部性之间的差异。在西方和在几十年前的中国,被认为“好”的学校,首先就是“校风”很好。你送孩子到那里,学校召开第一次“家长会”讲解的要则,不是缴费多少,而是告诉家长怎样培养孩子勤俭和独立的生活习惯。因为,好的学校懂得家庭是学校教育的开端和归宿。我知道许多中国家庭,用“好”学校的家庭标准来衡量,一定是最坏的那种。孩子将来变成坏人,家庭环境就是他的原罪!             继续讲解“局部性”,幼儿园的孩子交友,研究表明,通常是“三角形”的( triad )。为什么?主要因为孩子们兴趣范围有限,而且尚未养成“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习惯,所以,两个密友的情形最常见。三角形是一条规律,因为孩子甲和孩子乙如果是密友,怎么可能甲的另一朋友和乙,或乙的另一朋友和甲,之间没有任何概率建立友谊呢?社会学家很早就懂得,三角形不仅具有力学稳定性,而且具有社会学的稳定性。两个密友之间容易因为极细微的事情争吵到决裂的程度,但三个朋友之间很少如此,因为两人吵架时那位旁观的朋友总要来调解。基于这些理由,我相信读者会相信,三角关系成为幼儿园里的普遍关系。             所以,如果你考察一家幼儿园,最重要的细节,就是考察那里的三角关系,即局部性的好或坏。你的孩子和谁是密友?还和谁是朋友?只要花费不长的时间,你一定能够了解这些情况并且知道好孩子几乎总是在好孩子的三角形里。注意,这是中西通例。很难想象一个吸毒成瘾的高中差生可以长期混迹于几位哈佛预科生之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通例。然后,你必须精确估算这家幼儿园有多少孩子,其中多少是在好的三角形里。我承认,这很费时间。             足够了,孩子的品格,反映幼儿园的品格,远比教师更重要。记住三分之一定律,你精确估算之后,“坏”的三角形的数目必须少于三分之一,当然,最好是远少于三分之一。             根据美国教育研究所某一年公布的数据,家长对学生行为的影响因子普遍低于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还有三分之二的影响来自家庭之外(西方是如此)。这套数据表明,“ peer effect ”(同级影响)大约是三分之二。同级影响,其实就是孩子们所处的局部网络的影响。我没有收集中国这方面的数据,但我推测同级影响可能低于三分之二,当然不会太低。大致可推测,在中国,对孩子的家庭影响和同级影响各占二分之一。             孩子的社会网络,一半在家庭里,一半在学校里(例如那些友谊三角形)。如果你的孩子在家里不是“好”孩子,那么,他可能在一家好学校里变得更好。那么,你的孩子如果在一家坏学校呢?回到家,哪怕他的家庭有很好的网络局部性,你知道三分之一定律,学校的坏三角形联合作用的影响是二分之一,所以,你家里的网络性质再好也无济于事。             转学,孟母择邻,这是最明智的措施。一个家庭与教育体制和许多坏学校对抗,唯一明智的措施就是寻找那些小环境(好的局部性)。 上一篇: 荣格红书 下一篇: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二

汪丁丁 | 荣格红书

这是2009年英文第一版插图全本的2012年读者版,荣格1957年写了红书的题头语,下面是照片: 红书,拉丁文标题是“生命之书”, 荣格1957年嘱咐家人不得外传。他去世的第二年,关于这本红书的消息就在业内传开,且常有节选版流传。1990年荣格文集的编辑意识到红书实在太重要(参阅下面这张照片),直到2000年,荣格后裔五家族才开会决定公开出版红书。荣格的这本笔记,历时几十年(1913-1930,然后他研究炼金术,直到生命晚期才再度修订红书),拉丁文、德文、希腊文、以及他亲笔绘制的许多插图,成为艺术收藏品,洛阳纸贵,不论定价多高,仍是一抢而空。英文版2009年发行,板式为40厘米长和30厘米宽的大书,携带不便,我无法从美国购买。读者简版2012年发行,普通开本,可携带。东财跨学科中心资料室为我购买了红书全版和读者版,都是原版。红书的1957年题头语非常重要,荣格1961年去世,这是他为红书“盖棺论定”。可见,他毕生的思考,其实主要是对着这本红书说话。那时,他创造了一种方法,人类的无意识,可借助这种技术被翻译为图像(images)。他命名这种方法为“active imagination”。这是他最重要的精神体验,它不仅仅贯穿此生此世。从那时到生命终结,对荣格而言,一切都不再重要,因为一切都是外在的。世界的本质是图像,精神的基础也是图像,精神不通过图像就不可能理解世界。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荣格红书,因为,荣格感到其中许多内容很难理解,应留给心理研究更深入的未来时代。 荣格早年有强烈和持久的神秘主义体验,人格1(少年心态的人格化)和人格2(历史与宗教心态的人格化),他的人格内涵始终有这两种人格,并试图保持平衡(不分裂)。在大学时期,他与神秘主义者们过从甚密,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神秘主义体验的心理学分析。后现代反思的领袖人物,海勒女士,最近演讲指出,现代人始终在两种想象(意象)之间保持脆弱平衡。其一是技术想象,其二是历史想象,缺一不可,但这两种想象之间的冲突日益深化,它们之间的平衡越来越不可能。 再写一段。荣格逐渐意识到,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远不如轴心时代以后那样富于理性(逻各斯),所以,研究人类的神话很可能揭示出集体无意识。他的研究使他相信,集体无意识在人类各远古社会都是通过神话获得表达的。集体无意识的神话表达,典型地表现为符号(图像、意象、想象)。然后,当人类理性昌明之后,神话不再可信(理性不信),但梦境可信(在梦里可信)。通过梦境,集体无意识仍可获得符号表达。 上面的思想进展,荣格是在大约1908-1912期间取得的。1913年,他开始在“红书”里记录这些进展并不断补充和修正。也因此,红书的插图非常重要,是荣格所信的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符号表达(通过西方和西方以外各古代文明的神话)。荣格在读大学时和在巴黎访学期间深研西洋绘画,整日沉潜于卢浮宫。所以,他的这些插图,今天是艺术品。我开始写这篇博客之后,收到友人来信,并赠送红书电子版(难以置信),特此致谢。 上一篇: 转贴 周其仁江南论坛发言 户籍制度改革时间表 下一篇: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三 ---网络局部性

汪丁丁 | 转贴 周其仁江南论坛发言 户籍制度改革时间表

【财新网】(记者 沈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6月8日提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情势是“接着石头过河”,改革无法拖延。   周其仁当天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财新传媒主办的江南论坛上纵论改革。他指出,全国都寄希望于今秋的三中全会能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部署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改革来统领整个社会的治理,向善的方向推进,很多问题就会产生消极影响。现在的形势不是顶层设计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而很可能是“接着石头过河”,让人无从招架。   不管改革难的理由是什么,站在2013年的时点上,不改行不行?周其仁发问。   “从目前观察到的社会经济情况来看,恐怕是不行。”他表示,不改也得改,否则“更大的麻烦在后头”,这可以从三个层次证明。   首先,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社会经济平衡的问题首当其冲。“上山容易下山难”,积累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可以被掩盖和缓解,而经济增速下滑、企业利润减少时,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回退的余地。   “改革跑不赢社会的腐败和腐烂,后者就占主导地位,就没有中国的美好前景。”周其仁说,中国的渐进改革,由于某些原因放慢拖延,变成半拉子工程,这会触发社会问题;当下形势非常现实,要走上好的前途,必须走上改革这条路。   其次,社会主体成员的期望值发生了变化。周其仁说,人们对体制、政策的评价是受心理预期支配的。从中国年龄结构来看,目前承担较高职位的人,是经历过过去极其不像样的时代、以此来比较的人;但社会的主体年龄层,亦即产业和消费中最积极活跃的人口,其参照系不同,他们对公正和现代文明程度的标尺更高。   他说,放眼未来十年、十五年,200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也会成为社会积极活跃的主体。不能动不动就讲1978年怎样,一个社会有希望就是面向未来,我们要和社会主流人口的期望值赛跑,否则失望的情绪也会弥漫,不能同心同力。   第三,改革无法拖延。改革不到位激发了“法外”现象。人们等不到改革的到来,但有实际需要,于是就脱离正规合法性的空间,在法外世界创造活动。中国无一领域没有这种法外现象。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能力把法外活动容纳到系统内,就会与时代脱节。   “说得很像样的事情就会只占社会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我们提出,要好好梳理法外活动,很多改革就是赋予法外活动的合法性——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问题是,现在很多体制和政策不是按这个原则梳理,搞得这么麻烦,(很多)审批,真有必要吗?”   “如果在圈里头越搞越精细、越搞越繁琐,很多中国人的活动就会脱离这个体系,到法外去寻找,那么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就会越来越困难。这个问题要提起严重注意。”   最后,周其仁说,改革不论有多难,现在都要跟腐败和社会的溃败赛跑,要和社会主体人群的期望值赛跑,要把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法外活动吸纳到体制中来,变成合法制度化的运作过程。   “只有克服困难,加快过程。只有认识到不坚定的推进改革是有后果的,才能推进今秋应该推进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他说。   周其仁的讲话赢得了满堂掌声。█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陈金永   随着中国进入城镇时代(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化”梦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的城镇化,可以促进内需,发展经济,有利于改变目前对出口和投资过度依赖的发展模式。同时,这十多年来,流动人口迅速扩大,已形成一个有2亿多庞大人口的“二等公民”群体,不利于社会稳定。根据国家发改委正在起草的城镇化规划,农民工市民化是排在五个重点的第一位。“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务工经商的外地农民工在打工地定居并被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转变为当地居民。这项改革需要设计一个路线图,长期推行渐进、有深度的户籍改革。   如何推行有深度的户改?这里提出一个初步构想的路线图与时间表,重点是勾画出主要的原则与步骤,也包括一些可操作的措施。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题目的进一步关注及讨论、修改;当然,这里还有许多技术性的细节要具体化。但我认为,逐步、渐进、稳步地到完全废除户籍所带来的公民等级差别,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这个户改方案提出的步骤与目标是:从2015年开始,大概用15年的时间, 解决流动人口的问题;15年后,所有的国民在国内可以自由迁移,国内没有分等级的户籍制度。具体的做法是:所有大中小城镇,首先向外地大学毕业生开放当地户籍登记;然后,向有熟练技术、又有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开放,再逐步有序地向其他民工开放,最终使所有的流动人口“市民化”,可以举家永久性迁移。 关于落户名额及先后次序   2012年,在城镇中的流动人口(包括大学毕业生)约有2.3亿。粗略推算,到2030年,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会达到3亿多(见图)。用15年的时间来改变这3亿多人的户籍,即平均每年要解决大约2000万人的户籍问题。   每年这2000万个名额,应怎么来分配?我认为,可以吸收国外(例如美国、加拿大)吸纳国际移民的做法,参考深圳积分入户的构思和具体做法,建立一个入户的优先程序。大概可以这样:年轻的大学(含大专)毕业生是第一优先,然后是熟练技工及稳定的自我就业劳动者;最后,是低技术民工(包含“普工”等)。这是个先易后难的方案,比较符合中国的情况与财政经济可以接受的能力,社会的期望。虽然有人会认为这做法可能会歧视低技术民工,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比较能够照顾到中国目前已存在的情况,有利于推行户改。   我认为,招纳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落户应是“双赢”的,因为大学毕业生大都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纳税者,将户籍这扇门向外地大学毕业生打开,能得到的社会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尽快推行这种学历型人才入户的措施。在美国,不少州(和城市)政府与企业都认识到,要发展高产值的地方经济,需要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留住本地的毕业生,吸引外州大学毕业生来就业,接受部分合适的外来但在美国上大学的毕业生,都是重要的政策。年轻大学毕业生也是未来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是美国人口长远发展策略的重要部分。   但是,在中国,直到最近,各地对外地大学生开放的户改措施(如上海的“居住证”计分制度、东莞的积分入户制度),每年吸纳的数目都非常有限(只有几百到几千个),相对于每个城市都有10万以上的外地大学毕业生,实属杯水车薪。只有深圳在去年下力气推行户改,并通过积分入户的途径,接纳了十几万人(主要是大学毕业生)落户,数目远远超过许多其他大城市类似的做法,在户籍制度向外地大学生开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农民工市民化”关键的一环在第二阶段:降低入户门槛,使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也可以落户, 这也是实质性户改关键的一步。上述用于大学毕业生落户的逻辑和理由,基本上也可以应用到让有技术的民工落户的政策上。中国的产业要升级,走向高端层次,也迫切需要大量受过更好教育的熟练工人、有能力操作高技术设备的技工。老板也需要技术熟练的劳动者,也要留住他们。技术工可以拿到较高的工资,也有能力缴纳城市社会福利的费用,基本上也是个双赢的做法。给有技术的民工“上户口”同时会促使大量的民工向技术工人的方向转移, 有力地调动未入户民工的积极性,包括投资在自身的人力资本上,争取入户。更长远一点看,这会大大提高中国工人的总体技术水平,增强中国的国力。   用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来解决上述两群体的户籍。然后再集中精力解决其他民工的户籍问题。届时,随着总体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民工的自我努力,加上年轻人口的逐年递减,教育水平低的非熟练工人会大大减少,加上中国的国力十年之后会更加富强,可以为社会公平的实现投入更多财力,从而为解决普通民工的户籍问题提供有利条件,为低收入民工提供多一些福利(下面再谈社会福利成本的问题)。   总的来说,要让有稳定工作的民工享有本地户籍,让他们可以定居下来,做比较长远的打算。要让他们享有国家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让留守丈夫、留守妻子更多地可以到城里来,让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像当地居民的子女一样就读当地公立学校,而不会遭受歧视。民工有了本地户籍,可以全面参与城镇公共事务管理,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自由择业,发挥各自所长,生活有保障,没有太多后顾之忧。这样的城镇化才能扩大中产阶层,扩大内需,才可实现“城镇化-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有了稳定的定居预期,就可以转让在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放弃已经闲置的宅基地、耕地,这也会大大提高农村土地的生产和生活利用率,这对于土地稀缺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估算及负担程度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究竟需要投入多少公共成本(也就是政府的财政负担),这个成本是否可以承受,经济“效益”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农民工转户进城成本太大,社会(政府)难以负担。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最近几年,有几个比较详细全面、用公开现成的统计数据来做的估算,其结果是每人“市民化”的成本,大约是小城市2万元,大城市10万元。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四个大中城市做了一个更细致的调查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上面两组的估算,大致吻合,即每人“市民化”的成本约在8万到10万元左右。   下面我们就用上限10万元来算一下,全部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总成本及其对国家经济与财政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要在一年内把所有2.3亿流动人口的户口都转换成城镇居民户口,总成本是23万亿元(10万元x2.3亿),是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4%,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中国无法承受。但是,如果是用本文所建议的15年的时间来做的话,考虑到2030年流动人口达到3亿人左右,平均每年大约要转换2000万人,每年的总成本是2万亿元,占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8%,这也是一大笔负担。   但是,这个算法是假定流动人口在一年内把上面所说的10万元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都花光。实际情形不是这样:10万元的福利是在流动人口落户之后,剩下的生命年数内所花的。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7岁-30岁,假设他们的“余生”是40年。这10万元要用40年来分摊,即每年是2500元。如果平均每年要转换2000万人,总成本也就是500亿元, 约占生产总值的0.1%,大约是北京奥运会所花掉的五分之一,国力应该是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更加合理的做法,是算出市民化的成本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我算了一下,500亿元是2012年财政收入的0.4%。当然,这只是第一年的成本,这个成本是每年递增的,到了方案的最后一年(第十五年),成本会累积到等于2012年财政总收入的6%。尽管这样,我认为这个还是可以负担的。就算最高的6%,也只是过去两年的财政收入每年增长率(2011年为23%; 2012年为13%)的一小部分。   撇开数字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的民工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可能需要的城市福利,主要是公房(特别是成家之后),中期是儿女公共教育的福利,支出较大的社保(养老、医疗)主要是在后期。初期主要还是处于付出、缴费的阶段,而不是享用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方案初期,“市民化”的费用支出并不多,农民工到城落户初期可能是净贡献——主要是缴费,而不是领取福利。在当前城镇户籍人口(尤其在大城市)严重老化,和“现付现支”的养老、医疗财政制度下,年轻民工的福利贡献,可以填补由于户籍人口老化所造成的城市福利财政缺口。   更加重要的是,农民进城后工作平均每人每年为城市创造的“社会产值”,肯定是上述2500元 “市民化”年平均成本的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远远超出市民化的成本及他们的工资。外地民工可以落户安居后,有长远的预期,他们也会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追加投资(即学习技术),也会对居住城市社区做出“投资”,进行消费。这样,他们为城市创造的红利会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健康的“城镇化”会创造纯利,可以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是有异于那种以卖地炒楼,城市土地扩张的短期的、泡沫化的“城镇化”,也有异于一些拉美国家中,农民进城但没有就业的“城市化”“城市病”。 中央政府要扮演主导与推行的角色   在户籍改革中,中央必须起主导与推行的角色。目前,户改基本上放权给地方,因此,户改也局限在地方非常小的范围内。在许多开放户籍给农民、民工的地方,其政策的对象基本只限于本省(市)的农业户口人口,基本没有触及核心群体即外地民工;就算对本地民工放开,很多条件也很苛刻,例如,强制农民“土地换户籍”(今年中央已明文禁止)。以我这几年所观察到的,这些地方的户改,算不上有实质性的进展,有些还被扭曲成“农民上楼,政府卖地”的政府工程。   因此,户籍改革是一项关乎全局发展战略的重大措施,迫切需要中央坚强的领导、统筹与介入,不能单靠地方有限度的户改。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有全局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大力带头推动与统筹,综合配套,包括加大财政投入、积极推动与监督,必要时制定法规。目前,民工在城市落户遇到的问题,一大部分是广义的生活保障问题(公房、教育、社保、土地等),这带有全局性的问题,需要中央的领导及统筹,财力的分配,不能单靠地方。实质性户改要求打破地域界限,使跨省民工都可以落户,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跨地方、各行政区域的事权与财权、人口管理的问题,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统筹规定与执行,中央应该考虑成立一个有权有责的户改领导机构,长期专职推行户改事务。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改变以出口、投资为主的模式,一定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内人力市场、产品消费市场、一个统一畅通的国内市场,这个任务中央政府责无旁贷。美国经济力量之所以强大,有赖于它百多年来,联邦政府努力建设统一国内市场的成果。因此,中国的户籍改革,主体必须是来自异地的劳动者与家庭,需要从全国一盘棋去考量,需要在中央层面做出积极的布局与安排,并且实施与监督。 大中小城市户改的政策   近年来,国务院提出实行“分类户口迁移”政策,鼓励农民工到中小城市落户,最大的40个城市户籍不开放。不少论者对此政策寄予厚望,认为是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可以避免“大城市病”。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沿用上个世纪80年代“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老路。现实情形是:国家的投入主要仍然向大城市倾斜,大城市相对发展快,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按照政策往小城镇走,而是按照就业岗位往大城市走;在目前地方财政以土地收入为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开发小城镇,因为小城镇的地卖不出价钱。   大城市发展较快,在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有它本身的经济规律。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大,人口与企业的集聚也节省了交易成本。我很赞同许小年博士的说法,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和城乡居民,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因为政府官员不可能掌握那么详尽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企业在什么城市投资好;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农民该进大的城市,还是小的城市才能找到工作,才能安居乐业。这些都应该让企业与民工自己、让市场去决定, 而不是由政府一刀切,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鼓励农民工落户小城镇。   所以,我的建议是,实质性的户改要同时在所有的城镇推行,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本文的建议,希望是用一个渐进的做法,扭转城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两者的数量差别不断扩大的恶劣趋势,并用大约15年的时间使两者的缺口逐步消除,重回到同一点上(如左侧图),使中国的城乡人口在2030年回到正常的状态,没有户籍之分,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国民在本国内自由迁徙。在2030年之前,每年我们可以通过检视城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两者的差距,来判断户改的进度。如果差距小了,那就是代表前进;如果差距大了,那就是后退。   总的来说,这个方案是为中国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对国家、民工都有利。逐步、渐进、稳健的户改,不但会为中国经济添加新的巨大的动力,也是建立一个公平社会、现代化国家,圆中国梦的必经之路。■    作者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城市化及人口迁移项目的专家顾问 上一篇: 转贴 QS公司亚洲大学排名 下一篇: 荣格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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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允许留言的事情,多亏小草的提醒。 QS根据邀请全球2 .8万名学者及7700名雇主,评价各院校的声誉,并根据各校学生与教授比例、每名学者发表的论文数目、论文获引述频率、校园国际化程度,及学生参与海外交流的比率,制定排名榜。 上一篇: 地方债危机 ---约半数地区政府债务与财政收入之比大于1 ---意味着---开征物业税抵债 下一篇: 转贴 周其仁江南论坛发言 户籍制度改革时间表

汪丁丁 |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四— 游戏规则决定局部性

儿童教育政治学——游戏规则决定局部性 汪丁丁               我请读者仔细思考这篇短文的副标题“游戏规则决定局部性”。儿童教育是博弈(游戏),而游戏规则是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我们说家长抵抗坏体制的唯一明智措施就是择邻和择校。但择邻和择校是为了回避无法抵抗的坏的价值观对孩子的腐蚀(如果你的孩子不去腐蚀其他孩子的话)。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核心价值观。 有的游戏规则很坏,例如,父亲要求孩子不要得罪老师,母亲要求孩子敢于反抗老师,不仅如此,父亲和母亲为此争吵,在孩子面前。这是最糟糕的规则或“无规则”,它的后果如何,取决于孩子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在家里谁说话最管用?孩子们都明白,用他们的语言表达,就是“谁怕谁”、“谁不怕谁”和“谁最怕谁”的问题。西方的中产阶级家庭,典型地,夫妻相敬如宾,至少在孩子们面前必须如此。我当然感觉不必如此,但总比夫妻在孩子面前毫不掩饰地亲热或争吵要好很多,就儿童教育而言有明显的优势。核心的价值观,经典的教育理论家如杜威,明确表示了:“必须灌输”。民间的教育家,如民国时期的王凤仪老人,也明确说了:“人助人总是顺着的,天助人总是逆着的。”古人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之初,趋乐避苦是动物本能。核心价值观通常是“苦”而非“乐”。克服动物本能,所以需要“灌输”。这与宗教的教养是一样的,熏陶,小孩跟着长者去教堂,耳濡目染,许多年之后,自然成习惯,再要他违背习惯,就会情感不适,于是接受他入教是“最自然的”后果。既然是“灌输”的,就要有权威性。相敬如宾或者至少基本观点达成一致之后再向孩子“灌输”这些基本观点,比没有权威性的争吵效果好一些。不仅如此,灌输给孩子的基本观点还要有“时间一致性”——不能随着社会风气朝秦暮楚,对年轻家长而言,这一要求比相敬如宾或许更艰难。因为,社会风气,不就是三分之一定律吗?谁愿意以卵击石呢?家长尚且追随社会风气,还要求孩子保持一致性吗? 西方社会流行许多儿童教育的好书,大同小异,概括起来,用其中一本书的标题就是:“我们在哈佛大学得到的教育都是我们在幼儿园里学过的。”这就是核心价值的确立过程,它要求长期灌输以融入生活成为习惯。 所以,观察西方的幼儿园教育,我受益很多。例如,最重要的幼儿园规则,我只列出与伦理有关的(删除只与个人健康有关的):从哪里拿了东西一定要放回原处。这一规则的扩展是:一定要做完你开始了的事情。所谓“做事情要有始有终”,这一扩展的扩展,就是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然后,遇到“天降大任于斯者”,可以扩展普通的责任感为康德所说的义务和道德。还有一项规则也特别常见:与他人分享。这一规则的扩展当然很多,例如,同情他人,帮助他人解决困难,同情小动物,维护正义。总之,相当于孟子所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的意思,扩展下去,就有亚当 .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由上述各例可知,凡“君子之教”都有“知微见著”的特点,从日常小事开始,逐渐养成伟大承当的人格。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研究的演化理论——凡事必须从演化角度看,儿童的教与养,更是如此。 游戏规则,以上各例不仅适用于幼儿园,也适用于家庭。家里的大人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哪怕虚伪(伪装的善或曰“伪善”),也要遵守。这里有很扎实的道理,可惜一篇短文无法交代清楚。有许多我们认为虚伪而不应保持的行为,再多思考一分钟:用哪些行为来代替被认为虚伪的这些行为呢?如果必须有所代替的话。于是,这是我的经验,我们通常要承认,如果没有可以代替的,那就不如保持下去。教育者(家长或任何对孩子有权力的人)一定要提醒自己面对的是孩子这一基本事实。尊重必要的权威,哪怕是伪善的,也值得。这是我的结论。否则,设想我们在孩子面前打碎一切权威,批判,尤其是反复批判,根据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原则——这是“启蒙”的最重要特征。然后呢?关键是,孩子将无所适从,他尚未确立核心价值观,故而无法如笛卡尔那样通过“冥想”或“沉思”独立地获得他的立场。对他来说,最容易接受的是“相对主义”的价值观——等价于“不论什么都合理”,意味着“任何无理行为也都是合理的”。这就相当于吸食高纯度海洛因,只一次,必定上瘾。然后走向毁灭,很难挽救。 上一篇: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五 ---关于天才 下一篇: 地方债危机 ---约半数地区政府债务与财政收入之比大于1 ---意味着---开征物业税抵债

汪丁丁 |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五 —关于天才

儿童教育政治学 ——关于天才 汪丁丁               何为“天才”?关于天才的科学研究,很难,晚近十年有所进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或开端,是对现象加以分类和统计。天才是一种现象,但天才很难被分类和统计。不论是高斯的正态分布还是高尔顿的钟形曲线,大致刻画的,是“平均”状态。天才或白痴,是相对于平均状态的足够远的偏离。依照我们绘制分布曲线的惯例,向右方偏离足够远可称为天才,向左方偏离足够远可称为白痴。钟形曲线不同于随机事件的正态分布曲线,“钟形”反映的是人类奋力向上所致的非随机性。             我看到太多家长希望孩子是天才,而且往往因此而扼杀了天才。所以,我有必要在这里普及一些关于少年天才或“早慧儿童”( child prodigy )的常识。中西古今,天才被认可之后,往往记录在案,有史料可查。例如,中国北宋的天才画家王希孟, 18 岁成名,“千里江山图”,藏于故宫博物院,然后在 23 岁死去。汉代贾谊是另一位有名的少年天才,脑崩而死。目前参与美国“早慧少年跟踪研究”项目的唯一华人被研究对象,广东移民澳大利亚的华人后裔数学家陶哲轩, 24 岁成为 UCLA 数学系史无前例的终身教授。印度人拉马努金( Srinivasa Ramanujan ),早慧并终生延续他的数学天才。爱因斯坦被认为是天才,但不是早慧儿童。小密尔( John Stuart Mill )是早慧儿童,但他的天才大约在中年以前就消失。我从他的浩大全集(占用 1.5GB 存储空间)里看到,他的天才或许已转化为智慧。毕加索是早慧儿童,并且是天才艺术家。此外,纽约的符号逻辑数学家克里普克( Saul Kripke )是早慧儿童,并且被认为是天才哲学家。西方最著名的早慧天才,当然是莫扎特, 5 岁作曲,终生保持着音乐原创能力。此外,数学家高斯,是公认的早慧儿童,且保持数学天才至晚年。这些人物的传记和对他们的观察,让我们相信早慧儿童常有下列表征:( 1 )俗语所称“不合群”,或西方学者所说的“ outliers ”(统计回归时呈现在散点图里远离回归直线的“野点”)。用休谟的描述就是,早慧儿童或天才人物,在他们所处的社会里往往与社会脱节( disconnected ),他们喜欢独自工作,尤其不喜欢社交。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描写,有些像自闭症儿童。而被诊断为患有自闭症的儿童,确实更经常地表现出数学和音乐才能,读者可检索陶哲轩的一位兄弟的故事;( 2 )原创性,在任何方面,或仅限于某些方面;( 3 )智商测验通常高于 140 ,或 180 ,虽然,这一测验至今只适合西方文化;( 4 )多少有几分疯狂,这是罗马智者塞内卡的描写,“没有一位天才是不沾点疯狂的”;( 5 )创造的激情,常因此而违反幼儿园或小学老师严厉监督下的行为规范。        脑科学的研究,最著名的一篇见于 2001 年 1 月《自然》杂志“神经科学”(“ Neuroscience ”, vol. 4 , no. 1 , pp.

汪丁丁 |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六 —教育的代价

教育的代价——儿童教育政治学 时间:2013-06-20 来源:IT经理世界 作者:汪丁丁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教授 浏览:17次 我要评论( 0 )  字号: T  |  T 怀特海在《论教育之目的》开篇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不仅习得专业知识而且习得文化。专业知识使学生的人生有所立足,文化使学生如哲学般深思且如艺术般升华。没有文化,知识再多也不能成就人生。可是,中国教育,最缺乏的就是文化。不仅缺乏文化,而且“文化”在中国革命传统里的涵义也被彻底改造了,从怀特海理解的那种涵义,改造为中央苏区的口号“一切为着革命斗争”的文化教育——1949年以前是“培养革命干部”和推广“工农识字班”,1949年以后主要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文”与“化”的传统人文主义精神,经历了三代人(“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奄奄一息,命悬一线,花果飘零。 代价,经济学的定义是“放弃了的最高价值”。行为A的代价,就是A以外的全部可能行为当中最有价值的那些行为的价值。推行没有人文精神的教育,代价是摧毁了人的精神生活,于是人只能成为“依附品”——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革命的螺丝钉”,80年代以后是“金钱的奴隶”。 今天,我们的教育体制——学校、教师、学生、学生家长与教育的社会环境,仍在成批地培养着“依附品”。康德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时指出,启蒙就是勇敢地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极端而言,福柯说,启蒙就是对传统(社会主流)保持永恒的批判姿态。我们的学生,只要仍是依附品,就仍有待启蒙。蒙昧的人最惧怕的就是不能进入社会主流,因为“边缘”意味着不再有所依附——你被抛弃了,你不得不独立,你获得了独立思考的机会,你启蒙了。鲁迅笔下的中国人,多么害怕没有了皇帝,一旦没有皇帝,生活就无法继续。蒙昧教育的代价,是让人更喜欢蒙昧状态从而拒绝启蒙。 我请每一位家长思考,希望你勇敢地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哪怕是迫使你的孩子走出蒙昧状态,孩子将更幸福呢,还是只能带来不幸?不再有所依附,这是真正意义的自由——“自”与“由”连用,摆脱奴役状态,精神之独立和思想之自由。“迫使”,因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倾向于培养你的孩子成为生活的奴隶而不是生活的主人,所以如果你要让孩子启蒙你可能必须迫使他“走向边缘”。维特根斯坦家族是奥地利首富,但他将父亲的巨额遗产转让给姐姐,“迫使”自己保持简朴生活,为了哲学思考,为了精神之独立与思想之自由。 我承认,多数家长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们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感到困惑,社会主流不好吗?名利权势不好吗?批判?有什么好处?所以,我周围绝大多数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走向边缘,似乎那是一条自杀之路,而且在我们社会的边缘确实有不少人自杀。我主持实验教育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学生而来自学生家长,也就是来自我们的社会之为一个整体而形成的巨大阻力。这些家长鼓励孩子考入我们的实验班,然后鼓励孩子在实验班研究生阶段报考国家公务员——在大学体制和公务员招聘体制里,这是一条最佳路线。其实,他们的孩子可能很痛苦。因为他们在实验教育过程中重新学会了批判性思考,继而开始有独立之精神,然后呢,他们要服从父母的安排借助于我们实验教育的优势成为国家公务员,成为最不允许独立之精神的依附于庞大权力机器的卑微官僚分子,成为趋炎附势醉生梦死尸位素餐的人,至少与他们同流合污,否则就难以立足。取消了人文精神的教育,我们社会支付的最高代价,就是家长们拒绝让孩子启蒙。家长也很委屈,因为,他们说,自由真是取决于社会整体的一件事情,自由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如果他们允许孩子孤零零地批判思考,孩子怎么可能幸福? 这样,我的叙述就回到文章开篇怀特海的见解,教育的目的,其一是使学生习得专业知识于是人生有所立足,其二是使学生习得文化于是得以成就人生。怀特海所论,也是我们实验教育遵循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培养孤零零的社会批判者。我们努力要培养的,是有能力进入主流并改造社会的人,所谓“有灵魂的专家”,换句话说,是具有精英意识的社会批判者。精英意识,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定义了,不是指社会地位,而是指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承担。 下一篇: 转贴凌华薇文章 ---存量货币怎样盘活

汪丁丁 | 丁丁看图 —上次看图是2001年

没什么可以说的,上次看图是2001年,预言2008-2012期间是中国经济的世纪拐点,现在看图,只是继续发布长期预言(不是预测)。这张图是上证指数全图,1990-2013的月线图。从2007年顶点向下看,至今只出现了下跌的第三浪。由于矩形是向下倾斜的,可预言将有向上的突破,可能在未来半年发生,但不会很大(香港人称为“死鱼翻身”),例如,在3500点水平以下,然后继续下跌,完成下行的第五浪,大约要在2018年或更晚。技术分析不同于基本面分析,不需要任何新闻的支持。根据艾略特(他从不读报)的见解,在技术分析家指出的拐点处,必会有新闻或爆料。看起来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与此类似的是星相学和手相学。如果非要指出基本面的理由,我认为2018年见底,转为强势上升行情,可能是因为政治局下一次的换届引入强烈刺激因素。 下一篇: 丁丁 关于知识的随想 2011年8月

爱思想 | 汪丁丁:教育是如何演变成公共之恶的?

汪丁丁:教育是如何演变成公共之恶的? 进入专题 : 公共之恶    ● 汪丁丁 ( 进入专栏 )        枫林晚15周年在场系列讲座:NO.11      大家都不喜欢的公共之恶,成为了我们的现实      汪丁丁:我们今天来的都是老朋友,如果我不认识的就是年轻人了,但是也太年轻了点,原来我想我们谈的是教育,如果浙大的学生多,我就从这儿开始,我们北大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里面,几乎每一次开讲的时候都有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善是如何变为恶的?它的英文是很容易理解,这是布坎南最早写的这么一个问题,他毕生努力想要回答的,就是怎么样理解公共之恶?布坎南的问题很重要,他说他要解释的,这在《自由的限度》前言里面说的,在1975年,他要解释的就是Public goods怎么就演变成为Public bads?大家都不喜欢的恶,居然就成为我们的现实。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理想的时代,就是毛泽东他老人家说过的“人多力量大”,或者“人多好办事”,就反对马寅初的控制人口的理论。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人要心齐,所以如果人心不齐了,也就是人多力量大的一个隐含的假设今天不再存在,那就是人心要齐,人心不齐是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基本假设,如果人心齐那就没交换可言了,就得人心不齐才能交换。市场经济显然在我们这个社会取得了非常主导性的地位,但只不过人心坏了,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心坏掉了”。这个“人心坏掉了”在西方并没发生,西方也有市场经济,它并没发生,那毛病出在哪的呢?是教育,因为教育是管人心的,医院医疗是管人身的。   学校是杀人心的危险场所,是屠场,是人心的屠宰场,你们知道学校的腐败有多么严重。      梁漱溟未尽之业,重拾中国的心理学      但是教育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怎么就变成了公共之恶呢?大家都不喜欢的一种恶。让我们从一个一百年的标题开始讲教育是怎么变得很危险的?梁漱溟,你们都知道我喜欢这老先生,因为他说他是不做学问的,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但是在实践中,他用生命体悟出了一些真知,然后写了三本大书,第三本写完不久,1983年他就去世了。第三本书标题叫《人心与人生》,他在前言里说从1919年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时候,就写了这个《人心与人生》的序言,一直到1975年才真正出版了这本书,写了一辈子,这是很重要的一本书。有人写过,说,走进他木樨地24楼里,只要一进那个门廊,就被这矮小老人的双目射出来的光就震慑住,不能再前行。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人心里面能养成这种气势。   他这个前言里还写了什么呢?写了脑科学,现代心理学。我和叶航一直在浙大推广现代跨学科科学知识,来熏陶这些学生有志于长期基于人心与人生这两大根本研究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努力,完成梁老先生在《人心与人生》的前言里面说“未尽之业”,我这个引言有点长。为什么他这本书写完了就去世了呢?这本书的故事,我写过介绍,他在给他的两个儿子的信里面,他是蒋介石特派员,经历了很多九死一生的过程,在抗日战争时期。后来他写给培宽、培恕的信说,说日本占领香港之后,他就从香港撤退到澳门,到澳门海面上要坐船了,海面上日机轰炸的结果没有人敢出海。他是名家了,随行的大概有七、八条小船,他就一个人屹立船头,敌机的炸弹都在这附近,前面、后面都有船沉下去,他就还在这站着,一直到澳门,很多友人去接,大家都说你受惊了,他说不会,他说我知道根本死不了,为什么?我这三本书没写完。我如果没写完这三本书我就死,中国大地山河为之色变,这么狂!这是40年代。   到70年代他写了这本书,过了几年他就去世了,我跟你说的去世经历也是非常戏剧性。他读了西方的心理学、脑科学,所有的一些最前沿的,我们现在当然就更前沿了,那是80年代。现在脑科学发展到了连90年代都算旧闻了,都不算新文章了。      中国儒家的伦理学今天已经无法读懂      那么他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他这子写的这个东西,不能成为完成的著作,因为他发现孔子的伦理学,就是中国儒家的伦理学,今天已经无法读懂,为什么呢?因为伦理学是一套学理,他要支撑的事实是什么呢?是心理事实。今天我们学的心理学,都是针对西方族群的心理事实,中国没有心理学,很长时间都被压制了,在100年里面极其弱,最后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说,始终没有振兴。那既然没有研究中国人心理事实的心理学,古人留下来的关于伦理学的原理,所指为何?他说你不能齐古人于地下,问他当时孔颜对话的场景,那时候颜回的心理事实是什么?你无法知道,也没有文字留下来。他说他的志向在这本书里,是要建立中国人的心理学,老先生快要去世了,要建立中国人的心理学。他说有了中国的心理学,古儒的伦理学,才落地生根,才能理解了。你现在读的都是《论语》,那是拿来当西方文字读,你根本不知道当时的情景,这是很复杂的思想,很深刻的思想。你们如果听过陈嘉映的报告,在这儿也做过,你应该知道陈嘉映跟我从两个不同的途径,走到同一个所谓情景理性的概念上。陈嘉映曾经给杂志写过半年的专栏,他就去北欧度假了,其实是工作,剩下的事儿怎么办呢?他说让丁丁写,所以我们俩写了去年一年的专栏,是哲学专栏。我一看前面写的六篇,其中有一篇是关于维特斯坦的哲学,他是这方面的开创者,“事实啊,你要想言说,有不可能之处”,这是维特斯坦立的宗教感很强的一个界限,在不可说的时候必须沉默。那事实通过什么言说呢?嘉映这个文章有意思了,在这六篇里面有一篇,他说“事实通过情景言说”,我一看这个我说嘉映跟我走到一条路上了,叫情景理性,孔颜对话,颜回没留一个字就死了,到今天没有人读得出,没有人令人信服提供一个回答,马一浮当年写过几万字,程颐也写过一些,因为宋代的考试这是一个题目,《颜子所好何学论》,后来主考官是欧阳修,挑中了一个人,我如果没记错就是程颐,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河,大概是这样一套东西。   今天讲的教育在1942年浙大有一批教授,这批教授里面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思想者,其中也有钱穆,他写了一篇文章是回顾2000年中国教育得失,段怀清老师后来把它收集到《思想与时代》文集里,钱穆在这篇文章里可以说在我看来第一次系统浏览了中国教育得失,钱穆喜欢写这个,比如说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我们都知道。中国历代教育得失,是在这篇文章上,在浙大写的。根据他总结,教育最成功的就是北宋初期,就是刚才我说的欧阳修考《颜子所好何学论》这篇考卷答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钱穆把它叫做,既不是魏晋时期的高门氏族的门阀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自己家族的接班人,也不是完全官办的今天这种教育部统治的教育,像浙大、北大都一样,都官僚到了不愿意让人家看。在这两种教育之间有一种教育,钱穆叫做“社会自由教育”,社会自由教育顶峰就出了宋明理学的这一大群人,然后逐渐衰弱到了晚清。社会自由教育也很难说是官督民办,但是官方肯定也参与,但不是主办,主办就是私塾的力量,民间办学的高人。   大致上回顾《人心与人生》,人心不能够坏,这依赖于教育。这一两千年中国的教育史,教育的历程钱穆在这篇文章里做了很精辟的概括。      多巴胺、血清素、产后激素构成影响胎儿的情感决定因素的铁三角      JEBO(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是行为经济学今天的主流杂志,相当于经济学的头牌杂志,这里面有一个著名的作者,是领袖级的,叫Paul Zak。Zak写的一个文章,介绍胎儿的情感演化里面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这进入正题了,我们从幼儿教育开始说,中国教育是如何从公共之善变成公共之恶的?   胎儿的情感在四月份脑成型,就是第16周,你们将来当母亲就会注意这一点,不要以为他还没出生,你干什么事都行,不对,天罚,你干什么事儿胎儿都知道,你所思、所想。所以胎儿四个月脑成型之后,他的情感成型过程,在出胎之前,大概60%已经决定了,为什么呢?Zak根据最新的进展,在这篇文章里画了一个三角,叫胎儿的情感决定因素的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最著名的一个角,我们说右下角,你要做笔记就画右下角,画一个三角,顶上待会儿再说。右下角是什么呢?是和幸福感相结合的一种基数,或者是荷尔蒙,叫多巴胺。   多巴胺,他不一定是注射了多巴胺他就感到幸福,那没有什么意义,那是自欺欺人,跟吸鸦片似的。所以多巴胺的系统当时也叫做鸦片回报系统,它在我们的尾核感受器里面,就是多巴胺敏感的脑器官包括纹状体三结构,尾核,壳核,苍白球。   这是去年我在北大行为经济学最后涉及到教育问题的,给学生的一节课。总之有这么一套鸦片回报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或者说它和儿童的幸福感,和每一个人的幸福感水平同时起落。因果关系我们不知道,因为统计研究不提供因果联系,你不要以为注射了多巴胺,这人就幸福,不是的,也可能是因为幸福,所以多巴胺上升,你不知道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但总之这是铁三角相当重要的一个角,在2003年名噪一时,出了名了。   现在我们来介绍铁三角的左下角,左下角中文翻译是血清素,它的大众的名称叫紧张激素,它是专门为了要调动紧张感,和它统计显著相关的就是血清素水平会上升。儿童在母腹里面,经常会紧张,为什么呢?这跟母亲有关系了,西方有大量的吸毒母亲、单身母亲、暴力倾向的母亲、失恋的母亲,还有很多西方社会积淀到今天基本上都已经在中国实现了,但是没人谈这件事儿了。我们先把西方的最新的看法引进,然后再回到梁漱溟所说的《人心与人生》的故事上来,当然如果有时候还可以继续。   左下角就是紧张激素,最后怎样来协调这个紧张感和幸福感,你想想你要幸福感、紧张感,这中间都有协调,要不然冲突起来很麻烦了,又幸福、又紧张,紧张当然就导致恐慌,或者害怕,那就不能幸福。幸福当然不是亚里士多德说的这种希腊词的幸福,而是简单的幸福,它不是希腊意义上的幸福感(happiness),它是生理学意义上的快感(pleasure)。   接下来要介绍三角形的顶端、顶点,这是最重要的,也很有意思,和母亲非常相关,因为它的名字叫做产后激素或者叫垂体后叶激素。你知道哺乳类的鼠类有很残暴很可怕的一面,它会撕食自己的孩子。凡是养过宠物,养过小耗子的,我女儿养过小耗子,母耗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不能见到他的配偶,那公耗必须滚蛋,不知道为什么?是她告诉我的,我没有研究过老鼠。如果这个母亲在生产之后,发现他的领地里面有陌生的气味,包括她丈夫,她不是单一配偶了,包括那公的,她就会很残暴地撕食这个幼子,这很可怕。   那么大自然的演化能够生存到今的哺乳动物,有一种什么特点呢?就是要在产后的时候排出这种高水平的激素,让母亲对她自己的产儿变得非常耐心、关爱,这种激素是铁三角最重要的协调因素。这个产后激素如果产后大量分泌,过头了,这个社会上发生过很多,前两天在浙大附属幼儿医院,我看浙江卫视,我很少看电视剧,但是偶然让我碰上,还都是有意思的,他拿着锋利的刀乱刺,记者说,孩子没保住,你知道孩子没保住的后果是?她这东西分泌出来了,她不能管这事儿,她就抑郁。所以产后激素分泌太多,叫做产后抑郁症。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日常心理学。   Paul Zak的铁三角,它的最关键的一部分是说,根据现在的研究,这个母亲从四个月一直到生出来,一直到3岁以前,这个小孩应该怎么带?   如果母亲太紧张,当然就是血清素的水平会上升,这时候你的孩子如果生出来,你孩子生出来民间的办法是拍拍让他出声,听听哭声完事儿了,肺通了,有呼吸了,好养了。但是在大医院里面不是这样,首先出来以后拍拍,出声了,然后就上仪器了,就开始测了,测什么呢?叫做心电图的基调,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胎儿呼吸的时候,一呼一吸他有一个基准的频率,有一个性情平和的胎儿和性情狂躁不稳定胎儿的呼吸差别,这个基调很重要,这个基调不对说明什么?说明母亲有问题,母亲就出了问题了,因为你让她老紧张。有的母亲一怀胎就不耐烦,觉得好日子单身还没玩够呢!尤其杭州女孩,还没玩够,你就让我怀孕,就为了你们家老头,就是老太太想要孙子,就这些事儿她特别恨这孩子,我跟你说你只要产生这种情绪,小孩比你敏感得多,小孩他马上在你的腹内,他就会接受这种,他就觉得不安,他有紧张的激素,所以血清素分泌就偏高。偏高的结果老紧张,你们查一下任何一本古典的,80年代出的生理学的教科书,血清素是让你的肾脏腺素、血压、心跳全都加快,因为动物有一种本能,它要反抗、要挣扎,这种孩子他就完了,他就很麻烦,将来也很麻烦。   那么能够调节他的是另外两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汪丁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共之恶   

汪丁丁 | 丁丁新作 中国教育的希望在民间

中国教育:希望在民间 父母养而不教,多是不晓得怎样教;至于教师之堕,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教育制度。 作者: 汪丁丁   发布于:2012-6-1 《IT经理世界》 当今世界各国,教育何以成为严重问题?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迟至50万年前,洞穴时代,人类每一群体的规模未过百人,由血缘维系。那时的“教育”,与一般动物类似,主要是生存技能的传授。幼兽只需在脑发育的适当时期模仿成年野兽的行为,即可习得关键性的生存技能。虽然,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个体,已兼有“个性”与“群性”这样两种未必总是协调一致的本性。现代研究显示,食肉类社会性哺乳动物的幼兽,在脑发育的某一“时间窗口”必须在成年野兽的观察范围内学会公平地与其他同龄幼兽戏耍,也称为“费厄泼赖”(fair play)。那些在时间窗口期限内没有学会费厄泼赖的幼兽,将无法获得“群性”遂成为孤独的个体。 汪丁丁 斯密《道德情操论》的结论篇,有如下概括:纵观人类千差万别的道德观念,无非两类,其一关乎个体幸福,其二关乎他人幸福。关乎个体幸福的核心道德只有一项,就是“谨慎”,而关乎他人幸福的核心道德只有两项,“正义”和“仁慈”。在许多场合,这三种道德力量的作用方向或许发生严重冲突,于是我们有必要诉诸一种更根本的人类能力来协调它们之间的冲突。这一能力,就是“合宜性”,即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一位公正无偏且充分知情的旁观者,随时提醒我们反省自己的行为和情感是否恰当。合宜性,即中国文化传统的“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人类发育正常的每一个体,于是都兼有个性与群性。毫无个性的人,也就丧失了创造性,不符合“人”之定义。毫无群性的人,不懂得合作,无法融入人类社会。 教育在人类社会成为必要,我推测,始于人群规模开始超过血缘关系范围的时期,例如,开始出现数百人乃至数千人的群体。要参与这样规模的群体生活并分享群体的规模收益,个体必须懂得并实践这个“义”字。否则,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便难以扩展。物竞天择,那些难以扩展合作秩序的人群已被淘汰。幸存的群体,规模足够大从而规模收益足够大,便逐渐扩展到地球的许多区域,成为那里占主导的社会形态。 不懂得义或知其字却不能践履其义的人,无以成为“君子”,于是只成为“小人”。一个群体若全由小人组成,便很难维系为一个群体。小人,孜孜孳孳于私利而不返。这样的人,既可充斥于官场也可充斥于市场。如果我们已经见到官场和市场里出现了非常多这样的人类个体,我们便可推测中国教育是很失败的甚至完全失败的。 综观教育在中国失败的情形,我认为,初等教育比高等教育更加失败,而在初等教育的各阶段,幼儿教育是最失败的。何以如此?因为,幼儿教育的核心,是幼儿在家庭里形成的教养。虽说“教不严,师之堕”,但首先是“养不教,父之过”。或许因为教育在两代人身上的失败,父母养而不教,不是不想教而是不晓得怎样教。至于幼教的教师之堕,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制度。中国其实非常缺乏幼教师资,但在中国,与高校教师的报酬相比,幼教老师的报酬实在太低,不足以普遍地保持老师基于对孩子的关爱之情而激发的认真不堕的敬业精神。 民国以前的初等教育,以私塾为主要形式。乡村私塾的财政来源由本地士绅主持,使同宗儿童,不论贫富,皆可入学。以清代为例,教育占优势的地区诸如两江、两湖、两广,皆为民营经济最发达且享有较高政治参与权益的地区。又以钱穆先生最看重之宋代教育为例,当时天下有识之士,十之四五,出自江南教育家胡瑗门下,著名者如程颐。 公学之兴起,如钱穆所述,创于盛宣怀,特慕效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张之洞诸人之所为。故新学之兴起,有其极可注意者,其一,非由国家中央发动,且非为有计划之整体推进;其二,非由学术界倡导以探求根本意义,只不过由几位地方疆吏拨资创办,其先仅限于翻译与军事,尤之可也。后虽延展至法政与经济各科,却仍无根本意义之探讨,停留在效法西洋之器物层面。所谓“器物层面”的教育,也即教育仅仅是功利主义的。急功近利,不求根本。公立教育的这一大弊端,肇始于“新学”之初。更何况在计划体制的官僚化倾向作用下,新学再沉沦一层,成为“官办教育”。诚如钱穆所论:教育有独立之精神和独立之职权,而后可以有高远之理想,而后可以从事于学术人才所以为教育本源之地者以备国家社会真实之用。 而今,中国社会基层,宗族私塾消失殆尽,官办教育腐朽不堪。中国教育的希望,于是只在民间。 下一篇: 跨学科教育研讨会开场白 我引用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推荐《启真》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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