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精选

在中国,强拆是有法律依据的

细细品读这些条款,法律到底是站在被拆迁人一边昵,还是站在拆迁人一边呢?在实施裁决时,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和同级人民政府会站在哪一边呢?不服裁决,则“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 强制拆迁 ,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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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新中国”?三问宜黄官员

  “当大家都在对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以上节选自“宜黄官员惠昌”给媒体的信                                细察官场思维中的价值次序   “这信未必是宜黄官员所能写出,不管出自哪个枪手、官员,但这个来信的思想可以说代表了当今官场的主流思想,虽然是替宜黄官员辩护,却并不如财新网所说的只代表基层官员的想法”。这是笔者通读来信的深刻印象。   可以说,解剖这封来信,对了解现实官场的真正心态,有很重要的意义,辩驳这份信中的思维,也有正本清源的价值。尽管,犹如宗教信仰,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这种思想的交锋,辩论、未必能改变官场思维,这种思维惯性,有很深的渊源,现在是身后有余忘缩手,要等到眼前无路想回头时,或许有一部分官员才会反思。   可以说,不改变官场主流的发展观,什么价值优先,不但拆迁死人将会继续,而且,中国将只能一条道走向黑,政治文明将无法平稳实现。   这封信,分了五个部分,官员眼中的事情始末,媒体的不良作用,宜黄政绩,强拆无奈有益,最后一部分是深层原因,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对于来信,无须一一辩驳,如对截访的美化,对政府发展GDP政绩的罗列,笔者只想分析其中的三个问题,一,强拆带来的城市化是否真有益于全体民众?二,媒体的作用,什么样的双刃剑?三,双输的局面是人民的责任还是政府的责任?而在这三个问题背后,更关键的是,什么样的价值是目前政府优先考虑的,价值次序,实际会影响人的决策。如稳定压倒一切,如集体利益比个人利益重要,如实体正义比程序正义重要等。笔者认为,当今官场已经走出了非黑即白的模式,但是,由于很多价值在现实中是有冲突的,如城市化和私人财产的保护,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冲突,这些价值观的次序选择,实际上仍对民众权益构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可以说塑造了当下的”新中国”。                        一问:大政府真的能打造一个”新中国”?                             如来信所言:“如果中国地方政府能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所谓的消极政府,不去积极干预经济和经济生活,就可以当太平官了,就不必去搞强拆了。但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民族复兴、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积极政府是当代中国现实和必然的选择,尽管它非理想模式”。   先不谈来信对西方国家政府太平官的误解,我们不妨来回溯下,中国政府角色在建国以后的变化。   在改革开发前,中国完全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加上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毛泽东搞的文革,不但是民不聊生,而且是史无前例。等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时,中国经济正濒临破产的边缘,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有魄力的领导人改变了原本的计划经济,走上了原以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的市场经济,继而,一步步地进入了WTO,这是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架构,如今的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再也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人民也通过改革开放,既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看到了周围世界的不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传统,以及在不同的这种体制、文化下,人民生活的天差地别,近到东邻的苦难,远到欧美的发达,可以说,现在,明眼人是不会再受帝国主义生活在水深火热,需要我们去拯救的宣传之中。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之路,是政府逐渐退出对经济的调控,从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可以说,之前是要输出革命,拯救世界,现在又走向另一极端,追赶发达国家,实行民族复兴,跨越式发展恐怕不是喊了几年,于是,不切实际的举动,拔苗助长的政策都纷纷在追赶模式下出台,其中,最重要的模式是,政府无限责任公司的普及。   终究是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政府从一种全能中央计划经济,转化为大量地方无限责任超级公司,追逐GDP,追逐利润最大化,如同一个市长写的《市场经济学》,市长既有市场,又有权力,最终变成无人能敌的市场怪物。对公司来说,政府公司比它多拥有行政、司法、媒体等公权力,对其他类型的政府来说,它又是逐利而行,既有公利,又有官员的私利,混杂其中。这种超级怪物就是现在世界上和华盛顿模式竞争的中国模式。   如信中认为印度比中国落后的原因,大概就是印度没有中国政府这种强势。且不说,中国是否真的比印度发达,这种比较模式,如不是比GDP总量,而是民众的幸福指数,印度恐怕远远比中国先进。10月2日出版的《经济学家》预测,印度的私营经济发达的模式,长远将超过中国的官办模式,理由之一,是众多的私营经济比官办经济要有活力。一旦权力过大的超级公司遇到一个坏老板,多年积累,毁于一旦。其实,这种模式的好坏,说实话,外国人没什么说话份,犹如鞋子是否合脚,只有我们中国人才知道。宜黄钟家,并不是拆迁中的极端例子,我们中国人对矿难,高房价,看病难,毒奶粉,司法不公,高税收,受罪难道还不够吗?   坦白说,中国大部分官员都可能出国考察过,但是,大部分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学习过,他们看到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楼,汽车,公路的模式,但是,没学到背后的市场经济,法治,新闻自由,容忍异己,乃至公民社会的土壤。于是,中国政府的现代化,只学到了器物上的现代化,犹如晚清,以为买了洋枪洋炮,机器轮船就是现代化,对于最难的,要自身革命的制度、文化现代化,却不肯学,也不愿学,要为自己找一个理由是很简单的,如宜黄官员来信中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民众不适合民主、法治,搞民主,社会要乱,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可以说,确实有其内在动力,大部分现在是一种政府主导下强行的城市化,政府的目的,出发点,大部分确是为公益,同时,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官员私利。征地、拆迁、买地,这些土地财政钱,除了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其他大部分投在自己身上,而公共设施建设,既可以做形象工程,又可以趁机中饱私囊,公益私利两不误,何乐而不为?真正需要投入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又有多长成绩?强拆拆出的一个”新中国”,只是一个硬件,而光鲜的硬件旁边,多少人失去土地,多少人失去健康,多少人失去希望,最惨的,如宜黄钟家,还要失去如歌年华的亲人。这种以高楼、公路为代表的”新中国”,对所有的人有益?再如,”新中国”城市中打工的几亿民工,又有多少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待遇?城市真是他们的家吗?户籍呢?六十年前,”新中国”成立了,为了那个苏联模式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生命,时间,整整几代人被误,要说,那时的官员都是为了权力斗争,也不是事实,谁都有一些正面的考虑。但,为了一个乌托邦,不管是”新中国”,还是“民族复兴”,就可以以此作为折腾百姓,草芥生命的正当化理由?   什么样的”新中国”?官员眼中的”新中国”,就是这幅虚拟的城市化的图景,即使最清廉勤政的官员,也就是按照这幅图景,利用手中无法制约的权力,强行画就,完全不管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死活,满脑子是,我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居然还不领情。一副家长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这封宜黄来信中的口吻,活脱脱的父母官的样子,这21世纪的世界上,官场还是这种思维,真的和东邻那种,“我们很幸运,有领袖家族保护我们”的话,无非是五十步到一百步的区别。可笑的是,这些官员听到东邻这些说辞时,还会笑话东邻,这些人拥有无限制的权力,真不知是他们的悲哀,还是民众的悲哀?当政府官员画就他们的”新中国”时,民众有多少权力来画就自己眼中的”新中国”?NONE。   中国官员的家长制,政绩考核机制,上面任免,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官商利益交错等弊端,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完全忽视民众利益的官员,可能升迁的机会更大。因为,如果顾全了民众利益,可能不能强拆了,可能无法吸引投资了,最终,由于没有GDP政绩、城市化成绩,从而被淘汰,久而久之,强悍的能吏就是官场标杆了。宜黄肖建国,就是一例。   可以总结说,当今官场中,大政府模式及其背后的新乌托邦目标,是现在不尊重私有财产,甚至不尊重法律的主要原因,目的正当,手段变通(甚至违法)都没关系。犹如斯大林所说,胜利者不受谴责。对官员来说,高楼大厦公路汽车多了,GDP高了,就是升迁,升迁者不受谴责,毕竟如宜黄那么出事的,导致县级官员去职的,到目前是第一个!死了多少的拆迁户,才动了一个县委书记,可见官场集体主流意识之顽强,而且,肖建国不是免职,风波停息不久,会异地任官。而为什么出现肖建国去职,就是第二个问题,来信所说的双刃剑:网络民主。                     二问:网络民主对中国社会真的是双刃剑?   宜黄来信说,“这个事件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在让人们为舆论监督叫好的同时,也让人们隐约地感到“笔杆子杀人”的厉害,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这次事件,从某个角度看,如果把事件的升级以及相关领导被处理看成是一种草根民众维权成功或胜利的话,那么与其说是钟家的胜利,不如说是记者的胜利,是互联网式民主的胜利。互联网式民主的出现显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不过它也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也很容易走它的反面。”   显然,来信的作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说服模式是,既会描述一个事物的两面性,但是,又会点出其偏好。在互联网式民主的一段中,显然,作者在警告社会,尤其是政府,对互联网民主要警惕其走向反面,反面就是笔杆子杀人,甚至,对政府威胁。   说实话,在相对宽松的互联网上,谈不上什么互联网民主,最多是互联网式的新闻自由,和狭义民主无关,虽然广义的民主包括新闻自由,法治,市场经济,显然,作者用的民主不像广义民主,而合适的是新闻自由后面的民意反映。   为什么中国官员怕互联网、怕新闻记者,就是因为,他们对付上面有一套,甚至,上下本来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或者说,是官场的小圈子。到了宜黄县委书记一级,或者更高的官员,上面没有奥援,身边没有权力小圈子,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只有没有新闻报道,互联网民意影响,导致圈子外的政治人物对此批示,官员几乎是肆无忌惮的。而民众的注意力,新闻媒体的资源毕竟有限,犹如反腐败一样,谁碰到,谁倒霉,这种非制度性制约,也是官员心态不平衡的因素。官场对记者的爱恨情仇,也是因为他们掌控不了外地媒体、网络媒体,一旦能掌控,他们一样不怕。说记者笔杆子杀人,实乃笑话。宜黄强拆案,要不是媒体记者介入,伤者极有可能都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而官员无非是去职而已,谁杀人,谁救人,不是很清楚吗。   要是没有互联网,中国地方政府这些超级公司,真的是什么都不怕了,上面要依赖他们发展经济,赶英超美,以在国际上有面子,下面民众怕他们的公检法,城管,对付拆迁,只能自焚以抵挡,这超级公司虽然没超过美国,但是肯定超过秦始皇了,至少,秦朝没有电视台、报纸可以进行思想控制。   网络固然有其负面,但是,限制在色情,犯罪方面,对言论自由而言,真是对中国难得的出气筒,如果社会要稳定,就必须进一步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制定新闻出版法,官员眼中的双刃剑,最多是一个对着无法制衡的权力而言,确实是剑,对于百姓,无疑,手中的是剑把,双刃剑,哪怕是金蛇剑,都对自己有大益。                       三问:双输局面是民众的责任?   当官员说发展的政绩时,往往不忘颂扬伟大的党,政府,领袖,但出事了,责任就在民众。宜黄来信中谈到宜黄的政绩时,也把历任领导放在百姓前面,在谈及维权途径时,来信说:   “我们精心为公民打造设计的现代救济方式——法律武器,老百姓弃之如敝履,仍然习惯选择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而且的确只有这样才有效果,这和几千年前的拦轿告状有什么区别?由此,笔者想到一句很经典的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谁都知道,就是因为司法不公,地方官员一手遮天,才会有信访制度。试问,拆迁制度的设计合理吗?即使走司法途径,拆迁价格是政府定的,起诉到法院不影响拆除,司法听命于政府,是百姓把法律弃之如敝履,还是政府拿一个充气娃娃来糊弄百姓,百姓识穿把戏,从而走向终极权力中心,上级领导。我国公开强调不是一个分权制衡的制度,一切都在党的领导,地方党委书记就代表党,你除了向上级党委拦轿,又能如何?民众既无法律制定的权力,又没有把官员选下去的权力,更没有和上级政府官员合法沟通的渠道,除了拦轿,还能如何?   拿这种理由去责怪什么样的人民,岂不是对人民的侮辱!   然而,官员总归有理由把中国不民主,不自由,归结到百姓素质上去。不能搞乡级以上选举,是因为民众素质不高。民众爱上访,也归结于民众素质。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官员素质不高,是因为官员乃至民众,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官员的素质。似乎很有道理。其实,是游戏规则不一样,民众无法把民众中的优秀分子选为官员,而现在的上面选官制度,是列币驱逐良币。同样的中国人,香港、台湾为什么就能多法治、民主,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哪些把持了制度改革大权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找出种种借口,民众素质无疑是最好的借口,这也就是为什么歪用鲁迅文章的妙用,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南北朝鲜是同种同族,东西德也是,为什么不同的制度下,不同的社会?不是民主素质问题,而是官员素质问题。中国的官员选任,制约制度不改变,拿人民素质为借口的文化,将不会改变。   我国的官场受集体主义教育多年,忽视个人利益,现在又在做民族复兴的大梦,已经忘了民众追求的,只是,一套房,稳定的工作,老婆孩子们热炕头。这样的任劳任怨的民众,也懂得为真正的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个体利益,牺牲也要利益平衡,其次,民众清醒地看到,为了虚幻的复兴梦,以及复兴梦后面的官商勾结,官场升迁,他们再不愿这样傻乎乎地被骗,这种个体觉醒之后,迟早是制衡超级公司的眼中钉,谁是谁非,历史总归是站在民众一边。                             结尾:出路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只有一条秘诀,就是给民众经济权利,有私有财产,有市场空间。中国接下来的发展路径,也只有一条,赋予民众政治权利。别无其他中国模式。传统儒家的新中国,孔子说,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其着眼点在人的幸福指数。苏联式的新中国,就是政府带领民众走向乌托邦。笔者眼中的”新中国”,是希望一个有秩序,权力有法治制约,民众私权受尊重,既有政治权利,又有经济权利的中国,不在乎是否金碧辉煌,不在乎GDP总量,同时,走向这个“新中国”的过程,要从尊重私有权利开始,不要跨越式、大跃进,有多少条件做多少事情;要有程序正义,制定良法,严格依法。钟摆多年摆向在强势政府一边,似乎现在,钟摆应该摆回私权这边了。   中国要展开有序的改革,必须先改革官场的思维。然而,当下的官场似乎不可能再展开,如以前真理标准大讨论那样的头脑风暴。很多官员自以为是,有独绘蓝图的自大,有公共设施的光鲜,加上世界第二的总量带来的陶醉,可以说,现在的官场已经失去了自我革新的动力和魄力。要出路,只有一条,痛苦的现实,告诉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官场,你们的时间到了,该到站下车了!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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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黄官员撰文谈拆迁自焚:没强拆就没新中国

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但舆论并未完全平息。近日,宜黄县政府一位官员投书本网,对强拆自焚事件进行分析和梳理。本网认为,他的文章反映了基层政府和官员的一些看法,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故全文发表。从标题到文字,本网未作任何改动。此文不代表本网观点和立场,特此说明。–编者(新世纪周刊财新网) 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 慧昌 一起普遍的政府强拆工作,因为被拆迁当事人不慎烧伤,而成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也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小县一夜成名。目前,事态已趋于平静,被烧伤的当事人正在积极接受治疗,事件相关责任人已受到处理,政府各项工作已步入正轨。宜黄犹如一艘遭遇突然风暴而搁浅的航船,风暴过后又重新启航了。不过,事件对宜黄快速推进之中的城市化建设是一个沉重打击,要使这项工作完全恢复到事发前的发展态势尚需时日。笔者以为,在强拆烧伤事态基本平息之后,对整个事件作一简单分析和疏理是必要和有意义的。 事件发生始末 9月10日,宜黄县政府为新客运站建设进行例行的强拆动员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因处置不慎,导致3名被拆迁当事人烧伤,强拆动员工作遂因此停止,被烧伤的当事人在县医院初步救治后,因伤势较重转入省一附医院继续救治。事发的第二天,数张当事人被烧伤的现场照片出现在网络上,很快这些照片及文字报道被众多网站转载,从而引发了全国网民的高度关注。刚开始只是一些非主流网站介入事件的报道,几天之后,主流媒体介入其中,使事件骤然升级,并迅速上升为一起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最终引起了市、省乃至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9月16日,县委主要领导亲赴机场,安抚受伤者家属,劝说其放弃越级上访,就地解决问题。9月17 日,被烧伤的当事人之一叶忠诚在医院不治身亡,尸体被运回宜黄。9月17日,事件引发当地政坛地震,8名事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其中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9月18日以后,省市相关调查组进驻宜黄对事件进行调查。10月10日,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免去职务。同日,新任领导到岗。对此类事件如此严厉的问责,可以说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 无庸讳言,这一事件对宜黄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县主要领导遭遇舆论的强大压力,众多与城建和招商引资相关的项目基本停止。县领导的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善后和“灭火”工作,一些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遭遇重挫,全县上下对此事议论纷纷。很多人担心,如果因为这一事件导致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停顿,那么宜黄的发展可能后退五年。 媒体推波助澜 宜黄强拆事件发展成为公共事件源于媒体的介入,尤其是互联网的介入。从事发开始,整个过程都有记者跟踪报道,随时把相关情况发到网上。接受媒体监督本也是政府工作的题中之义。记者客观公正的报道,有助于社会公众了解事件真相,给存在类似问题的其他地方发出警示,促进当下正在火热进行之中的城市化运动健康发展。但纵观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一些记者的报道未必都遵循了客观公正性的原则。事件在网上传播开后,各种报道和评论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即指责当地政府、炮轰强拆政策、同情并声援受伤的当事人。当然这也没错,不过事情总要一分为二,站在中立的立场,考虑事发的前因后果以及当时具体环境,并且把事件放进我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运动大背景之下,对事件作冷静、客观、深入调查分析的报道也是需要的。 一些记者的报道显然与事实有出入,其中不少是记者的主观臆断。为了达到他们想要的某种效果,一些记者发挥其丰富的想像力对原始材料进行符合他们意图的筛选和剪辑。如,本是当事人把一床被子点燃从楼上丢下来,被写成人烧得像火球一样滚下来。如,把县委书记亲赴机场安抚当事人并劝说其放弃越级上访,就地解决问题说成是机场截访,甚至把当事人简单的上洗手间的小事,演绎成“厕所攻坚战”、“实现版保持通话”,并因此指责县委书记侵犯人权。有人对上传网络的照片进行了仔细辩析,认为如此高清晰和精准的照片,绝非业余水平,也绝非现场抓拍。因此,坊间有人说是强拆烧伤事件的发生、发展是某些人的阴谋(当然,意外烧伤不在其中),是政府上套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不过,包括记者在内的围绕在钟家周围的一些人,也许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他们也未必个个都是充满了正义的善人。这些人是不是造成钟家悲剧背后的另一只推手?他们除了“扶弱抑强”的目的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一点目的?笔者不敢妄加猜测。 这种用写小说的手法来描绘引起社会轰动的事件的手法,大概就是西方60年代所谓的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的“新新闻主义”吧。 显然,某些记者迎合和利用了社会公众的某些心理,力图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他们所希望发展的方向。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我国,以收入差距为突出标志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冲突,使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对社会、对政府存在一些不满,这些不满平时没有办法发泄,政府负面事件的出现,使人们找到了发泄的目标。再有,人在内心都有追求崇高的欲望,这就是同情弱者,鞭挞强者,匡扶正义。然而,这种欲望平时在现实生活当中,迫于各种压力实现不了,而在虚似世界里实现起来就容易多了,而且没有任何风险。当然,这也没错。 正是这个原因,政府的负面事件往往能够迅速抓住人们的眼球,引起网民的强烈关注和共鸣。其实,对于许多网民来说,对于事件本身的是非由直并不特别关心,当然,他们也没办法、没必要把事实真相弄得那么清,他们关注事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心理折射和情绪渲泻。 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也是负面事件迅速发酵的重要因素。人们宁肯相信弱势一方的种种说法,哪怕是这种说法可能漏洞百出,而不愿相信政府一方的说法,哪怕是这种说法合情合理。 这个事件发展到今天的结果,在让人们为舆论监督叫好的同时,也让人们隐约地感到“笔杆子杀人”的厉害,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这次事件,从某个角度看,如果把事件的升级以及相关领导被处理看成是一种草根民众维权成功或胜利的话,那么与其说是钟家的胜利,不如说是记者的胜利,是互联网式民主的胜利。互联网式民主的出现显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不过它也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也很容易走它的反面。 崛起中的宜黄 宜黄县近年来的发展是有目共瞩的。在短短几年时间,一座新城拨地而起,身在其中感觉与沿海发达地区几无差别。置身宜黄感受她的昨天和今天,宛如梦境一般。还有那一片片崭新的工业园区,工业有史以来真正成为这个县的经济支柱,尤其是塑料等一批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占有一席之地。这对于几千年依靠传统农耕谋生存的赣东山区小县来说是破天荒的,是具有彪炳史册意义的。统计数据表明,宜黄县2009年全县GDP 21.51亿元,是2005年的2.12倍;财政收入2.53亿元,是2005年的4.36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亿元,是2005年的6.19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24亿元,是2005年的4.85倍。 宜黄近5年的变化超过前10年,近10年的变化超过前20年。宜黄的发展变化,折射出了整个江西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变化。宜黄的发展变化是近年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赶超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个成功样本。置身宜黄,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脉络,可以闻到我们这个国家迈向世界民族之林的铿锵步伐声! 宜黄县这些年的发展变化,与近几任县领导的殚精竭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群策群力是分不开的。尽管其中也的确实包含一些领导急功近利争政绩的因素,但它客观上促进了宜黄的大踏步发展。尤其是县委书记邱建国,此人阅历丰富、办事干练、事业心极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县级领导干部,他在宜黄担任县长和书记的5年,正是宜黄发展最快的5年。老实说,宜黄县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能够在全市乃至全省脱颖而出,这个人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因为此,前几年传说他要调走,宜黄许多老干部联名上书市委,要求他继续留任宜黄。 当然,宜黄的工作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些干部职工对于领导关心下层干部职工较少、工资待遇较低等颇有抱怨,对一些单位无节制吃喝挥霍、一些领导以权谋私、一些权力部门办事索拿卡要、一些劳民伤财的工程,如“一大四小工程”,以及把大量的钱砸到新城区是否符合全县人民的利益等颇有微词。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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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暴力与权力意志

     江西宜黄县的拆迁自焚案,终于没有像已经有过的拆迁自焚事件那样“烧了白烧”。抚州市委作出的初步处理是,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拆迁副县长、县房管局局长副局长、交通局局长、公安局副局长等多人处理有差。   还记得成都唐福珍、江苏东海两位老龄父子的自焚,不仅未闻听说有什么人受到真正的处理,成都的一名城管官员甚至对自焚身死者进行了语言的戮尸。   不知道有过多少拆迁冲突,只有愤而捍卫房子的公民刺死刺伤了拆迁人员,才会被提交法庭;而公民的死伤难以损及拆迁官员的毫毛。   如果早有对拆迁暴行从决策官、执行官和“督战官”们的严厉惩罚,即使拆迁行为很难受到有效遏制,至少拆迁暴力不至于轻易出手。   拆迁已经发展到如此令人恶劣的程度,以至于既有执政权力集合各种官方力量去公行暴力,而且黑恶势力去也被引进以欺压公民;以至于绝望的反抗不会有任何官员顾念,自伤的公民在众目睽睽下也得不到阻止和救治。   抚州市对宜黄拆迁诸人作出处理,用了8天时间。8天时间里,宜黄县对三人自焚给出了一个自暴无良的解释,“风力作用”迅速成为一个流行新词。宜黄县还对自焚者家人外出寻求公正的行为进行了围追堵截。宜黄县甚至在这起事件中寻找“稳定”的踪影,而找来找去只找到了“患者病情稳定”这一项,随着79岁的自焚者叶忠诚不治身亡,可见“病情稳定”也不过是一个笑柄。现在,叶忠诚死去了,终于彻底稳定了,只是未知是否瞑目。   宜黄县拆迁诸人,或负领导责任,或负直接责任,正在立案调查。一死两伤的事件,可能仍然难以使哪一个官员受到刑事处理,权力的暴力足以逼死人命,但毕竟只是动手去拆掉房屋,而没有动手致人死伤,于是死伤事件仍然无碍执政者的自由。而且宜黄县两名党政主要领导的职务仍在,立案调查究竟会查到什么程度,还难说。公民已经押上了生命,官员至多只是不再当官而已,何况不再当官也未必没有起复之机,更何况这几乎算是迫出人命来以后丢官的首例。   就在抚州市对宜黄拆迁自焚事件进行处理之时,《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也终于有了一个回音。这个“条例”已在几个月前提出,曾经给人些许期待。后来却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直到这次宜黄事件出现,终于说是日前召开了专家研讨座谈会,专家称形成了草案初稿。   报道中通过专家之口透露的口风,并未超出几个月前广为人知的那些内容。而几个月过去,拆迁中的血泪又不知增添了多少。   这个条例迟迟未闻动静,曾有报道是地方政府有巨大阻力,因为拆迁征地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大利益,对它进行限制,使权力感到不便,都是一些地方政府不愿看到的。正如从宜黄县的拆迁自焚事件文告中,我们看到了政府发布公开信息时“权威性”的毁灭;在土地征收条例的博弈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地方政府作为“社会服务提供者”身份的失败,变成自利的权力掌管者。   在孙志刚事件中,我们看到一个青年的生命,使久受诟病的收容遣送制度迅速作古。拆迁中的暴力冲突已经十分普遍,生命付出不日而闻,而不足以使“拆迁条例”修正为“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惟一的原因不过是此中利益远远超过了收容遣送制度。   怎样使地方政府具有足够的财力去履行其地方治理职能,这涉及到地方与中央的事权、财权的划分。怎样建设一个较为廉价的政府,以降低治理成本,则涉及体制的深入变革。而现实的情况大概是,体制的深入变革几无推进,治理成本不断推高,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力增加有限而需要承担的事务越来越多,使得“土地财政”、“拆迁求发展”变成地方政府不约而同的选择,民众成为牺牲者。   无法肯定宜黄事件会成为拆迁暴力的终结。权力体制、利益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拆迁”变“征收”也未必就能消除拆迁这个时代的痛区。在醉人的广场、林立的高楼、宽阔的大道中,你可以读到发展的奇迹,但如果读不出那后面飞扬的权力意志,只能说是选择性失明。拆迁暴力,只是权力意志的一个侧面而已。                               2010.9.18 附记:   20日抚州市委、市政府传给新华社一份“宜黄县9·10拆迁事件情况”。这份“最新回应”,与此前宜黄县的“回应”并未有实质变化,在几个关键争议上,仍与拆迁户陈述有较大出入。   其一,关于拆迁补偿要求。抚州市发来的情况说明中表示,钟家要求过高,补偿协议一直未能达成。   其二,关于是否违法强拆。抚州市发来的情况说明中表示,对钟如奎的房屋拆迁资料齐全、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申请了行政强制拆迁,全程没有出现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关于着火原因。宜黄县有关方面与拆迁户也是各执一词。                 201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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