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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闻观止】人民日报 | 做一股“清流”

时下,清流成了一个流行语,成为人们的一种向往。比如不久前,电视上《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等几档节目“火”起来,受到大家热捧,“清流综艺”和“清流文化”成了观众追求的时尚。...

吴麟:言论自由与责任伦理

     ——析胡适“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                   “针对董时进刊发在《大公报》上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胡适指出:“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认为“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     1905年,14岁的胡适求学于上海澄衷学堂,后来回忆这段生活,他写道:“澄衷的教员之中,我受杨千里先生(天骥)的影响最大……人都说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也很鼓励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1]1962年,71岁的胡适在台北逝世,碑文上刻着“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2]终其一生,胡适与“言论自由”有着不解之缘。胡适有争取言论自由的丰富实践,这从其报刊活动中可窥一斑。早在中国公学求学期间,他就曾主编过一份白话的《竞业旬报》;之后又参与创办、编辑《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自由中国》等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转移一时风气的报刊。他还形成了独特的言论自由思想,譬如:主张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提出“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这在那个时代乃至当今社会都具有强烈的“纠偏”意义。   一、作政论应秉持“敬慎无所苟”的理念   周质平曾将胡适对政治的态度概括为“冷眼与热肠”,认为“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充分显示了他的理性与冷静”,指出:“几十年来,胡适对中国近代政治最大的作用,不在他的‘好政府主义’,也不在他的‘知难,行亦不易’,而是他的一点清凉作用。”[3]笔者认同这一论述,进而认为:具体到论政实践中,胡适之所以能有“一点清凉作用”,关键在胡适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   1、“敬慎无所苟”理念的提出   “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28年底,《新月》的部分成员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组织了一个团体“平社”,拟在《新月》之外另创《平论》杂志,以便“站立在时代的低洼里的几个不合时宜的书生”,发表“偶尔想说的‘平话’”。胡适为此撰写发刊辞《我们要我们的自由》,其中指出:“我们深信,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我们办这个刊物的目的便是以负责任的人对社会国家的问题说负责任的话。我们用自己的真姓名发表自己良心上要说的话。”[4] 具体议政方面,“言论自由须负责任”的理念体现为——应发表负责任的议论。1931年为祝贺《大公报》发行一万号,胡适撰文《后生可畏》,将《大公报》之所以当得“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归结为该报“在这几年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5]1932年5月22日,《独立评论》第1号出版,胡适所撰的《引言》中亦称希望“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6] 1933年,胡适正式提出“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当时一位读者来信希望《独立评论》社的朋友联合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对此建议,胡适撰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表示“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笔锋来责人人都得用他的血肉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针对董时进刊发在《大公报》上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胡适指出“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认为“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在此基础上,提倡应以“敬慎无所苟”的态度作政论: ……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成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不能如此的,只是白日说梦话,盲人骑瞎马,可以博取道旁无知小儿的拍手欢呼,然而不是诚心的为社会国家设计。[7]   2、“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力行   吴相湘为胡适所作的传记中称:自“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提出后,胡适与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均 “谨守这一态度如宗教信仰一样坚定”。[8]其中,胡适尤为突出,蒋廷黻曾回忆道:胡适在办《独立评论》的工作中,明白地表现了两点坚强特性,即“他对于个人自由与责任的热爱,以及他用理性的态度去接触一切问题”。[9] 《独立评论》自1932年5月22日创刊至1937年7月25日停刊,共出244期,期间除了“编辑后记”外,胡适撰写政论123篇。对此,毛子水教授的评价为:“这些文字,实在都是一代的谠论。我们念这些文字,不仅是佩服先生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并且更佩服先生那种‘愿天下之安宁’的襟怀。”[10]这些政论的核心关怀是抗日问题和民主问题;其中有关抗日问题的政论更是体现了胡适对“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力行。[11] 抗战伊始,胡适主张通过不失主权原则的外交手段、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去解决中日问题。针对1932年5月31日《大公报》社论《对日新方针之确立与进行》,6月13日夜,胡适在《论对日外交方针》中写道“我们很钦佩《大公报》肯冒犯全国所谓清议,屡次作平允的、负责任的忠告。我这篇文字不过是引伸他们的社论,作一种很诚恳的共鸣”;然后提出自己的9条意见,希望能“作为国人讨论对日外交方针的一个底子”。[12]1933年11月20日,他在《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外交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国际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楚: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13] 同时,胡适认为口号标语式的空言并不能救国,国人惟有自省自责自救才可抵御外侮。 针对1932年8月25日日本内阁外相内田的外交演说,胡适于8月29日夜撰文《内田对世界的挑战》,指出:“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时局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14]1933年3月初,日军轻易占领热河后,胡适于3月6日夜撰文《全国震惊之后》,强烈谴责热河溃退为“摧枯拉朽式的崩溃”。在分析溃败原因之后,尖锐地指出“不先整顿自己的国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强敌;不先学一点自立的本领,而狂妄的藐视一切先进国家的文化与装备;不肯拼命去谋自身的现代化,而妄想在这个冷酷的现代世界里争一个自由平等的地位:这都是亡国的征象”。他呼吁国人应从“迷梦”中醒来积极自救,“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向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做三十年的小学生”。[15] 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理念,让《独立评论》在当时独具特色。1936年,《独立评论》创刊四周年时,萧公权称:“独立四年以来的言论,确能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在现在世界上和国人中偏激病、顽固病、幼稚病颇为流行的时候,保持理智的公平态度确是一桩颇为难能可贵的事。”[16]陶希圣也转述一位朋友的话说:“这一带很有些人喜欢独立评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调。”[17]   二、实现“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具体要求   1932年,胡适回忆:“《竞业旬报》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记了。……今年回头看看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根本诧异的是有一些思想后来成为我的重要出发点的,在那十七八岁的时候已有了很明白的倾向。”[18]“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即是如此,虽于1933年正式提出,但其雏形则至少可溯源至1908。是年,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苟且》一文,痛论国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认为:“苟且”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将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此后,胡适多次阐述实现这一理念的具体要求。     1、“独立的精神”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应坚持“独立的精神”。何谓“独立的精神”?胡适在《〈独立评论〉引言》中,对其的界定为“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19]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指出“现时中国最大的需要是一些能独立思想,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具体阐释了“独立”的涵义: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独立”的最好说法。但在今日,还有两种重要条件是孟子当日不曾想到的:第一是“成见不能束缚”,第二是“时髦不能引诱”。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成见”在今日所以难打破,是因为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懒惰的人总是想用现成的,整套的主义来应付当前的问题,总想拿事实来附会主义。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我们所希望的是一种虚心的,公心的,尊重事实的精神。[20] 提倡以此种“独立的精神”议政,当时显得不合时宜。如一位青年读者就认为“读《独立评论》,总觉得不过瘾!”对此,胡适称“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表示“我们不供给青年过瘾的东西,我们只妄想至少有些读者也许可以因此减少一点每天渴望麻醉的瘾”。[21]在1936年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胡适坦言自己的立场——“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22] 坚持“独立的精神”虽不合时宜,但胡适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何谓“负责任”?即:提出一个主张之前,应先“将主张的效果先想像出来,考虑一下,然后用这个效果来批评自己的主张”。这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25年“沪汉事件”后,胡适在中国少年卫国团就此事演讲,他首先即表示:“不过我说的话,我想定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我的主张,比较倾向于和平方面一点;而现下一般人热气正高的时候,说和平派的话,自然不大时髦,不容易得着大家的热烈的同情的。”后在演讲中,他逐一剖析“宣战”、“经济绝交”、“派兵到租界”、“罢工罢市”等流行的激烈主张,指出它们的不负责任之处。以“经济绝交”为例,他分析道:“这四个字的含义究竟怎样?我们于此热烈之时并没有去分析。所谓经济绝交就往来都不干的意思,是双方面的。以前抵制日货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没有害处。你们知道我们每年与英日贸易出口亦在两万万两以上,如果彼此来往,这项收入也就没有了。况且像银行在事实上也绝对作不到,因为要得盐税等等非同他交涉不可。所以我们讲到经济绝交是没有细思之故。未尝以其主张的效果去批评其主张的原故。”[23]   2、“研究的态度”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应具有“研究的态度”。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提倡“独立的精神”,同时亦强调“研究”。他指出:“例如‘开发西北’是一种时髦的主张,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先研究西北的事实,然后研究西北应该如何开发。又如‘建设’是一种最时髦的风气,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研究建设应该根据什么材料做计划,计划应该如何整理,如何推行,并且要研究在现时的实际情形之下究竟有多少建设事业可做。”[24] 所谓“研究的态度”,是指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是有几分证据,才说几分的话”。《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一文中,胡适在赞赏蒋氏文章的同时,指出“在一年半的惨痛经验里,我们的大多数论政者似乎还完全不曾了解这回事情的教训。我们还只看见整串的名词和口号的搬弄,全不顾到事实的局势”。他直斥当时《东方杂志》刊登的“太平洋现势之分析”专号的引论,认为“完全是一串杜撰的名词在那儿变戏法,名词的背后若不是恶意的抹杀事实,就是无识的武断。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点点自责的态度,还不肯用一点思考的工夫,还只知道造作名词来抹杀青天白日的事实:这种现象真是亡国的现象”。[25] 提倡“研究的态度”亦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19年在《欢迎我们的兄弟》一文中,胡适赞赏《星期评论》诸位先生能以“研究的态度”撰文难能可贵,因为“舆论界的大毛病——死症——就是没有人肯做这种仔细研究的工夫”。他痛斥当时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熟的破笔”;诘问“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26]是年,《建设》杂志创刊号上刊登戴季陶《我的日本观》一文,胡适评道:“我是不懂得日本的,故不配批评他的观察是否正确。但我觉得戴季陶先生的态度与方法是极可佩服的。当这个大家恨日本,骂日本,却不懂得日本的时候,他独能有这种耐性的、忠恕的,研究的态度。这不是很可佩服的吗?”[27] 胡适所提倡的“研究”并不单指“书本上的研究”,而是“学问上的研究”和“实地的考察”的结合。他曾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Isms,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28]1935年,胡适致信准备去日留学的陈英斌,就指出:“既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堂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时时在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能如此存心,你在日本留学一定可以得到益处”。[29]   3、“清楚的思想”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还应有“清楚的思想”。明白清晰是胡适文章的基本特点。陶希圣曾评论:“适之先生的思想与写作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问题搞清楚,把事实弄清楚,把话说清楚,这就是他的思想与写作的态度和精神。他是平实温和的人,但是他对待一个重大事件,立场坚定,态度明白,语意清晰和严谨,断乎没有一点含糊。”[30]在纪念胡适逝世25周年的演讲会上,周策纵亦以“平情顺理,清流浅丽”八个字概括胡适作品的风格。[31] 胡适认为:若滥用抽象名词,则思想难以清楚。1933年胡适致信向《独立评论》投稿的孙长元,胡适指出孙的文章有“喜欢用许多不曾分析的抽象名词”的“时代病”,诸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最后的原因”、“根本的解决”、“温情主义”等等。同时,他表示希望“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因为“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替了思想”。[32] 胡适在提倡作文应有“清楚的思想”方面不遗余力。1935年,他以“平日最敬爱的一个朋友””陶希圣的文章为例,指出“现在有一些写文字的人最爱用整串的抽象名词,翻来覆去……他们有时候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替代许多事实;有时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词来替代思想;有时候用同一名词用在一篇文章里可以有无数个不同的意义”。剖析陶文之后,胡适指出:这种“滥用名词”的思想作文方法是“文字障”、“名词障”,是不可忽视的毛病,因为“在思想上,它造成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在文字上,它造成铿锵空洞的八股文章”。[33]这一批评引起陶希圣的不满,胡适致信解释,指出思想笼统流弊甚大,认为“领导一国的思想,是百年大计,必须以哀矜之态度出之,不可稍存草率。自误是小事,误人误国都是大罪。思想必须从力求明白清楚(clear and distinct)入手……”[34] 若要真正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独立的精神”、“研究的态度”和“清晰的思想”仅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胡适在与陶希圣关于民族文化可否自责的信函来往中,还曾提出一条要求——不能公然提倡自己良心或“学术”上不信仰的假话。针对陶希圣所提的“两面标准”——学术上可以自责而教育国民时应当“自吹”,胡适驳道:“但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先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若自己不能信仰,而但为教育手段计,不能不说违心之言,自弃其信仰而求人信仰他自己本来不信仰的东西,我不信这个方法是可以收效的。依古人的说法,修辞立其诚,未有不诚而能使人信从的。”[35]   三、“敬慎无所苟”理念体现“责任伦理”   “责任”概念源于古罗马时期的政治生活,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指个体的行为因违反罗马法典而必须承受相应处罚;另一方面指个人必须清楚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并且为此要担负起道德上的义务。法律层面的内涵一直沿用至今;但道德层面的内涵则被逐渐湮没。不过,胡适却很强调“责任”的道德内涵,具有强烈的“责任”观,将“责任”作为一种自律性质的伦理准则。因而,他认为“言论自由须负责任”,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这是对“责任伦理”的一种自觉追求。   1、自觉追求“责任伦理”的体现   胡适反复强调且尽力践履“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是自觉追求“责任伦理”的一种体现。“责任伦理”是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概念。1919年,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中,对“信念伦理”(通常又称“意图伦理”、“心志伦理”、“信仰伦理”等)与“责任伦理”进行了区分: 一切具有伦理意义的行动,都可归属到两种准则中的某一个之下;而这两种准则,在根本上互异,同时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这两种为人类行动提供伦理意义的准则,分别是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 这不是说心志伦理不负责任,也不是说责任伦理便无视于心志和信念。这自然不在话下。不过,一个人是按照心志伦理的准则行动(在宗教的说法上,就是“基督徒的行为是正当的,后果则委诸上帝”),或者是按照责任伦理的准则行动(当事人对自己行动[可预见]的后果负有责任),其间有着深邃的对立。[36] 可见,“信念伦理”强调人们坚守内心某种抽象的信念;“责任伦理”则强调人们关注行为本身的可能后果。“信念伦理”以动机决定行为的正当性;“责任伦理”则以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行为的正当性,既强调对目的和结果负责,也强调对手段负责。施路赫特教授曾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它们对“能为”的评价方式不同,即“信奉责任伦理的人,考虑他的行动之后果的价值,从而将行动获得实现的机会以及结果一并列入考虑;接受心志伦理的人,关心的却只是信念本身,完全独立于一切关于后果的计算”。[37] 韦伯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强调“责任”概念的道德内涵。有论者指出:在韦伯的论述中,“责任伦理”要求的是“无条件地”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而没有什么“为了……所以要负责任”的逻辑。换言之,即“责任伦理”作为道德原则,它所关注的不是工具理性的“目的—手段”的事实关联,而是承担行为后果的“当为”,即价值关联。[38]胡适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清醒地意识到“自由之权责”的人士,虽未及韦伯的范畴和深度,但亦包含了深刻的“责任伦理”意蕴。 譬如:1936年4月12日,胡适针对“广田三原则”所作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文发表后,引起各方评论。5月4日,胡适撰文《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回应,重申“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强调“负责任的言论是平心静气的为一个国家设想,或为一个政府设计,期望自己的主张能十足兑现,不折不扣。……个人的挨骂,被刑罚,被暗杀,只是应负的责任的最小部分。更重要的责任是国家政府因采纳我的主张得着的种种结果,我都得负道德上的责任。自己肯负十足兑现的责任,然后可以希望自己的主张得到他人的考虑和信从。听者藐藐,言者不可不谆谆。‘对牛弹琴’,也许有‘百兽率武’的一天”。[39]在他人赞扬《独立评论》“不唱高调”时,胡适表示:调子没有什么高低可说,所可说的只是“说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公心和理智去思考的结果?说话的人是不是愿意对于他的主张负道德上的责任?”[40]   2、自觉追求“责任伦理”的动因   1956年,在为丁文江写传记时,胡适指出“敬慎无所苟”是《独立评论》的根本态度,他写道:“当时我们几个常负编辑责任的人……都把这个态度看作我们的宗教一样。我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争辩。……但这种激烈的争辩从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也从不违反我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敬慎态度。”[41]这段回忆,体现了对“责任伦理”的自觉追求。笔者认为:这种自觉追求有着双重动因。 在个人层面,是因为胡适对“社会的不朽论”观念的信仰。1919年,胡适撰文《不朽——我的宗教》,在剖析传统的“三不朽说”——“立德、立功、立言”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的不朽论”主张。概而言之,它是指:“个人的一切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好坏大小,一一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一一都与这永远不朽的‘大我’一同永远不朽。”该文强调了个人这个“小我”须对社会、人类这个“大我”负责任,即:“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责任。”[42]后在《我的信仰》中,谈及《不朽》一文时,胡适再次就这一问题作了精要的概括,指出“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因此“明白承认行为的结果才构成我们道德责任的意识。小我对于较大的社会的我负有巨大的债项……”[43] 胡适对“社会的不朽论”观念的信仰坚定,强调“小我”对“大我”的责任。1936年,周作人劝胡适专心“讲学”少“议政”,胡适表明自己是一个“好事者”,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指出“我相信种瓜可以得瓜,种豆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44]在议政方面,他以“负责任的舆论家”这一定位要求自己。1923 年,北洋政府下令“取缔新思想”,胡适正好生病住院,于是有人怀疑胡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胡适特地撰文声明:“我是不跑的,生平不知趋附时髦;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险。封报馆,坐监狱,在负责任的舆论家的眼里,算不得危险。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里去唱高调:那是耻辱!那是我决不干的。” [45] 在群体层面,则是因为当时身处“边缘”的自由知识分子渴望走向社会“中心”。近代社会的转型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士”号称“四民之首”,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如荀子所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进入20世纪后,“士”这一旧的社会群体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free-floating)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将传统的“士”挤到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因浮动性和边缘化并未完全接替传统的“士”所扮演的社会领导角色,因此在近代中国日益边缘化。[46]不过,近代社会的转型,在造成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亦带来了他们重新走向“中心”的凭借——近代报刊。在近代中国,报刊的作用日益突显,故“故党与非党”,“无不与利用报纸,以图伸张其势力”。有论者认为: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创办《独立评论》的宗旨,就是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47] 笔者认同这一论述,进而认为:在《独立评论》时期,他们提出和力行“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是为走向社会“中心”所作的一种努力。在以武力作为维护“中心”的地位或进阶“中心”手段的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非常有限,丁文江就曾说,“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在“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之际,知识分子并不甘心所处的“边缘”地位,期望走向“中心”,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1931年9月30日,愈平伯建议胡适亲自出马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希望 “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字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认为“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48]在筹办阶段,胡适等给《独立评论》的定位是“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49]此后的实践,更表明他们期望“负责任的言论”能给“任何党派”和“任何成见”一定影响,进而在社会“中心”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当《独立评论》一年之内读者由“七千个”增加到“一万三千个”、“好几期都曾再版”,并且三年来“读者增加了一万”时;胡适说这让他们“‘‘妄想’读者的胃口确实改变了,那每天渴望麻醉的瘾确实减少了”,“更相信清茶淡饭也许有可以替代吗啡海洛英的一天”。[50] 余英时曾指出现代中国的“立言”者缺乏“责任伦理”会造成不良后果——“在一个已有共识而久已安定的社会中,放言高论尚无大碍,因为这样的社会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人民有文化典范可依,也知所抉择。但不幸近百年来中国始终在动荡之中,文化上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共同接受的典范。由于对现实不满,越是惊世骇俗的偏激言论便越容易得到一知半解的人的激赏。一旦激荡成为风气之后,便不是清澈的理性所能挽救的了。”[51]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确是“信念伦理”泛滥而“责任伦理”稀缺,那些往往以崇高名义出现的“信念”更具道德诱惑性。这种状况当今依然存在。因此,胡适在争取言论自由时不忘强调“责任”,在议政实践中提出“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思想资源。  

陈新宇:人生何处不相逢——瞿同祖与何炳棣的命运对照

陈新宇:人生何处不相逢——瞿同祖与何炳棣的命运对照 进入专题 : 瞿同祖 何炳棣    ● 陈新宇        瞿同祖与何炳棣这两位近当代的杰出学人,不仅是燕京大学的校友,在西南联合大学、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名校亦有相同的教研履历,通过梳理这一不为人所察觉的交集脉络,可折射出他们时代与学术、人生与人心问题。      引子      生命之树漫长却又短暂,茫茫人海之中,潮起潮落之际,有些人之间会宛若前赴后继扑上海岸的浪花,有瞬时交集,便又消逝于无痕。这种微妙的关联,或许是如小概率事件般无意之邂逅,但结合其时代背景与人生际遇,却又可以做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历史解读。有念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以学术散文之笔法,挖掘法学圈外的两位广义的“法学家”——瞿同祖(1910-2008)和何炳棣(1917-2012)——梳理其生命中不为人所察觉的交集脉络,反思他们时代与学术、人生与人心问题。   说其是法律人,关于瞿同祖,法学圈的朋友自然不会陌生,先生虽是社会学出身,却以《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等鸿著享誉于法学圈,其研究对汉语法学之典范意义,经诸多学者的用心推介,已成为学界常识,毋庸笔者赘语。[1]关于何炳棣,其以人口史、社会阶层流动、土地数量、文化起源等研究闻名于世,定位无疑是历史学家。需要指出,香港中文大学曾授予其“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但笔者并非就此妄加附会,之所以称他为“法学家”,是因为其在求学过程中、尤其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期体现出来对法学知识的熟稔。例如对边沁生平与理论的了解、对英国宪法及英法政治制度的掌握等等[2]。一个非常有意思、却容易被忽视的典故是,何炳棣对清代的“亩”并非耕地实际面积而是纳税单位的发现,正是受到英国法学家梅特兰(Maitland)之名著《末日审判簿及其前史》(Domesday Book and Beyond)的启发[3]——法学可以、也应该不“幼稚”嘛![4]   从普通史和专门史关系的角度讲,中国自近代以降,历史学受到现代学术分工的影响,呈现出“以收缩为扩充”[5]之趋势,即通过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等专门化的研究,从整体上推动历史学之深度广度。惟需要审慎的是,专业的划分仅仅是为了深入研究的需要,却不应以此为由而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所谓“法学的法律史”与“历史学的法律史”之分作为学科的事实存在即可,非要强加区别、优劣比较,则大可不必,因为王道乃是学者的素养与作品的质量,而非其身上所贴的专业标签。   从法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角度讲,法律固然是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重要工具,但“知其然”之余,若要“知其所以然”,无疑需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对于纠结古今中西问题的中国法学而言,历史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一座图书馆。[6]未来中国伟大的法学家,必然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      一、身世      瞿同祖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祖父瞿鸿?,是晚清政局中位极人臣的军机大臣,时有清流之誉,清季新政,正是他与权倾朝野的奕?痢⒃?揽?魂?滞蟆⒁痪龈呦拢?莩鲆欢味∥凑?保黄涓个男?问亲と鹗考昂衫嫉耐饨还佟9燮浼沂溃?孟衷诹餍械幕坝锢此担?耐?婵晌降湫偷摹肮俣??⒐偃??薄9芗?晕??庵直尘俺錾淼娜艘部赡苁亲鲅?实暮妹缱樱??患??蟾淮蠊螅?稍炀统枞璨痪?男奶??吲舐????黾忧笱?实赖幕?幔?盐照庵只?担?荒芩得?萌撕茫?说氖强捎霾豢汕蟆>?患??娓赋卤?鸸侔莺?涎哺А⒏盖壮氯?⑽涣小拔?滤墓?印钡某乱?。?嗍谴酥兄??F皆识?郏?倩率兰遥?菀自炀汀拔野质悄衬场钡难媚谥?剑??粞??朴眨?霞庸苁??材芘嘌?费Ъ嬗胖?耍?杉?四艘蛉硕?臁⒁蛎欧缍?斓氖隆6杂诘贝??椭泄??绾蜗?艄佟⒏唤撞阌肫胀ㄈ巳旱亩粤⑶樾鳎?优嘌?д哒飧鼋嵌冉玻?共晃奁舴⒁庖迥兀∮旁;肪持校?耐?嬗善渥娓缚?伞堵塾铩罚??兄??д叩氖甯个男?敝傅愫焊常?由献陨砬诜埽?於ㄔ?倒?Щ?。?谥醒П弦岛螅?槐K腿胙嗑┐笱Чザ辽缁嵫А?7]   相对于瞿氏,何炳棣无如此显赫的家世,但也是比较殷实的金华旺族,父亲何寿权,旧式文人出身,科举废除后学习法政,曾担任过民国的检察官、法官,亦是一名儒医。[8]其父是老来得子,父子间的年龄差距有47岁之大,按何炳棣的说法,此造成其青少年时期心理和学业上长期的紧张和终身脾气急躁。[9]笔者曾于2010年在清华聆听了何先生的讲座并有幸在丙所拜会过他,深感其霹雳血性,并不因年龄之故而有所减弱,甚至老而弥坚,在西方汉学界中,何氏亦以直言不讳、批评尖锐而有“大炮”之名。父亲的影响是巨大的,怀才不遇的何父告之何炳棣,能够供得起其念好的国内教育,却无能力供他出洋留学,更坦言,“这种年头,如无法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因此,何炳棣从9岁起便以考取清华、进而留学作为两大志愿。[10]在1934年,他如愿以偿完成第一大志愿,考入了梦寐已久的清华大学,先读化学,后转为历史学并终生为业。   尽管有学人批评何炳棣的自传多谈留学、出国,未免过于功利,但若深入地看,便会发现其发愿实际上是时代的深刻缩影,和瞿同祖同庚、与之同样出自吴文藻门下的费孝通就道出大实话:   “30年代,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周围所接触的青年可以说都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这种思想正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们的苦闷。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单靠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身价十倍了。”[11]   费孝通当年之所以从燕京转入清华,也是因为清华出国机会更多,这些聪颖的有志青年,怎敌他,形势比人强,不得不然也!那是时代冷酷却又真实的写照!      二、邂逅      1937年,日寇入侵,北平沦陷,已经在燕京完成研究生学业的瞿同祖于1938年南下重庆,同一年,清华毕业的何炳棣在上海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返回北平就读,从而与瞿同祖有了校友之谊,何炳棣称瞿同祖为学长,即渊源于此。一年以后,瞿同祖到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兼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讲师,也是这一年,何炳棣来到西南联大担任历史系助教。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是两人生命的第一次交集。   在这里,瞿同祖默默地耕耘学术,他谈道:“在昆明时生活和工作条件艰苦,敌机不时来袭,在呈贡乡间住了一年,夜间以菜子油灯为照明工具,光线昏暗,不能写读,八时即就寝,于是就在床上反复思考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有了腹稿,次晨便可奋笔疾书了。”[12]正是在极端不便,甚至在缺乏如《宋刑统》这样重要图书资料的条件下,《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部中国法律社会史的典范作品,直至今天仍然一版再版的不朽名著诞生了。笔者曾听到一个典故,数十年后,有学者访问瞿同祖时,略显突兀地问道:“抗战时期怎么能安心研究写作呢?”老先生轻声作答:“当时我也做不了其他事情”,真学人至纯至朴的本色,得见一斑!君不见,与《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命运相似甚至更为坎坷的,还有同一时期金岳霖的名著《知识论》。[13]   国难时期,物质生活之贫乏与精神思想之丰富形成鲜明的对照,早在三校南迁至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之时,冯友兰的如椽大笔便有传神记载:“我们在衡山……只有短短的几月,精神上却深受激励。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这么多的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遭逢事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如此天地人三合,使这一段生活格外地激动人心,令人神往。”[14]或许,正是这种历史感通与文化自觉,乃维系中华民族多难兴邦、国祚不断之力量,也是瞿同祖们能安于困境、从容不迫甚至迸发出惊人能量的原因之一。   此时的何炳棣,仍处于打基础阶段,正默默地为其第二大志愿而努力,1940年第五届庚款留美考试失利、妹妹病逝、父亲去世,打击接踵而至,不得不返回沦陷区料理父亲遗产,接济家人。好在经历了“个人生命史上最不堪回首,最失败的篇章”[15]之后,命运终于否极泰来,1944年第六届庚款留美考试西洋史门一举中的,一偿平生夙愿,同榜生中,就有考取物理门,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留美庚款考试,每门只录取一人,各门总额全国不过十几、二十余人,可证其难度之高,历届考试中榜之人后来成为大家者,不知几何,可谓龙门之试也。   1945年,何炳棣来到了纽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巧的是,仍然是同一年,瞿同祖也来到了纽约,来到了哥大。他是受美国汉学家魏特夫之邀,担任该校的研究员。在哥大十年中,瞿同祖修订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并将其翻译成英文,后来出版的《汉代社会结构》,也应该是在此期间打下的基础。当然,此段时间工作的重心,更可能是配合魏特夫的研究。对此,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就不无深意地写道: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书库及下一层较大的房间都被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所主持的‘中国历史研究室’所占用……当时这研究室人才济济。冯家升燕京老学长因与魏合写的《中国社会史:辽代》业经出版,已经回到北京;瞿同祖和王毓铨两位杰出学长负责两汉;房兆楹、杜联?捶蚋驹诠?嵬际楣萃瓿伞肚宕??舜?恰返谋嘧胫?罅⒓醇尤胛菏系难芯渴遥?涸鹎宕?K?兴岩氲母鞒??柿显?蛏辖龉┪菏弦蝗酥?茫?馐鞘刮曳浅>?觳黄降摹!?16]   中国学人利用国外的优越条件,以客卿身份开展研究,写出一流作品,这种合作模式,当然值得肯定。只是其背后,也不免有淡淡的惆怅,学术固然是公器,但在“客随主便”之下,研究的独立自主性,不免要打折扣,正所谓“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一流的学人,不免且也无法避免某种“洋打工”的尴尬,这或许是大时代背景下海外中国学人命运之折射。直至今天,海外中国研究不少高水准学术作品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无数优秀中国学者、学生所做的包括资料搜集、整理、翻译在内的基础性工作,外国学者通过这些冰人们的成果,兼以良好的学术传统与学术训练,写出好作品,自然水到渠成。心高气傲的何炳棣为何会“惊异不平”,应该是有感而发的。   据悉,此前在中国红得发紫的某美国汉学家,在阅读中文文献上不无困难,甚至需要借助翻译,我决非否定其“学术畅销书”有值得充分肯定、学习之处,当年林纾不谙外文,不也可以“翻译”出一流的文学作品吗?惟需要反省的是国人不应该妄自菲薄,设立双重标准来看待西方汉学与中国真正一流的学术著作(孙家红学兄一直强调此点)。更应该深刻检讨的是,为何在当代中国,古文甚至近代的白话文会越来越变成一门“外语”,进而丧失对西方汉学著述优劣高下的基本判断力?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当年清华法学院的高材生、有“汉学警察”之称的杨联?先生对西方汉学“把天际浮云误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17]这种自信、中肯的批评,今天似乎难得一见了。      三、抉择      1948年,何炳棣在完成哥伦比亚大学西洋史的博士课程学习后,来到了另外一所哥大——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任教,并从1952年起进军其念兹在兹的中国史研究——“从此踏进国史研究辽阔无垠的原野”[18],在关于扬州盐商、人口史、土地问题等领域佳作迭出,进入了其学术的高产时期,一举奠定在西方汉学界的地位。在1955-1962年期间,瞿同祖从哥伦比亚来到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兼任讲师。在这里,他完成了另外一本重要的著作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清代地方政府》)。无独有偶,何炳棣也曾在1956-1957年期间在哈佛大学担任兼任研究员,在其1957年出版的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这本人口史名著的前言中,特别致谢瞿同祖“经常为我查考,有时甚至抄录不少这项研究所必不可少的资料”[19],恰是两人一段惺惺相惜、学术友谊佳话的注脚。   在这段时期,两个人的生活中都出现了一个相同的主题:回国。   何炳棣最初接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一年聘书,原本计划在第二年接受美国经济史学会的资助,前往英国收集资料、访问名家以完成哥大博士论文的写作,(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瞿同祖 何炳棣   

纵览中国 | 朱学勤 荣剑 萧功秦: 朱学勤 荣剑 萧功秦通信一扎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致荣剑 荣剑:        等了八天,只等来几句中转而来的手机短信。以如此方式转致歉意,却不公开澄清在清华讲堂广泛传播的影响,这是不够诚意的。 本也想到此为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这些天内,一些网刊、网文已经在转发或引述你从萧功秦处听来,并在清华放大的那段话(注)。转发引述者都是善意,但毕竟是以讹传讹,却不见你与始作俑者澄清。看来只能由我这个被动者公开作答,略作说明? 2012当属多事之秋,我也在思考并回答“革命还是改革”这一问题。此前我批判法国革命,但从未赞成过李泽厚笼而统之“告别革命”,并著文批评过李泽厚这一观点。海内外一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我也懒得理会。在史学层面,我始终反对法、俄“大革命”,赞成仅限于政治层面的“小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今年以来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启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为利益集团挟持,冥顽不化,则很可能发生革命。至于知识界借辛亥百年讨论革命与改良,我认为既不能人为制造革命,也不要制造革命恐怖论;后者与辛亥史实不符,也与今日“稳定压倒一切”合流,为利益集团挟持社会拒绝改革所用。总之,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发生,是好是坏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尽人事以令天择,争取限制其“小”,为社会少付代价,而不能扩展向“大”,玉石俱焚。     这里不存在萧功秦所传“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主观期待。以讹传讹,却以萧功秦此句流言始。咨询萧功秦提供的旁证人,当时是萧开始议论,先说“老朱变得很激进”,然后才有此“引语”,荣剑接过去加码,一变而为“革命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并拿到清华讲演去放大。      我与萧功秦因重庆模式发生分歧,已经有一年多不接触。2011年春,“唱红打黑”如日中天,上海某方组织重庆模式研讨会,场面盛大,鱼龙混杂,称“东有日出,西有日出”,长江上、下游两个“日出”应相互辉映。我见萧功秦也在出席者名录,为尽友道,曾打电话给萧,劝他以后不要再参加此类会议,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人利用。不料话未说完即遭粗暴打断,恼羞成怒,称我欲作“清流”。经此一事,再不闻问,即使看到他后来被邀去重庆,以及重庆归来答记者问,其中关于我的那段说法既不准确,也有失厚道,未作理会。 今年三月一日,有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官员召集知识界座谈,说北京有调研组来沪征求对十八大及政改意见。平时开会能不去则不去,能不言则不言,此次既闻政改与否,倒觉得不说白不说,而且应该说在前头,勿谓言之不预。那一次是我破例抢先开头,只是想打破禁忌,把后面的发言口径尽可能打开打宽,其他人才好接着说。我举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以剥离前任“负资产”始,才迎来80年代改革局面;请当局以耀邦为垂范,继续剥离“负资产”,包括耀邦本人蒙受的冤案以及学生、知识界遭受的迫害,都应该平反。否则,谈不上政改,也谈不上取信于人,与民更始。提有三点: 一,    必须为“六四”受难者平反; 二,    必须为法轮功一案伤及底层无辜平反; 三,    必须为重庆“唱红打黑”蒙冤入狱者平反,并追究薄熙来罪责。(当时王立军事发,薄熙来还在重庆执政)。 这一天萧功秦亦在座,他也确实接着讲,不同意我的意见,为重庆模式能解决民生问题辩护。这是最近一年我们两人唯一一次交集,发言皆有官方记录可验。因上述不愉快,已不愿与其争论,各讲各,讲完即走。但我并不认为上述意见有什么了不得,也没有什么“激进”,只不过是守一条底线。知识界多少年多少人皆有同感,我只是当着官方面,打破这条官方禁忌而已。除此之外,与萧再无接触,怎么可能与他讨论革命?更不可能对他说什么“革命的好与坏”。 薄熙来出事,重庆模式垮台,萧功秦或许有一点舆论压力,但也不要紧,同样那点主张,今天这里垮台,明天那里会用。对不同意见也不必背后打听,传播流言,给人戴上红帽子。他也可以继续坚持他在六四问题上的立场,那年开枪前夜,我对他说你若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那就只能绝交。结果枪也开了,血也流了,他还是为六四辩护,不还是我让步,念多年友情,不忍绝交?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始终没有过“共识”,他未变我亦未变,二十三年如一日,何来“老朱变得激进”,他自己“中道超越”?学者贵在独立,不随官方而俯仰,不为某官见弃悲,不为某官见赏喜。形势对自己不利,不必恼羞成恨,形势对自己有利,也不必转嗔为欢。为学不可取者,是不敢公开自己的坚持,又把不同意见夸张为另一个样子,虚拟一个“激进”来“超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改革即可能有革命”,说的是客观趋势;到萧功秦这里一变为“革命未必是坏事,革命的结果就未必那样坏”,呈主观期待,隐隐然盼望革命;经荣剑误传,再变为“革命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活脱脱毛氏话语。何必“三人成虎”?有此二人足矣。但这样一顶红帽子、毛氏套头语,本人还是耻于认领。我不惧有此传言得罪体制,该得罪早就得罪,再难听的话也已经当面直说,何来恐惧?也不想以浮言邀浮誉于江湖,该澄清必须要澄清。 至于荣剑短信说“应有担当,免于恐惧”,“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否则,何以垂范后学;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与人致歉,能否这样说话?原则上是不错,但也是张冠李戴,说错了对象。 关于第三波还是第几波,这种说法也不恰当,更不必有意去“掀起”。这不是“担当”,而是毛式专用语,文革中已被用腻,大话炎炎,令人生厌。我赞同人应有大气,也欣赏荣剑下海甫上岸,即大声说话,如前此评重庆模式与学者奔竞, 此次又驳房宁者言,写得都不错。不过,大气不是浮气,陆地行走也不是海里逐浪,需仔细辨别,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一步一步踩稳了走? 悠着点,路还长,有定力能沉毅者方能行远。故不避直言,不揣冒犯,这也是朋友忠言,虽不敢绝对,还盼荣剑兄海涵? 朱学勤   2012-11-9 注:清华大学2012年法政哲学论坛,荣剑发表讲演,题为“改革和革命:中国的选择”。2012年10月31日《共识网》刊发。       附一:给萧功秦发email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xueqin zhu To: 萧功秦 Sent: Thursday, November 01, 2012 7:24 PM 萧功秦:         请见附件,荣剑在此讲演中提到你曾对他说,“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  对此说法深感震惊,请问我何时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此说毫无证据,是不负责任的流言,要么出自你,要么就是荣剑转述错误,两者必具其一。       请你尽快澄清此事。         朱学勤          附二,萧功秦回email    --- 12年11月1日,周四, 萧功秦1 写道: 发件人: 萧功秦1 主题: Fw: 收件人: "荣剑" 抄送: "朱学勤2" 日期: 2012年11月1日,周四,下午7:58   老荣:转来老朱一信,得知你在北京一次公开场合谈到老朱讲过一段话,请问,我什么说过“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样的话?你应该回忆得起来,我的原话是,“老朱认为,如果改革走不通,也许会发生革命,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我的这段话,都有旁人可证明,朱小平也在场,邓正来也可能在场,他们可以证明。我谈的这段话并不是公开场合,而是私下朋友间谈话。你把我的原话意思变了,且在公开场合上讲,这会对老朱造成一定的困扰,真不知你怎么会这样做,希望你解释一下。请回复。萧功秦       附三:萧功秦转荣剑手机短信并附言: 荣剑给萧功秦回短信   老萧,我在北京对很多自由主义学者说,要掀起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老朱是自由主义的重要领袖,应有担当,免于恐惧,否则,何以垂范后学。我出言或有不慎,以后应予改进,但你们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此言虽有不敬,绝对是朋友忠言。请向老朱致歉致礼,去上海时我摆酒请罪。荣剑。   萧功秦附言:      这是荣剑回信。他请我转给你。并向你致歉意。我请他直接写信给你。他说不认识你还是由我代转好。      给老兄添了麻烦。万请原谅。萧功秦  2012 11 2 12;26 荣剑:学者的清誉和担当——回朱学勤的信   学勤兄:   因我出言不慎或修辞不当,这回不仅要得罪你,恐怕还要得罪所有上海学者。“懦弱”之说,用在谁的头上,都不会有愉悦的感觉,更况乎你这样的学者。我这近乎戏言和调侃之词,真不必当真。其实,二十多年过去,人在做,天在看,谁是真情汉子,一目了然,绝非一叶可障。上海多有我深感钦佩的学者,比如沙叶新,比如你。在士林腐朽、学风日下之际,保有一份清誉和担当,的确很难。我为此理解你的心情,接受你的所有批评。就引言而论,我虽听之萧功秦,对你的具体语境确实不察,但作如此表述,是有大话炎炎之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不必过责于功秦兄。在此向你表示真诚歉意,请你务必谅解。   读你的信,的确还是会有所联想。你提及和老萧的分歧,以及绝交的往事,我以前也听闻过。这些年来,我私下里曾多次批评老萧,提醒他弃言新保守主义那套话语。共识网上发表的我对他新书的评论,提到了“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就是要求他放弃新保守主义,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任何学术支持。这话老萧肯定听不进去,他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二十多年了,声名如炬,岂能轻易弃之?作为一个学者,坚守自己的学术主张,不曲学阿世,不附炎趋势,当是本份,但是,老萧的动机总是令人质疑。我就对他说过,也和别人说过,萧功秦这两年来,两次站错队。一次为重庆说话,被苏伟教授树为右派转变立场的标兵;另一次则是为张木生重返新民主主义提供论证,主动把自己的新保守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靠。在大是大非的现实面前,我总觉得萧功秦脑子犯迷糊。以前他提倡新权威主义,或许掌握部分真理,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合理性,现在还是这么讲,在学术上毫无反省,的确让人费解。   学者何以立身?学者何以问学?学者何以经世?历代历朝好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底线是有的。不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近乎圣人的尺度,至少应该达到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不能无所不取,不能无所不为,要“有耻且格”。 对于当今的一个学者来说,何谓不取?何谓不为?并不难以抉择,无非就是表达一个立场和态度,一个价值观,一个是非标准。“重庆模式”高潮时,有多少学者蜂拥而去,又有多少学者表达不齿,现在来看,谁是谁非,岂不清楚?批评老萧,真是朋友之间的诤言和互相提醒,对待那些投机者和献媚者,岂有如此客气?我写的那些批评若干不良学者的文章,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概就是道德底线还在,良知良心还在,国之四维还在。无耻之徒,终不齿于人间。   我在给你和老萧的短信中,提到学者的“担当”和“垂范”后学,也是有感而发。学者洁身自好,凭良心做人,不和权力同流合污,不刻意迎合世俗,在现在的条件下,已属高尚品质,能做到这些,已经可以垂范后学了。在不能免于恐惧的体制下,学者的责任和担当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非以只身挑战权威为首选,学者的言说是他惟一有效的武器。在互联网的时代,话语真正成为了足以和暴力、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形成和壮大显然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学者的发声,如你所说:“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我期待你的言说。   有不当和不敬之词,请学勤兄务必再次谅解。顺致撰安。   荣剑   2012年11月9日

<摇光>美

我希望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一天我们可以美感为基础来审视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有一天,自我利益不再是人类唯一的根本共性,而代表柔性力量的美感可以对这个世界重新施魅。那时,连自我利益和欲望都变得有质量。我们用心的环视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看到物品和话语背后的本质,我们会被一次又一次的感动。那时,美感会像《风之谷》里的娜乌西卡救世主一样,穿着蓝色大衣行走在金色草原之上。我们都是被她拯救的臣民。那时,我们终于又重新做回了健全的人。     美   文/王意扬(Brown University)     做为一个从小臭美的人,要我说,这个时代的问题就是没有了美感。 曾经在一个假期,我去当平面模特。我被人打扮,被人涂上深色眼影,在镜头面前摆弄自己的肢体和表情。摄影师们尤其喜欢我的腿,我也知道怎么做出相应的动作,以展现最完美的角度,最顺滑修长的肌肉线条,最不肥不腻的脂肪,和最玲珑的脚裸。     我符合了主流市场对于“美”的认知,我是美女经济里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我并不想造反,但这并不妨碍反形已现。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产品,凭众人消费,被赋予美女的标签。这个过程,如同其他职业行径一样,如同学习某种技能,凭公司消费,被赋予“清洁工”或“金融精英”的标签,都是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的逻辑,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而美感做为一个最孱弱的对抗者,并没有被谋杀,而是被化上浓妆,穿上露沟的短裙,被摄影师呼来换去,只知为欲望服务。 然而,当我们只能对着肉欲横流的大胸垂涎三尺时,当我们只能对着茅台小蜜的生活方式妒火中烧时,连我们的欲望都不美了。要我说,欲望和美感本不应该对立。欲望本不应该奴役美感,欲望和美感应该相互牵制,甚至相生相依。 美感的被奴役造成了人的异化。 如果在浪漫主义诗人眼中,人的异化体现在人与自己的无邪童心之间的隔阂;如果在黑格尔眼中,人的异化体现在人和栖居于自身的世界精神之间的隔阂;如果在费尔巴哈眼中,人的异化体现在人和自我本性之间的隔阂;如果在马克思眼中,人的异化体现在人和自我能量之间的隔阂;那么,在爱美之人的眼里,人的异化体现在人和栖居于自身的天然美感之间的鸿沟。 所以我们把内心的童年拿出来制造了理想化的自然;所以我们把对融入世界精神的渴望拿出来展开了历史;所以我们把对于自己的崇拜拿出来造了神;所以我们把自己内心的力量拿出来造了君主和政体;所以我们把自己内心的美感拿出来,在这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制造了艺术产业和时尚产业。 我们不再相信自己天然的美感,而是把美感拿出来,放到了画廊里,放到了T台上,放到了拍卖行里变成了名贵画作。 我们去朝圣美感,把审美的标尺交给资本家,让他们把美感兑现成橱窗里的奢侈品,小资的生活情趣,以及杂志封面上被千锤百炼出来的诱人表情。我们生怕自己得不到美感,所以我们需要保证资本家可以将其转化成产品,然后我们可以急急消费。 我们去朝圣美感,把审美的权力交给权贵,让他们把美感转化成上层建筑里的精英意识,变成高尔夫球场上的谈笑风生,变成马利奥巴塔利餐厅的白松露。我们生怕自己离美丽太近,以贬低了美丽的价值,所以我们需要那些爬得更高的人给我们关于美丽的传说和光环,以激励我们爬得更高。 美感被金钱的符号和贵族的傲慢所奴役,被腐蚀成了短平快的锥子脸或诲测莫深的艺术史行话。美感要不被降格成了粗鄙的实用主义,要不被镂空成了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 形式与内容反目成仇,过程与结果互相挑拨,主体与客体同床异梦,此岸与彼岸弩张剑拔。美感,就这样在冰火两重天的炼狱里被撕裂。被肢解的美感,以不能靠美学理论来恢复她的生机,以不能靠资本来编织她的皇帝新装。美需要在生命的一呼一息被感知。美感,还剩最后一口气,需要被心与灵的力量重新缝合在一起。 美有八万四千种姿态,我又岂敢用自己的钝拙一叶障目,但我仍有窥豹一斑的冲动。请原谅我在向美感致敬的过程中,对她的损毁。 美感是玫瑰花茎上的刺,它的存在没有任何矫情,只为了在自然界生存下去。可它那要保护自己的样子和它头上顶着的美艳之间的强烈对比,却赋予了人们世世代代无限的叹惋和诗意。 美感是成熟时变紫的葡萄。在还未成熟之时,它小心翼翼地藏在青色的皮肤之下,唯恐天上的鸟儿会看见自己,吃下还未发育的种子。在成熟之时,它满面涨紫,展现出诱人的光泽,好让鸟儿来吃下自己,以传播自己的种子。紫色,是那么的必要,是那么的充满食色之欲,却又是那么具有食色之美。 美感是英国酒吧里搭在扎啤桶龙头上的抹布。老板马上要打烊了,但他并没有挂出信息冗余的招牌“还有十分钟关门”,而是把刚刚用来擦干水壶的抹布顺手挂在扎啤龙头上。而经常到店里来的熟客心知肚明,默默喝完最后一口酒,自行离开。此时,抹布此时也有了自我表达的力量,发挥了它做为一块抹布的作用,又毫不害羞的展现它做为抹布的形象。 美感是穿梭于越南菜市场上的摩的。为了能够做更多的生意,为了每顿饭吃上新鲜的食材,越南人在自己摩的后面放上了满满的负担——无论这负担是乳猪,鸡鸭,轮胎,呼拉圈,还是门框。摩的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没有冰冻食品的世界,摩的上钢桶里的鱼还在翻滚;摩的告诉我们本地的市场生机勃勃,在人流车流沆瀣一气的马路上,摩的有着自己的交通规则,自信地快速行使着;摩的告诉我们他们的驾驶者对生活抱有巨大的热情和想象力,他们让这些物品以不可思议的数量和方式叠加在一起放在摩的上,令外来者瞠目结舌。这一切的表达和诉求都汇聚在了摩的奇异景象中。这景象中没有欺骗,还有一种当地自豪。这景象以最赤裸、最不怯场的方式展现在街道上,让现实的沉重都被美感超越。 美感也出现在更抽象的空间。美感是一句没有出现堆砌词藻,狡猾辩解的话语。美感是在万分之一秒间找到让人痛哭流涕的真相。 美感是对于理念和现实之间做优雅的处理。美感是知行合一。“说一套做一套”不具有美学价值。美感不会把生命从皮肤下釜底抽薪,不会为了一己之利——为了自己理论帝国的绝对正确性——而去忽略那些现实中细微的生机。没有了美感,思想就会变成教条。教条有深有浅,“学这个还是那个能挣钱”也可以和“世界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分庭抗礼。教条是一个坚硬的槽,把意识和灵魂的流水逼入槽中,而丑陋就在其中绽放。 美感不光是形式和实用的水乳交融,也是过程与结果的胶漆相投。美感对时间抱有至高尊重。所以美从来不是现成品。所以美既是青春逼人的面孔,更是备受摧残的容颜。所以美是盛世盛开,也是含苞待放,更是从容的枯萎。美是“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美感很耐心,因为美感知道,在此岸和彼岸之间,炼狱不光必要,而且美。美感站在中间,站在非此非彼的边缘,垫着脚,姿态不卑不亢。 美感还是主体与客体的琴瑟和谐。因为有了主体的关爱,兰花现身为君子;因为有了客体对关爱的渴求,君子的影子里有兰花。因为有了平民的感动,马背上的Godiva夫人的裸体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天,美感竟能够施魔,竟能降伏人性眼中的肉体。美感秉古今之所怀,充斥着有情感和神性的力量。 美感是被另一种质量的吸引,却对另一种质量发乎情止于礼,与之保持着窈窕的关系。任何自恋的、妙玉般顾影自怜的事物或艺术,都并没有那么美。任何把穷人的眼泪制成Andy Warhol般的后现代伎俩,让客体的一切血泪都沦落为的空泛形式,都没有那么美。如同最好的红酒,一定会用尽全力在你的口中绽放,唤起你所有的感知,而不是高傲地把精髓裹在红色液体里孤芳自赏,唯恐攀上舌苔后沾上口腔环境里的细菌——仿佛那些出世的清流,那些误以为轻微淡远是古琴最高境界的雅士,唯恐世界的混浊沾染了他们倨傲的羽毛。     啊!我对美还有多少赞叹,我对丑还有多少入骨的蔑视和恐惧!艳红苹果上的化学残留物,文字和视觉上的奇技淫巧,电动削笔刀,贫乏的短信交流,到此一游的欧洲文化旅,指甲盖上的精致文化。把书香当成脂粉气,把梵高的星空拿来当成装饰。扭捏作态的不仅是女人的肢体,更是意识形态。酒局上只能通过大醉获得的共鸣,没有经过帐帘包裹的荷尔蒙,还有贫瘠走样的打情骂俏。那些掐住大众喉咙的流行语。那些跪拜在商业标志下的小喽啰,拿着最新季款式的皮包欢欣鼓舞。那些防水油光书皮上的标准化微笑,那些字红画绿的剑桥爸爸哈佛女孩。那些沦为洗钱工具的字画瓷器,那些陈列着若干日内瓦表柜的单色客厅。 没有了美感的指引,这个世界的群像混乱不堪。被异化了的美感,导致了被异化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美感被市场、技术、和少数人夺取了话语权。我们一日不把被五花大绑的美感夺取回来,重新栽培在自己身上,我们一日便要替代美感被他们五花大绑。 我仍对美感寄予希望。我希望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一天我们可以美感为基础来审视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有一天,自我利益不再是人类唯一的根本共性,而代表柔性力量的美感可以对这个世界重新施魅。那时,连自我利益和欲望都变得有质量。我们用心的环视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看到物品和话语背后的本质,我们会被一次又一次的感动。那时,美感会像《风之谷》里的娜乌西卡救世主一样,穿着蓝色大衣行走在金色草原之上。我们都是被她拯救的臣民。那时,我们终于又重新做回了健全的人。     (采编:佛冉,责编:佛冉)    

<天璇>布拉格千面之旅

这是需要怎样的沉淀才可以到达的姿态?在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跋涉,在走了一万一千里路以后,要留存自己本来的面目,这是要实现多少次蜕变才可以完成的真义呢。旅行的意义可能就藏于其中,去过河流一样的生活,秘密一样的生活,有清流急湍,千层浪,也有静水流深,心照不宣的静谧。守住自己的内心,内心无论如何光耀万丈,多少侧目驻足,只要做好自己,保存本真的姿态,这是布拉格的所在,是多少油彩用尽,也无法完成的旷世临摹。     布拉格千面之旅   文/余蜡树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一座城市有千张面孔,就在你捕捉到她的一个瞬间,你已错过更多的分分秒钟。但是只有你记住的那个模样,可以证明她勾人的魅力。 —- 布拉格侧影记,2012年   文艺布拉格:里尔克与卡夫卡   你的诗歌,他的城堡,我想起在大二时一堂写作课上,我忽然忘情的背诵起里尔克的这首《秋日》,仿佛我读它的时候也被缪斯劫持。我在那一刻仿佛没有听觉,只听见灵魂的洗礼;仿佛没有视觉,只看见圣洁的阳光。 对于和我一样学习文学的人来说,布拉格首先意味着卡夫卡。卡夫卡的一生都在布拉格度过,他的职业生活与创作历程,都与布拉格紧密相连。或者说布拉格在很大程度上就指向了卡夫卡,因为卡夫卡的出现,他在语言上所表现出来的天纵之才,让他成为二十世纪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文学创作和思考,从布拉格的大街小巷甚至土坑地下道,一直冲上了城堡、圣维特教堂之巅,他的文学魅力与布拉格这座城市融为一体,这便是我对这座城市心生向往的原因。 同样是出生在布拉格,里尔克在故乡的名气显然不如卡夫卡。这位诗人,从离开故乡那一刻开始就在不停的寻求真正的故乡。对于诗人来说,也许只有不停地找寻,才是他心中唯一的归宿。   “谁此刻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刻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 在林荫路上停定地徘徊,落叶纷飞”   我想起在的大二的时候一堂写作课上,我忽然忘情地背诵起里尔克的这首《秋日》,仿佛我读它的时候也被缪斯劫持,我在那一刻仿佛没有听觉,只听见灵魂的洗礼;仿佛没有视觉,只看见圣洁的阳光。我一直困惑于是怎样的童年经历根深蒂固的让他如此执拗地在路上,又如此骄傲,仿佛不容于任何一处地方。当我在布拉格老城广场火药塔南边的干道上,邂逅了里尔克的雕像,我大概知道了答案。     我询问过在青年旅舍工作的捷克小伙,关于里尔克在布拉格的踪迹。后来我按着他给我在地图上渺小的粗略的标识,一步步走向那两个街口之间。前一秒钟我还在内心安慰自己,即使找不到,也没有什么,毕竟这儿就是他的故乡,这儿的每一片树叶和每一块石头,都可能在他儿时留给他印象。当我抬头看看逐渐明亮起来的晨光时,就在我眼前,我见着了里尔克。他是如此的削瘦,眼眶深陷,轮廓很细,是一个羸弱的诗人模样。布拉格他的故乡,因为他童年时光的不如意,谨慎的将他成年时期的雕像放置在这儿。他的故乡,也许有他不知道的恋想;因为在他还没有认出方向的时候,他离开了家。 我本来想捡一片树叶当作纪念,可是我环顾四周,正是欧洲的初春,所有的绿叶在树上正发芽生长。是啊,诗人瘦弱而春天丰满,春天之所以迷人,正是因为诗人不遗余力对她的歌颂,我想这是诗人留给人们的遗产,我们能够回报的,就是用深呼吸去感受这茁壮的季节和生命。 读过里尔克动人的诗歌,邂逅了他削瘦的面容;我不得不更快地被卡夫卡的意义所笼罩。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坐地铁到了布拉格东郊,在一处车站左右问了好多当地人,他们都不知道Franz Kafka的墓地所在。只有其中一个中年男子说好像在城堡区。我摇摇头但是表达了谢意。我知道卡夫卡就在附近,而就当我快要失望的时候,猛然瞥见,对面马路的建筑围栏缝隙中,好像是一块块墓碑树立。我走了过去,门里面有一块牌子立着:Dr. Franz Kafka.箭头指向右边的五百米。就是这儿了。     这座犹太人墓园,是布拉格城中最不知名的一处。别处都躺着布拉格有史以来最伟大和最出名的政界、宗教界人士。而我心中只有卡夫卡,所以直奔这儿来了。也许是天气太好的原因,实在是不怎么能够调动阅读卡夫卡时那种严肃低沉的情绪。于是拜谒卡夫卡之墓也就变得轻松了许多。几百座墓碑,整整齐齐的排列着,我一路走进去,只有卡夫卡的墓地前有最多的鲜花,也有好多他的文学爱好者留下的字条。我想这是所有文学语言爱好者之间最好的交流方式。已经不需要翻译,卡夫卡知道我们都是那寻找城堡入口的K,和快乐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如同他当年一样。 在布拉格的很多地方,都是卡夫卡曾经常常驻足、来往的地点。包括城堡区内,几十米长的黄金小巷。他曾经居住过的22号房子,如今是一间小小的书店,墙壁刷成淡蓝色,温暖恬静。店内有很多卡夫卡的照片,我也发现了里尔克和莎乐美的肖像。的确只有书店是纪念一个作家诗人最好的存在方式。 在上去城堡的路上,我经过一家卖杂货的小店。这家店在转角处,面积很小只容得下两三个人,更多的东西都放在了外面的走廊上。当时带该是上午九点半左右,店主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腼腆而又低沉,默默地在摆弄和安置自己店里的东西。那一瞬间我相信,就是在卡夫卡的时代,这个中年男人的父亲或者祖父,每天清晨打开店门,也许恰巧弗兰兹·卡夫卡从山上下来,路过这里,打个招呼,卡夫卡博士露出少有的微笑,舒展他的眉头,那一定是一个轻松的周末。   颜色布拉格:油彩用尽也无法胜任的临摹   来到布拉格,视觉上最大的震撼,便是这儿富于变化又跃动的色彩。画家就算用尽所有的油彩,也无法完成这旷世的临摹。 在下火车之前的三个小时里,我已经与一个捷克姑娘成为了朋友。我们在车厢里热情的谈话,我们找到了许多共同话题。三个小时里我们谈过了文学,还有绘画;她的母亲是一位专栏作家,她的父亲经营着一间画廊。而她,正在布拉格的大学学习艺术管理。 我想再也没有另外一个家庭代表了我对布拉格的整体想象。事实上布拉格在视觉上的冲击,丝毫不亚于文学的浸染。在布拉格的视觉感官体验,甚至刷新了我对于文学之城的印象。     我到达布拉格的时候是一天中光影最丰富的时间。黄昏,风吹过伏尔塔瓦河,无数个斜阳倒影折射着岸上的万象。这夕阳的光沿着查理大桥横亘而来,仿佛是黄金的雕刻刀,把这颜色定格在布拉格每一座中世纪以来的建筑上。地面的每一块石头因而有了灵气,偶或飞过的鸽子羽毛也染成了橘色,教堂的尖顶试图搜集这万千光束,而交错的电车天线又像五线谱一样努力地挽留这富于旋律感的照耀。 在塔楼上的瞭望,更是把这座“千塔之城”的姿色揽尽。城市建筑的顶层,几乎都是橘红色,但是因为形状、位置的不同,夕阳时刻变化的角度和光照,眼前的鸟瞰之景,让我没有办法停下来记忆这一刻布拉格的样子;却只好在回忆的时候脑海里呈现一场流光溢彩的画面。 当沉浸在这般流动的光线中,时间就开始吝啬起来。但是这样的情感等来的是布拉格夜晚的更大魅力的释放。     布拉格这座城,用固态的建筑和流动的光影,抵抗时间的流逝。登上钟楼,老城广场的完美精致尽收眼底。这黄金一样的颜色,却丝毫不显得轻浮,反而空灵起来,如同一颗水晶装饰在城市的胸间。 独步在夜晚的布拉格,让我心生疑惑的是,如此热闹的城市,旅游的人群占据了大半的喧嚣,但是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仍然是静谧的,一点也不漂浮于这些来来往往的过客的身影之上。她仍然很坚定,过着自己河流一样的生活,过着自己秘密一样的生活。 这是需要怎样的沉淀才可以到达的姿态?在经历了千山万水的跋涉,在走了一万一千里路以后,要留存自己本来的面目,这是要实现多少次蜕变才可以完成的真义呢。旅行的意义可能就藏于其中,去过河流一样的生活,秘密一样的生活,有清流急湍,千层浪,也有静水流深,心照不宣的静谧。守住自己的内心,内心无论如何光耀万丈,多少侧目驻足,只要做好自己,保存本真的姿态,这是布拉格的所在,是多少油彩用尽,也无法完成的旷世临摹。   表情布拉格:士兵的冷静与新娘的幸福笑容   布拉格的表情,大概就是在士兵冷静的表情之下,却异常幸福温暖的笑脸吧。 在参观城堡区的过程中,会时常碰到在城堡中四处走动巡逻的卫兵。因为捷克总统就在城堡内办公,又是游客聚集的地方,保卫这里的安全,同时他们本身,也成了城堡中的一大亮点。他们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因为阳光的原因有的戴着太阳眼镜,显得酷劲十足。在门口的警卫岗笔直站立的两个士兵,并不阻止游客排着长长的队与他们合影。任游客趣味横生的摆各种Pose,士兵也都保持丝毫不动,表情也不变化。他们肯定是早就习惯了这种被当作一道景观的生活。 但是他们同时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职责。要怎样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又穿过这热情的人群,还要保持自己的姿态严肃冷静,又不能够有半点无视游客的表情。我不禁觉得这群士兵真是十足的可爱了。 每天中午十二点,有军乐队在城堡列队演奏军乐,而一队士兵会在广场上进行各个位置的换防仪式。每当此时会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这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办公的地方,却也是最开放让游客游览的地方,还能一睹警卫的风采,不能不说是一件亦庄亦谐的事情。他们用枪杆有力地敲打着地面,发出的声响配合整齐划一的动作,带给人一种精神抖数的体验。 圣维特教堂是城堡区最高的建筑,和城堡的地标。哥特式的风格总是赫然的朝向天空指去,凛冽于风雨中,代表教皇权力的威严。我在城堡中漫步的时候,碰见了一对拍摄婚纱照的新人。新娘浪漫的婚裙和幸福的微笑,新郎眼中的温情,是布拉格城堡这一天一道亮丽的风景。 许多游客也都趁着他们拍照的姿态,记录下这幸福幸运的时刻。布拉格是许多恋人向往的蜜月之地。这里澄澈的天空,浪漫古老的城堡,温馨的小巷,都是为恋人们制造的圣地。恐怕难以找出第二个地方,可以培育出这么温情的时刻。 布拉格的表情,大概就是在士兵冷静的表情之下,却异常幸福温暖的笑脸吧。 品尝着布拉格这座老城喧嚣与孤独的双重性格,而其中滋味,只有当双脚踏上这里的石头路面,听见波西米亚风的高唱浅吟,遇见角落里沉思的一个写作者,或者触碰到这座城市日夜跳动的心,你便会了解。一座城市有千张面孔,就在你捕捉到她的一个瞬间,你已错过更多的分分秒钟。但是只有你记住的那个模样,可以证明她勾人的魅力。     (采编自投稿邮箱;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七星微语>第四十期:一句话证明你…… <天璇>爱情故事 东欧剧变二十年 ——系列之三·静静的多瑙河 <开阳>退避者与乌托邦(上)——理想主义者的梦幻曲 <天玑>萧萧落木(一):老浑沌 无觅

明鏡新聞網 | 薄熙來被雙開 政治結仍未解

東方日報 被扣查近半年的前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受到簡稱「雙開」的開除黨籍和公職處分,這是黨內的「極刑」,而其涉嫌犯罪部分則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意味着這宗轟動海內外的大案終於到了收尾階段,也意味着薄熙來難逃牢獄之災。 薄熙來涉及的罪狀不少,包括在王立軍及薄谷開來殺人案中濫用職權、利用職權為他人牟利、收受他人巨額財物、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等;單是收受他人巨額財物一罪,已足以令薄熙來面臨無期徒刑。 值得一提的是,當局在公布薄熙來罪狀的同時,亦宣布了十八大舉行日期,顯示圍繞薄案及未來人事安排的爭議已經取得共識,中共換屆開始進入交棒階段。事實上,繼薄谷開來案和王立軍案完成審理,現在處理薄熙來案可謂順理成章,十八大召開在即,當局顯然不想此案再拖下去,以免夜長夢多。 作為根正苗紅的紅二代,薄熙來曾是備受注目的政治明星,風頭一時無兩。他表面上勤政愛民,嫉惡如仇,以唱紅打黑、鐵腕治渝得到人心,甚至被譽為黨內的「清流」;然而撕開漂亮的外衣,他實際上是一個權力欲膨脹,專橫跋扈,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當代惡吏。如果說百姓之前對執政當局還抱有一點希望和信心,那麼,隨着薄谷開來案、王立軍案和薄熙來案陸續曝光,百姓的希望已經完全幻滅,信心已經徹底崩潰。 特殊黨員 前腐後繼 官方媒體評論薄熙來案時稱,黨內決不允許有「特殊黨員」,無論職務有多高、影響有多大,只要違反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類似言論,當年在處理陳希同及陳良宇等大案時,人們早就聽過了,百姓一次又一次對當局寄予希望,換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如今誰還會相信這種鬼話呢?實際上,當權力不受監督和約束,自然就會產生腐敗,自然就會出現「特殊黨員」,一個薄熙來倒下去,必定還有更多薄熙來站起來,無論官方如何義正詞嚴,也無法掩蓋這個事實。 有人說,薄熙來事件曝光,對太子黨勢力和左派勢力造成沉重打擊,其實,受到沉重打擊的豈止太子黨勢力和左派勢力,愈揭愈多的貪腐巨案,使執政黨逐漸失去民心,其誠信和形象已經蕩然無存,其執政合法性也愈來愈受到質疑。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八千多萬黨員龍蛇混雜,黨風不正,黨紀不彰,薄熙來案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對於執政黨來說,腐爛不堪的權力機制以及核心價值觀崩塌,才是最大的危機。

墙外楼 | 现在离一场新的“文革”有多远?

现在,我们有两个中国:一个是电视中的中国,一个,是网络中的中国。电视里的中国,领导很忙,人民很幸福,外国很乱。现实与网络里的中国,领导不知为谁在忙,人民为生计奔忙,外国人民很幸福。 作为中国人,我们真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中国更真实。我们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是“不明真相的围观者”,我们都是祖国的陌生人。 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国家边界谈判是如何进行的,只知道签署了什么条约,但哪些收回了,哪些丢失了,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援助了哪些国家,花了多少钱,有什么结果……因为这是国家机密。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仆人的真实情况。除了我们村委会的人,是我们一人一票选出的,别的,我们都“被代表”了。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乡长、县长、市长、省长从哪里来,他的为人、能力、水平如何,但是,他们都成了我们的仆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连户口都没有迁到他工作的主人们的辖区之内,有的则将自己的老婆儿女的户口迁到国外番邦去了。我们是主人,但是主人不能知道仆人们有多少私有财产,因为,这也是国家机密。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政府是如何开支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底究竟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一年里有多少人犯罪,有多少人被判处死刑。我们不知道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王立军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知道黑箱里整天在雷霆万钧地响,但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三公消费究竟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以后我们的养老金的明天会怎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究竟是什么……。 不是我们不想知道,不想明白,而是不让我们知道。本来,新闻是以提示真相为目的,它有责任和义务为读者提供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们有的只是宣传,没有新闻。我们宪法上言之凿凿的“言论自由”,不过是看上去很美的一纸空文。本来,政府是为选民服务的,公务员们是靠我们养活的,我们的衙门中,到处可见的也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但一个“刁民”想了解某个事件的真相与实情,想问一个局长的办公电话,恐怕同想上月球一样地困难。 本来,上网也是了解事件真相的重要渠道,但在中国大陆,网络也是宣传。任何与上级不一致的言论,都会被屏蔽和删除,如果得罪了土皇帝,可能还会被拘留、警告、跨省通缉或追捕。本来,台港澳都是中国领土,我们都是一国同胞,但他们出版的一些介绍大陆真相的书,却不能进入大陆,看他们的书,也象做贼一样地偷偷摸摸。我们除了小道消息,只有猜测和谣言,只有谎言与恐惧。 一个国家,当大部分人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时候,怎么让人相信,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当说真话需要勇气,揭示真相需要去外国领事馆依仗洋人支持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不是我们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却是围观中国的看客。我们起哄,我们嘲笑,我们冷漠,我们痛哭,我们诅咒,我们呐喊。但我们都不明真相。 愚民的结果,必然是愚官。我们的公仆们会相信官方的统计数据吗?一个只想听到颂歌的官员,听到的就只会是颂歌。皇帝说马,肯定就是马。皇帝说鹿,肯定就是鹿。当年的秦二世,最不喜欢听到坏消息,所以,谁告诉他真相(“天下大乱”,“烽烟四起”)谁就吃刀板子,最后他听到的,便全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和二世同志“伟光正”这样的“盛世放歌”了。 不明真相的主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也就是不明真相官员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这是互为因果的。中国正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境。 尤其可怕的是,在不明真相中,第二场文革却似乎离我们非常之近,人们在举国体制的操纵下,几乎人人都可能成为不辨真相不明真理的暴民,丧失了起码的判断能力和基本的人性立场。记得几年前看过一篇关于东德的文章,大意是,在柏林墙推倒之后,曾对一些士兵进行了审判,其中一个士兵因为枪杀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人士而被判有罪。记得审判官说的的大意是,作为一个士兵,执行上级的指示并没有错,但是,法律之上,还有良知。你可以开枪,这是你的职责,但是,你可以将枪抬高一厘米,打不准他,这不是错,而是你的良知。 这几年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我们也有非常多同样的情况,事后会得到审判吗?在中国,会有士兵肯在举枪的时候,将准星抬高一厘米吗?在中国,如果有了这样的不愿抬高枪杆的士兵,事后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吗?!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三个都不会——我们的士兵不会有良心的不安,他们在瞄准时也不会抬高准星,他们的这些践踏良知的行为更不会受到审判。 这是中国的现实——所有理想大厦,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土地之上。 这使人想起,中国还会发生文革吗?如果发生,需要多少时间。 1980年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曾有一段思想解放的美好时光。在一次会议上,人们慷慨激昂,欢呼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革除旧习,以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来引领时代。会议的记录者记下了他们的精辟言论。但是,时隔不久,风向180度转弯,按照上面的指令,要开会肃清流毒。于是同一拨人,又在同一个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几乎大家都坐原样的位置,却能讲与上次意思完全相反的话,而且同样表现出慷慨激昂、出自肺腑。这些人,按照现在的说法都是社会精英。他们会上所说,同上次发言,观点完全相反,却是同一个思想敏捷、神志健全的成年人。会后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道义上的不适,谈笑风生,饮酒吹牛。那时,才真正理解了孔子的话是多么苍凉与无奈:“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1990年代末,上面号召在全国县处级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组建了巡视组,指导开展工作。组长是一个老同志,身体非常好,冬天仍然坚持洗冷水澡。巡视组的工作,是听班子成员一一汇报,让他们对所有班子成员作出评价,查问题找原因,如实反映。然后找他们单位的相关人员核实,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上级。几个单位听下来,毛骨悚然。一是各个单位里,看似风平浪静,却都是杀机重重:班子成员之间,正副职之间,上下级之间,下级之间,真是一个个都是乌眼鸡,恨不得将对方吃了。相互揭发之狠,上纲上线之高,相互都恨不能将对方致于死地。而组长因为经历过文革洗礼,对这一套非常熟悉,安之若素。后来幸亏后来上面没有将这一运动“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不了了之,否则如果继续下去,开批斗会将充满火药味,而且马上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人,也不在少数。而现在的战斗,再也不会象文革那样了,只会更狠,更斩草除根。 现在的中国,文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情况,事实上比现在好多了。现在官民对立比当年严重,贫富不均比当年更加加剧,政府的信任度已经低到没有多少人相信政府的承诺和所有的辩解的地步,流动人口或失业者比当年更加众多,民意中的暴戾之气也比当年旺盛。这几年,我们社会上发生文革的气氛根本没有消除,而是越积越多。官场上,只要看看各地对唱红歌的趋之若鹜,就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社会上,只要看看网络上有多少暴力语言,就会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 一个社会,起关键作用的,是三种人:官员(有权)、知识分子(有智)、商人(有钱)。官员中,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的人,在权利面对,未必会反对文革。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因为对文革的不了解,常常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一旦文革发动起来,官员中积极参与的,至少占半数以上。而知识分子,更让人心寒,大多是骑墙派,几乎绝大多数都会“积极参加”。 对文革,知识分子里,除了巴金、冰心等老作家作过真心的忏悔,更多的,都是以无辜者的面孔出现。作家浩然一直认为自己是功臣,刘绍棠则认为挨打是应该。哪怕如梁晓声这样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也在为文革中知青运动高呼“青春无悔”。原来以为张艺谋是一个有点国际视野有点良知艺术家,不料每况愈下,不过也是一个见利忘义之人。 再看看那些大艺术家们,齐白石、徐悲鸿运气好,去世早。除了林风眠先生,其他的大师如李可染、傅抱石、黄胄、石鲁、黎雄才、关山月……哪一个不是在饿殍遍野的时候、在一片哀鸿中讴歌盛世的?真是“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如果说,在当时强作欢颜还情有可原,那么等到文革结束,他们中有谁曾对自己的颂圣行为忏悔呢?可有谁曾想将功补过再作《三年大饥荒》、《饿殍万里图》、《文革武斗惨状图》呢?没有!相反他们都说自己是受害人。 商人呢?只要不要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愿去理会法治还是人治的。在当下,谁不知只有官商勾结才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头上弄个红顶戴戴?巴结官员都来不及。只是聪明一点的有钱人,早就办好外国护照了,是法律上的外国了,但人还在,心还在,依旧在赚中国人的钱。他们当然怕文革,但他们有了后路无所谓了。 我们离上一场文革有多远?从时间上说,如果从开始的1966年算起,有46年,如果从结束的1978年算,也有30多年了,但是,文革的思想思维依然,我们并没有清算过,从社会文化上说,我们还没有走出文革。 我们全社会离上一场文革的心理距离,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如果要发生文革,只要中央有一声号令即可做到。上一场文革,从《人民日报》发社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全面发动,因为传播问题,还有一个时间跨度。现在传媒发达了,只要领导人在中央台作个直播讲话,全国所有的省市县电视、广播电台都会同步直播,全国除了港澳台就可以实现全覆盖。讲话一般为30分钟。估计待讲话一结束,不用号召,肯定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从开始讲话,到全面发动,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当然,发出这样的号召完全不必用文革的词句,但可用文革之精神,即以一个神圣的名义,从内部寻找敌人,挑起国民的内斗,统治者从中渔利:如惩治卖国贼一个不留,如消灭贪官腐吏绝不手软,如打倒不法奸商大快人心,如为富不仁天理难容,如破坏环境天诛地灭,如误人子弟教师可杀、医生害人不打如何平民愤……不论提出哪一条,都足以点燃全体民众心中的怒火,都足以让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真理在手,只待缚住苍龙! 当然,这一小时里,会有少数人抵制。但只要是上面有“诏书”,有“圣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到处都是,这些敢于抵制的不会超过1%,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在24小时里就消失了。企望有能够抬高一厘米准星的人吗?对不起,没有。如果有,可能已经被同伴打死了。 这一小时过后的23小时里,全国会进入狂欢状态。那一套原先熟悉的状态,会瞬息之间复苏。红歌、红海洋会马上出现,口号声、枪炮声、呼救声会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会陷于一片血海之中。 现在是多事之秋。东边钓鱼岛事件,南边黄岩岛纠纷,西边有疆独藏独,北边有青皮光棍玩大炮仗。外患之大,莫过于莫明其妙的总与北极熊结盟,莫过于匪夷所思地总与山姆大叔为敌。但是,同要发生文革的内忧相比,这些外患都不过是疥癣之疾。 何辉新律师在陈平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一审辩护词中,说道:“……文革早已被否定,今年在两会出席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政府行政首长温家宝先生还在忧虑和担心‘文革’有重演之势。我们的国家绝不能再搞文革那一套。坚决要防止文革复辟!我们要阻击这种苗头!文革斩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脉,对我华族文明摧残之甚,中外罕见,古今独步!毁人不倦,谁与争锋!那些史料所呈现的残酷,让人肝胆欲裂,悲愤万分。痛恨极了!从此以后,国士近乎绝迹,人人恐惧,噤若寒蝉,唯唯诺诺,但求自保”。这段对文革历史的批判,是沉痛的。文革给中华民族的危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破坏了无数珍贵文化典籍、器物,二,侵害了无数民众的人权,三,使国人没有心思搞建设,破坏了生产力,四,破坏了世代相传的伦理道德,扭曲了人性,使国人的伦理素养严重下降。五,使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既与世界文化脱节,也与中华传统文化脱节,精神世界陷入一片真空。六,使许多知识分子,谈虎色变,不敢思想,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比清军入关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1978年,我们从政治上结束了文革。但文革的后遗症,仍然严重存在!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教材和影视,仍然有十分浓厚的文革时代痕迹。许多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对文革时代的管治方式,仍然情有独钟!他们的头脑,没有民主自由观念,没有人权观念,没有法治观念,不把人当人看,不尊重人的价值,习惯于举国体制,习惯于集中精力办大事,习惯于习惯于一言堂、家长制,没有权力接受监督和约束的观念。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帽子掩护下,文革那一套,在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国人——尤其是这个时代的读书人——的精神世界严重萎缩。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独立思考,缺乏良好而扎实的人文基础,缺乏人性情怀。因此中国大陆各方面都没有大师,没有传世名作,没有思想有价值的电影、电视,到处都假冒伪劣的水货!只给人们带来低级、感性的刺激,却不能给人以心灵的启迪,不能使人对人生的意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实际上我们仍然还处在文革状态!仍然,有许多人在苦苦坚守。他们批判文革。他们批判现行体制的弊端。他们批判当前法律政策的缺陷。他们捍卫做人的独立人格。他们探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他们批判这个时代的道德败坏、分配不公。他们为权利遭到损害的民众打抱不平。他们对被歪曲的近现代史,作了澄清。他们倡导尊重人的价值的人道主义,谴责不把人当人看的兽道主义。他们对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强盗,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耻辱,重新作了还原。他们全面反省这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论、经济中心论、市场经济论、反传统文化、无神论文化、社会主义观。他们置人的精神自由于物质生活之上。 一些内心丑恶的人,百般丑化他们。说他们是敌对分子。说他们是黑五类。说他们危害国家安全。为他们罗织种种罪名。但是,每一个良心未泯、稍有判断力的人,则认识到:这些苦苦坚守的人,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良民,他们具有健康人的人性和思维,他们具有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所写阐述的观点,是对文革和文革遗毒的必要拔乱反正;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每一个人回到正常人的人性和思维,有助于我们的社会成为良善的社会,百姓安居乐业,在国际社会也赢得人们的广泛尊敬。

Co-China周刊 | 赵楚:假如甲午战争重新来过

“ 100 多年来,因为惨痛的近代史,中国人对于国家竞争的看法始终不能摆脱谁拳头大谁有理的思维,这是简单的山寨政治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观念的国际版,这种历史心理积淀的危害也许大大超过今日外部危机。力量当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和进化,及高明政治的配合,倘若仅把力量主要界定为枪杆子,那是注定一事无成的。”   在当代中国,日本二字犹如超级G点,各种形式夸张地渲染历史仇恨的东西多如牛毛,但很少有人敢于大大方方地承认,近代以来,日本除了伤害中国,从留学东洋到辛亥到改革开放,日本也是于中国大有恩惠、确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一味的仇恨历史观会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带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不值得思考和反思吗? 甲午过去100多年了,中国人大部分还是没明白,假如回到1894,那么我们应该直面的问题是:在那场战争背后中日的核心竞争是什么?从甲午到中国抗战胜利,战场上的胜负都是暂时的,但现代政治和社会的转型,文明、制度和社会发展竞争才是核心的,因为这是国运与民族命运的竞争,也是最实质性的国际权力之争,今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日这场竞争再次复燃,但中国还是远远落在后面。 大多数中国人除了爱漫无边际抒发莫名其妙的豪情,也爱奢谈历史,可自甲午至辛丑间的历史文档俱在,资料唾手可得,我们不妨去读读,相比那些惨痛失败后当时人的反省之沉痛,措置之坚定,谋划之艰难,我们今日如此草率议论国家长策,是不是愧对先人? 说起甲午,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军事迷拿北洋海军说事,而不看当时淮军和国内社会总体状况。中日当年的差距决不仅是什么主力舰火炮射速、军舰航速等等,而是总体性的、制度性的和全面的。淮军军制完全处于旧制,而日本已完成包括普遍义务兵役制为基础的现代陆军建设,即令相对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北洋海军,其实也处于太多传统弊政与弊端的掣肘之下,维护军力之不济,原因在于政治,而由于军令、军政不修,观念、决心不明,遂发生驱逐琅威理事件,使战力建设江河日下。一句话,当时的战争,实际上是发生在一个已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与一个尚未转型的老大帝国之间的,因此结局不难预知。很可叹今日中日整个社会和文明发展水准差距也未见得比甲午缩小多少。坐井观天,忽悠自己唯一结果只能是灭顶之灾。 甲午战前,办洋务的,经手实际事务的,几乎个个保持谨慎立场,只有所谓“爱国”清流,主战高调唱到云端,这些人主要推动下,颟顸的最高层做出了错误的战争决策,然后才谈得上战场上的失败与责任,正是这些文辞抄自烂漫古书的清流以满腔自以为真理在握的豪情乱来葬送了国家自强的前程。在这种武臣与文臣、疆臣与朝臣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折射的是国家政治的不上轨道,社会没有整合,因此没有合理和有效的战略决策体制,因为那种优良的体制是不可能在一个没有、甚至压制政治转型的社会萌生与扎根的。 19世纪侵台事件后有大办海军的战略讨论,甲午战败,遂有建设新式陆军的举措,这些史实最起码表明,100多年前的前辈在内外交困的处境,尚能为保国保民做长远切实的谋划,今日内外环境如此复杂,何曾见士大夫或食肉者能体味当年苦涩反思的情怀?中国人自己拿人命和国运换来的教训已被丢至脑后! 百年以来日本给中国造成难以衡量的伤害,这要由日本负责,但同时,中国人屡丧先机,不能反省,好了伤疤忘记疼,坐失国家民族大好发展机遇,这要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负责。日本虽有历史罪恶,但其在近代以来的东亚乃至全球文明竞争中成就斐然,这值得中国人再三再四低首拜服并学习,无此态度,则中国也许永无超越日本之一日。 自甲午到侵华,日本对中国几十年功夫,从山川草木到民情地理,几乎到了如数家珍的程度,而今日中国旅日人民据说高达百万,但一般”爱国家”说起日本,还是“小鬼子”、本尼迪克特那点陈词滥调,与激烈仇视态度并举的是极度无知。与日本所谓“右翼分子”对中国的无知一样,中国大众很多人对战后日本以及当代日本社会、经济与一般情况的了解,也是惊人无知的,而某些以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为商业招徕的媒体又推波助澜。试问:以这种现状挑起中日对决,结局可能比1894年好吗? 历史非常辛辣,回顾抗战前,抗日救国是倚天剑屠龙刀一类道义大杀器,但事实表明,很多当初高喊抗日口号的,在战时丝毫不犹豫与日寇妥协和合作,原来他们喊抗日,喊爱国,只是操纵公众、谋求私利的工具,对于他们,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梅思平之类大汉奸今日已臭名昭著,即令汪精卫本人,在九一八和热河事变后,何尝不是以高调惊悚世人?再看今日试图操纵网络舆论的各种“爱国家”,明眼人都知道,有人正在重操故伎。 100多年来,因为惨痛的近代史,中国人对于国家竞争的看法始终不能摆脱谁拳头大谁有理的思维,这是简单的山寨政治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观念的国际版,这种历史心理积淀的危害也许大大超过今日外部危机。力量当然重要,但倘若没有价值观和制度的优越和进化,及高明政治的配合,倘若仅把力量主要界定为枪杆子,那是注定一事无成的;因为,世界变了,帝国主义的外交理念已经为这个时代所抛弃,中国的未来全球地位不可能基于船坚炮利和霸权主义,而只能在于对全球生活正面价值观的贡献及参与。世界将乐于见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因为中国将选择和平的、建设性的、分享的政策,与其他人一道,帮助世界建立一个更公平和有利于共存共赢的未来。 从南海到东海,中国在战略上隐然有四面出击之势,有人以所谓鹰派自居,对这种全面开花的对外战略大力欢呼,然而,这种有强烈新冷战思维的政策理念,既非中国国力所能承担,也与当代世界潮流相违背,同时,在近年兴起的新民族主义思潮笼罩下,社会上新极左势力上下其手,借机追求操纵大众意识,如此下去,不要说什么战略机遇期,可以预言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新甲午。真正的爱国者应该站起来阻击这种逆流。 (赵楚,军事专家,专栏作家。 原文链接: http://zhaochuboke.blog.163.com/blog/static/207319147201281311474930/ )

赵宗彪:我们距二次文革就一个小时

几年前看过一篇关于东德的文章,大意是,在柏林墙推倒之后,曾对一些士兵进行了审判,其中一个士兵因为枪杀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人士而被判有罪。原文找不到了,记得审判官说的的大意是,作为一个士兵,执行上级的指示并没有错,但是,法律之上,还有良知。你可以开枪,这是你的职责,但是,你可以将枪抬高一厘米,打不准他,这不是错,而是你的良知。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我们也有非常多同样的情况,事后会得到审判吗?在中国,会有士兵肯在举枪的时候,将准星抬高一厘米吗?在中国,如果有了这样的不愿抬高枪杆的士兵,事后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吗?        我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后,得出的结论是,三个都不会--我们的士兵不会有良心的不安,他们在瞄准时也不会抬高准星,他们的这些践踏良知的行为更不会受到审判。        得出这一结论,让自己非常沮丧。        但是,我清楚,这是中国的现实--我们的所有理想大厦,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土地之上。           二      这使我想起另一个问题:中国还会发生文革吗?如果发生,需要多少时间?   我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一件是:我八十年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曾有一段思想解放的美好时光。这时候,开一个本地文艺家的座谈会,来者都是本地最聪明的人,都在各个专业上有成就有地位者,会上,他们慷慨激昂,欢呼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革除旧习,以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来引领时代。我是会议的记录者,所以,他们的精辟言论,都记下了。但是,时隔不久,风向180度转弯,按照上面的指令,要开会肃清流毒。于是,同一拨人,又在同一个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几乎大家都坐原样的位置,我依然是记录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同样这批人,却能讲与上次意思完全相反的话,而且同样表现出慷慨激昂、出自肺腑。这些人,按照现在的说法,可都是社会精英啊。他们会上所说,同上次发言,观点完全相反,却是同一个思想敏捷、神志健全的成年人。会后,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道义上的不适,照样谈笑风生,照样饮酒吹牛。        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孔子老先生的话是多么苍凉与无奈:“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悲乎!        另一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上面号召在全国县处级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组建了巡视组,指导开展工作。我被抽调去从事这项工作,当了副组长,巡视9个行政单位。组长是一个老同志,身体非常好,冬天仍然坚持洗冷水澡。巡视组的工作,是听班子成员一一汇报,让他们对所有班子成员作出评价,查问题找原因,如实反映。然后找他们单位的相关人员核实,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上级。几个单位听下来,让我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一是各个单位里,看似风平浪静,却都是杀机重重:班子成员之间,正副职之间,上下级之间,下级之间,真是一个个都是乌眼鸡,恨不得将对方吃了。相互揭发之狠,上纲上线之高,相互都恨不能将对方致于死地,让我大开眼界。而我们的组长,因为经历过文革洗礼,对这一套非常熟悉,安之若素,在私下和我的交流中,颇有可以大干一番的豪情,让我有点发怵。后来,我因另有任务,提前离开了巡视组。幸亏后来上面没有将这一运动“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不了了之,否则,后果还真难以逆料呢--至少我相信,如果继续下去,开批斗会将充满火药味,而且马上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人,也不在少数。而现在的战斗,再也不会象文革那样“文斗”了,只有武斗,只会更狠,更斩草除根。      三      现在的中国,文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情况,事实上比现在好多了。现在官民对立比当年严重,贫富不均比当年更加加剧,政府的信任度已经低到没有多少人相信政府的承诺和所有的辩解的地步,流动人口或失业者比当年更加众多,民意中的暴戾之气也比当年旺盛。这几年,我们社会上发生文革的气氛根本没有消除,而是越积越多。官场上,只要看看各地对唱红歌的趋之若鹜,就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社会上,只要看看网络上有多少暴力语言,就会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      四      一个社会,起关键作用的,是三种人:官员(有权)、知识分子(有智)、商人(有钱)。   官员中,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的人,在权利面对,未必会反对文革。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因为对文革的不了解,常常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我在八九十年代的经历,让我相信,一旦文革发动起来,官员中积极参与的,至少占半数以上。而知识分子,更让人心寒,大多是骑墙派,几乎绝大多数都会“积极参加”。        对文革,知识分子里,除了巴金、冰心等老作家作过真心的忏悔,更多的,都是以无辜者的面孔出现。我所知者,浩然一直认为自己是功臣,刘绍棠则认为挨打是应该。哪怕如梁晓声这样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也在为文革中知青运动高呼“青春无悔”。原来以为张艺谋是一个有点国际视野有点良知艺术家,不料,作品每况愈下,也不过是一个见利忘义之人。不过,想想居然有100个知名的作家,能堂而皇之地为那篇扼杀艺术的讲话做帮闲,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们可都是中国作家的主流,都是当朝当红的精英人士!“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喜乎?悲乎?        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大艺术家们。齐白石、徐悲鸿运气好,去世早。除了林风眠先生,其他的大师如李可染、傅抱石、黄胄、石鲁、黎雄才、关山月……哪一个不是在饿殍遍野的时候、在一片哀鸿中讴歌盛世的?真是“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如果说,在当时强作欢颜还情有可原,那么,等到文革结束,他们中有谁曾对自己的颂圣行为忏悔呢?可有谁曾想将功补过再作《三年大饥荒》、《饿殍万里图》、《文革武斗惨状图》呢?至少,我没有看到过听说过。他们都说自己是受害人。        商人呢?只要不要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愿去理会法治还是人治的,在当下,谁不知只有官商勾结才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头上弄个红顶戴戴?巴结官员都来不及呢。只是聪明一点的有钱人,早就办好外国护照了,是法律上的外国了,但是,人还在,心还在,依旧在赚中国人的钱。他们当然怕文革,但是,他们有了后路,也就无所谓了。      五      我们离上一场文革有多远?        从时间上说,如果从开始的1966年算起,有46年,如果从结束的1978年算,也有30多年了,但是,文革的思想思维依然,我们并没有清算过,从社会文化上说,我们还没有走出文革。看看现在到处依然红歌嘹亮的场面,就不会觉得奇怪。我以为,我们全社会离上一场文革的心理距离,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如果要发生文革,只要中央有一声号令即可做到。上一场文革,从《人民日报》发社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全面发动,因为传播问题,还有一个时间跨度。现在传媒发达了,只要领导人在中央台作个直播讲话,全国所有的省市县电视、广播电台都会同步直播,全国除了港澳台就可以实现全覆盖。讲话一般为30分钟。我估计,待讲话一结束,不用号召,肯定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从开始讲话,到全面发动,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当然,发出这样的号召完全不必用文革的词句,但可用文革之精神,即以一个神圣的名义,从内部寻找敌人,挑起国民的内斗,统治者从中渔利:如惩治卖国贼一个不留,如消灭贪官腐吏绝不手软,如打倒不法奸商大快人心,如为富不仁天理难容,如破坏环境天诛地灭,如误人子弟教师可杀、医生害人不打如何平民愤……不论提出哪一条,都足以点燃全体民众心中的怒火,都足以让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真理在手,只待缚住苍龙矣!      六      当然,这一小时里,会有少数人抵制。但是,只要是上面有“诏书”,有“圣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到处都是,这些敢于抵制的少数人(不会超过1%)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在24小时里就消失了。企望有能够抬高一厘米准星的人吗?对不起,据我所知,没有。如果有,可能已经被同伴打死了。        这一小时过后的23小时里,全国会进入狂欢状态。那一套原先熟悉的状态,会瞬息之间复苏。红歌、红海洋会马上出现,口号声、枪炮声、呼救声会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会陷于一片血海之中。        文革的实质是什么?是无法无天,是践踏法律。而现在,法治精神又有多少呢?         七      现在是多事之秋。东边钓鱼岛事件,南边黄岩岛纠纷,西边有疆独藏独,北边有青皮光棍玩大炮仗。外患之大,莫过于莫明其妙的总与北极熊结盟,莫过于匪夷所思地总与山姆大叔为敌。        但是,但是,同要发生文革的内忧相比,我以为这些外患都不过是疥癣之疾。   我不知道文革隐患能否会在二三十年内消除。   我不乐观。   因为,一小时的时间,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可能发生。   我们距离文革的浩劫,就只有一个小时。   谁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摘自《凯迪网络》 ---白衬衫      

爱思想 | 萧功秦: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历史会不会重演?

萧功秦:高调民族主义非中国之福——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历史会不会重演? 进入专题 : 民族主义 中日战争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作者按:钓鱼岛之争引起的连锁反应,使作者联想起“九一八”前后中日各方关系的结构:日本少数极右翼挑起事端,占据了日本“爱国主义”话语至高点,中国虽然是弱国,但国内高调民族主义出于义愤,而对中国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政府为了获得民众支持而不得不保持国民革命王正廷“革命外交”以来的高调立场,中日之间出现持续的硬硬互动,相对温和的日本外交官与文官政府纷纷被主战派机会主义者取代。随着极右翼的战功胜利,日本中间派民众越来越向极右翼好战派靠扰,军国主义如鱼得水……。   八十年后历史会不会重演: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越演越烈,网上舆论千篇一律,政府态度越来越强,日本温和的知华派外交官丹羽宇一已经下台,下一步,中国民间的强硬立场会不会进一步引发失控的流血事件,这势必将在日本引起右翼进一步非理性的反弹,作为强硬派的自民党势必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而有可能在新大选中取代民主党上台,民主党把钓鱼岛变为废岛冷处理的计划将被大规模建设计划取代,自卫队将改为国防军,这将进一步刺激中国,国内情绪更无法控制,再次形成八十年前的硬硬相激,而美国由于意识形态与利益会不会从中间立场转向对华强硬……。如此下去,未来五到十年中日之间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中日战争?如果不幸而发生,它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区别,会不会是美国将站在日本一边……。正如二战时的日美关系所表明的那样,敌人往往是双方互动过程中不经意地创造出来的。当然我说的是最坏的可能,但这种可能由于历史上关系结构的同构性,其发生概率不容小视。从历史上看,人类的理性天然有其局限性,所有的人都自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事态,但结果恰恰相反。   在此历史关键时刻,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学一点邓小平的“宜粗不宜细”的智慧:“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更聪明,他们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正是出于一个历史学者的忧虑,现将三年前的这篇文章加了一个副标题,发出来供参考(本文已收入《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值此历史关键时刻,通晓中道事理常比高昂的激情更重要。      原文导语 :泛道德主义的政治观,充满书生气的虚骄的大言高论,强烈的爱国激情,对列强侵凌形势与危机产生的心理焦灼感,对外部世界信息的封闭视野,形成以自我张扬来表达自卫决心的高调姿态,所有这一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便形成近代以来中国作为超大型弱国的高调民族主义特点.而近半世纪来中国政治文化与高调民族主义有着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我们民族只有在长期自觉地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十九世纪后期以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在民族生存环境极度恶化的条件下崛起的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它的表现方式和发展态势,与作为刺激源的西方列强对中国挑战与压力的强度有关,也与本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与民族心理特点等主观因素有关。自秦汉以来,天朝帝国优越感就一直支配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儒家文化影响下的民族心理特质对近代民族主义表现形式因而也有着潜在深层的影响,由于中国在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也往往存在着一些独特的表现方式、个性特点与心理倾向性。   本文要考察的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中的高调性现象。自清末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以来,危机压力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在士绅精英与民众中,表现出泛道德主义色彩的高调性与激进性,这些特点不但在在甲午战争前后民族生存条件极度恶化条件下,而且在北伐以后,国家完成统一而仍然处于弱国地位条件的民国初年,都以不同的形式强烈而鲜明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与历史选择,在甲午战争前后清流党士绅中,以后在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的民间与官方民族主义思潮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高调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历史选择所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作为官方与民间的优势话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国时期的外交路径与政治取向。   必须承认,这种激昂高调的民族主义对于聚合人心,动员大众参与民族救亡运动可以说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但另一方面,它却有着严重的消极作用。下面,作者试图对近代以来高调民族主义的特点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清流民族主义      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士绅中的民族主义,有一种强烈泛道德主义的倾向与态度。用清末义士唐才常的话来说,清末的清流党人“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一不主战,天下共罪之。”在泛道德主义民族主义者看来,选择是否进行战争,并不考虑敌我双方力量的强弱比较,也不考虑这场战争是否能取得胜利,而是根据正义、道德的信条来确定。清末的清流派士绅以高谈“主战”来体现其爱国的泛道德主义的立场。在他们看来,战与不战,是体现政治上的道德与邪恶的试金石。只有勇于迎战列强,才是爱国,才是忠于民族大义,否则就是投降主义。至于战争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能否有胜算的可能,是其次的问题,甚至未必却并不在清流党人的考虑之中,而道德、忠于民族大义,才是首要问题,根本问题,在他们看来,战争成败的关键,并不是军事理性主义的世俗盘算,而是道德与人心是正,还是邪才是关键所在。中法战争中的张佩论、甲午战争中的翁同和主战的大言高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清流主义”的泛道德主义热情与民族大义的理念。   这样,泛道德主义的政治观,充满书生气的虚骄的大言高论,强烈的爱国激情,对列强侵凌形势与危机产生的心理焦灼感,对外部世界信息的封闭视野下形成的以自我张扬来表达自卫决心的高调姿态,所有这一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便形成甲午战争前后朝野中的清流党人的民族主义特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与官绅阶级中,深受危机压力而产生的屈辱感,恰恰可以通过主战论的大言高论而得以“理由化”。这种泛道德主义态度与思维方式,已经无形中渗透于这些儒家士大夫政治精英们的深层心理之中,对日本主战还是谈判,成为判断是非正邪的标准。这种清流民族主义在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在朝野士大夫中取得了绝对的话语优势。   连慈禧太后也在这种清流民族主义的优势话语压力下,担心自己的统治失去道义合法性而受到巨大的压力。她的态度从主和到主战的转变,就与这种话语压力有关。在甲午战争以后,她曾告诉刘坤一,她之所以主战,就是因为她害怕言官说她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书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   然而,在当时中国,从总体上看,却缺乏与日本决战的实际军事能力,洋务派的军事现代化效果很差,虽然海军吨位与日本相比似乎差距并不大,但实际军事训练水平,指挥水平,综合素质与实战能力与日本相差甚远。战前李鸿章意识到中国方面军费不足,人才不够,还不足以言战,他预感到前景很不乐观,因此力主议和,但受到大言高论的清流派强烈攻击。在清流思潮占据话语霸权的气氛下,朝野官绅大多数主战,谁不主战,就有被朝野视为名教罪人的危险,李鸿章在朝中孤掌难鸣。从军事理性的角度与从长远民族利益角度来看,在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已经十分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忍辱负重,暂时避战,卧薪尝胆,以积极争取时间,应该更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在当时充满高调虚骄的舆论气氛下,这种选择已经完全不可能。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滑铁卢”之战,是中国清王朝走向衰亡的转折点。这场战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国赔了二亿多两库平银,相当于四十亿美金,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四年的收入的总和。日本藉此巨款,一变而为东亚强国。而中国从此则陷入由贫而弱,由弱而贫的恶性循环。此后,庚子事变后中国对日赔款,两场战争赔款总计达九十亿美元,中国财政状况从此雪上加霜,一落千丈。战后,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并在1910年正式被日本吞并,中国不但失去了朝鲜这一屏障,而且,朝鲜从此成为对华侵略最便捷的跳板。中日之间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   日本人中相当一部分有识之士在此前曾认为中国与日本同处于受西方势力步步进逼的地位,两国有共同的命运而且唇齿相依,希望同中国团结合作,共同抵御西方各国。然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之惨,连日本人也想不到,日本强硬派对华侵略所获的大利中尝到甜头与鼓舞。在日本强硬派看来,既然中国是如此不堪一击,那么,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不如根据国际通行的“丛林法则”,把中国当作瓜分对象。中国在日本人眼中,从值得崇敬的同文同种的文化母国,一变而为可供扑食的“技穷的黔驴”,这种观念的大转变,就起始于是甲午战争。从此,日本国内充满对华侵略的好战气氛,日本广大国民对华态度也发生重大逆转,此后的日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危险的敌国。由此影响了一百年中国民族的命运,   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重大变化,从1894年到1900年这六年,连西方人也认为中外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此前,英国的当政者在天津条件之后,基本上还是把中国作为外交上的“正常”国家来对待,试图通过通商贸易来实现本国的商业利益。然而,甲午战争以后,西方与日本一样,突然发现中国竟是如此的无能,从此便认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把中国当作“正常国家”实在太不值得了,既然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如此大的优厚的战争赔款,那么西方各国也完全可以把中国当作任人斩割的印度一样看待。西方民族身上的“狼性”也就从此激活。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合作政策转变为瓜分政策。它们步日本后尘积极参与对中国侵夺,尤其是德国与俄国这些后起的殖民主义帝国他们的表现特别亢奋。   从此,中国进入多灾多难的民族危机时代,也开启了我们民族二十世纪苦难的命运经历。中国陷入亡国的重大民族危机,民族生存条件极度恶化。所有这一切,都与清流党为代表的高调而又虚骄的“大国”优越感、泛道德主义大言高论、群体信息的贫乏而形成的激进思维的同质性有关,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危机时代形成一种虚骄的激进的强势民族主义。      二 民国初年的高调民族主义      1928年北伐完成,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再次重新统一,民众也由于爱国激情而显得充满力量,但中国其实还是一个弱国。当时的相当一部分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人们就产生这样一种错觉,既然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今又统一了,于是油然产生自我放大的、“国力强大”的主观感受。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交炽着要把长期所受屈辱一扫而光的深层心理,油然而生,人们心中充满了一种虚幻的大国感。对于我们一个在文化上曾经有着历史上传统的优越感,而在近代深受屈辱的多灾多难的民族,一种高调的民族主义油然而生。   日本在袁世凯当政时,曾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国民政府统一中国以后,社会上可以说充满对对日本侵略野心的同仇敌忾的民族主义,社会上流传着“咱们中国人每人吐一口水都得把小日本淹死”,可以说就是这种高调民族主义的再次体现。这种高调民族主义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在国人中有着广泛的表现。对于新生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它的合法性来源是民族主义,亢奋的高调民族主义,在新生的国民政府看来,无疑是“民气可用”、政府可以把它作为巩固自身权威合法性的重要精神资源。民间力量与国民政府的力量两者相互激荡。高亢的民族主义热情在政府与民间相互激荡。但国家实力却不能与之相应的发展。   国民政府统一以后初期的“革命外交”申张了中国主权,但确实也存在着高调民族主义的一些特点,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为代表的“革命外交”,其宗旨是在短时间内单方面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关税自主,收回海关,收回法权,并将进一步收回租界铁路及其他权利。王正廷在30年底给英国的备忘录中声明,要求在在31年2月前中国决定单方面废除条约并断然收回一切利权。他声明,如不能在预定期间内解决,即使全世界为此与中国宣战,中国人也可应付并达到目的,“准备承担一切后果”。   此前,1929年7月强硬派政友会田中内阁辞职后,稳健派滨口雄幸组阁,外长由币原担任,币原外交主张不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现状抱同情态度,愿意放松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支配,不采取前任的武力直接保护日本在华侨民的政策,等等。但“革命外交”理念支配下的王正廷拒绝对日本文官稳健派的作任何谈判上的让步。此时的日本相对开明的文官政府已经越来越受到对外扩张的强硬派政治势力的强大压力。当时,日本执行币原对华协调政策的谈判代表佐分利贞男,在内外压力下自杀,王正廷曾在事后收到佐氏的极机密遗书,信中再三告诫王氏,如果中国不让步,必将引起日本舆论界反感,信中还特别提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族主义 中日战争   

白衬衫 | 欲加之罪:陈平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辩护词

  何辉新律师关于陈平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 一审辩护词      尊敬的法庭:尊敬的合议庭诸位:      我受本案被告人陈平福之委托和甘肃荣庆律师事务所之指派,担任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人陈平福的辩护人。我们将忠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辩护人的职责,依法维护陈平福的合法权益。接受委托后,我查阅、复制(拍照)了检察院移送法院的证据材料,刚刚又参与了法庭调查和庭审质证活动,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本案的事实情况。在尊重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本人将以一名执业律师的法律良知和操守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特别声明:以下辩护意见只是根据本案事实,提出法律上的评价,不涉及政治上的评价,不代表辩护律师的政治主张。辩护律师的发言,无任何危害国家安全之目的、动机、故意,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依法享有司法豁免权)      辩护人认为: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公诉机关”)兰检公诉一诉2012120号《起诉书》(以下简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平福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完全不能成立。辩护人完全不能同意对陈平福的罪名指控,该指控缺乏犯罪的构成要件,陈平福是无罪的,应该立即解除强制措施,宣告无罪。      79年前,章士钊为陈独秀危害民国案辩护词中说,“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如果说以言论攻击机关和人物就是危及国家安全,“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政府不等于国家,民国的主权在民,复辟国体才是叛国,才是危害。否则,不论对于政府或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都是正常的,只有半开化的国家才会以此"临之于刑"。”79年过去了,这个辩护词也可以用在陈平福身上。      今天,79年后的辩护人认为:政府不等于国家,执政党不等于国家政权。以言论批评、甚至抨击、反对执政党、政府的行为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陈平福有试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指控一个有严重的心脏病患者,一个年龄55岁,白发苍苍看起来近60岁的,恢复第一届高考的大学本科生,一个下岗失业的文弱书生,试图以言论来颠覆一个拥有几百万军队和警察,拥有尖端科技、武器的世界强国的国家政权,显然是匪夷所思的。      第一部分【理论常识辩】   第一、国家政权决不会通过言论煽动,进而被颠覆;陈平福涉嫌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国家政权,从母语来看,有国家和政权两个并列词构成。      1、【国家】 国家是什么?自国家出现后,便逐渐产生了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学说。古今中外各个时期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国家问题作过论述,而且国家理论始终处于发展之中。我们的国家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期间历经多次改朝换代,江山易主,外国人都把我们所处的这个时空、地域称为“中国”,英文名叫“china”。辩护人认为,国家是由一定领域(领土、领空、领海)、人民、主权组成。通过言论,如何煽动颠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政权】政权是什么?政权在政府、政治和外交领域是指一个国家的政体的统治体制,政权是统治一个国家的权力。这个统治权是由国家机构代为行使,国家政权机构包括国家机关组织本身及担任国家机关的政务官员和事务官员。这个统治权,在中国封建皇朝,权力属于皇帝,所以称之为家天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皇臣。"在中国民国时期,统治权属于中国国民党,所以称为“党国”。在当下,根据《宪法》,这个统治权力属于人民,所以我们的国家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3、【国家政权】基于以上,国家和政权是分开的,合并起来,国家政权就是由一定领域(领土、领空、领海)、人民、军队、国家机构、主权组成的混合物。因此说要通过言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混合物,无异是痴人做梦,绝无可能。      国家政权从政府、政治和外交领域是指一个国家的权力归属和行使。根据当下中国《宪法》之规定,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政权机构代表人民行使政治权力,国家政权机构本身只是受托人,而不是他们本身就产生、拥有的这个政治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把公民权利和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之前,就是这个道理,这叫宪法制定过程中的逻辑自我证成。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人民建立起来行使公共智能的机构,只是公民权力的受托者。其关系犹如委托人和律师的关系。委托人,可以解聘委托律师。人民也可以随时更换国家机构和执政者,这就是通过选票的方式。按照宪法之规定和外交部对外所称,中国是民主国家,国家机构都是选举产生。      孙中山先生恒言,天下为公,唯德与能。就辩护人浅陋的所学所知:无论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领袖,俱无共产党永久执拿政权之表示。宪法中说:“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如何发展,我们不得而知。      因此,无论是意图煽动颠覆人民对国家的主权,还是煽动颠覆国家机构,唯一的路径就是违背人民的意愿,使用暴力征服人民,从而变成家天下或者其他形式的独裁,将人民从主权者的地位变成被统治者。而通过发表一些所谓的“诋毁、污蔑”等言论,通过言论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是绝不可能的。      4、【颠覆】"颠覆"即倾覆,掀翻,亦即采用强制性的手段如武力或暴力之类强行改变某施力对象时空位置之做法。这些都需要物理力量的,用文字是无法完成倾覆,掀翻的。“颠覆”后来引申为“灭亡”。煽动,指丛恿、鼓动人做坏事。面对拥有数百万军队的国家政权,文字是无法完成倾覆,掀翻,乃至灭亡的。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      5、【结论】因此,不仅理论上无法颠覆国家政权,而且行为上也不能颠覆,更不能从言论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陈平福一介书生,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一人对13亿人,以一介书生对抗数百万雄兵的核国家政权,显然是天方夜谭。公诉人可以说,本罪是行为犯,不论结果,那么,《宪法》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自由的规定,情何以堪!这个问题,辩护人在后面会专门论述。   以上是辩护人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之观点。      第二、中国《宪法》赋予了人民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权      辩护人认为,以下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在这个世上,一些权利是不可转让的,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民才组建国家政权(包括政府机构),治人者的正当权利,来自被治者的同意。人民建立国家政权,来行使公共智能,同时人民为了防止国家政权堕落为反人民的暴政,人民有监督、制约、选择、罢免国家机关的各级官员的权利。首先,人民通过宪法规定,让一些国家机构来监督另一些国家机构。其次,人民保留了用选票更换国家执政者的权利。再则,人民个体保留了诸多权利,如言论自由权,生存权,追求幸福权等,这是人民未让渡给政府的权利,用来防止政府蒙骗民众,用以表达自由意志等等。      故,我国宪法在35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多次宣布将实施该《公约》,虽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批准该《公约》,原因复杂。但是至少说明国务院这个国家机构是认同该国际公约的。该《公约》是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通过的一项公约。在该公约第十九条规定“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 "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内涵是一种发展中的内涵。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制度。   1、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断变动中的制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一直在变化发展。      我国54宪法中的所有制,除公有制外,还有资本家所有制。我国的75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82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      从宪法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定义的变迁就可以清晰地看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昨天坚持认为是真理的社会主义定义,随着历史的发展就会被超越,否定。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理论深化。我们曾经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神圣不可侵犯,私有经济曾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如今,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国遍地是私营企业。以后,还会进一步发展创新。      2、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不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经济制度。      宪法序言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一种经济制度,不包括政治。      宪法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很明确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不能将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等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辩护人认为:以上这些原则是基本的现代政治常识,也是基本的政治伦理,也是中国《宪法》逻辑上的自我证成。我对陈平福案的辩护意见,将在这样的常识下展开。   第二部分【事实辩】      第一、陈平福在互联网发表文章,目的不是为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1、和谐社会不应该搞文字狱。中国历代暴主实施暴政,大兴文字狱,黑暗时期,士或议政,辄遭窜杀。或被捉拿,株连族人,身陷囹圄,饱受酷刑,尝尽辛酸,如此,国无良士,内忧外患,豺狼虎豹,觊觎华族,烽烟四起,外敌入侵,同胞受难,民族蒙羞。这种惨痛的经历,殷鉴不远。“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外交部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宪法规定了“依法治国”,我们身处文明国家,法治国家,绝不能出现“因言获罪”,若出现这样的恶例,将是抹黑国家的人权形象。那样,国家领导人出访他国,在公共场合,会被诘问,会贻人口实,会给一些宣传部门口中的“反华势力”以话柄,拿该等案例说事,使国家领导人难堪。等等。   陈平福的言论绝不会颠覆国家政权,更不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陈平福发表文章目的是为了泄愤,是表达“对现状不满,发泄心中的不快”。关于这一点,有2011年3月11日,兰州市公安局国宝支队警员、兰州市公安局皋      兰县县局国宝支队警员询问笔录为证:   问:你发表的这些文章都是什么内容?   答:我发表的这些文章的内容一部分是我个人的想法,一部分是 我个人的经历。我的想法和个人经历都是要自由,要尊严,要人权。   问:你发表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答:我发表文章目的就是表示对现状不满,发泄心中的不快。   问:你把你的这些文章为什么要在互联网发表?   答:因为我没有地方表达,无法表示我的不满。   问:你对什么不满?   答:我是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不是对某个人不满。      2、国家政权是指人民对国家政权机构的控制,陈平福并无颠覆人民对国家机构的控制的主观目的。   如前所论及,国家和政权这样的概念是分开的,即使国家作为修饰词,修饰政权,即试图颠覆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从所有陈平福的文章来看,陈平福明确表明不是要颠覆国家政权,陈平福从来没有试图颠覆上述国家机构,无论是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因此,陈平福没有这个主观意图,并没有摧毁国家机构,重建新的国家机构之目的。      3、党不是国家政权,政府只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起诉书指控陈平福“散布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法律上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   无论在宪法还是全国人大的网站上,中国共产党不是国家政权。攻击一个政党,哪怕是执政党,也并不能推出就是反对政权。起诉书指控的理由,正好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批评的党政不分思想。辩护人想问一句,到底是公诉机关对,还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错了?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就是国家政权,那么,请问设立国家机构又是为什么?如果中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国家元首,那又何必要国家主席呢。 起诉书认为陈平福“向不特定的网民散布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就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辩护人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种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国家政权的理论,就是党政一体的理论,恰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自己都要反对的。公诉机关无权就该罪名作出扩大解释。公诉机关无权行使国家的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      4、批评、抨击执政党和政府,并不是颠覆国家政权,更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根据陈平福文章及言论,其是批评政府工作人员的做派,他反对专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专制了没有?宪法讲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公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专制”,陈平福反对的就是一个虚假的现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又如何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邓小平说过: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霸权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按照小平同志说的,陈平福也没错)。      请合议庭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陈平福反对的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行为,其针对的是党派的行为。我们不论其反对的是否是正确,但可以肯定其反对的不是国家政权机关本身。从逻辑上说,陈平福的言论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无关。      5、反对专制、实行民主等言论,陈平福不是发明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新华社社论多次提出,应该是不存在有任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因此,以犯罪行为是否对法益造成侵害即是否对客体造成侵害为根本判定标准,陈平福的言论并没有侵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益,即对该该罪名的客体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侵害。因为公诉人至今没有举出一份有力的证据。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起诉书指控陈平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成立,陈平福无此主观目的,客观上也没有侵害该罪名之法益,按照犯罪构成,陈平福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陈平福的言论绝不会颠覆国家政权,更不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应正确区分言论自由与犯罪的界限      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而所谓自由,大都指公的方面而言。与私而言,甲行使自由当以不侵乙之自由为限,若涉及诋毁、造谣、诽谤,公民可依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刑法之公民的人身权利篇章追究对方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对于公权力和公权力机关,则不然.一个党派和政府,在一个国家执政和为人民服务,一任天下之公开评荐。所谓千秋功过,任评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有诗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就是在点评人物和历史。      起诉书指控陈平福的文章,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阐述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一类是描述自己经历,渴望生存下去,发泄对现实不满之文章;第三类是对时事之评论,对事实之看法;其核心思想是,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宪政。      (一)陈平福撰写的文章,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辩护人认为:陈平福撰写文章表达的只是一种比较尖刻、激烈的批评而已,应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公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5条和41条享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是依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享有的民主权利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中国的外交部长说中国的人权状况被美国好五倍,由此说明,我们国家宪法是非常注重人权的,非常注重言论自由的,不应搞那些早已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因言获罪”的行径。      陈平福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有关制度持有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是无可厚非的,即便陈平福所发表的针对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的批评性言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仍然属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范畴,是在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      (二)陈平福撰写的文章并没有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不应认定为犯罪。      目前,中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哪些言论不能说,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在国际上得到公认的《有关国家安全、表达及获取信息的自由的约翰内斯堡原则》第六条规定:“只有当一个政府可以证明以下事实存在,言论才可能以危害国家安全受到惩罚:1、该言论是有意煽动即刻的暴力行动;2、该言论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3、在该言论与暴力的可能性或出现之间有着直接而且即刻的联系。”这一原则概括为“现实而紧迫的威胁”原则,即只有当言论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时,才能构成犯罪。本案,陈平福撰写的文章并没有任何煽动即刻的暴力行为的言词,客观上也不可能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对于国家安全显然不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故不应被认定为犯罪。         (三)陈平福撰写的文章没有“造谣、诽谤”的内容      1、“造谣”的词典释义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捏造消息,迷惑群众” ,“诽谤”的词典释义是:“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诬蔑”(分别见《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1月第2版第1443页,第315页);简言之, “无中生有、虚构事实”是“造谣”、“诽谤”二词共同要义;换句话说,“造谣”、“诽谤”涉及的是事实判断、事实真伪的问题,但公诉方并没有证据证明,陈平福文章阐述的事实是虚构的;《起诉书》所指控的陈平福“表达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对社会和人民没有任何好处;共产党执政只知道欺压百姓,不让百姓谋生;现行制度不够民主,应该实行民主宪政等煽动性的观点”。仅仅是公诉机关的观点,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不是“事实判断”问题。因为,陈平福所写的文章中从来没有那样的字眼,是公诉机关强加给陈平福的。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混淆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2、法律并没有规定有个罪名叫“诋毁、污蔑国家政权罪”,起诉书任意扩大解释,认定陈平福诋毁、污蔑国家政权与社会主义制度,进而认为陈平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起诉书》用“诋毁、污蔑”词汇来指控被告人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诋毁、污蔑”与“造谣”和“诽谤”并非同一概念,它们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国家的立法权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公诉机关绝对没有立法这个权力。      3、即使陈平福发表的文章中有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及工作人员有不敬的言论或者说诽谤性的言论,也不必然构成犯罪,现行刑法并没有规定“诽谤党和政府罪”,更没有“诽谤政府工作人员罪”。      第三、陈平福撰写、发表文章,从本质上讲,是在捍卫人权,捍卫公民的生存权和自由。至于转载他人的文章,公诉机关也用来指控,这完全是莫名其妙的。      《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什么是人权?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解释道:从我们出生那时起,政府即须帮助我们实现某些事物,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对政府的这些期望和要求就是人权,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人皆有之。中国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也是享有其他人权的基础;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      陈平福被指控的33篇文章中,除去转载别人的文章,就是在不断重复他要生存。在一个疾病缠身,没有其它技能,文弱的读书人来说,他唯一的生存技能是拉小提琴,或者教书。他在兰州街头拉小提琴,在街头卖艺,靠技能生存,何错之有?!辩护人不否认城市管理的必要性,可是城管的野蛮执法,社会评价极为低下,举世皆知,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自证了的。陈平福遭到城管野蛮的塞进囚车里,被抛弃在荒野。他一个公民,一个纳税人,凭啥接受这种野蛮的行径。他一个读书人,一个从事教书育人职业几十年的公民,如何忍受这种羞辱!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法律何曾授权他们如此野蛮执法?!他当然愤懑,他的委屈无法向公权力机关诉说,他只能写成文章,从心理学上的角度,他是在泄解压力!他的遭遇,谁去安慰了?他憋屈,他当然必须说出来,说出来,自然会好受些。他在本辩护人的办公室对我说:“我觉得一个人活着,一辈子都不敢说真话,我觉得活着窝囊!”他就是想说他认为的真话。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他说话,不让他打字,难道把他嘴堵上,把他手绑住吗?      陈平福去云南打工,养活自己,却被兰州皋兰县的国宝跨省捉拿,遣送回家。他一个55岁的知识分子,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读书人,一个清流,一个被买断工龄,一个没有收入的老人,让他如何活下去?难道让他去乞讨?难道靠别人施舍?难道逼他像网络上广为流产的一个老人那样,故意抢劫,然后坐牢,活下去?!生命是如此的可贵!活着是多么的美好!不让他教书养活自己,他怎么活?——谁能告诉他!谁能告诉我!         第三部分【结辩】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千古伤心文字狱,罗织何曾铭法治。      人们不该忘记,文革在它最初策划于密室的时候,就是从构筑文字狱开始的。历史学家吴晗的一部《海瑞罢官》,就是点燃文革罪恶之火的导火线。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杀了多少国士!捕风,捉影,抱残,守缺四式连环的招式,中国人并不陌生,想来,何其愤怒!!文革早已被否定,今年在两会出席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政府行政首长温家宝先生还在忧虑和担心“文革”有重演之势。      我们的国家绝不能再搞文革那一套。坚决要防止文革复辟!我们要阻击这种苗头!      “文革”斩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脉,对我华族文明摧残之甚,中外罕见,古今独步!毁人不倦,谁与争锋!那些史料所呈现的残酷,让人肝胆欲裂,悲愤万分。痛恨极了!从此以后,国士近乎绝迹,人人恐惧,噤若寒蝉,唯唯诺诺,但求自保。      多年以来,我们以生命亲友为借口,以生计饭碗为托词,以洁身自好为由头,卑微甚至卑怯地回避着暴力。官员的贪腐行为加重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吞噬着普世皆准的正义,深化了民族内心的势利与黑暗。我们的怯懦忍看,不敢挺身而出的谴责,就是一种对邪恶的默许甚至纵容。凡此种种图景,“文革”功不可没!      “金粉东南十王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难道,我华族,都需要这样的蝇营狗苟之辈!      好在我华族文化内在气质和自生力量,每到历史的关头,总会有人站出来,捍卫民族尊严,恢复民族元气。      人类追求文明是相通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下是大同的。所以,法律,犹如自然科学一样,是有规律的,是适合不同政体的。法律最能体现民主、自由的精髓。宪法规定“依法治国”,陈平福追求民主、自由有何不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从来就没有拒绝过民主和自由,拒绝一党“独裁”,这种历史文献比比皆是。陈平福认为国家应该实行民主宪政,起诉书竟然认为是“煽动性观点”,辩护人极为震惊!宪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国早就有了宪法,有了宪法,就会逐渐实行宪政,有了宪政才有法治,从政治伦理和逻辑上讲,陈平福何错之有?遑论犯罪!      辩护人认为:国家、社会必须走向理性包容,多元和解才是正途。必须找回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的善良、正直、诚实、勤奋的核心价值,必须找到民族内心的归属感,民众的族群自豪感。国家在国际人权领域必须彰显出高贵的国家气质,在世界上广受尊敬。这样的一个国家,一定是一个民主、自由、实现宪政的国家,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多么美好!陈平福位卑未敢忘忧国,深怀感恩之心,对待周遭的一切,他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忧国忧民,忠于自己的内心信仰,认同自由、民主、宪政,是公民的典范。            尊敬的合议庭诸位法官:      “法无明文不为罪”,在法治国家,从来都是司法控制警察。至今为止,我国的立法机关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两高),都没有对“造谣诽谤或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做出明确的界定;故此罪与公民的言论自由如何作出严谨的、科学的区分,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标准,比如说,在何种情况下,发表何种言论就构成犯罪;因此导致在司法界对此罪的认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随意性和模糊性,导致公民在发表言论时,无法对自己的言论是否构成犯罪有一个“合理预期”,这实质上是违反法治精神的。         基于以上论述,本案公诉人征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湛然无据,请审判长依刑法精神,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宪法之精神,省释无辜之讼累。今陈老而多病,谅无他逞,自应悯其拳拳之心,径行省释。实为公德两便。      谨辩!呈送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陈平福辩护人:甘肃荣庆律师事务所       何辉新律师          于2012年9月4日当庭提交            本文摘自《刑事辩护网》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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