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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书园 | 温克坚:季风吹拂 未来有约

我和季风书园的一点缘份 文 | 温克坚 位于上海图书馆地铁层的季风书园进入停业倒计时模式,好多朋友都写了一些相关的回忆文字,我和季风书园也有一点缘份,我想借机把这些记忆和感受说一说。...

温克坚:无法躲避的债务危机

在众多表征经济趋势的市场信号中,有些信号因为受到太多污染——比如失业率,因而很难成为可靠判断的基础,但近期债券市场的频频违约,无疑是经济危机深化的重要表征。...

苹果日报 | 李嘉诚反驳内媒指责:不寒而栗 深感遗憾

近期不少内地传媒评论,长和主席李嘉诚从内地撤资,李嘉诚今日高调回应相关言论,直指「文章的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深感遗憾。」 以下为文章全文: 李嘉诚先生就近日一些人对他和集团毫无根据的指责、似是而非的观点作出回应:...

温克坚:解读李嘉诚资产大挪移

在香港政经敏感时刻,李嘉诚频繁的资产挪移自然引起各种猜测,有论者认为李嘉诚正在“卖空中国”“脱亚入欧”,因为李嘉诚看到香港政治气氛的变化,也看到了大陆政治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因此把资产转移到更安全区域,为最终的财富交棒做准备。也有论者认为这只是李嘉诚展示其全球配置资源的商业才能。大陆和香港资产泡沫化程度严重,而相比较来说,欧洲资产价格处于低位,通过高卖低买,李嘉诚正在实现其财富帝国的再一次跃升。...

温克坚:权力的春梦

追逐权力,做普京第二,这或许是政治雄才和政治庸才共有的春梦,不过殷鉴历史,比照现实,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当年叶利钦以总统之余威,对旧有权力格局狂轰猛击,同时严厉限制独立权威之形成,等他把权力交给普京以换得自身豁免权时,普京已然没有对手,而普京利用车臣战事迅速巩固政治地位。...

温克坚 | 挽救吴英,挽救中国法治

注:本文是一个朋友写的,转贴下。挽救吴英,挽救法治中国。 挽救吴英,挽救中国法治   1 月 18 日 ,浙江省高院二审维持对吴英的死刑判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以往引起广泛关注的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不同,这一次公众与新闻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对吴英寄予同情,认为不应对其判处死刑。司法机关的裁判是否失当?媒体应否对司法施加影响?司法是否应独立于民意?已经成为互联网上热议的话题。 按照司法机关的惯常思维,对吴英判处死刑似乎并无不妥: 其一、吴英的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达 3.8 亿元。最高法院于 2009 年 5 月公布的斯茶仙集资诈骗案、杜益敏集资诈骗案,两被告人的集资诈骗数额分别为 1.42 亿元、 1.28 亿元,均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并已执行。吴英的集资诈骗数额远远超过上述两案,对其判处死刑,符合相同情形相同处理的司法原则。 其二、吴英集资诈骗的直接受害人虽然仅 11 人,但该 11 人向社会上更多的人员集资,其中 4 名受害人的集资对象就有 120 多人,吴英明知上述 11 人的资金系向社会公众募集,仍向其吸收资金,其行为造成众多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而且,吴英在案发前行为高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案发后拒不认罪,质疑司法机关办案不公,引起媒体炒作和对我国司法制度的攻击。其行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其三、近年来,在我国的部分地区,非法集资现象有逾演逾烈的趋势,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冲击了实体经济,造成企业破产、老板跑路,引发了众多债权人催债、职工讨薪,有的地方还出现暴力讨债、被害人因倾家荡产而自杀等极端事件,给社会维稳带来巨大压力,应当以重典遏制非法集资蔓延的势头。 然而,此案二审宣判后,引起社会舆论的普遍反对,恐怕是司法机关始料未及的。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理由主要有: 一、一些贪官犯罪数额比吴英大得多,仍能免于一死;赖昌星的走私罪行也比吴英的行为危害严重得多,而刑法已取消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死刑。对吴英判处死刑有失公平。 二、吴英并未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仅仅是向 11 名特定人员借高利贷经商办企业,因亏损造成资金无力返还,不应将此类民事纠纷作为犯罪处理。 三、吴英的非法集资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是其所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无法认定其有诈骗故意,不应以集资诈骗罪定罪。 四、吴英的集资诈骗罪虽能成立,但被害人贪图高利出借资金,有明显过错;吴英的诈骗行为虽然造成了被害人巨额财产损失,但侵害对象有限,尚不能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对其判处死刑有违刑法规定。 五、吴英检举他人犯罪经查证属实,应认定为立功,并给予从轻处罚。 六、非法集资现象蔓延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民间融资渠道不畅、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引导与监管不力等多方面造成的,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创新管理,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使民间借贷阳光化。在管理制度上的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吴英式的案件还会不断地涌现,按照司法机关目前的裁判标准,恐怕还会有更多的人被判处死刑。严刑竣罚无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七、经济犯罪不同于杀人、抢劫等暴力犯罪。对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暴力犯罪判处死刑,与“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念相符,能够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对侵犯财产权利的经济犯罪判处死刑,将生命权置于财产权之下,是对生命的漠视,有违刑罚的正义性。对经济犯罪不应判处死刑。 八、死刑是残酷的、非人道的,因而应当彻底废除死刑。 尽管上述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观点不乏片面之处,甚至有“杀人灭口”、“枉法裁判”的偏激之辞。但是,面对汹涌的民意,应当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却是我们的执政党、政府、立法和司法机关必须正视的问题。 首先需要辨别,网络上的民意是不是真正的民意? 有的官员对于网络上的批评意见具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排斥感,他们也许怀疑这些意见是不是受到当事人亲属的怂恿、指使,是不是少数别人用心的人或境外敌对势力在混淆视听、恶意炒作。 对此,只要具有正常理性的人稍作观察、分析,不难作出判断:在新浪、腾迅、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上,对吴英案的评论达数万条;凤凰网还开展了网上民意调查,至 2012 年 1 月 22 日 有 64 万多人参与投票。为吴英奔走呼吁的亲属主要是其父亲吴永正,他只是一个无权无势的农民,显然不可能组织大量的网络“水军”在网上发贴、评论。在微博上,吴英案也是网民们在该案二审宣判后讨论的热点话题,至 2012 年 1 月 22 日 新浪网共有 28 万余条相关微博,腾迅网共有 32 万余条相关微博。发表意见反对判处吴英死刑的不仅有大量的草根平民,还有众多知名人士,如法学专家徐昕、何兵、谢佑平、范忠信、章剑生、经济学家茅于拭、许小年、郎咸平、叶檀、企业家任志强、潘石屹、媒体人胡锡进、著名律师陈有西、斯伟江等等。很难想象,这些人都是受到他人挑唆、指使而与司法机关唱“对台戏”。 如果有关部门还是对网络意见不放心,也可以深入民间,到街头巷尾作些访问、调查,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相信可以了解到真正的民意。 其次,需要考虑的是,民意需不需要尊重? 诚然,在有的时候,民意具有偏激、非理性乃至落后保守的一面,例如,仇富仇官、同态复仇、宗法观念、等级特权意识等在当今中国社会都有一定的民意基础。司法需要保持必要的独立性,不能为民意、舆论所左右,立法、政府决策也不能完全迁就、屈从于民意。但是,不考虑、不重视民意则完全是错误的。面对民意,执政者需要考虑,这种民意是否合乎理性,是否体现社会进步潮流和发展趋势。对于宗法观念等陈旧、落后的民意,要通过舆论引导、宣传教育使其逐步消亡;对于杀人偿命等虽不先进但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民意,要给予必要的尊重并加以规范、限制;对于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符合普世价值理念的民意,则应给予积极的回应与肯定。 事实上,我们的执政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也一直是这么要求的。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人民呼声、让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最高法院提出,判不判死刑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在死刑案件复核过程中要深入案发地,听取各方意见和社会反映,这些都是重视民意的体现。闭目塞听、罔顾民意的司法判决不能为民众所接受,不能满足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社会公众对吴英案提出的慎用死刑、保障人权的呼声,顺应了司法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理应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近年来,执政党、最高司法机关一直强调少杀慎杀、限制和严格控制死刑,但是,在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担忧遭到民意抵制,致使慎用死刑的政策难以得到充分贯彻落实。吴英案二审宣判所引起的社会反响表明,在对经济犯罪慎用死刑问题上,民众的观念已经走在许多司法官员的前面,司法机关又有什么可顾虑,有什么理由不顺应民意,对经济犯罪滥用死刑呢? 第三,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对吴英式的案件是不是应当判处死刑? 受掌握的信息资料所限,本文不打算对吴英的行为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展开讨论,只想就刑法规定的集资诈骗罪的死刑适用标准作一分析。 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如果法院认定的事实无误,那么吴英集资诈骗行为无疑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但是,数额特别巨大并非判处死刑的充分条件,只有“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才可以依法选择判处死刑。法院的裁判文书也确实认定了吴英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但是,这一认定的依据何在? 是不是“数额特别巨大”就可以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显然不是。否则,法条无须将“数额特别巨大”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并列,作为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的两个必备条件。是不是因为吴英造成了众多被害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而认定其“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如果是这样,司法机关应当对此进行调查核实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还应当通知被害人出庭作证。只有众多被害人出庭陈述,以其亲身经历证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他们带来了深重灾难,法官才能结合在案的其他证据认定被告人的行为确实造成了众多被害人严重损失,社会公众也才有可能相信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是有理由的。尽管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于案件事实存在重大争议的案件,应当通知被害人、证人出庭,但是,既使是在死刑案件中,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也基本没有得到落实,从相关媒体报道看,吴英案的一审、二审庭审也无一被害人、证人出庭。事实上,也没有听到任何被害人公开宣称,他们因为遭受吴英诈骗而生活陷入困顿,据媒体反映,有的被害人还是公务员、有的是高利放贷者,他们对被骗情况讳莫如深。法院的裁判文书也没有对认定吴英“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依据和理由作出具体的阐述。据了解,司法机关对“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认定并没有任何标准,法院的裁判过程通常是先确定结果,再寻找裁判的法律依据,只要对集资诈骗的被告人适用死刑,就在裁判文书中认定被告人“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这种因果颠倒的裁判完全违背了正常逻辑,让人怀疑司法的真诚。 严格地说,使众多被害人遭受特别重大损失,仍不足以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一个人、数个人乃至成百上千的人都不足以称为人民,只有一个国家、地区的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才能称之为“人民”。我们不会认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是针对人民的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非法向人民吸收存款;也不会认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等犯罪是在利用、领导人民犯罪。刑法中既然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就应当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这一术语作出明晰、严格的界定,这种界定应当符合其字面含义,能够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据此,“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应当是指:造成国有财产特别重大损失,或者对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造成整体性的破坏。例如:使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损害或者使某一地区的金融体系遭受严重损害,引发地区性金融危机;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或严重减缓某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引发地区性经济衰退;引起全国或地区性骚乱或社会动荡,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一般的集资诈骗犯罪显然难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危害后果,不能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对照 1995 年 6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集资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 1979 年刑法将“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作为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的限制条件,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减少和严格控制死刑,保证集资诈骗罪的死刑仅适用于严重侵害国民整体利益的犯罪分子。然而,由于司法机关对该术语的随意解释,导致了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死刑的滥用,违背了刑法的立法本意。 最后,还有必要对吴英判处或不判处死刑可能带来的后果作一评估。 目前,司法机关所面临的问题是: 2009 年,最高法院已经核准了两起集资诈骗死刑案件并已执行,还在媒体上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布。如果对数额比前述案件大得多的吴英案不判处死刑,意味着前面的两起案件都属错判;如果不能认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甚至连许多被判处死缓刑的集资诈骗案件也需要纠正。这无疑会使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司法机关的权威受到损害。 也许有人认为,对斯茶仙、杜益敏等案件核准死刑后,并没有引起申诉、信访,也没有遭到民意的普遍反对,说明对此类案件判处死刑的效果是好的。但是,应当看到,上述案件之所以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是因为这些案件的社会影响不大,当时的媒体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而吴英案经过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在经历2 008 年金融危机和 2011 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后,经济界、法律界和社会公众对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现象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对经济犯罪慎用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司法机关很难把舆论控制在它所期望 的范围内,这也正是吴英案二审宣判引起社会普遍反响的原因。可以预见,如果最高法院对吴英案核准死刑,必将引起更多的民意反对。 有的官员相信,媒体炒作不可能持久,还可以通过网络封锁、舆论控制等手段使公众和媒体消音。诚然,大多数人和吴英案没有利害关系,即使对吴英执行死刑,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也会渐渐将这件事情淡忘。但是,只要司法机关不能对自己的裁判说出充足的理由,公众关于司法机关“杀人灭口”、“枉法裁判”的误解、疑虑就无法消除,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将大打折扣。而且,随着类似的案件不断交付审判,公众的记忆将被不断地重新唤起,相关的话题将被不断地传播、讨论。久而久之,不仅司法权威将荡然无存,而且会使执政党失去民众的信任,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相较于纠正错案给司法权威带来的损害,拒绝反省、坚持错误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 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在法治发展进程中,难免会有一些人因为法制不完备而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即使是在一些法制较为完备的国家,也存在错杀和冤狱。我国的法治建设起步较晚,立法、政府决策和司法过程中出现一些失误和偏差,是完全正常的;只要我们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保持谦卑的态度,听取群众的意见,时时对自己的决策、行为进行反省,使自己的工作不断改进,群众是会理解和支持的,从长远看,有助于提高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威信。司法机关应当相信,勇于自省、依法纠错才能赢得民心。 除了依法纠错外,司法机关似乎还有必要对其内部体制加以反省。熟悉司法工作的人都知道,法院的办案法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从事审判活动都受到其内部权力体系的管理和约束,法官提出的裁判意见是否符合上司的意图,影响到法官的业绩考核和职务晋升。吴英案从立案侦查时起就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法官们对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不可能无所了解。但是,在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法官们很难冒着被上司批评的风险充分、独立地发表不同意见。也许,正是这种迎合上司意图和从众的心理,导致了目前审判结果的发生。司法机关应当改进其内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使得案件审判过程中各种不同意见得以充分的发表。 撰写此文,不是为了挽救一个吴英,而是呼吁挽救中国法治。

温克坚 | 从凤凰到华西村:我们看见了幸福?

(南方都市报) 从凤凰到华西村:我们看见了幸福?    2011-11-27 16:54:00 |  分类:   中国经济 | 字号   订阅 2011-11-27 10:58   南方都市报      这一周,温州7·23动车事故已过去4个月,按照国务院有关 规定,提交事故调查报告的期限已经届满。有媒体引述事故调查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说,调查结果颠覆了之前认为是信号技术存在缺陷的说法,事故形成的主要原因 是组织和管理不善。不过当记者联络王梦恕确认此事时,他却表示这只是他的个人看法,最终结果要等国家安监总局汇总后公布。就这样,一个试图告诉大家真相的 副组长完成了怪异的自我否定。这是为什么?网友“石述思”分析说:“当然,也不排除余下的责任认定问题和处罚问题均由相关部门研究后给出处理意见,等上级 批复再做定夺。不过,如此按部就班的操作值得商榷。动车事故影响之大,关注度之高,围绕的猜想和传言之多,都足以使政府采取更尊重公众知情权的行动,不仅 调查做到严谨翔实,而且信息披露亦要及时连续,而不能总是一个院士凭着良知和勇气在那里唱独角戏,然后再承认自己不了解情况。相信王梦恕事件会加速温州动 车事故调查报告问世的过程,并接受公众的检阅。但这个真相背后的种种官场内外的表情和背后潜伏的利益博弈、体制困境更值得认真反思。受铁路系统体制滞后之 困,公务开支不透明、权力运行不公开已经使政府公信力遇到严峻挑战,动车事故又使塔西佗效益加剧,与其不断被迫说出真相,不如创造真正公开、透明的管理机 制———主动变革,接受法治约束和社会监督更根本,也更急迫。”   其实,要反思的似乎不仅是铁路系统。近日,国家药监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因 涉嫌受贿罪、诬告陷害罪、非法经营罪在市二中院受审。检方指控张敬礼非法出售自己编著的书籍经营额达2300余万元,非法获利1600余万元。凑巧的是, 这条新闻发出后的第二天,“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就出炉了,郭敬明、南派三叔、郑渊洁,分别以2450万元、1580万元、1200万元的年度 版税收入,荣登三甲。对此,网友“老鬼”嘲讽说:“这点成绩和这位副局长比起来实在不足挂齿。张敬礼虽然不是什么知名作家,‘作品’更是七拼八凑,但一套 作品数百元的定价就足以让这‘三甲’自愧不如的。就郑渊洁来说,他呕心沥血,其《童话大王》更是热销1.8亿册。可是怎么样?一年下来区区1200万。而 张副局长卖了4.3万,就净得1600万。如果张敬礼参加评比,‘前三甲’里哪里还有郑渊洁的位置?但,副局长的大作到底有几个人真正当了读者,恐怕只有 鬼知道了。”   权力,权力,似乎到哪我们都可以看到一只权力的手在拨弄。近日,网上有两篇关于华 西村的评论被热传:一篇是独立学者温克坚发于《南都周刊》的《华西村的繁荣还能持续吗?》一文,他通过对华西村各投资项目的分析,提出疑问:“如果上述概 览性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华西集团属下的这些经济组织,要么业绩和资质平平,要么并不符合市场运行逻辑,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竞争越来越依靠专业能力和人才 的背景下,华西村的经济发展神话已近褪色,华西村的繁荣还能延续多久?”另一篇则是知名网友“老愚”针对湘西凤凰近年来少女受辱跳楼、旅游者被打、在建大 桥垮塌等一系列“文明解体”现象的分析:“凋敝的乡村,除了华西村这样被强行塑化的政治样板外,其实都难分伯仲。强人控制的地方,往往压制一切不合规范的 东西,给予你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宣传画。……样板之外的农村则呈现失控状况下的自然流向,从凤凰县城西去二十公里外的山寨,更可以看出真实中国农村的 现状。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农民被迫失去了不发展的权利,……自2005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制造了诸多权力无边的村霸王,他们不仅仅垄断政策阐释 权,还拥有几乎不受节制的行政权,以及主宰每个属民的绝对权力。对土地的法西斯掠夺,让这些人掌控了他人的经济命脉,他们以新式地主的身份完成了农村权力 的整合,……将原属村民的土地资源间接兑换为私有财产,或半公半私的混合体,调度挥霍得更加得心应手。他们往往是人精,善于揣摩上意,永远不掉队,也善于 管制民众,控制其思想,通过精神魔术和物质分配,牢牢掌握了新农村。政治经济的高度合一,造成国中之国的局面。他们成为横亘在国家和国民之间的一道阻隔 物。”“红布裹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了幸福?那是谁的幸福?”女清洁工用绳牵儿子上班的幸福?还是送孩子挤上校车的幸福?   其他看点还有:陈佩斯收到了春晚导演的邀请短信了,网友打趣:“赵本山这下要失眠 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就反导问题对美发表了强硬声明后,有国内评论欢呼:“俄向美叫板”、“中俄的机会来了”,网友“关健斌”调侃说:“俄美吵或者 不吵,俄美关系都在那里,不好不坏。我们愿与不愿,俄美分量都在那里,不增不减。中俄亲或者不亲,位置都在那里,不远不近。”日前,古田县举办佛教活动研 讨会,为迎接省领导及媒体到来,两百多名小学生暂停上课,身着校服夹道等待领导。网友连鹏幽默写道:“从小教育孩子膜拜权力。如果说学校为拍马,那省领导 坐车里竟能如此坦然,哎。不讲大道理了。孩子们,叔告诉你们,以后遇类似事,一定要更热情,先鞠三个躬,然后深情地说:一路好走……”   □狂飞

温克坚 | 华西村的繁荣还能持续吗?

首发南都周刊 华西村从来不缺乏公众关注。最近的热点是,华西村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50周年村庆活动,并为此建造了一座高达328米的摩天大楼,突兀地立在乡村田间,显得分外扎眼。著名的金塔之后,这座名叫龙希国际大酒店的高楼俨然已成为华西经济繁荣的最新图腾,无时不在张扬着华西村的繁荣。 在老书记吴仁宝的长期运作下,华西村利用长期政治正确打造的典型形象,获得了官方的高度认可,撬动了庞大的政治经济资源,使得华西村走出了一条无法复制的独特发展轨迹。和中国大地上的类似标兵相比较,大邱庄的神话早已破灭,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模范也已成笑谈,唯有华西村长盛不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始终扮演着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农村新灯塔。 与此同时,对华西村的质疑声音从来没有沉寂过,这座高楼及其豪华装饰再次激发了新争论,华西村是否在炫富?华西村的繁荣还能持续多久?华西村村民的财富是否是囚笼中的画饼? 从公开数据来看,华西集团的经营业绩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的销售收入超过了500亿,2011年的销售收入预计达到600亿。但销售额说明不了什么,企业经营利润和纳税额才真正反映经营状况。华西村旗下产业众多,公开信息有限,其真正经营状况外人无法知晓,不过根据目前可以公开获得的信息,不妨对其旗下一些重要业务板块进行分析。 华西集团旗下的华西股份有限公司应该是最重要的资产板块了,这是一家1999年起就在深圳上市的公司,长期业绩表现尚可。根据其最新公告,公司坚持相关多元化经营战略,业务涉及化纤、毛纺、服装、针织等纺织相关行业以及商业与热电业,力主发展高新技术、高附值产品,形成了聚酯纤维和毛纺两大核心主业。但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该公司上半年与集团母公司进行了资产置换,自2011年5月起公司不再生产经营精纺呢绒、热电及特种纺织品等业务,理由是这些业务板块竞争激烈,赢利能力较弱,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华西集团的经济版图里,上市公司这一块乏善可陈。 长期以来,钢铁是华西集团的支柱型板块,华西集团在江阴和唐山分别投资了钢铁厂。不过从最近一轮房地产调控措施实施以来,钢铁行业整体上开始走向不景气,华西钢铁在整个钢铁行业中既不具备规模效应,又不具备技术引导能力,因此钢铁板块的获利能力自然平平。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这两个钢铁厂的主页已经超过一年没有更新了。 最近这些年,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江阴和张家港进行了积极开发,由于其独特的政策优势,这些年应该是华西集团旗下重要的现金牛。不过随着房地产开发大环境的改变,偏安一隅的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前景未必乐观。 在布局网络游戏、动漫电影之后,华西村也野心勃勃地进入了网络科技产业。吴仁宝的孙子、华茂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喜耀表示,电子书将成为华西村IT业布局中的重点部分,华西村未来将整合旗下网游、动漫电影等业务,推出电子互动娱乐整体平台。IT创意产业将成为华西村继传统工业、金融业、旅游业之后的第四大支柱产业,从而逐渐实现华西村“轻资产、高利润率化”的产业结构梦想。面对国际同行巨头的压力,国内电子书、网游、动漫行业的领导型企业如汉王盛大等都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孙这种美妙的设想,何时才能变现,令人疑虑。 华西集团下属企业还有江阴市华士金属材料制品厂 、江阴华西染整有限公司、?江阴市华西纺织厂 、江阴市华西热带厂?、江阴市华西高速线材厂 、江阴市华西热电有限公司等等,这些都是高度竞争性的行业,而目前这些企业的规模决定了其不可能有太强的竞争优势。 另外根据公开报道,华西村目前的掌门人吴协恩在2003年就提出向金融服务业拓展,这些年通过入股以及与银行、债券公司合作,借脑发财。目前,华西已拥有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咨询公司等,并参与了多家银行、证券、期货公司的股权投资,基本形成了一个金融控股集团的框架。这金融控股框架能产生什么?不必妄加猜测,但是在目前货币政策收缩,资本市场黯淡的大环境下,这个金融控股框架的利润回报率恐怕不容乐观。 按照华西村官方最新的说法,今后经济发展的十大项目是:远洋物流、海洋工程、龙希大楼、空中旅游、航空公司、山林喷灌、化纤核钢、能源开发、现货交易和新市启动。其中现货交易和新市启动语焉不详,化纤核钢前面已经部分提及,远洋物流和海洋工程则主要依赖规模与专业能力,我们不妨分析下航空公司这个项目。 根据华西村发布的消息,花费9000万元购买了两架直升机,又花1000多万元修建了停机坪,推出“空中看华西”项目,平均每小时的飞行成本要3万元左右,游客每人每次1000元。 不用多说,哪怕想体验空中看华西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已经是一个亏本的项目。 另外据悉华西村准备筹办一个华西自己的通用航空公司。在目前航空业普遍经营维艰的状况下,这个项目要能成功,那恐怕是奇迹。 最后,让我们来分析下曾经以“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命名的摩天大楼。花费几十亿,向空中增地,在土地资源并不稀缺的乡村,这是一个怪异的想法。这个耗资30亿的大楼,华西村官方的真实目的是着眼于华西村的大旅游概念,即“做大旅游业,转型再升级”。在政治权力的驱动下,每年有将近200万各色游客前来参观华西村,这个特色旅游能带来近2亿的现金流,这也许是华西集团旗下最靠谱的利润点了。但是参观完这个大楼所需要的门票就要1000元,这个旅游群体中多少人愿意在这样一个怪诞的地方花费千元来体验一下这个五星级酒店的独特?很难想象。 有一种说法,超过300米的摩天大楼都面临一个所谓摩天大楼的诅咒,那就是由于运行成本、安全考虑、环境等等因素,300米以上的超高大楼其实已经失去了经济合理性,对于其所在的经济体来说,往往也是沉重的负担,甚至标志着经济由盛转衰的开始。不管龙希大酒店是否能逃开这个诅咒,庆典的繁华和喧嚣过后,谁来为这个大楼埋单,恐怕是华西决策层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上述概览性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华西集团属下的这些经济组织,要么业绩和资质平平,要么并不符合市场运行逻辑,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竞争越来越依靠专业能力和人才的背景下,华西村的经济发展神话已近褪色,华西村的繁荣还能延续多久?这是作为一个观察者无法驱逐的疑惑,328米的摩天大楼增加而不是减少了这种疑惑。 外界的这些质疑声音,对于依旧被政治光环笼罩的吴仁宝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他的团队在应对公众质疑方面已经有着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华西村或盛或衰,真正的利益相关者是华西村村民。华西集团是集体企业,华西集团的资产属于所有华西村村民,他们才是华西的主人,他们的千万账面财富都依附在华西集团那不为人知的财务账簿中。村民是讲究实际的,他们才真正决定华西村的未来。长期以来,华西村普通村民的面目被抽象了,声音被湮没了,不过正如“华西村的‘反对派’”所描述的,不同的声音已经登场,只有更多的来自内部的争论,才能揭开华西村的神秘面纱。 (作者系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跟踪观察华西村)

温克坚 | 华西村浮华背后的疑惑(转)

该文写于2001年 华西村浮华背后的真相(转) 因事去江阴,朋友说不妨到华西村走一走看一看。于是找了一个对华西村比较熟悉的人当我们的导游,来到这久负盛名的 “中华第一村”,作了一番浮光掠影式的参观。虽然时间太紧,行程匆匆,只来得及登“华西金塔”远眺,和驱车在华西村范围内转了两圈,只见到一些最多算得上是华西村的“表面现象”的东西,但这些仍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产生了不少的疑惑。回来之后,又在书报杂志和网络上翻查了一些有关的资料,更加觉得华西村真的相当有意思,套用张五常先生的说法,华西村可能是藏着一条巨鱼的深潭吧。于是写下了这一篇文字,希望也能算得上是一条小小的猫鱼,目的只不过是希望引起真正的钓鱼高手注意罢了。  一、金塔--符合常理吗?  在华西村,已经有一句名言“不登金塔,等于没到华西”,很有一些北京人警告外地游客“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味道。既然如此,我们入乡随俗,所作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登那华西金塔,并鸟瞰华西村的全貌。  在塔侧和塔的入口上,都看到一块金牌,上面写着“世界第一塔”,不禁暗暗有些奇怪:“这个世界第一塔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呢?仅以中国来说,塔是历史极为悠久的一种建筑形式,几千年来,留在中华大地的名塔数不胜数,随便一个人都可以随口说出杭州的六和塔,西安的大雁塔等等名塔,不知道这华西金塔凭什么压倒它们?即以现代建成的塔来说,我可看不出这个塔有什么可以与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相比的。更不用说国外的塔,如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了。”  当然这个疑问不好明言,正在迟疑的时候,已经上了电梯。塔高有十五层,底层是大堂和商场,顶层是眺望台,中间各层是华西宾馆(据介绍说,这是一个四星级宾馆,以一个村而拥有四星级宾馆,也应该是中国第一了,但我们没有看到国家旅游局或国际酒店联合管理集团所授予的证书,又一小小疑问也。),我们必须乘电梯才能到顶层。  乘电梯每人十元。在电梯上,导游介绍说,光光靠这架电梯,华西村一年的收入超过三百万,因为华西村一年的游客一百多万,而肯定每个游客都要上这个华西金塔看华西全貌,这样一来,每架电梯一年可以载五十万客人,每人十元,这样就有五百万了,当然有些领导和嘉宾是不用买票就可以乘电梯的,因此算下来,三百万是保守的了。我注意到我们所坐的电梯不大,进来八个人,就已经相当的挤了;而且这电梯也不是商务写字楼所用的那种快速电梯,速度也不快。本人有一个不良习惯,就是看到或听到什么之后通常会问自己一句这些东西是否符合常理;特别是对那些统计数字,经常地自己略略核一下它们是否合常理。我由于有这个自己心口相商的坏习惯,常常被不熟悉的人误以为走神,甚至有人以为我不懂礼貌--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略过不表。  对我来说,这里几个地方都有疑问。第一,每年游客超过百万,就是说平均一天要有三千多人到华西村来旅游。那么这些人利用什么交通方式来到华西村呢?假设都乘汽车,平均每辆车可以载15人,每天就需要200多辆汽车。第二,这些人怎么登上华西金塔顶层呢?假设电梯一次可以载10名游客,则电梯每天须运行 300次,以上下一次运行6分钟计算,则须1800分钟,须30个小时连续运行,共两部电梯,每部都要15个小时不停地运行。这还没有算上内部工作人员及华西宾馆内住宿的宾客所必须占用的时间。第三,据导游说最高峰期如“十一”黄金周期间,每天游客三万人,我不可想象如何这些人是怎样登上华西金塔顶楼的。  华西金塔顶层的前厅,看见***总书记题写的“华西金塔”四个大字,于是记起在金塔底楼大堂也见到过一幅类似的由前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的大字。同一座建筑,却有前后两任国家主席的亲笔题名(额),以我本人来说,好象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个意义上,华西村之称得上“世界第一塔”或许也算得上当之无愧了罢。但来到顶层的后廊,却赫然地见到好几尊神像(菩萨)的金身。有送子观音、弥勒佛,更有祝寿的寿星、献宝的财神和赐福的天官。这也是一种有趣的现象,相信中国稍为正规一点的寺庙、神殿或道观,都不可能让上述神佛共处一堂的,更何况在前厅就是共产党总书记!  下得塔来,导游意犹未尽(看得出来他对华西村非常崇拜),又介绍说,这一座华西金塔建成于1996年,塔高共15层,高98米,造价1.2亿元。我觉得这里也是存在疑问的。首先,造价1.2亿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要知道在大城市中建造高楼,造价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于支付搬迁、地价等费用,在华西村这些是不需要的,1996年花1.2亿却仅造了这么一个塔,怎么说也是有些过不去的。其次,共15层的塔(其实是宾馆),却达高98米,也很令人不解。因为在城市,既然有98米这样的高度,层数应该有28、29层甚至30层以上了吧?回过头来再望上去,总有一个隐隐约约的疑问:真的有98米那么高吗?  二、别墅--围起来很舒服?  在华西金塔上就可以看到华西村为村民所建的别墅,这些别墅都非常的整齐划一,排列得如同国庆阅兵式上的方阵。华西村总共有三代别墅群,所有的华西村村民约350多户都住进了统一分配的别墅,面积有三四百平方米。因此据说华西村村民家家都有过百万的资产。  但华西村是一个被完全围在围墙内的村子,尤其是村民所住的别墅,更是严密地防范外人进入,甚至不许外人接近,用戒备森严四个字来形容也并不过份。导游告诉我们,华西村有指定的专业接待户,由村里统一发放工资。凡是外来的人,不管是参观的游客也好、视察的领导也好、取经的外地代表团也好,都要先到村里的接待宣传科先行登记安排,再指定到哪一家去参观。  我们一来没时间,二来对这种严密控制和安排下的“户访”不是很感兴趣,于是请开车的朋友在别墅区外沿绕圈,最好想办法找个缺口“闯”进去看一看。当然在华西村“村警”的严密监视下,我们的图谋落空了。 但即使是在别墅的外沿,还是可以看到不少风景的。  最突出的是万米长廊,我们注意到自己所乘坐的汽车多数时间都不是在露天行驶,而是行驶在一条大型走廊中,同时这长廊还起了围墙的作用,将华西村的村民的别墅和工厂、农田和外来打工仔打工妹的宿舍分隔开来。  导游告诉我们,华西村的万米长廓也属于是世界一绝之一。除了外围这可以供几辆汽车并排行驶的大型走廓外,在华西村村民所居住的别墅区内,也有密布如网的走廊,将每家每户都连结起来,并通往工厂和村内的主要活动场所如礼堂和会议室等。这样,即使在雨雪天时,华西村村民也不用打伞。  我想,这些长廊起的作用显然已经远远超出遮风避雨的范围了。比如就外围的大型走廊来说,首先它是一种分界标志,不仅有效地划分了村内村外的地理界限,还明确地区分了村民与非村民的等级。其次,它是一种防护墙,有效地防止村外的风光(或“污染”?)进入华西村村民的视野。就别墅区内的长廊来说,则使得每家每户都互相紧密地联结起来并与华西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联系起来。而所有的长廊,都有一个最大的作用,那就是保证人们沿着指定的道路走,大家都只能走在这条道路上,不能选择其他的方向和路径;同时所有的人都走在一起,也便于互相监督和检举。  车子围着华西村转了两圈以后,我的脑海中浮出了一个十分鲜明的画面:那就是华西村首先是围墙中的一座村庄,而每家每户都被某一种网网在其中了。记得哪首流行歌曲中感叹现代人是“墙中人”、“网中人”,但歌中唱的那些大多应该是指无形的墙、心中的网,没想到今天在华西村得以见到活生生的真实画面。如果仅仅以示意图的形式在纸上画出华西村的别墅和长廓,不明真相的人恐怕很难不将其误认为是类似于监牢一类的东西。  导游告诉我们,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华西村没有一个村民离开,所有出去上大学的,参军的,甚至出国留学的也都回到了华西村就业定居。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记录了。但从我们这些外人的角度看来,是为华西村人欢喜好呢,还是为华西村人悲哀好呢?说不清楚,也许围在里面很舒服呢。  三、工厂--效益怎么样?  接着我们去工厂区转了一圈。工厂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直观地觉得好象并不怎么兴旺繁忙,也很少见到运送原材料和产成品的车辆。  导游说,华西村的工业支柱是纺织业和钢铁业。我们没有能够进到工厂内部仔细观察,这一点倒是正常的,一般的工厂也是不允许闲杂人等随便出入的。因此不敢乱作评论。但有两个现象还是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此对其效率有些疑问。  第一点,在那些钢铁企业外面的空地上,杂乱地露天推放着许多很大的钢锭和一捆捆的钢丝,在日晒雨淋之下,很多已经生锈腐烂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钢铁企业的常态?  第二点,华西村拥有一个自己的热电厂。从表面看得出来,这个热电厂规模不大(只为一个村子供电,叫它怎么大!),它的实际效率如何?  华西村还有不少有趣的现象,如华西公园、语录牌、华西村村歌等等,但我们没有机会仔细观赏和体验。  打工妹都不信华西村  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本来就家喻户晓,最近因为当家人吴仁宝的突然隐退,更是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华西村固定资产已达30亿元,拥有村办企业58家,村民人均年收入5万元,每户建有400平方米以上的别墅,且配有小轿车。现在,华西的村民只有2000多名,但外来打工者超过万人。在这些打工者中,近两年有600余人入了华西籍。但也有不愿当“华西人”的,20岁的河南打工者李辉就是一个。 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按照吴仁宝对“幸福”的诠释,华西当然是“天堂”了。如此诱人的条件,打工者竟然无动于衷。这究竟为什么?李辉给出的理由很简单:“集体要你干啥就干啥,那要我扫厕所怎么办?”  李辉的这句话虽然很朴实,却点出了华西村的一个“要害”,也说出了华西人一种共同的“状态”,那就是,在华西,只见集体,没有个人,只有家长的意志,没有个人的思想。  吴协恩原本有自己的意中人,但他最终不得不顺从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而“听话”,显然也是他最终当上“接班人”的条件之一。  作为吴仁宝的儿子,尚且连自由恋爱的权利都没有,其他人又能怎样呢?在刚刚进行的“换届选举”前,吴仁宝说:“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果然,钦定接班人吴协恩以100%得票率当选。在上一届选举中,吴仁宝也是以全票当选的。这一次,他得了零票,因为他决定交班了。难道就没有人希望“神”一样的吴仁宝继续当家吗?难道所有华西人都对年轻的吴协恩心服口服吗?不太可能。尽管只需要51%的得票率就够了,但华西只愿意接受100%。华西人别无选择,因为谁投反对票,谁就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不讲良心”。如果说华西村是一台庞大的机器,那么,每一个华西人就像是一颗螺丝钉。作为华西人,就必须 “听话”,必须与集体保持一致----对于有“独立自主”意识的人来说,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华西人没有休闲。这里没有双休日,也没有节假日,一年中只有春节放两天假,因此外出均得请假。除了上班还是上班,每个华西人就像是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随着整台机器一天不停地运转着。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休息权,但华西人享受不到这个权利。不知华西人想过没有:挣钱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挣钱而挣钱吗?  华西人的收入确实很高,但真正能拿到手的现金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都要作为股金存入集体账户。村民如果需要使用自己股金账户上的钱,须向村里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华西人都分有别墅、轿车,但如果离开华西,包括股金在内,都要被没收。自己劳动所得的报酬,自己无权支配;名为自己的财产,自己却不能带走……这哪里是什么财富,简直就是锁链----它把华西人死死地绑在华西,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人身的依附。  人的需求分两大层次:一是物质上需求,一是精神上的需求。物质需求当然是首要的,但它只是最基本的需求。无论物质多么丰富,它都无法代替精神,因为精神需求是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的精神需求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身心的愉悦……等等。物质上的需求极端重要,因为它是人生存的前提。但当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对精神方面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强烈。健康、文明的社会,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同时也应该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近年来,提高生活质量已成为先富者追求的目标,而“提高生活质量”所强调的主要就是“精神生活”。而在这方面,华西人显然是“贫穷”的,因为他们不能支配自己的意志,甚至不能支配自己的财产……  也许有人要说,绝大多数华西人不是在为自己是华西人而骄傲和自豪吗?是的。但这只是暂时的。这是因为巨大的财富可能暂时“买断”其他,因为笼罩在华西人头上的光环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精神上的空白。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华西的这种鹤立鸡群的财富优势将日渐减弱,榜样式的光环也将逐渐淡去----当华西不再是奇迹的代名词的时候,谁还愿意将自己的一切完完全全地交给一个小小的村庄呢?  一介打工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敢肯定:这样的人只会越来越多----而当这种人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华西村肯定也不是现在这样的华西村了。  华西村:富裕的画饼  华西村人“富裕”,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家家户户住400多500平方米的别墅,有小汽车”,每家“最少有存款几十万元、最多有几百万元”。因此,华西村人家家都是百万富翁。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情况如何呢?华西村人真的有那么富吗?  华西村人是不是真的那么富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为如下四个较小的问题,即:(1)上述这些数字是否真实?(2)如果这些数字是真实的,它们所代表的财富在法律上真的属于华西村人吗?(3)就算这些数字是真实的,而且所代表的财富也真的属于华西村人,那么它们财富现在在哪里?或者说以什么形式存在? (4)就算这些财富是真实的,而且法律上也属于华西村人,现在还好好的在那儿,那么华西村人可以自主充分完全地支配它们吗?或者说,这些财富在事实上是不是属于华西村人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先引用华西集团的核心企业,即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为了叙述的方便,下文中我们用上市公司来称呼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些有关职工收入的数据。请注意,华西集团2000年“可用资金”(可用资金这个指标很有华西特色,相信也是他们独创。是不是基本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利税?)3亿元,而2000年上市公司一家的利润总额即达到了7218万元,因此,相信上市公司是华西集团中效益较好的企业成员,其职工的收入也应该处于较高的水平。那么,上市公司的职工收入到底怎样呢?对此,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的“现金流量表”和“资产负债表”的相关项目透露了一些信息。下面所引的数据都是上市公司本身的数据,由于需要合并报表的子公司很少,合并数与之相差不远,在此省略。  上市公司1999年度报告的现金流量表显示,“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1630.75万元,而资产负债表显示,年初“应付工资”余额为906.49万元;年末余额为745.92万元。  上市公司2000年度报告的现金流量表显示,“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2093.80万元,而资产负债表显示,年初“应付工资”余额为745.92万元;年末余额为798.71万元。  上市公司2001年中期报告的现金流量表显示,“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1248.44万元,而资产负债表显示,期初“应付工资”余额为798.71万元,期末“应付工资”余额为1333.03万元。  另外,据2000年度报告显示,2000年末,上市公司华西村在册职工人数为2661人。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假设所有职工一年可以获得的工资已经都反映在上数的数字之中。这样,大体上,1999年上市公司所有职工的总收大概为 1470.18(1630.75+745.92-906.49)万元,同理,2000年为2146.59万元,2001年上半年为1782.76万元。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2001年上半年上市公司职工半年总收入的平均值为:0.5366(计算方法如下:[2146.59/2+ 1782.76]/2661/2)万元,即平均每月894元左右。因为高级管理人员、业务员、工程技术人员等的收入要高于平均数,一般职工的收入肯定达不到此数。但我们不妨假设具有华西村村籍的职工收入要好一些,可以达到并超过这一平均值,不妨假设为1000元每月,相信这已经是到顶了。 但是,这些收入并不是完全可以拿到手的。我们从上述所引的数字可以看出,华西村拖欠工资的情况非常严重(意外咧!吃了一惊吧?)。1999年底没有支付给职工的工资达达745.92万元,2000年底增加到798.71万元,2001年上半年结束的时候,更加激增到1333.03万元,达到员工同期所有收入的74.77%。  其实,上述的分析还远远没有揭露问题的全部,上市公司的应付福利费余额也是非常惊人,报表显示,2001年中期达到了1031.98万元。  由此,我们已经可以大体上推断出:  第一,就一般华西村村民来说,一个正式就业的职工一年的收入不会超过1.20万元,这是2000年或2001年的收入,在以前肯定不可能有这么高。因此,每家每户都能积累起50万以上的存款这一点值得怀疑。  第二,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职工的收入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不能即时兑现的。据我们从其他渠道的了解,华西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拖欠情况较少,那么所拖解欠的大部分是华西村本村职工的工资和其他收入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据说,在华西村,由吴仁宝领头,所有村民的奖金都不能全部真的发到个人手中,个人最多只能拿到30%的奖金,其余部分由集体统一管理,用作生产发展的资金。  而且,华西村人要装修自己的房子,或购置大件物品,要使用自己的钱,都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再由村里从他自己(?!)的帐户里拨给。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部分地回答了在一开头提出的几个问题。即(1)众口相传,众文相抄的关于华西村人很富裕的统计数字真实性本身可能还是一个问题。 (2)就算这些财富是真实的,但普通的华西村人是不可以自主完全地支配它们的,因为很大一部分被集体保管了。从产权的角度来说,华西村人对自己的财产的权利是受到限制的,他们有部分财产权利是被剥夺了的。  上面所说的主要是有关华西村人存款的问题,接下来再谈一谈房子和汽车的问题。  房子能不能算作自己的财产,最直接和最表面的证据是房地产登记部门的房产登记簿上所记录的事项。如何房子没有登记为我所有的,而是登记为别的什么人所有,那么就算我在这里住,我也只能算是房客,这房子的价值是不能算到我的财富里面的。我不知道华西村这方面的是怎么规定的。  就算这些房子已经明确地归华西村村民所有,那么是不是真的值上百万呢?我们知道,房地产的估价,前提在于它是能够自由流动的、可以在自由地市场上买卖的,华西村的别墅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市价不能适用于对华西村房子的估价,  这样,就只能来算造价了。因为不用地价,造价绝不如想像的那样贵。  汽车的问题也类似,不再重复了。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没有一个华西村村民离开华西村到外面定居。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华西村有一个规定,凡想离开的人,都必须把村里分配给他的各种福利,包括别墅、汽车等等全部退回,这样一来,这个要离开的人就是究光蛋了,可能还要倒贴呢。原来,房子不是他的,车子也不是他的。  我们还知道,华西村人是不能随便离开华西村的,凡要离开村子,即使是为了公事出去采购原材料或推销产品,也必须请假,获得批准。更加不用说个人出去旅游或干什么私事了。当然村里领导会告诉你,你用不着自己出钱去旅游的,集体会组织大家一起出去旅游的。平时呢,没事干,大家在一起开会、唱歌、背语录好了。  不知道我们这个下面比喻是否恰当呢?大部分华西村人好比是一群关在笼中的人,另外有一些人把许多金银财宝堆在笼子旁边,对笼中人说,你们都是富翁,这些财宝迟早都是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能用,还是我们来帮你们用比较好。其实呢,不仅自己的财宝要由别人来用(要是我,心痛死了!肯定的),而且,这些财宝是一堆外表看来珠光宝气的破铜烂铁也不说不定。

温克坚 | 民主化的基础力量

                                      2011 年 3 月 10 日 凌晨 3 时许,浙江温州乐清寨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揭晓,前民选村主任钱云会的堂弟钱云孟以 1788 票高票当选为新一届村委会主任。据在场的《法制日报》记者记录,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关注中国社会演变的人,都应该想象和感受一下这个热烈掌声背后所蕴含的意味和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   在一个转型社会中,公共热点事件变化频繁。但是作为 2010 年最重要的舆论风暴之一,钱云会惨死一案无疑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网民的共同记忆。遗憾而不意外的是,这个惨案中,官方并没有通过严谨无暇的法律程序向公众提供一个让人信服的结论,而网民通过网络围观和现场调查寻求真相的努力也因为官方刻意的阻挠而停滞。但是通过这个事件,公共机构的权威和统治合法性不断销蚀,民间力量不断结构化,这两种不同方向不同逻辑的力量都是未来社会演变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事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需要我们去还原和追叙。那就是在数年以前,当钱云会被选为寨桥村村委会主任的时候,他肯定同样得到了村民的热烈鼓掌庆贺,他的当选寄托着那些普通村民的期待,希望能通过对他的信任投票,去领导他们维权,对抗日益骄横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对村民权利的强取豪夺。   为了对得起村民的期待,为了不辱没村主任这个不起眼的职位的尊严,钱云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多次遭受牢狱之灾,最后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了他惨死于车轮之下。寨桥村村民们是这些悲剧的见证人和直接利益攸关者,他们明白一个小小的村长职位对他们的意义,他们明白他们手中的选票的价值。虽然在一个庞大的压制性体制面前,他们的权利是脆弱的,但是他们没有放弃,钱云孟的当选,就是表达对钱云会的认同和哀悼,表达他们坚强不屈的抗争意愿。   让我们引述《法制日报》记者的更多描述来说明当时弥漫在现场的那种力量:   选举场合设置了两个投票点,投票点上挂着:“公平竞争,依法选举”的标语,每个投票点边上设有 3 个验票发票处。台上,设了 10 个秘密写票点和 5 个投票箱。“确实有人打过招呼,叫我选谁选谁。”老王笑呵呵地说,“他说他的,我选我的。一个村的,都知根知底,选谁不选谁我自己脑袋会想的。” …… “还是太阳底下的选举好。 …… ”唱票人每喊一声,计票人在黑板上候选人姓名后划上一笔。虽然已是深夜,围观的村民们却毫无睡意,在兴奋地议论,大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这个最基层的微观政治舞台所折射出的人性力量,可以让那些“民主素质论”者闭嘴了。没错,由于长期体制性的压迫,构成中国人口 50% 以上的农民,他们大多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其经济社会条件依旧处在社会底层。“素质论”者不去反省这些现象背后的体制因素,反而最喜欢传说那种古怪的论调:比如说中国农民缺乏民主意识,不在乎民主权利,农民用不好他们的政治权利 …… ,因此民主化并不是当务之急,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 不夸张地说,压死钱云会的正是这种畸形的、无视农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发展观。没有政治权利的保障,经济发展日益成为特殊利益群体对普通民众利益的掠夺,而正是因为不接受这种掠夺,承载着村民期待的钱云会才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基层选举与民主的目标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是农民们有权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选举村长的权利,虽然十分卑微,却依旧是他们对抗庞大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机制,凌晨三点时爆发的掌声就是他们意愿的最好表达。 那些“民主素质论”者其实完全忽视了中国农村社会生态的巨大变化。从 1988 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来,农村基层选举实践拉开,虽然刚一开始的时候,普通民众反应淡漠,各种不规范的选举行为大行其道;但是随着多轮选举实践下来,民众的权利意识被唤醒,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表面上看来民主素质最低,文化和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的中国广大农村人口,却有着更多的选举实践,逐渐明白了选票的价值,认同了政治竞争的必要性,在具体的选举实践中,丰富了民主的知识。因此,继续信口胡说农民不需要民主,或者不配享有民主权利,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的污蔑。   毫无疑问,民主化过程是社会各个阶层共同的政治参与所形成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是通过制度安排逐渐固化的一个过程。因此,民主化不仅需要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也需要城市中产阶级和体制内精英的不断汇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要被素质论所误导,比如认为中国的农民因为文化教育和经济因素,而无法参与民主化运动。事实上也许正好相反,多年实践下来,使得农村的基层选举日益成熟,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构成了威权型体制强大的压力,广大的农民已经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基础性力量。人们需要做的是,社会各个阶层加强互动,拓展政治参与的通道,逐步累积民主实践,培育公民社会,拓展公共空间,让专制体制不得不节节溃退,最终促使民主化在中国生根、开花,结出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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