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爱思想|陈才天:宪政之争:谁在要权力?谁能得到权力?

  一、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这场宪政之争,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改革的障碍,不扬弃马克思主义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就难以进行下去,扬弃了马克思主义,宪政姓社姓资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由于中共名称与《共产党宣言》有密切联系,还由于共产主义与中国“等贵贱、均贫富”传统思想有很大的契合性。所以,这是一个考验我们民族勇气、智慧、知识和意志的重大问题,它需要突破理论禁区、信仰禁区和政治禁区。但这并非不可行的事情,从网络社会舆论看,放弃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有民众基础的。即便是中共8300余万名成员看,真正信共产主义能有多少?很难说清。不过,有前车之鉴:前苏共党员人数超2000万之众,占人口比例超过中共,解体后俄共现有约50万成员。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也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这是马恩自封的“桂冠”,当时并未经历社会实践检验和证实。其实,科学社会主义即便在理论逻辑推导中,它也是不周延的,不严谨的理论。一个半世纪以来,从世界范围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得到了验证即证伪。最近,一位大家在著文中说,“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是总结了人类500年来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晶。”这种说法在历史事实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马克思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社会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应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社会形态。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未出现之前,怎么就有了社会主义思想呢?因为众所周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有400年历史。这说明社会主义并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是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上知识分子思想家们一种幻想的理想的主观愿望。这种理想还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理想等。而且,从世界范围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看,社会主义内涵极其繁杂,可谓形形色色。有学者作过统计,各种社会主义模式思想理论达数十种之多。   现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即认为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言。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全面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生产资料全面公有制,计划生产的产品经济,取消商品生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无产阶段专政的政治体制体现为一党执政等。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那里还有宪政可言呢?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就是世界范围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是科学,而是重大的思想理论谬误。一个国家范围内全面公有制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生产实践证明,不仅仅是经济效益低下,生活物资匮乏,同时产生国家政治集权专制独裁,有的国家甚至封建社会君王世袭制死灰复燃,社会民主与法治难以实施或遭到任意的破坏。所以,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实践证明它不是科学的情况下,这种坚持只能表现为一种不开明的、封闭的、愚昧的、宗教崇拜的意识观念。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单一的私有制,而是在许多领域中也实行公有制,比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共交通、军事基地产业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共同发展,不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立法和制度规定。公有制在国民经济成分中比重,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由全国人大通过决议调控,比如每次调控幅度不超过百分之五等。   什么是社会发展规律?像资本主义,人们没有幻想它、也没有理想追求它,但它却不请自来了,即当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时,资本主义制度就自动地发生了,并且逐步完善其自身的结构及其运动形式。相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们为了实现它却使人类相互厮杀死去数千万人的生命才达成,而且历时数十年后又自行消失了。这怎么能够说明它是“科学”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呢?难道“科学的”社会主义需要用无数生命和流血才能达到和实现吗?并且难以令人置信方式自动消失呢?即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但它的科学范围和限度,已经被实践明确的划出和界定了,它不应延续下去了。   二、党内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12个须知   中国吃马克思饭的人数以十万计,他们大多数人是本本主义的高手、大师,有的人高官厚禄,他们迷恋于研究马克思著作给予自己带来种种丰厚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大都不顾及劳动大众现实生活的处境。他们形成了中共党内的一种传统势力,这股马克思主义的势力非常强大,即便邓小平在当年也是退让他们三分。直到今天他们可以随时在主媒体上发表他们的观点。反对者、质疑者只不过是在为数不多的网络论坛上有一席之地,而且非常脆弱、随时可能被取消、被剥夺,但却能引起一些人的恐慌。但是,通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史,在改革开放数不清的成绩单上,几乎找不出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的一份贡献。   第1个须知:他们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思想理论,是得到广大劳动者支持拥护的主义理论。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那一项改革不是来自于生产一线的农民工人的实践,如小岗村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并且有那一项改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而不是针对马理论的改革?那一项重大改革不是遭到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的质疑和极力地反对。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是亿万农民和工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看是为广大劳动者谋利益,但我们更重要是看社会生产实践,实践证实集体生产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自由,这与马克思想象的完全相反,集体生产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实践极其有力的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都是针对马理论而展开和进行的,这是改革开放基本的实践逻辑。不认可或不重视改革开放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是非常错误的,也是缺乏理论素养的表现。当然,改革开放政策制定有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界专家学者发挥了巨大作用和贡献。比如,吴敬琏、朱嘉明、马觊、张维迎、厉以宁、林毅夫、温铁军等。但是,却鲜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作用和贡献。请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扪心自问自审一下,你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到底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呢?有位马哲博导至今反对经济全球化,虽然他大量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却顽固地坚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假腥腥地怜悯、同情工人阶级,斥责资本的贪婪,但却不知道自己每一个月丰厚工资薪金是从何处得来的。   第2个须知:那些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始终站在反对、阻挠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的立场上,不断地阻止改革开放政策。曾几何时,姓社姓资的问题一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之争,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看成是崇洋眉外,是中国第二次洋务运动,是投降资本主义;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把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说成是对这些落后国家人民的殖民地剥削;也把中国进口发达国家商品说成是被资本主义剥削。总之,说对外开放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极力阻挠对外开放的路线和政策。在这关系到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的时候,当改革是否死于摇篮的危险时刻,只有邓小平的权威才能与他们一争。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予这些人迎头痛击。劝告他们“姓社姓资”的问题“不争论”,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然而,这个决断的实质对手就是那些固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桎梏的专家学者们,而不是亿万农民和工人阶级。   第3个须知: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不明白、不知道,中共打败国民党不是靠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理论,相反是靠毛泽东实行私有制政策,在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都是分田分地给每一个农民,以及保护和促进私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所以获得农民和工商业界的支持。   第4个须知: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共和美国共产党以及日本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中共取得执政党地位,是由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才得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甚至不惜反毛弃毛,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是维护中共执政党地位的法宝,是十分可笑的。   第5个须知: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应当知道,1956年后毛泽东犯错误都由马克思主义引起,比如,吃大食堂–公有制,大跃进–计划经济,反右和文革–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破四旧摧毁中华传统文化,把科学家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迫害,有的被打死,等等。他们把吃大食堂、大跃进、饥荒饿死2000万人、文革及其暴行的责任,全部算记在毛泽东身上。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中国发生这些历史惨剧的思想理论根源,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破坏罄竹难书。马克思主义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除了中共的名称与它有密切联系外。   第6个须知:现在,中国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最不认同的是苏联东欧国家剧变,是世界范围无产阶级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终结。相反,他们认为是列宁、斯大林实行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认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将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和中国文革等都看成是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和毛泽东个人政治品格造成的恶果,而不是看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得出必然的历史逻辑结论和结果。有位侯工先生居然说:“列、斯、毛却盲目地在毫无物质条件的落后的国家内举行暴力革命,还美其名曰‘创造’。” 这说明侯工先生没有读通《共产党宣言》及相关的著作。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理论的变化,说苏联东欧国家剧变是没有遵循马恩晚年的思想理论的后果。我们的确看到了《资本论》第三卷的理论变化,也看到了恩格斯1895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主张走议会道路思想。但是,马克思晚年在实践上并没有放弃《共产党宣言》中对于社会阶级划分的理论,以及主张的暴力革命的手段和意志。比如,马克思有14年的时间不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他醉心于和致力于暴力革命事业。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思想,直到1881年,马克思对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回信中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并且提出了五条理由。(《马恩全集》第19卷,430~439页。)还有,在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写给《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进一步强调了“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恩选集》第1卷,231页。)即鼓吹俄国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由此可见,有什么理由能够说列、斯、毛等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这难道不是在否认国际共运历史吗。因为如果没有列、斯、毛的武装革命事业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至于说列、斯、毛没有遵循恩格斯晚年在《导言》中的思想理论,即放弃武装斗争走议会政治路线,就更是无稽之谈。因为至今全世界没有一个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再就是责怪戈尔巴乔夫,将苏联东欧剧变看成是他的改革失败。然而,苏联一国失败,又是为什么直接影响导致东欧各国国家政治制度的颠覆性变革呢?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外界武力干涉的情况下发生剧变呢?这显然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理论在实践中发生的全盘的否认性失败,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败。假如有人在这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仍然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科学,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   第7个须知:有的人认为,在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就是否认中共领导地位,这是不正确的。中共完全可以进行政治脱变,而不影响其执政党的地位。相反,如果不进行脱变,不进行政治改革和宪政改革,政治集权造就的特权阶层最终会毁掉中共自身,就如同苏联一样。比如,最近网传,有一个31万人口的县政府居然任命28名县级领导干部。   不过,有迹象表明,习李与前届已有松动迹象。但是,党内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以《共产党宣言》捆梆中共党的组织名称及其路线和政策。这种势力今天依然存在而且非常强大,它不限于北京,在全国各地党政部门和大学理论院系中,都大有人在。在民众中有不少企盼杀富济贫“二次革命”的人们,他们仇富心理在网络论坛中得到了充分的显露。但有不少网友对这种仇富心理可能产生“二次革命”的后果,表示极大的担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27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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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第三条道路(转)

这两篇文章共同启示我们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指望统治者自己进笼子 也不指望另一场暴力革命,在现有条件下,共同建设并维护我们的家园!   冯仑: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 来源:正和岛 作者: 小敬 2013-07-15 14:52 我来投稿 参与评论   虎嗅注:本文作者为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   此文新发的一个背景是:前不久,企业家高端社交网站上闹出所谓的“退岛”风波。一个核心争议是: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有以柳传志为代表的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而以王石为代表的另一些企业家则表态:“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 ”   再来看下商界素以有思想、通历史著称的冯仑怎么看?本文为作者于2013年1月21日在正和岛《决策参考》闭门沙龙上的发言整理,首发于正和岛《决策参考》2013年3月号。    信任体制,还是保持距离?   企业家在做选择时,总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跟体制究竟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在资源获取方式上,中国现在就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所谓有背景的权贵,通常这些人都非常低调,人家闷声发大财。   第二种是靠市场来配置资源,比如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这类人跟制度是比较正常的关系。首先有专业性,其次必须透明,甚至连王石的私生活也被拿出来讲,再次还要讲诚信,这类企业家的行为特点是一致的,既不高调,也不低调,是适调。   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靠乡里乡亲,小范围私募,基本上也不怎么跟公众打交道。   纵向看,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家面对的问题也不同。比如这些年有很多关于移不移民,资产转不转移的讨论,这又牵扯到我们跟体制的关系,是彻底信任这个体制,还是适度保持距离?从资本、知识产权到产品、客户的纵向链条,哪一部分放在境外,哪一部分放在境内?这关系到对未来体制的考虑。万通也做了自己的安排,把公司软资源部分、上游部分配置到海外,中下游部分配置到境内。   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创造出百年老店,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在选择上的失败。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每一个动作都是成本。比如光我们要把一部分资源挪到海外这一件事,就得重新架构资本结构,然后中介费、服务费、信托、委托代理,一堆事,很辛苦。去年和前年,我平均每年飞180次,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政府换届,因为政府换届就可能导致说好的事又变了。我们体制外的人是靠求人出身的,又不能居高临下打个电话就完了,所以我们得过去,每一件事都很费神。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事,就认真做产品,肯定比现在的业绩好。    “后半夜吃肉”的家训   在历史大背景中,民营企业家大概只有四种角色可以扮演。   第一种就是荣毅仁,他配合政府把自己的一切都捐了,然后又加入共产党,当了国家副主席,他跟制度就从根本上变成一伙了,这是一种选择,半推半就容易被人疑心,干脆投怀送抱、以身相许,彻底不算帐了。2005年荣毅仁追悼会举行那一天,恰好荣智健家族被宣布为当年首富,非常巧合。今天我们也看见荣毅仁式的身影,比如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先生,以身相许都不行了,恨不得掏心窝子,肝脑涂地,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无条件献给党,这是一种方式。   近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后,他家亲属跟我讲,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第二种是张謇模式。张謇真有社会理想,最先使用股份制集资,办企业办到全国第一,然后办公益、办教育,然后又投身革命。钱没挣着,落了个好名声,这也是一种。   第三种,实在弄不清哪个制度好,颠了再说。今天香港仍然有一批当年上海做纺织的老字号活了下来。   第四种更有社会责任感,比如卢作孚,抛家舍业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却被他收养的一个家伙出卖了。   社会转型中,企业家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要么就变成张謇,比如万通参加了6个公益基金会组织;另外我们也和政府合作,但不是以身相许,还是市场化的合作;另外我们在海外也配置了一部分资源。   能在会场解决问题,我们才会安心做生意   赚钱这事其实很简单,百年历史上一批批民营企业家很快崛起,但又很快衰败,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总也转不过来。重大历史关头的分歧从来都有,但每一次分歧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国缺少一种会场的智慧。   历史上中国常用宫廷解决分歧。宫廷的方法就是没有增量只有故事,中国历史五千年不断在倒腾这点事。历代王朝通常靠太祖杀一大堆人形成巨大威信,然后二代、三代老婆、孩子太多,一般到第三代开始折腾,勾结大臣、宦官、外戚,然后出现内乱,平乱以后出现一次中兴,中兴完再过三代,就变成汉献帝了,然后再出下一个高祖。   另一种方法是广场解决,广场解决不了就战场解决。战场、广场和宫廷都是零和博弈。西方人聪明,发现会场可以解决问题,只有会场可以找到公约数,可以妥协。会场是什么?就是所谓民主、法治、宪政。会场的学问很大,大家都按规则来,可以把分歧、冲突变成一种可以观赏的游戏。   我老觉得知识分子把民主这事说悬乎了,民主好比奥运会,每次奥运会上百人带着拳头来打架,而且说好了我就在这里打,谁也不许跑,但打完还是朋友,而且观众看得有滋有味。其实民主就是这个原理,第一,指定场所,不能乱打;第二,所有人服从第三方制订的规则,裁判独立;第三,游戏是透明的;第四,胜负是相对的,这次输了明年还可以再来。企业家把这几条学会了,就像开董事会也老吵架,但我们不结仇。   在台湾,我曾问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几个问题:第一,台湾100万人上街游行,为什么能收住?第二,你为什么没有财务丑闻?第三,怎么能不干扰到老百姓?他回答得很有原则:第一、所有当事人都知道自己是在宪政框架内做一个表达,如果当时冲进政府,这叫暴乱;第二,钱很简单,全部汇到信托账号,然后都有审计,我也不碰;最后,游行队伍怎么能回去呢?非常简单,台湾每次游行都是申请的。反过来看我们的游行,砸日本汽车,我有个新加坡朋友说,因为你们游行太少了,天天游行就会了。所以游行也是需要训练的。   所以整体来看,我们可选择的空间很小,主要靠政治家,如果能够在会场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安心在这里好好做生意。如果你不在会场上解决,那民营企业家就又得走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姿态。    改革三步走:政党改革还早呢   作为买卖人,我们不能总抱怨环境,而要在可能的空间里做到最好。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改革,第二阶段是政府改革,第三阶段才是政党制度改革。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两部分。   社会改革是最基本的,企业家们这么多年做了很多耕耘,为社会改革做了很多事。社会改革非常简单,一个是NGO,国内现在1900家私募公益基金会,多数都是这几年冒出来的,全由民营企业家创办,占整个国内公益市场份额65%;另一个是社区自治,社会改革会推动政府改革,把政府的一部分职能融入社会,多余的公务员自然就被消化了。   社会改革做完了之后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就是政府的角色要由一个资源分配的裁判员,逐步转到服务型政府,要把看得见的这只手弱化。其中财政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政府支出在预算中大概只涵概了一半,另外50%没有纳入预算,要透明,慢慢把政府关到笼子里。凡是穿衣服少的,身材都必须好,一透明了,政府身材就好了,腐败也就少了。   政府改革也改完了,政党制度才容易改。我不大赞成有些比较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提政党制度改革,没必要,这事还早呢。我们看台湾当年的经验,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快速成长期,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党外运动都兴起了,社会足够强大以后,政党制度改革才被提到日程上。而且国民党当时有两个前提是具备的,一是蒋经国当时决心坚定,说我要用专制的办法解决专制的问题;二是蒋经国说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所以国民党改了,成立了“政党法”,国民党拿到了第一张社团登记证。   作为企业家,我们很不赞成现在讨论这么多政党改革的事,因为没法改,这事怎么改?把社会改革的事继续做好,再过10年,剩下的事就自有办法处理。    企业家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   企业家对法治、秩序、理性有天然的支持。只要有足够多企业家存在,对政府的权力就有约束,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应该跳出来说话。   今天,企业家掌握的资源是过去一百年中最多的,因此企业家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因为我们管理着很多社会受托资产,你的资源不是私人资源,所以你要守好第一责任,扮好第一角色。我们的第一角色是企业法人,第一责任是看护、管理好这些受托资产。   我们私下里也经常讨论,社会给企业家这么大压力和期待,但企业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对尺度很清楚,不会站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说话。作为买卖人,我们知道怎么把事情办成。我们也有很多想法,究竟是选择说给所有老百姓听,还是去跟我们的智库说?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智库去说,这是企业家成熟的做法。   我们一批企业家已经达成共识:第一要恪守企业家身份;第二企业家属于“中右”,不是极右,民主体制下,都是“中左”和“中右”交互起作用推动社会;第三,企业家说话、做事以达到的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   比如王石发起了一件事,在公共领域帮助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因自己失误受到惩罚,成了弱势群体后,我们会去监狱里探望,帮助一些人,时间长了以后,就使民营企业家的自我意识更加清晰。   当然,企业家要保持对一些认为需要建议的地方、需要批评的地方发声。企业家要坚守“三性”原则:第一叫批评性,我不讲批判,批判有点猛了,善意的叫批评;第二是建设性,不破坏,动机和方法都是建设性的;第三叫专业性,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怎样来建设呢?用专业能力来建设。比如我是做不动产的企业家,我就研究公共物业怎样更有效,我不能去研究军队怎么打仗。   我刚从普吉岛休假回来,柳传志、马云我们每次都会议论这些事,大家的行为模式彼此有一个大体上的共性。价值观念上,很多东西我们都支持,行动上,我们是很积极的推动循序渐进的改进,然后从社会改革倒逼政府改革,最终创造条件推动国家完成政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 金雁:公民社会不可能通过革命来达到   核心提示 :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颁布立法可以实现。但是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   嘉宾简介:金雁, 1981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苏联史专业, 1991 年至 1992 年在波兰华沙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       第三种人不想通过革命来解决俄国社会问题      第三种知识分子中国了解得太少,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可能知道,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发生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从事革命宣传。但是农民并不买账,因为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好沙皇主义者,农民觉得知识分子要宣传反沙皇,就开始检举他们,有 2500 多人都是因为农民的检举而被捕。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在民间碰壁,再加上沙皇也打压,结果整个民粹派运动就告失败。   失败以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流亡国外,大概有 900 多人在国外接触马克思主义,就像 1885 年普列汉诺夫他们建设劳动解放社, 觉得这个运动应该寄托于工人。但是俄国的工人很少, 1917 年工人只有 300 万,占 2% 。在国内的主要就是一些民意党人,他们觉得下层又愚昧,上面又这么专制,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搞暗杀。   其实中国在清朝末年的暗杀都是受到俄国民粹主义或者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搞暗杀当然也有一套理论,所以提出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搞的是非常热闹。 1805 年到 1807 年,就有 1.7 万的公务员被暗杀,基本上是平均一天三起,城市里头没有一天不响炸弹。 1806 年 7 月到 1807 年 5 月,革命党仅在 10 个月的时间内,实施了 72 次暗杀,杀了十个省长,两个市长,很多将军都命丧黄泉。   只要上了革命党名单的人,最后都会被多次暗杀。像亚历山大二世,号称是改革沙皇,七次被暗杀。第七次暗杀后,实际上他没有被炸死,但是他的马车夫和警卫都被炸伤,他下车去看的时候,最后被炸死。最后这次暗杀是 1881 年,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也参加了,得手把沙皇给炸死。本来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改革沙皇,农奴制解放就是在亚历山大二世手上的。他被炸死后,已经改革方案就终止了,统治阶级保守集团力量就开始上升。   去年是农奴制解放 150 周年,整个俄国国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评价达到高峰,给他戴了无数的桂冠,还包括被暗杀的斯托雷平。在俄国曾经怎么解释邓小平呢?就说那是中国的斯托雷平,在中国解释斯托雷平时就说,那是俄国的邓小平,因为他也是开启俄国的制度改革。   巨变以后,大家就在反思说我们 70 年的道路到底走得对不对?很多人都感觉到,原来以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国的方向问题,现在看来, 以前的革命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整个俄国革命的道路又中断,又推倒重来,等于一百年来白忙活了。 那么体制内的人当然是反对的,革命者就基本上赞成这种政策。   但是俄国长期以来是具有激进土壤的国家。知识界一直都有反国家的性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俄语,既不是指你有文化,也不是指有技术,是指要反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和心灵反对派,如果你不具有这种特征,你就不叫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时候第三种人就认为,国家和社会不和是根深蒂固的,就跟两个失控的马拉着一辆车,一个往左拉,一个向右拉,早晚有一天就会把这个车拉散架。所以必须要另辟蹊径,要突破激进主义的思维,要避免恐怖主义和革命,要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途径。   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一直到一战以后,也不过才 300 万人,你肯定是指望不上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农民又是传统的皇权主义,那怎么办?他们就认为革命派都是伪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只要是我们把一切旧的方面都打掉,就可以写最新最美的图画,白纸上我什么都可以画。       革命者决心越大专制性就越强      但是第三种知识分子就不这么想,他认为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土壤不可能变成一张白纸。革命可能出现的一个后果是, 革命者决心越大、越希望来规划别人的人生,可能他的专制性就更强。所以很早就有人说,俄国的革命者都是小波拿巴主义者,也就是说都是专制者 ,他有专制的倾向。   在革命之前,普列汉诺夫就预测,按照列宁设计的革命,俄国会出现三种后果:第一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俄国是失败的;第二种后果,俄国将会远离西方,西方无法影响俄国;第三种后果就是俄国将建立一个像秘鲁和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帝国。应该说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预言还是很准确。   因为第三种人有很多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说如果革命后的强制出现,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可能要超过君主专制。很多人都问过索尔仁尼琴,也问过以赛亚 · 柏林,说沙皇那个时候反对派还能够出现,为什么反而到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再也没有反对派了?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 俄国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应该说是多少的问题,在苏维埃时代是有无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等量级。   他们认为割裂社会的状态在俄国已经演绎了 200 多年。俄国社会是上层的法国化,下层的草根化,别尔嘉耶夫说俄国这两个上下层相隔有六百年的差距。所以社会历来是被管制的,这种互换就会导致一种什么状况?用中国的话来说就叫“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两边这种互换,表面上看是一个阶级战胜了一个阶级,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翘翘板,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秋千效应,只不过它来回摆动的速度加快,每一次动荡都是原来的积累被全部销毁。       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 不可能通过革命达到      所以俄国社会的间断性太强,好不容易在一个平台上建立的东西,一场运动一来,上面的东西荡然无存。而俄国社会再生性又很差,就是社会的自愈能力本很差,这样的动荡使前面的积累全都白费了。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颁布立法可以实现。但是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   所以这些人就提出,破除政权万能论。在革命政党里头,基本上都认同两种观点:一个是打倒沙皇,推翻专制;另外一个就是重新分配。因为他们老觉得社会不公,物质就那么多,少数人攫取了物质,大部分人就处在贫困的状态,只要搞平均,只要我们把分配方案重新搞了,这样整个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 第三种人认为一次革命不可能改变世界,也不可能实现乌托邦,这是个肤浅的思想 。在目前沙皇还比较专制的状态下,他们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就是姑且忍耐,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这些人提出来的就是促使个人的自主意识成长,就是自我负责、公民社会,这样的话,是改变社会组织资源的被动状态,去做具体的事情,做小事。那时候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做的就是搭起一个上通下达的桥梁,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创造良性互动。当然他们说这个过程可能很长,要百年,要一个世纪。   所以贵族知识分子比较爱从事思想讨论,这些人都集中在文学领域里,以赛亚 · 柏林就把他们称作狐狸。其实狐狸和刺猬的比喻最早来自于古希腊哲学 家,只不过以赛亚 · 柏林借用了这种说法。那些不同意这种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像罗亭一样的平民知识分子就自诩为刺猬,就是我们不从事思想,也不从事理论讨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实践,就是干革命。第三种人与两者的定位都不同。他们就是说我们只想多做实事,成为社会的医生,而不是革命家。因为俄国社会割裂非常厉害,我们主要是填平这个鸿沟。我刚才提到过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社会整个是病态的,上下层之间缺乏了解,这也是人民对最高政权依赖的根源,人民不信任贵族,不信任知识分子。   这个时候民粹主义的思想家阿勃拉莫夫就提出小事理论。其实在欧洲,所有的政党也好思潮也好,基本上的一个趋势都是理论先行,就是先有很多的理论,然后理论慢慢深入人心,再有思潮,再有运动。小事理论几乎没有复杂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哲学支撑,说的很简单。他说,现在我们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曾经非常肤浅地播撒在这片处女地上,没有深入到人民的灵魂,所以我们一时不知道俄国社会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他自己认为这就是对俄国革命的一个矫正点,所以小事理论应该说是非常简单,非常明了,一看就知道他提出来他要什么。   他说俄国空谈家很多,实干家就是搞恐怖,搞暗杀的人都很多。他说过去实干家主要是颠覆政权,是搞破坏。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我对改革漠不关心,我的目标就是推翻政权,就是干革命。现在阿勃拉莫夫提出,这不切合实际,我们现在不要这种宏大叙事,我们不是写大写历史的人,我们就是写小写的历史。他说搞恐怖活动,搞暗杀这样引起统治者的反弹,社会上也容易引起混乱,反而不如做一些实事。   他这个话一出,当时在整个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然革命政党基本上就是责骂,骂他是逃兵,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策略比那种检讨要更深刻,可以解决俄国上下层之间的“文化不对称”的制约,这样以一种“超阶级”的方式来整合社会,可以从根子上解决俄国的问题。所以小事理论就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       社会变革靠无数失败尝试 代价是生命与鲜血      后来又有一个思想家尤佐夫 – 卡布里茨在《民粹派的基础》里,说社会生活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社会变革也不是靠伟大人物振臂一挥,它要靠无数次这种失败和尝试,但是每一次的失败尝试,你是拿人的生命和鲜血做代价的,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他说作为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未必要站在高坡上振臂一呼,而是要从自身做起,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他们当初提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后来很多国家在苏东剧变开圆桌会议的时候达成的一个共识,就叫只要人民少付出代价。这个共识很简单,只有两点:反专制,人民少付出代价。有这点共识,和再大分歧的派别我们都能坐下来。所以后来波兰圆桌会议开了, 55 个人坐了一个非常大的圆桌,可以说是思想上差异非常大的各个派别,依照这个原则都能够坐下来谈。   这些人就提出来,过去知识分子都比较好高骛远,愿意轰轰烈烈,不愿意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小事又不得名,又不得利。但是这些人说,这些小事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福利和生活,可以改变俄国的这种激进的土壤。这两个理论提出来以后,这些人就开始去做一些在革命者看来不值得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给工人建的第一所疗养院;农学家到农村去搞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这是萨马拉省的第一个拖拉机。他们建了一万所小学,建了几千座图书馆,这些全都是面向农村。我就觉得这第三种人,有一点类似于 NGO 。一幅油画表现了当时这些第三种人和地方自治局办的救济场所。社会救济以前要么是修道院,要么是由教会来办。   他们提出我们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是实事派。很快小事理论和实体主义,就是既反对激进革命也不愿意和当局同流合污,就以第三种知识分子为代表。“第三种人”这个提法是 1900 年萨马拉省的省长提出来的,后来在列宁的著作中,“第三种人”和“第三种知识分子”两个名称可以互换。所以一提 “第三种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两者都不是的,体制内也不是,反体制的也不是,这种人就叫第三种。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们不是刺猬,我们也不是狐狸,我们是工蜂。   另外从沙皇方面考虑,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的管理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以前都是农奴主管着农奴,现在警察式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行了,所以中央政府也从一些不具备全国意义的事务当中脱出来。沙皇的管理制度有所改变,他要下放一部分职权,所以在 1864 年就建立了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局有点类似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类法团组织”,它是在沙皇政治板块不松动的原则下,一种放权让利有点半官方的组织。       地方自治局是现代国家的创新 民主化作用不可小觑      虽然没有完全独立于强权,也没有完全独立于盈利,但是毕竟带入了一种宪政机制和一些公共服务精神,跟以前的管制社会不一样。以前沙皇的政府只管征兵征税这两样,因为沙皇俄国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国家,他不管其他的。地方自治局就带入了一定的公共服务精神,它属于早期现代新型国家的一个创新,所以它的民主化作用也不可小觑。斯托雷平认为这是往死人脸上涂脂抹粉,绝对不是,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把他们叫作“书写小历史的人”。   他们提出了很多主张,这些主张其实跟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很相像。比如撤销宪兵队,规范警察的职权;废除行政流放制,对扣押这种违法行为都要监督;建立地方法院,地方法官要当地居民选举;要有预审辩护制度,容许假释;要有社会救助,对失去劳动力的人有最低生活保障,对伤残、养老有国家义务保障;国家不能够介入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博弈,只要是经济要求的任何罢工都是合法的;教育制度方面也是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三级教育,平民都要读得起学校,还有包括赋税均等这些方面都是地方自治局具体提出来的。   有人说这是在专制国家中争取民主的一种迂回斗争,但是列宁骂得很厉害。列宁说地方自治局只不过是专制制度车轮上的第五个车轮,是一个备用轮胎。它虽然暂时不可能一步到位地体现立宪的原则,但是毕竟它还是为很多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合法活动的场所。所以尽管各种势力的人在骂,大家也把它看作一个平台。有人认为它这样做的工作,最后毕竟会成为制宪的一部分。   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动议,再加上有沙皇的放权,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地方自治局工作,最其中县自治局最活跃。我记得以前好像温铁军老在说中国是国权不下县,我说你这样说不对,中国是大共同体的权力之差,如果要说国权不下县,说俄国还是比较恰如其分。   很多人很关心的是自治局的财政预算是怎么来的?它主要是有专项基金、募捐款。另外地方自治局之所以后来能够做大,是它对土地、房屋和工商业有征税的权力,还有国家拨款。征税权使它后来成为第二政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财政的大头主要是后两种来源。但是它的运作方式基本上是民间性质的,不受政府制约,有很大的自主权。   就政治诉求来说,它基本上是通过“非政治而利民的实际工作”建立一种健康的制度,公共决策是以广泛参与和立法权确立为基础的。所以各方面势力都看中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什么样的人都有,保守的,革命的人都有。地方自治局当时觉得,只要你愿意干实事,愿意做具体工作,都可以到这儿来。       马克思的论断不对 小农生产有长远生命力      民粹主义认为小农生产和现代化并不矛盾,而马克思认为小农是要消灭的,民粹主义不同意这一点,他说未来的非资本主义农业应该有很大的潜力,不一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整个小农全部都消灭了,像英国那样建立起大农场。实际上我们现在在马克思下论断 200 多年以后来看,马克思的论断是错的,反而是蒲鲁东这些人说得对,小农生产有长远的生命力。这些人认为,个体小农的生产模式——就是八到十一俄亩的责任田,和包括产前产后服务的非农产合作经营相结合的双重经济体制,并以“小城镇”、合作制、乡镇企业、家族共同体的传统社会关系和现代化的模式发展形成互补。   所以后来俄国第三种人当中,有很多人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理论,恰亚诺夫就是俄国后马克思主义农民学的一个大师。还有经济学的康德拉季耶夫,他提出来一个发展的周期理论,大概是 53——56 年一个周期。还有尤洛夫斯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比奥地利学派那些人提出来得还早。但这些人在斯大林时代,当然全部都被杀死了。在第三种知识分子活动时期,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发展方向的博弈一直存在,但同时这些也为他们探索提供了平台。   地方自治局逐渐做大以后,它和政府的权限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含混不清的地方。双方一直是一种斗争的态势,基本上地方自治局强势,政府不仅是守势,而且往后退。总理大臣维特就说,按照这种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人民代表机构将在中央一级建立,人民参与立法权和国家管理。   俄国整个社会力量发生变化,仅从官僚的数量减少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些官僚无所事事,不善于工作,而地方自治局越扩越大,像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职员要比政府官僚胜任工作,他们甚至就排挤政府机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 1894 年,国家说你们干脆回到公务员队伍来,咱们合二为一。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个第二政府大有取代第一政府的态势。有一个官僚在回忆录说,那时政府官员都没有事情做,成为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自治局工作者抢走了。亚历山大三世也认为,地方自治机构降低了官僚们的作用,破坏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   这样最可以看得出来地方自治局的坐大,它一方面人数多,介入的层面多,而且它是在俄国整个推广。总理大臣维特在报告中说,地方自治机构中第三种人力量增大,当然有政府工作无能的原因,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它实际上和政治体制不相融。因为第三种人只说我干实事,政治立场不是那么凸显。所以革命者批评它是沙皇的附属物、国家机器的帮凶。但是沙皇政府同时又认为,他们是革命的同情者和外围组织,政府的文件明着说,这些“实际主义”的反对派其实是在“借人民的压力推行立宪”,他们同样会孕育出与沙皇离心离德的思想,同样会腐蚀国家政权,所以其实也要打压。   它就处在一个两边都不认可的境地,但其实两边的人也都在挤进这里面。 1912 年,俄国建立了地方自治局的省份有 40 多个,西伯利亚和靠近极寒的地区没有。凡是有地方自治机构的,它的整个运作方式就要显得好得多。当时在自治机构中的知识分子有 8.5 万人,到一战的时候达到 14 万人。他们也是跳出了经济学中经济人这样的逻辑预设的道德人,他们从实践出发,从农民的心理变化和社会动态出发,提出的理论也能够被农民所接受。   由于俄国知识分子这种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学方法的引入,又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个平台上,他们的农民乡村研究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他们首创的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微观实践,使俄国的农民学研究在一战前达到顶峰,光地方自治局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 4000 多种专著出版。而且他们还完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系统的社会学调研和农村统计工作,到现在俄国都还在使用这些材料,的确是汗牛充栋。你要输入俄文查询以后看不胜看,每一个村庄的资料都特别细。我觉得后来共产党人没有下过这样的苦工夫,这些成果是当时最庞大的农民研究机构的资料库。   他们以实用化、技术化、办实事为宗旨,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思路,为俄国寻找出路。所以他们的工作看上去非常琐碎,实际上为改变俄国的阶级对立,为中间群体的薄弱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教育、卫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设、救助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一次爆发伤寒病, 40% 的医生都来自地方自治局,是“第三种人”。他们的社会实践的确也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他们提出来的申请有时候也得到沙皇的满足。   务实精神并不代表他们不问政治。他们当然是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但是实际上在基层干事情,并不只是扫盲、开诊所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各种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只要卷入肯定不能不得罪政权。只要卷入到农民维权的事件中,虽然你不鼓动革命,但实际上你只要支持农民就开罪官府,所以在警察局他们也是挂上号的。 19 世纪的时候,他们有 900 多人都是在警察局挂号的,还有人被流放和被逮捕。革命者说是这些人是当局的走狗,当局认为是异己的力量。       俄国官僚叹:舆论界的尖酸刻薄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      另外,他们影响新闻媒体的力量非常大。他们觉得通过新闻媒体再影响到社会,这种放大的功能会有良性的互动。所以后来官僚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甚至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省长必须要认真听取地方自治局的意见,甚至要不得不讨好和迎合他们。那种“衙门里说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的人”的挑战。   到了 1905 年革命的时候,沙皇有一点像中国的戊戌变法,镇压革命以后还是颁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我们现在老觉得 1917 年俄国革命怎么可能平地而起,其实 1905 年沙皇已经立宪,俄国成为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十月十七日宣言》就是选举杜马,杜马是个古老的词,就是俄国议会的意思。杜马选举以后,实际上只要你不搞恐怖,革命政党都可以进入到议会。当时打社会主义牌子的有 16 个政党,这 12 年是一个练兵时期,他们把杜马讲台作为一个操练的场所。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 20 世纪国家制度的转变,是从 1905 年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开始。在 1905 年革命的时候,地方自治局就省级联合,然 后 1905 年又召开了全国自治代表大会,基本上核心小组的人员都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就是 1905 年成立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可以说全国自治代表大会是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召开。索尔仁尼琴说这是思想界、知识界异常美好的年代,到 1917 年以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厄运年代。   他们在 1914 年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自治联合会,有 400 多个城市联合加入,起作用的当然是自由主义政党。二月革命以后的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当时就是全俄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主席。俄国在一战的时候,地方自治局或者这两个联合会,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政府,它已经成了权力的化身。因为政府整个在萎缩,战争中军队的供给、灾民的救济、伤员的安置等,把正常的活动完全打乱了。而在这个时候,地方自治局和两个联合会手握财权,大笔大笔的钱从他们的手里过。当时李沃夫就提出一个口号,从政府手中救出国家,把它还给社会。   一战期间,地方自治局基本上已经从第二政府变成了第一政府,已经成了真正的政府。人民都说第三种人在利用战争和沙皇政府抢夺天下,很多人已经明眼人看出来,他们不是在帮政府,已经是在抢夺政府。在为国分忧的外衣下,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取而代之。所以他们发布命令从来不请示政府,蔑视政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谁善于工作,谁才是国家的主人。   当时只要地方自治局一停止供应,整个后方就乱了,俄国就会天下大乱。连媒体都有人呼吁,说政府干脆就把权力交出来,交给两个联合会,否则没有出路。所以后来沙皇退位,不单是因为战争,而是大势所趋,就是没有十月武装夺权,也已经大势所趋。这个时候两个联合会和第三种人已经被看作俄国的中流砥柱,坊间都知道,俄国没有政府,只有两个联合会。两个联合会从半政府、第二政府变成了第一政府,它已经有了取代政府的资本。   尼古拉二世的皇后在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说,这两个联合会已经令人无法容忍,他们肆意妄为、超越本分,给正在打仗的国家带来了混乱,现在又非分地插手国家的管理。对政府来讲,它已经名存实亡。但是更不幸的是,它的怯弱之处,虽然政府知道自己已经患下了“重症肌无力”,还不敢公开宣称大权旁落,因为一来怕沙皇怪罪,二来怕弄假成真,这进一步让自己威信扫地。   战争期间,两个联合会提出很多建议: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成立合法的工会,成立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像 1905 年革命的彼得堡企业工人大会实际上就是他们发起的。沙皇已经知道尾大不掉,当初是想让自治局作为一个附属组织来帮助政府改革,现在没有想到,已经被它取而代之,“自治机构将成为瓦解专制体制的心腹大患”。   这个时候体制内的一些保守势力也感觉到沙皇不思进取,失去了自信心,从而发生了立场变化。因为那个时候,谈社会主义、谈变革是大势所趋,很多官方的、温和的、具有国家思想的人物,现在革命性也越来越强。契切林是俄国的国家主义学派的人物,也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可是后来《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说,他从“强有力政权的支持者”变成了“俄国专制主义和特权阶层不调和的敌人。那个时候,贵族也已经持反沙皇的立场。       二月革命使第三种知识分子兵不血刃得到政权      二月革命后,“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的确过了几个月的辉煌的日子。他们觉得二月革命非常好,说曲线救国,终获成功,兵不血刃,政权到手。的确,两个联合会的主席李沃夫当了临时政府的总理。沙皇的各级政府官员因为有污点,都被民众抛弃,而地方自治局半个世纪的工作实践的积累和人脉,就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他们基本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以民间的招牌来担负了政府的工作,在各地成立了临时政府。所以他们也非常高兴,觉得兵不血刃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二月革命以后马上就搞民改革。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他们发表的第一个宣言其实跟革命政党的政治诉求一样,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市杜马和地方自治会,然后进行全俄“立宪会议选举”,这其实也是布尔什维克当时追求的目标。   他们为了操练先进行了基层选举:在 43 个省, 400 多个县,将近一万个乡里进行选举。最后选出来 30 万个乡议员,基本上是由社会革命党控制,因为他是个农民的政党。社会革命党有一百万会员,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的时候是两万四千人,所以从整个政党组织来说,布尔什维克从地下状态走出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党。这些自治会选举了 23000 多个县议员,比较完整的基层组织的构建已经搭建起来。临时政府也宣布,地方自治会的主席是临时政府委托全权代表来管辖地方事务。这样的话基本上可以说他们已经通过选举拿到了合法授权。   后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和第三种人不是一路的,在理论上对他们也多有批评。列宁对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种人一直都有批评,但是在专制年代其实反对派也在地方自治运动当中扩大了自由,也在开拓社会的空间当中受益,所以他们基本上也是参与到地方自治运动当中去。   布尔什维克在 2 月到 10 月期间基本上是拆临时政府的台,他们那时批评地方自治局不够民主,说你搞地方自治还行,但是不够,要搞更大规模、更加正规的议会选举,也就是搞立宪会议选举。托洛斯基就说,地方自治局尽管也有民主形式,但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而且有的时候还要选举资格,规定必须要有多少财产。所以它只是代表着昨天群众的状态,也就是说人民并没有给它委托书。那我们要搞的是什么?我们搞的比这个还要民主,这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比这个的范围要大,要更有时代性。   十月夺权以后,列宁当时也想搞立宪会议选举。列宁想的很简单,我是先夺权后选举,在已经在执政的状态下,通过有效的宣传我们肯定会选上。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主要在军队当中,并不是在人民当中。军队都放假回家去宣传,选举结果出来后布尔什维克获得了 24% 的选票, 58% 的选票是社会革命党,就是这个农民政党,这样就很为难。   列宁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用枪杆子颠覆票选。原来还在真理报的前身上写: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我们服从选举的结果,但是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就发现要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不干了,现在就说整个法律都是临时政府的,这是一个过时的选举。可是包括第二国际的罗森堡,有很多人都问他,你不是批评它贿选、舞弊,只是说法律过时了,为什么早不说呢?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再说,那就太没道理。布尔什维克在 1918 年 1 月 5 号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就开始搞专制,反正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而专政和专制之间并不是一个程度的差别。列宁提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常态,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暂时状态,这两个不一样。       布尔什维克选举惨败后才搞专政      布尔什维克在选举惨败后就开始翻脸,翻脸就要搞专政,镇压民主反革命。 1918 年,“民主反革命”这个词非常流行,意思是赞成选举的就是反革命。列宁当时在不是公开发表的信件当中说,什么叫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就是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选举的斗争。他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可是“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最初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纲领,从 1903 年开始党纲当中这一条没有变,只是因为自己没有选上,现在就把这一点改变了。   以前说第三种人不够民主,现在说越民主越反革命,最民主的立宪会议就最反革命。但不同于职业“反革命”的立宪活动家,自治机构中的技术专家还是可用的。为什么呢?布尔什维克认为新政权当中人文知识分子没有用,技术专家还有用,可以留下。所以大家都知道 1922 年的哲学家之船,把俄国顶尖级的人文知识分子都赶出去了,他们迁到柏林,后来又到巴黎。所以有很多人文知识分子后来就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苏东剧变意识形态空场以后,他们又出口转内销,主要是因为他们给西方贡献了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理论:俄国式的存在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因为地方自治委员会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整个地方的政权架构也非常完整,这样他们就和苏维埃处于对立关系,而且一些自治机构还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展开夺权斗争。所以从 1918 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就重拳出击这些拒不归顺的地方组织,这些人只要发表反苏维埃的言论就一律逮捕,交革命法庭定罪。 1918 年 3 月份,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力宣言》中就规定,政权完全由苏维埃掌握,一切以选举作为借口的各级组织均不具有合法性。在此之前他说这是我们争取的目标,现在说选举是个借口。所有地方自治机构统统要被取缔,所以在内战当中有很多地方自治局的人最后加入。   俄国打了三年内战,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因为 14 国武装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小摇篮当中,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这个,而是合法授权。如果通过选举的规则争夺来沙皇的江山,大家都认可。但布尔什维克首先破坏规则,来抢江山,那凭什么抢到的江山就是你的?因为俄国当时正在打一战,所以外国的力量又介入,这样才有了 14 国武装干涉之说。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丘吉尔,丘吉尔在一战的时间就说,你们不是这种状态,国外也要介入。当时托洛斯基说不要 14 个国家介入,你只要投入十的兵力对我们就是太大的威胁。实际上没有真正的 14 国武装干涉,我过去一直认为 14 个国家就像联合国军队那样去跟布尔什维克开战,其实真正的状况并不是这样。       俄国革命埋葬第三条道路的试验      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因为地方自治机构是通过地方一级一级的选举产生的,布尔什维克说,凡是用选举做借口都不具有合法性,于是统统被取缔。所以俄国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基本上就结束了。本来他们的社会实践可以给俄国提供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治理,也不同于革命后苏维埃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俄国革命却把这一切都给埋葬了。   在 1922 年到 1928 年期间,国家首先打造管制社会,对社会是管着它。以前很多人也问过我沙皇时期和苏联时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无社会。沙皇时期有社会,因为他有教会。苏联全部取缔社会,宣布取缔全国性的组织,在内务部登记的七千家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完全不可能有过去的自治。比如拉普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是一个很左的,带有浪漫性的群体组织,有 40 万会员。它的意识形态很端正,只是有点同仁结社的性质,这样的组织也被取缔。   后来的工青妇等社会组织已经和革命前完全不同了。苏维埃打造的社会组织都是“国字号”的,要在民政部登记,要建立党支部,在财政上都有国家拨款。即便一些与政治无关的文体组织,也都是按照党中央的这一套打造,尤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活动。这些组织都没有社会积极性,也没有自主能动性,他们是一种垂直隶属关系,不能有横向的组织联动。虽然苏联也在 1918 年、 1936 年、 1975 年的宪法中保留了结社自由,但大家都知道这是装饰性的条款,不但没有这种结社自由,甚至可以说国家能管到床头上,私生活什么国家都要管,而这一切的领导核心都是苏共。   第三种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努力基本上就没有了,可以说俄国的社会基层自治和公民社会也戛然而止,但是在新经济政策阶段有一段回光返照。因为俄国有 1300 万人在内战中死亡,而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基本上没有死一个人,尤其在冬宫之夜。但是内战结束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还被雇佣,而且也因为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只有农民作为一个阶层保留下来了,而且消灭了富农地主,整个农村中农化。再加上反斯托雷平,农民又回到了村社自然经济中。   所以当时布尔什维克觉得只要在政治上没有组织联动,在某种情况下他还是允许有些民粹派的活动。但是他已经没有像过去一样的政治结构,只是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整理土地这些事情,布尔什维克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允许的。       斯大林发现用剪刀差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行不通      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农村的村社也成为一种农民的联合力量。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要把一切都统起来,像我们搞统购统销一样,想用剪刀差来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把工业产品卖的很贵,然后很便宜地收购农产品。农民可以不种、抛荒,农业严重的萎缩。后来斯大林发现这招行不通,所以才有了 1929 年的大转变。   但是在 1929 年之前,有一度地方自治局或者第三种人的一些技术专家还在活动,有一个很短暂的回光返照时期。有几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学术领域里面宣传还是合法的,原来地方自治局和一些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就形成了一个新民粹派。他们和沙皇时代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苏维埃政府,只是一种思想学术和具体事务上的流派。   但是这种状态也没持续几年,斯大林 1929 年大转变,要搞集体化把农民也要管起来,很多人就在斯大林社会改造的浪潮中被吞噬。 1929 年,经济 学家比较集中的财政部和农业部就先开始清洗。 1930 年苏联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叫劳动农民党,新民粹派的顶尖人物基本上都被一网打尽。 15 个人都是大学者,在思想领域里很有创建,都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死于非命,哪一年死的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是搞农村经济改革, 1988 年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俄国的这些人,然后去找,才发现他们的思想和我们当时的农村改革很相似,我觉得他们很有先见之明。所以我说很多话他们说的对,比如马克思说小农要消灭,但他们说小农的生命力很长久。   至此,“第三种意义上知识分子”在俄国的试验不仅彻底失败,他们的个人命运也都非常悲惨。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实践”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 “为思想而生存、以对抗政府为目的”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含义,他有点像 NGO 。在新民粹派被处决以后,俄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就不存在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到苏联体制当中,这些人没有一个活到 1987 年平反的。   在剧变前后,苏联社会和思想界对激进主义,尤其对列宁这一支全程进行了很多的反思。自由主义一枝独秀,但是因为剧变后经济转轨没有搞好,自由主义又再度衰弱。而第三种知识分子因为政治倾向比较模糊,它又做了大量实事,所以在社会上有好评。舆论就认为,应该给予为俄国现代社会作出努力的“第三种力量”以应有的评价。   剧变之前索尔仁尼琴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就努力地想和这种传统对接。索尔仁尼琴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也觉得这些人在俄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对他们的评价非常高,把他们叫做社会工作者。 1994 年回国的时候他就呼吁知识分子应该重新掀起做具体工作的第三种人的浪潮。他还自己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地方自治通报”,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在跟沙皇时的地方自治局对接。   很多人会问,现在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80 年代他们跟中国有相像的地方,基本上是启蒙状态。那时候都是写大博士论文,所以他们叫博士论文启蒙,都是在讲宪政。没有想到剧变很快的来到以后,经济转轨就提上议事日程。在俄国文科的博士是很难拿的,所以年轻人一般都是副博士。拿到副博士学位的年轻经济学家在电视媒体上频频露面,俄国人有个说法叫副博士革命。各个人都混个脸熟,但口碑并不好,因为俄国经济转轨搞得并不好。   到第三个阶段,知识分子就分化为各个政党的咨询机构或者是高参,但是也有很多人和非政府组织接轨,以更多样的形式活跃起来。他们在理论上非常注意吸取第三种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也呼吁俄国需要更多的干实事、干小事的知识分子,所以令人感慨的是历史的轮回。俄国人老说,现在做的都是上个世纪的人已经做过的事,只不过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反掉了。   这一百年真是等于白忙活,他们反对的东西从各个领域又重新挖掘出来,包括第三种知识分子也现在是一个挖掘的阶段。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利用他们的资料,我看很多博士论文都利用地方自治局来做文章。但是在我们国内知道的人很少,知道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第三种知识分子,一提起李沃夫公爵就说临时政府的总理,那是个反动家伙。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具体实践的工作,中国人大部分都不知道。    【2013-4-26 爱思想网,来源 : 凤凰网 – 观世变,根据金雁在商州学术讨论会上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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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公 | 中国将来可能比晚清还不堪

  宪政之争的实质     突如其来的宪政之争,既不是新一届中央全面左转的信号,也不是左派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之际重夺话语权的标志,而是高层继“南周-炎黄春秋事件”之后对自由派妄解中国梦的继续阻击,以便在秋季开会之前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国梦,只能我解,你不能解;只能我替你做,你不能自己做。拥宪派期待三中全会会深度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     之所以下中央不会全面左转的结论,是因为其身份并未改变,仍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管左右两派怎样解读圣意,怎样卖力地把总书记或总书记的父亲往自己这边拉,都是一厢情愿。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集团,它的最高准则是利益,既不是党章上所宣扬的左派赖以为命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宪法上所载明的右派勉强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条。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封闭,只能强国不能富民,只能专政不能宪政,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团明白:左转,庞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右转,不受限制的权力则可能会丧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选择是不参与,让利益集团(“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们能从理论上将82宪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实,对于反宪政这股逆流,即便是拥宪派不上阵反驳,当局也会叫停——利益集团才真正害怕无法无天。如同中美不能为敌不可开战这样一个大话题,不用普世派提醒,当局自己都会竭力维护——美国才是利益集团最放心的避风港。这一点,连王立军都不会犯糊涂。     左右两派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到利益集团刻意布置的话题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泥淖之中。每当高层提及不否毛时,左派便以为圣意要左转,迅速跟进,鼓噪一通,幻想再举毛的旗帜。其实,利益集团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时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阶段性地压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当高层做出一点改革姿态时,自由派就会鹊起,不惜用溢美之词把他们往改革神坛上推举。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想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政改的期待与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效。这不仅是由利益集团绝对掌控国家资源所决定的,也是由左右两派的弱点所决定的——左派的主张脱离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知变通,固执地视右派为敌人;右派则从未摆脱对利益集团的幻想,同时又难以消除对左派的鄙视。“走钢丝策略”自胡时代实行以来,已逾十年,除了实现了当局所追求的维稳目标以外,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结果。其一,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吞噬了整个国家。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盗者有道”,甚至还认为“不盗者无道”,公然要求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在平民脸上刺字。其二,中产阶层惨遭剥夺,构建公民社会更加艰难。其三,政改无法启动,共识几近破裂,中右人士集体左转,动荡因子骤然增加。     深刻认识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局将始终由利益集团所掌控,左右两派对此都将束手无策。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两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块,仍将被利益集团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温铁军在一次讲座上说:“中央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印票子,通过通货膨胀来转嫁危机;中国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东亚财阀模式。”听众之一的黄文治先生事后撰文分析道:“中共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产阶层只能当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中国要想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近四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温的预言和黄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国的财阀集团已基本成型,显性的是依附于官家的民营集团,隐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红后们掌控的所谓国有集团。     东亚财阀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韩国、台湾。犀利公对健康的财阀模式并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的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都对战后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不一样,存在诸多问题:(1)几百家红色权贵的财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窃取的。(2)日韩台财阀在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而中国财阀的崛起是以剥夺民众为代价的,积有民怨。(3)日韩台在财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公民社会的同步成长,以很小的代价结束了威权统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中国的执政者却以迅速崛起的财阀势力为依托,不断强化威权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和社会分裂。大陆财阀集团的不健康成长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财阀治港,很和谐,而97之后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港阀也学会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学会了特权腐败。港民称之为“人民大会堂现象”。     对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性,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利益集团的主体——各级官僚(新老红后),有三个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2)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权,忽视人权,转型成佛的可能性较小。普世派常常拿蒋经国、朴槿惠、昂山素季为例,以此来证明强人的后代也可能皈依普世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朝鲜、中国,红色强人的后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红后甚至在西方接受过较长时期的留学培训,回国之后照旧走父辈祖辈的老路,极权的诱惑力之大可见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一些红后,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不仅否认毛时代造成上百万知识精英被杀和数千万无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还否定毛对自己亲身父母的极度侮辱和残酷迫害,转而站到为毛开脱乃至讴歌的阵营之中,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反将帽子扣到历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这样的群体来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利益集团的最高代表——执政党,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现在对待政改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是“5+2”条件对它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前五个条件是荣剑先生提出的,简述为:(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3)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4)改,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5)改,考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后两个条件是笔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改变;(7)历史的惯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由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     通过对利益集团的主体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对于主动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结论。排除了政改,中国的转型还剩下革命和外战两途。吴思先生近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不会爆发革命》、《政改的预测框架》),通过对五级社会危机和八个社会群体的分析,得出未来十年中国不会爆发革命的结论。笔者以为是客观的。从日韩台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在过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只要还有3%的实际增长率,即可保障供给、稳定社会、抑制革命。对中国而言,还需加上2%的腐败成本即利益集团准备金,再加上2%的统计水分,则GDP增长率达到5%(干)或7%(湿)即可。未来十年,习李应该做得到。当然,还有一种革命,即执政党的内斗,如同左派所定义的薄事件那样,未来十年也不能排除。执政如同股市坐庄,庄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户捣乱,而是其他庄家拆台。想把党内各个庄家拢到一起,并不容易。基于立威的需要,习从毛那里寻找一些手段资源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代表向左转。下连当兵、司令对调、洗澡治病,其实都是毛的发明。     中国特色专制体制的终结,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经国式自觉;有可能因于利益集团的内讧,也有可能肇启于一场把控不了的外战。外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的,此处不赘。若如此,则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将类似于晚清,而命运结局更类似于北宋。     晚清之路径,北宋之命运     本文标题有两层含义,或者说是两个判断,一是说未来中国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晚清还不堪,二是说中国未来命运之结局可能比晚清还不如。     第一个判断的依据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但多少还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地方大员拥有财权甚至是兵权,民间社会拥有经济、出版、结社、言论、迁徙等自由,延续千年的乡绅治理模式还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国,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自发治理力量,严密的官方组织结构和强大的舆论控制体系,足以打造深不见底的贪腐与黑暗。     第二个判断的依据是:入侵大清的列强十几个,但真正想肢解中国的只有日俄,而今天怀抱此心的至少还要加上印越菲三个。在美国等列强的干预下,晚清的主要版图得以保全。而未来外战之时,还会有别国这样坚持吗?     晚清走过的路径大致是:洋务运动34年(1861-1894年),维新变法4年(1895-1898),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预备立宪5年(1906-1911)。从经济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起算,到辛亥革命兴起预备立宪终止的1911年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间,政治改革经历了“改革-停滞-倒退-再启动”的曲折反复,最终夭折。原因就在于,在慈禧的侥幸拖延以及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扰下,政改错过了几次最佳时机。到1906年慈禧决心想改时,她不仅没有了时间,也失去了共识基础。     把持晚清政坛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以满人为主的王公贵胄,以汉人为主的地方大员。太后皇帝是他们的招牌,改良立宪是他们的口号,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拥戴太后是为了专权,鼓吹洋务是为了谋利。外强入侵时,大家都忙于自保,平日里所言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安危,统统弃之不顾。在虚假的对党(朝廷)负责对黎民负责的口号声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与国家便成为利益集团随时可以出卖的对象。     晚清利益集团的最后代表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先期游走于太后党与维新派之间,后期又游走于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口头上喊的是忠于朝廷,私下里还偶尔向维新派和革命派赠送一些银两,而骨子里却是谋划攫取最大的利益。从他们聪明的表演,以及最终完成了替清廷收尸并攫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大结局中,我们可以看清利益集团究竟是一群怎样的货色。     北宋的结局可以用惨痛来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来描述。说惨痛,是因为两任皇帝,诸多后妃、皇子、公主被掳去金国,受尽凌辱,惨死无数,靠精细农业和发达的手工业所积累起来的百年财富被洗劫一空。说想不到,是因为宋朝国富兵多。据测算,徽宗时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备军在百万以上。然而,自太祖成功上位之后,建设军队的宗旨就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忠于朝廷,对内维稳,并形成祖训。为了防止他人效法黄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选用外行当将军,任命宦官做统帅。立国第167年(1127年),国土被肢解,残存的权贵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0%,乐观者认为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而美国的GDP届时仅占全球的14%,欧盟只占5%。这一预测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作出的,笔者无从考证。按照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他的只能重投资不能重消费的经济刺激方略,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即便是达到徽宗时期60%的高度,这种由利益集团享有、与平民福祉关系不大的辉煌数字,能够为我们摆脱北宋式的厄运吗?我以为,对于模仿能力比较强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时期内的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接下来便是“后发劣势”。杨小凯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过这一警告:后发国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会放弃制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间消失,制度滞后的危险就会显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局似乎正在验证杨小凯的预言。检验“宇宙真理”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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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兰永海 贾林州 温铁军:美元“币权”战略与美国霸权体系

兰永海 贾林州 温铁军:美元“币权”战略与美国霸权体系 进入专题 : 美元 币权 美国霸权    ● 兰永海   贾林州   温铁军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纵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在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阶段,因资本同质性扩张而形成的以对资源地理纵深控制为目标的地缘关系成为了殖民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愈益成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货币权力超越地缘实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霸权赋权于美元,使其无约束地增发并顺势主导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这决定了美元霸权成为币缘政治时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并衍生出强化美国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即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食物(粮食)三大霸权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作者认为,在此背景下方能理解“币权”的时代特征,即以地缘关系为保障、以决定产业链安全的资源定价权为基础、以当代国家政治主权派生的信用体系以及自主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核心,美元可以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竞争的资本扩张中获取利益并转嫁成本。对此,中国亟须恢复人民币的主权货币性质,以实体经济为本来推进国内产业纵向一体化战略、“资源重商主义”战略和“新重农主义”战略,并以陆权为基础构建自己币缘战略安全的陆域纵深。      一、引言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以来,其发展在本质上是资源的资本化过程。①以资本内生性扩张为动力演化出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是大国强权向其货币体系赋权而形成的、由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所主导的、海权与陆权此起彼伏的地缘博弈过程。需要深入理解的,是其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与殖民化伴生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以及资本内生性而形成的以争夺地缘空间的资源控制力为核心的、“列强”多重博弈形成的全球分工与分配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了后殖民化的金融资本阶段,霸权国家依赖国家政治强权对货币进行赋权,形成了扩张货币信用及获取超过社会平均收益率的超额利润的金融垄断资本,从而逐步摆脱了实体经济的羁绊,日益追求货币的流动性而获取垄断利润。货币信用与军事霸权的全球扩张两者间的内在结合,逐渐确立了以货币权力为枢纽的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与分配)体系。货币权力继而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的范畴,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   造成世界各国(无论贫富)都不得不接受“美元赢了,但世界输惨了”之局面的内在机制乃是单极霸权的单次博弈,这已成为新的币缘政治时代美国掌控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实质。   人们都看到,美国因其占有全球海权和陆权领域的霸主地位并主导全球货币金融体系而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向全球收取铸币税(seigniorage)和通胀税(inflationtax),②并通过对全球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而得以长期享受低价消费和低通胀。第二,美国能够利用“特里芬”现象③吸纳全球美元资本回流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并以低息借债方式进行全球再投资,即通过国内低通胀条件下的低息美元资本与接受国的高息资本之间的市场利差构成的竞争优势,低成本地控制其战略产业,获取跨国集团的回流资本收益支撑美国资本市场。第三,通过货币与资本价格的传导和重置,美元资本可以向全球转嫁国内金融与经济危机,在这种币权战略内涵的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上消除本国对外贸易的长期逆差以及本国社会福利成本不断上升等内生性矛盾。   中国学者王湘穗在近年来的一系列文章中对币权、币缘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述,开启了货币权力与币缘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研究框架。①本文试图拓展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梳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生成机制,旨在透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并阐明衍生于传统地缘战略之上且以美元霸权为枢纽的新三角结构。      二、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全球化并不是新概念。自欧洲在长期贸易逆差导致白银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而发生的哥布伦入侵(发现)美洲原住民家园的500年以来,在与资本结合的国家军事力量主导下,②世界实际上经历了以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内以资本扩张为根本动力、以大国海权与陆权的地缘博弈为主要内容的此起彼伏的全球化过程。其阶段性特点是,在殖民化与工业化时代,得以空间扩张的主要是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③且因资本空间扩张的同质性而引致列强之间发生了以国家暴力为主要手段的长期地缘战略博弈,因此,必然导致以陆权和海权的地缘战略多重博弈实现均衡(实为武力制衡)为主要内容的竞争,意在瓜分资本对资源要素战略纵深空间的控制力,即资源控制力。客观上,商业资本更依赖海权的力量,产业资本则因火车机动性带动了陆权的重构,进而催生了陆权国家的崛起,这就形成了海权与陆权共生博弈的全球地缘战略格局。   从所谓“新大陆的发现”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西方主要处于“重商主义”的商业资本扩张阶段,即马克思笔下的“手工制造”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维护商业资本利益引致海权力量的崛起,也改变了欧亚大陆作为“世界岛”和“核心地带”的枢纽地位。①“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马和骆驼机动性的天敌”,②海洋作为交通的便捷性和对于陆地运输的优越性,使欧洲人从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后方,抵消了人类历史上欧亚大陆处于“中心地带”的长期优势。③因此,处于大陆板块西部边缘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先后通过海权争夺成为控制全球贸易的海洋霸权国家。尤其是英国,因夺取海上霸权,先是成功地控制了边缘地带广阔的“岛状陆地”,后又遏制了“世界岛”上的崛起大国,才进而称霸世界。总之,是资本的内生性需求带动了“原始积累”,使原处“边缘”的国家在海权力量的主导下,对全球殖民地的原材料、劳动力、贵金属进行血腥掠夺和对相关贸易通道予以控制。   从工业革命的兴起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一直处于产业资本的阶段。一方面,产业资本要求以资源要素和市场整合为内容的地理空间扩张;另一方面,火车的大规模应用促进了陆上交通,使得产业资本在欧亚大陆获得广阔的陆地纵深;于是,“陆权重构”强化了核心地带的枢纽地位。出现了法国、德国、俄国(苏联)等陆上大国先后崛起的现象。然而,有限的市场容量与空间纵深使得众多陆权国家不得不在海权初定的格局下,寻求产业资本在陆地的战略纵深,并试图控制“核心地带”来构建帝国霸权。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生存空间”的陆权理论指导下,④放弃了威廉二世时期推行的商业贸易和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对外政策,转而提倡与实施“向东进行领土扩张,为德国在东欧、富饶的波兰平原、乌克兰和俄国寻求生存空间的大陆政策”,⑤以谋求德意志产业扩张的陆权纵深。二战爆发之后,德国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尚不足两年的时间内,便东向进攻俄国。在同时期,日本将其主力关东军长期驻留在中国东北,而不是向南投于激烈鏖战的太平洋战场,其意也是窥伺对“核心地带”的控制权。   二战后,世界步入后殖民化时代,客观发生了从列强纷争转变为美苏“双寡头控制”的两种资本主义地缘政治格局①——美国海权为支撑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与苏联陆权为支撑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战略对垒。苏联因独占“核心地带”俯冲“边缘地带”而一度掌握战略主动权。美国则通过海权对新月形地区外围加强控制,形成对枢纽地区的战略遏制与威慑。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修正了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大陆心脏说”,提出边缘地带论:仅仅控制住世界的“心脏地带”并不足以实现全球霸权,而如能控制环绕心脏地带的欧亚沿海区域,将足以遏制心脏地带国家称霸世界的企图,进而能够与之争霸。②因此,美苏全球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海权与陆权的战略竞争。   然而,具有更广阔市场纵深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率先步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1944年,美英两国共同主导推出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的全球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③随后在1971年,虽然美元过量增发不得不与黄金脱钩,但1976年《牙买加协议》④的签订仍使美元成为全球主要的定价、结算和储备工具,进而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信用货币。到此,“美元本位制”在全球确立。这是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赢家以金融和军事结合主宰世界的必然结果。随之掀起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这三大潮流的融合与美国的“币缘战略”有机结合的深化变革,⑤也就是说,世界进入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金融化进程之中。   金融化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的过程与结果,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本质是垄断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⑥在美国以海权为空间纵深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内,源于产业资本阶级与重商主义王权做斗争而构建的话语——“自由主义”进一步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打破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壁垒”,形成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化的世界趋势。这一趋势产生了如下客观结果:第一,金融化日益演变为巩固国家强权的支撑力量,反之国家更多赋权于信用体系又使金融资本成为控制一切要素资源的最重要力量。①第二,金融化过程伴随着发达国家实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发达国家经济随愈益“虚拟化”更依靠强权支撑信用扩张。第三,随着美元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各国被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并逐渐形成了金融资本对全球产业纵深的空间整合。于是,金融化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成为“有异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的经济实体和意识形态实体,俨然形成了“世界经济体”。②在此背景下,苏联因西部北约掣肘、南部美国渗透而地缘战略空间有限,更因中苏长期交恶而致其远东战略受阻,同时,也因其占有经互会换货贸易体系之最大收益而致其内部无内生性动力对处于实体形态的资产和资源要素推进货币化和资本化,也就没条件形成类似《牙买加协议》赋予美元货币霸权的金融体系。因此,地缘竞争失利,加之苏联未能构建金融化战略纵深,于是在美国币缘战略运作下,苏联开始了从意识形态自我矮化到政治失控、再到求助于货币赋权的政治强权以致造成金融体系崩溃,最后致使整个苏东尚在实体形态的庞大物质资产即被西方强势货币完全覆盖,成为跨国资本凭借币权直接获取货币化巨额收益的屠宰场。   1991年苏联解体,最后一个陆权大国衰落,欧亚大陆这个“核心地带”被切割并拱手将其巨大物质资产纳入金融资本主义体系,西方过剩的金融资本突然获得巨大的金融化纵深空间,③世界也由此进入了全球化、金融化加速度的新阶段。“双寡头”地缘控制突然解体,形成了美国构建单极世界霸权的客观条件。借助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机遇,美国以新保守主义为主流,④强化了其以“新帝国论”、“单极稳定论”和“先发制人论”来构建“单极”霸权的全球控制体系的意识形态。由此,美元资本基本完成了对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战略纵深的全方位主导。   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是在二战后唯一实现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国家,或称为全球金融的美元化和美元全球化的国家,⑤它在本质上是美国以地缘战略纵深为基础的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延伸于金融垄断和军事垄断并形成内在结合——资本派生于国家军事强权推进的金融化“再生产”过程形成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枢纽——美元金融霸权。这标志着在后殖民化时代,金融垄断资本在超强军事力量的支撑下完成了对经济产业链条的全球分工,形成以美元货币为枢纽的、结构性不平等的全球分工与分配体系;同时,也因其隐蔽性和一体性而避免了在产业资本阶段因同质性扩张而形成的大国间直接的空间对抗演化的军事冲突。也因为如此,政治家们不再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转而追求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在区域整合条件下的统一货币,为了币权“搭便车”跟进金融全球化而附势于美国强权推进币缘战略的单边主义。①      三、美元霸权体系的战略实践      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业已形成的美元霸权体系,势必在全球扩张中维护其垄断利益并在进程中构建出币缘战略体系。它不仅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海权对传统地缘战略的主导地位为基础,同时又深刻反映了金融时代的崭新的经济政治脉门:货币金融力量成为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分工与分配的核心,进而货币金融权力内生性地生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金融枢纽,即币缘。②   具体来看,货币在产业资本阶段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它在金融资本阶段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不同国家的货币发行主体会因为货币信用背后的主权的强弱差异而享受不同的金融化收益。依托政治强权赋权才能获得信用的货币体系所承载的金融权力不仅主导了资源、产品、分工、分配、资本的定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温铁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美元 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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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奔向重庆的学者们

杨帆纠正: 我所主持的重庆模式讨论会有两次,2011年底请萧功秦,是在北京开的,不是在重庆。 ——-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得马上就能够冲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象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的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在执政党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去重庆背书之后,重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以致引来更大规模“红色朝圣”潮。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纷纷前往重庆,在2011年达到高潮。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院长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各大所的所长和众多学者参加,浩浩荡荡奔赴重庆,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接着是北京大学,也是由校长和书记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来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市校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人民大学也不甘落后,校长纪宝成临退休前率队去重庆考察,赞扬重庆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邮电大学,档次和规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庆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请其为该校的兼职教授。 在前往重庆的路途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边缘学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杨帆教授组织的“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诸如黄纪苏、张木生和萧功秦这样的学者前去重庆,回来后整理了一个发言记录,在网上披露后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萧功秦的发言受到重庆苏伟教授的高度认可,被他认为是右派人士在重庆经验感召下发生理论转向的一个标本。萧功秦教授的确是在去了重庆考察之后,为重庆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对重庆“唱红”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张木生也有这样的倾向,对重庆办理“李庄案”有所质疑。在左派对重庆的一片唱多声中,这几个学者在赞美重庆诸种做法的同时,还是表达了一些看空的观点。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的观点,在左派和官学的一片欢呼声中,瞬间就被淹没。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其次,意气相投,价值观一致,有共同信仰,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共识,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驱动为政学不同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当然,这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和“社会主义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 相关日志 2012/04/03 — 乌有之乡:王立军事件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4 — 王思想: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2012/03/24 — 重庆与新左派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推广重庆模式”课题上化了100万? 2012/03/16 — 传左派号召“重庆白万市民散步活动,声援薄西熙来书记” 2012/02/12 — Emyn:关于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这个话题再多说两句 2011/06/29 — 红军:路线争斗终于上升到经济基础的争论上来了 2012/04/25 — 薄熙来案最新内幕:海伍德一小片肉证实谷杀人 2012/04/23 — 金融时报:重庆官员因涉嫌海伍德案被调查 2012/04/23 — 华尔街日报:中国调查薄熙来在任时重庆政府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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