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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汪洋谈乌坎 薄熙来论共富

汪洋谈乌坎 薄熙来论共富 作者: 来源:南方日报 重庆日报 来源日期:2012-3-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7 5:42:03 阅读量:0次     薄熙来说,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差距。1979年我国是0.317,1999年越过了0.4的警戒线,2010年则达到了0.469,超过了不少国家的水平。汪洋说,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村民组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 汪洋妙语回应媒体敏感问题:关键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012年03月06日 来源:《南方日报》)    汪洋妙语回应媒体敏感问题:关键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新闻   在广东团开放日现场,国内外媒体对发生在广东的乌坎村事件高度关注。   英国路透社、日本朝日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英国BBC都向汪洋发问:乌坎事件圆满处理有没有什么经验?为什么允许乌坎村进行民主选举?会不会担心这种影响扩散到其他地方?   汪洋笑着反问:“我先采访一下你们,为什么对乌坎事件这么有兴趣?”   凤凰卫视记者回答,乌坎事件的处理对于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汪洋说,关于乌坎事件,刚才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认为在民主选举上开了先河,凤凰卫视记者则讲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我实事求是地讲,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汪洋接着说,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今年下半年广东将召开全省性会议,把从乌坎这个点上取得的经验、吸取的教训用于加强全省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路透社记者问汪洋:您近日在谈改革问题时明确提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准确地说这些利益集团有哪些?怎么来打击?   汪洋回答,我记不得我的原话是不是如你刚才这样表达的,但我说过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之争,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在广东充分发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也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取向。朱小丹省长刚才讲到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时提到的政府内部维护部门审批权力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表现。所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影响,党委和政府要首先从自己身上开刀,从自身的改革做起,并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影响。“只要各级党委、政府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就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特派记者/胡键 谢思佳) 薄熙来:促进分配公平,推动共同富裕 (2012年03月06日 来源:《重庆日报》)   5日,重庆代表团召开全团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总理的报告既总结了成绩,又分析了问题,令人深受启发。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继续推进重庆科学发展。   薄熙来说,总理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去年工作,谈成绩准确精当,对问题也不避讳,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好报告。报告对民生改善极为关注,强调下一步要着力惠民生,“坚持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讲到当前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时,报告多处提到收入分配和缩小差距问题,令人印象深刻。总理说:“收入分配等方面问题还很突出,群众反映强烈”;要“加快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大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还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些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是报告的一大重点,也是亮点。   薄熙来说,大家都知道,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9年我国是0.317,1999年越过了0.4的警戒线,2010年则达到了0.469,超过了不少国家的水平。报告提出要对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居民采取不同的政策,以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充分反映了民心民意,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解决好这一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问题的坚强决心。   薄熙来说,收入分配问题至关重要,对经济社会的多个方面影响不小。一是影响多数人的生活和心理。如果基尼系数过高,势必影响多数群众的生活质量。二是影响社会消费。如果财富分配不均衡,富人虽然有钱,但人口数量少,消费总量有限;多数百姓想买却缺钱,这就会遏制社会消费,也会影响经济发展。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现在投资、出口这“两驾马车”已绷足了劲儿,今后发展能否持续,推动消费,启动内需至关重要。有了内需,市场也会随之活跃,吸引四面八方的客商来投资兴业;反之,市场萎缩,经济就会相应受到影响。三是影响社会发展。生产力三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动力,是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所在。如果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大家都有盼头,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起来了,发展自然大有前途。四是影响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稳定,而分配公平,多数人能安居乐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性条件。   薄熙来说,收入分配问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矛盾。我们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要切实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既要鼓励竞争,又要重视改善中低收入群众的生活。这关系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总理在报告中特别提到,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静下心来想一想,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看这个“核心价值”既是理想和信念,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发展道路。坚持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素。小平同志曾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要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在促进共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薄熙来说,多少年来,重庆坚持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不仅没有影响发展,多项经济指标还位居全国前列。去年,我市GDP在2007年的基础上增长了2.7倍,年均增幅15.7%;一般预算收入4年间增加了1000亿,年均增幅35.4%;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增长,说明我们的发展不仅有速度,也有效益。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坚持对外开放,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11亿美元,去年当年引进106亿美元,增长了9.6倍。重庆还“走出去”,连续两年对外协议投资50多亿美元。实践证明,共同富裕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在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影响经济活力。相反,实践已经证明,促进分配公平与优质、快速的发展可以兼得,而且相辅相成。共同富裕这条路不仅走得通,而且会越走越宽。(记者 肖竹) 吴邦国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2012年03月06日07:1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安徽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吴邦国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5日下午来到他所在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代表们围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体经济、统筹城乡发展等争相发言,吴邦国认真倾听,不时插话同大家讨论。   在仔细听取张宝顺、吴存荣、王亚非等代表发言后,吴邦国发了言,表示完全赞同政府工作报告,并对安徽省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过去的一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顽强拼搏的结果。今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全年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整体部署上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吴邦国在发言中着重强调了三点:   一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要把中央关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决策部署真正落实到具体措施上、体现在实际工作中,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把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拉动;着力加快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步伐,引导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强化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推动经济增长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   二要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要着眼于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努力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入研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企业做优做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加快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完善促进民间投资体制。   三要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关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加大大别山区扶贫工作力度,重点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帮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妥善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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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汪洋:改革要从执政党和政府开刀

  本报讯 (记者沈玮青)昨日,广东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并向媒体开放。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广东省长朱小丹在会上均就“改革”问题发表看法。汪洋表示,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等有关部门真正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    谈改革   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影响   汪洋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在广东充分发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多种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有不同的利益取向,现在最需要解决的也是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机关的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审批事项上。   他表示,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真正是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那些小部分人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    谈乌坎   乌坎选举按法律进行没任何创新   被问及乌坎事件时,汪洋表示,之所以能够妥善处理此次事件,重要的立足点就是乌坎群众在土地等问题上的诉求既是合理的又是合法的。   汪洋表示,乌坎的民主选举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是落实过程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对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做了纠正。他还称,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   汪洋表示,广东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适当的时候召开全省性的会议,把从乌坎取得的经验、教训用来指导全省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省长有话   “行政审批为改革突破点”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称改革“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   “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广东市场经济体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在广东团开放日提出,政府自身的改革最为关键,其核心环节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五个理顺”。朱小丹认为,最关键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也就是理顺政府和市场、公民和社会组织这两组最关键的关系。在这一改革领域,最核心的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朱小丹表示,现在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这一轮改革就要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他表示,这次改革突出了三个字,一是“减”,减少手续,压缩审批,取消审批;二是“放”,管理权限下移,面向基层;三是“转”,即政府把一些需要转移的政府管理职能转移出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减”。   朱小丹认为,政府的审批制度不改彻底,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可能真正地落实。他还要求各界代表都来监督政府,真正能够通过这轮改革来加快推进完善广东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汪洋:乌坎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创新   在广东团开放日上回应国内外媒体敏感问题时表示,这只不过是把现有法规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   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   追问乌坎、深谈改革、详解PM 2.5……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昨日下午的开放团组会议高潮迭起。   广东团预留40分钟提问机会的消息吸引了40名外国记者到场。主持人昨天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路透社。在之后的10个提问机会里,5个提问机会给了境外媒体。   从路透社、日本媒体到凤凰卫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被三家境外媒体追问乌坎事件。“我今天是有思想准备,大家肯定会问我这个事件。”汪洋坦言。之后他就此问题谈了11分钟。   在广东团开放日现场,国内外媒体对发生在广东的乌坎村事件高度关注。(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英国路透社、日本朝日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英国B B C都向汪洋发问:乌坎事件圆满处理有没有什么经验?为什么允许乌坎村进行民主选举?会不会担心这种影响扩散到其他地方?   汪洋笑着反问:“我先采访一下你们,为什么对乌坎事件这么有兴趣?”   凤凰卫视记者回答,乌坎事件的处理对于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汪洋说,关于乌坎事件,刚才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认为在民主选举上开了先河,凤凰卫视记者则讲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我实事求是地讲,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汪洋接着说,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今年下半年广东将召开全省性会议,把从乌坎这个点上取得的经验、吸取的教训用于加强全省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路透社记者问汪洋:您近日在谈改革问题时明确提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准确地说这些利益集团有哪些?怎么来打击?   汪洋回答:我记不得我的原话是不是如你刚才这样表达的,但我说过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之争,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在广东充分发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也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取向。朱小丹省长刚才讲到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时提到的政府内部维护部门审批权力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表现。所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影响,党委和政府要首先从自己身上开刀,从自身的改革做起,并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影响。“只要各级党委、政府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就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胡键 谢思佳)    新晋省长朱小丹首次参加全国人代会,昨在广东团开放日强调:   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 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   朱小丹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在37分钟的发言中65次提及改革。   “改革总会有微词,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但不改革是最大的危机。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我们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口头上说改革还是实际上去促改革,这是一次很大的考验”。新晋省长朱小丹昨天首次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亮相时,提及并引用人民日报评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在37分钟的发言中他65次提到“改革”一词。朱小丹表示“这次我们确实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并现场请代表们都来监督政府的这场改革。   “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   广东代表团昨天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对中外媒体开放。包括朱小丹在内共有6名全国人大代表发言。这是朱小丹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也是第一次在人代会上亮相发言。   “因为我是全场唯一一个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的代表,所以今天也是我申请最后一个发言,想先学习,所以我这个发言也是个见习的发言”。朱小丹这样开始了他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召开的几个小时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对今年工作的部署中提出,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这讲得非常深刻,也给我们很深的启发,”朱小丹说,“对当前广东正在着手深化的改革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广东是靠改革发展起来的,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实际上还是离不开改革。”   在朱小丹看来,广东的转型升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即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一个就是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   “这需要深化改革,使广东率先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朱小丹说,“改革是转型升级的应有之义,同时改革又是转型升级的根本之路,坚定不移地走改革的路子,就像20年前小平同志讲‘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最关键的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当前广东深化改革的任务是全方面的,应当说涉及到多个领域,但是在这么多个改革任务当中,我个人理解最关键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即理顺政府职能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当前改革最关键的一项任务还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朱小丹说:这项改革的核心环节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就是要解决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这个问题解决了多年,但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成,这一轮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社会工作会议上表示,广东行政体制改革之路还很长,在此过程中要将“瘦身”与“减负”结合起来,通过简政放权和转变职能让行政体制实现化学变化。   “可减可不减的这次都要减”   谈及接下来即将对行政审批事项“动刀”的计划,朱小丹说:“这次改革突出的就是三个字,就是减、放、转。   减是减少手续,压缩审批,取消审批;放是将整个管理权限下移,把一些该由下一级承担的管理事项下放,转移给基层政府,尤其是县一级、镇一级的政府,面向基层;转则是政府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把一些需要转移的政府管理职能转移出去。这三个核心任务应该是“减”,凡是可减可不减的这次下决心都要减,同样放和转也是这个原则,即使当前社会组织培育不充分,也要加快培育的步伐,加大培育的力度,创造条件来做。   “我想这次改革省委的决心很大,政府的决心也很大,各个部门行动也都非常快,我们确实有这个感觉,政府的审批制度不改彻底,政府的职能转变最终会是一句空话,不可能真正地落实。”   “减少审批可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这不是唯一的目标”,朱小丹说:“减少审批最根本的就是政府职能的功能归位,今后要尽可能减少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过多地取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这是最重要的,只有做到这一点,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进一步完善起来。”   “希望其他企业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基层群众代表都来监督政府这项改革,促成这项改革。”在结束发言时,他再一次强调:“这次我们确实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真正理顺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能够通过这轮改革来加快推进完善广东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幕后   汪洋提出“下决心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朱小丹在昨天的发言中透露了汪洋提出“下决心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幕。   “今年在春节前汪书记听了顺德改革的汇报,明确地指出我们当前的改革要突破审批制度的改革,也点到了一些主要的政府部门,比如说发改委、工商局等等”,朱小丹说:“在审批当中,包括一些备案———明为备案实为审批,备案的文件出不去项目就动不了,汪洋书记就提出要下大的决心,进一步推动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说这么多年来,在省委领导的努力下,这项改革一直在推进之中,政府的审批事项已经大大地减少,现在就是根据形势的要求,根据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推动科学发展的要求,要把这场改革搞深入、搞彻底”。   据朱小丹介绍,省政府已将所有行政审批权限的部门集中起来开了一次工作会,采取自报申请的办法,拥有审批权限的部门把自己的审批权限定出来,哪些可取消,哪些可以下放,哪些可转移,逐一由他们先提出方案,保留的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   ●声音   “这项改革的核心环节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就是要解决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   “回顾以往的经验教训,审批过多过滥,再加上审批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这样就必然产生腐败,这样的例子确实太多太多了。”   南都特派记者秦鸿雁 薛冰妮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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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汪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大陆政治生态中日渐凸显出两种模式:重庆 “ 唱红打黑 ” 、崇毛左转与广东 “ 掀起思想解放 ” 、 “ 第二轮改革 ” 。两雄争锋,扬蹄较劲,已展示出两个风向和两条道路明争暗斗的发展趋势。 重庆的 “ 唱红打黑 ” ,主要想争取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而开放改革派的 “ 思想解放 ”“ 二轮改革 ” ,则更想借助于知识分子的力量推动。近些年来,“左”派与开放改革派尽管明争暗斗不止却又相对隐晦、含蓄,但最近随着中共 “ 十八大 ” 的临界,“左”派开始 “ 唱红中国 ” ,左潮进京;同时重庆官媒及网络水军,不断抹黑南方报业,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引起民众特别是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反弹。而广东掌舵人汪洋借势而动,走向前台,突然发力,借助于 “ 骂娘论 ” 、 “ 忧患论 ” 、 “ 反腐论 ” 和 “ 政绩论 ” 、 “ 蛋糕论 ” ,向全社会发出重要政治讯息。 2011 年 4 月 22 日,重庆因报复律师揭露 “ 黑打 ” 黑幕的 “ 李庄伪证案第二季 ” 检方被迫撤诉后,当地有一个网民在微博上编造了 59 个字的故事,讥讽重庆 “ 唱红打黑 ” 拉屎,便被判劳动教养一年。此案随即引发舆论轰动,导致网上恶评如潮。为此, 2011 年 7 月 5 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线与网友交流时,称网络问政首先应该是平等的问、虚心的接受,不计态度、不问来历。特别是他极有针对性地提出 “ 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 ” 。此 “ 骂娘论 ” 一出,即被外界视为是剑指重庆,言论治罪,迫害异己,在民间赢得喝彩。 建党 90 周年前夕,重庆反击舆论对其 “ 唱红 ” 批评,发表以《〈歌唱祖国〉等救国建国歌何罪之有》为题,在重庆市委机关报大加渲染,再推唱红歌,颂党恩,全国歌舞升平热潮。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却反其道而行之, 6 月 26 日也在省委办公厅的 “ 党员生活会 ” 上,发表讲话,称 “ 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重要 ” 。汪洋意味深远地说, “ 不要让鲜花掌声淹没群众意见,不要让成绩数字掩盖存在问题,不要让发展成就麻痹忧患意识。 ” 广州《羊城晚报》为此发表标题特别将 “ 增强忧患意识 ” 和 “ 歌颂辉煌 ” 用红黑字体对立彰显,其政治用意一目了然。针对社会普遍质疑重庆重庆运动式的反腐 “ 打黑 ” ,罔顾程序正义,甚至报复律师,吸眼球,搞效应等新闻炒作, 7 月 12 日,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参加分组讨论时特别强调, “ 广东不会搞运动式的反腐败,不能搞痛快一时,更不能搞乱打一顿 ” 。汪洋此 “ 反腐论 ” 发言,明显是毫不隐讳地批判了重庆一阵风的 “ 运动模式 ” 。 重庆不断利用媒体造势煽情,大搞面子工程。诸如红色卫视、红色主题公园、千人唱红歌唱团炫耀北京等等,一项比一项更肉麻。为此, 7 月 12 日上午,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作主题报告时,又刻意发表了“功成不必在我任期”讲话,声称不搞所谓的 “ 政绩工程 ” ,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这就是汪洋风靡网络,并引发热议的 “ 政绩论 ” 。当然,踢爆网络舆论的还有汪洋针对重庆所发表的 “ 蛋糕论 ” 。 7 月 3 日,重庆掌舵人在会见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时说,与其他地方 “ 先做大蛋糕再分 ” 不同,重庆这几年的发展思路则是倒过来,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 7 月 10 日又在重庆召开 “2011 中国农村经济论坛 ” 上表示,重庆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然而第二天,汪洋便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分组讨论时针锋相对地说,现在要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 “ 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 ” 由此,这两种不同的 “ 蛋糕论 ” 便开始在舆论界、政坛膨胀、发酵。 明眼人看出,重庆偏向的是毛泽东时代的 “ 公平 ” ;而广东偏向的是邓小平时代的 “ 效率 ” 。其实,做蛋糕重发展,分蛋糕重分配。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眼下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怨沸腾,解决好分配应是主要矛盾。汪洋借 “ 发展 ” 要压倒 “ 分配 ” ,显然不为百姓所理解。为此,重庆抓住汪洋的 “ 蛋糕论 ” , 7 月 17 日又在重庆日报发出《重庆:如果出现两极分化就仅仅能体现 “ 一个代表 ” 》文章,文中锋芒毕露的说: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 “ 一个代表 ” ,即仅 “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 ,而代表不了 “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 ,也代表不了 “ 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 ,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 记得重庆掌舵人走马上任后,就迎来老将军后代“唱红”合唱团全国巡演重庆首演,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大肆涂红重庆脸谱,招之不少人质疑重庆返 “ 左 ” 倒退。然而,重庆反复强调:不怕人说自己 “ 左 ” ,不管别说 “ 三道四 ” 。从政治权力传承的渊源上看,作为红色贵族之大员,要想窥视未来权力高端,是一定要充分挖掘、利用其血统资源的。更何况当今中国贪污腐败,分配不公,官民矛盾、贫富冲突激化,更不会放过政治投资的民意源泉。于是,重庆便由聚集左派势力与红色贵族阵营的 “ 唱红 ” ,发展到争取普通百姓与弱势群体的 “ 打黑 ” 。然而,在当今中国, “ 唱红 ” 并不一定就说明自己就真红,“打黑”若不遵循法制与法治的轨道,本身则也就与黑无异。 就在重庆 “ 唱红打黑 ” ,返身向左时,汪洋却在广东 “ 掀起思想解放 ” 与 “ 第二轮改革 ” 。记得, 2008 年汪洋就要求广东以 “ 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 ” ,要 “ 杀开一条血路 ” ,引起舆论轰动。接着汪洋又大言要破除 “ 言塞湖 ” ,博得不少知识分子与新经济阶层人士的好感。为此,人民网还刊发《汪洋剑指 “ 言塞湖 ” 振聋发聩》文章。 2010 年 1 月 5 日,南方日报等广东各大媒体皆在头版头条刊登大幅标题《深刻认识胡锦涛对粤新期待》图片与文章,接着又刊发了《广东掀起 “ 第二轮改革大潮 ” 民众利益决定成败》文章,并迅即登上新华网首页。该文大肆宣传广东改革勇闯深水区: “ 简政强镇 ” 事权改革试点; “ 行政三分 ” 改写国内城市 “ 两级政府四级管理 ” 的现状;重大事项不过政协不落槌、政府越权决定人大可撤销等等政治议题,与重庆一言九鼎的 “ 唱红打黑 ” 模式叫阵。 2011 年 7 月中旬,汪洋在省委全会的分组讨论上与代表交流,要求 “ 列席代表不要光带耳朵来,还要带嘴巴来! ” 他说,要发出基层的声音。汪洋连续发出 “ 幸福广东 ” 、 “ 公平正义 ” 、 “ 小政府、大社会 ” 言论,还对一位记者提出建议说: “ 记者需要去挖掘基层的声音,我们都说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所以不要把人民群众的声音变成沉默的声音。群众的话语权非常小,要想办法让基层群众发出声音。 ” 汪洋的这些说法,其实与人民日报评论部自 2011 年 4 月 21 日起连续发表的提倡 “ 以包容心态对待 ‘ 异质思维 ’” 、 “ 用公平正义消解 ‘ 弱势心态 ’” 、 “ 倾听那些 ‘ 沉没的声音 ’” , “ 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 等   “ 关注社会心态 ” 系列评论,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汪洋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据悉,重庆设计的路子由三步构成:第一步是打黑,第二步唱红,第三步是共富。目前,第三步已经进行到关键环节,其在北京的人脉也公开表态支持。比如,《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周衡义的文章《重庆探索共同富裕》,此报道立刻被重庆宣传部门升级为 “ 重庆探索是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探路 ” 。然而,重庆主导的打黑负面效果日渐显现。比如司法权力全面扩张,一些地方对本不够立案条件的案件立案并经公诉而审判,形成了一条龙式的对单个公民的严打作业。律师业内人士估计:此类案件仅 2011 年至少有 5 万起以上;公检法三家办案人员至少从每个案件上勒索 3 万元好处费,贪腐总额不算大,但是涉及面十分广泛。 公检法办案人员流水作业进行 “ 合法的敲诈勒索 ” ,再一次证明政法体制是腐败的温床。在另一方面,这种机制也进一步地制造了官民的对立。广东的乌坎事件之初对薛锦波等人的抓捕以及薛锦波死于看守所,就是整个国家权力体系对单个公民严打的个案。由于此种机制造成的社会不满情绪会在特定时点爆发出来,当局的维稳压力也越来越大。尽管以上状态不全是重庆打黑负面影响的结果,但重庆打黑变质为黑打,却是最新与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据北京一位在最高人民法院通联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高干说: “ 李庄案件是佐证,是司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 另外也有专家表示: “ 打黑变成黑打是 ‘ 重庆病 ’ ,其传染性质十分恶劣。 ” 重庆现在已不再提打黑的事情,而是用肯定唱红来表明自己的高层支持率。有了这个基础,又在人大、政协 “ 两会 ” 期间大讲共富概念。为了让共富概念有可测量的维度,声称“到 2015 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 2.5 比 1 ,基尼系数压到 0.35 。但问题是,不仅重庆而且在全国各级 “ 两会 ” 中,暴富阶层是重要构成部分,要从这些人口袋里弄出钱来救济穷困百姓,无异于与虎谋皮。纵观历史,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掌权之前都说要重搞社会公平,但最终他们均与巨富阶层形成了共谋。中下阶层能够 “ 致富 ” 或 “ 脱贫 ” 的手段就是投身战争,从异国抢掠回来大量物资与钱财。为了保证暴富阶层不对“共富”概念产生疑惑,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曲线表达心迹: “ 共同富裕绝不是 ‘ 劫富济贫 ’ ,更不是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 但有学者认为,当今中国整个社会已经不存在实现共富的制度基础,重复前苏联的 “ 休克疗法 ” 治理危机才是出路,凭重庆地方的一己之力,难收普遍的制度示范效应。 “ 重庆病 ” 具有传染性,正如前述司法权力体系一条龙式地对单个公民进行严打一样,全国都在染病。毫不夸张地说, “ 重庆病 ” 是当今中国的 “ 政治非典 ” 。 一向以政治开明著称的广东也受到了 “ 重庆病 ” 的感染。比如,对于广东汕头海门镇民众抗议华电项目的群体事件,虽然表面平和处理,但汕头市市长郑人豪对媒体公开放言 “ 部分人非抓不可 ” ,因为那 “ 部分人 ” 是受了境外媒体的影响, “ 居心叵测,完全与群众的合理诉求相违背 ” 。郑人豪的论调与北京高层表扬的 “ 乌坎转机 ” 之良苦用心完全相反。 其实,重庆和广东,在大陆的政治上有着共同性,即维护政权的稳定与传承。然而这并未能掩盖在同一战场上所代表的不同权力与利益所产生的不同路线。而今日中国,公民普遍期盼宪政变革,因为只有在宪政框架里,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也才能真正有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 “ 排除特殊利益干扰,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改革,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 ,这是眼下的当务之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刚刚出版的财新《中国改革》月刊 2012 年第 2 期发表署名文章《对新一年的期待》,提出上述观点。吴敬琏称, 2011 年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继续发酵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高速度的增长,各地在改善民生的政策设施上也有所建树。但过去几年被短期债所掩盖的诸多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这些问题的症结,吴敬琏认为,在于 1992 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着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不再像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前进。 吴敬琏指出,国有经济和政府部门的改革滞后,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在此之下,中国社会存在 “ 向何处去 ” 的问题,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面对这样的形势,除了法治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哪个跑得更快,还面临着改革和革命的赛跑。 显然在广东, 改革和革命的赛跑中,改革跑在了前面。 2012 年 2 月 1 日,乌坎人 40 年来第一次公开选举,村民们积极参与, 18 岁以上的村民都有选举权, 8 、 90 岁的老人都参加了选举,就是一个明证。 2 月 1 日,据村民介绍,今天的选举是为 3 月份正式选举村委会做前期准备工作,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派人到村和几十个村民共同组成公证团,共同监管选票,乌坎的代表林祖銮和东海镇官员欧阳为总监管。 10 几个警察进村维持秩序,也有世界媒体 20 多人到乌坎,报道他们的选举情况。村民今天特别高兴。 一村民说,这是我们村第一次公开,公正的选举。这么多年来,第一任的村长当了 40 多年,我们都不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听说老人 8 、 90 岁都不知道有什么选举,不要说我们年轻人了。这是第一次,所以比较重视,只要满 18 岁,都参加。至少我们打败了贪官。另一村民说:因为要公开选村干部,不是以前那种没有人知道,或者暗中操作、蒙蔽所有的人。现在我们村民都有权利票,可以投票,今天的投票率 85% 以上。 村民表示,这还不是他们最后的胜利,他们还要把被贪官出卖的土地要回来,账目要查清。接下来一个大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解决,我们几个月以来的这个心愿。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我们乌坎村委会的成员全部成立起来,然后做事就可以有头有尾,不是中空。村民透露,过去村里的土地被贪官卖掉,生活非常艰难,家里人口多,连买地盖房的钱都没有,但村官开着豪华车、儿子拿大钱做生意,钱从何而来?你看他们当官的,坐的小车上百万,住的别墅装修的象皇宫一样。那些钱都从哪里来?还不是卖土地的。村民表示,他们过去上访多少次,没有任何结果,是他们的抗争、他们在被围困的日日夜夜的团结一心,才换来今天的结果。村民非常感谢媒体对他们的帮助支持,欢迎所有的朋友到乌坎来。…… 听了乌坎村民的表达,人们就会明白:汪洋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不仅有广大的老百姓,还有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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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通过网络了解民意

  新快报讯 记者 刘操 通讯员 徐林 胡键 岳宗 报道 大年初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省长朱小丹,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省委常委、秘书长徐少华来到省信访局,看望慰问信访干部,调研指导信访工作。这是汪洋到广东工作后连续第四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到省信访局看望慰问信访干部。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触网”   汪洋、朱小丹现场观看了“广东网上信访大厅”的演示。汪洋说,今年省信访局要继续完善和充实“广东网上信访大厅”的服务功能和内容,加紧推动省直单位开通网上信访分厅。各地级以上市要按照省的模式,于今年开通市级网上信访分厅,并推进视频信访向县(市、区)延伸。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触网”,广泛倾听群众呼声。   汪洋指出,信访部门是沟通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重要桥梁,做好信访工作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扩大和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努力做好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期间的信访工作,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深入推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活动,主要领导干部要集中精力解决好重大疑难问题和其他领导干部难以解决的问题。要集中精力化解信访积案,继续强化领导包案,严把政策法律关和终结程序关,依法终结一批信访积案,防止出现“应结而不结”的问题。要加强信访调研,及时收集社情民意,加强深层调查研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解决民生问题是治本之策   汪洋强调,要狠抓源头治理,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解决群众关注的民生问题,是从源头上减少群众信访的治本之策。二要认真落实和完善政策。政策是解决问题的依据。三要不断提高基层预防和化解矛盾的能力。基层是解决信访问题的主要关口。要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日常化、制度化和长效化,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朱小丹在讲话中指出,信访工作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密切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的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省政府领导将继续关心支持信访工作,亲自督办信访案件。政府各个部门要在信访工作中积极发挥作用,并为信访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不断支持完善信访工作软硬件建设。   汪洋特别强调要做到“六个善于”   一 善于倾听意见   倾听就有个姿态要求,不是“往后仰”,而是要“向前倾”,贴近群众、尊重群众,要让群众把话讲清楚,并从中听出门道、发现症结。   二 善于化解积郁   信访工作首先是个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工作,要掌握信访群众的心理,做好疏导和调适工作,善于化解他们的郁闷,让群众有说理的地方,为信访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条件。   三 善于调度力量   信访问题涉及各方面,信访案件交办时要调度好方方面面的力量,要讲究方式方法,提供信访的工作效率。   四 善于协调矛盾   信访部门要在案件中更公正地去协调矛盾,在解决各种矛盾中找到“最大公约数”。   五 善于发现共性   信访部门是党和政府了解群众意愿和诉求的重要窗口,大量信访案件都带有共性、规律性和苗头性的问题,这对于党委政府判断形势、确定任务、正确决策非常有益。   六 善于提出对策   要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信访工作处理问题的方式,提出更科学、更合理、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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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崛起之谜

汪洋是汪道涵的侄子。汪洋的崛起,与汪道涵关系很大。 汪道涵当过一机部副部长,上海市长等。他与江泽民关系很深,是江泽民的大恩人。 汪洋30多岁出任铜陵市市长时,正是1989年后,保守派复辟,邓小平为了打击保守派,推进改革开放,需要改革开放干将时。1990年,汪洋在安徽铜陵市长任上的开放表现,被人民日报报道。这其中的奥秘,可能是汪道涵探知上层的动向,向汪洋指点迷津,建议汪洋在改革开放上大作文章。邓小平南巡上海时,路过合肥,特意要见汪洋,对汪洋非常肯定。后汪洋被提拔到安徽省计委任主任和副省长。不久,江泽民和朱熔基把汪洋提拔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很快,汪洋就当上了国务院副秘书长。在国务院副秘书长任上,汪洋得到朱熔基和温家宝的喜爱。 胡锦涛也是重用汪洋的。汪洋当过安徽团省委副书记等团的工作职位。汪洋算得上是团派人物。 汪洋后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应当是胡锦涛和温家宝提拔的结果。 从历史上汪洋的升迁来看,汪洋得益于很多人的提拔重用。江泽民也提拔过汪洋。那么,汪洋是不是在江胡斗中脚踩两只船?我认为,不是。汪洋在广东的表现,是跟定了胡锦涛。理由很简单,胡锦涛是今日掌权人,江泽民是昨日过气政治明星。而且,胡锦涛过去对汪洋的提携,显然比江泽民对汪洋的提携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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