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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思想聚会之四

近二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一直处在一种尴尬境地。在许多新左派人士看来,中国当下的主要制度性问题均是因为引进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而致。经济学领域的那些“非主流派”,这些年来始终在抱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基本垄断了大学教程、公共舆论和国家政策,对于所谓“国退民进”的经济发展趋势始终抱有深深的敌意,对于恢复或重建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秩序有着强烈的诉求。按照这样的视角观察,自由主义被看作是权贵们的天然盟友,前者基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诉求恰好为后者的权力寻租开辟了最佳途径,在市场化导向的机制下——这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制度安排,权贵集团通过一系列看起来完全合法的市场组织,比如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迅速完成了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制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亿万富翁群体。造成这种贫富差距极大的状况,显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在权力不能被充分批评的前提下,中国自由主义因为它的西方渊源和学理角色,而被新左派单独拖了出来,置于道德审判台上,要求它为市场化的制度原罪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自由主义的尴尬就在于,它在被新左派塑造成一个权贵的同谋者和利益相关者时,现行的制度安排其实并未给予自由主义以应有的思想地位,更不用说给予其必要的经济支持或补偿。它在扮演着一个代人受过的角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批判对象;尤其是那些在哲学、政治、法律、历史和文化领域内的自由主义学者,他们的话语和言说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有代表性的人物甚至被迫禁言。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的学术生态远未像新左派所描述的那样,由自由主义独霸天下,这是新左派刻意制造出来的政治幻象。但是,从公共话语领域来看,包括由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各类意见市场,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主要价值观——自由权利、人身安全、法治秩序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阻挡。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确已经形成了丰厚的土壤。这就是说,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窘境和在实践中的繁荣,构成了中国一个特有的二律背反现象。   令人困惑的是,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各类自由主义学者,似乎普遍默认了现行制度加诸于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坦然以“消极自由”的方式去面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和来自新左派的挑战,一种我谓之“精神上不合作和话语上不抵抗”的态度,构成了他们和现行制度相处的基本立场。在社会盛行的犬儒主义风气中,独善其身,自我拯救,或许就是一种抵抗,但是,这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现实层面的运行毕竟存在着太大的距离,自由主义的失语和离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正是这个问题,激发出我的一个理论关注点: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将到来的高潮时刻,已具百年历史的中国自由主义的薪火传承者,是如何理论自觉和反省的?   以自由主义为主题举行一个思想聚会,是我在参加一个评论萧功秦新著的座谈会后向高全喜教授建议的,我和他直截了当地说,自由主义已经被边缘化了,理论建构能力不足,影响力几近衰竭,应当重整旗鼓。这番话没有招致老高的不快,他反而欣然接受。这样,就有了9月22日的第一次聚会,由他和我共同邀请了刘军宁、秋风、任剑涛、刘苏里、李伟东、王海光、马国川等人,在紫玉山庄银树楼会所先喝茶聊天再喝酒吃饭,畅所欲言约六个小时。这次聚会之后,我忙于事务一直未来得及整理聚会的叙事结构,同时也感觉到还需要补充点什么。11月初,上海许纪霖来京开会,高全喜短信告我,可小范围再聚一次。于是,在11月4日老高约了顾昕、周濂、马国川,我约了尚红科,和许纪霖一起,在紫玉山庄再聊自由主义这个话题。两次聚会前后相连,思想资源显然丰富了许多,至少开阔了我的视界。和前几次聚会一样,事后我都是按照我的问题意识,对与会者即兴发言中的思想精华进行提炼和整理,试图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和富有启示的文本。       一、自由主义从“第一波”到“第二波”      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制度变迁,一开始就伴随着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和冲突。儒学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地位,随着清政权的崩溃而一去不返,其正当性首先遭到了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严复和梁启超,借助于西方的思想资源,开辟了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源头,其后经蔡元培、胡适、张君劢等人的传承和光大,成为中国现代思潮中的主要一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自由主义一直同时处在和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主义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的关系之中,它们都试图以各自的思想和理念主导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和方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中国的胜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共同胜利。在1949年以后的时间里,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几近绝响,传统主义则只能苟延残喘,马克思主义成为执政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统治着广大的思想领域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是来源于执政党的思想解放,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契机,全面启动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我反思。一些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后来被看作是“左王”的那几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参与到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之中,不仅清算文革的极左思想,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批判封建专制遗毒。正是在执政党解放思想的氛围中,社会迅速进入到“解冻”状态,原来长期蛰伏于文化专制体制下的民间独立思考,先是以诗歌、小说、美术等文学艺术的形式进入到公众视野,随之而来的就是哲学、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反思,这些反思必然会重新涉及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领域。因此,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次崛起,已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现象,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的是一个新的制度转型的开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以前意味的是革命,是一个高度专制的“斯大林模式”,那么,自由主义将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上,在自由主义话语再次以各种曲折的隐晦的形式而崛起时,执政党和民间都意识到了这些话语的转化将会导致何种结果。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对自由主义所设置的一道最后防火墙,后来又公开进行“清污”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事件表明,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是难以和马克思主义相兼容的,更不用说以前者来取代后者。从1983年周扬宣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遭致批判之后,知识阶层的“自由化”运动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执政党的既定轨道,它不再借助于执政党改革初期所确立的思想解放的资源,而是直接诉诸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世界与中国》丛书,可谓当时思想转向的主要标志,出的书上百种,核心关键词是:启蒙、自由、民主和科学。   高全喜教授在聚会中首先谈到了中国自由主义“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区分,这是一个新颖的说法,能否以此确切划分思想史,另当别论。我的理解是,他的“第一波”概念并未涵盖八十年代这段历史。八十年代的特殊性在于:几乎整个知识阶层都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整体,自由主义如同普照之光完全覆盖了它自身内部的不同光谱,现在的那些新左派领袖,包括部分古典主义、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均是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并肩作战。他们共同站立在执政党的对面,采取着既合作又对抗的策略。但是,这个脆弱的整体随后是被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摧毁成四分五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不能说是山头林立,分化出几个不同的思想派别应是事实,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分歧是由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两个对立的思想阵营制造出来的。   按高全喜的看法,自由主义“第一波”的代表人物,就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或者说,他们延续了八十年代新启蒙的传统,继续高擎自由这面大旗。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北京有李慎之、徐友渔、刘军宁、秦晖、汪丁丁等,上海有王元化、朱学勤、许纪霖等,广东有袁伟时等。这批学者充分保持着八十年代的启蒙风格,以自由主义宏大叙事方式,展现出自由的理念及其传统、对革命和民主的反思、对激进主义的审视以及对现行制度弊端的全面批判。在思想资源上,他们广泛地引用了哈耶克、罗尔斯、哈贝马斯和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大家的观点,同时,对于中国本土以蔡元培、胡适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顾准思想的“发现”,也是这个时期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话题,因为顾准难能可贵的在自由主义传统基本绝续的毛时代,展开了他对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思考。在一些自由主义学者看来,顾准象征着中国自由主义的薪火传承。   滥觞于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第一波”,究竟止于何时,这大概很难在学术上给出一个确切的界限,高全喜主要是从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的拓展和深化上,提出了他的“第二波”概念。在他看来,“第一波”的那批学者,主要的理论功夫还是用在思想理论的启蒙上,侧重于自由主义基本概念、原则、思想和代表性著作的诠释与宣传;而“第二波”的学者则从自由主义的历史、宪政、法理、建国主张以及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上,展开了对自由主义的专门化研究。这一波的研究大致是从本世纪开始,由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领衔,其代表人物有高全喜、任剑涛、秋风、许章润、刘苏里、韦森等,而贺卫方、崔卫平、张千帆等人作为“第二波”中更具公共性的学者,在践行自由主义理念时依旧保持着“第一波”的批判性传统。这表明,自由主义从“第一波”到“第二波”,并非是两个截然分明的阶段,它们的内在联系是清晰可见的。   自由主义“第一波”天然地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以致它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在九十年代后期遭遇各种限制,甚至被禁言;相比之下,“第二波”显得更学术化或更学理化,其研究成果可以公开发表,其言论可以在学术领域和公共领域被正常讨论。自由主义的这两个不同际遇,并不意味着“第二波”的社会作用会更弱些。在基本完成了社会启蒙和社会批判的使命之后,自由主义的确面临着建构性的工作,这不仅是指理论建构,而且还应当包括国家建构、社会建构、民族建构和国际关系建构等一系列程序或方案设计。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自由主义“第二波”显然尚未完成其应有的使命。所谓边缘之忧,应属合理想象。       二、自由主义的现实进展和理论困境      中国自由主义的边缘化,是我这个局外人的一个观察。高全喜所概括的自由主义从“第一波”到“第二波”的发展,看上去像是个流传有序的进程,但是它的实际影响究竟如何,是需要综合各种因素来加以判断。我所看到的,很可能仅限于学者们的著书立说,因为在近二十年里,可以直观感受到的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并未取得重要进展。汪晖写的四卷本《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许多自由主义学者不以为然,很可能拒绝阅读,而在我看来,汪晖是通过这本著作,极大地提升了新左派的理论能力,尽管这本著作存在着学理和写作上的诸多问题。因此,如何看待和评价自由主义的现实境遇,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刘苏里和刘军宁的发言,都不认可自由主义边缘化这个看法,他们都是从公共舆论演变来观察自由主义的基本生态。按刘苏里的看法,现在的主要言论出口,比如大众媒体、网络媒体、一些著名的周刊,其实发出的都是自由主义的声音,虽然这些声音是分散的,体现着自由主义的惯有特点:君子不党。这和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左派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就强得多。最近的钓鱼岛事件,在刘苏里看来,也反映出自由主义的理念已经渗透到了群众之中。尽管在那些明显有人操纵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出现了许多不理性的和暴力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很快就被群众中自发形成的理性力量压制住了。从这次“钓鱼岛事件”和以前“家乐福事件”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大众理性有了明显的进步。刘苏里把这种进步归结于自由主义的传播。在他看来,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去年的“7·23动车事故”激发了整个中产阶级对以“高铁奇迹”为标志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反思,自那以后,那些发展的故事,企业家的故事,就显得很庸俗了。和大众理性进步相比,自由主义在理论言说上的确存在着短板,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不知道怎么说话,相反,汪晖针对西藏问题却能写出一本书来。刘苏里显然是想通过这个事例,说明自由主义目前的言说现状。   刘军宁作为自由主义“第一波”的学者,在九十年代后期即被禁言,他根本享受不到汪晖那样的言论自由。他专门提到这个情况,或许就是为了回应所谓“边缘化”的质疑。的确,一个学者被剥夺了研究和发表的权利,谈何理论建构?但是,刘军宁并不由此认为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了,他把当下和九十年代做了对比,认为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呈现的是“阳性反应”,(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思想聚会 中国 自由主义   

Co-China周刊 | 韩松:一个欧洲共产主义者和他的科幻乌托邦

“一九六八年欧洲的激进主义运动、美国的越南战争、巴黎和柏林学生暴动、美国的黑人解放斗争、苏联占领捷克斯诺伐克等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奥格姆憧憬着,在中国农民革命的激励下,挪威也爆发革命。” 奥斯陆文学屋的工作人员对我说,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科幻收藏,并带我去看:在一间大教室一样的房间里,藏有三千五百多册科幻书。奥斯陆文学屋的负责人阿斯拉克告诉我,这些书是他的好友特朗·奥格里姆(Tron Ogrim)捐赠的。他已在二零零七年去世,时年五十九岁。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奥格里姆是挪威毛泽东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的领袖。而阿斯拉克本人,在一九九七至二零零三年,也担任了该党的负责人。但这个党后来蜕变为社会革命党,与中国不再有联系。阿斯拉克后来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称奥格里姆是他的导师。 关于国际毛主义运动,如今在中国,可能只有在“乌有之乡”等少数网站上才能查到——那是上世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所在。至今,国际毛主义运动仍然存在,据说成员组织分布在美国、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尤其是在菲律宾及南亚的孟加拉、尼伯尔、印度等有较大影响。   从小喜读美国科幻杂志 阿斯拉克对我这个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幻作家十分热情,让工作人员打印了一份详细的介绍给我。根据这份介绍,奥格里姆成长在奥斯陆东部郊区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位营养生理学家,父亲是物理学家,他们给了儿子很强的文化和政治养分。在三十年代,奥格里姆的父亲就是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活跃分子,父母还都是二战时期挪威地下抵抗活动的骨干。 奥格里姆后来还经常热情地谈到他那参加过救世军的祖父对他的影响,特别是祖母,她与家庭脱离关系成为救世军的“难民营姐妹”。奥格姆从小时起,便是个无神论者。他从父亲的书架上找科学、政治和文学书读,特别喜欢读美国的科学幻想杂志。他说:“我的儿童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马克思。” 一九六一年,社会主义人民党在挪威创办,抗议挪威加入北约。奥格里姆在这一年加入该党时才十三岁。两年后,该党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创办,奥格里姆成了其成员。那时,他对中国对苏联的批判和毛泽东对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的支持产生了兴趣。他与学校同学一起,很快开始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希望青年联盟成为一个革命的共产主义组织。 一九六八年欧洲的激进主义运动、美国的越南战争、巴黎和柏林学生暴动、美国的黑人解放斗争、苏联占领捷克斯诺伐克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奥格姆憧憬着,在中国农民革命的激励下,挪威也爆发革命,这一想法当时很吸引人。在一九六九年,毛主席的“小红书”在挪威售出了两万六千册。   挪威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为了使自己的乌托邦思想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甚至变成现实可能,奥格姆展现了作为空想思想家的超凡魅力。他参加辩论,举行演讲,大量写作,很快,他被认为是毛主义运动的主要思想理论家。信奉毛主义的人在一九六八年后,在新的年轻左派中占了统治地位。在一九六九年,青年联盟从它的母党社会主义人民党中独立出来,建立新的马列共产党。在一九七三年,工人共产党(马列)成立。从一九六七到一九八四,奥格里姆一直是这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核心。 挪威的毛主义运动,在七十年代是西方世界此类运动最强大的。在这十年的中期,整个挪威的毛主义运动,拥有五千名成员,其中三千人是工人共产党,都是“干部”,他们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在政治运动上。工人共产党创办自己的机关报《阶级斗争》,它在一九七七后成为日报,当时,党员们一年就汇集了两千五百万挪威克朗(约两千五百万人民币)用作出版资金;它有自己的出版社“十月”,有二十多个书店,分布在全国;还有录音公司,以及几个政治前线和组织;他们主导了大学社团。在五月一日示威游行中,毛主义者的动员力是社会民主党的两倍。 的确,挪威毛主义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回国后,在《人民日报》资料库中,也查到了有关报道。比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报道《阶级斗争》报发表社论,欢呼毛选第五卷挪威文版出版。社论说,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挪威工人共产党(马列)便不可能清算现代修正主义,并为建立一个列宁式的新的革命政党打下基础。没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并把它运用于挪威的阶级斗争,在挪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过程中,奥格里姆扮演着思想理论家和机构创始人的角色,他创办了《阶级斗争》报、十月出版社和录音公司以及其他一些组织。从儿时起,他就是个书虫,他很早就从中校辍学了,因为他的目标是一天要读一本书,学校满足不了他的需求。这些经历加上他的个人魅力和知识积累,奥格里姆在新一代作家中扮演重要角色。直到今天,毛主义者的在挪威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影响,仍是人们讨论的话题。 毛主义运动的相对成功,特别是他们在文化领域和大学的影响,在挪威历史和公共讨论中得到关注。一个原因可能是挪威的毛主义者,尽管代表的是输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并且主要从学生极端分子中吸收力量,他们却尽量与挪威的社会现实和政治传统联系在一起。从一开始,毛主义者就是实践导向的,总是寻找一条“动员群众”的道路。在六十年代,他们是越南抗争活动的领导力量;在七十年代早期,他们参与并支持了冲击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非法罢工;七十年代中期,他们开始推行一个所谓的“党的无产阶级化运动”:使一千名党员放弃他们的研究活动或者白领工作,而去到产业界打工。虽然大多数干部在几年后回到自己原来的领域,但它给了毛主义者以经验,加强了他们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几百名留下来的人,变成了高调的工会活动家和领导人。尽管如此,毛主义者从未在挪威工人阶级中获得足够的支持,对于人民来说,它仍然基本上活跃于高等教育界。但是这种极端的职业实践可能使得毛主义者比起其他西方的毛主义者更严肃、更有经验、更有组织性。 奥格里姆对于发展毛主义运动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推行的意识形态教育的目标,总是致力“把事情搞成”。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奥格姆自己在酿酒业工作数年,成了工会的代表。   从乌托邦走向敌托邦   不幸的是,这一时期的成功,演变为了宗派主义,最后,导致了全面失败。在一九七三年的选举中,工人共产党仅得百分之零点四的选票,这对毛主义运动是重大打击。奥格里姆用极左方式进行回应,他发表了一篇内容紊乱的左倾机会主义文章。在其中,他宣扬党的无产阶级化,并宣称世界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挪威将被苏联占领。以前的关于挪威革命的乌托邦式表述,现在被第三次世界即将来临的敌乌托邦预言代替了。新的宣示赋予党一个新的任务,要求它在迎接世界大战的基础上加强力量,但像大多数人看到的那样,它与挪威现实社会的大部分联系被彻底切断了。党进入了极度宗派化阶段。它为抵抗苏联占领挪威做准备,党员纷纷使用化名,党的三分之一的基地秘密化了,党在全国探挖洞广积粮,还对被认为是“卖国贼”的其他左翼党进行监视。后来,奥格里姆回忆这场运动,说,“这的确是我的风格。在坏的一面,尤其是。”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使得国际毛主义运动以及工人共产党走向衰落(虽然这个党一直正式存在到二零零七年)。阿斯拉克给我的介绍是这样表述的: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文革中最显赫的领袖,其中一人是毛泽东的妻子,被作为国家的叛徒逮捕了。这是对文革的一次尖锐批评,也是对毛泽东的含蓄批评。几周后,毛泽东曾称之为欧洲社会主义灯塔的阿尔巴尼亚马列主义者,随着中国人一起破灭了。在此基础上国际毛主义运动迎来了一个毁灭性的危机,“科学的”意识形态和马列主义受到争论,有了不同的意见和中心。不久,工人共产党也遇到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危机,《阶级斗争》报和十月出版社几乎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奥格里姆出版了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或启示性的宗教》(一九七九年十月),他承认党对于中国和毛泽东曾经批评得太少(他写道:“我们是中国的应声虫。”),并认为现在到了开展符合挪威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时候。但这本书来得太迟了,奥格里姆仍坚持他的信念:毛主义是科学的,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说的,斯大林百分之七十是好的,百分之三十是坏的。他仍然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的“实验”。奥格里姆不能挽救这场他曾倾力倡导的运动,他自己成了他想要改变的思想的囚徒。几年后,这个党失掉了几千名成员,大多数欧洲毛主义党作鸟兽散,这也是挪威毛主义运动的衰落。   留下的遗产   在一九八四年,奥格里姆离开了工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随后脱离了该党。他呆在了政治的外围,却开始了记者、演说家和作家的新生涯,特别是投身于新技术领域。他写了三本科幻小说,还开设了可能是挪威的第一个博客,在上面谈论他喜欢的话题。他说:“我是个松鼠!我找到了一个洞,在那里,我把我写的关于计算机、未来、学校、政治、经济、艺术和所有的一切放进去。” 的确,奥格里姆似乎对一切感兴趣,他不停阅读,并有很好的记忆力。他喜欢的书单,包括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弗兰德斯语和世界语的书籍,从分类上有诗、犯罪小说、语言史以及超现实的后现代主义。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书单包括了大量的科幻小说。他称这个目录是他的自传。 阿斯拉克给我的介绍说:“他去世时留下了巨大的藏书。他的科幻书如今被奥斯陆文学屋编目并陈列。这当然是对所有科幻爱好者的一份大礼,但它也是对我们所有想要了解而不是评判革命精神以及奥格姆试图创造的乌托邦梦的人的礼物。” 这次奥斯陆文学屋在挪威外交部赞助下举办中国文学周,专门安排了一场关于毛泽东的讨论,请了汪晖等人来演讲。他们赞扬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应该始于一九七二年向美国打开大门。 阿斯拉克担任了主持,他回忆他小时候,父母都是左翼运动人士,他睡在床上,一睁眼,看到墙上贴的毛泽东的画像,百感交集。 我谈到了中国科幻,称中国宇航界考虑在太空中建立党支部,阿斯拉克非常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之后,他与我热烈谈论奥格里姆。 如今的挪威,成为了人类发展指数第一的国家:人均年收入达到四万美元;富裕程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它还是世界上有名的福利国家,几乎与人们“生老病死”有关的一切费用,政府都“承包”了。不少去访问挪威的中国人,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天堂”。   (韩松,科幻作家。原文链接: http://www.guokr.com/blog/75870/ )

<特稿>从保钓群众运动看当代中国的“主义之争”

我非思想史专家,本文的篇幅也不足以让我们全面检视100多年来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和变迁,但我想通过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目睹和亲身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思想论战来揭示一下当代中国社会民意的分野。在我看来,它沿着三条主线展开,分别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之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在诸如正在上演的“保钓”等大多数社会运动中,我们都能窥见这几条思想线索。     从保钓群众运动看当代中国的“主义之争”   文/陈季冰(上海商报社)     【作者按】   本文是我应《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主编殷练女士之约所写的有关钓鱼岛之争及反日游行背后的思想之争的分析,文章借用了我四年前出版的《下一站:中国》一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文中凡有双引号的,绝大多数都是其他作者的文章和专著中的引语,由于报纸文章的体例关系,未加注释,望原作者及读者见谅。这些引语在我的那本书中一一都有注释。     这次由钓鱼岛争端引发的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日运动,再次让我们对中国社会中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各种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一览无余。事实上,正如我们连日来所不断看到的,“保钓爱国运动”的中心看点不是其诉求的落实与否本身,而是不同观点的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截然不同的解读以及他们之间的尖锐分歧。 我曾在自己的微博上评论说,这折射出以及过去的20世纪留给中国人的一笔最坏的思想遗产,那就是深入骨髓的“斗争哲学”。这一点,左派或右派皆然,我们不知怎么突然就变得不会像祖先那样遇到分歧协商博弈解决了。而“斗争哲学”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的吸引力,是因为它首先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单化,归咎于某些人或某些团体,满足了头脑简单的人的智力需要;同时又为暴力破坏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满足了另一些人心中潜藏的邪恶人性的宣泄。 事实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两种东西为什么总是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警惕?决不是一些左派愤青一口咬定的那样:这些“公知”和“精英”全都爱美国超过爱中国。热爱手足同胞、美丽河山和传统文化,都是人性中最美好的感情。然而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民族主义通常不是通过对同类的爱、而是通过对他人的仇恨和排斥来自我实现的。而一旦这种仇恨与排斥被煽动起来,失去控制,则必然演变为一场“反人类”的非理性暴行,我们从近日一些已经见诸报端的打砸抢烧行径中已经看到端倪。这是因为,“他者”总是可以无限划定的。 虽然另外一些自觉不怎么对劲的人也想要觉悟,但他们一知半解地读了几篇小道消息和通俗历史文章后,来个180度转弯,将彻底“斗争”的对象变成了过去山呼“万岁”的对象。他们以为这样自己就脱胎换骨了,但细究下来,除了对象改变了以外,思维模式和话语模式与过去有一点不同吗?很遗憾,在我看来,这种“必须……彻底”、“只有……才能”的决不妥协的话语方式及其背后的思维模式,也许需要经历好几代人才有可能祛除。 这笔思想遗产的源头,大概要到将近120年前的第一次中日争端——甲午海战——的失败以及直接由此引发的戊戌变法中去寻找。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一波紧接一波的国内革命与对外战争,它的形态和程度不断演化发酵,到文革时达到顶峰。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思维模式随着社会的迅速商业化和全球化而逐渐变异,日益以一种模糊扭曲的面目呈现出来。 作为继“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短暂的80年代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戛然而止以后,中国社会迅速折向了一条令启蒙知识分子措手不及的轨道: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没有丝毫停滞,反而在“南巡”之后义无返顾地加速前行,许多80年代不敢试、不敢闯的禁地到90年代以后变成了“创新者”的乐园。在以后的10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改革开放以后最快速的增长,而且,以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中国经济日益主动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当21世纪的曙光乍现时,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由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和诸如文化、社会、行政管理等各领域内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大量社会矛盾沉淀积累并日趋尖锐化。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贫富差距扩大、贪污腐败猖獗和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很大程度上与此密切相关的几乎整体性的思想道德滑坡。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精神“断裂”。正是这种断裂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社会思潮,并对当今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非思想史专家,本文的篇幅也不足以让我们全面检视100多年来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和变迁,但我想通过我们这一代人所亲身目睹和亲身经历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思想论战来揭示一下当代中国社会民意的分野。在我看来,它沿着三条主线展开,分别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之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在诸如正在上演的“保钓”等大多数社会运动中,我们都能窥见这几条思想线索。   1.“激进主义”VS“保守主义”   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中最重要的潮流,就是保守主义思想的滥觞。“保守”与“激进”之争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一直是中国大陆知识界的中心话题之一。 有关“保守”与“激进”的这场论战,源自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阐释。整个争论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展开:其一,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究竟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其二,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1988年9月,历史学家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25周年纪念讲座上发表了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题的长篇演讲。这篇演讲的主旨是:自戊戌变法、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现代思想就走上了一条持续激进化的道路,到60年代大陆的“文革”时期登峰造极。这一“激进化”思想主流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它非但没有为中国带来其最初慷慨允诺的“自由”、“民主”,反而大大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可以说,社会主导思想的激进化是中国至今都不能顺利完成现代转型的罪魁祸首。演讲稿出版后于90年代初传到大陆,立刻引起了思想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大陆,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教育人们:“激进”的涵义是正面的,意味着革命与进步;“保守”的涵义是负面的,与落后、守旧甚至反动近义。二者黑白分明,不存在任何疑问。因此,海外引进的新鲜的思想维度,对内地思想界造成的刺激是显而易见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是第一个对余英时的观点提出挑战的大陆学者,他们之间的对话也揭开了延续至今的关于近代中国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问题的争论的帷幕。 姜义华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2年4月号上发表题为“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的文章,指出:“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义势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而在百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激进主义事实上不是太强,而是太弱,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变革如此之慢、如此之难。关于“文革”的性质,他的看法也同余英时截然相反,他认为“文革”不是激进和反传统,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中糟粕的大泛滥。 余英时的观点得到了内地很多知名学者的认同,其支持者包括在80年代以激进态度提倡“新启蒙”的王元化及著名哲学家李泽厚等诸先生。而站在同情激进主义立场上批判保守主义的,大多为近年来活跃于国内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一般都有西方留学的经历,身上带有明显的西方自由派烙印。 随着争论的深入以及逐步“学理化”,这场关于“激进与保守”的对话渐渐转变为“唯理主义”的“法国道路”与“经验主义”的“英国道路”孰优孰劣的比较。究其实质,无非是“革命”还是“改良”之争。学者甘阳后来对于90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潮作过一个归纳:即依据对西方经验的某种总结,区分“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前者代表改良、渐进,也是值得仿效的现代发展道路,后者则代表革命、激进,也是不足为训的范式;认为20世纪中国完全走错了道路,很不幸地没有走上英国道路,而是错误地模仿了法国模式,从而使一部中国现代史成了一段不断革命、日益激进的历史;由此,晚近以来的历史研究主流实际上主要也就是在检讨为什么近代中国人会走错了路,例如为什么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渐进走激进,等等;由于近代中国走上激进道路通常被看成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倾向所造成的,因此时人大多倾向于贬低以至否定“五四”人物及其代表的传统,而主张今天在思想学术上更应该继承民初文化保守主义理念;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同时也发展为对当代西方思想学术的基本态度,即认为今天不应该再重复“五四”传统一味追随西方激进思潮的同样错误,这种看法甚至可能进一步延伸为对下一世纪东亚文明发展和东亚现代化模式的更一般论述。 上海学者萧功秦指出,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崇尚某种抽象的中心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处方。这是一种以某种“主义”来推演和涵盖解决具体问题的途径的思维模式。它认定某种主义是合理的,有功效的,只要符合这种“主义”的制度一旦建立,那么,从官僚腐败、国民道德水准低下,直到各种社会弊症和令人困扰的实际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这种从五四运动一直到80年代未在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文化中一脉相承的“主义决定论”的理论基础,则是源自法国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它认定,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丑恶的,不自然的。而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完美的和自然的。正是这种“完美主义”,如同宗教的救赎主义一样,对于理想主义者来说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并由此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政治感召力。而经验论为基础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是,自由的秩序是从旧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结果。既然如此,生长的过程只能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这种思想认为,世界上的问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任何进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世间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完善,人类在争取进步的过程中,只能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英美式的经验主义的政治传统,拒绝终极目的,拒绝完美主义地、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整体地解决所有问题。主张渐进地、逐步地逼进目标,一步一步前进。 令人感到十分可喜的是,也有一部分人士试图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一种多元、开放和兼容的模式来重新审视中国近代以来的激进与保守之争,从而超越那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思想“大跃进”。他们痛彻地指出,正是“这种两个极端的跳动,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极性思维,导致中国学术文化经验在一代又一代中断裂,总是不可通约交流,不可传递增长,每一代人总是从空白开始去获得自己的经验,然而,又重新抛弃这种经验,历史就这样一代代地荒疏和空洞下去。而在价值观上,则总是以一种暴力对抗另一种暴力,将体制的更迭变成思想的殊死搏斗,甚至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对手。这种状况导致了思想的反复中断,反复转圈,反复的无效劳作”。这批学者呼吁,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应当再像前人那样毫无保留地拥抱保守主义或激进主义中的任何一极,并对另一极全盘否定。相反,我们应当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继承二者的优良元素,并同时批判二者所蕴涵的负面文化因子。   2.“民族主义”VS“天下主义”   有关“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普世主义)”的争论,是构成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90年代立场分野的另一个主要“战场”。 与自由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因此1949年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显性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一直受到压抑的。当然,受到抑制并不等于民族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大陆就不存在。例如,我们长期所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可以被视为民族主义的一种变体。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松动,无论是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中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真空”。这种时候,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情感感召力的思潮,就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在90年代,两个事件是促成中国社会就“民族主义-天下主义”展开激烈论争的导火索——先是一本粗制滥造的政论读物《中国可以说不》在海内外畅销所引起的关注,其后是北约导弹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轰炸。作为对这样一桩野蛮行经,中国学生的一些情绪化表现几乎在一瞬间内将西方人眼里的所谓“中国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推上了风口浪尖。而2005年春由靖国神社和东海争端等问题而激发的北京、上海等地中国青年反日游行,则更招来了不少西方舆论对中国法治的非议。虽然中国政府在应对这一系列事件上采取了相当克制的态度,并在大体上还算“识时务”的对方的配合下,用较短时间迅速修补了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但事件在中国民众及知识界的情感上造成的“震撼”却是异常强烈的。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潜移默化,中国社会正在逐渐滋生出一股相当具有普遍性的亲西方和学西方的情绪。然而,在一枚导弹和一架侦察机面前,人们仿佛遭到当头棒喝。许多人——尤其是内心敏感的知识分子——痛苦地发现,他们的价值立场被抛到了一个严酷的十字街头。     实际上,对于这场争论的双方来说,最大的分歧不是讨论民族主义的善恶功过,而是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在当今中国的利弊,以及我们对此应当采取的立场。而根据我本人的观察和分析,这种分歧在根本上又源于对当代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现实状况,进而对中国未来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看法和判断的根本不同。 民族主义的怀疑者认为,当代中国并未遭遇严重的外部威胁,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独立自主没有受到明显的挑战;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各领域的改革,顺利实现现代化。基于这一基本判断,他们呼吁,社会应当对可能出现的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势保持足够的警惕。这是因为,民族主义一方面容易导致对外冲突,另一方面往往强调国家民族的绝对主权,排斥和压制个人自由和权利,因而很有可能阻碍民主化和改革进程。“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专制,但很容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性号召力,而其本身又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承担最大的牺牲。所以,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承担了极大的个人牺牲。” 与之相反,民族主义的鼓吹者则坚定地认为,随着冷战结束和单极化世界的形成,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面临着比冷战时期更大、更严峻的外部威胁;未来中国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问题,仍然是保持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依然是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他们不无洞见地指出,自由主义者所讲的“人权”,只有在有政府保障的前提下,亦即一个特定国家内,才有意义。“只要这个世界仍旧存在着国家、民族和种族的划分,民族主义就有其存在的价值,人权就不可能完全脱离族权而存在……因而,只有对于这世界的现实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否定民族主义的价值。”“说句简单化的概括:在对外关系中,族权即是人权;在国内政治中,人权即是族权。” 普世主义者则反唇相讥说,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会导致盲目排外和闭关锁国,从而使中国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再次错失现代化的宝贵机遇。在一些人看来,民族主义本身只是一种话语的操作平台,它必须与其他的“主义”相结合,才能进入实际政治运作状态。而就当下中国而言,最有可能在民族主义的平台上活跃的意识形态又恰恰是左翼激进主义。“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饱受西方侵害,从来就不缺乏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温床。”他们因而担心,结合了左翼激进主义的民族主义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主要体现在具有递进关系的下列几方面:首先,它将凭借其压倒一切的语话优势对政府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从而使我们已经坚持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发生偏离。只要主政者在对外交往中采取务实理性的策略,都将被解读为“对外软弱”、“绥靖主义”,甚至“投降主义”而加以猛烈抨击。进而,这种“刚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新的“闭关锁国论”,并且它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从而使中国重走过去的回头路。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国内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反过来又会激起西方同样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西方世界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受到压抑。这种情况就会形成双方互动过程中的非理性的强硬派得势,务实的温和派受困,从而使任何理性解决问题的机会的出现更为渺茫。 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这次论争的最大成果不在于谁对谁错,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对错的定论。就我的理解来看,通过这次讨论,我们在学理上理清楚了两条重要的脉络。 第一条重要脉络是:中国在近代以前并没有民族主义,甚至连“民族”的概念都不存在。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它起源于近代欧洲,但造化真是弄人,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好不容易才发展出传统中没有的民族主义,将整个社会凝聚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世界却又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历史上“发明”了民族主义的西方,现在又正在竭力摈弃它,这是不是意味着老祖宗发明但已被我们弃之一边的“天下主义”不久后也许将重新绽放异彩呢?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未来中国在再度崛起和复兴的道路上必须作出的回答。 第二条重要脉络是:民族主义可以分为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它们属于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因而必须对它们作出严格清晰的梳理。政治民族主义指的是对民族或国家的政治认同,而文化民族主义指的是一种对母语文化的认同。政治民族主义一般不在意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了民族和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兴旺强盛,它可以摆出一副彻底否定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姿态。有人因此将这种政治民族主义称为“灵魂的典当”,因为其基本逻辑是:为了应对西方,赶超西方,中国必须舍弃自我而变成西方。文化民族主义则在很多地方正相反,它实际上是对一种特定“文明”的认同,它可能与民族的政治脱钩。有时候,为了延续和发扬该文明的传统,它甚至不惜激烈地反对自己民族的政权,反而倒能够对外族政权表达出一定程度的认同。 在理清了上述两条线索之后,我们就可能就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之争做一个更加宏观和公允的判断。应当认识到,“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是高度关联的两个概念,因此,不存在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可以说,没有现代化,就没有民族主义;反过来也一样,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现代化。所以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现代化要求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在西方压力下产生的;同样,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不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自生自发的,它是反殖民主义的产物。因此,中国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先天的“反现代性/反西方”集体无意识,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可说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最原始写照。如何利用和引导民族主义提供的巨大力量,避免民族主义可能造成的巨大灾难,将是中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必须走好的一段钢丝。在更深的层次上,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西方,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通常是连为一体的——一个法国人认同自己的国家也就等于认同法兰西文化传统。而在我们这里,两者经常处于分离乃至敌对状态,由这种疏离和碰撞所擦出的火花有可能把我们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旅程带上一条曲折诡谲的道路。   3.“新左派”VS“自由主义”   相对于“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及“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之争,中国思想界中牵涉广度和深度都要深远得多、现实影响也更为重大的另一场论战是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这场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辩论持续至今仍在不断上演。 论争的双方顾名思义,一方是所谓“中国自由主义者”,他们有不少是80年代“文化热”中的鼓吹思想自由的启蒙派,延续了一贯要求继续推进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既定道路的改革开放的思想诉求,而新近加入者中则有相当一部分是经济学家;另一方则很不情愿地被称为所谓“新左派”,他们敏锐地看到过去将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积累下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呼吁对目前的改革发展模式展开反思和修正。“新左派”中有很多是曾经游学海外的中青年学者,还有不少人至今仍旅居欧美,在学科上以人文领域居多。 用我们过去耳熟能详的话来说,这场论战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应该走哪条路的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持续了20年的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继续稳步推进,中国一定能够达到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多元的成功彼岸;当前中国社会中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涌现出来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如国有资产流失、钱权交易和贫富分化等——是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一种暂时性的“阵痛”。这些尖锐的问题恰恰说明旧体制阴魂不散、新体制尚未充分发育,社会存在着一个模糊的“真空期”。因此,要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和矛盾,只有拿出更大的勇气,下更大的力气去继续推进改革。例如,我们应当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宪政改革等等。相反,“新左派”则认为,中国的改革走的是一条西方式的“自由主义”路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悖离了原来追求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而当前凸显的种种社会矛盾正是这种错误路线的反映。当然,“新左派”并不反对改革,但他们要求对正在进行的改革进行充分的反思和修正;他们并且呼吁社会重新挖掘和肯定改革以前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的许多合理因素。     正因为这个缘故,“新左派”顺理成章地将自己视为一种不合理的现行体制的批判性力量,而将自己的论敌归入这一不合理体制的“辩护者”行列。 对转轨时期触目惊心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自由主义不认为问题出在市场经济本身而应对其展开批判和抵制,而是认为原因在于市场没有摆脱旧的权力体制的控制,是不成熟、不规范的,因此出路在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相信,市场自身发展的要求和规律,加上人们的理性努力,终将使市场经济制度日益完善和发达,使建立在此之上的民主宪政体制日趋稳固。关于政治民主化,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同义语。在相当一段时期,反民主的权力完全可以容纳,甚至推行市场运作方式,并从中大获其利,但从长远看,市场经济是瓦解集权制度的基本因素。市场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却很可能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因为自近代以来,还未发现真正稳定的民主与市场经济分离的事例。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看来,认为市场经济会自动导致民主固然是幼稚和错误的,但‘新左派”反其道而行之,把自由经济视为奴役的力量,则更为荒谬。对于自由主义立场而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衣、食、住、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关于全球化问题,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大致与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高潮同步,这对我们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考验。像鸵鸟一样回避,甚至以顽固的态度拒斥,最后吃大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由于“新左派”将自己视为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批判者,它自然就成了一种否定性的力量,其话语方式也自然以抗议和声讨为主。因此,“新左派”虽然尖锐地批评当前的社会体制,但它自身却很难端出一套对未来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路的比较系统和有条理的主张。在大多数问题上,它说的都是“不应该”,而它认为的“应该”究竟是些什么,则是相当凌乱和模糊的。 与历史上所有的左派如出一辙,“新左派”的最重要的辩论手法之一,是质疑其论敌的辩论动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的重点并不是放在与“自由主义者”展开说理,而是质问对手:“你们这么起劲地与我们争辩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不公正的,而你却为这个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进行辩护,因此,你一定是国内既得利益群体和跨国大资本的代言人。采用这样的话语方式,实际上是想从根本上取消其辩论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相当意味深长的是,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者”,双方阵营中都有人对这场争论本身提出批评。例如,“新左派”学者汪晖曾指出,自由主义的真正论敌应该是极权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真正论敌应该是民粹主义,然而目前在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翼”却将对方视作最大的理论上的敌手,反而放过了真正的敌人,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秦晖将市场竞争和“原始积累”(在现阶段表现为少数权贵大量非法侵吞攫取国有资产)比喻为“做买卖”和“抢来本钱”,在他看来“做买卖”并非都以“抢来本钱”开始,而且“抢钱”者往往是做不好“买卖”的。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未必要从“原始积累”开始,“原始积累”也不一定导向“市场经济”。秦晖正确地指出,近年来中国有个奇怪的现象,即在盛行“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今天,有人忙于论证“抢来本钱”是如何不可避免,是飞向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有人则忙于抨击“做买卖”是如何败坏人文精神,是社会痞子化的罪恶渊薮。却很少有人在为公民争取“做买卖”的权利的同时,向“抢来本钱”者做正义的抗争。因此,与其说“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是市场上的等价交换淡化了“终极关怀”,勿宁说是原始积累中的强权原则破坏了社会公正。事实上,如果真做到了“最初财产来路清白,且后来的财富积累是通过自由交易实现”,我们现在的贫富悬殊又何至于如此严重!秦晖深刻地洞悉到,在当前中国,效率与公正的矛盾完全是一个虚幻的冲突。因为在发达国家,与“效率”相对的“公平”是指结果平等而言。竞争出效率,但竞争的结果有输赢之别,输赢无别的“平等”等于取消竞争,因而会影响效率。在这个意义上,“效率和公平”确实是个两难选择。然而从来没有人会认为竞争过程的公正与效率不相容,因为过程的公正恰恰是竞争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而也是效率的前提。因此“效率与公平之争”从来就不是针对过程的公正而言的。 假如我们认可秦晖的立场,那么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自说自话呢?答案恐怕还是在于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偏差上,即自由主义模式是不是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中国的现实?当“新左派”义正严辞地质问“自由主义者”——“反对极权主义就是为了让我们沦为资本的奴隶吗?”的时候,他们应当首先搞清楚的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的奴役力量是什么?而什么又是有可能瓦解这种奴役力量的重要的批判性力量?我们的确应当反对一切不公正,但在不同的情境之下,造成不公正的根源也是不同的。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明天很可能构成压迫性的力量在今天却正在发挥着解放性的功能。正如“自由主义者”指出的,“新左派’始终只关心资本对于民主的威胁,他们所说的资本,指与国家权力相脱离的资本,这很容易导致放松对国家权力的警惕。”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新左派”错把中国当成了美国,或者至少在想象中认为中国在根本性的体制上已经与西方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自由主义者”认为,“新左派”的问题意识与问题表述完全是从西方来的,但问题的指向却是中国。事实上,“新左派”在面对自己论说问题的时局时,对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的判断,是与现实中国问题完全错位的。 在这一点上,我本人是与“自由主义者”站在同一立场上的,中国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已经资本主义化?这确实仍然是一个问题,决非“新左派”想象得那么简单。如同中国的“后现代论者”一样,“新左派”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忽视了民主自由等所谓西方“现代性”在中国依然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工程”。在西方社会,“左派”从来是一种边缘化的批判声音,尽管是不可或缺的,而实践中走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但在中国,资本主义现代性或所谓自由主义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至今也依然没有成为主流。因此,对所谓“现代性”的反思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或许是一剂良药,而在很大程度上尚处在“前现代”阶段的中国则难免“淮橘为枳”。 从某种意义上看,上述这些“主义之争”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经历了80年代的狂热与挫折之后的一次集体性自我反思。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自此以后,中国的社会思想进入了一个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全面分化时代。今后,对于每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和每一项重大政策举措,不同个人和不同群体都会依据各自不同的利益和价值立场作出不同的分析和评价,并决定自己对它们的不同态度。以往那种通过口号或动员将全社会的思想统一在一个目标之下的机制将难以行之有效,这反过来又将有力地改变现实政治运行的模式。     【编者按】   原文发表于2012年9月24日期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见报标题:中国现代的“主义之争”,链接:http://www.eeo.com.cn/2012/0921/233940.shtml。 本文经授权后转载,所有权利归作者所有。     (采编:彭程;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中秋节特稿>便做只妖怪罢了 <中秋节特稿>中秋往事 <中秋节特稿>灯笼下的中秋 <反思“暴力”特稿>一个非暴力主义者的自白 <清华百年校庆特稿>中国知识人解不开的羁绊——献给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无觅

共识网 | 荣剑、陈小平:左中右的博弈推动中国制度转型

   荣剑按: 今年7月赴美期间,我分别与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黎安友和我的老朋友、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博士陈小平,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对话。与前者的对话,已发表于《领导者》杂志今年第8期(总第48期),与后者对话已在陈小平主编的一家海外刊物上刊出。现经适当删节,先行将我和陈小平的对话发布于共识网,供有兴趣者参考。    本文核心提要: “我注意到,左中右的分歧尽管巨大,但要求中国进一步改革,尤其是按宪政原则来安排中国制度,大致已形成了共识。延安儿女联谊会关于党内差额选举等一系列建议,是非常积极的,各方都认识到了,党再不民主,再不从根本上制止腐败,这个党肯定要完了。这些不同的力量,正在互相博弈,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我认为,他们都会在客观上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    向韩寒童鞋学习   陈:用你的话说,“二十年间,我没有介入理论界的是是非非。”在我的印象中,1989年后,大批知识界人士下海,你是其中的一个。从你的经历看,1990年之后,你就“下海”了,先在北京、山东、浙江、天津等地做地产,现在呢,则是中国的抽象油画的收藏家和投资人。一般来说,但凡“下海”的知识界人士,很少有卷土重来,而你是例外之一,而且,最近写的一些文章,(如“回望重庆”系列,“关于中国下一步的思考”系列),发表的演讲(《当前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状况》),海内外都比较瞩目,有读者说是“篇篇俱佳”,周舵说“老友荣剑君近来在敏感话题上发力甚猛”。你能先解释一下1989年之后的“下海”与当今再次卷入理论界的是是非非这两个华丽转身吗?   荣:这都谈不上是什么华丽转身。八九之后,完全是走投无路了,当时的情况你也是清楚的,体制外的空间很小,只能在体制内混。我那时刚好博士毕业,搞完答辩就准备去社科院苏绍智的马列所上班了,人家为了要我,破格给了我一套房子,也算是对我的器重。八九之后,这些都没了,体制内是没法混了,那时也没什么民营企业,就一个牟其中,我去他那里呆了几天,冯仑也在那里,还有王功权、王鲁湘、韩志国等都在那里呆过,牟其中那里成了一个大客栈了。因为牟其中心血来潮,要给海南的一家民办报纸《特区时报》投点钱,刚好我已在海南的同学周文彰介绍我去该报,这样,我在处理我的决定出来后,也就是在1990年的11月,去海南《特区时报》上班。刚去时还残留着一些政治热情,写评论,和韩志国一起为该报搞了一个开放专论的系列访谈,请了不少名家在那里高谈阔论。但很快就办不下去了,一是海南的宣传部有点紧张了,都是些什么人啊?一查背景,那怎么行啊。结果就不让写了。再就是海南投机大潮已经起来,据说全国百分之九十的“骗子”都跑到海南了,各显身手,各尽其能,像我们这些原来以文章立命的人,也抗不住诱惑,一头扎进去吧。先跟着人家干,学了几招后就想自己当老板。那时老板也好当,都是稀里糊涂的挣钱,来的快去的也快,留不住钱就被淘汰,能留住的就起来了,像冯仑、潘石屹这批人都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我干的不成功,只能做甩手掌柜,管理不细密,铺了几个摊子,广种薄收。当然,个人的原始积累解决了,九十年代末转向艺术品收藏,后来艺术也成产业了,就转为推广和投资,因为偏好抽象艺术,对那些政治波普艺术不感兴趣,在投资上也不见得成功。   下海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确二十年不问理论是非,对于学界在期间发生的若干争论,还感到好笑。2000年曾在广州参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真是有“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感觉,还在那里煞有介事地争论什么本体论问题。我当时对他们发表的意见是:1,理论家一沉思,世人就发笑;2,真理就是常识;3,让哲学回到课堂去。我总的感觉是,教授们都差不多被废掉了,这不光是在哲学界,在其他学术领域也基本如此,有深度的研究很少,近二十年,我认为只有两三篇好文章,其中有一篇就是汪晖写的,我认为他提出了真问题。大概就是学术界的这种不堪现状,也时时让我蠢蠢欲动,想写点什么东西。2003年北京闹“非典”,呆在家里没事,那就写文章吧。先写了一篇《论中国封建主义问题》,三万多字,找不到地方发,拖到200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上发表,《文史哲》主编王学典看到后,兴奋异常,辗转找到我,又放在该刊2008年第4期的头条上发表。这篇文章我自认还是很重要的,对中国传统制度的性质及其变迁有一个系统的论述。从这之后,我对自己定的任务是,每年写一篇好文章,后来还写了《论历史观与历史价值观》,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发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上,这都是中国顶级刊物了。   去年来美国时,老是听到别人提到韩寒的博客文章,评价很高。说实话,在这之前,我还真没看过他的任何东西,我对网络话语也不感兴趣。回国后去韩寒的博客里浏览,感觉还真是不错。我在考虑,一个年轻人,点击量这么大,传播效果惊人啊,而我们这些“50后”,文章写的再漂亮,大概也只有几百个阅读者,这不是自绝于人民吗?我注意到,一批教授学者,在公共领域基本失语,不会说,说了也没人听,也就是说,只会专业写作,不会公共写作。这是一个大问题。另一方面,韩寒的写作在网络话语中代表着最高水平了,但这类写作也有他的局限性,主要是一种平面化的即时性的表达,缺乏历史性的维度和理论的深度,这是知识背景和个人风格所决定的。除此之外,网络话语大都陷于情绪表达,快餐文化,图一时之快,难以沉淀下一些有分量的东西。至于那些谩骂式的文章,搞网络街头政治,更不值得一提。所以,我想做一个尝试,向韩寒童鞋学习,对自己以往的学术话语和学术风格做一个转型,从学术写作转向公共写作,尽可能在公共写作领域,形成一种理性的、客观的、独立的和深度的写作风格,我的想法是,把思想和理性注入到网络世界去,重建理性的话语力量。    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主张   陈:虽然晚辈问“这位博士为何方神仙”,但我知道,你在1989年以前写了大量文章,例如,《新权威主义在中国是否可行?》,发表在当时著名的“世界经济导报”上,与吴稼祥先生就“新权威主义”进行论战,你说你是“主张民主的”,在经历了1989那样的场面和20多年的商海风云之后,你还仍然把自己定位于“民主派知识分子吗”?   荣:我还能自称是“知识分子”吗?我已不是以知识来谋生了,我只能算是个写作的“票友”吧。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开辟新权威主义大讨论,发表了我和吴稼祥的文章。吴稼祥在他的文章里是把我视为新权威主义者的,他在后来还提到这事,因为我对中国国家力量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作用一直持客观评价的立场,直到我现在写有关中国封建主义问题,我对中国中央集权化的制度安排,是在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两个层面上进行论述。中国国家力量对中国发展起到的作用之大,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一直是在国家主导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运行,至今依旧没有改变。因为我坚持这样的看法,萧功秦先生给我戴了个“国家主义”的帽子,这是朋友之间故意误读,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在今年写了一篇文章,“国家主义还能走多远”,提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绝对的国家主义”走向了“有限的国家主义”,现在应当是“去国家主义”,围绕着“去国家主义”,当然要建立起一整套宪政民主制度。中国当前的主要制度弊端,是党国一体,是党天下。我理解的新权威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包括萧功秦现在主张的“新保守主义”,也是一种过渡性或策略性的制度安排,而现在何新等人所公开主张的国家主义,则是要把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永久的制度安排,包括现在那些北大教授鼓吹的“中国模式”,核心是想把中国自秦以来一以贯之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永恒化,甚至普世化。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思想主张,是企图在价值判断上予以中国制度以永久的合法性。这和“打天下坐天下”、“红色江山万世传承”的观念都是一脉相连的,当局当然乐观其成。    理论上中左,政治上中右   陈:在你最近为“共识网”写的系列文章中, “回望重庆”系列是不是可以说重新开启了民主派与新权威主义的论战?你也直呼萧功秦,指出萧认为“重庆模式”即是新保守主义的现成模式,而萧功秦在海外接受采访时说:“凡是有自由派?A向者,都一概否定重庆模式,凡是左派?A向者都支持这一模式,?两极对立?K不正常,他认为,不能从一??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能用一种?A向压倒另一种?A向。” 你属于他批评的右派吗?   荣:新权威主义在学术意义上可能已经终结,现在没有人被认定为或自称为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也改换门庭,换了一个新词:新保守主义。其实这两个是一个东西,也可以看作是国家主义的一种制度现象,尽管是过渡性的制度现象。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主张搞新权威主义的,他也是实行新权威主义路线的最佳人选,政治强人,利用自己无人制约的权威,强力推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1992年没有他的一己之力,中国恐怕早已陷于灾难。但即使这样,他也不会说我是新权威主义,一个学术界的说法是不能为他路线的合法性提供正当性的支持。观察中国改革的第二期(1992—2002)和第三期(2002—2012),可以发现,新权威主义不是主张和重提的问题,而是实际的制度安排,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上高度垄断,经济上充分开放。薄熙来的重庆新政对于所谓的新权威主义没有增加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他实际形成的福利主义路线是和发展主义路线相对立的,这是他的一个创新,但不是新权威主义的创新。福利主义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肯定要提出来。薄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民意支持,说明福利主义在中国已是大势所趋,是执政党重建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当然,搞福利主义必然要依靠国家的力量,要搞转移支付,要搞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这和西方左翼政府一样,是离不开政府干预,但这种政府干预和新权威主义已是两回事了,不能混为一谈。重庆之争的核心在于“唱红”和“打黑”,对此左右泾渭分明。左派是因为重庆的经济政策而全面认可“唱红”和“打黑”,右派是因为坚决反对“唱红”和“黑打”而否定重庆的经济政策,两者不可能形成共识。杨帆、萧功秦想超越左右之争,都是一厢情愿。就我本人而言,在反思重庆模式时,我是试图秉持理性客观的立场,但不讳言我的价值倾向,我对自己的定位是:理论上中左,政治上中右。   陈:显然,你与萧功秦对重庆的看法迥异。萧主张对重庆强人主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推行的民生经济要肯定。而你说“所谓政治强人,不合民意和历史潮流者,最后不过是徒有其名的竖子或匆匆过客而已。”此外, 包括萧等人认为重庆模式中包含“地方试错模式”,这也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 你如何看重庆模式中被拿出来呼吁肯定的这两点?   荣:我对“重庆模式”的积极评价主要集中于地方自治这个方面,所谓民生经济是地方自治这个大框架中的一个具体政策。对于薄熙来来说,他未见得公开提地方自治这个口号,但实际上他走下去的话就是一个破局的开始。这几年,你不能指望中央有什么大的动作,改革裹足不前,理论毫无创新,重庆异军突起,显然是打破平衡,打破僵持。执政党六十多年历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题,所谓条条块块的矛盾,不是统的过死,就是一放就乱,在收权和放权之间轮流转,没有制度创新。改革以来,地方权限扩大,有了财权和事权,但地方总体性的改革一直没有突破,人事权掌握在中央手里,使地方最终放不开手脚。薄在重庆已经无所顾忌了,他当然有特殊优势,只是没有用好用对,利令智昏,缺少战略眼光。学者们如何总结重庆经验,也应当有一个更高的视野,民生经济可以谈,但其意义远不如地方自治重要。地方自治是未来中国转型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应当鼓励地方向这个方向运行。    中国还没有摆脱革命的宿命   陈:如同你自己说的,从今年开始,你的网络写作主要是两个系列,一个是“关于中国下一步”的系列思考,建构宪政民主制度,主要是着眼于解决三大政治元问题,即权力来源问题——通过人民授权确立公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监督问题——通过分权和制衡防止公权力腐败,权力归宿问题——通过权力回归社会以实现社会自治,为解决这三大政治元问题,你是否也有一个象萧功秦那样的路线图呢? (萧功秦提出从威权体制进入民主体制的5步骤是:改革者执政、经济转型与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到宪政民主,每一步都是以前一步的基本实现为条件,目前中国正处在第三阶段,即从大规模民生建设向公民社会发展的阶段。)   荣:社会发展的大致路径是可以抽象出来的,李泽厚有一个社会演化的四阶段论,即经济发展、个人权利、社会正义和宪政民主,现在中国大概就是处在社会正义阶段。如此划分,当然有助于顶层设计者清醒地估计中国发展的最终目标。但实际上,社会会按部就班地演化吗?现在的问题是,执政党是否意识到在实行宪政民主时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丧权,他们能接受这一点吗?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一直强调的是,统治者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用毛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才是问题所在。如果执政党按上述社会进化程序公布一个宪政时间表,我估计社会能接受,问题是,它根本不想公布呢?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现有的体制是比西方宪政更好的体制,它就这么认为,你怎么办呢?中国政治转型的具体形式和方式究竟怎样,现在的确难以猜测,划几个公式很简单,也很学术,但有用吗?   陈:在你归纳的3个转型模式中(台湾模式,缅甸模式,阿拉伯模式)你认为中国最可能朝那个模式发展?   荣:台湾已有先例,当然是中国的榜样。有人已经说过,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从组织架构、运作模式、话语方式、意识形态建构、领袖体制,如出一辙,有所区别的是,可能就在于国民党有兑现宪政的真实动机。蒋经国主动或被动地开放党禁报禁,最终救党救国,两不耽误,这是一个很划算的政治买卖。现在我们这边的说法是,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这怎么可能呢?改革是会换来新生的,宪政可以找到新的合法性基础。执政党现在手头有这么多的资源,掌握这么多的人才,你还怕打选战?我在和黎安友的对话中,他就提到,既得利益集团在未来的政治转型中并不一定会丧失其利益,你毕竟掌握资源,是强势的力量,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那些大的利益集团,共产党为何要害怕宪政改革呢?

一五一十 | 塔西佗陷阱、乌合之众定律及其他

作者: 曹豫生   “塔西佗陷阱”这个词前一段时间颇热,媒体和网络上很多人津津乐道,《人民日报》也禁不住插进来谈塔西佗陷阱。按照《人民日报》的解释:“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呵呵,“塔西佗陷阱”原来是这个意思啊,这也太简单了,首先这个词表达的意思有一定的深度,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尤其是在网络上,这种情况特别的明显,但是在广度上,这个词可就有问题了。我以前在新浪微博上曾经写过(大意):如果你看一个人不顺眼,无论他做什么,怎么做,反正横竖都不是人。我这个话应用比“塔西佗陷阱”广泛,可以说涵盖了它,因为“塔西佗陷阱”主要是特指看那些“官”们不顺眼,所以无论“官”们说什么,做什么,横竖都是有问题。而我说的那话虽然很没有学术范儿,却是更广泛的社会现象。比如我看茅于轼就不顺眼,觉得这位老先生不是利益集团的走狗,就是一个读洋书读傻了的书呆子,他在微博上每说一句话,只要我看见,我就想抽他(只是想象,现实中绝不会真干的,我可不学那帮子普世太保)。可见,茅于轼对我来说,也是深陷“塔西佗陷阱”。不只是茅老先生了,还有他代表的公知群体们,看过我以前写的博客的人知道,我对中国当下的公知的批判和调侃是很厉害的,所以,自由派们,公知们对我也是深陷“塔西佗陷阱”。公知们在网上也臭了,可以说,在很多网友眼里,公知们难道不是像政府一样,也掉进了“塔西佗陷阱”里吗?反过来,那些新左派,如汪晖,民族主义者,如王小东,在公知及其粉丝眼里,不是同样陷入“塔西佗陷阱”吗?所以,“塔西佗陷阱”是一个很偏狭的概念,他把一种社会上存在的很普遍的现象,仅仅抽出一个特例来说明,还获得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赞赏,这真的不应该。 按我上面的分析,“塔西佗陷阱”其实没什么,但是获得媒体和网友的热捧,这不禁给我一个启示。我是学理工科的,知道一点,自然科学定律的发现和验证往往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这里面沁透了一代代科学家的心血。但是从“塔西佗陷阱”来看,人文社科类的社会定律的产生却是一个简单而轻松的过程,一个人,只要对社会多少有些了解,稍微动一下脑子,就可以搞出自己的社会定律,只要内容稍微像点样子,很重要的是再取一个挺“酷”的名字,如这个“塔西佗陷阱”,你也许就成了一个社会学家了。 既然如此,我不禁也跃跃欲试,整他一个。也许,今天我就可以宣称我是一个“社会学家”了,以后可以用它来行走江湖,招摇撞骗了。 整个啥呢?那就整个“乌合之众定律”吧!《乌合之众》是一个法国牛人古斯塔夫•勒庞写的一本分析“群体”心理的书,此书在中国传播的相当广泛,很多的小资,文化人等都知道这本书。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现在的思想状况是思潮多,主义多,早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了,当然了,马克思主义虽然边缘了,但是仍作为众多主义中的一种,保留在中国社会里。我的“乌合之众定律”就是指:在当前及以后的中国,不同思潮,不同主义的笔杆子们如果在自己的文章越来越多的提到勒庞的这本《乌合之众》,提到的频率越来越高,也就意味着这种思潮,这种主义获得民众的支持越来越少,在民间越来越泡沫化了,反之亦然。这个定律怎么样?意思很简单,我起的名字也还行,如何符合现实中的一部分,我就可自称社会学家了。至于符不符合实际情况,你自己判断。 如果一个还不行,反正这么简单的事,我就再整一个。起名就叫“毛泽东悖论”吧!大意是说:一个思想领袖的追随者们,往往会变成该思想领袖的背叛者。就说毛泽东吧,现在还有不少的追随者,一般称之为“毛派”。这些毛派,对“毛泽东”可谓是爱护备至,基本上容不得别人对毛泽东的批判。就像那些自由派们不能容忍我对美国和公知的批判一样。这也没办法,人是感情动物嘛!有了感情,非道理可轻易说通的。可是,现在的“毛派”是怎么来的呢?他们为什么会对毛泽东有这样的感情呢?这就涉及到我说的毛泽东悖论了,毛泽东一生,尤其是建国后,致力于改造民众的思想,要求民众大公无私,“恨斗私字一闪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可是现在的毛派却不是因为“公”来推崇毛的,他们推崇毛的原因恰恰是一个“私”字。改革开放刚开始,民众普遍从改革中获取了物质利益,基本上也就把毛泽东抛弃了,这时候知识分子开始了“非毛”,民众中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的,可以说都是改革的支持者,“改革”本身也就在那时候获得某种“神圣”的味道,代表着某种“政治正确”。可是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走向了新自由主义,人们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90年代后期的大规模的国企改革,说白了也就是私有化,很多普通民众的利益大大的受损,甚至有些人几乎活不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又想起了毛泽东,于是掀起了毛泽东热,而且越来越热。也就是说,现在的毛派,是在自己利益受损的情况下成了毛泽东的支持者。以前我在乌有之乡网站,经常看到这类忏悔文,忏悔自己在改革开放初抛弃了老人家,后来才知道老人家真的太有远见了。看看,抛弃毛泽东和成为毛派,原因都是看自己的私利如何。如此说来,今天的毛派,仍然是毛泽东的背叛者,毛的关于“公”的教诲毛派们并没有真的接受。也就是说,今天的毛派恰恰反证了毛的思想改造的不成功,是脱离实际的。用毛派证明毛的观点错误,毛派恰恰是毛的思想的背叛者,这就是我的“毛泽东悖论”。也许老毛今天醒了,看到这些毛派,会大喊一声:我不是毛派。 这个“毛泽东悖论”可以推而广之,比如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袖,据说生前曾经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他遇到了与我上面说的同样的情况,那些马克思的追随者其实也背叛了马克思?不过我知道一点,马克思死后,他的追谁者的确背叛了他,其中一支搞了修正主义,成了今天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另一支是列宁,马克思说资本主义还是很有活力的,扩张与发展迅速,但是扩张总有个尽头,因为市场和资源不是无限的,等资本主义扩张到了尽头,无产阶级一革命,就世界山河一片红了。结果列宁等不及了,就违背了这一点,在俄国占领了政权。原来也指望世界革命,可是德国的两位革命家被枪毙了,德国革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后来俄国也就专心搞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东西越来越少,大国沙文主义越来越多。难怪有人说苏联的解体不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完蛋了,恰恰证明了马克思的正确。反正这个世界,关键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对事实如何解读,民众就吃这一套。就像苏联完蛋,你可以说历史终结了,也可以说证明了马克思的正确。就像文革,你可以说是最黑暗,最专制的时期,也可是说是最民主,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时期。可以说,愚民,是统治者永恒的主题,不论是专制还是民主,而如何解读事实,是愚民的关键。 再说一个现象,今天中国的儒家,首先声明我是不懂儒家的,但是看到儒家怎么就成了当今社会的万金油,几乎每一种思潮和主义都能披上儒家的衣服,我看到就有儒家宪政主义,儒家民主主义,儒家民族主义,儒家社会主义等等,我倒很想问问,我要是想搞一个儒家法西斯主义,能不能从过去儒家的文本里硬是找到证据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真的存在,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肯定什么东西都有,我的网上朋友就曾经给我发电邮,说钱穆先生论证过去体制里就有民主的元素。如果能找到民主元素,那么为什么一定找不到法西斯的元素呢?关键在于存心去找,存心去联系就是了。也许孔子今天醒了,看到这些新儒家们,也会大喊:我不是儒家。 这就是“毛泽东悖论”,追随者的背叛现象。扯了这么多,我到底可不可以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去招摇撞骗呢? 也许,我是想证明给你,别把文人知识分子太当回事儿,什么时候我们民众都能独立思考,彻底摆脱文人知识分子的束缚,那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思想自由,才能真正避免只做精英的工具的命运,而历史上,民众的确就只是这个作用。我们要知道,无论什么社会,那些精英都是通过文人知识分子控制民众的大脑的。也许,今天到了民众觉醒的日子,到了慢慢抛弃文人知识分子的时候了。

爱思想 | 高全喜: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

高全喜: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 进入专题 : 自由主义 政治成熟    ● 高全喜 ( 进入专栏 )        一、思想情势与问题缘起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还,以汪晖雄文和事件为标志,中国思想领域的自由派与新左派之争愈演愈烈,分化与对垒日渐明显,此后民族主义、政治儒学以及民粹主义和毛左派以及保守主义也纷纷亮相,时至今日,中国思想界的图谱乱七八糟,吊诡频频,左中右各呈其是,共识难求。近年来,自由派内部亦不断出现分化。前不久,秋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近二十年来日益表现出颓势,这种观察无疑值得重视,而且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理论的现状。   应该指出,自由派的思想理论在晚近十年,尤其是在学院派内部,基本上没有什么进步,甚至可以说是日趋僵化。不过,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自由主义的那套基本常识和基本理论,不是作为强劲的学术思想,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作为与每个人生活相关的生活方式,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到中国社会之中。也就是说,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表现为某种程度的断裂,即自由主义在学说理论与学术研究方面的日趋教条化,缺乏对时代问题的敏感与宏大的回应,但现实社会行为中的自由主义,诸如维权抗争,社会批判,以及新的启蒙,等等,却蔚为壮观,颇有发展。我认为后一种自由主义意义重大,但它们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尤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属于生活方式、社会改造与社会批判问题了。   所以,我们在此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吊诡现象:当今的自由派按一般学术谱系来分析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恰恰是真诚的左派,而现在中国的所谓新左派反而与国党体制合流,成为歌德派。本来,对现政权、现政府及其统治给予一种强有力的批判性质疑,是左派的特征,但当前中国的新左派,他们除了批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之外,同时还强烈拥护现行政权的统治,成为地地道道的体制派。抽象地学理分析,这种现象无疑是一种吊诡,但就中国语境来看,倒是恰如其分,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异常吊诡的社会。在此情势下,我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在最近十年来的社会行动、社会批判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我今天讨论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观念体系,它们除了作为一种社会的批判意识,尤其是近年来借助于网络所进行的社会批判之外,还应该有何作为。我认为自由主义者不仅要坚守其社会批判的立场,同时也要在理论上、思想上回到中国问题,并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这就需要自由主义走向政治成熟。   我认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成熟是基于自由的政治成熟,而非基于利益、权力或统治的政治成熟。我在此所说的自由,并不是单指思想观念上的或个人意义上的自由,而是指一种政体的自由宪制,一种社会秩序的自由架构,着眼点在其政治合法性上。我们看到,甘阳若干年前也谈政治成熟,强世功、甚至刘小枫也都谈政治成熟,但他们的政治成熟基本上是基于统治权力的政治成熟,执政党目前也正在寻求和落实这种政治成熟,而且很多文人理论家们也在营造一套套话语,使之转化为一种执政的意识形态。这些与我谈的基于政体自由的政治成熟有很大区别。   那么基于政治自由的政治成熟到底是什么?当今的自由派对此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他们可能认为,真正的自由的政治成熟现在还没到时候,或者说他们认为只有批判、否定,甚至推翻现行体制,表现为维权也罢、宪章也罢,付诸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宣传也罢,那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其目标最终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捍卫个人权利,维护个人的自由。他们将批判性视为衡量成熟与否的主要标准。这其中的问题在于,如果自由主义日益趋向激进,这又与那些真诚的左派有什么区别呢?真诚的左派在西方是有的,甚至港台也是有的。一般都认为,他们之前和新左派曾在同一阵营,也共享很多的话题,但现在他们要和新左派划清界限了,因为新左派支持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维护现行体制,转变为体制派或国党派,已经不属于真正的左派了。不过我们要看到中国新左派的高明之处,它们把西方左派的那套理论资源与中国共产党的、毛主义的、阶级专政的那一套统治理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也算是它们的政治成熟。   在我看来,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绝对不能仅仅基于批判。事实上,中国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力,包括对统治者的反抗,在理论上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单从批判性来看,最有力的批判无疑是左翼激进主义的批判。现在的自由主义当然可以进行批判,但假如以批判性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或者价值基准的话,自由主义的本色和核心价值实际上就被颠覆了。所以,现在中国的维权派人士、公共知识分子及其代表人物,主流当然是实践的自由主义,但他们都缺乏大尺度的理论深度和思想体系。比如说,张博树用西马的东西来批判中国的专制主义,又调用了许多西方的宪政民主理论、法治理论,而这些与西马并不兼容。目前中国的实践的自由主义,针对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问题,用包括法治理论、民主理论、宪政理论、人权理论和新闻自由、政党制度等在内的一般理论予以武装,当然无可非议,但如果向纵深的方面探索,我感觉还是远远不够的。   自由主义内部的分化是个好事情,表明一种理论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发展,不过自由主义学术思想在晚近十多年来的停滞以及颓势,则是一种重大的失误,某种意义上,这种持续的停滞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本该占有的理论空间、势力范围拱手让与他人。我认为,讨论自由主义政治成熟问题,必须首先注意到这一基本背景。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实际上都有一个激进的时期与一个保守的时期,两则起伏跌宕,互为表里。我们一般认为英美自由主义是保守的,但实际上在保守之前,比如克伦威尔时期,甚至洛克、潘恩的自由主义都是非常激进的,只是到了苏格兰启蒙思想之后,它才逐渐保守化。自由主义在它的思想脉络中有非常激进的部分,这种激进的自由主义具有两面性,是好是坏不能抽象评判,要针对不同国度、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问题,自由主义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比如潘恩、洛克的自由主义就很激进,而哈耶克则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阐释得一清二楚,并抬出了保守的自由主义之大旗,以应对他那个时代的欧美问题。自由主义在其激进的过程中与非自由主义,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其他思想共享一些革命的思想渊源。当我们谈论自由主义时,不能简单地拿出二十世纪以后沉淀出来的一些基本结论,而是应该追溯这些结论之所以产生的社会现实环境。所以,自由主义是有不同的形态的。   回到中国来说,自由主义从产生到现在,我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实际上是相当肤浅的,广为宣传的主要是其现代的价值与制度内涵。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尤其是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罗斯福新政,很多自由主义分子都受到了拉斯基的影响。再往后一点,晚近二十年来,自由主义似乎已成为一种标签,不仅自由主义,甚至连很多社会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也都不反对诸如有限政府、市场经济、法治宪政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但我们如果从更深的角度看,真正属于自由主义的是什么,自由主义的这些理论主张是怎么产生、如何演变、以及自由主义是如何能够在理论和制度上获胜的?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中国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他们把自由主义大树中的果实直接拿来,却不去研究大树是如何成长、进而如何结出果实?不去研究这个过程,而是将果实拿到中国直接运用。中国是没有自由主义的大树的,这正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短板。   当然拿来主义有其作用,我也从未否定普世价值。但是我认为自由主义需要升级版。因为中国社会时至今日,在狭义的思想意识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不是启蒙时代的观念共享的情况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混沌与错乱、厚颜与无耻,已经逐渐变成了我们赖以寄生的语境。共产党执政改革的三十年,更是加重了语境的迷乱。经济上似乎很强大,政治上没有积极的作为,但一个无能的政治怎么又搞出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呢?上述种种都迫使第一波的自由主义者要转换思考方式,直面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问题。当然关于普世价值之争依然有其价值与意义,但是它们已经不属于思想理论问题,而是变成了中国社会的公民教育问题。   关于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我觉得单单调用西方当今的理论资源是远不够的,它们或许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一些新问题,如贫富问题、环境问题、伦理问题、性别问题、同性恋问题、克隆人问题等,但这些与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是两回事。我认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问题,在二十世纪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它们实际上是在逐渐地分享着自由主义政治成熟的制度成果。关于政治成熟的核心思考,需要回到自由主义之前有关自由的理论探讨,也就是早期现代那个时代。那是决定自由主义政治成熟的重大时期,当时的社会政治变革以及与之相关的经典著作才是打造自由主义政治成熟的关键点。或者用我的话来说,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思想理论学说的兴起,本身就是有关自由的政治、宪法、人的生活方式的政治成熟的表现,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不在自由主义理论本身,而在关于自由的政治、宪法、人的生活方式的理解之中,这个方面的思想理论之塑造,恰恰是在自由主义作为一套理论产生之前。所以我一直强调十六到十九世纪才是关于自由的一套理论与实践的政治成熟的最重要时期。      二、自由主义的建国创制      以上是讨论自由主义之政治成熟的大致背景,接下来我要探讨的是当今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说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恰恰是前一波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与观念所没有认真思考的,也是使他们的学理路径越走越窄的一个根本原因。当然,这个“窄”并不是完全贬义的,因为伴随着维稳势力的不断打压,相关方面的思想研讨也受到限制。但我看来主要的还是方法论问题,拿着当今西方流行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试图在中国画地形图式地寻找解答。我认为这并没错,但是远远不够。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自由主义者只有这条道路,随着权力统治的越来越“娴熟”,自由的政治空间越来越艰难,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事实。关于“担当”问题,固然选择维权是一种勇气,但理论思考本身也需要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倒说不上什么流血牺牲,或者失去人身自由;而是说你所坚持的这个理论能不能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我看来,很多自由主义者显然忽视这个问题。作为思想上的思考,或者作为学院式的理论研究,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有赖于如下三个基本维度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建国创制。我们现在所共享的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很少涉及建国创制,即自由的政治本身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问题。   前不久,我阅读唐德刚的《胡适自述》,颇有一些感慨。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当然很重要,大家现在也是把他作为旗帜,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更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了。但胡适除了提出一些自由观念,整理国故,从事文化研究之外,他对自由政治的思考以及实践是付之阙如的。他没有整体性的关于政治国家构建、古今之变、现代国家、现代政治以及现代国家政体的正当性的思考,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性训练。这一点唐德刚说的很清楚,说他们那一代人就不懂社会科学,他说的社会科学就是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这一类社会科学,他们还是文史哲,那个时代属于玄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时期。当然,胡适在那个时代登高一呼,提倡新文化,主张白话文,声名显赫。然而他自己对现代国家、现代政治以及自由主义的制度构建,正当性、合法性的义理,等等,显然并没有多少思考,也不具备相应的学科背景。西方早期现代的那些思想家们却不是如此,诸如洛克、卢梭、亚当·斯密那些人,他们都写过政治学的书,经济学的书,也写过道德学的书,法理学的书,还写过历史学的书,你说他们是什么学家?他们围绕着的理论中心,就是一个文明体从古代演变到现代,它的历史形成过程,它的产生的正当性,以及相关的构造机制与原理,内在逻辑指向的终极的人义论、神义论或者虚无主义,革命的机缘与历史的终结,等等这些问题。对此,胡适先生这一代人是没有的。他一辈子所做的,也就是那个《红楼梦》、《水经注》,还有禅宗神秀和尚的考证。我不说我的观点,就唐德刚的杂感而言,胡适的这些学术与自由主义有什么相关呢?他一辈子主要的思想事业、学术事业并不在此,而他又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大师,这不很吊诡吗?所以,胡适以降,包括后来的一代人,进入国民政府的高官,如王世杰、钱端升等人,他们思考的都只是些现代政治的庸常问题,他们认真思考过现代国家的构建、中华民国的党制国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由主义 政治成熟   

曲相霏:百年宪政进程中的人权

  ——从“人权”语词的使用说起      ● 曲相霏          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了宪法。人权条款的入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人权保障的新时代,而该条款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人权”语词的入宪。语词是思想的载体,这百多年来“人权”语词在中国的命运折射出的是时代的沧桑,反映的是中国百年宪政历程中人权思想、人权理论和人权实践的巨大变化。       一、“人权”汉字语词的形成       20世纪初期中国的大规模立法催生了中国的近现代法学。当时主持中国法律改革的沈家本先生曾说:“今日法律之名词,其学说之最新者,大抵出于西方而译自东国”。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抛弃自唐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法传统,转而采用西法,大量翻译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并邀请西方法学家赴日协助起草法律。由于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日文中大量是汉字,而汉字又可以用单个字组合成新词,这导致了日本新的法律语言的汉字化。自19世纪80、90年代开始,近代中国实际上对日本的法律新词采用了拿来主义,尤其是对那些没有日文假名连接而完全用汉字表述的概念术语几乎是全部照抄。       据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的统计,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达844个(原表只有784个词汇,由于原作者与译者分别发现新资料,故增补为844个词汇),甚至有人认为那一时期中国的外来语新词汇源于日本的达四分之三,政治、法律及经济术语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人权”这个语词就是日本法学家译造而后为中国人所接受与使用的。       据考证,菲塞林格述、津田真道译的《泰西国法论》可能是日本“人权”汉字语词最早被表达出来的著作。1868年津田真道译《泰西国法论》,在正文中以“住民的本权”来表述公民的权利,并解释其为:“相对于国家所具有的通权”、“国家之法律对其应予揭记与保护”。该书还首次使用了“基本权”的概念:“如果为了公共及国家公益,住民的基本权可因事以让及可受法律之限制”。日本著名史学家大久保利谦在对该书的稿本和刊本的比较中发现,该书29目当中不同之处多达13目。稿本中的“身权”,在刊本中改为“人权”,稿本中的“国民之权”,在刊本中改为“民权”。该书第二卷中列举了十二项“住民”对国家的“本权”。不过,该书虽首次使用了“人权”语词,但其使用的意义仅限于与人身相关的权利,即相对于物权的人身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人权概念。其所使用的“民权”,是“国民之权”或“住民本权”的简称,是相对于国权而言的权利,是人成为国民或住民后对国家而言的通权、例权,在含义上已带有政治性。《泰西国法论》一书所列举的十二项权利展现了近代人权的体系。       据现代著名日本宪法学家佐藤幸治的考据,日本最早表达“天赋人权”思想的文献则是1873年由青木周藏依据木户孝允嘱托执笔写成的《大日本政规》,其中有“保护各人固有的天赋的权利”的内容。1874年,“板垣退助和片冈健吉在土佐高知县创立立志社,宣传天赋人权论,自由民权运动开始。”使用“人权”语词把“天赋人权”作为一个完整概念予以表述的则是通晓英、法两国文字的加藤弘之。1875年他在所著《国体新论》中首次把“naturalright”(自然权)译为“天赋人权”,加藤由此被尊为日本“天赋人权”说的首倡者。       1876年的政论杂志《近事评论》第20号的一篇文章在对民权派偏重于政治的倾向进行批判时使用了“人权”语词:“……然吾等创立议院,欲参政者无他,不过欲得身体之权利,私有之权利,以巩固人权,以保障人生无限之幸福。如听世间有志之士高谈阔论,其言也慷慨,其辩也激烈,足以动人心弦。但其目光所注,独偏倚于政权,与人权之损否,殊少干涉。”    1882年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刊行,以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来否定自己先前所译介的“天赋人权”,说“席卷欧洲又波及我东方的天赋人权主义决无实存可取的证据,其从始至今完全是学者妄想出来的东西”。为反驳加藤弘之,1883年马场辰猪著《天赋人权论》、植木枝盛著《天赋人权辩》,为天赋人权立言。《天赋人权辩》说:“吾辈所谓天赋人权,本与国家法律无关,而是直接根据人的天性而倡导之。”认为天赋人权就是人的自然欲求的社会表现。    遗憾的是,在明治初年即被译造的“人权”语词,在明治宪法中却并未被使用,使用的是“臣民的权利”,直到二战后日本国新宪法中才出现“人权”概念。重视国家权利和漠视个人权利,导致了“人权”概念在日本长期遭到冷遇。民权在与国权比较的时候,不得不退为第二位,这是人权在东方专制国家中的必然下场。追求国家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主义始终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支柱,人权、民权则在国家主义之下,如苏峰在批判民权运动时所说“当时的民权自由论,其名为民权,而其实是国权。”       二、“人权”语词在近代中国的开始使用       康有为是较早把日文汉字“人权”语词介绍给国人的。康有为认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由于直接翻译西书十分不易,但“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日译书中又大量使用汉字,故翻译日本书籍可得事半功倍之效。基于向国人介绍西学的目的,康有为编写了《日本书目志》,其中包括草野宣隆译的《人权宣告辨妄》一书。《日本书目志》刊行于1898年春,但梁启超在1897年11月15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5册上就发表了《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说“吾师南海先生,早睊睊忧之,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文中还引述了《日本书目志》一书的序言。可知《日本书目志》当写于1897年11月15日之前。       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大量出现“人权”语词(主要在戊部之后)。如:“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此其侵天界而夺人权,不公不平莫甚矣”、“反目人权为谬妄,是失天职而不知”、“何事背天心而夺人权哉”、“禁人者,谓之夺人权、背天理矣”、“夫以人权平等之义,则不当为男子苦守”、“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等等。梁启超也开始直接使用人权语词,如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说“欧洲自今世以来,学理大昌,天赋人权平等同胞之声,遍满全洲。”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说:“故文明国得享用自由也,其权非操诸官吏,而常采诸国民。中国则不然,今所以幸得此习俗之自由者,悖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消灭而无复踪影。而官吏所以不禁者,亦非尊重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    康有为和梁启超究竟谁先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日文汉字“人权”语词,就目前资料尚无法作出准确判断。《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作为清光绪25年即1899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作于清光绪26年即1900年,都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的作品。而《大同书》的写作年代,学者们则多有疑议,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大同书》成书于1902年。《大同书》的甲部和乙部于1913年发表于《不忍》杂志,较完整的稿本则刊于作者逝世8年后的1935年。康有为在1919年所写的《大同书题辞》中明确地将《大同书》的写作年代定为1884年。有学者考察,1883年康有为阅读西学达到一个高潮,阅读范围包括《东华录》、《万国公报》、《西国近世汇编》、《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报刊和著作,其有关西方、科技和未来世界的讨论为《大同书》提供了新的知识背景和想象力的源泉,因此《大同书》的写作始于1884年并非康有为的不实之辞,1902年只是康有为对已有手稿进行较为系统的修订和大规模增补的一年,《大同书》的思考、撰述、修订、增补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康有为因其长女康同薇通晓日语,故有条件接受和使用各种日译汉字语词,其1898年上半年曾为光绪帝写《日本变政考》,以编年体形式介绍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到开国会时止的全部政治法律活动。而在1898年时,“人权”语词在日文中早已被接受和使用了。《大同书》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基本上属于康氏前期思想的范围,虽久未刊行且“秘不示人”,但他的亲密学生特别是梁启超却在很多地方都谈过或透露过。综上,不能排除康有为早于梁启超而使用了日文汉字“人权”语词。    1903年汪荣宝、叶谦编的《新尔雅》中也出现了“人权”语词,只不过是用来解释其它概念的。在解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关系由两者间之约束而成者,谓之约束国家”时,说“自近世天赋人权之说张,久握大柄之君主,不得私其权为已有,约束国家之所以成立也。”同年,柳亚子因“读卢梭《民约论》,倡天赋人权之说,雅慕其人,更名曰人权,字亚卢。”斯时,人权口号在民主派人士中已成风靡之状,邹容、陈天华、秋瑾等革命志士都在其书文中疾呼人权。    至1915年陈独秀为《青年杂志》作创刊词《敬告青年》,其中“人权”语词使用了三次。为阐释“人各有自主之权……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而引证欧洲的“解放历史”时,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在阐释“科学”的功用时,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又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三、“人权”语词的百年----从冷落到尊显       “人权”语词在被引入中国后,与其在日本的命运相似,在使用上受到了“民权”语词的排挤,在学者论著中其使用的频率难以与“民权”语词相比,在官方文本中更难觅其综迹。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也采纳了日本明治宪法中“臣民的权利”的表达,甚至连“民权”也未使用,更遑论“人权”了。       近代的知识分子在表达西方的天赋人权观时往往借用“民”与“民权”语词。如严复把《社会契约论》翻译为《民约论》,把“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翻译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他借用“民”的语词表达的天赋人权观是:“唯天生民,各具赋畀。”梁启超对天赋人权思想的表达是:“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何启与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一书中表达的是“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的观点及“中国之所以不能雄强,……皆惟中国之民失基权之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权思想在思想领域和政治法律生活中已成气候,从郭嵩焘、薛福成、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等等,都是以民权为旗帜,以民权相号召。    民权与人权是两个带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概念。民权所代表的是一个“群”的范畴,人权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体”的概念,因为民权与人权两者之间所具有的不同价值,所以在文化上民权容易与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结缘,而人权则与法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有着亲缘关系。两者相比,民权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容纳、为中国人所接受。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中国在接受西方宪政文化时首先认同的是民权,而不是人权。由西方化的“民权”而唤起中华民族的“民本”记忆的首先当数王韬、郑观应等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本这种中国本土资源的回忆成为“民权”走入中国的一种“路径依赖”。他们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民本”理论去理解、接引西方的民权与人权理论,民权起到了沟通和连接“民本”和“民主”以及接引人权的作用。民权既由民本资源所支持,又超越了民本的语义而含有西方民主的因素,是中国知识分子把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激进的民主概念相调和而创造的中国人可以接受的一个新东西,是西方民主转换为中国语境的产物,是把君民“轻重关系”改变为“平衡关系”的一种隐喻式表述。民权对于西方民主文化而言起到了接引作用,对于中国传统民本文化而言则起到了转化作用。       新文化运动以后,“人权”语词不仅在知识界文化界获得使用,并逐渐进入官方文本中。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保障人权令,说:“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国民党专制独裁、人权无保障的事实,引发了以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人权与约法》、《论人权》等大量文章,最后由胡适等人选编为《人权论集》一书。“人权派”的思想观点引发了当时关于人权的大讨论,周鲸文、邹韬奋等编选了《论人权运动》一书就是一例,人权语词在此时期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语词。       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即提出人权主张,此后“人权”语词在立法中也大量出现。1940年11月11日公布施行《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11月17日通过《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2年11月6日通过的《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1943年2月21日公布的《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1948年4月13日的《哈尔滨特别是政府布告——为禁止非法拘捕、审讯及侵犯他人人权等行为事》、1948年5月《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训令各级政府切实保障人权,严禁乱抓乱打肉刑逼供》、《修正淮海区人权保障条例》。    建国后,“人权”语词又备受冷落,一度被作为资产阶级的概念受到批判。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权语词重新开始被使用,20年间迅速发展为一个瞩目的词汇。“人权”语词写入宪法,是一百年来人权斗争的成果之一,无数的志士仁人致力于传播人权思想、投身于人权斗争,写出了中国百年宪政史上波澜壮阔的人权篇章。回顾这百年宪政史上人权语词的使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历经挫折,艰苦卓绝,人权终于在中国开出了制度之花。       作者简介:曲相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韩大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07BFX07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沈寄簃先生遗书·寄簃文存》卷四。    2参见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3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7页。    4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5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7页。    6《明治思想史年表》,载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7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8日清水伸:(明治宪法制定史,上卷第140页,原书房1971年出版。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9日大久保利谦:《幕府维新之洋学》,第200--202页。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0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1日阿部照哉:《基本的人权的历史》,有斐阁1987年初版,第123页。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2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13参见日藤本英雄等编:《法律学小辞典》第698页,有斐阁1979年版。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4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5日加藤弘之:《人权新说》,《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6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附录),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33页。    17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18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20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载《康有为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3页。    21另有《民法财产编人权部释义》和《日本民法人权讲义》两书,但此两书名中的“人权”显然是与财权相对的概念。    22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后》,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一)》,第52页。    23《第三集编校说》,《康有为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4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25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四)》,第61页.    26《饮冰室合集·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自由与制裁》。    27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8参见汪晖:《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七章。    29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0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135页。    3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四辑,汪荣宝、叶谦编《新尔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页。    32《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33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4《青年杂志》1卷1号(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发行)。    3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新民说·论进步》。    36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劝学篇〉书后》。    37参见王人博:《论民权与人权在近代的转换》,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2期。    38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9俞荣根:《道统与法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    40梁实秋、胡适、罗隆基:《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版。    41周鲸文、邹韬奋等:《论人权运动》,合新出版公司1941年8月版。    42王广辉:《中国人权立法的回顾与前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432008年6月30日以“人权”为关键词在yahoo网页上查询到16,300,000项符合人权的查询结果,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719.html

爱思想 | 曲相霏:百年宪政进程中的人权——从“人权”语词的使用说起

曲相霏:百年宪政进程中的人权——从“人权”语词的使用说起 进入专题 : 宪政 人权    ● 曲相霏       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了宪法。人权条款的入宪,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人权保障的新时代,而该条款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人权”语词的入宪。语词是思想的载体,这百多年来“人权”语词在中国的命运折射出的是时代的沧桑,反映的是中国百年宪政历程中人权思想、人权理论和人权实践的巨大变化。          一、“人权”汉字语词的形成          20世纪初期中国的大规模立法催生了中国的近现代法学。当时主持中国法律改革的沈家本先生曾说:“今日法律之名词,其学说之最新者,大抵出于西方而译自东国”。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抛弃自唐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法传统,转而采用西法,大量翻译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并邀请西方法学家赴日协助起草法律。由于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国,日文中大量是汉字,而汉字又可以用单个字组合成新词,这导致了日本新的法律语言的汉字化。自19世纪80、90年代开始,近代中国实际上对日本的法律新词采用了拿来主义,尤其是对那些没有日文假名连接而完全用汉字表述的概念术语几乎是全部照抄。     据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的统计,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达844个(原表只有784个词汇,由于原作者与译者分别发现新资料,故增补为844个词汇),甚至有人认为那一时期中国的外来语新词汇源于日本的达四分之三,政治、法律及经济术语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人权”这个语词就是日本法学家译造而后为中国人所接受与使用的。     据考证,菲塞林格述、津田真道译的《泰西国法论》可能是日本“人权”汉字语词最早被表达出来的著作。1868年津田真道译《泰西国法论》,在正文中以“住民的本权”来表述公民的权利,并解释其为:“相对于国家所具有的通权”、“国家之法律对其应予揭记与保护”。该书还首次使用了“基本权”的概念:“如果为了公共及国家公益,住民的基本权可因事以让及可受法律之限制”。日本著名史学家大久保利谦在对该书的稿本和刊本的比较中发现,该书29目当中不同之处多达13目。稿本中的“身权”,在刊本中改为“人权”,稿本中的“国民之权”,在刊本中改为“民权”。该书第二卷中列举了十二项“住民”对国家的“本权”。不过,该书虽首次使用了“人权”语词,但其使用的意义仅限于与人身相关的权利,即相对于物权的人身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人权概念。其所使用的“民权”,是“国民之权”或“住民本权”的简称,是相对于国权而言的权利,是人成为国民或住民后对国家而言的通权、例权,在含义上已带有政治性。《泰西国法论》一书所列举的十二项权利展现了近代人权的体系。     据现代著名日本宪法学家佐藤幸治的考据,日本最早表达“天赋人权”思想的文献则是1873年由青木周藏依据木户孝允嘱托执笔写成的《大日本政规》,其中有“保护各人固有的天赋的权利”的内容。1874年,“板垣退助和片冈健吉在土佐高知县创立立志社,宣传天赋人权论,自由民权运动开始。”使用“人权”语词把“天赋人权”作为一个完整概念予以表述的则是通晓英、法两国文字的加藤弘之。1875年他在所著《国体新论》中首次把“naturalright”(自然权)译为“天赋人权”,加藤由此被尊为日本“天赋人权”说的首倡者。     1876年的政论杂志《近事评论》第20号的一篇文章在对民权派偏重于政治的倾向进行批判时使用了“人权”语词:“……然吾等创立议院,欲参政者无他,不过欲得身体之权利,私有之权利,以巩固人权,以保障人生无限之幸福。如听世间有志之士高谈阔论,其言也慷慨,其辩也激烈,足以动人心弦。但其目光所注,独偏倚于政权,与人权之损否,殊少干涉。”     1882年加藤弘之的《人权新说》刊行,以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来否定自己先前所译介的“天赋人权”,说“席卷欧洲又波及我东方的天赋人权主义决无实存可取的证据,其从始至今完全是学者妄想出来的东西”。为反驳加藤弘之,1883年马场辰猪著《天赋人权论》、植木枝盛著《天赋人权辩》,为天赋人权立言。《天赋人权辩》说:“吾辈所谓天赋人权,本与国家法律无关,而是直接根据人的天性而倡导之。”认为天赋人权就是人的自然欲求的社会表现。     遗憾的是,在明治初年即被译造的“人权”语词,在明治宪法中却并未被使用,使用的是“臣民的权利”,直到二战后日本国新宪法中才出现“人权”概念。重视国家权利和漠视个人权利,导致了“人权”概念在日本长期遭到冷遇。民权在与国权比较的时候,不得不退为第二位,这是人权在东方专制国家中的必然下场。追求国家自由与独立的国家主义始终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支柱,人权、民权则在国家主义之下,如苏峰在批判民权运动时所说“当时的民权自由论,其名为民权,而其实是国权。”          二、“人权”语词在近代中国的开始使用          康有为是较早把日文汉字“人权”语词介绍给国人的。康有为认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由于直接翻译西书十分不易,但“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日译书中又大量使用汉字,故翻译日本书籍可得事半功倍之效。基于向国人介绍西学的目的,康有为编写了《日本书目志》,其中包括草野宣隆译的《人权宣告辨妄》一书。《日本书目志》刊行于1898年春,但梁启超在1897年11月15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5册上就发表了《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文,说“吾师南海先生,早??忧之,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之译者。”文中还引述了《日本书目志》一书的序言。可知《日本书目志》当写于1897年11月15日之前。     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大量出现“人权”语词(主要在戊部之后)。如:“各有自立自主自由之人权”、“此其侵天界而夺人权,不公不平莫甚矣”、“反目人权为谬妄,是失天职而不知”、“何事背天心而夺人权哉”、“禁人者,谓之夺人权、背天理矣”、“夫以人权平等之义,则不当为男子苦守”、“欲去家乎,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等等。梁启超也开始直接使用人权语词,如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说“欧洲自今世以来,学理大昌,天赋人权平等同胞之声,遍满全洲。”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说:“故文明国得享用自由也,其权非操诸官吏,而常采诸国民。中国则不然,今所以幸得此习俗之自由者,悖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消灭而无复踪影。而官吏所以不禁者,亦非尊重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     康有为和梁启超究竟谁先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日文汉字“人权”语词,就目前资料尚无法作出准确判断。《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作为清光绪25年即1899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作于清光绪26年即1900年,都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的作品。而《大同书》的写作年代,学者们则多有疑议,较为通行的说法是《大同书》成书于1902年。《大同书》的甲部和乙部于1913年发表于《不忍》杂志,较完整的稿本则刊于作者逝世8年后的1935年。康有为在1919年所写的《大同书题辞》中明确地将《大同书》的写作年代定为1884年。有学者考察,1883年康有为阅读西学达到一个高潮,阅读范围包括《东华录》、《万国公报》、《西国近世汇编》、《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报刊和著作,其有关西方、科技和未来世界的讨论为《大同书》提供了新的知识背景和想象力的源泉,因此《大同书》的写作始于1884年并非康有为的不实之辞,1902年只是康有为对已有手稿进行较为系统的修订和大规模增补的一年,《大同书》的思考、撰述、修订、增补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康有为因其长女康同薇通晓日语,故有条件接受和使用各种日译汉字语词,其1898年上半年曾为光绪帝写《日本变政考》,以编年体形式介绍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到开国会时止的全部政治法律活动。而在1898年时,“人权”语词在日文中早已被接受和使用了。《大同书》的基本内容和思想,基本上属于康氏前期思想的范围,虽久未刊行且“秘不示人”,但他的亲密学生特别是梁启超却在很多地方都谈过或透露过。综上,不能排除康有为早于梁启超而使用了日文汉字“人权”语词。     1903年汪荣宝、叶谦编的《新尔雅》中也出现了“人权”语词,只不过是用来解释其它概念的。在解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关系由两者间之约束而成者,谓之约束国家”时,说“自近世天赋人权之说张,久握大柄之君主,不得私其权为已有,约束国家之所以成立也。”同年,柳亚子因“读卢梭《民约论》,倡天赋人权之说,雅慕其人,更名曰人权,字亚卢。”斯时,人权口号在民主派人士中已成风靡之状,邹容、陈天华、秋瑾等革命志士都在其书文中疾呼人权。     至1915年陈独秀为《青年杂志》作创刊词《敬告青年》,其中“人权”语词使用了三次。为阐释“人各有自主之权……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而引证欧洲的“解放历史”时,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在阐释“科学”的功用时,说“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又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三、“人权”语词的百年----从冷落到尊显          “人权”语词在被引入中国后,与其在日本的命运相似,在使用上受到了“民权”语词的排挤,在学者论著中其使用的频率难以与“民权”语词相比,在官方文本中更难觅其综迹。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也采纳了日本明治宪法中“臣民的权利”的表达,甚至连“民权”也未使用,更遑论“人权”了。     近代的知识分子在表达西方的天赋人权观时往往借用“民”与“民权”语词。如严复把《社会契约论》翻译为《民约论》,把“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翻译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他借用“民”的语词表达的天赋人权观是:“唯天生民,各具赋畀。”梁启超对天赋人权思想的表达是:“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何启与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一书中表达的是“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权,其国必废”的观点及“中国之所以不能雄强,……皆惟中国之民失基权之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权思想在思想领域和政治法律生活中已成气候,从郭嵩焘、薛福成、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等等,都是以民权为旗帜,以民权相号召。     民权与人权是两个带有不同价值取向的概念。民权所代表的是一个“群”的范畴,人权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体”的概念,因为民权与人权两者之间所具有的不同价值,所以在文化上民权容易与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结缘,而人权则与法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有着亲缘关系。两者相比,民权更容易为中国文化所容纳、为中国人所接受。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中国在接受西方宪政文化时首先认同的是民权,而不是人权。由西方化的“民权”而唤起中华民族的“民本”记忆的首先当数王韬、郑观应等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本这种中国本土资源的回忆成为“民权”走入中国的一种“路径依赖”。他们用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民本”理论去理解、接引西方的民权与人权理论,民权起到了沟通和连接“民本”和“民主”以及接引人权的作用。民权既由民本资源所支持,又超越了民本的语义而含有西方民主的因素,是中国知识分子把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激进的民主概念相调和而创造的中国人可以接受的一个新东西,是西方民主转换为中国语境的产物,是把君民“轻重关系”改变为“平衡关系”的一种隐喻式表述。民权对于西方民主文化而言起到了接引作用,对于中国传统民本文化而言则起到了转化作用。     新文化运动以后,“人权”语词不仅在知识界文化界获得使用,并逐渐进入官方文本中。192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保障人权令,说:“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国民党专制独裁、人权无保障的事实,引发了以胡适、罗隆基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满,他们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人权与约法》、《论人权》等大量文章,最后由胡适等人选编为《人权论集》一书。“人权派”的思想观点引发了当时关于人权的大讨论,周鲸文、邹韬奋等编选了《论人权运动》一书就是一例,人权语词在此时期成为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语词。     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即提出人权主张,此后“人权”语词在立法中也大量出现。1940年11月11日公布施行《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1941年11月17日通过《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1942年11月6日通过的《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1943年2月21日公布的《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1948年4月13日的《哈尔滨特别是政府布告——为禁止非法拘捕、审讯及侵犯他人人权等行为事》、1948年5月《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训令各级政府切实保障人权,严禁乱抓乱打肉刑逼供》、《修正淮海区人权保障条例》。     建国后,“人权”语词又备受冷落,一度被作为资产阶级的概念受到批判。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权语词重新开始被使用,20年间迅速发展为一个瞩目的词汇。“人权”语词写入宪法,是一百年来人权斗争的成果之一,无数的志士仁人致力于传播人权思想、投身于人权斗争,写出了中国百年宪政史上波澜壮阔的人权篇章。回顾这百年宪政史上人权语词的使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历经挫折,艰苦卓绝,人权终于在中国开出了制度之花。          作者简介:曲相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韩大元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07BFX07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1《沈寄?先生遗书·寄?文存》卷四。     2参见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     3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7页。     4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4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5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27页。     6《明治思想史年表》,载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7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8日清水伸:(明治宪法制定史,上卷第140页,原书房1971年出版。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9日大久保利谦:《幕府维新之洋学》,第200--202页。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0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1日阿部照哉:《基本的人权的历史》,有斐阁1987年初版,第123页。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2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13参见日藤本英雄等编:《法律学小辞典》第698页,有斐阁1979年版。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4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15日加藤弘之:《人权新说》,《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转引自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6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附录),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33页。     17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18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日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20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载《康有为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3页。     21另有《民法财产编人权部释义》和《日本民法人权讲义》两书,但此两书名中的“人权”显然是与财权相对的概念。     22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后》,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一)》,第52页。     23《第三集编校说》,《康有为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4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25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四)》,第61页.     26《饮冰室合集·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自由与制裁》。     27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8参见汪晖:《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七章。     29参见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0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135页。     31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四辑,汪荣宝、叶谦编《新尔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8页。     32《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33徐显明:《制度性人权研究》,1999年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4《青年杂志》1卷1号(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发行)。     3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新民说·论进步》。     36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劝学篇〉书后》。     37参见王人博:《论民权与人权在近代的转换》,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2期。     38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39俞荣根:《道统与法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     40梁实秋、胡适、罗隆基:《人权论集》,新月书店1930年版。     41周鲸文、邹韬奋等:《论人权运动》,合新出版公司1941年8月版。     42王广辉:《中国人权立法的回顾与前瞻》,《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432008年6月30日以“人权”为关键词在yahoo网页上查询到16,300,000项符合人权的查询结果,    进入专题: 宪政 人权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71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法学家》2008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 | 石力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与政治的消解及重构——议“韩寒事件”的微博论战

石力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与政治的消解及重构——议“韩寒事件”的微博论战 进入专题 : 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韩方之争    ● 石力月       【内容提要】本文将“韩寒现象”放置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实践及思想状况的脉络中来看待,试图解读出其背后一整套意识形态关联及变化,分析此次微博论战的各种表现。本文认为,“韩寒现象”背后发挥作用的是9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机制,而微博论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些公共讨论的特征,但目前参与者对于“韩寒现象”的反思主要囿于自由主义框架,它与“韩寒现象”之间所呈现的悖论性使此次论战似乎难以真正演进为一次讨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向的契机。          【关键词】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一、引言          自2011年底开始的围绕“韩寒代笔与否”的论战直到今天尚未平息,非但如此,反倒仍在持续发酵。这一方面使得本文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只能基于阶段性的观察,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其后续发展态势来检验及修正本文的阶段性判断。同时,鉴于论战尚未终结,本文所提及的“韩寒作品”均指作者署名为“韩寒”的各类文本(包括博客)。     此次论战持续时间之长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然而事实上,这并非是韩寒第一次遭疑代笔,早在2007年,其《长安乱》一书就被疑为枪手之作,后因多方辟谣而很快就不了了之。但为何此次遭疑历经时间如此之长,参与论战的人数如此之多呢?从数月以来的“战况”不难看出,这已远非仅仅是一桩孤立的代笔事件,其意义也远非局限于仅仅对“代笔与否”做出最终判定,而是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实践及思想状况均有所关联。因而,换句话说,即便韩寒最终确证未有代笔,他成名后十三年的成长轨迹也值得讨论。     从时间顺序来看,韩寒于2011年12月23日、24日、26日分别发表了《谈革命》、《说民主》以及《要自由》(以下简称“韩三篇”)三篇文章,①紧接着,2012年1月15日互联网IT博客作者麦田发表了《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一文,开启了论战的序幕。②虽然并不能就此直接断定“韩三篇”就是这场论战的导火索,但是难以否认的是,“韩三篇”所探讨的主题及其谈论方式 / 思路将韩寒推到了聚光灯下,而此次的聚焦效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韩寒及其作品重新被人审视创造了一些可能性。     与早前以具有较小切入点的时评或杂文在公共舆论空间发言所不同的是,韩寒此番发表的“韩三篇”主题宏大,篇幅却依旧短小,这为众人的议论留足了空间。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议论中出现了不少来自知识界的质疑之声(这些质疑并未完全呈现于微博,而是散见于包括论坛、博客以及各种传统媒体之中),其中的质疑者既包括韩寒曾经的支持者也包括其反对者。这些声音从不同角度就其文本本身指出了作者在视野、概念、知识,以及思路 / 逻辑上的诸多问题,但这些较为学理化的分析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回应,而是在微博上多被“打包”视作了精英主义的论调。韩寒的父亲韩仁均于2011年12月24日曾发表微博:     我电话问韩寒,你为什么这么取题目,谈革命和说民主,又大又危险。他说,两篇小文章哪里说得明白啊,只是这样取名字,让人可以开始敢于谈论这些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能争鸣总是一件好事。我一想也是,无奈有些学者不解风情,大谈什么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最好闭嘴,肤浅不配这些标题啊,真滑稽。③     紧接着,易中天于2011年12月26日发表微博:     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学术好、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④     从这样的言论可以看出公共舆论空间与知识界之间存在的某种割裂性,这既表现在前者对于后者的陌生化认知——事实上,“革命”、“民主”、“自由”绝非什么“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相反,它们始终是后者的核心议题,却鲜有进入前者的视野;也表现在二者话语评价的冲突性上。同时,这种割裂的局面实际上也等于宣告了文本(韩寒作品)的封闭性,不仅如此,这种文本的封闭性还扩展并贯穿到了后来的微博论战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方之间持续的紧张感——质疑者紧紧抓着文本本身不放,而对于韩寒的许多支持者来说,任何针对文本本身的质疑都是不被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少截至目前,这场微博论战并没有完全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这样的情形并不能由论战本身得到足够的解释,需要追问其深层次的缘由。           二、“韩寒现象”与“重返政治”的商业主义          暂且撇开人们对于韩寒成名之初的“猫腻”之争(韩寒与“新概念”作文大赛之间是否存在猫腻)不论,至少清楚的是韩寒最初是以“反教育体制”的面目进入人们视野的,这既表现在其高一复读两年后退学,并在“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以后拒绝高等教育,也表现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对于现行教育体制的批判。而从韩寒日后的发展来看,其“反教育体制”这个符号至少是拥有两重意义的,它既使得韩寒因为“好文笔”(以《三重门》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与“差生”之间的强烈反差而被人们确认为“天才”,也与韩寒后来能够被塑造成“反体制”的意见领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日后无论是“差生韩寒”还是“公民韩寒”的叙述也正是建立在这两重意义博弈而胜的巨大快感之上,由此多少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场微博论战中不少韩寒的支持者都是从这个层面开启的“力挺”,例如:李海鹏的《支持一个非我族类》一文,⑤而很少与方舟子等人或者网友考据派展开基于文本本身的对质。因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个层面开启的“力挺”能够成功地回避文本本身的对质而获得相当程度的共鸣?     作为此次微博论战的主力之一,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将此种情形视为“反智主义”:     (1)自我吹嘘并参与制造“不读书的文学天才神话”;(2)恶性嘲弄并且彻底否定教育对于青年成长的意义,抵制教育和诬蔑教师职业、文学创作。⑥     他将韩寒本人的“反智”,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反智主义浪潮”之中来看待。他认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特殊轨迹在扩大开放和深化市场的同时,弱化、甚至抑制了启蒙精神,在“全民向钱看”的旗帜下,无边界的功利主义使社会动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义和实践中的投机主义。⑦     但是肖教授的这个说法似乎还不能完全解释韩寒成名十三年变象的复杂性——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为何韩寒最初的名声恰恰是依靠呈现丰富的阅读知识(以《三重门》为代表,且不论代笔与否)与拒绝学校教育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准确地说,韩寒是到了在博客写时评的阶段才标榜自己不读书的)而获得的?而为何在诸多支持者(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媒体人士及知识分子)的眼里,韩寒非但不具有肖教授所描述的这些社会弊病,反倒被视为对抗这些社会弊病强有力的思想者,从而成为新时期启蒙精神的代言人?肖教授将“韩寒现象”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运行之中来看待的思路是没错的,他的文章将“韩寒现象”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张铁生现象”相提并论,既敏锐地捕捉到二者之间的某种勾连,也明确地点出了二者之间所发生的文化转向。只是在笔者看来,文化转向本身还不足以形成解释,其与政治经济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进行梳理。     常见的思路是将1978年作为中国社会历史20世纪后半期一条主要的分界线,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划分新旧两个时期。但是这样的划分并不足以解释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群体对于社会变革认知上出现的诸多分化,而这些认知上的分化实际隐含了20世纪80年代的关键性与复杂性。正如贺桂梅所说:     80年代在当代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都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位置。如何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中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革,不仅关涉如何评价80年代迄今仍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事实上也关涉如何理解50—70年代历史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当前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变迁之间的关联方式。而在这些理解及可能的分歧背后,则与人们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直接相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构成了一个连接当下与历史、“新时期”与50—70年代、当代与20世纪的枢纽时段。⑧     对于知识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告别革命”为特征的主流认知的叙述,以及对此转向所进行的各类研究已有很多,它们多是将对20世纪80年代的理解放置于思想解放 / 启蒙思潮的维度集中考察学生运动与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例如许纪霖就认为在1978~1998这二十年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思想解放运动,下启九十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⑨然而,对于思想界的分析并不能为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动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在其中的诉求、行动及思想状况提供足够的解释,而如果不将后者一并纳入分析,就很容易将今天的“韩寒现象”轻易地放置于这条“新启蒙”的思想脉络之中,这正是今天很多人支持韩寒最重要的理由和逻辑。可是吊诡的是,如果将“韩寒现象”放置于这条“新启蒙”的思想脉络之中,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坚持质疑韩寒的原因恰恰在于认为他的存在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伤害 / 背离了这条思想脉络。因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分析需要突破原有的主流框架,特别需要纳入政治经济的视野,这样才有可能看到它的不同面相。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出现了一些反思性、补充性的研究,他们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叙述,而这却成为了知识界分化最显著的表征。本文无意也无力对20世纪80年代本身展开深入的探究,但却力求不要轻易抛弃这些反思性研究中不同于主流叙述的发现,因为它们可能为今天分析“韩寒现象”打开一些新的视野、提供一些启发和线索。     在这些前人反思性的研究中,汪晖的观察与分析是比较独特的。他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进程发现,无论是在1978~1984年集中进行农村改革的阶段,还是在启动自1984年的城市改革之初,改革的推进并非简单地由“市场机制”的输入而实现,甚至,“市场”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其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反倒是“国家”通过对其自身职能的转变与改造,促成了包括市场在内的社会诸要素的布局与重组。这个观察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国家”本身的动态性以及市场的“非自发性”——其发展及作用恰恰是源于国家力量的推动,这一点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深入分析18世纪以来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所得到的发现是相似的:     自由放任绝非自然产生的;如果让事物自然发展,决不会产生自由市场。……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行实施的。一九三?、四?年代不但出现各种立法,以废除各种限制性的管制,同时也大大增强政府的行政功能,政府在这时已经由一集中的官僚体系来推动自由主义信徒们所提出的各种措施。……通往自由市场的大道是依靠大量而持久之统一筹划的干涉主义,而加以打通并保持畅通的。⑩     具体地看,在农村改革阶段,国家通过解散人民公社,重新均分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通过政策调整,提高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缓解了毛泽东时代为了城市工业化而被制度化了的城乡差别,因而,汪晖认为“农民积极性的提高主要来自于生产的灵活性和城乡差别的缩小,而不是单纯地由于开放了市场。”11     然而在随后的城市改革中,当国家的角色在城市工商业领域发生转变,即由拥有绝对支配权力的计划制定者和执行者向放弃绝对支配权力的调节者发生转变,原有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经济效益和集体、个人实际效益完全脱节,这就直接转化为集体和个人收益上的不平等了,汪晖认为:     城市改革包罗万象,人们通常将这一改革的核心概括为引入市场机制,但从实际的社会内容来看则是“放权让利”,即通过分散和转移原先由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某些社会资源,重组社会的利益关系。12     邓聿文的研究对此有所佐证:     始于一九七八年的中国改革首先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这种放权让利在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其最明显的表现是”财政包干”;另一方面是国家向个人的放权让利。国家从过去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对私人事务的干预中退出,让个人去主管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13     同时,邓聿文也观察到改革初期呈现出了一种“几乎人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状况,但它到了城市改革阶段却发生了变化。尽管与汪晖的解释路径并不相同,但包括邓聿文在内的一些学者却得出了与之几乎相同的结论:     由于改革采取的是增量战略,在改革刚开始时,增量一块很小,存量较大,所以,改革红利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其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量不断变大,存量一块相对较小,这时,增量改革的参与者、有权参与增量改革者,无论合法与否,其获利差异越来越大。14     而更复杂的情形在于,国家此后采取的价格改革(双轨制)与企业改革(承包制)并行的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传统体制的垄断性,激活了市场机制,但也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提供了契机(例如权力的市场化带来分配的不平等、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各项社会福利改革的匮乏及滞后等等),与此同时,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利益对抗以及分化。汪晖由此认为:     1980年代的社会思想没有能力察觉和理解新的社会矛盾的特点,无法了解源自基层的社会动员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无法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思考框架。15     从20世纪80年代的具体实践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基层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直接来源于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这与知识界受西方现代性影响的过程并不相同,而利益受损之所以会让基层民众激起这样的诉求恰恰是源于社会主义本身具有全民承诺的意涵,按照邓聿文的说法是:“对于那些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承担成本的国企职工以及农民,政府没有兑现以前实际上有过的隐性广义契约。”16所以汪晖认为基层的社会动员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保护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观察。然而这样的意涵不但没有被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思想所觉察和理解,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被进一步地遮蔽。这恐怕便是汪晖认为“20世纪在80年代末提前终结了”的原因,也是他认为这个终结于80年代末的“短20世纪”是一个“中国革命的世纪”,“它的尾声是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问题”17的原因。而这一判断与诸如孙歌所提倡的“重新从中国革命遗产中思考中国民主化的真实道路”,18贺照田所强调的“不能想当然地把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进行对立”19是具有内在呼应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来韩寒及众人的社会批评中的问题意识从表面看是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取民主”的线索,但从其内部看则发生了明显的断裂。汪晖指出:     80年代末的社会动员批判了传统体制,但它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家,而是推动改革的国家,或者正在逐步向市场社会转变中的国家及其政策后果。我在这里做出这一区分(即过去的国家和推动改革的国家)并不是否定推动改革的国家与过去的国家之间的连续性,而是强调改革过程促成了国家职能及其社会条件的转变。20     而这可能为解读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韩寒现象”提了一个重要的醒——需要追问韩寒以及他的支持者所批评的对象(或者说被其反复提及的所谓“体制”)究竟指的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事件并没有把中国带入后来苏东剧变的境地,国家原有的基本形式得以延续,与此同时,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终止,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从“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的“经济改革”阶段转向了进行“系统性、综合性、主动性的制度创新”的“经济转轨”阶段。21然而此时,一方面,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依然存在,而市场已以体制变革的方式确立了根本意义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知识界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相遇,而20世纪80年代基层民众的社会主义诉求被遮蔽,诸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主张“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霸权地位,它以反政治的经济纲领的面目出现,使得政治本身变得不合法,这既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深化市场改革的基本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对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基本意识形态。国家由此被视为改革过错的唯一承担者,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转变,以及与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里复杂而不可分割的缠绕关系,到了90年代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被”逐渐分离,而正因为这样的分离,人们(尤其是精英群体)对于国家角色的认知有意无意地跳过了这种转变,退回到了之前拥有绝对支配权力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幻象之中,也进入到了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假设之中。但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国家与市场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却正愈演愈烈,然而,人们此时的认知一方面掩盖了二者纠缠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也为市场的不断扩张做足了意识形态的准备;另一方面这种认知构成了对于国家作为政治实践主体的压力,这使得此时的国家往往只能以一种几乎是自我保护的方式来抵抗这种压力,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那种“分离式”的认知。     以上是理解“韩寒现象”的重要社会背景及思想基础,由此才能理解为什么韩寒“反体制”的形象能够如此深入人心。     韩寒最初的名声来自于文学写作(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然后出版一系列小说),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本身来看,充满了对于教育体制的批判(例如《三重门》、《零下一度》等主要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的写作),但韩寒实际上与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是暧昧不清而非果断对立的。因为他的成名作《三重门》在当年的畅销与他仅仅在一年前(即1999年)取得的“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头衔是分不开的,这是对他写作才能的一种确认,然而这个头衔之所以如此有分量并具有社会影响力,也与它能够带来直接保送名牌大学的机会是分不开的。即是说,这仍是一个落脚于体制内认可的机会,只是它通向这个结果的方式是具有创新性的。而虽然韩寒本人当年并未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但却很难否认他的成名与“新概念”的“特殊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而真正根本性的变化是发生在2002年韩寒与出版人路金波合作以后。路金波对于韩寒的包装是全方位的,虽然此前韩寒的作品也得到了良好的市场收益,但它毕竟与“新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正让韩寒摆脱前者而全面走向市场的还是与路金波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全面走入市场化以后的韩寒,其作品就越来越少见其早期作品中海量的文史知识了。韩寒自己对此的解释是早年“掉书袋”、“做作”,但即便这是韩寒本人的确切初衷,也并不妨碍人们去追究变化背后的东西。就内容而言,韩寒早年的两部作品《三重门》与《零下一度》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市场意图,事实上,之后成其代表作的《三重门》最初还被出版社退过稿,由此至少能够得出“海量的文史知识并非直接针对市场”的结论,并且从整个畅销书市场的趣味来看,海量的文史知识也未必是奏效的元素(就全面走入市场以后的韩寒来看,反倒是一些娱乐化的元素成为了其身上的亮点,例如“赛车”便是此时进入韩寒的生活及作品里的),因此,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2002年以后的韩寒确实不必再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的阅读了,因而此处的关键点并不仅仅在于作品内容的转变,还在于韩寒创作的机制悄然发生了转变。     最终成就韩寒的并非是这几部畅销的文学作品,而是其2005年开始的博客生涯,因为它使得韩寒经历了从“作家”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蜕变。应当说,这样一个蜕变并不会发生在每一个畅销作家的身上,这多少成就了韩寒在许多人心目中的特别之处,但放置于前文所述的社会背景之中来看却也并不多么出人意料。     准确地说,韩寒的此番蜕变是逐步发生的,其早期博客与2008年以后的博客是有区别的,前者个人化的内容较多,2008年之后的内容才基本以针砭时弊的时评为主,而韩寒的社会影响力正是由后者所急剧提升的。这多少能够从韩寒所得到的部分奖项和称号的时间中得到佐证——2008年12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公民责任奖”、2009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新世纪周刊》2009年度人物、《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报》“2009推动中国进步100人”、2010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娱乐类排名第二、2010年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2010年《环球日报》“中国十大直言君子之一”。22     然而为什么韩寒的时评能够得到如此之高的肯定呢?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有着严重的分化,但知识界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境况还是颇有共识的。一方面,大批知识分子退回书斋,无论进行怎样的解读,至少知识分子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另一方面,正如许纪霖教授所指出的,“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 23他进一步明确指出:     政治层面的边缘化还没有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要害,……1992年以后,……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此时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据,譬如腰缠千万的富翁、暴发户等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传媒和演艺圈大出风头的各类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知识分子是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2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经济问题中心化的发展思路是以悬置政治的方式展开的,而知识分子的退场使得社会实践丧失了一支重要的批判力量。在这种情形之下,2008年以后的韩寒恰恰扮演了一个“重返政治”的批评者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尤其是大众传媒敏锐地捕捉到了韩寒的独特意义。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市场化实际上也分化了原有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例如,媒介知识分子正是在媒介市场化背景之下出现的。这种局面使得知识分子的声音必须要经由大众传媒的中介才能被听见,并且才可能被认为是重要的,否则便无人知晓、无人问津。正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     当某个电视节目或电台节目制作人邀请某个学者,这等于是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可在这之前,不如说是某种贬低。……如今,各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大大改变了,以致外行的评价标准——如在皮沃主持的节目上亮相、杂志上的好评、人物专访等——越来越比同行的评价更权威。……现在人们已经弄不太清一个人的名气到底应归功于传媒的好评,还是在同行间的声誉。25     从布尔迪厄的论述当中能够看到这两类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对于“韩三篇”的不同态度是针锋相对的。媒介市场化将媒介“独立性”的诉求及想象托付给反政治的自由市场,而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市场化的共生关系使得前者在意识形态层面是服从于后者的(如布尔迪厄所说传媒只会在这个群体中寻找“同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知识分子退场的另一种表征。然而,仅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韩寒与此时的媒介知识分子并无本质的不同,为何偏偏他“重返政治”的角色在人们心目中却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韩寒在《写给每一个自己》中写道:“我出生是纯正的上海郊区?潘浚?奕ㄎ奘疲?资制鸺遥?疽晕?约菏且桓龊芾?镜摹?潘康哪嫦??墓适隆??保?6而80后普通网友敏娟发表的一则已转发过千,引起热议的微博《为什么我们轻易能懂的韩寒,他们却不懂》里也说:     韩寒不在神坛,他不是旗手、不是代言、他是凡客,他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小镇青年,……从一个被否定被争议的差生开始,韩寒一直努力向上,一次次地证明了自己,写文,赛车,办杂志全部风生水起,一次次的质疑和否定,反而是成就了韩寒,这个时代,还有比韩寒更成功的励志故事么?27     从这些描述得以看出,韩寒与其他媒介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普通人”形象,这个形象既草根也不完美,相较其他媒介知识分子而言,他更能够让千千万万如敏娟一样普通的民众进行自我投射,而“公民”本身是一个极具政治意涵的概念,韩寒的社会批评由此被塑造成“普通 / 草根公民”问政的意象。     然而,许多人并没有看到或者指出韩寒“重返政治”背后强大的市场动因,没有看到或者指出“?潘俊钡靡浴澳嫦?钡幕?凭烤故鞘裁础B方鸩ㄔ?推淦煜铝秸拧巴跖啤保ㄈ难┞?秃??┧档溃骸拔蚁M?难┞?呱桃祷?穆废撸???腿ナ?品蛔鲋?斗肿印K?橇┚?皇桥??妗⒛猩?娴幕?郑??且桓鼍?谩⒁桓稣?巍!?8这段话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政治的韩寒有被商业建构的可能,换句话说,无论韩寒的作品本身有没有被代写,但韩寒作为一个现象 / 形象,至少不仅仅是他的个人行为所达成的,而是能够看到商业团队的痕迹。对此,作为“质疑派”代表之一的彭晓芸倒是有所意识:     鸥逸文还说过:“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唯一”恐怕未必,但此言道出了韩寒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他是一个有能力消费政治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润的高手,韩寒曾经说过:“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这说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走钢丝般的繁荣其中的要义。……韩寒符合消费主义与反抗者标签等市场需求要素。29     而始终关注并参与韩寒事件讨论的崔卫平教授发表微博直言:     我的许多朋友,敏感于权力对于真实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但是对于金钱及商业力量对于真实造成的破坏,则比较不敏感。或者他们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后者则愿意轻轻放过,觉得那是其次的。然而,就谎言的滋生与繁殖而言,后者不亚于前者。包装成光滑无暇的形式,掩盖着不为人所知的真相。30     但是,为什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建构能够成功呢?大众媒介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点无论是从韩寒的时评总是被新浪博客置顶推荐,还是从后来传统媒体对其所授予的各类奖项都能得到佐证。大众传媒为韩寒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名声,名声为其带来了成正比的商业价值,据悉,仅2011年韩寒为某知名咖啡品牌代言的费用就高达千万元。31这说到底是因为韩寒、包括媒体在内的各路支持者与市场扩张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这个内在同一性就是前文所述将国家从与市场纠缠而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作为过错的唯一承担者,自由市场由此既成为了解决过错的方式也成为目的本身。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韩寒对于“不读书”的宣称也是在此阶段出现的,这与其早年的情形(包括早年作品里海量文史知识的表现)发生了明显的断裂,虽然很难说清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韩寒,也很难说清韩寒究竟为什么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但无可否认的是,“不读书都能对社会拥有如此深刻的洞见”、“仅凭直觉也能把道理讲明白”的逻辑在此阶段成功地延续了韩寒早前的天才形象,而此形象经由大众传媒的强化与放大多少呈现了一种后现代的症候,它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弱化了知识界的话语,并强化了其与大众趣味之间的对立,而在这个不通过媒介则无以发声的时代与之互动结盟,最终成为最有力量的意见领袖。这种后现代的症候以其谈论政治的方式消解政治,这正是商业主义最为隐秘的秘密。     如此便能理解为什么质疑韩寒会遭遇这么大的阻力,也能理解为什么质疑者搜罗若干代笔证据的行为总是会被韩寒的众多支持者视作是阴谋和攻击。说到底,这背后有着一整套复杂的意识形态关联,它出现于当下,却并不能仅仅由当下得到足够的解释,而需要追溯至以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变化,这样恐怕才有助于解读这场具体论战的各种表现。           三、公共领域的诉求与“自由主义”的悖论          这场微博论战点燃了一定程度的公共参与,这是一个显见的事实,“质疑派”中除了方舟子以外,还有好几个活跃的微博ID都充当了“旗手”角色,同样的,在支持韩寒的阵营中,也先后出现了多个活跃的微博ID,但前者因积极参与考据而比后者的行为更具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论战开始三个月以后,韩寒才在微博上做了有限的侧面回应,32而在论战开始的前三个月中,他仅在最初阶段通过博客、视频网站采访以及法律诉讼的方式有所回应,此后便不再发声,直至2012年4月1日重新开启微博。所以,应当说迄今为止韩寒本人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这场微博论战中来。此外,大批普通网友的积极参与也为此事的推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将此次微博论战简单地概括为“方韩大战”是不准确的。          值得玩味的是,微博出现以后,许多观察者都对它寄予了厚望,将它视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公共领域,例如有人认为:“微博……形成了‘一种用于交流信息和观点的网络’的公共领域,它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公民在这个空间内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克服了现代媒体因被权力涉入‘失真的沟通’的问题。”33也有人认为:“微博是网络传播最新和最具潜力的形式。它以分享与发现为基本传播形态,以独特的技术优势、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推动公民社会建立的潜质,对公共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34然而即便不加入历史维度的分析,这些基本脱胎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论述的认知也很难说就是对于微博现状的准确判断。且不论哈贝马斯研究本身的被抽象与被简化,即便是对微博实践的直观描述,上述这些观察与研究也多少存在着“寄望”与“现实”的混淆。     这点由前不久在上海发布的国内首份《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能够得到一定的佐证。这份报告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大致描绘出了微博意见领袖的群体特征,结果显示,在这些意见领袖中,男性占9成,60后与70后群体为中坚,媒体人、学者、作家和商人占主导,其中商界意见领袖整体影响最高。35从这些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人能够发声未必等于人人都是意见领袖,换句话说,微博也同样存在权力关系,并且现实世界之中的各类权力是可以“移植”到虚拟空间之中的。这样一来,所谓的“公共讨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可能?在微博上,与他人互动的主要方式是“转发”与“评论”,但对于意见领袖而言,这种行为大多是单向的——他们对于普通网友是极少回应的,要么是意见领袖彼此之间相互回应,要么是普通网友之间有所互动,但其“议程”的设置者往往都是各路意见领袖。此外,各式各样的微博营销从另一方面更加确认了该平台的复杂性及其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少数人的游戏”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在此现实情形之中来观察这场关于韩寒的微博论战,反倒能够捕捉到一些距离“公共讨论”更近一些的特征:     首先,这场论战已持续了数月之久,并且仍在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尚无不了了之的迹象,这在迄今的微博历史上并不多见。虽然严格说来,微博并非这场论战的唯一战场,但确是一个主要阵地。这固然与微博本身的技术特性相关——能够实现广泛、便捷而即时的讨论,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参与者(尤其是质疑方)的“孜孜不倦”。虽然每个参与者的动机各异、参与程度各异,不同立场的参与者对于各项证据的态度各异,但无可否认的是,正是他们的孜孜不倦使得对于韩寒——这个当代中国重要的批评者(即便有被建构的可能)——的不同认知能够有足够的机会呈现和表达,从而也使得与之相关的诸多重要议题能够不同程度地浮出水面。诚如本文开篇所述,关于韩寒的论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代笔与否”的最终判定,更重要的在于它有可能成为在公共空间讨论与反思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又一次契机。     这在持续参与微博论战的几个“旗手”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方舟子在其所接受的多次访谈中都表明对韩寒“打假”与“重建社会理想”的希望有关,他认为此事关乎年轻人对“青年导师”的认知,希望年轻人不要被误导。36彭晓芸则发表微博对自己质疑韩寒的动机进行概括:     1、职业病,好奇心;2、长期关注大众文化现象,与媒介批评相关;3、反感消费政治的伪民主;4、关注中国式家庭教育,韩氏父子有代表性;5、关注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何应对当下及未来的挑战。37     而崔卫平教授则将对韩寒事件的讨论与“公民社会”的设想连接在一起:     在很大程度上,韩寒是否代笔这个最终结论并不重要,更不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在这场讨论中,不同人们所发展出来的不同空间,所积累起来的有关质疑和承受的经验,以及如何改进了质疑本身。我尤其要提到一些独立的质疑者,比如在凯迪或者天涯论坛上活跃着的人们,他们是一些资深的普通网民,都是一些独立的个人。从一开始他们的工作便与方舟子先生无关,而是有自己独立的起点、独立的观察,独立的论争,他们丰富和发展了不同视角和不同表述。支持韩寒的人们,欣赏韩寒的独立性,而为什么韩寒是独立的,这些人们不是独立的?38     其次,这场讨论有几个活跃的微博ID充当了“质疑派”的“旗手”角色,例如方舟子、麦田、彭晓芸、张放、刘戈、肖鹰、张鹤慈、陈笑黎,以及后来出现的“中财尚超”、石毓智、“eprom”等人,他们与普通网友的互动是不计其数的,并且许多关键证据的获得就是经由他们之间的互动而呈现的。例如,各路“考据帖”许多来自普通网友原创,它们经由与“旗手”们的互动、讨论、补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与反馈。这与前文所述意见领袖与普通网友之间较为单向的“转发”、“评论”是有所区别的。此外,因为对于“韩寒事件”持有不同的态度,所以“质疑派”与“挺韩派”或者“骑墙派”在微博上的互动也非常多,各抒己见(当然也包括人身攻击)也各不让步。所以,按照崔卫平教授的说法,目前的讨论“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可置疑的权威,不存在任何压倒性的力量。没有一个人的身材比例可以超出其他人,他的声音可以盖过其他人。”39这也是讨论得以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     再次,从这次论战中能够看到微博与其他传播平台的积极互动,构筑了一个多样立体的舆论空间。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方舟子多次提及如果没有广大普通网友在各类证据上的挖掘和共享,他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对此事追索到如今这个程度的。同时,从方舟子的微博也能看出,他的诸多发言都是以各大网络论坛、博客所涌现的证据作为支撑的,他自己也曾做客数个网络论坛、门户网站、视频网站接受访问或者与网友聊天。彭晓芸也曾参加网易聊天,而张放及肖鹰等人多以自己的博客为阵地,完整阐述自己对于事件的挖掘及分析,然后再将其以微博的形式广泛传播。这些表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许多人对于网络作为公共领域的设想与期待,其传播优势在这次复杂、多向的传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早在该事件发生的初期,几家不同的电视台(辽宁卫视、广西卫视等)对方舟子做过采访,彭晓芸参加过凤凰卫视相关议题的录制,电视台也曾约过韩寒作访谈,但被拒绝。然而,在讨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后,电视媒体却没有积极跟进,而是基本退出了讨论。相比之下,纸媒基本上始终保持跟进。     直面这场论战的纸媒文章主要有:《新民周刊》与《中国新闻周刊》于2012年2月分别对方舟子的访谈《方舟子:我合理怀疑》与《方舟子:我在揭穿一个青年偶像》;《环球时报》于2月24日发表的彭晓芸的评论文章《韩寒事件:知识分子应当接受民间社会的启蒙》。而在此论战期间另有两篇文章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一篇是《南方周末》于2012年2月16日刊发的《差生韩寒》一文,另一篇则是《南风窗》于2012年2月29日刊发的《谁的韩寒》一文。《差生韩寒》有调查报道的色彩,而《谁的韩寒》则是评述与访谈的混合体。     《差生韩寒》一文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致使该文的作者陈鸣不得不在文章刊出几天之后选择在网易上对这些争议做出反馈。从形式上看,《差生韩寒》一文并未如其他几篇文章一样以访谈当事人(无论哪方)的方式来直面此次论战,但却以带有一定的调查报道色彩的写作方式对论战有所回应并表明态度。而对于这样处理的目的,陈鸣在网易的交流中说道:     我的第一任务是还原,或曰祛魅。有人说韩寒是神,有人说是鬼。南周(《南方周末》)对韩观察多年,从既往信息判断,这个三十岁还不到的人身上标签实在太多太重,光芒万丈之下很少有人去看他的来时路。我们想呈现一个真实的韩寒,个人特质如何决定了自我成长。我们希望读者看完会说:哦,原来现在这个众人眼里复杂不一的韩寒是这样走来的。其次,我们要探讨的是韩寒、乃至一代人的个人价值与命运感。我们一直认为,韩寒最大的价值是人的自我实现。这是他坚持主导自我命运,实践自我价值的结果。这一点是反常规的、独特的、有借鉴意义的。韩寒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和挫折、热闹与落寞、被追捧与被“追杀”,本身具有戏剧性。至于方韩之争中所涉及的哪篇文章是不是代笔、哪本小说是不是捉刀,韩寒聪明还是笨蛋、韩寒读书还是不学无术,这些只是完成上述两大任务之余,顺手解答和展现之处。母鸡陈(陈鸣的自我调侃)觉得很对不住心急火燎的那谁谁谁和谁谁谁的,我的两稿不是写给当下,更不是写给“口水战”,多少有些对大佬们失敬了。……我们不想帮谁,韩造假,我们就恪尽职守地黑他,韩没造假,我们就旗帜鲜明地挺他。……但虽然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工作,这确实不是一篇调查稿。因为我们根据采访情况判断,就代笔门涉及的问题逐一查证逐条剖析完全可行,做一篇调查稿也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但这真没有意义,说得再直白一些,这种操作手法在我们的眼界之下。如果我仅仅打算把文章写给当下,编辑曹筠武一定拿刀砍我。完毕。40     陈鸣这番解释实际上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意思:真相重要(造假就黑,没造假就挺),但韩寒所代表的意义更重要,而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着眼于后者的,所以既不必走方舟子的路子,也不必把这些争论摆在一个很核心的位置。但从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议来看,人们恰恰认为首先在“真相”这个层面出了问题,在这些人看来不但调查本身存在诸多漏洞,并且没有针对这场论战所涌现的各项证据做出有力的回应。而文章置这些于不顾就直接走入了“价值”层面,在质疑者看来是不妥的,这也是他们认为该文章“立场先行”的缘由所在。     关于《差生韩寒》文本本身的具体争议和讨论很多,本文不作详述。但至少从陈鸣的解释来看,在价值和意义的层面,《南方周末》延续了一直以来对于韩寒的评价。     而《谁的韩寒》一文则干脆绕过了“真相”的议题,整篇访谈基本上都是针对“韩三篇”的内容让韩寒作一个观点的后续阐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对此次论战有所涉及,但它并不针对论战的内容本身。记者问:“现在很多人说上面有‘保韩令’,您寻求或者说感受到什么保护了吗?在这场风波之前和之后,您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发言有了更多限制或者更多保护?”韩寒这样回答:     ……作为媒体人,你们应该最清楚了,媒体顶多说不准报道方舟子韩寒这件事情,因为也许有人觉得这件事情炒太热了,但他不会说保护韩寒,批评方舟子,绝对不会有,其实大量的文章还都是批评我的。41     而该访谈之前的评述文字也与《南方周末》一样“不仅仅着眼于当下”,文章写道:     无论结果如何,在这场风波中,韩寒都被极大地祛魅了,对公众来说,这不是坏事,在关乎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结构变动的议题上,期待有一个神明一样的人物来充当裁判,来占据如此巨大的话语空间,本身就是危险而不可取的。对于韩寒而言,这也远不是末日,只要保有其自由不羁的思考与基于直觉的表达,不功利、不虚伪、不热衷于站队,他依旧会被很多人视为英雄,从而在中国未来漫长的社会与政治革新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42     即是说,至此,传统媒体远远未有呈现网络平台对于“韩寒事件”真相的追索局面,较有影响力的文章基本都以回避直面论战本身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既使它们能以回避与既有“证据”对话(许多人都认为,即便不认同论战所提供的证据也需要提出反对的依据而不是回避)的方式拥有自己对于真相的认定,也使它们能够停留在一直以来的逻辑框架之中进行意义与价值的阐述。按照学者赵鼎新的总结来说,即是:“他们都回避方阵营对韩寒的一些关键性的质疑;他们都把韩寒作家身份的真实性作为自己的信仰或者问题的出发点”,4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媒体基本上未有真正地参与到这场公共论战之中来。     这场集中于微博平台,带有相当程度“公共讨论”色彩的论战目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共领域”的诉求?另外,就内容来看,这场微博论战迄今仍然主要围绕“代笔与否”展开,虽然偶有穿插与之相关的其他议题,但“真相是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基本上是质疑者们(尤其是几个“旗手”)的共识。然而“追索真相”在韩寒的支持者们看来是一个非法的命题,因而论战双方始终处于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紧张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其中骂战居多的缘故。无论“追索真相”“合法”不“合法”,质疑者都采取一定要通过“真相”来作为探讨整个“韩寒现象”中介的思路,这便使得对事件本身的探讨始终难以充分展开。对于整场论战来讲,实际上一直都隐含了一种可能性——如果韩寒最终被证明未有代笔,那么“韩寒现象”就无从讨论,也无须讨论了。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这场论战目前所提供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之所在。真相并非不重要,但是“韩寒现象”讨论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真相本身。     如前文所述,在支持者眼里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启蒙思潮的韩寒却在不少质疑者的眼里是对该思潮的背离,但也正因为如此,能够看到二者的同源性。彭晓芸将韩寒的支持者(包括媒体)对于韩寒近乎偏执的袒护,以及对于包括她在内的质疑者所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视为“伪自由主义”,她说:     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宽容等等概念,都是中国化了的。这种伪自由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一个主义:反专制的主义,……在中国,只有对抗虚无的体制才是最安全的,因为这样你就无敌了,没有人可以反对你了。如果对具体问题、具体人进行研究和观察分析,那么,你就是自由民主的敌人,因为,你不宽容,你居然与公民对着干了。44     彭晓芸看到了韩寒及其支持者如前文所述的“分离式认知”,也准确地指出了它与自由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偏差,但却并没看到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根源。一方面,彭晓芸、崔卫平等质疑者看到并指出了市场也是权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仅仅将质疑放置于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中来看待,这就使得在其叙述中很难处理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市场是今天自由主义价值的来源,对于前者更为彻底的批判会带来后者自身的危机。因此,在衡量韩寒及其支持者的行为时,无论是他们所使用的“自由主义”概念,还是其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语焉不详的。     如前文所述,虽然韩寒及其各路支持者的意识形态高度混杂,但是“韩寒现象”的产生与中国社会(包括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的相遇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无论韩寒与其支持者在实践领域的行为究竟与自由主义的理想有多大偏差,其所持有的“反(政治)体制”的基本主张本身与众多质疑者所持有的理念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论战的突破口总是限于“真伪”的范畴(无论是对象的真伪还是意识形态的真伪),也使得论战的意识形态总呈现出一种内部循环的特征而难以扩展。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曾指出:     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概念装置就能牢固确立在常识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性人物认为,关于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关重要,是“文明的核心价值”。45     单单就各自的文本也能看出,这正既是韩寒们所主张的核心价值,也同样是彭晓芸们所主张的核心价值。大卫·哈维不失犀利地指出:“新自由主义论述在理论上的乌托邦主义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证明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努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4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寒们与彭晓芸们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实现同一目标而寻求各自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已。     因此,单纯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内部来看待”韩寒现象“是很难在实践领域对其祛魅的,这恐怕也多少能够回答为何提供了堆积如山的“证据”,质疑者们至今都依然难以在意识形态层面有力地撼动韩寒及其各路支持者,后者不重视“证据”与论战的原因说到底是因为其认为这些“证据”一点也不比韩寒所提供的价值理念更重要。而他们所执着的恰恰是与众多质疑派相同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方并没有真正的论辩空间,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和解,也可以说是无解。           四、结语          行文至此,韩寒本人已再度回归微博,瞬间聚集起依然超高的人气,在目前可见的四则微博中,转发数最高的一则已超30万,最低的一则也已超8万。随着质疑者们对其刚刚出版的手稿《光明与磊落》所进行的各种破解仍不被支持者们认可,已有几员大将宣布退出此论战,论战仿佛进入了某种僵局。看上去,目前的局面似乎使得这场论战越来越难以真正地演进为一次讨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向的契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困境恰恰使得今天思考和讨论韩寒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韩寒现象”既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经领域的变化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投射,也是重新讨论与反思这段历史中政治经济实践的一道密码。这场论战或多或少触及到了二者相关联的一些关键点,但尚未深入地走下去,而知识分子的普遍疏离(虽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也使得他们并未给这场论战提供足够丰富的意识形态支持。此外,许多人并未意识到的是,尽管韩寒的社会影响力如此之巨大,但却尚未有迹象表明其具有对最广大的基层进行思想动员的力量,这或许也是值得反思的重要线索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在韩寒逐步成长的这十几年里,鲁迅会时不时地被召唤进他的形象里,韩寒被众人推为“当代鲁迅”。韩寒对此颇不以为然,并认为鲁迅是一个“待定的人物”。韩寒大概并没有意识到“召唤鲁迅”所透露的社会心理,而称其为鲁迅的人们大概也没有意识到鲁迅当年的挣扎并不仅仅包含与外在强制性力量的对抗,还包含着自我否定与自我革新。          【注释】     ①参见韩寒:《谈革命》,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5s.html,2012年12月23日访问;韩寒:《说民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84.html,2012年12月25日访问; 韩寒:《要自由》,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9f.html,2012年12月26日访问。     ②麦田:《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349a301011xtb.html,2012年1月15日访问。     ③“韩仁均叔叔”,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1443511045,2011年12月24日23:50。     ④“易中天”,新浪微博,http://weibo.com/yizhongtian,2011年12月26日11:41。     ⑤“李海鹏”,新浪微博,http://weibo.com/lihaipeng,2012年2月22日7:33。     ⑥肖鹰:《解读“韩寒神话”的反智主义根源》(上篇),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2dv9b.html,2012年3月18日访问。     ⑦同上。     ⑧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⑨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4134,2012年4月9日访问。     ⑩[匈]卡尔·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38~240页。     11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3页。     12同上,第104页。     13邓聿文:《社会公正:改革的利益诉求》,载《读书》杂志(编):《改革:反思与推进》,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25~426页。     14同上,第426页。     15同注11,第101~102页。     16同注13,第426页。     17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载章永乐:《旧邦新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3页。     18孙歌:《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第六届年会,上海: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2011年11月25日。     19贺照田:《“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的思想意涵》,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第六届年会,上海: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2011年11月25日。     20同注11,第109~110页。     21胡鞍钢:《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59页。     22“韩寒”,百度百科网站,http://baike.baidu.com/view/5972.htm,2012年3月19日访问。     23许纪霖:《知识分子死亡了吗?》,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7018,2012年4月9日访问。     24同上。     2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89页。     26“韩寒”,新浪微博,http://weibo.com/hanhan,2012年4月5日11:16。     27“敏娟”,新浪微博,http://weibo.com/minjuan0221,2012年4月4日18:39。     28《路金波:是他“炮制”了韩寒》,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10/05/9648749_0.s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29彭晓芸:《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0zubv.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30“北京崔卫平”,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1422308692,2012年2月19日17:27。     31《韩寒千万代言费源自哪里?》,网易网,http://news.163.com/11/1117/09/7J27KLFI00014JB5.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32同注26。     33陈露:《公民社会的缩影——微博社区中的公共领域》,载《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19期。     34张跣:《微博与公共领域》,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12期。     35《〈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首发 潘石屹、马云等商界人士领先》,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7343260.html,2012年3月21日访问。     36参见方舟子:《方舟子在天涯社区谈韩寒事件实录》、《避免更多青少年被偶像误导》、《我合理怀疑》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195403385_0_2.html,2012年3月21日访问。     37“彭晓芸”,新浪微博,http://weibo.com/pengxy,2012年3月24日19:51。     38崔卫平:《在今天如何理解质疑》,一五一十部落网站,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3600,2012年3月21日访问。     39同上。     40陈鸣:《就〈差生韩寒〉一文在网易与网友的交流记录》,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6486520100wq7d.html,2012年3月21日访问。     41田磊、陈统奎:《谁的韩寒》,载《南风窗》2012年第5期。     42同上。     43赵鼎新:《论方韩之争》,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225/article_54396.html,2012年3月22日访问。     44彭晓芸:《“圣人与恶人”文化中的伪自由主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118c9.html,2012年3月22日访问。     45[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46同上,第22页。          石力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进入专题: 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6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开放时代》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 | 杨松 张永亮: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体制之变革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 次 更新时间: 2012-05-17 20:02:19 杨松 张永亮: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体制之变革 进入专题 : 新自由主义 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体制    ● 杨松   张永亮       【摘要】新自由主义理念支配下的华尔街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市场“高度繁荣”。受此影响,监管领域出现了反监管思潮,其逻辑后果便是市场与政府(监管)出现双重失灵,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美国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的欠缺导致监管冲突与监管真空,监管成本与监管收益不匹配,监管部门组成人员配置不合理。在全球金融体制风云变幻的今天,汲取美国教训、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应重点关注:信守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之市场永恒价值真谛;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制以应对系统性风险;通过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完善金融机构治理;构建对监管者之“监管”制度;重点监管民间金融和影子银行系统。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金融监管          一、理想抑或现实:重温美国新自由主义金融监管理念          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导致的民众抗议让政府焦头烂额,尽管两党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了协议,但美国的信誉还是被评级机构降级了。2011年9月,欧洲债务危机再度临近爆发点,使欧元处于崩溃的边缘,有人甚至预言希腊将可能变成2008年的雷曼,人们有理由相信全球经济已近末日。对美国金融危机及现今新一轮的金融灾难的到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予阐释,由此形成的观点主要有新     自由主义导致金融危机论、过度消费论、监管失败论、结构失衡论及经济周期论等。这些学说的阐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理念的东西更具本质性和内在性,因为理念支配人们的思想,指导并决定人们的行为。通过考证和分析可知,过度消费论、监管失败论、结构失衡论及经济周期论均导源于新自由主义理念,因此新自由主义理念导致金融危机更具本源性和根本性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的困境,政府决定放弃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1理论上,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1978)的“自由银行制度”学说和爱德华?肖(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哈耶克认为政府滥用管制权伤害了资源配置效率,不仅不能化解金融危机,更是导致货币危机和银行体系无效率的根本原因。金融深化理论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政府应该解除对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的管制,特别是解除金融机构在利率水平、业务范围和经营地域等方面的限制。芝加哥自由放任学派也认为,监管市场不仅没有必要,甚至还是有害的,最佳的做法是“自律”和“市场约束”,市场会给公司足够的动力及压力做出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由于市场操纵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因此对市场操纵行为进行监管是徒劳无益的。因而,新自由主义者们反对金融体系中的政府管制。     实践中,随着撒切尔夫人上台和里根入主白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拉开了序幕。其表现为在所有制领域实行私有化、在金融市场上放松管制、在国际贸易上主张自由化。2001年来美联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导致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生成。金融机构追求超额利润的过程中行为已变得扭曲:他们向收入水平较低和还款能力较差的借款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导致次级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在此基础上设计出资产证券化和结构化金融产品,将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打包出售,以缓解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过去20年来资产证券化产品迅猛发展,联合论坛的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40家大型金融机构中,34的银行和13的证券及保险机构都希望将其贷款或应收账款证券化。2然而金融衍生品的膨胀并未与信息披露制度相配合,而是通过在基础证券,甚至是在已经衍生后的金融衍生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衍生,导致风险被无限放大,最后房地产行业资金链断裂,引致金融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理念支配下的监管领域,监管者们认为“做大资本市场份额即等同于提升市场竞争力的迷思,使SEC遵从了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反监管思潮,解除了诸多意在保护投资者和强化市场诚信的举措,甚至一度抛弃了监管立场”。3SEC(美国证?唤灰孜?被幔┑墓僭倍啻蜗蚧??值墓?靖吖苊谴?葑耪庋?男畔ⅲ??EC不会过于严格地履行监管职责。监管部门奉行宽松的监管理念,将工作重心转到了在制度上如何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及其利益保护。比如,SEC豁免了对从事证券经纪业务的投资银行公司的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取消了旨在防范市场操练的证券短线交易规则;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完全解除了对诸如CDS在内的混合金融产品的监管和规范,其原因是监管部门认为投资者有能力通过市场获取金融机构的有效交易信息,公共部门应致力于司法公正,不应该干预市场,没必要对金融机构所经营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管制。4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指出,新自由主义必须悬崖勒马,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新自由主义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5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6现实证明,格林斯潘所认为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有能力自我认知、自我克制、自我修正的观点是一种美好愿景罢了。7在新自由义主理念支配下,市场与政府(监管)出现双重失灵,这说明现行美国金融法制及其主导下的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缺陷,突出体现在: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的日益全球化,全球欠缺系统性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能反映经济格局变化的现实。          二、金融创新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带来的挑战          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确立了美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度。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标志混业经营模式的确立,但仍保留了原来的监管体制,即“双层多头监管机制”。然而,随着金融集团及“混合型”金融产品创新发展,系统性风险波动的加剧以及投资者利益保护不力,这一监管体制暗藏的局限性渐次暴露出来。     (一)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的欠缺导致监管冲突、监管套利和监管真空     美国的金融监管,既不是纯粹的“机构性监管”,也不是纯粹的“功能性监管”,而是两者的结合,监管机构形成了纵向和横向交叉的网状监管格局。8监管冲突和监管真空时有发生,     美联储和货币监管署在关于紧缩还是开放银行管制的规则上冲突不断,因为银行拥有选择是否加入联邦储备银行的权利,实行上就等于获得了选择监管部门的权利,这样一来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间就出现监管冲突。针对存款机构的联邦监管部门多达5家,证券与期货监管被分开,而保险业监管几乎完全处于州的层面。这种监管制度显然缺乏一个全面的设计。不同监管部门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竞相放宽监管标准,以吸引尽可能多的银行机构成为会员,导致监管套利。由于金融创新工具花样不断翻新,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品的机理和运作风险难以及时把握,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性质也难以确定。依惯例,美联储对银行产品具有解释权,证监会对证券产品具有解释权,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期货产品具有解释权。当解释权发生冲突时,对由国会还是专门机构裁决,仍然有分歧。这就导致监管滞后,出现监管真空。     (二)监管成本与监管收益不匹配     监管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它要求金融监管的制度设计和实施必须从成本收益的对比中找到合理性的支撑,应当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和负面影响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美国SEC的执法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由于行动受到各种利益集团、激励机制的影响,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执业前景、声誉与监管地盘等利益。从2000年到2008年,SEC的财政预算投入增长了140%,从3.77亿美元增长到9.06亿美元;其雇员薪酬涨幅居联邦政府各部门之首,雇员人数也增长了20%,即从3235人增加至3868人。9另一方面,SEC每年向市场收取的监管费超过了其财政预算。2008年,SEC收到11.5亿美元的监管费。10SEC也受困于案件内部的审查程序,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SEC的执法人员必须花费30%-40%的时间用于内部审查程序,这使得他们很难及时展开调查。更有执法人员认为,缜密的审查程序制造了规避风险的文化,客观上促成了一种放弃调查或缩小调查范围的激励。另外,由于众多监管机构缺乏信息的及时有效沟通,监管交流不畅,极大地增加了监管成本。     (三)金融监管部门组成人员配置不合理     一般来说监管机构的执法人员由专家、职业主义者和政治家组成,并且执法人员有可能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进行轮换。不同类型的执法人员其监管偏好不同:专家比较追求“真理”;职业主义者期望与被监管机构建立长期关系,以使自己的职业生涯更稳定;而政治家所关心是自己的政治生涯、前景。由于监管执法人员配置问题,监管政策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很难达到监管领域的“帕累托最优”。     另外,SEC的执法人员大多有法律专业背景。在过去的30年间,44位被任命为SEC主席(包括副主席)的人员,有38人拥有法学学位。目前的5位SEC委员(包括主席和副主席)都是法律人士。11法律人士主导着SEC的直接后果是决策时过于注重繁琐程序,尤其注重设计使SEC免责的制度。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由法律人士所主导的SEC对金融产品的技术细节不甚了解。其后果便是SEC执法人员不理解金融专业市场的警示信号,不清楚金融工具的运作原理,导致监管行为应对迟缓、专业不强和效率低下。          三、金融监管创新视域下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述评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轮大规模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在全球范围内逐次展开。美国于2010年7月15日通过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格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金融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法案》),《法案》的理念和制度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球金融环境同此凉热的今天,以美国金融监管的种种反思为省察,可为我国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提供经验之借鉴。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简介     1.《法案》对现有的监管机构进行了重组,在新的监管制度下,金融监管机构被整合为四家: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美联储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提高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标准;设立专司监管的副主席;改革地区联储主席选举制度。     2.建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其主要职责是找出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来源和监管漏洞,及时向各监管机构提出政策建议,并负责协调联邦和各州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调。     3.美联储内部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零售业务进行严格的监督,目的是使消费者得到及时、完整、准确的信息,避免因掠夺性条款及不公平、欺骗性金融交易而受到损害。     4.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和对冲基金的监管;改革信用评级行业等。     (二)评析     《法案》颁布以来,国内金融界和法学界学者反响热烈,对其进行了全面解读,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很多有启迪意义的观点。研究者们一方面指出了其积极意义,同时也提出了质疑,甚至部分学者对其实效持悲观论色彩。     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前主席巴尼?弗兰克认为《法案》将让金融机构发挥其关键职能:积累资金并将其提供给社会中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领域,同时把无益于生产性经济活动的不负责任行为降至最低。实际上,那些再也无法从事暴利活动的人,在被勒令终止这些行为时拼命反对这一法案。但立法永远是在防止发生坏消息,而不是制造好消息。该法案迫使银行承担责任,并让这些风险变得透明;遏制不适当的风险,并要求私营部门(而非纳税人)为留存风险提供更多资本拨备的形式提供资金,并偿还债务。12     在监管理念上,学者认为《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完成了历时两年的金融改革立法,开启了与新自由主义分道扬镳的金融监管路径,标志着美国将大幅收紧监管尺度。13     学者们普遍认为法案对本轮危机中饱受诟病的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衍生品市场监管、住宅抵押市场监管、银行监管、对冲基金监管、信用评级公司行为、美联储救市行为透明度、华尔街薪酬体系等方面都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调整和改革,填补了诸多监管漏洞,做到了对症下药。14但作为金融业和监管者等多方博弈的结果仍有很多遗憾,比如本轮危机“风暴眼”的“两房”改革、“银行税”等内容,均没有被纳入;15在政府监管权力扩大的同时,对美联储等监管部门本身的监督和问责制度明显缺失;《法案》对原有监管框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部门间的多头监管情况等没有完全改观;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矛盾格局依旧等。16另外学者认为《法案》对世界金融格局和监管将产生深远影响:该《法案》将驱动全球展开一轮主动型或被动型的金融监管改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出于不同的原因加快金融监管改革的进程;相对平衡和温和的金融改革法案不会撼动美国金融地位;17必将深刻影响G20的全球金融改革探讨和未来的新巴塞尔协议(或所谓“巴塞尔111”)的修订,《法案》中的部分条款甚至可能直接上升为国际组织制定的所谓全球规则。18     但部分学者则对其提出了更多质疑。斯蒂格利茨的评价是:改革缺乏足够的魄力,好比“当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美国一些批评者认为该法案具有“破坏性”,将抑制金融业的发展,内容过长并且复杂,无助于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我国有学者认为,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能不能防止危机重演,要防止利益冲突造成简单的照抄照搬。19还有学者认为立法过程显得有些虎头蛇尾,具体的改革措施也多少有点“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意思,《法案》中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流于形式之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问题。20很多美国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改革法案中的一个先天缺陷,那就是它更多的是告诉监管部门“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应该怎样做”。21     有学者选取法案内容之一,并对其进行研究,提出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伏军提出法案放弃“太大不能倒”原则的目的在于让银行自行承担经营失败的成本与风险,保证美国纳税人利益     不再被迫用来拯救那些大型银行,认为美国这次新立法反映了其银行立法基本价值取向已由一元的“系统安全优先”向二元的“系统安全与公共利益并重”转变。22王光宇认为金融监管改革中设计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和中介机构管理等机制,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体现了从“买者自负”到“卖者有责”的监管理念改变,这必将成为未来金融服务中一个重要的准则。23     综上可知,第一,该《法案》可称为危机应对法,是实用主义哲学思维在美国立法上的体现,但法案的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第二,金融法制必须兼顾效率与安全。现代金融法制必须在夯实金融安全这一基础之上才能追求金融效率的目标。但在当下中国,面对现实是创新不足而不是创新过热,我们需要的是在夯实金融监管的前提下培育和引导金融创新而不是因噎废食地抑制甚至扼杀金融创新。第三,美国仍主导国际金融监管主导权,该法案有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金融监管改革风向标和蓝本,我们应解读并借鉴其符合我国实际的内容,以促进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但由于中美两国金融发展程度不同,我们不能照抄照搬美国做法,不能陷入唯“美”主义迷局。第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和交易规则的制订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行使国际事务话语权的同时,应意识到本国国内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秩序的稳定是基础和前提。24第五,目前,不管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内国层面,金融监管体系及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治理架构很少涉及到系统性风险管理,因此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是大势所趋。第六,金融机构内部要建立起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以保持稳健和安全运行。          四、监管启示: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应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立足中国国情,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理念和监管体制是多层次的。详言之:     (一)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金融监管之终极价值目标     在过去的数年中,金融机构出现集团化、巨型化、经营业务全能化的趋势。美国金融界制造了市值高达数千亿美元的信贷及金融衍生品。金融市场看似繁荣昌盛,监管者也被表面光彩夺目的金融创新所迷惑,因而经常忽略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一核心目标。在我国,银行信贷资金天量增长。25资本市场上,截至2010年10月,境内资本市场总市值超过27万亿元,全球排名第二位。26这种政府部门、商业银行、企业及个人等都在过度使用现代银行体系与金融市场的路径制造了房地产泡沫,金融体系潜藏巨大风险。可以说,当吹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时,美国式的次贷危机就将在中国爆发,最终受害必定是投资者和消费者。     类似的还有券商的研究报告。大量的券商研究报告高估上市公司价值,虚构利润。这些充满虚假陈述、欺骗投资者的现象已明显违反了《证券法》的规定,监管部门却经常对此视而不见。监管机构应信守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培植市场信用,恪守监管公正原则,警惕监管不力,绝不能为保全做大市场之诉求而偏离保护投资者的目标,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二)系统性风险之防范: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制     根据系统论,系统是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整体,要素则是组成一个整体而相互作用的部分。系统中个体的每一环节、每一局部的操作得当并不意味着不出现系统性的错误。一般认为,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防范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存在之前提在于由于金融系统中存在着非线性效应即混沌效应,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运行并不能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健和有效,即微观审慎性的总和不等于宏观审慎性。27正如雷曼前总裁富尔德在国会作证中所说的,在整个过程中公司决策都是正确的,而且美国相关的监管机构也是知晓的,无人认为是有问题的。但尽管作为“微观之个体雷曼”的决策是正确的,金融之宏观整体却病入膏肓了。     根据博弈论,个人理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理性。为了避免“公地悲剧”现象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发生,必须依赖合理制度安排。就中国目前来看,国务院应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宏观审慎监管的本质是宏观流动性管理,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并不违背,二者具有互补性。中央银行应关注重要系统性金融机构的规模、杠杆使用情况、对短期融资的依赖程度及该机构作为企业及政府信贷和流动性来源的地位。中央银行应结合巴塞尔最新资本协议的规定重点关注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充足状况、流动性、杠杆率高低、拨付规则、会计标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情况等等。     (三)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金融机构治理之完善     内部控制是指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金融机构运营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效益性,为财务和管理报告的可靠性,为遵循监管要求提供合理保障而制定的政策、程序和流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是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行的基础,有助于保护增进股东利益,降低未预期损失和声誉受损的可能性。内部控制措施主要包括:(1)金融机构应具备经其董事会批准的全面和良好的政策,     来对其业务活动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风险进行审慎管理。(2)金融机构应建立用以实施其政策的适当程序和流程,并将其写入程序手册。(3)应有充分的系统来监测对于确立的政策和程序的执行情况。违背政策和程序的情形应由有关方面进行独立的调查、报告和处理。(4)金融机构应确保充分的职责分离,以防范未授权交易、欺诈行为、为个人获利、为隐瞒异常情况或财务损失而操纵数据等的风险。应有流程防止任何一名职员处理整个交易过程。金融机构应定期审查关键岗位人员的责任,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潜在利益冲突,并确保对职责分离的适当性进行独立的检查。(5)金融机构应建立与其结构及营运综合化程度相匹配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应声明金融机构的道德价值观,并规定员工在履行职责时应遵循的指引。行为准则应涵盖诸如接受礼品和招待、利益冲突、信息保密、个人投资的披露及限制等方面。(6)审计。审计人员应定期审计风险管理流程和内部控制措施。审计委员会应被赋予权利深化内部审计计划,评价审计人员的绩效,决定审计人员的报酬,并评估高级管理层是否迅速地纠正审计所发现的问题。     外部监管应致力于在金融机构之间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强化外部监管对经营者的约束。因此,要实现由行政性管制向市场化监管的转变,以市场激励为基础、法律法规为手段,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来增加金融机构的透明度,使被监管者主动适应各项合规要求。规制的核心是定期评审其风险管理模型和内部控制制度,还要建立严格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制度。     (四)反监管:构建对监管者之“监管”制度     根据规制俘获理念,监管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益集团俘获,使得监管者做出有利于被监管者的制度安排,从而损害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利益集团与分散的消费者相比更有能力左右监管者的行为,监管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利益集团对管制的需要。监管机构本身也由人构成,具备“经济人”的特质,他们的行为受到各种激励机制的影响。监管者的利益在一定     程度上与公众利益相左,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监管达不到最优的状态。因此,必须构建对监管者的“监管”制度:首先,建立监管主体的声誉机制。完善监管主体的信息披露制度,实施对监管主体欺诈行为的处罚机制,从而使监管主体意识到声誉对其利益的重要性及为声誉损害所付出的高昂机会成本。其次,构建监管激励机制。监管主体本身应建立对内部监管人员的考评机制,建立有效的监管激励机制,构建多元的报酬体系,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再次,监管执法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内容、程序。只有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才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执法结果。同时监管执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最后,应强化监管执法监督,建立问责制度。     (五)民间金融与影子银行:一个被忽略的监管盲点     伴随欧债危机的恶化、信贷政策的持续收紧以及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中小企业正在遭遇普遍的生存危机。又由于中国金融体制的特点,长期以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依靠形形色色的民间金融。据估计,中国仅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就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若扩展至全国,规模恐怕更是天文数字。现今由于法律对民间金融没有完善的监管与规范体系,存在监管盲区。浙江省温州、台州等地老板出现“逃亡”,甚至自杀现象,民间金融已进入风险高发期。     2011年5月中旬上海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在论坛上表示,“影子银行在2010年的存量贷款是20万亿元,占全球GDP的13。28 由于没有丰富的资本金,影子银行大量利用财务杠杆举债经营,进行不透明的场外交易。其游离于现有监管视野之外,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规范民间金融和影子银行,必须完善制度供给,将各种可能引致系统性风险的现象和行为纳入监控视野,以防患于未然。首先应打破金融垄断,优化制度环境,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比如大力扶持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其次,健全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检测、识别机制和监督机制,落实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职责。再次,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要求,特别是要害岗位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防范道德风险,强化内部管理与风险控制,提高员工合规作业的自觉性。最后,随着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形成,基于我国国情应构建央行牵头监管、地方协同监管、社会中介独立监管、行业自律监管的多层次立体型监管格局,从而避免监管竞争、监管真空、监管套利等问题,保障民间金融与影子银行的规范运营与有序健康发展。          杨松,单位为辽宁大学法学院。张永亮,单位为辽宁大学法学院。          【注释】     1新自由主义学说主要指自由市场学派、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等主宰当代的正统经济学思想。其政策处方源于“无监管的市场更优越”理论,其主张体现在“有效市场假设”上,其最极的观点认定金融市场价格同股票市场价格一样,已经涵盖了所有现存信息,因此,它代表着最佳的资产价格估值。     2廖岷、杨元元:《全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与监管的发展状况及其启示》,载《金融研究》2008年第6期,第71页。     3罗培新:《美国新自由义主金融监管路径失败的背后——以美国证券监管失利的法律与政治成因为分析视角》,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86页。     4Thomas Lee Hazen, Disparate Regulatory Schemes for Parallel Activities Securities Regulation, Derivatives Regulation, Gambling and Insurance Annual Review of Banking & Financial Law, 2005.     5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变革》,载《中国金融》2009年第6期,第30-31页。     6斯蒂格利茨:《2007-2008金融危机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载《东方早报》2008年9月27日。     7格林斯潘于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美联储主席,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忠实执行者。他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的理论观点有误,现代风险管理的“整个理论系统”已经崩溃。美国国会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沃克斯曼(Henry Waxman)当时追问格林斯潘:“换言之,你现在发现你对世界所持的观点、你的理论并不正确,它是行不通的,对吗?”格林斯潘答道:“不错,正是这样。”这位曾被称为“模棱两可大师”的这句“我错了”很快传遍了世界。     8杨松、魏晓东:《次贷危机后对银行监管权配置的法律思考》,载《法学》2010年第5期,第37页。     9SEC Annual Report.1,159(2000);SEC Annual Report.1,9(2008).     10SEC,Fiscal Year 2009 Congressional Justification,at 5(Feb.2008).     11转引自罗培新:《美国新自由义主金融监管路径失败的背后——以美国证券监管失利的法律与政治成因为分析视角》,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92页。     12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851,访问时间:2011年11月15日。     13同注11,第85页。     14张?础⒙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及其影响》,载《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7期,第54页;沈建光:《关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的一些思考》,载《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9期,第44页。     15张?础⒙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及其影响》,载《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7期,第54页。     16巴曙松、吴博:《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内容评析》,载《西部论丛》2010年第8期,第56页。     17祁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历程、内容、影响和借鉴》,载《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9期,第37页。     18同注15,第62页。     19丁志杰:《谨防陷入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启示的误区》,载《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9期,第47页。     20同注17。     21尹振涛:《序幕拉开,任务尤艰——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评析》,载《中国金融》2010年第16期,第43-44页。     22伏军:《论银行“太大不能倒”原则——兼评美国 》,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1期,第202页。     23王光宇:《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实践与启示——以欧美金融监管改革为例》,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40页。     24杨松:《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法律思考》,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44页。     251998-2002年5年的信贷增长只有6万多亿元,而2003-2007年的信贷增长就达到14万多亿元,比前5年增长一倍以上。但是2008年后,特别是从2008年11月份到2010年12月份在26个月里,其信贷增长达到19万多亿元,是1998-2002年年均增长的6倍多。     26http://www.cnr.cn/allnews/201012/t20101201_507404685.html,访问日期:2011年7月20日。     27周小川:《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载《金融研究》2011年第1期,第3页。     28http://www.zgjrw.com/News/2011722/home/210301333001.shtml,访问日期:2011年9月13日。         进入专题: 新自由主义 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体制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47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法学杂志》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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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斗激烈可能推迟18大

《日报》认为,中共内斗激烈,尤其是薄熙来的下台,使中共领导层一片混乱,有关江泽民的消息表明,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的这场斗争胜负未定。 《日报》5月10日评论说,对于86岁的江泽民为新落成的扬州泰州机场题名,中国官媒 "高调报道"。"题名本身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姿态,但却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大部分中国人立马就明白了,江泽民想籍此显示他的健康状况良好,准备在围绕未来党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中着实地干预一番。 "这是因为,中国领导集团的内部正激烈地争吵。在10月初召开的中共18大上,代表们应该对早就安排好的领导人更换乖乖举手赞成的。" 文章写道:"然而,美国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林洸耀(Benjamin Lim)在星期三写道,这次党代会'很可能推迟1至2个月'。他举出的原因是'对于政治局9人常委会的未来定位和规模不统一'。这个机构是中国的真正权力中心。这位常驻北京多年的路透社负责人可是出了名的为数不多的外国记者之一,有关系通到党的最高层。 "两位党和国家的最高位置没有争议,迄今的副主席习近平将在2013年任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从而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迄今的副总理李克强确定任总理。但是,围绕政治局常委会的其它位子,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尤其是顶级政客薄熙来3月份的突然下台,权力集团被搅得一片混乱。" "这场斗争胜负未定" 评论认为,"本来只在幕后活动的江泽民现在公开显示自己,被视作这场斗争胜负未定的迹象。据说,因薄熙来的突然下台,仍有相当权势的江泽民在党内严厉批评现任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甚至还流传政变的谣言。政治学家如汪晖称之为'1989年镇压民运以来的最大政治危机'。 "尽管中国过去10年的高速增长率,胡锦涛依然被视作政治上虚弱,现任总理温家宝虽然许诺不少,比如加强社会平衡,可是事实上贫富悬殊在他任内继续扩大。胡锦涛在卸任国家主席后是否可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已经有了质疑。批评者要求胡锦涛应该将这个职务连同其它职务一并都交给习近平。" 作者认为,如果党代会推迟到年底,"对习近平和李克强来说,届时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间,他们最后在2013年3月的人大会议上接任国家职务,如果这个会议也推迟的话,就会是完美的政治危机。" "改善形象的倒退" 针对最近发生的所谓"人肉胶囊"事件,《法兰克福评论报》5月10日写道:"现在韩国海关也证明了这种胶囊的存在,让中国当局陷入难以解释的困境。" 该报认为:"对中国而言,在其多年来致力于在全球改善'中国制造'形象的努力中,这个案子是进一步的倒退。就在不久前还公布,中国的甘蓝菜被喷洒甲醛,为了在运输时保鲜。4月份多家制药厂从市场撤回药品,因为明胶药囊含有致癌物质,是用废旧皮革生产的。" 报摘:林泉 责编:李鱼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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