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汪丁丁:为什么中国盛产阴谋论

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一语惊人:“在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因为,自我太渺小,很容易想象自我是更大的自我的一部分,于是有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狂热。不仅如此,克里希那穆提更大胆指出,这里还包含着某种不可治愈的自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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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二

儿童教育政治学——“三分之一”定律 汪丁丁               杨格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他研究“带有随机过程的博弈学习”,现在很有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不论如何,我要介绍的政治学,与他的研究密切相关。             想象一群人,他们使用两种货币进行交易,金币和银币。每一个人每天早晨出发之前,在口袋里装一些货币,在扁担里装一些商品。游戏规则:每天从早到晚每一个人只能携带一种货币,金币或银币。而且规定不能以物易物。杨格的社会仿真,从最简单的情形开始,他假设这群人最初是使用金币的,但有一个极小的概率,例如,千分之一的概率,会有人携带银币(偶然的错误或故意要创新)。这样的随机性可能导致的后果是:这个偶然带着银币出门的人遇到的大多是只有金币的人,于是无法交易。那些带着金币的人晚上回到家里想起第二天要带何种货币的问题,很自然,会有一些人从第二天开始带银币出门。银币扩展的过程,开始的时候非常缓慢,可能需要等待两年,才有第二个人偶然携带银币出门。但它引发的心理效应是可以累积的,直到某一天,相当多的人携带银币出门。然后,杨格发现,当携带银币的人数占了某一比例之后,有一种“雪崩效应”,人们开始迅速从金币改为银币。这样的实验,他做了成百上千次,结论是:哪一种货币成为“本币”,依赖于随机冲击的效应,或迟或早,当前流行的本币一定会被“颠覆”。杨格这一发现,被称为“轮流颠覆”定律。多年之后,大约 2006 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哈佛大学一位年轻教授的报告,标题是“三分之一定律”。大致所言即杨格的轮流颠覆定律,只不过,更精确一些,他发现我们反复提及的那一“阈值”,通常就是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如果制度诱使坏人的数目增加到占总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一以上,则出现向坏人发展的雪崩效应。反之亦然。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直到中期,例如 1997 年以前,为城里人供应食品的农民不懂得造假或懂得但不愿意造假。为什么突然就有了这样多的造假农民?杨格的“轮流颠覆”定律,在特定的制度里,“好人”越来越少(持有金币的人越来越少)直到某一阈值,然后“坏人”迅速增加(雪崩效应),以致大多食品都是假冒伪劣的。当然,也可有另一方向的颠覆:最初敢于供应优质食品的农民,引发了一连串的偶然事件,直到某一阈值,然后“好人”突然增多,雪崩一样地增多。轮流颠覆,杨格发表的数据表明,“轮流”是什么样的周期?完全无法确定,没有周期性,只有“随机”颠覆。我们能预言的仅仅是:坏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不可能无限长,同样,好人也不可能永远占统治地位。甚至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制度与人性的协调与不协调之分。人是可以变坏的,如果制度迫使他坏。坏人也可以变好,如果制度迫使他好。现代人性的强烈可塑性,是现代社会理论的一项基本假设。所以,不要简单认为一个人坏,于是就永远坏。以及一个人好,就永远好。正确的态度是考察与人互动着的制度的各种性质。             一个好孩子被送到一个坏幼儿园里,迅速可以变为坏孩子。这是从海外留学回国并且带着孩子的中国家长们感受最深的一件事,以致他们见了面就要提起这件事,以致他们许多人无法在国内继续工作,只能返回海外去找一份工作——为了孩子。最近几年,甚至没有留学体会的国内家长们也纷纷要送很小的孩子去海外读书,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然后是,可预期地,幼童,或干脆在海外出生——为了孩子。             难道没有人想过改变制度吗?例如,改造一个坏的幼儿园?或新建一所好的幼儿园?或几位家长联合教育自己的孩子(上海“孟母堂”的实验)?当然可以,我周围就有这类家长,而且他们也有能力这样做。但很艰难,因为官方的各种管制条例与审查——夹杂着腐败,最终,你受不了折磨,干脆一走了之。             留在国内或在国内生孩子,我明白,读者当中很多属于这类家长,你们面对的第一难题,就是“三分之一定律”。你的孩子教养很好,不论以四书五经的伦理标准衡量,还是以百科全书的知识标准衡量,都非常优秀。然后呢?你敢不敢送他上幼儿园?你知道那里的老师有意无意地常常引导孩子弄虚作假阿谀逢迎尔虞我诈,总之,诱使孩子们成为将来无恶不为的人。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医院一样危险! 下一篇: 转贴舒立报道 中纪委全面清理私人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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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三 —网络局部性

儿童教育政治学——网络局部性 汪丁丁               怎么办?难道你不送孩子去学校?永远?我有一位朋友确实这样做了,但没有坚持到永远。现在他的孩子没有大学文凭,于是连报名考国外大学都很困难。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向教育体制屈服——为了孩子。             于是,现代网络社会科学的一项成果或基本原理,可帮助家长们缓解向坏方向演变的“三分之一定律”。根据这一原理,我建议家长们认真选择学校。认真,例如,你必须带着孩子到那里去考察,体验,甚至跟着某一班级听课,尤其要考察学校的老师、校长、和奖惩制度。然后,你坐下来,安静地判断这家学校的“坏”学生和“坏”老师的比例是否已超过三分之一。或者,如果这是一家好学校,通常意味着坏人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当然,你必须区分好学校的涵义,不能单凭“名校”这块牌子。总之,你再忙碌于你的工作,也必须腾出很多时间来做这件事。你必须想到,孩子的一生,都将依赖于你现在愿意付出多少时间来做这件事。孩子会一生感激你,为了今天你的努力。当然,孩子可能一生感激你,仅仅为了你支付的大笔金钱和从不管教他直到他完全遗忘了区分好和坏的能力。             上面的建议,根据在于“网络局部性”,或简称“局部性”( localities )。各种研究报告表明,社会网络的性质,依照网络的局部而有极大差异。例如,一张网,有些地方密集,有些地方稀疏。这些差异,是局部性之间的差异。在西方和在几十年前的中国,被认为“好”的学校,首先就是“校风”很好。你送孩子到那里,学校召开第一次“家长会”讲解的要则,不是缴费多少,而是告诉家长怎样培养孩子勤俭和独立的生活习惯。因为,好的学校懂得家庭是学校教育的开端和归宿。我知道许多中国家庭,用“好”学校的家庭标准来衡量,一定是最坏的那种。孩子将来变成坏人,家庭环境就是他的原罪!             继续讲解“局部性”,幼儿园的孩子交友,研究表明,通常是“三角形”的( triad )。为什么?主要因为孩子们兴趣范围有限,而且尚未养成“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习惯,所以,两个密友的情形最常见。三角形是一条规律,因为孩子甲和孩子乙如果是密友,怎么可能甲的另一朋友和乙,或乙的另一朋友和甲,之间没有任何概率建立友谊呢?社会学家很早就懂得,三角形不仅具有力学稳定性,而且具有社会学的稳定性。两个密友之间容易因为极细微的事情争吵到决裂的程度,但三个朋友之间很少如此,因为两人吵架时那位旁观的朋友总要来调解。基于这些理由,我相信读者会相信,三角关系成为幼儿园里的普遍关系。             所以,如果你考察一家幼儿园,最重要的细节,就是考察那里的三角关系,即局部性的好或坏。你的孩子和谁是密友?还和谁是朋友?只要花费不长的时间,你一定能够了解这些情况并且知道好孩子几乎总是在好孩子的三角形里。注意,这是中西通例。很难想象一个吸毒成瘾的高中差生可以长期混迹于几位哈佛预科生之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通例。然后,你必须精确估算这家幼儿园有多少孩子,其中多少是在好的三角形里。我承认,这很费时间。             足够了,孩子的品格,反映幼儿园的品格,远比教师更重要。记住三分之一定律,你精确估算之后,“坏”的三角形的数目必须少于三分之一,当然,最好是远少于三分之一。             根据美国教育研究所某一年公布的数据,家长对学生行为的影响因子普遍低于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还有三分之二的影响来自家庭之外(西方是如此)。这套数据表明,“ peer effect ”(同级影响)大约是三分之二。同级影响,其实就是孩子们所处的局部网络的影响。我没有收集中国这方面的数据,但我推测同级影响可能低于三分之二,当然不会太低。大致可推测,在中国,对孩子的家庭影响和同级影响各占二分之一。             孩子的社会网络,一半在家庭里,一半在学校里(例如那些友谊三角形)。如果你的孩子在家里不是“好”孩子,那么,他可能在一家好学校里变得更好。那么,你的孩子如果在一家坏学校呢?回到家,哪怕他的家庭有很好的网络局部性,你知道三分之一定律,学校的坏三角形联合作用的影响是二分之一,所以,你家里的网络性质再好也无济于事。             转学,孟母择邻,这是最明智的措施。一个家庭与教育体制和许多坏学校对抗,唯一明智的措施就是寻找那些小环境(好的局部性)。 上一篇: 荣格红书 下一篇: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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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荣格红书

这是2009年英文第一版插图全本的2012年读者版,荣格1957年写了红书的题头语,下面是照片: 红书,拉丁文标题是“生命之书”, 荣格1957年嘱咐家人不得外传。他去世的第二年,关于这本红书的消息就在业内传开,且常有节选版流传。1990年荣格文集的编辑意识到红书实在太重要(参阅下面这张照片),直到2000年,荣格后裔五家族才开会决定公开出版红书。荣格的这本笔记,历时几十年(1913-1930,然后他研究炼金术,直到生命晚期才再度修订红书),拉丁文、德文、希腊文、以及他亲笔绘制的许多插图,成为艺术收藏品,洛阳纸贵,不论定价多高,仍是一抢而空。英文版2009年发行,板式为40厘米长和30厘米宽的大书,携带不便,我无法从美国购买。读者简版2012年发行,普通开本,可携带。东财跨学科中心资料室为我购买了红书全版和读者版,都是原版。红书的1957年题头语非常重要,荣格1961年去世,这是他为红书“盖棺论定”。可见,他毕生的思考,其实主要是对着这本红书说话。那时,他创造了一种方法,人类的无意识,可借助这种技术被翻译为图像(images)。他命名这种方法为“active imagination”。这是他最重要的精神体验,它不仅仅贯穿此生此世。从那时到生命终结,对荣格而言,一切都不再重要,因为一切都是外在的。世界的本质是图像,精神的基础也是图像,精神不通过图像就不可能理解世界。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荣格红书,因为,荣格感到其中许多内容很难理解,应留给心理研究更深入的未来时代。 荣格早年有强烈和持久的神秘主义体验,人格1(少年心态的人格化)和人格2(历史与宗教心态的人格化),他的人格内涵始终有这两种人格,并试图保持平衡(不分裂)。在大学时期,他与神秘主义者们过从甚密,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神秘主义体验的心理学分析。后现代反思的领袖人物,海勒女士,最近演讲指出,现代人始终在两种想象(意象)之间保持脆弱平衡。其一是技术想象,其二是历史想象,缺一不可,但这两种想象之间的冲突日益深化,它们之间的平衡越来越不可能。 再写一段。荣格逐渐意识到,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远不如轴心时代以后那样富于理性(逻各斯),所以,研究人类的神话很可能揭示出集体无意识。他的研究使他相信,集体无意识在人类各远古社会都是通过神话获得表达的。集体无意识的神话表达,典型地表现为符号(图像、意象、想象)。然后,当人类理性昌明之后,神话不再可信(理性不信),但梦境可信(在梦里可信)。通过梦境,集体无意识仍可获得符号表达。 上面的思想进展,荣格是在大约1908-1912期间取得的。1913年,他开始在“红书”里记录这些进展并不断补充和修正。也因此,红书的插图非常重要,是荣格所信的人类集体无意识的符号表达(通过西方和西方以外各古代文明的神话)。荣格在读大学时和在巴黎访学期间深研西洋绘画,整日沉潜于卢浮宫。所以,他的这些插图,今天是艺术品。我开始写这篇博客之后,收到友人来信,并赠送红书电子版(难以置信),特此致谢。 上一篇: 转贴 周其仁江南论坛发言 户籍制度改革时间表 下一篇: 儿童教育政治学之三 —网络局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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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转贴 周其仁江南论坛发言 户籍制度改革时间表

【财新网】(记者 沈乎)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6月8日提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情势是“接着石头过河”,改革无法拖延。   周其仁当天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与财新传媒主办的江南论坛上纵论改革。他指出,全国都寄希望于今秋的三中全会能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部署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改革来统领整个社会的治理,向善的方向推进,很多问题就会产生消极影响。现在的形势不是顶层设计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而很可能是“接着石头过河”,让人无从招架。   不管改革难的理由是什么,站在2013年的时点上,不改行不行?周其仁发问。   “从目前观察到的社会经济情况来看,恐怕是不行。”他表示,不改也得改,否则“更大的麻烦在后头”,这可以从三个层次证明。   首先,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社会经济平衡的问题首当其冲。“上山容易下山难”,积累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可以被掩盖和缓解,而经济增速下滑、企业利润减少时,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没有回退的余地。   “改革跑不赢社会的腐败和腐烂,后者就占主导地位,就没有中国的美好前景。”周其仁说,中国的渐进改革,由于某些原因放慢拖延,变成半拉子工程,这会触发社会问题;当下形势非常现实,要走上好的前途,必须走上改革这条路。   其次,社会主体成员的期望值发生了变化。周其仁说,人们对体制、政策的评价是受心理预期支配的。从中国年龄结构来看,目前承担较高职位的人,是经历过过去极其不像样的时代、以此来比较的人;但社会的主体年龄层,亦即产业和消费中最积极活跃的人口,其参照系不同,他们对公正和现代文明程度的标尺更高。   他说,放眼未来十年、十五年,2000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也会成为社会积极活跃的主体。不能动不动就讲1978年怎样,一个社会有希望就是面向未来,我们要和社会主流人口的期望值赛跑,否则失望的情绪也会弥漫,不能同心同力。   第三,改革无法拖延。改革不到位激发了“法外”现象。人们等不到改革的到来,但有实际需要,于是就脱离正规合法性的空间,在法外世界创造活动。中国无一领域没有这种法外现象。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能力把法外活动容纳到系统内,就会与时代脱节。   “说得很像样的事情就会只占社会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我们提出,要好好梳理法外活动,很多改革就是赋予法外活动的合法性——只要不损害他人利益。问题是,现在很多体制和政策不是按这个原则梳理,搞得这么麻烦,(很多)审批,真有必要吗?”   “如果在圈里头越搞越精细、越搞越繁琐,很多中国人的活动就会脱离这个体系,到法外去寻找,那么中国社会的法治建设就会越来越困难。这个问题要提起严重注意。”   最后,周其仁说,改革不论有多难,现在都要跟腐败和社会的溃败赛跑,要和社会主体人群的期望值赛跑,要把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法外活动吸纳到体制中来,变成合法制度化的运作过程。   “只有克服困难,加快过程。只有认识到不坚定的推进改革是有后果的,才能推进今秋应该推进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他说。   周其仁的讲话赢得了满堂掌声。█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陈金永   随着中国进入城镇时代(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化”梦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健康的城镇化,可以促进内需,发展经济,有利于改变目前对出口和投资过度依赖的发展模式。同时,这十多年来,流动人口迅速扩大,已形成一个有2亿多庞大人口的“二等公民”群体,不利于社会稳定。根据国家发改委正在起草的城镇化规划,农民工市民化是排在五个重点的第一位。“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务工经商的外地农民工在打工地定居并被纳入城镇公共服务体系,转变为当地居民。这项改革需要设计一个路线图,长期推行渐进、有深度的户籍改革。   如何推行有深度的户改?这里提出一个初步构想的路线图与时间表,重点是勾画出主要的原则与步骤,也包括一些可操作的措施。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题目的进一步关注及讨论、修改;当然,这里还有许多技术性的细节要具体化。但我认为,逐步、渐进、稳步地到完全废除户籍所带来的公民等级差别,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这个户改方案提出的步骤与目标是:从2015年开始,大概用15年的时间, 解决流动人口的问题;15年后,所有的国民在国内可以自由迁移,国内没有分等级的户籍制度。具体的做法是:所有大中小城镇,首先向外地大学毕业生开放当地户籍登记;然后,向有熟练技术、又有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开放,再逐步有序地向其他民工开放,最终使所有的流动人口“市民化”,可以举家永久性迁移。 关于落户名额及先后次序   2012年,在城镇中的流动人口(包括大学毕业生)约有2.3亿。粗略推算,到2030年,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会达到3亿多(见图)。用15年的时间来改变这3亿多人的户籍,即平均每年要解决大约2000万人的户籍问题。   每年这2000万个名额,应怎么来分配?我认为,可以吸收国外(例如美国、加拿大)吸纳国际移民的做法,参考深圳积分入户的构思和具体做法,建立一个入户的优先程序。大概可以这样:年轻的大学(含大专)毕业生是第一优先,然后是熟练技工及稳定的自我就业劳动者;最后,是低技术民工(包含“普工”等)。这是个先易后难的方案,比较符合中国的情况与财政经济可以接受的能力,社会的期望。虽然有人会认为这做法可能会歧视低技术民工,但是我认为这样做,比较能够照顾到中国目前已存在的情况,有利于推行户改。   我认为,招纳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落户应是“双赢”的,因为大学毕业生大都是社会福利的主要纳税者,将户籍这扇门向外地大学毕业生打开,能得到的社会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尽快推行这种学历型人才入户的措施。在美国,不少州(和城市)政府与企业都认识到,要发展高产值的地方经济,需要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留住本地的毕业生,吸引外州大学毕业生来就业,接受部分合适的外来但在美国上大学的毕业生,都是重要的政策。年轻大学毕业生也是未来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是美国人口长远发展策略的重要部分。   但是,在中国,直到最近,各地对外地大学生开放的户改措施(如上海的“居住证”计分制度、东莞的积分入户制度),每年吸纳的数目都非常有限(只有几百到几千个),相对于每个城市都有10万以上的外地大学毕业生,实属杯水车薪。只有深圳在去年下力气推行户改,并通过积分入户的途径,接纳了十几万人(主要是大学毕业生)落户,数目远远超过许多其他大城市类似的做法,在户籍制度向外地大学生开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农民工市民化”关键的一环在第二阶段:降低入户门槛,使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也可以落户, 这也是实质性户改关键的一步。上述用于大学毕业生落户的逻辑和理由,基本上也可以应用到让有技术的民工落户的政策上。中国的产业要升级,走向高端层次,也迫切需要大量受过更好教育的熟练工人、有能力操作高技术设备的技工。老板也需要技术熟练的劳动者,也要留住他们。技术工可以拿到较高的工资,也有能力缴纳城市社会福利的费用,基本上也是个双赢的做法。给有技术的民工“上户口”同时会促使大量的民工向技术工人的方向转移, 有力地调动未入户民工的积极性,包括投资在自身的人力资本上,争取入户。更长远一点看,这会大大提高中国工人的总体技术水平,增强中国的国力。   用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来解决上述两群体的户籍。然后再集中精力解决其他民工的户籍问题。届时,随着总体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民工的自我努力,加上年轻人口的逐年递减,教育水平低的非熟练工人会大大减少,加上中国的国力十年之后会更加富强,可以为社会公平的实现投入更多财力,从而为解决普通民工的户籍问题提供有利条件,为低收入民工提供多一些福利(下面再谈社会福利成本的问题)。   总的来说,要让有稳定工作的民工享有本地户籍,让他们可以定居下来,做比较长远的打算。要让他们享有国家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让留守丈夫、留守妻子更多地可以到城里来,让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像当地居民的子女一样就读当地公立学校,而不会遭受歧视。民工有了本地户籍,可以全面参与城镇公共事务管理,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自由择业,发挥各自所长,生活有保障,没有太多后顾之忧。这样的城镇化才能扩大中产阶层,扩大内需,才可实现“城镇化-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后,有了稳定的定居预期,就可以转让在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放弃已经闲置的宅基地、耕地,这也会大大提高农村土地的生产和生活利用率,这对于土地稀缺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估算及负担程度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究竟需要投入多少公共成本(也就是政府的财政负担),这个成本是否可以承受,经济“效益”如何,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农民工转户进城成本太大,社会(政府)难以负担。我认为,这是一个误解。最近几年,有几个比较详细全面、用公开现成的统计数据来做的估算,其结果是每人“市民化”的成本,大约是小城市2万元,大城市10万元。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四个大中城市做了一个更细致的调查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上面两组的估算,大致吻合,即每人“市民化”的成本约在8万到10万元左右。   下面我们就用上限10万元来算一下,全部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总成本及其对国家经济与财政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要在一年内把所有2.3亿流动人口的户口都转换成城镇居民户口,总成本是23万亿元(10万元x2.3亿),是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4%,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中国无法承受。但是,如果是用本文所建议的15年的时间来做的话,考虑到2030年流动人口达到3亿人左右,平均每年大约要转换2000万人,每年的总成本是2万亿元,占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8%,这也是一大笔负担。   但是,这个算法是假定流动人口在一年内把上面所说的10万元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都花光。实际情形不是这样:10万元的福利是在流动人口落户之后,剩下的生命年数内所花的。目前,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7岁-30岁,假设他们的“余生”是40年。这10万元要用40年来分摊,即每年是2500元。如果平均每年要转换2000万人,总成本也就是500亿元, 约占生产总值的0.1%,大约是北京奥运会所花掉的五分之一,国力应该是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更加合理的做法,是算出市民化的成本占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我算了一下,500亿元是2012年财政收入的0.4%。当然,这只是第一年的成本,这个成本是每年递增的,到了方案的最后一年(第十五年),成本会累积到等于2012年财政总收入的6%。尽管这样,我认为这个还是可以负担的。就算最高的6%,也只是过去两年的财政收入每年增长率(2011年为23%; 2012年为13%)的一小部分。   撇开数字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的民工都很年轻,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可能需要的城市福利,主要是公房(特别是成家之后),中期是儿女公共教育的福利,支出较大的社保(养老、医疗)主要是在后期。初期主要还是处于付出、缴费的阶段,而不是享用的阶段。也就是说,在方案初期,“市民化”的费用支出并不多,农民工到城落户初期可能是净贡献——主要是缴费,而不是领取福利。在当前城镇户籍人口(尤其在大城市)严重老化,和“现付现支”的养老、医疗财政制度下,年轻民工的福利贡献,可以填补由于户籍人口老化所造成的城市福利财政缺口。   更加重要的是,农民进城后工作平均每人每年为城市创造的“社会产值”,肯定是上述2500元 “市民化”年平均成本的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远远超出市民化的成本及他们的工资。外地民工可以落户安居后,有长远的预期,他们也会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追加投资(即学习技术),也会对居住城市社区做出“投资”,进行消费。这样,他们为城市创造的红利会更高。这也是为什么健康的“城镇化”会创造纯利,可以带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这是有异于那种以卖地炒楼,城市土地扩张的短期的、泡沫化的“城镇化”,也有异于一些拉美国家中,农民进城但没有就业的“城市化”“城市病”。 中央政府要扮演主导与推行的角色   在户籍改革中,中央必须起主导与推行的角色。目前,户改基本上放权给地方,因此,户改也局限在地方非常小的范围内。在许多开放户籍给农民、民工的地方,其政策的对象基本只限于本省(市)的农业户口人口,基本没有触及核心群体即外地民工;就算对本地民工放开,很多条件也很苛刻,例如,强制农民“土地换户籍”(今年中央已明文禁止)。以我这几年所观察到的,这些地方的户改,算不上有实质性的进展,有些还被扭曲成“农民上楼,政府卖地”的政府工程。   因此,户籍改革是一项关乎全局发展战略的重大措施,迫切需要中央坚强的领导、统筹与介入,不能单靠地方有限度的户改。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有全局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大力带头推动与统筹,综合配套,包括加大财政投入、积极推动与监督,必要时制定法规。目前,民工在城市落户遇到的问题,一大部分是广义的生活保障问题(公房、教育、社保、土地等),这带有全局性的问题,需要中央的领导及统筹,财力的分配,不能单靠地方。实质性户改要求打破地域界限,使跨省民工都可以落户,将不可避免地涉及跨地方、各行政区域的事权与财权、人口管理的问题,需要在一个更高的层次统筹规定与执行,中央应该考虑成立一个有权有责的户改领导机构,长期专职推行户改事务。   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要改变以出口、投资为主的模式,一定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内人力市场、产品消费市场、一个统一畅通的国内市场,这个任务中央政府责无旁贷。美国经济力量之所以强大,有赖于它百多年来,联邦政府努力建设统一国内市场的成果。因此,中国的户籍改革,主体必须是来自异地的劳动者与家庭,需要从全国一盘棋去考量,需要在中央层面做出积极的布局与安排,并且实施与监督。 大中小城市户改的政策   近年来,国务院提出实行“分类户口迁移”政策,鼓励农民工到中小城市落户,最大的40个城市户籍不开放。不少论者对此政策寄予厚望,认为是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可以避免“大城市病”。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沿用上个世纪80年代“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老路。现实情形是:国家的投入主要仍然向大城市倾斜,大城市相对发展快,大部分农民工并没有按照政策往小城镇走,而是按照就业岗位往大城市走;在目前地方财政以土地收入为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开发小城镇,因为小城镇的地卖不出价钱。   大城市发展较快,在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有它本身的经济规律。大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大,人口与企业的集聚也节省了交易成本。我很赞同许小年博士的说法,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和城乡居民,而不是政府的政策,因为政府官员不可能掌握那么详尽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企业在什么城市投资好;他们也不可能知道农民该进大的城市,还是小的城市才能找到工作,才能安居乐业。这些都应该让企业与民工自己、让市场去决定, 而不是由政府一刀切,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鼓励农民工落户小城镇。   所以,我的建议是,实质性的户改要同时在所有的城镇推行,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本文的建议,希望是用一个渐进的做法,扭转城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两者的数量差别不断扩大的恶劣趋势,并用大约15年的时间使两者的缺口逐步消除,重回到同一点上(如左侧图),使中国的城乡人口在2030年回到正常的状态,没有户籍之分,就像其他国家一样,国民在本国内自由迁徙。在2030年之前,每年我们可以通过检视城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两者的差距,来判断户改的进度。如果差距小了,那就是代表前进;如果差距大了,那就是后退。   总的来说,这个方案是为中国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对国家、民工都有利。逐步、渐进、稳健的户改,不但会为中国经济添加新的巨大的动力,也是建立一个公平社会、现代化国家,圆中国梦的必经之路。■    作者为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联合国城市化及人口迁移项目的专家顾问 上一篇: 转贴 QS公司亚洲大学排名 下一篇: 荣格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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