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

中時電子報 | 美:中共第五代領導人歸為兩派

     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23日公布調查報告指出,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可歸為太子黨和上海幫的鬆散聯盟及「團派」兩派,他們比上一代有更多國際經驗,但堅決維護共產黨權力。      美國之音報導,這個題為「中國共產黨及其正在形成的下一代領導層」的報告,分析了將在今秋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權力交替情況。      報告指出,中共現任9位政治局常委屆時將有7人退休,而政治局其他16名成員中也有7人要退休。若情況順利,將標誌中共首次在沒有革命元老指揮下權力交替,以及中共最高職位的體制化與權力交接的程序化。      不過,儘管體制化在加強,但是中共政治還是以派系和私人關係為主。同時,可能成為第五代領導層的官員,是在中共建立政權以來成長的第一代官員,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教育水準高,許多人有社會學背景。      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可以歸為兩派」。這份調查報告認為,第一派是「太子黨」和「上海幫」的鬆散聯盟,以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和政治局常委曾慶紅為代表人物,他們雖然已退休,但仍在幕後發揮作用。      整體而言,這一派傾向於經濟發展,更能容忍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在第五代領導人中,這一派最突出的是很可能接任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以及宏觀經濟主要規劃人王岐山。      第二派是「團派」(共青團),由現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支持者組成。調查報告說,他們對中國大陸貧困的內陸地區,以及宣傳、人事、勞工管理、民族和宗教事務比較有經驗。      與太子黨和上海幫不同的是,團派幹部傾向於優惠不發達地區,解決威脅社會穩定的經濟社會問題,他們比較缺乏處理像外貿關係這類經濟複雜問題的經驗。這派的著名人物是2013年可能接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      這份報告指出,儘管這兩派在背景和政策傾向上有很大不同,也可能會在薄熙來事件中有嚴重幕後衝突,但兩派必須相互妥協。同時,兩派並非界限分明,習近平雖受到江澤民和曾慶紅青睞,但也有很多特長使他能被團派接受。      此外,這份調查報告還認為,決定中共下一屆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名單的工作「已經在幕後秘密進行」。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將反映出兩派謹慎的平衡」,沒有一派占據絕對地位,但團派勢力可能會比現在加強。      至於更年輕的第六代領導人,將在中共18大的權力交替後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們將在2022年以後擔任領導人,這些官員包括內蒙古區黨委書記胡春華、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等。      報告在結論部分指出,中共政局變化對美國有很大影響,但今後幾年中國不會有巨大的政策變動,因為新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員要鞏固實力。      報告說,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將比上一代有更多的國際經驗,教育水平更高,大多數有省級管理經驗,這對他們處理21世紀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將很有幫助。「不過他們的民族主義意識非常強烈,堅決維護共產黨的權力。」10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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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世界媒体看中国:政变谣传考

 2012年 3月 22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政变谣传考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Youtube 截屏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上星期五表示,罢免薄熙来这样的一个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反革命政变” 中国高级领导人、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之后,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一度传出发生政变的谣传,中国政府债券的信贷违约互换(credit-default swaps,相当于担保投资者遭遇中国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保险)价格星期一随即出现四个月来增幅最大的上涨,显示了国际市场上的投资人对中国政府稳定性的担忧。 如今,北京发生政变的谣传已经被确证为子虚乌有,但有关的谣传促使国际媒体对中国、对报导中国的媒体进行了反思。 *不是政变,实同政变* 美国《 华尔街日报 》星期三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的政变惊慌:中国人明白他们的政府不像其声称的那么稳定”。 在回顾了过去一个多月中国政局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总结了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派系斗争以及相互斗争的派系之间脆弱微妙的权力平衡、中共与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的力量之间的对立之后,《华尔街日报》日报的评论把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进行对比,对当今中国大形势、大趋势进行了这样的鸟瞰纵览: “西方评论家们喜欢称赞中国领导人,说他们要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更聪明,更有决断力。有时候情况或许是这样。但是,上一次华盛顿或伦敦出现政变谣传是在什么时候呢?中共干部没完没了地强调‘维持稳定’有如念经,这就提醒人们,中国政权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中共自己的人会篡党夺权。 “说到底,假如中国领导班子权力交接不是按时发生的宫廷政变,又是什么呢?中国的制度不是一种稳定的制度。这种制度早晚要招致坦克上街。” *北京发生政变谣传的背景* 中共中央上个星期四宣布薄熙来不再兼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公布之后,力挺薄熙来的中国“左派”和“毛派”名人、北京大学教授 孔庆东星期五表示,罢免薄熙来这样的一个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反革命政变。 ”而孔庆东所赞美的中共前领导人 毛泽东在1965年明确表示 ,假如中国发生他所说的反革命政变,他相信并期望中国人民和军队揭竿而起,跟政变当局进行武装斗争。 然后,“薄熙来”大约从上个星期六开始成为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的禁忌词。用户在新浪微博搜索“薄熙来”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薄熙来’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到了本星期一,中国出现北京发生政变的传闻。随后,“政变”及其拼音“zhengbian”跟“薄熙来”一样都成为新浪微博拒绝显示搜索结果的禁忌词。 *滋生谣言的环境* 北京为什么会发生军事政变的谣言? 法新社 星期四从北京发出的报导,为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是:谣言的发生是因为官方消息的匮乏。这答案近乎老生常谈,尽管是言之在理的老生常谈: “分析家们表示,横扫北京的政变谣传显示了政治明星薄熙来被罢免之后(中国当局和社会)的神经质和紧张。薄熙来被罢免暴露了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党内的不和。他本来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进入实际掌管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上个星期,官方通讯社一则简讯宣布他倒台。这是中共多年来对外展示出来的最大的戏剧。” “但是,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在中国控制严密的官方媒体那里只是有简短的报导。这种局面为互联网上一辆法拉利发生撞车、北京出现枪声、坦克开进市中心地区之类的耸人听闻的传闻开辟了道路。” 法新社的报导接着说,官方媒体有关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报导得简短而含糊。官方媒体发出有关消息之后, “填补官方信息真空的各种各样的谣传应运而生。所有的谣传都无法证实,大部分谣传高度离谱。最富有想像的谣传是主管司法公安的周永康策动了反对最高层某些领导人的军事政变。” 滋生谣言的土壤是信息的匮乏。但中国当局为对付谣言而采取的措施不是增加信息,而是封锁信息,从而给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火上浇油,或雪上加霜。 法新社注意到,在北京出现政变谣传之后,“枪声”、“坦克”、“薄熙来”、“王立军”(直接导致薄下台的薄的前心腹、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在中国用户众多的新浪微博都成为禁忌词。 *报导中国的困难* 北京发生政变的谣传,促使加拿大主要英文报纸 多伦多《环球邮报》 驻北京记者马凯(Mark Mackinnon)星期四发表一篇报导,题目是“政变的谣传为什么在北京徘徊不去。”马凯指出,从事中国新闻报导的外国记者有特殊的难处,这就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层对外保密做得特别高超;然而,这种高超也对中国高层领导层构成损害: “从事中国报导的一个真相是,没有多少记者,很可能没有一个记者可以诚实地声言自己知道高层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其他国家,人们可以看到记者漫不经心地提及在总理办公室内或白宫内,或在他们所报导的任何机构内他们有没有说出名字的消息来源。即使是我在以神秘莫测而出名的俄罗斯进行报导,我也有几个‘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来源’让我可以偶尔打听情况。” “但中国不是这样。我在中国认识很多外国记者,也认识不少中国记者。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跟我或跟他们的读者说,他们有内部的、或接近负责决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消息来源。这种局面常常要归功于掌管这个国家的那些人。” “但是,中共领导层在自己周围构筑的保密之墙也阻碍了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互信的生成发展。在荒唐离谱的谣言四下纷飞的时候,就像眼下在继续流传(截至目前也是查无实据)的星期一晚上北京发生政变的谣传出现的时候,媒体找不到人获取真实的信息。这就导致公众无所适从,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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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2012年03月24日 09:10:03                                                             重庆事件的成因和走向                                                                             张鸣 两个月前,谁也难以预料,高举毛主义旗帜,唱红打黑的重庆,其核心人物王立军会突然走进成都的美国领事馆,一呆就是 24 小时。王立军出事之后,在两会重庆团开放日上还信誓旦旦无意辞职,高调坚持唱红打黑,认为自己做的都是按总书记指示办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几乎是话音未落就被免去职务。新老书记交班,薄熙来甚至没有到场,留在北京的他,从此销声匿迹,而重庆的各个单位,则纷纷表态支持中央调整领导班子的决定,那架势,很像当年粉碎四人帮时的表态政治。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只是,重庆这番戏剧性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人很难看得明白。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迄今为止还是黑箱。顶多某些部位,偶尔会露了一丝亮光,连灰箱的程度都达不到。重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只能凭猜测。其实,在王立军出事之前,一度声势浩大,甚嚣尘上的重庆,已经有蛛丝马迹表明,他们在开始收敛了。他们开始讲民主与法制了,开始找全国的意见领袖到重庆看一看,找各方面的学者到重庆开会,尤其热衷于把全国法学的会议拉到重庆来开,甚至宣称要在重庆实行乡镇直选的试点。这个唱红打黑的“红都”,明显是想在自己的身上加上一点别的色彩。这个过程,大概从李庄案的第二期审理,重庆方面被迫撤诉之后,就开始了。按道理,能让强项的薄熙来做这样的收缩,应该不仅有来自舆论对于他们运动式的黑打和运动式的唱红的非议,更可能有来自某些比较有权势的势力的压力。 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重庆模式之所以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薄熙来在权力争夺中,感觉到了自己的某种失落,利用所控制的重庆搞出点名堂,希图上位的结果。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是在搅局。这样的搅局,对于一个后威权时代的国家,在权威不再,接班人不能再靠权威指定,而由元老家族协商的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有资格争大位的人互不服气,接班纷争的加剧,有人为了争位而有非常之举,一点都不奇怪。但是,薄熙来采取了一种特别的方式,他竖起了毛主义的旗帜,高调宣称要走毛的道路。也真的祭起毛式的运动整肃和意识形态灌输的法宝,从整肃官员队伍入手,唱红打黑。同时也在坚持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扩张政府势力,推行民生工程,惠民措施,改善了重庆的社会治安,同时,也把重庆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率,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 重庆模式一出台,不仅令全国的左派欢欣鼓舞,而且也给中共的当权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选择。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薄熙来这个人,但他们却不能不喜欢重庆模式。中国近十年改革停滞,经济发展迅速,积累下来非常多的社会问题:官民结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激化。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跟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城乡矛盾,社会流动停滞,社会保障缺失,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扭结在一起,使得上访成潮,群体性事件每年以成万起的规模增长。政府不肯改革,只能以抹浆糊的方式维稳来应付,导致维稳成本成了天文数字,而且急速增长。如果能有一种办法,不改变政体,不开计划经济的倒车,却可以把事情摆平,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一时间举国上下都在学重庆,不惟唱红处处,而且打黑,尤其是像重庆这样运动严打式的打黑,也相当盛行的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开倒车,向左转的趋向,已经相当明显。 但是,毛主义的模式,包括重庆这种复制的毛主义模式,有两个最大的软肋。一是经济上难以为继。市场经济与杀富济贫无论如何都难以协调,重庆不计成本的各种工程,单靠打黑充公的财产,支撑不下来,只能大举借债,或者寅吃卯粮。二是这种模式,会导致内外的紧张。重庆模式在内部整肃的时候,要找敌人,在外部,也要制造敌人。如果说,重庆模式仅仅在重庆做,对于全国而言,还不过是一条鲫鱼塘里的梭鱼,但是,如果把它推行到全国,就成了一条巨大的鲨鱼。相当多深受文革之害的中共党内官员,对毛主义的运动模式,还记忆犹新,薄熙来这种毛式亮相,不能不引起他们的紧张。重庆模式声势越大,越是全国都在效法,他们就越是紧张。不仅重庆之外的人紧张,重庆内部也一样紧张。就像毛当年搞文革,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和同伴也高度紧张一样。 由于有这样两个软肋的存在,重庆模式,命里注定是要出事的。不是经济上被拖垮(这个时间要拖得长一点),就是内部出问题。我们现在难以猜测,到底有什么样的压力,使得原本气焰嚣张的李庄二期案件的审理,最终偃旗息鼓,又是何等压力使得心高气傲的薄熙来会悄然退却,一直到把自己的第一号心腹爱将从主管要害岗位上换下。我们只能猜测,应该有这样有来头的压力,加上舆论对重庆“黑打”的抨击,波及到了王立军头上,而在薄熙来也难以保住王立军的时候,薄王的关系也就完了。种种关于薄王之间的紧张和冲突的传闻,好像不应该是空穴来风。按常理,对于一个副省级的官员,擅自跑到美国领事馆,等于是自毁政治生命。应该说,唯有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绝然的选择。毕竟,薄王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或者说,王立军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就野心勃勃,甚至想要问鼎大位的人来说,做什么犯规犯忌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当王立军戏剧性地走入美国领事馆之后,应该说,重庆模式就已经以内部爆裂的方式宣告破产了。就像当年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一样。王立军出事不久,微博上有关重庆的水军悄然消失,网管的删帖也不再积极。说明在这样的“政治问题”面前,此前作为风向标的中央宣传部门对重庆已经撤回了支持。薄熙来的搅局,从此宣告失败。如果换一个人,理应立刻自请辞职。但是,权贵出身的薄熙来,却选择了硬撑,以撑待变。高调宣告他没事,他没错,一切都是按总书记的指示办的。甚至宣称总书记应该到重庆去看看,大有逼人表态之嫌。这一切,居然发生在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王立军给美国人留下了什么,同时对中央交待了什么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按道理讲,在大换届的中共 18 大召开前夕,稳定是大局中的大局。我原来以为,虽然薄熙来肯定是要走人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在 18 大之后。但是,薄熙来这样的强项,这样的高调反击,其中也许还包括传闻中的重庆挺薄大游行,如果没有这种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重庆换人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那番关于保证不发生“政治性社会事件”指的是什么。结果,在 18 大之前,重庆就换人了,这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政治动荡风险。 此后,无论如何,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尽管对他处理,很可能因为他的种种过分的动作,会从温和转为严厉。等待他的,甚至也可能是陈良宇的下场。但经此一挫,此公就算能全身而退,也没戏可唱了。重庆模式的破产,使得中共高层对于按这种模式解决难局的幻想破灭,中国也就暂时消除了向左转的可能。要想把社会问题摆平,只能另寻出路。从大的方面讲,改革三十多年,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成为改革的头号受益者,这个集团,虽然自身也分裂成各种派系,但都变成了超级有产者。有产者跟革命家不一样,无论道德如何,但理性程度肯定是增加的。他们的身份和财富,使得他们不可能不坚持开放,选择回到朝鲜去。所以,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压力,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压力,逼得他们今后依然要选择继续改革,以期解决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难题,也就是说他们唯一的选择是推行政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前种种关于国进民退,法制倒退,意识形态左转,舆论言论的严厉监管等等“左的举动”,将会随着重庆模式的破产,走到尽头,改革,最终会触底反弹。改革从哪儿起步,改到何等地步,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先难后易,我们无从推测,尽管,这条路还很难走,保守势力依然可能反扑。但自从 1840 年以来,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无论如何都挡不住了。再出一个狂人,重试重庆模式,至少障碍会大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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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媒体看中国:政变谣传考

美国之音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Youtube 截屏 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上星期五表示,罢免薄熙来这样的一个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反革命政变”   中国高级领导人、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之后,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一度传出发生政变的谣传,中国政府债券的信贷违约互换(credit-default swaps,相当于担保投资者遭遇中国政府债务违约风险的保险)价格星期一随即出现四个月来增幅最大的上涨,显示了国际市场上的投资人对中国政府稳定性的担忧。 如今,北京发生政变的谣传已经被确证为子虚乌有,但有关的谣传促使国际媒体对中国、对报导中国的媒体进行了反思。 *不是政变,实同政变* 美国《 华尔街日报 》星期三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的政变惊慌:中国人明白他们的政府不像其声称的那么稳定”。 在回顾了过去一个多月中国政局过山车般的跌宕起伏、总结了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派系斗争以及相互斗争的派系之间脆弱微妙的权力平衡、中共与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的力量之间的对立之后,《华尔街日报》日报的评论把中国和西方民主国家进行对比,对当今中国大形势、大趋势进行了这样的鸟瞰纵览: “西方评论家们喜欢称赞中国领导人,说他们要比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更聪明,更有决断力。有时候情况或许是这样。但是,上一次华盛顿或伦敦出现政变谣传是在什么时候呢?中共干部没完没了地强调‘维持稳定’有如念经,这就提醒人们,中国政权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中共自己的人会篡党夺权。 “说到底,假如中国领导班子权力交接不是按时发生的宫廷政变,又是什么呢?中国的制度不是一种稳定的制度。这种制度早晚要招致坦克上街。” *北京发生政变谣传的背景* 中共中央上个星期四宣布薄熙来不再兼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公布之后,力挺薄熙来的中国“左派”和“毛派”名人、北京大学教授 孔庆东星期五表示,罢免薄熙来这样的一个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反革命政变。 ”而孔庆东所赞美的中共前领导人 毛泽东在1965年明确表示 ,假如中国发生他所说的反革命政变,他相信并期望中国人民和军队揭竿而起,跟政变当局进行武装斗争。 然后,“薄熙来”大约从上个星期六开始成为中国微博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的禁忌词。用户在新浪微博搜索“薄熙来”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薄熙来’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到了本星期一,中国出现北京发生政变的传闻。随后,“政变”及其拼音“zhengbian”跟“薄熙来”一样都成为新浪微博拒绝显示搜索结果的禁忌词。 *滋生谣言的环境* 北京为什么会发生军事政变的谣言? 法新社 星期四从北京发出的报道,为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是:谣言的发生是因为官方消息的匮乏。这答案近乎老生常谈,尽管是言之在理的老生常谈: “分析家们表示,横扫北京的政变谣传显示了政治明星薄熙来被罢免之后(中国当局和社会)的神经质和紧张。薄熙来被罢免暴露了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党内的不和。他本来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进入实际掌管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上个星期,官方通讯社一则简讯宣布他倒台。这是中共多年来对外展示出来的最大的戏剧。” “但是,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在中国控制严密的官方媒体那里只是有简短的报道。这种局面为互联网上一辆法拉利发生撞车、北京出现枪声、坦克开进市中心地区之类的耸人听闻的传闻开辟了道路。” 法新社的报导接着说,官方媒体有关薄熙来被免职的消息报道得简短而含糊。官方媒体发出有关消息之后, “填补官方信息真空的各种各样的谣传应运而生。所有的谣传都无法证实,大部分谣传高度离谱。最富有想像的谣传是主管司法公安的周永康策动了反对最高层某些领导人的军事政变。” 滋生谣言的土壤是信息的匮乏。但中国当局为对付谣言而采取的措施不是增加信息,而是封锁信息,从而给当局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火上浇油,或雪上加霜。 法新社注意到,在北京出现政变谣传之后,“枪声”、“坦克”、“薄熙来”、“王立军”(直接导致薄下台的薄的前心腹、重庆市原公安局局长)、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在中国用户众多的新浪微博都成为禁忌词。 *报导中国的困难* 北京发生政变的谣传,促使加拿大主要英文报纸 多伦多《环球邮报》 驻北京记者马凯(Mark Mackinnon)星期四发表一篇报道,题目是“政变的谣传为什么在北京徘徊不去。”马凯指出,从事中国新闻报导的外国记者有特殊的难处,这就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层对外保密做得特别高超;然而,这种高超也对中国高层领导层构成损害: “从事中国报道的一个真相是,没有多少记者,很可能没有一个记者可以诚实地声言自己知道高层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其他国家,人们可以看到记者漫不经心地提及在总理办公室内或白宫内,或在他们所报导的任何机构内他们有没有说出名字的消息来源。即使是我在以神秘莫测而出名的俄罗斯进行报道,我也有几个‘克里姆林宫的消息来源’让我可以偶尔打听情况。” “但中国不是这样。我在中国认识很多外国记者,也认识不少中国记者。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跟我或跟他们的读者说,他们有内部的、或接近负责决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消息来源。这种局面常常要归功于掌管这个国家的那些人。” “但是,中共领导层在自己周围构筑的保密之墙也阻碍了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互信的生成发展。在荒唐离谱的谣言四下纷飞的时候,就像眼下在继续流传(截至目前也是查无实据)的星期一晚上北京发生政变的谣传出现的时候,媒体找不到人获取真实的信息。这就导致公众无所适从,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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