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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才天:宪政之争:谁在要权力?谁能得到权力?

  一、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这场宪政之争,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改革的障碍,不扬弃马克思主义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就难以进行下去,扬弃了马克思主义,宪政姓社姓资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由于中共名称与《共产党宣言》有密切联系,还由于共产主义与中国“等贵贱、均贫富”传统思想有很大的契合性。所以,这是一个考验我们民族勇气、智慧、知识和意志的重大问题,它需要突破理论禁区、信仰禁区和政治禁区。但这并非不可行的事情,从网络社会舆论看,放弃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有民众基础的。即便是中共8300余万名成员看,真正信共产主义能有多少?很难说清。不过,有前车之鉴:前苏共党员人数超2000万之众,占人口比例超过中共,解体后俄共现有约50万成员。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也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这是马恩自封的“桂冠”,当时并未经历社会实践检验和证实。其实,科学社会主义即便在理论逻辑推导中,它也是不周延的,不严谨的理论。一个半世纪以来,从世界范围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得到了验证即证伪。最近,一位大家在著文中说,“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是总结了人类500年来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晶。”这种说法在历史事实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马克思所谓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社会发展阶段,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应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社会形态。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还未出现之前,怎么就有了社会主义思想呢?因为众所周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有400年历史。这说明社会主义并非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是人类社会各个历史阶段上知识分子思想家们一种幻想的理想的主观愿望。这种理想还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理想等。而且,从世界范围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看,社会主义内涵极其繁杂,可谓形形色色。有学者作过统计,各种社会主义模式思想理论达数十种之多。   现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种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即认为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言。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全面消灭私有制,实行社会生产资料全面公有制,计划生产的产品经济,取消商品生产,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无产阶段专政的政治体制体现为一党执政等。这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那里还有宪政可言呢?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就是世界范围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是科学,而是重大的思想理论谬误。一个国家范围内全面公有制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生产实践证明,不仅仅是经济效益低下,生活物资匮乏,同时产生国家政治集权专制独裁,有的国家甚至封建社会君王世袭制死灰复燃,社会民主与法治难以实施或遭到任意的破坏。所以,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尤其是在实践证明它不是科学的情况下,这种坚持只能表现为一种不开明的、封闭的、愚昧的、宗教崇拜的意识观念。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单一的私有制,而是在许多领域中也实行公有制,比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共交通、军事基地产业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共同发展,不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立法和制度规定。公有制在国民经济成分中比重,可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由全国人大通过决议调控,比如每次调控幅度不超过百分之五等。   什么是社会发展规律?像资本主义,人们没有幻想它、也没有理想追求它,但它却不请自来了,即当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相联系时,资本主义制度就自动地发生了,并且逐步完善其自身的结构及其运动形式。相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们为了实现它却使人类相互厮杀死去数千万人的生命才达成,而且历时数十年后又自行消失了。这怎么能够说明它是“科学”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呢?难道“科学的”社会主义需要用无数生命和流血才能达到和实现吗?并且难以令人置信方式自动消失呢?即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科学的,但它的科学范围和限度,已经被实践明确的划出和界定了,它不应延续下去了。   二、党内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12个须知   中国吃马克思饭的人数以十万计,他们大多数人是本本主义的高手、大师,有的人高官厚禄,他们迷恋于研究马克思著作给予自己带来种种丰厚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大都不顾及劳动大众现实生活的处境。他们形成了中共党内的一种传统势力,这股马克思主义的势力非常强大,即便邓小平在当年也是退让他们三分。直到今天他们可以随时在主媒体上发表他们的观点。反对者、质疑者只不过是在为数不多的网络论坛上有一席之地,而且非常脆弱、随时可能被取消、被剥夺,但却能引起一些人的恐慌。但是,通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史,在改革开放数不清的成绩单上,几乎找不出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的一份贡献。   第1个须知:他们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思想理论,是得到广大劳动者支持拥护的主义理论。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试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那一项改革不是来自于生产一线的农民工人的实践,如小岗村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并且有那一项改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而不是针对马理论的改革?那一项重大改革不是遭到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的质疑和极力地反对。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是亿万农民和工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看是为广大劳动者谋利益,但我们更重要是看社会生产实践,实践证实集体生产极大地限制了农民自由,这与马克思想象的完全相反,集体生产也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实践极其有力的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中国改革开放政策都是针对马理论而展开和进行的,这是改革开放基本的实践逻辑。不认可或不重视改革开放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是非常错误的,也是缺乏理论素养的表现。当然,改革开放政策制定有支持改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经济学界专家学者发挥了巨大作用和贡献。比如,吴敬琏、朱嘉明、马觊、张维迎、厉以宁、林毅夫、温铁军等。但是,却鲜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作用和贡献。请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扪心自问自审一下,你们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到底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贡献呢?有位马哲博导至今反对经济全球化,虽然他大量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却顽固地坚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假腥腥地怜悯、同情工人阶级,斥责资本的贪婪,但却不知道自己每一个月丰厚工资薪金是从何处得来的。   第2个须知:那些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始终站在反对、阻挠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的立场上,不断地阻止改革开放政策。曾几何时,姓社姓资的问题一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之争,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看成是崇洋眉外,是中国第二次洋务运动,是投降资本主义;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把中国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说成是对这些落后国家人民的殖民地剥削;也把中国进口发达国家商品说成是被资本主义剥削。总之,说对外开放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极力阻挠对外开放的路线和政策。在这关系到改革能不能进行下去的时候,当改革是否死于摇篮的危险时刻,只有邓小平的权威才能与他们一争。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给予这些人迎头痛击。劝告他们“姓社姓资”的问题“不争论”,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然而,这个决断的实质对手就是那些固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桎梏的专家学者们,而不是亿万农民和工人阶级。   第3个须知: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不明白、不知道,中共打败国民党不是靠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理论,相反是靠毛泽东实行私有制政策,在井冈山时期和延安时期都是分田分地给每一个农民,以及保护和促进私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所以获得农民和工商业界的支持。   第4个须知: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应当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共和美国共产党以及日本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中共取得执政党地位,是由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才得到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甚至不惜反毛弃毛,认为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是维护中共执政党地位的法宝,是十分可笑的。   第5个须知: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应当知道,1956年后毛泽东犯错误都由马克思主义引起,比如,吃大食堂--公有制,大跃进--计划经济,反右和文革--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破四旧摧毁中华传统文化,把科学家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迫害,有的被打死,等等。他们把吃大食堂、大跃进、饥荒饿死2000万人、文革及其暴行的责任,全部算记在毛泽东身上。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中国发生这些历史惨剧的思想理论根源,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破坏罄竹难书。马克思主义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直接的好处,除了中共的名称与它有密切联系外。   第6个须知:现在,中国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最不认同的是苏联东欧国家剧变,是世界范围无产阶级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终结。相反,他们认为是列宁、斯大林实行的假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认为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将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和中国文革等都看成是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和毛泽东个人政治品格造成的恶果,而不是看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的社会主义实践得出必然的历史逻辑结论和结果。有位侯工先生居然说:“列、斯、毛却盲目地在毫无物质条件的落后的国家内举行暴力革命,还美其名曰‘创造’。” 这说明侯工先生没有读通《共产党宣言》及相关的著作。更多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理论的变化,说苏联东欧国家剧变是没有遵循马恩晚年的思想理论的后果。我们的确看到了《资本论》第三卷的理论变化,也看到了恩格斯1895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主张走议会道路思想。但是,马克思晚年在实践上并没有放弃《共产党宣言》中对于社会阶级划分的理论,以及主张的暴力革命的手段和意志。比如,马克思有14年的时间不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他醉心于和致力于暴力革命事业。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思想,直到1881年,马克思对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回信中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并且提出了五条理由。(《马恩全集》第19卷,430~439页。)还有,在1882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写给《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进一步强调了“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恩选集》第1卷,231页。)即鼓吹俄国进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由此可见,有什么理由能够说列、斯、毛等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这难道不是在否认国际共运历史吗。因为如果没有列、斯、毛的武装革命事业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实践。至于说列、斯、毛没有遵循恩格斯晚年在《导言》中的思想理论,即放弃武装斗争走议会政治路线,就更是无稽之谈。因为至今全世界没有一个共产党通过议会选举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再就是责怪戈尔巴乔夫,将苏联东欧剧变看成是他的改革失败。然而,苏联一国失败,又是为什么直接影响导致东欧各国国家政治制度的颠覆性变革呢?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外界武力干涉的情况下发生剧变呢?这显然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理论在实践中发生的全盘的否认性失败,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败。假如有人在这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仍然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科学,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吗?   第7个须知:有的人认为,在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就是否认中共领导地位,这是不正确的。中共完全可以进行政治脱变,而不影响其执政党的地位。相反,如果不进行脱变,不进行政治改革和宪政改革,政治集权造就的特权阶层最终会毁掉中共自身,就如同苏联一样。比如,最近网传,有一个31万人口的县政府居然任命28名县级领导干部。   不过,有迹象表明,习李与前届已有松动迹象。但是,党内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以《共产党宣言》捆梆中共党的组织名称及其路线和政策。这种势力今天依然存在而且非常强大,它不限于北京,在全国各地党政部门和大学理论院系中,都大有人在。在民众中有不少企盼杀富济贫“二次革命”的人们,他们仇富心理在网络论坛中得到了充分的显露。但有不少网友对这种仇富心理可能产生“二次革命”的后果,表示极大的担忧,(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27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云之 | 第三条道路(转)

这两篇文章共同启示我们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既不指望统治者自己进笼子 也不指望另一场暴力革命,在现有条件下,共同建设并维护我们的家园!   冯仑:再谈社会变革期的企业家选择 来源:正和岛 作者: 小敬 2013-07-15 14:52 我来投稿 参与评论   虎嗅注:本文作者为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   此文新发的一个背景是:前不久,企业家高端社交网站上闹出所谓的“退岛”风波。一个核心争议是:企业家该不该谈政治?有以柳传志为代表的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应该在商言商;而以王石为代表的另一些企业家则表态:“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 ”   再来看下商界素以有思想、通历史著称的冯仑怎么看?本文为作者于2013年1月21日在正和岛《决策参考》闭门沙龙上的发言整理,首发于正和岛《决策参考》2013年3月号。    信任体制,还是保持距离?   企业家在做选择时,总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跟体制究竟是什么关系?比如说在资源获取方式上,中国现在就有三种方式:   一种是所谓有背景的权贵,通常这些人都非常低调,人家闷声发大财。   第二种是靠市场来配置资源,比如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这类人跟制度是比较正常的关系。首先有专业性,其次必须透明,甚至连王石的私生活也被拿出来讲,再次还要讲诚信,这类企业家的行为特点是一致的,既不高调,也不低调,是适调。   第三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就是靠乡里乡亲,小范围私募,基本上也不怎么跟公众打交道。   纵向看,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家面对的问题也不同。比如这些年有很多关于移不移民,资产转不转移的讨论,这又牵扯到我们跟体制的关系,是彻底信任这个体制,还是适度保持距离?从资本、知识产权到产品、客户的纵向链条,哪一部分放在境外,哪一部分放在境内?这关系到对未来体制的考虑。万通也做了自己的安排,把公司软资源部分、上游部分配置到海外,中下游部分配置到境内。   中国民营企业没有创造出百年老店,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在选择上的失败。当一家企业不能把精力集中在商业竞争上,而要去面对制度博弈,每一个动作都是成本。比如光我们要把一部分资源挪到海外这一件事,就得重新架构资本结构,然后中介费、服务费、信托、委托代理,一堆事,很辛苦。去年和前年,我平均每年飞180次,其中三分之二是因为政府换届,因为政府换届就可能导致说好的事又变了。我们体制外的人是靠求人出身的,又不能居高临下打个电话就完了,所以我们得过去,每一件事都很费神。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事,就认真做产品,肯定比现在的业绩好。    “后半夜吃肉”的家训   在历史大背景中,民营企业家大概只有四种角色可以扮演。   第一种就是荣毅仁,他配合政府把自己的一切都捐了,然后又加入共产党,当了国家副主席,他跟制度就从根本上变成一伙了,这是一种选择,半推半就容易被人疑心,干脆投怀送抱、以身相许,彻底不算帐了。2005年荣毅仁追悼会举行那一天,恰好荣智健家族被宣布为当年首富,非常巧合。今天我们也看见荣毅仁式的身影,比如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先生,以身相许都不行了,恨不得掏心窝子,肝脑涂地,要把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财产无条件献给党,这是一种方式。   近年一位民营企业家出事后,他家亲属跟我讲,都是因为没听老辈的一条家训:后半夜吃肉。什么意思呢?在胡同里,前半夜吃肉,肉味都飘出去了,别人路过心里就不舒服,就拿砖头砸你们家,所以要熬到后半夜等别人睡了再吃,就是要低调,别露富。   第二种是张謇模式。张謇真有社会理想,最先使用股份制集资,办企业办到全国第一,然后办公益、办教育,然后又投身革命。钱没挣着,落了个好名声,这也是一种。   第三种,实在弄不清哪个制度好,颠了再说。今天香港仍然有一批当年上海做纺织的老字号活了下来。   第四种更有社会责任感,比如卢作孚,抛家舍业支持抗战,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却被他收养的一个家伙出卖了。   社会转型中,企业家到底该扮演什么角色?要么就变成张謇,比如万通参加了6个公益基金会组织;另外我们也和政府合作,但不是以身相许,还是市场化的合作;另外我们在海外也配置了一部分资源。   能在会场解决问题,我们才会安心做生意   赚钱这事其实很简单,百年历史上一批批民营企业家很快崛起,但又很快衰败,关键在于中国社会转型总也转不过来。重大历史关头的分歧从来都有,但每一次分歧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国缺少一种会场的智慧。   历史上中国常用宫廷解决分歧。宫廷的方法就是没有增量只有故事,中国历史五千年不断在倒腾这点事。历代王朝通常靠太祖杀一大堆人形成巨大威信,然后二代、三代老婆、孩子太多,一般到第三代开始折腾,勾结大臣、宦官、外戚,然后出现内乱,平乱以后出现一次中兴,中兴完再过三代,就变成汉献帝了,然后再出下一个高祖。   另一种方法是广场解决,广场解决不了就战场解决。战场、广场和宫廷都是零和博弈。西方人聪明,发现会场可以解决问题,只有会场可以找到公约数,可以妥协。会场是什么?就是所谓民主、法治、宪政。会场的学问很大,大家都按规则来,可以把分歧、冲突变成一种可以观赏的游戏。   我老觉得知识分子把民主这事说悬乎了,民主好比奥运会,每次奥运会上百人带着拳头来打架,而且说好了我就在这里打,谁也不许跑,但打完还是朋友,而且观众看得有滋有味。其实民主就是这个原理,第一,指定场所,不能乱打;第二,所有人服从第三方制订的规则,裁判独立;第三,游戏是透明的;第四,胜负是相对的,这次输了明年还可以再来。企业家把这几条学会了,就像开董事会也老吵架,但我们不结仇。   在台湾,我曾问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几个问题:第一,台湾100万人上街游行,为什么能收住?第二,你为什么没有财务丑闻?第三,怎么能不干扰到老百姓?他回答得很有原则:第一、所有当事人都知道自己是在宪政框架内做一个表达,如果当时冲进政府,这叫暴乱;第二,钱很简单,全部汇到信托账号,然后都有审计,我也不碰;最后,游行队伍怎么能回去呢?非常简单,台湾每次游行都是申请的。反过来看我们的游行,砸日本汽车,我有个新加坡朋友说,因为你们游行太少了,天天游行就会了。所以游行也是需要训练的。   所以整体来看,我们可选择的空间很小,主要靠政治家,如果能够在会场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会安心在这里好好做生意。如果你不在会场上解决,那民营企业家就又得走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姿态。    改革三步走:政党改革还早呢   作为买卖人,我们不能总抱怨环境,而要在可能的空间里做到最好。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社会改革,第二阶段是政府改革,第三阶段才是政党制度改革。我们现在能做的是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两部分。   社会改革是最基本的,企业家们这么多年做了很多耕耘,为社会改革做了很多事。社会改革非常简单,一个是NGO,国内现在1900家私募公益基金会,多数都是这几年冒出来的,全由民营企业家创办,占整个国内公益市场份额65%;另一个是社区自治,社会改革会推动政府改革,把政府的一部分职能融入社会,多余的公务员自然就被消化了。   社会改革做完了之后是政府改革,政府改革就是政府的角色要由一个资源分配的裁判员,逐步转到服务型政府,要把看得见的这只手弱化。其中财政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政府支出在预算中大概只涵概了一半,另外50%没有纳入预算,要透明,慢慢把政府关到笼子里。凡是穿衣服少的,身材都必须好,一透明了,政府身材就好了,腐败也就少了。   政府改革也改完了,政党制度才容易改。我不大赞成有些比较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上来就提政党制度改革,没必要,这事还早呢。我们看台湾当年的经验,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经济进入快速成长期,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党外运动都兴起了,社会足够强大以后,政党制度改革才被提到日程上。而且国民党当时有两个前提是具备的,一是蒋经国当时决心坚定,说我要用专制的办法解决专制的问题;二是蒋经国说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所以国民党改了,成立了“政党法”,国民党拿到了第一张社团登记证。   作为企业家,我们很不赞成现在讨论这么多政党改革的事,因为没法改,这事怎么改?把社会改革的事继续做好,再过10年,剩下的事就自有办法处理。    企业家不能做公共知识分子   企业家对法治、秩序、理性有天然的支持。只要有足够多企业家存在,对政府的权力就有约束,但更多时候,我们不应该跳出来说话。   今天,企业家掌握的资源是过去一百年中最多的,因此企业家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因为我们管理着很多社会受托资产,你的资源不是私人资源,所以你要守好第一责任,扮好第一角色。我们的第一角色是企业法人,第一责任是看护、管理好这些受托资产。   我们私下里也经常讨论,社会给企业家这么大压力和期待,但企业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对尺度很清楚,不会站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去说话。作为买卖人,我们知道怎么把事情办成。我们也有很多想法,究竟是选择说给所有老百姓听,还是去跟我们的智库说?我们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智库去说,这是企业家成熟的做法。   我们一批企业家已经达成共识:第一要恪守企业家身份;第二企业家属于“中右”,不是极右,民主体制下,都是“中左”和“中右”交互起作用推动社会;第三,企业家说话、做事以达到的效果为目的,而不是以让人知道为目的。   比如王石发起了一件事,在公共领域帮助那些失败的企业家,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因自己失误受到惩罚,成了弱势群体后,我们会去监狱里探望,帮助一些人,时间长了以后,就使民营企业家的自我意识更加清晰。   当然,企业家要保持对一些认为需要建议的地方、需要批评的地方发声。企业家要坚守“三性”原则:第一叫批评性,我不讲批判,批判有点猛了,善意的叫批评;第二是建设性,不破坏,动机和方法都是建设性的;第三叫专业性,每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怎样来建设呢?用专业能力来建设。比如我是做不动产的企业家,我就研究公共物业怎样更有效,我不能去研究军队怎么打仗。   我刚从普吉岛休假回来,柳传志、马云我们每次都会议论这些事,大家的行为模式彼此有一个大体上的共性。价值观念上,很多东西我们都支持,行动上,我们是很积极的推动循序渐进的改进,然后从社会改革倒逼政府改革,最终创造条件推动国家完成政党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 金雁:公民社会不可能通过革命来达到   核心提示 :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颁布立法可以实现。但是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   嘉宾简介:金雁, 1981 年毕业于兰州大学苏联史专业, 1991 年至 1992 年在波兰华沙大学进行学术访问。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       第三种人不想通过革命来解决俄国社会问题      第三种知识分子中国了解得太少,所以今天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大家可能知道,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发生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从事革命宣传。但是农民并不买账,因为农民是皇权主义者、好沙皇主义者,农民觉得知识分子要宣传反沙皇,就开始检举他们,有 2500 多人都是因为农民的检举而被捕。知识分子的满腔热情在民间碰壁,再加上沙皇也打压,结果整个民粹派运动就告失败。   失败以后这些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流亡国外,大概有 900 多人在国外接触马克思主义,就像 1885 年普列汉诺夫他们建设劳动解放社, 觉得这个运动应该寄托于工人。但是俄国的工人很少, 1917 年工人只有 300 万,占 2% 。在国内的主要就是一些民意党人,他们觉得下层又愚昧,上面又这么专制,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搞暗杀。   其实中国在清朝末年的暗杀都是受到俄国民粹主义或者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们搞暗杀当然也有一套理论,所以提出杀人犯就是民族英雄,搞的是非常热闹。 1805 年到 1807 年,就有 1.7 万的公务员被暗杀,基本上是平均一天三起,城市里头没有一天不响炸弹。 1806 年 7 月到 1807 年 5 月,革命党仅在 10 个月的时间内,实施了 72 次暗杀,杀了十个省长,两个市长,很多将军都命丧黄泉。   只要上了革命党名单的人,最后都会被多次暗杀。像亚历山大二世,号称是改革沙皇,七次被暗杀。第七次暗杀后,实际上他没有被炸死,但是他的马车夫和警卫都被炸伤,他下车去看的时候,最后被炸死。最后这次暗杀是 1881 年,列宁的哥哥乌里扬诺夫也参加了,得手把沙皇给炸死。本来亚历山大二世是个改革沙皇,农奴制解放就是在亚历山大二世手上的。他被炸死后,已经改革方案就终止了,统治阶级保守集团力量就开始上升。   去年是农奴制解放 150 周年,整个俄国国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评价达到高峰,给他戴了无数的桂冠,还包括被暗杀的斯托雷平。在俄国曾经怎么解释邓小平呢?就说那是中国的斯托雷平,在中国解释斯托雷平时就说,那是俄国的邓小平,因为他也是开启俄国的制度改革。   巨变以后,大家就在反思说我们 70 年的道路到底走得对不对?很多人都感觉到,原来以为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俄国的方向问题,现在看来, 以前的革命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整个俄国革命的道路又中断,又推倒重来,等于一百年来白忙活了。 那么体制内的人当然是反对的,革命者就基本上赞成这种政策。   但是俄国长期以来是具有激进土壤的国家。知识界一直都有反国家的性质,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俄语,既不是指你有文化,也不是指有技术,是指要反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是指思想反对派和心灵反对派,如果你不具有这种特征,你就不叫知识分子。所以这个时候第三种人就认为,国家和社会不和是根深蒂固的,就跟两个失控的马拉着一辆车,一个往左拉,一个向右拉,早晚有一天就会把这个车拉散架。所以必须要另辟蹊径,要突破激进主义的思维,要避免恐怖主义和革命,要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途径。   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一直到一战以后,也不过才 300 万人,你肯定是指望不上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农民又是传统的皇权主义,那怎么办?他们就认为革命派都是伪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只要是我们把一切旧的方面都打掉,就可以写最新最美的图画,白纸上我什么都可以画。       革命者决心越大专制性就越强      但是第三种知识分子就不这么想,他认为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土壤不可能变成一张白纸。革命可能出现的一个后果是, 革命者决心越大、越希望来规划别人的人生,可能他的专制性就更强。所以很早就有人说,俄国的革命者都是小波拿巴主义者,也就是说都是专制者 ,他有专制的倾向。   在革命之前,普列汉诺夫就预测,按照列宁设计的革命,俄国会出现三种后果:第一种后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俄国是失败的;第二种后果,俄国将会远离西方,西方无法影响俄国;第三种后果就是俄国将建立一个像秘鲁和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帝国。应该说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预言还是很准确。   因为第三种人有很多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说如果革命后的强制出现,对自由主义的危害可能要超过君主专制。很多人都问过索尔仁尼琴,也问过以赛亚 · 柏林,说沙皇那个时候反对派还能够出现,为什么反而到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再也没有反对派了?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 俄国的自由在沙皇时代应该说是多少的问题,在苏维埃时代是有无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等量级。   他们认为割裂社会的状态在俄国已经演绎了 200 多年。俄国社会是上层的法国化,下层的草根化,别尔嘉耶夫说俄国这两个上下层相隔有六百年的差距。所以社会历来是被管制的,这种互换就会导致一种什么状况?用中国的话来说就叫“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两边这种互换,表面上看是一个阶级战胜了一个阶级,但实际上只不过是翘翘板,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秋千效应,只不过它来回摆动的速度加快,每一次动荡都是原来的积累被全部销毁。       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 不可能通过革命达到      所以俄国社会的间断性太强,好不容易在一个平台上建立的东西,一场运动一来,上面的东西荡然无存。而俄国社会再生性又很差,就是社会的自愈能力本很差,这样的动荡使前面的积累全都白费了。所以他们认为社会变革比制度变革更复杂,制度变革通过换人、颁布立法可以实现。但是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的良性成长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公民社会需要长远细致的工作,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来达到。   所以这些人就提出,破除政权万能论。在革命政党里头,基本上都认同两种观点:一个是打倒沙皇,推翻专制;另外一个就是重新分配。因为他们老觉得社会不公,物质就那么多,少数人攫取了物质,大部分人就处在贫困的状态,只要搞平均,只要我们把分配方案重新搞了,这样整个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 第三种人认为一次革命不可能改变世界,也不可能实现乌托邦,这是个肤浅的思想 。在目前沙皇还比较专制的状态下,他们觉得现在我们可以采取的方式就是姑且忍耐,把注意力转向政权以外的社会层面。这些人提出来的就是促使个人的自主意识成长,就是自我负责、公民社会,这样的话,是改变社会组织资源的被动状态,去做具体的事情,做小事。那时候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做的就是搭起一个上通下达的桥梁,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创造良性互动。当然他们说这个过程可能很长,要百年,要一个世纪。   所以贵族知识分子比较爱从事思想讨论,这些人都集中在文学领域里,以赛亚 · 柏林就把他们称作狐狸。其实狐狸和刺猬的比喻最早来自于古希腊哲学 家,只不过以赛亚 · 柏林借用了这种说法。那些不同意这种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像罗亭一样的平民知识分子就自诩为刺猬,就是我们不从事思想,也不从事理论讨论,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实践,就是干革命。第三种人与两者的定位都不同。他们就是说我们只想多做实事,成为社会的医生,而不是革命家。因为俄国社会割裂非常厉害,我们主要是填平这个鸿沟。我刚才提到过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社会整个是病态的,上下层之间缺乏了解,这也是人民对最高政权依赖的根源,人民不信任贵族,不信任知识分子。   这个时候民粹主义的思想家阿勃拉莫夫就提出小事理论。其实在欧洲,所有的政党也好思潮也好,基本上的一个趋势都是理论先行,就是先有很多的理论,然后理论慢慢深入人心,再有思潮,再有运动。小事理论几乎没有复杂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哲学支撑,说的很简单。他说,现在我们这种社会主义思想,曾经非常肤浅地播撒在这片处女地上,没有深入到人民的灵魂,所以我们一时不知道俄国社会要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他自己认为这就是对俄国革命的一个矫正点,所以小事理论应该说是非常简单,非常明了,一看就知道他提出来他要什么。   他说俄国空谈家很多,实干家就是搞恐怖,搞暗杀的人都很多。他说过去实干家主要是颠覆政权,是搞破坏。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说我对改革漠不关心,我的目标就是推翻政权,就是干革命。现在阿勃拉莫夫提出,这不切合实际,我们现在不要这种宏大叙事,我们不是写大写历史的人,我们就是写小写的历史。他说搞恐怖活动,搞暗杀这样引起统治者的反弹,社会上也容易引起混乱,反而不如做一些实事。   他这个话一出,当时在整个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当然革命政党基本上就是责骂,骂他是逃兵,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策略比那种检讨要更深刻,可以解决俄国上下层之间的“文化不对称”的制约,这样以一种“超阶级”的方式来整合社会,可以从根子上解决俄国的问题。所以小事理论就以阿勃拉莫夫主义来命名。       社会变革靠无数失败尝试 代价是生命与鲜血      后来又有一个思想家尤佐夫 - 卡布里茨在《民粹派的基础》里,说社会生活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社会变革也不是靠伟大人物振臂一挥,它要靠无数次这种失败和尝试,但是每一次的失败尝试,你是拿人的生命和鲜血做代价的,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他说作为人民的良心,知识分子未必要站在高坡上振臂一呼,而是要从自身做起,在原来的基础上修修补补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他们当初提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是后来很多国家在苏东剧变开圆桌会议的时候达成的一个共识,就叫只要人民少付出代价。这个共识很简单,只有两点:反专制,人民少付出代价。有这点共识,和再大分歧的派别我们都能坐下来。所以后来波兰圆桌会议开了, 55 个人坐了一个非常大的圆桌,可以说是思想上差异非常大的各个派别,依照这个原则都能够坐下来谈。   这些人就提出来,过去知识分子都比较好高骛远,愿意轰轰烈烈,不愿意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小事又不得名,又不得利。但是这些人说,这些小事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福利和生活,可以改变俄国的这种激进的土壤。这两个理论提出来以后,这些人就开始去做一些在革命者看来不值得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给工人建的第一所疗养院;农学家到农村去搞一些技术方面的指导工作,这是萨马拉省的第一个拖拉机。他们建了一万所小学,建了几千座图书馆,这些全都是面向农村。我就觉得这第三种人,有一点类似于 NGO 。一幅油画表现了当时这些第三种人和地方自治局办的救济场所。社会救济以前要么是修道院,要么是由教会来办。   他们提出我们既不是颓废派,也不是革命派,是实事派。很快小事理论和实体主义,就是既反对激进革命也不愿意和当局同流合污,就以第三种知识分子为代表。“第三种人”这个提法是 1900 年萨马拉省的省长提出来的,后来在列宁的著作中,“第三种人”和“第三种知识分子”两个名称可以互换。所以一提 “第三种人”,大家都知道就是两者都不是的,体制内也不是,反体制的也不是,这种人就叫第三种。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们不是刺猬,我们也不是狐狸,我们是工蜂。   另外从沙皇方面考虑,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的管理形式也发生了改变。以前都是农奴主管着农奴,现在警察式的统治方式已经不行了,所以中央政府也从一些不具备全国意义的事务当中脱出来。沙皇的管理制度有所改变,他要下放一部分职权,所以在 1864 年就建立了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局有点类似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类法团组织”,它是在沙皇政治板块不松动的原则下,一种放权让利有点半官方的组织。       地方自治局是现代国家的创新 民主化作用不可小觑      虽然没有完全独立于强权,也没有完全独立于盈利,但是毕竟带入了一种宪政机制和一些公共服务精神,跟以前的管制社会不一样。以前沙皇的政府只管征兵征税这两样,因为沙皇俄国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国家,他不管其他的。地方自治局就带入了一定的公共服务精神,它属于早期现代新型国家的一个创新,所以它的民主化作用也不可小觑。斯托雷平认为这是往死人脸上涂脂抹粉,绝对不是,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所以把他们叫作“书写小历史的人”。   他们提出了很多主张,这些主张其实跟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很多东西都很相像。比如撤销宪兵队,规范警察的职权;废除行政流放制,对扣押这种违法行为都要监督;建立地方法院,地方法官要当地居民选举;要有预审辩护制度,容许假释;要有社会救助,对失去劳动力的人有最低生活保障,对伤残、养老有国家义务保障;国家不能够介入企业和工人之间的博弈,只要是经济要求的任何罢工都是合法的;教育制度方面也是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三级教育,平民都要读得起学校,还有包括赋税均等这些方面都是地方自治局具体提出来的。   有人说这是在专制国家中争取民主的一种迂回斗争,但是列宁骂得很厉害。列宁说地方自治局只不过是专制制度车轮上的第五个车轮,是一个备用轮胎。它虽然暂时不可能一步到位地体现立宪的原则,但是毕竟它还是为很多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合法活动的场所。所以尽管各种势力的人在骂,大家也把它看作一个平台。有人认为它这样做的工作,最后毕竟会成为制宪的一部分。   因为有了他们的这种动议,再加上有沙皇的放权,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地方自治局工作,最其中县自治局最活跃。我记得以前好像温铁军老在说中国是国权不下县,我说你这样说不对,中国是大共同体的权力之差,如果要说国权不下县,说俄国还是比较恰如其分。   很多人很关心的是自治局的财政预算是怎么来的?它主要是有专项基金、募捐款。另外地方自治局之所以后来能够做大,是它对土地、房屋和工商业有征税的权力,还有国家拨款。征税权使它后来成为第二政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财政的大头主要是后两种来源。但是它的运作方式基本上是民间性质的,不受政府制约,有很大的自主权。   就政治诉求来说,它基本上是通过“非政治而利民的实际工作”建立一种健康的制度,公共决策是以广泛参与和立法权确立为基础的。所以各方面势力都看中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什么样的人都有,保守的,革命的人都有。地方自治局当时觉得,只要你愿意干实事,愿意做具体工作,都可以到这儿来。       马克思的论断不对 小农生产有长远生命力      民粹主义认为小农生产和现代化并不矛盾,而马克思认为小农是要消灭的,民粹主义不同意这一点,他说未来的非资本主义农业应该有很大的潜力,不一定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整个小农全部都消灭了,像英国那样建立起大农场。实际上我们现在在马克思下论断 200 多年以后来看,马克思的论断是错的,反而是蒲鲁东这些人说得对,小农生产有长远的生命力。这些人认为,个体小农的生产模式——就是八到十一俄亩的责任田,和包括产前产后服务的非农产合作经营相结合的双重经济体制,并以“小城镇”、合作制、乡镇企业、家族共同体的传统社会关系和现代化的模式发展形成互补。   所以后来俄国第三种人当中,有很多人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理论,恰亚诺夫就是俄国后马克思主义农民学的一个大师。还有经济学的康德拉季耶夫,他提出来一个发展的周期理论,大概是 53——56 年一个周期。还有尤洛夫斯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比奥地利学派那些人提出来得还早。但这些人在斯大林时代,当然全部都被杀死了。在第三种知识分子活动时期,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两种发展方向的博弈一直存在,但同时这些也为他们探索提供了平台。   地方自治局逐渐做大以后,它和政府的权限既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含混不清的地方。双方一直是一种斗争的态势,基本上地方自治局强势,政府不仅是守势,而且往后退。总理大臣维特就说,按照这种发展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人民代表机构将在中央一级建立,人民参与立法权和国家管理。   俄国整个社会力量发生变化,仅从官僚的数量减少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些官僚无所事事,不善于工作,而地方自治局越扩越大,像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职员要比政府官僚胜任工作,他们甚至就排挤政府机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 1894 年,国家说你们干脆回到公务员队伍来,咱们合二为一。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个要求,这个第二政府大有取代第一政府的态势。有一个官僚在回忆录说,那时政府官员都没有事情做,成为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被自治局工作者抢走了。亚历山大三世也认为,地方自治机构降低了官僚们的作用,破坏了国家制度的统一性。   这样最可以看得出来地方自治局的坐大,它一方面人数多,介入的层面多,而且它是在俄国整个推广。总理大臣维特在报告中说,地方自治机构中第三种人力量增大,当然有政府工作无能的原因,但是在这种状态下,它实际上和政治体制不相融。因为第三种人只说我干实事,政治立场不是那么凸显。所以革命者批评它是沙皇的附属物、国家机器的帮凶。但是沙皇政府同时又认为,他们是革命的同情者和外围组织,政府的文件明着说,这些“实际主义”的反对派其实是在“借人民的压力推行立宪”,他们同样会孕育出与沙皇离心离德的思想,同样会腐蚀国家政权,所以其实也要打压。   它就处在一个两边都不认可的境地,但其实两边的人也都在挤进这里面。 1912 年,俄国建立了地方自治局的省份有 40 多个,西伯利亚和靠近极寒的地区没有。凡是有地方自治机构的,它的整个运作方式就要显得好得多。当时在自治机构中的知识分子有 8.5 万人,到一战的时候达到 14 万人。他们也是跳出了经济学中经济人这样的逻辑预设的道德人,他们从实践出发,从农民的心理变化和社会动态出发,提出的理论也能够被农民所接受。   由于俄国知识分子这种人文精神和近代科学方法的引入,又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在这个平台上,他们的农民乡村研究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他们首创的大规模采用“参与观察”的人类学方法,对农民社会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微观实践,使俄国的农民学研究在一战前达到顶峰,光地方自治局学者的研究成果就有 4000 多种专著出版。而且他们还完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系统的社会学调研和农村统计工作,到现在俄国都还在使用这些材料,的确是汗牛充栋。你要输入俄文查询以后看不胜看,每一个村庄的资料都特别细。我觉得后来共产党人没有下过这样的苦工夫,这些成果是当时最庞大的农民研究机构的资料库。   他们以实用化、技术化、办实事为宗旨,以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思路,为俄国寻找出路。所以他们的工作看上去非常琐碎,实际上为改变俄国的阶级对立,为中间群体的薄弱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在教育、卫生、道路、交通、城市建设、救助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一次爆发伤寒病, 40% 的医生都来自地方自治局,是“第三种人”。他们的社会实践的确也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他们提出来的申请有时候也得到沙皇的满足。   务实精神并不代表他们不问政治。他们当然是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但是实际上在基层干事情,并不只是扫盲、开诊所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各种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只要卷入肯定不能不得罪政权。只要卷入到农民维权的事件中,虽然你不鼓动革命,但实际上你只要支持农民就开罪官府,所以在警察局他们也是挂上号的。 19 世纪的时候,他们有 900 多人都是在警察局挂号的,还有人被流放和被逮捕。革命者说是这些人是当局的走狗,当局认为是异己的力量。       俄国官僚叹:舆论界的尖酸刻薄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      另外,他们影响新闻媒体的力量非常大。他们觉得通过新闻媒体再影响到社会,这种放大的功能会有良性的互动。所以后来官僚说,舆论界的尖酸刻薄甚至比革命者的手枪更可怕。省长必须要认真听取地方自治局的意见,甚至要不得不讨好和迎合他们。那种“衙门里说了算”的局面第一次遇到“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的人”的挑战。   到了 1905 年革命的时候,沙皇有一点像中国的戊戌变法,镇压革命以后还是颁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我们现在老觉得 1917 年俄国革命怎么可能平地而起,其实 1905 年沙皇已经立宪,俄国成为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十月十七日宣言》就是选举杜马,杜马是个古老的词,就是俄国议会的意思。杜马选举以后,实际上只要你不搞恐怖,革命政党都可以进入到议会。当时打社会主义牌子的有 16 个政党,这 12 年是一个练兵时期,他们把杜马讲台作为一个操练的场所。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俄罗斯 20 世纪国家制度的转变,是从 1905 年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开始。在 1905 年革命的时候,地方自治局就省级联合,然 后 1905 年又召开了全国自治代表大会,基本上核心小组的人员都是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就是 1905 年成立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政党,可以说全国自治代表大会是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召开。索尔仁尼琴说这是思想界、知识界异常美好的年代,到 1917 年以后就是知识分子的厄运年代。   他们在 1914 年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地方自治联合会和城市自治联合会,有 400 多个城市联合加入,起作用的当然是自由主义政党。二月革命以后的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当时就是全俄地方自治委员会的主席。俄国在一战的时候,地方自治局或者这两个联合会,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政府,它已经成了权力的化身。因为政府整个在萎缩,战争中军队的供给、灾民的救济、伤员的安置等,把正常的活动完全打乱了。而在这个时候,地方自治局和两个联合会手握财权,大笔大笔的钱从他们的手里过。当时李沃夫就提出一个口号,从政府手中救出国家,把它还给社会。   一战期间,地方自治局基本上已经从第二政府变成了第一政府,已经成了真正的政府。人民都说第三种人在利用战争和沙皇政府抢夺天下,很多人已经明眼人看出来,他们不是在帮政府,已经是在抢夺政府。在为国分忧的外衣下,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取而代之。所以他们发布命令从来不请示政府,蔑视政府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当时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谁善于工作,谁才是国家的主人。   当时只要地方自治局一停止供应,整个后方就乱了,俄国就会天下大乱。连媒体都有人呼吁,说政府干脆就把权力交出来,交给两个联合会,否则没有出路。所以后来沙皇退位,不单是因为战争,而是大势所趋,就是没有十月武装夺权,也已经大势所趋。这个时候两个联合会和第三种人已经被看作俄国的中流砥柱,坊间都知道,俄国没有政府,只有两个联合会。两个联合会从半政府、第二政府变成了第一政府,它已经有了取代政府的资本。   尼古拉二世的皇后在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说,这两个联合会已经令人无法容忍,他们肆意妄为、超越本分,给正在打仗的国家带来了混乱,现在又非分地插手国家的管理。对政府来讲,它已经名存实亡。但是更不幸的是,它的怯弱之处,虽然政府知道自己已经患下了“重症肌无力”,还不敢公开宣称大权旁落,因为一来怕沙皇怪罪,二来怕弄假成真,这进一步让自己威信扫地。   战争期间,两个联合会提出很多建议: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成立合法的工会,成立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像 1905 年革命的彼得堡企业工人大会实际上就是他们发起的。沙皇已经知道尾大不掉,当初是想让自治局作为一个附属组织来帮助政府改革,现在没有想到,已经被它取而代之,“自治机构将成为瓦解专制体制的心腹大患”。   这个时候体制内的一些保守势力也感觉到沙皇不思进取,失去了自信心,从而发生了立场变化。因为那个时候,谈社会主义、谈变革是大势所趋,很多官方的、温和的、具有国家思想的人物,现在革命性也越来越强。契切林是俄国的国家主义学派的人物,也带有自由主义色彩,可是后来《俄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者司徒卢威说,他从“强有力政权的支持者”变成了“俄国专制主义和特权阶层不调和的敌人。那个时候,贵族也已经持反沙皇的立场。       二月革命使第三种知识分子兵不血刃得到政权      二月革命后,“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的确过了几个月的辉煌的日子。他们觉得二月革命非常好,说曲线救国,终获成功,兵不血刃,政权到手。的确,两个联合会的主席李沃夫当了临时政府的总理。沙皇的各级政府官员因为有污点,都被民众抛弃,而地方自治局半个世纪的工作实践的积累和人脉,就成为组织性最好、最有基础的政府人选。他们基本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以民间的招牌来担负了政府的工作,在各地成立了临时政府。所以他们也非常高兴,觉得兵不血刃就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二月革命以后马上就搞民改革。沙皇退位、临时政府成立,他们发表的第一个宣言其实跟革命政党的政治诉求一样,要以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市杜马和地方自治会,然后进行全俄“立宪会议选举”,这其实也是布尔什维克当时追求的目标。   他们为了操练先进行了基层选举:在 43 个省, 400 多个县,将近一万个乡里进行选举。最后选出来 30 万个乡议员,基本上是由社会革命党控制,因为他是个农民的政党。社会革命党有一百万会员,布尔什维克走出地下状态的时候是两万四千人,所以从整个政党组织来说,布尔什维克从地下状态走出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党。这些自治会选举了 23000 多个县议员,比较完整的基层组织的构建已经搭建起来。临时政府也宣布,地方自治会的主席是临时政府委托全权代表来管辖地方事务。这样的话基本上可以说他们已经通过选举拿到了合法授权。   后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和第三种人不是一路的,在理论上对他们也多有批评。列宁对地方自治局和第三种人一直都有批评,但是在专制年代其实反对派也在地方自治运动当中扩大了自由,也在开拓社会的空间当中受益,所以他们基本上也是参与到地方自治运动当中去。   布尔什维克在 2 月到 10 月期间基本上是拆临时政府的台,他们那时批评地方自治局不够民主,说你搞地方自治还行,但是不够,要搞更大规模、更加正规的议会选举,也就是搞立宪会议选举。托洛斯基就说,地方自治局尽管也有民主形式,但依靠的是松散的选举人群,而且有的时候还要选举资格,规定必须要有多少财产。所以它只是代表着昨天群众的状态,也就是说人民并没有给它委托书。那我们要搞的是什么?我们搞的比这个还要民主,这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比这个的范围要大,要更有时代性。   十月夺权以后,列宁当时也想搞立宪会议选举。列宁想的很简单,我是先夺权后选举,在已经在执政的状态下,通过有效的宣传我们肯定会选上。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主要在军队当中,并不是在人民当中。军队都放假回家去宣传,选举结果出来后布尔什维克获得了 24% 的选票, 58% 的选票是社会革命党,就是这个农民政党,这样就很为难。   列宁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用枪杆子颠覆票选。原来还在真理报的前身上写:把布尔什维克选进立宪会议,我们服从选举的结果,但是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就发现要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不干了,现在就说整个法律都是临时政府的,这是一个过时的选举。可是包括第二国际的罗森堡,有很多人都问他,你不是批评它贿选、舞弊,只是说法律过时了,为什么早不说呢?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再说,那就太没道理。布尔什维克在 1918 年 1 月 5 号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就开始搞专制,反正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而专政和专制之间并不是一个程度的差别。列宁提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常态,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暂时状态,这两个不一样。       布尔什维克选举惨败后才搞专政      布尔什维克在选举惨败后就开始翻脸,翻脸就要搞专政,镇压民主反革命。 1918 年,“民主反革命”这个词非常流行,意思是赞成选举的就是反革命。列宁当时在不是公开发表的信件当中说,什么叫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就是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选举的斗争。他把话说得这么直白。可是“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最初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纲领,从 1903 年开始党纲当中这一条没有变,只是因为自己没有选上,现在就把这一点改变了。   以前说第三种人不够民主,现在说越民主越反革命,最民主的立宪会议就最反革命。但不同于职业“反革命”的立宪活动家,自治机构中的技术专家还是可用的。为什么呢?布尔什维克认为新政权当中人文知识分子没有用,技术专家还有用,可以留下。所以大家都知道 1922 年的哲学家之船,把俄国顶尖级的人文知识分子都赶出去了,他们迁到柏林,后来又到巴黎。所以有很多人文知识分子后来就成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苏东剧变意识形态空场以后,他们又出口转内销,主要是因为他们给西方贡献了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理论:俄国式的存在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因为地方自治委员会承认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整个地方的政权架构也非常完整,这样他们就和苏维埃处于对立关系,而且一些自治机构还成立了“拯救祖国和革命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展开夺权斗争。所以从 1918 年开始,布尔什维克就重拳出击这些拒不归顺的地方组织,这些人只要发表反苏维埃的言论就一律逮捕,交革命法庭定罪。 1918 年 3 月份,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批准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力宣言》中就规定,政权完全由苏维埃掌握,一切以选举作为借口的各级组织均不具有合法性。在此之前他说这是我们争取的目标,现在说选举是个借口。所有地方自治机构统统要被取缔,所以在内战当中有很多地方自治局的人最后加入。   俄国打了三年内战,我们现在的说法是因为 14 国武装要把新生的苏维埃扼杀在小摇篮当中,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这个,而是合法授权。如果通过选举的规则争夺来沙皇的江山,大家都认可。但布尔什维克首先破坏规则,来抢江山,那凭什么抢到的江山就是你的?因为俄国当时正在打一战,所以外国的力量又介入,这样才有了 14 国武装干涉之说。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丘吉尔,丘吉尔在一战的时间就说,你们不是这种状态,国外也要介入。当时托洛斯基说不要 14 个国家介入,你只要投入十的兵力对我们就是太大的威胁。实际上没有真正的 14 国武装干涉,我过去一直认为 14 个国家就像联合国军队那样去跟布尔什维克开战,其实真正的状况并不是这样。       俄国革命埋葬第三条道路的试验      回到我们开始的话题,因为地方自治机构是通过地方一级一级的选举产生的,布尔什维克说,凡是用选举做借口都不具有合法性,于是统统被取缔。所以俄国第三种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局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基本上就结束了。本来他们的社会实践可以给俄国提供一种既不同于传统治理,也不同于革命后苏维埃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俄国革命却把这一切都给埋葬了。   在 1922 年到 1928 年期间,国家首先打造管制社会,对社会是管着它。以前很多人也问过我沙皇时期和苏联时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无社会。沙皇时期有社会,因为他有教会。苏联全部取缔社会,宣布取缔全国性的组织,在内务部登记的七千家全国性的群众组织,完全不可能有过去的自治。比如拉普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是一个很左的,带有浪漫性的群体组织,有 40 万会员。它的意识形态很端正,只是有点同仁结社的性质,这样的组织也被取缔。   后来的工青妇等社会组织已经和革命前完全不同了。苏维埃打造的社会组织都是“国字号”的,要在民政部登记,要建立党支部,在财政上都有国家拨款。即便一些与政治无关的文体组织,也都是按照党中央的这一套打造,尤其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活动。这些组织都没有社会积极性,也没有自主能动性,他们是一种垂直隶属关系,不能有横向的组织联动。虽然苏联也在 1918 年、 1936 年、 1975 年的宪法中保留了结社自由,但大家都知道这是装饰性的条款,不但没有这种结社自由,甚至可以说国家能管到床头上,私生活什么国家都要管,而这一切的领导核心都是苏共。   第三种人和自治局工作者半个世纪的努力基本上就没有了,可以说俄国的社会基层自治和公民社会也戛然而止,但是在新经济政策阶段有一段回光返照。因为俄国有 1300 万人在内战中死亡,而在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基本上没有死一个人,尤其在冬宫之夜。但是内战结束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还被雇佣,而且也因为工厂开工不足而无所事事。只有农民作为一个阶层保留下来了,而且消灭了富农地主,整个农村中农化。再加上反斯托雷平,农民又回到了村社自然经济中。   所以当时布尔什维克觉得只要在政治上没有组织联动,在某种情况下他还是允许有些民粹派的活动。但是他已经没有像过去一样的政治结构,只是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整理土地这些事情,布尔什维克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允许的。       斯大林发现用剪刀差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行不通      但是后来没有想到农村的村社也成为一种农民的联合力量。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要把一切都统起来,像我们搞统购统销一样,想用剪刀差来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把工业产品卖的很贵,然后很便宜地收购农产品。农民可以不种、抛荒,农业严重的萎缩。后来斯大林发现这招行不通,所以才有了 1929 年的大转变。   但是在 1929 年之前,有一度地方自治局或者第三种人的一些技术专家还在活动,有一个很短暂的回光返照时期。有几年只要不涉及政治,在学术领域里面宣传还是合法的,原来地方自治局和一些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就形成了一个新民粹派。他们和沙皇时代的第三种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是独立的政治派别,也没有组织活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苏维埃政府,只是一种思想学术和具体事务上的流派。   但是这种状态也没持续几年,斯大林 1929 年大转变,要搞集体化把农民也要管起来,很多人就在斯大林社会改造的浪潮中被吞噬。 1929 年,经济 学家比较集中的财政部和农业部就先开始清洗。 1930 年苏联宣布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地下组织,叫劳动农民党,新民粹派的顶尖人物基本上都被一网打尽。 15 个人都是大学者,在思想领域里很有创建,都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死于非命,哪一年死的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是搞农村经济改革, 1988 年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俄国的这些人,然后去找,才发现他们的思想和我们当时的农村改革很相似,我觉得他们很有先见之明。所以我说很多话他们说的对,比如马克思说小农要消灭,但他们说小农的生命力很长久。   至此,“第三种意义上知识分子”在俄国的试验不仅彻底失败,他们的个人命运也都非常悲惨。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实践”的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了 “为思想而生存、以对抗政府为目的”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含义,他有点像 NGO 。在新民粹派被处决以后,俄国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就不存在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纳入到苏联体制当中,这些人没有一个活到 1987 年平反的。   在剧变前后,苏联社会和思想界对激进主义,尤其对列宁这一支全程进行了很多的反思。自由主义一枝独秀,但是因为剧变后经济转轨没有搞好,自由主义又再度衰弱。而第三种知识分子因为政治倾向比较模糊,它又做了大量实事,所以在社会上有好评。舆论就认为,应该给予为俄国现代社会作出努力的“第三种力量”以应有的评价。   剧变之前索尔仁尼琴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就努力地想和这种传统对接。索尔仁尼琴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也觉得这些人在俄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对他们的评价非常高,把他们叫做社会工作者。 1994 年回国的时候他就呼吁知识分子应该重新掀起做具体工作的第三种人的浪潮。他还自己创办了一份杂志,叫“地方自治通报”,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他在跟沙皇时的地方自治局对接。   很多人会问,现在俄国知识分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80 年代他们跟中国有相像的地方,基本上是启蒙状态。那时候都是写大博士论文,所以他们叫博士论文启蒙,都是在讲宪政。没有想到剧变很快的来到以后,经济转轨就提上议事日程。在俄国文科的博士是很难拿的,所以年轻人一般都是副博士。拿到副博士学位的年轻经济学家在电视媒体上频频露面,俄国人有个说法叫副博士革命。各个人都混个脸熟,但口碑并不好,因为俄国经济转轨搞得并不好。   到第三个阶段,知识分子就分化为各个政党的咨询机构或者是高参,但是也有很多人和非政府组织接轨,以更多样的形式活跃起来。他们在理论上非常注意吸取第三种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也呼吁俄国需要更多的干实事、干小事的知识分子,所以令人感慨的是历史的轮回。俄国人老说,现在做的都是上个世纪的人已经做过的事,只不过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反掉了。   这一百年真是等于白忙活,他们反对的东西从各个领域又重新挖掘出来,包括第三种知识分子也现在是一个挖掘的阶段。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利用他们的资料,我看很多博士论文都利用地方自治局来做文章。但是在我们国内知道的人很少,知道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很多,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第三种知识分子,一提起李沃夫公爵就说临时政府的总理,那是个反动家伙。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的具体实践的工作,中国人大部分都不知道。    【2013-4-26 爱思想网,来源 : 凤凰网 - 观世变,根据金雁在商州学术讨论会上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犀利公 | 中国将来可能比晚清还不堪

  宪政之争的实质     突如其来的宪政之争,既不是新一届中央全面左转的信号,也不是左派在毛泽东冥诞120周年之际重夺话语权的标志,而是高层继“南周-炎黄春秋事件”之后对自由派妄解中国梦的继续阻击,以便在秋季开会之前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国梦,只能我解,你不能解;只能我替你做,你不能自己做。拥宪派期待三中全会会深度涉及政治改革,是不现实的。     之所以下中央不会全面左转的结论,是因为其身份并未改变,仍然是利益集团的代表。不管左右两派怎样解读圣意,怎样卖力地把总书记或总书记的父亲往自己这边拉,都是一厢情愿。利益集团就是利益集团,它的最高准则是利益,既不是党章上所宣扬的左派赖以为命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宪法上所载明的右派勉强可作依靠的民主自由法条。经济上开放,政治上封闭,只能强国不能富民,只能专政不能宪政,这就是正路,其它都是邪路或老路。利益集团明白:左转,庞大的家族利益可能被清算;右转,不受限制的权力则可能会丧失。     普世派(“邪路”派)的最佳选择是不参与,让利益集团(“正路”派)和左派(老路派)自己鼓噪,他们能从理论上将82宪法都否定了才好。其实,对于反宪政这股逆流,即便是拥宪派不上阵反驳,当局也会叫停——利益集团才真正害怕无法无天。如同中美不能为敌不可开战这样一个大话题,不用普世派提醒,当局自己都会竭力维护——美国才是利益集团最放心的避风港。这一点,连王立军都不会犯糊涂。     左右两派的知识精英,都喜欢到利益集团刻意布置的话题中去扮演角色,陷入意识形态之争的泥淖之中。每当高层提及不否毛时,左派便以为圣意要左转,迅速跟进,鼓噪一通,幻想再举毛的旗帜。其实,利益集团根本就不敢重返毛时代,只是想利用左派阶段性地压制一下自由派而已。每当高层做出一点改革姿态时,自由派就会鹊起,不惜用溢美之词把他们往改革神坛上推举。其实,利益集团不过是想把他们重新拉回到对政改的期待与幻想之中而已。     借右抑左,纵左打右,是利益集团在左右两派之间走钢丝的基本策略,迄今是成功的、有效的。未来仍将采取这一策略,在趋势性变革到来之前这一策略仍将有效。这不仅是由利益集团绝对掌控国家资源所决定的,也是由左右两派的弱点所决定的——左派的主张脱离当代中国的实际,不知变通,固执地视右派为敌人;右派则从未摆脱对利益集团的幻想,同时又难以消除对左派的鄙视。“走钢丝策略”自胡时代实行以来,已逾十年,除了实现了当局所追求的维稳目标以外,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结果。其一,利益集团恶性膨胀,吞噬了整个国家。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盗者有道”,甚至还认为“不盗者无道”,公然要求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在平民脸上刺字。其二,中产阶层惨遭剥夺,构建公民社会更加艰难。其三,政改无法启动,共识几近破裂,中右人士集体左转,动荡因子骤然增加。     深刻认识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政局将始终由利益集团所掌控,左右两派对此都将束手无策。而在同样长的一段时期内,左右两派的交集仍然很少,仍然走不到一块,仍将被利益集团分而治之。2009年12月20日,温铁军在一次讲座上说:“中央对付金融危机的办法是印票子,通过通货膨胀来转嫁危机;中国接下来的趋势会是东亚财阀模式。”听众之一的黄文治先生事后撰文分析道:“中共未来走向只能是东亚财阀模式,中国的几代人,尤其是大学生和中产阶层只能当默默无闻的牺牲者,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中国要想构建真正的公民社会很难。”近四年来的社会发展现实表明,温的预言和黄的分析是切合的。中国的财阀集团已基本成型,显性的是依附于官家的民营集团,隐性的也是主要的是那些由红后们掌控的所谓国有集团。     东亚财阀模式最成功的首推日本,其次是韩国、台湾。犀利公对健康的财阀模式并不排斥。日本的六大财团(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第一劝银),韩国的五大财阀(三星、现代、SK、LG、乐天),都对战后各自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中国大陆的情形却不一样,存在诸多问题:(1)几百家红色权贵的财富是在公有制幌子下窃取的。(2)日韩台财阀在成长的同时帮助实现了民富,而中国财阀的崛起是以剥夺民众为代价的,积有民怨。(3)日韩台在财阀模式的构建过程中,注重公民社会的同步成长,以很小的代价结束了威权统治,最终形成了稳定的民主法治社会。而中国的执政者却以迅速崛起的财阀势力为依托,不断强化威权体制,进一步加剧了官民对立和社会分裂。大陆财阀集团的不健康成长模式,也淫及香港。1997年以前,十大财阀治港,很和谐,而97之后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港阀也学会了官商一家,特首也学会了特权腐败。港民称之为“人民大会堂现象”。     对这个主宰中国命运的利益集团的特殊性,我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利益集团的主体——各级官僚(新老红后),有三个特性:(1)信仰上,只信利益,不信马列毛邓三科,也不信普世价值。(2)基因上,传承自红一代,崇拜实权,忽视人权,转型成佛的可能性较小。普世派常常拿蒋经国、朴槿惠、昂山素季为例,以此来证明强人的后代也可能皈依普世价值。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前苏联、东欧,还是朝鲜、中国,红色强人的后代,幡然醒悟者很少。有些红后甚至在西方接受过较长时期的留学培训,回国之后照旧走父辈祖辈的老路,极权的诱惑力之大可见一斑。(3)人格上,分裂型,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后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很反常的现象,一些红后,为了维持红色身份以便于捞取特殊利益,不仅否认毛时代造成上百万知识精英被杀和数千万无辜平民的非正常死亡,甚至还否定毛对自己亲身父母的极度侮辱和残酷迫害,转而站到为毛开脱乃至讴歌的阵营之中,大搞历史虚无主义,反将帽子扣到历史觉醒者的头上。凡此种种,反映出他们在信仰上、基因上以及人格上存在的重大缺陷。依靠这样的群体来引领中国走上真正的宪政之路,自然是不切实际的。     利益集团的最高代表——执政党,也有很多特性,集中表现在对待政改这一重大问题上,就是“5+2”条件对它所形成的严重制约。前五个条件是荣剑先生提出的,简述为:(1)改,有可能动摇国本;(2)改,有可能对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巨大冲击;(3)改,意味着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算;(4)改,意味着传统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5)改,考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后两个条件是笔者提出的:(6)政治的惰性——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改变;(7)历史的惯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由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所决定)。     通过对利益集团的主体及其最高代表的分析,对于主动政改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得出否定性结论。排除了政改,中国的转型还剩下革命和外战两途。吴思先生近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中国不会爆发革命》、《政改的预测框架》),通过对五级社会危机和八个社会群体的分析,得出未来十年中国不会爆发革命的结论。笔者以为是客观的。从日韩台经济起飞的经验来看,在过了快速成长期之后,只要还有3%的实际增长率,即可保障供给、稳定社会、抑制革命。对中国而言,还需加上2%的腐败成本即利益集团准备金,再加上2%的统计水分,则GDP增长率达到5%(干)或7%(湿)即可。未来十年,习李应该做得到。当然,还有一种革命,即执政党的内斗,如同左派所定义的薄事件那样,未来十年也不能排除。执政如同股市坐庄,庄家做局,怕的不是散户捣乱,而是其他庄家拆台。想把党内各个庄家拢到一起,并不容易。基于立威的需要,习从毛那里寻找一些手段资源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不代表向左转。下连当兵、司令对调、洗澡治病,其实都是毛的发明。     中国特色专制体制的终结,不大可能缘于革命,更不可能依靠经国式自觉;有可能因于利益集团的内讧,也有可能肇启于一场把控不了的外战。外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是我在多篇文章中分析过的,此处不赘。若如此,则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将类似于晚清,而命运结局更类似于北宋。     晚清之路径,北宋之命运     本文标题有两层含义,或者说是两个判断,一是说未来中国政治的腐朽程度可能比晚清还不堪,二是说中国未来命运之结局可能比晚清还不如。     第一个判断的依据是:晚清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但多少还存在一些抗衡因素,如地方大员拥有财权甚至是兵权,民间社会拥有经济、出版、结社、言论、迁徙等自由,延续千年的乡绅治理模式还基本健全。而今日之中国,权力的毛细血管已经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巷,除官家之外不存在任何一种社会自发治理力量,严密的官方组织结构和强大的舆论控制体系,足以打造深不见底的贪腐与黑暗。     第二个判断的依据是:入侵大清的列强十几个,但真正想肢解中国的只有日俄,而今天怀抱此心的至少还要加上印越菲三个。在美国等列强的干预下,晚清的主要版图得以保全。而未来外战之时,还会有别国这样坚持吗?     晚清走过的路径大致是:洋务运动34年(1861-1894年),维新变法4年(1895-1898),清末新政5年(1901-1905),预备立宪5年(1906-1911)。从经济改革的第一年即1861年起算,到辛亥革命兴起预备立宪终止的1911年为止,晚清挺了整整50年。期间,政治改革经历了“改革-停滞-倒退-再启动”的曲折反复,最终夭折。原因就在于,在慈禧的侥幸拖延以及利益集团的顽固阻扰下,政改错过了几次最佳时机。到1906年慈禧决心想改时,她不仅没有了时间,也失去了共识基础。     把持晚清政坛的利益集团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以满人为主的王公贵胄,以汉人为主的地方大员。太后皇帝是他们的招牌,改良立宪是他们的口号,其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拥戴太后是为了专权,鼓吹洋务是为了谋利。外强入侵时,大家都忙于自保,平日里所言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安危,统统弃之不顾。在虚假的对党(朝廷)负责对黎民负责的口号声中,为了自身的利益,人民与国家便成为利益集团随时可以出卖的对象。     晚清利益集团的最后代表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他们先期游走于太后党与维新派之间,后期又游走于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口头上喊的是忠于朝廷,私下里还偶尔向维新派和革命派赠送一些银两,而骨子里却是谋划攫取最大的利益。从他们聪明的表演,以及最终完成了替清廷收尸并攫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大结局中,我们可以看清利益集团究竟是一群怎样的货色。     北宋的结局可以用惨痛来形容,也可以用想不到来描述。说惨痛,是因为两任皇帝,诸多后妃、皇子、公主被掳去金国,受尽凌辱,惨死无数,靠精细农业和发达的手工业所积累起来的百年财富被洗劫一空。说想不到,是因为宋朝国富兵多。据测算,徽宗时期的宋朝GDP占到全球60%,常备军在百万以上。然而,自太祖成功上位之后,建设军队的宗旨就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忠于朝廷,对内维稳,并形成祖训。为了防止他人效法黄袍加身,宋官家主要选用外行当将军,任命宦官做统帅。立国第167年(1127年),国土被肢解,残存的权贵渡江南逃,偏安一隅。     2010年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的10%,乐观者认为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40%,而美国的GDP届时仅占全球的14%,欧盟只占5%。这一预测据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作出的,笔者无从考证。按照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理论以及他的只能重投资不能重消费的经济刺激方略,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即便是达到徽宗时期60%的高度,这种由利益集团享有、与平民福祉关系不大的辉煌数字,能够为我们摆脱北宋式的厄运吗?我以为,对于模仿能力比较强的中国人来说,一定时期内的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接下来便是“后发劣势”。杨小凯先生在20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过这一警告:后发国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会放弃制度改革的努力,一旦模仿空间消失,制度滞后的危险就会显现出来。今天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局似乎正在验证杨小凯的预言。检验“宇宙真理”的时间或许不会太久。

爱思想 | 兰永海 贾林州 温铁军:美元“币权”战略与美国霸权体系

兰永海 贾林州 温铁军:美元“币权”战略与美国霸权体系 进入专题 : 美元 币权 美国霸权    ● 兰永海   贾林州   温铁军 ( 进入专栏 )        【内容提要】纵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在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阶段,因资本同质性扩张而形成的以对资源地理纵深控制为目标的地缘关系成为了殖民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核心。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愈益成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货币权力超越地缘实力,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霸权赋权于美元,使其无约束地增发并顺势主导了金融资本全球化,这决定了美元霸权成为币缘政治时代国际关系的实质,并衍生出强化美国的全球币缘战略体系,即以美元资本、能源(石油)、食物(粮食)三大霸权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作者认为,在此背景下方能理解“币权”的时代特征,即以地缘关系为保障、以决定产业链安全的资源定价权为基础、以当代国家政治主权派生的信用体系以及自主的财政货币政策为核心,美元可以在全球经济金融化竞争的资本扩张中获取利益并转嫁成本。对此,中国亟须恢复人民币的主权货币性质,以实体经济为本来推进国内产业纵向一体化战略、“资源重商主义”战略和“新重农主义”战略,并以陆权为基础构建自己币缘战略安全的陆域纵深。      一、引言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文明以来,其发展在本质上是资源的资本化过程。①以资本内生性扩张为动力演化出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是大国强权向其货币体系赋权而形成的、由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所主导的、海权与陆权此起彼伏的地缘博弈过程。需要深入理解的,是其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的不同特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与殖民化伴生的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以及资本内生性而形成的以争夺地缘空间的资源控制力为核心的、“列强”多重博弈形成的全球分工与分配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进入了后殖民化的金融资本阶段,霸权国家依赖国家政治强权对货币进行赋权,形成了扩张货币信用及获取超过社会平均收益率的超额利润的金融垄断资本,从而逐步摆脱了实体经济的羁绊,日益追求货币的流动性而获取垄断利润。货币信用与军事霸权的全球扩张两者间的内在结合,逐渐确立了以货币权力为枢纽的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与分配)体系。货币权力继而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的范畴,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新枢纽。   造成世界各国(无论贫富)都不得不接受“美元赢了,但世界输惨了”之局面的内在机制乃是单极霸权的单次博弈,这已成为新的币缘政治时代美国掌控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实质。   人们都看到,美国因其占有全球海权和陆权领域的霸主地位并主导全球货币金融体系而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向全球收取铸币税(seigniorage)和通胀税(inflationtax),②并通过对全球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而得以长期享受低价消费和低通胀。第二,美国能够利用“特里芬”现象③吸纳全球美元资本回流到美国的资本市场,并以低息借债方式进行全球再投资,即通过国内低通胀条件下的低息美元资本与接受国的高息资本之间的市场利差构成的竞争优势,低成本地控制其战略产业,获取跨国集团的回流资本收益支撑美国资本市场。第三,通过货币与资本价格的传导和重置,美元资本可以向全球转嫁国内金融与经济危机,在这种币权战略内涵的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上消除本国对外贸易的长期逆差以及本国社会福利成本不断上升等内生性矛盾。   中国学者王湘穗在近年来的一系列文章中对币权、币缘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述,开启了货币权力与币缘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研究框架。①本文试图拓展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梳理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生成机制,旨在透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并阐明衍生于传统地缘战略之上且以美元霸权为枢纽的新三角结构。      二、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      全球化并不是新概念。自欧洲在长期贸易逆差导致白银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而发生的哥布伦入侵(发现)美洲原住民家园的500年以来,在与资本结合的国家军事力量主导下,②世界实际上经历了以资本主义不同阶段内以资本扩张为根本动力、以大国海权与陆权的地缘博弈为主要内容的此起彼伏的全球化过程。其阶段性特点是,在殖民化与工业化时代,得以空间扩张的主要是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③且因资本空间扩张的同质性而引致列强之间发生了以国家暴力为主要手段的长期地缘战略博弈,因此,必然导致以陆权和海权的地缘战略多重博弈实现均衡(实为武力制衡)为主要内容的竞争,意在瓜分资本对资源要素战略纵深空间的控制力,即资源控制力。客观上,商业资本更依赖海权的力量,产业资本则因火车机动性带动了陆权的重构,进而催生了陆权国家的崛起,这就形成了海权与陆权共生博弈的全球地缘战略格局。   从所谓“新大陆的发现”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西方主要处于“重商主义”的商业资本扩张阶段,即马克思笔下的“手工制造”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维护商业资本利益引致海权力量的崛起,也改变了欧亚大陆作为“世界岛”和“核心地带”的枢纽地位。①“海洋上的机动性,是大陆心脏地带马和骆驼机动性的天敌”,②海洋作为交通的便捷性和对于陆地运输的优越性,使欧洲人从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后方,抵消了人类历史上欧亚大陆处于“中心地带”的长期优势。③因此,处于大陆板块西部边缘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先后通过海权争夺成为控制全球贸易的海洋霸权国家。尤其是英国,因夺取海上霸权,先是成功地控制了边缘地带广阔的“岛状陆地”,后又遏制了“世界岛”上的崛起大国,才进而称霸世界。总之,是资本的内生性需求带动了“原始积累”,使原处“边缘”的国家在海权力量的主导下,对全球殖民地的原材料、劳动力、贵金属进行血腥掠夺和对相关贸易通道予以控制。   从工业革命的兴起到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一直处于产业资本的阶段。一方面,产业资本要求以资源要素和市场整合为内容的地理空间扩张;另一方面,火车的大规模应用促进了陆上交通,使得产业资本在欧亚大陆获得广阔的陆地纵深;于是,“陆权重构”强化了核心地带的枢纽地位。出现了法国、德国、俄国(苏联)等陆上大国先后崛起的现象。然而,有限的市场容量与空间纵深使得众多陆权国家不得不在海权初定的格局下,寻求产业资本在陆地的战略纵深,并试图控制“核心地带”来构建帝国霸权。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生存空间”的陆权理论指导下,④放弃了威廉二世时期推行的商业贸易和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对外政策,转而提倡与实施“向东进行领土扩张,为德国在东欧、富饶的波兰平原、乌克兰和俄国寻求生存空间的大陆政策”,⑤以谋求德意志产业扩张的陆权纵深。二战爆发之后,德国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尚不足两年的时间内,便东向进攻俄国。在同时期,日本将其主力关东军长期驻留在中国东北,而不是向南投于激烈鏖战的太平洋战场,其意也是窥伺对“核心地带”的控制权。   二战后,世界步入后殖民化时代,客观发生了从列强纷争转变为美苏“双寡头控制”的两种资本主义地缘政治格局①——美国海权为支撑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与苏联陆权为支撑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战略对垒。苏联因独占“核心地带”俯冲“边缘地带”而一度掌握战略主动权。美国则通过海权对新月形地区外围加强控制,形成对枢纽地区的战略遏制与威慑。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修正了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大陆心脏说”,提出边缘地带论:仅仅控制住世界的“心脏地带”并不足以实现全球霸权,而如能控制环绕心脏地带的欧亚沿海区域,将足以遏制心脏地带国家称霸世界的企图,进而能够与之争霸。②因此,美苏全球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海权与陆权的战略竞争。   然而,具有更广阔市场纵深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率先步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1944年,美英两国共同主导推出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金汇兑制的全球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③随后在1971年,虽然美元过量增发不得不与黄金脱钩,但1976年《牙买加协议》④的签订仍使美元成为全球主要的定价、结算和储备工具,进而成为事实上的世界信用货币。到此,“美元本位制”在全球确立。这是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赢家以金融和军事结合主宰世界的必然结果。随之掀起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这三大潮流的融合与美国的“币缘战略”有机结合的深化变革,⑤也就是说,世界进入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金融化进程之中。   金融化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的过程与结果,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本质是垄断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⑥在美国以海权为空间纵深的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内,源于产业资本阶级与重商主义王权做斗争而构建的话语——“自由主义”进一步为资本的全球扩张打破了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壁垒”,形成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金融化的世界趋势。这一趋势产生了如下客观结果:第一,金融化日益演变为巩固国家强权的支撑力量,反之国家更多赋权于信用体系又使金融资本成为控制一切要素资源的最重要力量。①第二,金融化过程伴随着发达国家实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发达国家经济随愈益“虚拟化”更依靠强权支撑信用扩张。第三,随着美元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各国被纳入全球分工体系,并逐渐形成了金融资本对全球产业纵深的空间整合。于是,金融化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逐渐成为“有异于帝国、城邦和民族国家”的经济实体和意识形态实体,俨然形成了“世界经济体”。②在此背景下,苏联因西部北约掣肘、南部美国渗透而地缘战略空间有限,更因中苏长期交恶而致其远东战略受阻,同时,也因其占有经互会换货贸易体系之最大收益而致其内部无内生性动力对处于实体形态的资产和资源要素推进货币化和资本化,也就没条件形成类似《牙买加协议》赋予美元货币霸权的金融体系。因此,地缘竞争失利,加之苏联未能构建金融化战略纵深,于是在美国币缘战略运作下,苏联开始了从意识形态自我矮化到政治失控、再到求助于货币赋权的政治强权以致造成金融体系崩溃,最后致使整个苏东尚在实体形态的庞大物质资产即被西方强势货币完全覆盖,成为跨国资本凭借币权直接获取货币化巨额收益的屠宰场。   1991年苏联解体,最后一个陆权大国衰落,欧亚大陆这个“核心地带”被切割并拱手将其巨大物质资产纳入金融资本主义体系,西方过剩的金融资本突然获得巨大的金融化纵深空间,③世界也由此进入了全球化、金融化加速度的新阶段。“双寡头”地缘控制突然解体,形成了美国构建单极世界霸权的客观条件。借助这个空前绝后的历史机遇,美国以新保守主义为主流,④强化了其以“新帝国论”、“单极稳定论”和“先发制人论”来构建“单极”霸权的全球控制体系的意识形态。由此,美元资本基本完成了对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战略纵深的全方位主导。   在某种程度上说,美国是在二战后唯一实现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国家,或称为全球金融的美元化和美元全球化的国家,⑤它在本质上是美国以地缘战略纵深为基础的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延伸于金融垄断和军事垄断并形成内在结合——资本派生于国家军事强权推进的金融化“再生产”过程形成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枢纽——美元金融霸权。这标志着在后殖民化时代,金融垄断资本在超强军事力量的支撑下完成了对经济产业链条的全球分工,形成以美元货币为枢纽的、结构性不平等的全球分工与分配体系;同时,也因其隐蔽性和一体性而避免了在产业资本阶段因同质性扩张而形成的大国间直接的空间对抗演化的军事冲突。也因为如此,政治家们不再担忧“第三次世界大战”,转而追求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在区域整合条件下的统一货币,为了币权“搭便车”跟进金融全球化而附势于美国强权推进币缘战略的单边主义。①      三、美元霸权体系的战略实践      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业已形成的美元霸权体系,势必在全球扩张中维护其垄断利益并在进程中构建出币缘战略体系。它不仅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海权对传统地缘战略的主导地位为基础,同时又深刻反映了金融时代的崭新的经济政治脉门:货币金融力量成为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分工与分配的核心,进而货币金融权力内生性地生成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金融枢纽,即币缘。②   具体来看,货币在产业资本阶段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它在金融资本阶段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不同国家的货币发行主体会因为货币信用背后的主权的强弱差异而享受不同的金融化收益。依托政治强权赋权才能获得信用的货币体系所承载的金融权力不仅主导了资源、产品、分工、分配、资本的定价,(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温铁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美元 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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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奔向重庆的学者们

杨帆纠正: 我所主持的重庆模式讨论会有两次,2011年底请萧功秦,是在北京开的,不是在重庆。 ——-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得马上就能够冲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象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的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在执政党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去重庆背书之后,重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以致引来更大规模“红色朝圣”潮。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纷纷前往重庆,在2011年达到高潮。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院长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各大所的所长和众多学者参加,浩浩荡荡奔赴重庆,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接着是北京大学,也是由校长和书记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来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市校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人民大学也不甘落后,校长纪宝成临退休前率队去重庆考察,赞扬重庆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邮电大学,档次和规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庆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请其为该校的兼职教授。 在前往重庆的路途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边缘学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杨帆教授组织的“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诸如黄纪苏、张木生和萧功秦这样的学者前去重庆,回来后整理了一个发言记录,在网上披露后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萧功秦的发言受到重庆苏伟教授的高度认可,被他认为是右派人士在重庆经验感召下发生理论转向的一个标本。萧功秦教授的确是在去了重庆考察之后,为重庆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对重庆“唱红”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张木生也有这样的倾向,对重庆办理“李庄案”有所质疑。在左派对重庆的一片唱多声中,这几个学者在赞美重庆诸种做法的同时,还是表达了一些看空的观点。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的观点,在左派和官学的一片欢呼声中,瞬间就被淹没。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其次,意气相投,价值观一致,有共同信仰,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共识,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驱动为政学不同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当然,这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和“社会主义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 相关日志 2012/04/03 -- 乌有之乡:王立军事件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4 -- 王思想: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2012/03/24 -- 重庆与新左派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推广重庆模式”课题上化了100万? 2012/03/16 -- 传左派号召“重庆白万市民散步活动,声援薄西熙来书记” 2012/02/12 -- Emyn:关于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这个话题再多说两句 2011/06/29 -- 红军:路线争斗终于上升到经济基础的争论上来了 2012/04/25 -- 薄熙来案最新内幕:海伍德一小片肉证实谷杀人 2012/04/23 -- 金融时报:重庆官员因涉嫌海伍德案被调查 2012/04/23 -- 华尔街日报:中国调查薄熙来在任时重庆政府的支出

香港独立媒体 | “乌有之乡”与“重庆模式”:对一群“毛左”与“中左”的观察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中国 , 乌有之乡 , 重庆模式 ,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有留意中国大陆思想界及政界的朋友,当然会知道“乌有之乡”这个毛左网站,甚至一些香港立场偏左的文章,例如批评中国劳工状况或农民惩地问题等,只要不涉及直接批评中共的,也有机会被收入该网站。最近,随着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原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3月15日),“乌有之乡”被关闭了两次(最近一次是4月6日),至今还无法回复正常运作,其他毛左网站也有类似遭遇。此事虽已获得海外媒体相当的报导,可是,事件掀出国内“毛左”知识界与政治派系的关系,却较少深入介绍,值得在这里跟记下一笔。 “乌有之乡”的内部矛盾 “乌有之乡”被关后,国内外媒体出现了网站内部派系冲突的消息。在薄王事件发生后,最早有关报导应该是3月29日《时代周报》对“乌有之乡”最期成员政法大学杨帆教授(他自称是“创始人”)的访问,文章开首便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可是,即日杨帆在自己的博客上否认曾这样说,并对记者作出批评。无论是杨帆说谎,还是《时代周报》要借杨帆之名打击毛左阵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人要藉薄熙来倒台,打击“乌有之乡”,打击也不只是关网站那样简单。 杨帆后来接受《法治周末》的采访,这似乎比较接近他自己的公开说法。在访问中,他诉说了自己跟毛左的关系,道出了“乌有之乡”的思想背景。他认为,网站成立之前有9年的“思想斗争”是“乌有之乡”的成立背景,他形容自己与社科院的左大培等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辩论。他们支持政府在改革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人民币贬值,支持宏观调控(他特别提及1994年支持朱镕基)及扶植国家策略性产业。这里说明了两点,第一,杨帆把自己定位在类似政府智囊角色,或视自己的研究及意见的目的为直接影响政府政策,这在中国大陆很普遍,甚至是比较异见的自由派也会有这种位置与姿态;第二,杨帆自命为少数派,对抗官方的主流派观点,抗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市场改革,以及反对全盘拥抱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想法。 杨帆所说的这段歷史,与“乌有之乡”于2003年成立(不久之前还成立了书社)的关系如何?杨帆所说的“思想和人脉”具体如何促成网站,以至如何继续影响,外人似乎不容易确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网站的创办人韩德强,也是其中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大概便是杨帆的“思想和人脉”代表,他当年为人熟悉,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及书讨论中国入世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是反对中国入世的学者。 杨帆进一步说,他们跟后来的毛左,或他所说的“极左”是不同的,他属于“中左”,即没有那些毛左那么极端。杨说,两者不同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他不赞同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第二,他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理解以至否定三十年改革。杨说,由2006年开始,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所带领“极左”派,渐渐取得了网站的领导权,令他自己被边缘化了。 由2004年开始担任“乌有之乡”站长的范景刚则反驳,认为杨帆所说背离事实。他指出,杨帆不是甚么创始人,只是其中一位成员。而且,也不存在夺权问题。他认为,张宏良之所以在近几年受欢迎,是因为他文字浅白易懂,立场又切中时下关心的国家问题。更有趣的是,范景刚也来争夺“中左”之名,他说,“乌有之乡”早期有不少“极左”文章,主张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政权(他对“极左”的界定不同,也更特定),但是,自2006年后,这类文章被清理,2008年又整顿,这类“极左”文章不再出现,所以,“乌有之乡”是“中左”。 分歧与重庆模式 要厘清他们的关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在所谓“中左”与“极左”里造文章,也会流于各种理论标签的分野。我以为,用薄熙来及所谓“重庆模式”来理解他们,可能可以帮助看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这几年,张宏良与杨帆均对“重庆模式”,而且都聚焦在薄熙来身上,他们似乎都想在这颗近年冒起的政治明星身上大造文章。说得难听,是藉此帮助自己的名声以至体制内的仕途,说得好听,是希望体制多接受自己的改革(改良或革命)方案与政治路线。其实,可以理解为两者兼有,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把这两种企图切开来看。 为简单起见,不妨就以两人作比较,看一下环绕着“乌有之乡”的知识群体之间的张力。 张宏良在传统学术圈中名气不大,杨帆与韩德强都要比他有名气;张宏良出版过的专著也很少,但却透过“乌有之乡”及当中的毛左圈中声名大鹊,大谈重庆模式,粉丝不少。杨帆在大陆学界相对有地位,出版过不少经济学研究及分析,可是,他在互联网上的名声不及张,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去年跟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出版过《重庆模式》一书。 我阅读过相关材料后,我会这样看他们:杨帆尝试把自己所谓“非主流”观点,以及对“重庆模式”与薄熙来的表扬,更安稳地接合在官方理论之中,可以称之为“软着陆”。张宏良则是一个小宗派,多一点硬干味道,或更具政治野心,似乎只有薄及其身边的人能青云直上,这个宗派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合法性(网上更有人说张想染指党政干部位置)。张以及他的同志可能跟党内某些人关系紧密,但是,他们基本上在传统体制之外,即党的官方理论系统及学术体系之外,利用互联网及民间空间(他们的红色文化大讲堂、讲座、纪念毛泽东活动等等),既为薄熙来摇旗吶喊,也确立自身的理论,不过,他们的说法处处与北京当权派有较严重冲突。 杨帆与苏伟论述“重庆模式”则不同,除了是用较为学术理论语言,来为重庆的公租房、地票制度、城乡统筹、公有制主体等政策合理化外,他们在处理它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关系上,显得相当小心翼翼。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页11),换言之,他不否定这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谓“效率模式”,不过,他们强调“重庆模式”代表的“民生模式”较能切合今天的问题。简言之,他们尝试不过于把争论推上政治纲领,走一条“非意识形态斗争”的路线。同时,2011年初《重庆模式》出版之时或较早前,杨帆似乎已觉得自己的论述要与他眼中的“极左派”区别,他补充了不少他认为重庆不足的地方,例如强调民主法治要加强。同时,他也参与及主持了不少所谓“超越左右”的会议,例如,2011年12月23日有一个他主持的座谈会,名称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讲者有张木生与萧功秦,前者近年鼓吹新民主主义,与体制内关系密切(例如刘源将军),后者自称“保守主义”,另一名讲者甚至是著名异见自由派知识份子陈子明。 可是,以张宏良为首的“乌有之乡”(大概是近几年的状况)则采取“意识形态斗争”路线,派性也强。要理解他们如何把“重庆模式”扣连上他们的斗争路线,需要对他们毛左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首先,张等人以一个小宗派形式示人,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三十年改革视为“改革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沿海地区(所谓“广东模式”),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地方政府推动下,对广大工人农民实行右派专政。他们这方面的政治经济批判,与海外一些关心劳工的左翼人士可能分别不大。不过,有两点是他们独有的。第一,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问题不在于其政治领导本身,而是意识形态领导被右翼把持,即所谓“中国政治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歷史分离”。第二,这些右翼包含的有很多,包括支持市场改革与经济全球化,提倡西式民主法治改革,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不管是经济学家茅于轼还是退休老干部李锐,通通视为“汉奸”或“带路党”(为帝国主义带路入侵中国)。在2011年12月底,在“乌有之乡”以及其他毛左网站,甚至有“评选‘当代中国十大汉奸’”的活动,2012年2月左右,更有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制定《反汉奸法》,参与的人相信也包括“乌有之乡”的毛派(此亦为反对“极左”人士指为恢复文革的证据)。 而“重庆模式”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例外,其意义也很重要,因为,既然中共在改革中都走资了,为何还要拥护它?薄的“重庆模式”有别于走资派,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自我更新能力,能复兴社会主义,也证明共产党政治领导与意识形态领导的确有其差别,所以才能开出以“民生”为本,以社会财富分配为本的发展。同时,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回复了党群一体化,而不是邓小平以来的党官一体化,或用张的另一种说法:是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事实上,读着张宏良的文字,你会看到不少离经叛道的地方,同时,又看到他们如何尝试勉强接合官方理论,例如,他说不能“不折腾”,但又支持维稳,不过,要实现党群一体化的维稳模式(是否就是批评者说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军警维稳。他批评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却又说关注民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结 张宏良等的小宗派,与党中央官方理论格格不入,不强调承继,却处处企图抢夺诠释权(或国内流行用的“话语权”)。随着薄的下台,以及“乌有之乡”网站被关,小宗派相信会消声匿迹一段日子,不过,张宏良、韩德强等个人似乎没有被太大地打击,张的博客被短暂关闭后仍在运作,虽然要删去“薄熙来”这个名字。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西奴揭秘@进步社会网”(http://xinu.jinbushe.org/)仍然运作,薄去后,以更反体制的姿态狠批党中央。 较温和的官方左派环绕重庆模式的论述,似乎更不会就这样消失,因为,杨帆似乎还活跃,虽然,他跟其他温和派也犯了吹捧薄熙来的政治“错误”,但是,他们似乎很早便要与张的小宗派保持距离,去年下半年更开始尝试“非宗派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结合其他较中立以至自由派人士。故此,小宗派的没落,可以读成对这些官方左派的打击,也可以说成是对温和官方左派的胜利。毕竟,“重庆模式”的民生政策,以至它打击部份既得利益集团的举动,获得不少民众支持,因此,“重庆模式”以更“非意识形态”(即非宗派)形象示人(前阵子温铁军在香港岭南大学介绍重庆经验,也强调“非意识形态”,他跟人民大学的师生也出版了《重庆新事》一书),也许会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现象。 参考资料 转载:上书人大,制定《反汉奸法》势在必行!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36301.shtml 张宏良:团结起来,为复兴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12a6df01013isn.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江南红色大讲堂讲座大纲(张宏良虽称为2011年春夏之交所写,但观乎内文,似乎是薄出事后写的) 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1331947402-57720494.html 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123151282.html 萧功秦:超越左右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3/51354.html 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4/51396.html 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10/51744.html 我在2011年是如何批判极左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ys4.html “乌有之乡”分崩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3-29/123092.html 乌有之乡要为四人帮平反被查处(亚洲周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g&Path=385874171/11ag4.cfm 杨帆主持的第二次重庆模式讨论会:继续发言讨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wje.html 杨帆: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406/article_57018.html 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25E6%2596%2587%25E5%258C%2596

爱思想 | 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

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 进入专题 : 中间阶层 市场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 陈柏峰       【内容提要】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赣南车头镇的调研经验表明,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背景来对此加以认识。2000年后车头镇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脐橙产业链,这影响了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绝大多数农民从脐橙种植及乡村市场化发展中受益,并形成了占主体地位的农村中间阶层。农村中间阶层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是中国高速发展中农村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政府应当保障并扩大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     【关键词】农村中间阶层 市场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意识          近十年来,中产阶级一直是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有广泛影响力的所谓“中产阶级理论”。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能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因为中产阶级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有较强的认同感,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当中产阶级人群不够庞大时,社会就缺乏中间阶层的缓冲作用,社会阶层之间就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下层阶级的高比例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因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较弱,而反社会的情绪较强。     马克思(Karl Marx)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中产阶级(即中间等级,middle class)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中间等级的瓦解,其中大多数落入到无产者队伍中来,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化,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①马克思对中间等级的划分,主要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他们被当代学者称为“旧中产阶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小企业不断破产,庞大的垄断公司逐渐兴起,并开始大量雇佣“白领”从事行政、管理、销售、技术和财务工作,而股份制也使企业的管理层与所有者逐渐分离,出现了一个企业管理群体。这个时期,“旧中产阶级”的规模日渐缩小。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认为,应该将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职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弥补了旧中产阶级衰落带来的问题,结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②从历史现实来看,薪金雇员(尤其是其中的技术人员和商业雇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占据着“中间位置”,他们使得阶级斗争得以缓和。二战以后,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非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多,中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起来,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主导群体。在此背景下,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层出不穷。例如,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1年出版的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就详细描述了新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认为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先是缓和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继而形成占社会最大多数的中间阶层,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③     “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这一中产阶级理论逐渐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其理由有几个方面。第一,在意识形态上,中产阶级对社会主流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他们持有较为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二,在社会结构上,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缓冲层,他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群体”,有利于社会不同阶层的沟通,缓和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第三,在社会关系上,中产阶级往往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为不同群体通过温和妥协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提供了基础;第四,在经济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是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因此有平稳的消费,可以造就庞大的消费市场,为经济稳定提供了基础。     当前中国,很多学者接受了上述中产阶级理论,希望国家政策能够推动中产阶级的发育和扩大,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陆学艺等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橄榄型”社会结构视为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并期望政策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稳步向这一方向推进。④     目前对中国社会结构分层最为可靠的分析是“倒丁字形结构”论。它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测量,认为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型”,而是 “倒丁字型”。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是一致的,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的一横,它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其中的91.2%是从事农田耕作的农民。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⑤处于中间阶层的有4个社会集团,一是最为典型的中间阶层,即干部和知识分子;二是所谓的“新中产阶层”,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大多就职于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及其他高新技术领域,一般生活在大城市中;三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四是一部分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包括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⑥     社会结构分层的权威研究表明,中国并未形成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然而,中国社会却保持着高度的稳定。这个社会拥有巨大的底层人口,仅有数量不多的中间阶层,数十年来一直维系着高速发展态势,人口流动规模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进行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经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猛烈转变。经历了现代性巨变,没有产生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却保持了高度的稳定,这是否意味着“中产阶级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贺雪峰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而中国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以城乡统筹为基础,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可以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⑦温铁军、李昌平等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⑧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很多社会矛盾被转移到农村,并大体上得到了有效化解,这固然是事实。然而,当我们说“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时,是否就意味着对“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这一西方经验和理论构成了有力或成功的挑战?     黄宗智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于“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中间阶层”人口非常少;但从政治意义上考虑,中国社会存在由“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为主、“新”小资产阶级(“白领阶层”)为次的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这是一种“悖论的社会形态”。⑨农民在政治上属于“中间阶层”,但在经济上仍然属于社会底层。黄宗智的“悖论社会形态论”提醒我们不能在中国经验背景下机械地理解中产阶级(中间阶层),他从另外一个角度隐含地肯定了“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器”这一西方经验和命题,且更多是从“阶级立场”而不是社会结构展开分析的。     我们可以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进行农村的在地结构化理解。虽然农民(农民工)在整个经济社会分化结构中处于下层,但他们的比较对象往往不是城里人,不是其工作城市的市民,而是老家村庄熟人社会的邻里亲戚。他们外出务工常常并不是为了能够实现城市化,而是为了在老家村庄中获得面子和认可。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相对老家农村很高的收入,他们不仅改善了生活状态,还大大提高了在村庄中的声望和地位。村庄熟人社会是生产价值的场所,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而进城务工只是提升村庄生活的手段。正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城市问题被转移并消化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因此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村庄的价值生产过于浪漫化,而忽视了对乡村社会的现实分析。随着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嵌入,村庄熟人社会的价值生产能力不断弱化,同时一些农村地区的农民经济分化不断加剧。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流动进一步加速,大量农民进城,将农地完全流转出去,而不再兼业,完全脱离土地的非农就业进一步增加,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强有力的脱农离农趋势。这种情形下,农村还能充当中国社会的稳定器吗?当农村也出现了阶层分化趋势,其维护社会稳定的运作机理是怎样的?     2011年7~8月,笔者带领一支20多人的调研小组在赣南某县调研,其中有12人在车头镇调研。下面将从这次调研所获得的材料展开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车头镇的农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2000年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影响了农民的家计安排,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在此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民从中受益,并形成了一个占主体地位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保障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甚至在制度上扩大这个阶层的利益,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维护并扩大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能够为农村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脐橙种植的推广与产业链市场的形成          车头镇辖车头居委会和车头村、三排村、龙头村、龙竹村、官溪村、南屏村等6个行政村,总人口1.93万人,共4635户,区域面积14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仅9332亩,是一个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农业镇。调研团队分为3个小组,在车头、龙头、三排3个村庄中展开调研。笔者所重点调研的车头村,由黄陂、兴地、原车头等5个行政村于2006年合并而成,目前被分为7个社区:圩镇社区、黄陂社区、东村社区、长沙口社区、黄魏屋社区、莲花岩社区和下廖屋社区。合并后的车头村共有7000多人,小组大多都是单姓的自然村落。     受制于自然生态条件,车头村的人均耕地非常少,每个村民小组的人均耕地在0.3~0.5亩之间,仅有的耕地用以密集地种植水稻,耕地产出仅能满足口粮之用。细碎的耕地难以实行规模化的机械耕作,因此直到现在农业仍然是高强度的手工劳作。稀缺的土地资源约束着当地的农业发展,而在土地规模限制之下,农民早已“穷则思变”,尝试种植西瓜、蔬菜等经济作物,但能够成功经营的并不多。政府也不断“带民致富”甚至“逼民致富”,尝试规模种植多种特色经济作物。     车头镇的脐橙产业发展源于县政府的大力推介。2000年,县委县政府实行“15843工程”,大力号召农民种植脐橙,设想1户农民种植5亩脐橙树,8年以后可以产4万斤脐橙,有3万元左右的收益。为了带动农民种植脐橙,县委县政府强制要求县乡村干部带头种植,每位干部根据不同级别必须种植一定田亩的脐橙。一个乡镇干部回忆说:“县长在动员大会上讲,领导干部都必须回老家种脐橙,什么时候完成任务,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在层层任务分解的压力型体制下,村委会干部、村民小组长也被安排了脐橙种植的硬性任务。县乡政府为首批种植户免费提供树苗和技术支持,并在山林流转、园地建设方面提供帮助。尽管如此,没有见到利润的农民大多还是“按兵不动”,县乡村干部成为第一批脐橙种植户。脐橙种植5年后开始有收成,2004年挂果的脐橙投放市场,恰逢市场行情较好,第一批种植户立即获得了较高的收益。看到收益的农民2005年便开始大规模种植,至今当地脐橙产业一直呈现出狂飙猛进的发展态势。当地“三百山脐橙”、“赣南脐橙”的品牌已经在全国市场占据了相当的份额。     脐橙产业发展给车头镇带来巨大变迁,使当地原本用途不大的山林得到了充分利用,为村庄农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脐橙种植所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搅动了整个农村经济格局,将村庄直接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围绕着脐橙的产业链市场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农资市场、销售市场、加工市场。     (一)劳动力市场     脐橙产业所具有的劳动密集特征吸纳了村庄部分劳动力。依靠土地种植粮食的农业格局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种植木材的山林只需要不定期的极少量劳动力。因此,在脐橙产业兴起之前,当地中青年农民大多外出打工,老年人和妇女在农业耕作之余也有大量的剩余时间。脐橙产业兴起之后,不但老年人和妇女实现了更加充分的就业,一些青壮年劳动力也被吸纳回乡。脐橙产业的劳动力市场属于乡村社区型的,即劳动力在村内或乡镇范围内配置。不同家庭种植脐橙的起步有早晚,规模有大小,因此劳动力需求就有不同的结构。在脐橙种植的最初两三年之内,家庭劳动也许能够应付所需劳动,但到脐橙挂果之后就会出现困难;种植脐橙较多的农户平时尚能应付,到忙时就会出现劳动力不足。这样,乡村范围内围绕脐橙种植就形成了劳动力市场。     在车头村调查,感觉当地农民非常忙,妇女、老人都在不停地干活。“忙”说明本地有很多劳动,而这正是脐橙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村里有一些脐橙种植园由老板所有,雇用他人管理,管理人招募村里农民进行具体劳动。黄陂社区有位外来老板承包山林种植脐橙,规模达到5000株(100亩);黄魏屋社区一个自然村的全部山林都被外来老板承包,都需要雇佣本地农民劳动。村里的种植大户也经常有无法完成的活计,需要雇人。除草、施肥、打药、摘果等活计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种植100株脐橙(2亩),一个健壮劳动力就能有效管理。如果夫妇两人都在家,就可以有1个剩余劳动力出去打零工,这样就保证了村里有充分的劳动力供给。乡村劳动力市场的活跃分子是妇女。根据劳动强度不同,她们的日工资在40~70元之间,虽然远低于当地男性劳动力的工资,但可以照顾家里,她们已经心满意足。由于妇女外出打工,老年人就得操持家务,他们因此也变得“忙”起来。     (二)农资市场     脐橙种植需要大量的化肥、农药的投入。脐橙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当地农资市场的繁荣。脐橙在树苗成长期和挂果期,都需要连续的化肥投入,车头镇的农资店铺在几年内迅速增加。车头村是车头镇的中心村,圩镇街头就有多家农资店。村支书就在自家楼下的门面房开了家农资店,他还是镇农技站站长,在农资、农技方面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黄陂社区的林祥寿从在县城开农资店的小舅子那里进化肥,他家也成为社区的化肥销售点。车头镇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农资零售店,村民不出村就可以买到化肥。农资店主也几乎不用担心销售问题,因为当地村庄几乎都是单姓的宗族型自然村,每个农资店都有固定的覆盖空间。普通化肥店主从上级经销商手中进货,每袋加价20元出售,各家店的化肥价格相差不会太大。熟人社会中村民习惯赊购,到了秋天收获果实后才结清账款,这需要农资店主有足够的运转资金。     (三)销售市场     在产业链条中,农户获得的是脐橙种植的利润,销售与加工环节利润更加丰厚,但普通种植户难以分享。村民种植脐橙不太可能自己销售,他们难以获知市场信息,也难以承担市场风险。专业的经纪人、商贩构成了销售网络。车头村每个社区都有几个经纪人和商贩,全村30个村民组几乎都有经纪人。经纪人一般是村里农民,或与村庄有渊源的生意人,他们往往头脑比较灵活,做人又不失稳重,平时在外打工、做生意,善于把握商机。外地商贩来当地收购脐橙时,人生地不熟,经纪人就成为商贩与果农的中介,为商贩牵线搭桥,收取佣金。这种生意是季节性的,每年在脐橙成熟后一个月内可做生意。普通种植户将脐橙交售给当地的经纪人,由他们组织货源,联系更高级的商贩。经纪人赚取的是中介佣金,这种市场地位稳赚不赔。1万斤脐橙的佣金大约有500元,一般的经纪人在这一个月内可以收入万元。当地收购规模最大的经纪人,一年能有20万元的佣金收入。     车头村农民中也有不少专门的商贩,他们吸纳了本地的脐橙销售网络。还有部分农民,已经变成了专门的水果商,在本地组织货源,自己运往目的地市场销售。水果商贩收售水果,需要面对市场风险,应对价格的起落。黄魏屋社区的魏世专既是村干部,又是经营大户,自家种植了900多株脐橙。2010年脐橙市场价格高,魏世专等村民4人合伙收购脐橙,共计50万斤,装了11车,自己拉到浙江嘉兴去销售,魏世专在那边有做水果生意的熟人。脐橙的地头收购价为1.5元/斤,经过打蜡、运输,到嘉兴的终端市场,出手价格成为2.4元/斤。这一笔生意魏世专就赚了7万元。因市场行情的涨落,商品市场可能出现暴利空间。销售环节所获得的利润,自然要比生产环节利润高得多。脐橙从地头走向终端市场,中间经过的每道程序都增加了成本,但也产生了诸多利润环节。     (四)加工市场     从地头到市场,仍然以果实销售为目的的市场自然不需要太多的深加工。当地仅有的加工环节,是对脐橙进行打蜡或催熟,提高果品质量,加工的链条并不长。打蜡是对果品表面抛光、喷蜡,使得脐橙看起来色泽鲜艳;催熟是将一些未完全成熟的果实,通过化学手段催至成熟。车头村开设了多家打蜡厂,专门负责脐橙的加工和分类包装。打蜡厂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圩镇附近,寻坪公路沿线就有7家。伟亿达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村支书和村主任等7个股东合伙开办的专业打蜡公司,注册资金达到了500万元,占地17亩,有专门的打蜡车间、储藏仓库,每年能加工1600万斤脐橙。公司有管理人员15人,生产期内需要雇佣本地普通工人100多名,包装工就至少需要50名,大多是本村妇女,她们的最低工资可达每月1300元。她们的工作大多不需要技术含量,只是普通的果品包装和分类。当地打蜡厂产生的劳动力需求使妇女容易找到活计,在自家脐橙收获后,立即有零工可干。一般情况下,每斤脐橙收取0.13元的打蜡费用,如果需要催熟,则需要0.23元。无论脐橙收购价、市场价如何,打蜡厂只赚取固定的打蜡费用,因此在本地货源充足的条件下,经营没有任何风险。伟亿达果业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的纯利润就达到了160万元,公司的几位股东也成为村庄中的富翁。          三、脐橙产业带动的农村市场化发展          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市场因素早已通过各种途径侵入乡村,并改造着乡村。不过,与村庄中的脐橙产业链相比,市场经济的宏观格局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在车头镇的脐橙产业发展起来以后,村庄的生产生活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剧烈变化,得到了长足的市场化发展。这种发展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脐橙产业链市场将农民吸纳进去,改变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模式;二是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得劳动力有了机会成本,这导致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改变,以及传统村庄合作模式的瓦解,农业生产和村庄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     脐橙产业兴起之后,当地有了充足的劳动力需求市场,其中的主力是妇女。在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兴起之前,妇女是几乎没有机会成本的劳动力,她们一般只能照看家庭、从事家庭农业生产,很难在县域内打工挣钱。而脐橙产业链形成之后,她们的劳动力就有了需求市场。与加工、流通环节相比,脐橙种植环节的利润空间并不大,即使在市场行情较好的年份,脐橙种植也不可能如加工、流通环节那样获得暴利。果园中的活计粗笨繁重,为了控制成本,果园主自然希望压低劳动力价格,多雇佣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妇女,而非价格较高的男劳力。从劳动力未被定价的传统生产模式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对不高的劳动力价格已经很满足。     车头镇的妇女吃苦耐劳、劳动力价格低廉、供给相对充分,当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男性劳动力就几乎没有了任何优势。这样,虽然本地脐橙产业有了更多的劳动力需求,但由于昔日的边缘劳动力——妇女被充分调动起来,承担了以前没有从事过的工作,男性劳动力反而受到了排挤。在脐橙产业所带来的乡村劳动力市场中,妇女劳动力有价格低廉的优势,而男性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只好外出寻求更好的机会。当地不想去广东打工的男性,多到邻县从事伐木的工作。一旦妇女进入乡村劳动力市场,老年人就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劳作任务。在调查期间,我们发现老年人“忙”,主要是为子女家洗衣做饭、照顾孙子。在村子里经常能看到同时看管四五个小孩的老婆婆。黄陂社区林祥寿的母亲已经70多岁,她要负责照顾6个孙子。这样,很多家庭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格局,即老年人从事家庭劳动,妇女主要在乡村劳动力市场打工,男性外出打工。     在乡村劳动力市场兴起之前,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确实存在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问题,⑩当大家无法打工挣钱时,只好抱着“多一点是一点”的心态,将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种植中。黄宗智还认为,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是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的口粮地作为保险。农民生存理性使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11这是一种宏观上的揭示。在微观层面上,这种模式被细化为性别分工、代际分工、代际接力,12或称为“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家庭分工”模式。13     最近十多年来的农村市场化发展,使得农民家庭的生产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赣南农村,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得人们改变了以往过密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打工带来的相对高收益,使得人们逐渐形成“去过密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当人们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土地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时,人们只顾充分利用劳动力,而不管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益。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兴起,人们需要考虑家庭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努力在市场化条件下获得收益最大化。对于农业生产而言,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去过密化”。在市场化条件下,农民家庭所形成的劳动力配置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老年人主内,年轻人主外”的层次叠加,年轻男人外出打工,年轻妇女在家打工,老人照看家务成为常态。其中既有代际分工、代际接力,也有性别分工,它是当地农民适应市场经济最有效益的方式。当然,农民家庭的这种生产模式,有着更为严重的“自我剥削”。在这种模式中,无论是男人、妇女,还是老年人都承担着比以前更多、更繁重的劳动,每个人群的劳动强度都有显著增加。     (二)农民生产生活的市场化     最近一些年来,在脐橙产业的带动下,车头镇农民的生产生活也日渐市场化。这首先体现为传统的互助和合作关系的瓦解。在脐橙产业发展起来之前,虽然受市场经济大背景的影响,车头镇村民的互助和合作关系已经开始弱化,但毕竟不像今天这么彻底。那时,村民的互助仍然比较普遍,包括帮工建房子、种庄稼、收庄稼,甚至帮忙看门防盗等,村民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还可以相互照应。脐橙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村民之间的互助日趋减少。目前,大部分村民都通过市场解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相关需求,只有个别偏远的山村还较为普遍地存在帮工现象。     很多村民都说,以前请人帮工,饭菜比平时稍好就行,而现在要吃得好,需要好烟好酒招待,伙食费用高,还不如通过市场途径解决。市场日工价妇女为40~70元,男人为100~200元,请人帮工就耽搁了别人赚钱的时间;而在过去,农活忙完后,村民就无事可做,大家也愿意帮工,为了比平时稍好的饭菜而出力。村民还说,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请人帮工,因为帮工需要还工,否则就欠了人情;但自己在外打工,别人需要帮忙时自己不一定在家,不一定有时间;如果不能还工,别人会有意见,于是就干脆不请人帮工。也有村民担心,给别人帮工,自己需要还工时对方可能不在家。     帮工的衰落客观上与社会流动相关,更与市场化条件下农民的理性算计有关。其实,帮工也是一种投资,当给人帮工时,时间就以人情的形式被储存起来,将来在需要的时候别人通过帮工来还人情,相当于自己零散的时间被储存起来,于是可以应付农忙或者办建房子这样的大事。当市场经济深入农村时,理性计算越来越盛行,人情这种储存时间的方式就日益衰竭。在村民们看来,与其把时间以人情的形式储存,还不如把时间换成工钱直接存到银行,在自己需要帮工时,用钱付工资请人。这个逻辑与斯科特(James C. Scott)描述的东南亚村庄内阶级之间合作关系的崩溃有着高度类似之处。14而在乡村劳动力市场兴起之后,劳动力有了机会收益,直接在市场中将劳动兑换为工资的想法,也有了实践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对生活中的一些公共事件、公共时刻也越来越冷淡。婚丧嫁娶是村庄中的公共事件,按过去的宗族规矩,需要全族的人共同操办完成,而且应当操办得非常热闹。这些时刻,相互帮忙也是祖上留下来的规矩,不来帮忙的人就会得罪主家。而如今劳动力有了需求市场,大家都很忙,每个人都有事情做,有钱等着去赚。出现了婚丧嫁娶的事情,村里族里的人就会比较尴尬:按照规矩应该去帮忙,但挣钱又有十足的诱惑力。于是,一些比较守规矩的村民只好耽搁挣钱去帮忙,而不守规矩的人也就不去帮忙。办事主家此时也比较为难,请人帮忙就耽误别人挣钱的时间,不请红白喜事又不热闹。更多的人愿意“省事”。正是在这种农民心态下,一些新型的职业应运而生,它们专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市场化服务。     原本需要全村帮忙的红白喜事,现在主家也不愿意“麻烦”人,不再请人在家里做饭,直接到镇上的餐馆包餐,或者将专业的餐饮服务队请到家里来。餐饮服务队按饭菜量收费,对于主家而言,这真是省心的捷径。农村还出现了专业的丧葬服务队,专门帮农民看日子、打坟、下葬。过去由农民帮工合作完成的公共事情,如今各种专业的服务人员都能解决,而且看起来事情解决得似乎更好,因为这些人员更专业。重要的是,办事的主家从此省心省事,不需要因耽误村民挣钱而不安,也不用因此而欠人情,不欠人情也就不用还人情。没有了帮工的人情负担,农民再也不用受村里各种公共事务的拖累,可以专心致志地挣钱。只是村里逐渐少了公共事件,那些应该热热闹闹操办的红白喜事也越来越冷清,有人干脆也懒得办了。不办酒席的婚礼,村民过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下廖屋社区有个老人过世,儿子将尸体火化后直接拿到山上埋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村民感觉不妥,大家似乎又能理解,“毕竟挣钱更重要”,这也许是他们共同的想法。     车头镇还出现了专门养牛耕田的“耕夫”职业。赣南的地理格局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平均每户仅有耕地一两亩,分成多块且在不同的地方,同一地方的耕地由于地势原因也很难连片耕作,因此直到现在也无法机械化耕种。家家户户养牛耕田,显然不符合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原则。此时“耕夫”的出现,真是“众望所归”。此外,由于近年来农民都挣到了一些钱,掀起了盖房子的浪潮,建筑队、水电工等职业也有所兴起。     总之,脐橙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这导致传统的农村帮工合作体系的瓦解,并催生了各种新的职业。这种现实倒是符合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经典判断——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分工的发展。15农村的社会分工和新职业的出现,确实造就了一些脱离农业劳作的群体。车头村有个移民小组,原是车头镇兴地村的,从高山上整体移民搬迁到圩镇上。移民小组共有43户、290人,目前有15户通过林地流转种植脐橙成为果园主,另有两户返迁至原村,其他农户都在镇上从事非农的“非正规就业”,其中多人从事农用运输。兴地村的成功搬迁,显然得益于车头镇农民生产生活的市场化,因为市场化带来了多样的职业分化和非农就业机会。          四、市场化背景下的农民阶层分化          从车头镇的具体情形来看,在脐橙产业发展带动下,农民从农村市场化中获得了很多就业机会,有了不同收入来源,并出现了分化。赣南村庄的开放性并不强,虽然不断有农民实现城镇化而在城镇里买房,但这些农民仍然会留恋乡土,在村里也有住所。我们可以在掌握农民的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的基础上,来分析村庄内的阶层分化。大体说来,车头镇的农民可以分为7个阶层:村庄富豪阶层、村庄富裕阶层、规模种植阶层、小农兼业阶层、外出务工阶层、乡村务工阶层、村庄贫弱阶层。实践中的家庭经济形态非常复杂且经常变化,因此这种分类必然是对现实的简化处理。     (一)村庄富豪阶层     在车头镇,村庄富豪阶层有两种情形,一是在当地或外地开办有企业或经营较大的生意,二是拥有超大规模的脐橙果园。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游离于村庄,后者对农村林地有很强的依赖。不过,由于赣南农村的乡土观念仍然较强,村庄富豪阶层一般都与村庄保持一些联系,所以村民对他们的情况大体了解。车头村黄陂社区的下村大约有40户,其中有3户属于村民公认的富豪阶层。林永祥,早年外出打工,先学手艺后办厂,做铁皮生意,如今在深圳有工厂。林生凡则在深圳和安远县城都有电子企业,虽然规模都较小,但资产也有数百万,目前全家在县城居住。林棉中,在车头镇开办了家具厂,专门负责加工门窗,其产品销往本县和外县。车头镇当地有稀土、钼矿等资源,一些开发矿产的农民早就成为了富豪阶层。另外,依托脐橙产业,在销售市场和加工市场获利较多的农户,也可能跻身于村庄富豪阶层。例如车头村支书、主任郑隆泉合伙开办了专业打蜡公司,获利颇丰,因此也成为村庄富裕阶层。黄陂社区没有超大规模的脐橙种植户,但车头镇其他村庄有,其规模最大的达到了百亩。达到数十亩的规模,就可以跻身村庄富豪阶层。超大规模的脐橙种植,一般都会雇人专门管理。村庄富豪阶层年收入在数十万以上,一般可以稳定地实现“城镇化”,在县城里有房子,甚至进入大城市。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村里还有旧房子,一般由老人居住。村庄富豪阶层的比例在5%以下。     (二)村庄富裕阶层     这个阶层是脐橙产业发展的最大受益群体,其脐橙产业经营也高度依赖林地流转,对农村土地高度依赖,因此也是现行土地政策的受益者。村庄富裕阶层的比例在10%左右。他们在村庄中备受村民羡慕。一般来说,脐橙种植规模达到12亩(600株)以上,经营稍好就可能成为村庄富裕阶层。不过,他们也只是富裕而已,无法与开工厂、做大生意的富豪阶层相比。村庄富裕阶层农户的年收入至少在10万元以上。另外,依托脐橙产业,在销售市场获利较多的农户,比如从事农资买卖、脐橙经纪等活动,年收入也可能达到10万元,从而跻身于村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不能完全依靠家庭劳动力进行脐橙种植,在农忙时节往往需要雇工。当然,一些富裕阶层的家庭劳动力配置也可能存在代际分工或性别分工,家庭成员中有外出务工经商的。例如,黄陂社区的林小敏,夫妻俩种植了16亩(800株)脐橙树,老母亲操持家务,家里两个20多岁的儿子都在深圳打工。     (三)规模种植阶层     这个阶层与村庄富裕阶层有些类似,种植脐橙都达到了一定规模,不同的是村庄富裕阶层的种植规模更大。在车头镇,种植6亩以上的脐橙,就可以称为规模种植,其年收入可达6万元以上。规模种植阶层对林地依赖性较高,也是现行土地政策的受益者。规模种植阶层的比例在20%左右,属于村庄中的小康阶层,是村庄贫弱阶层和不稳定的外出务工阶层羡慕的对象。这个阶层基本可以依靠家庭劳动力进行脐橙种植,在农忙时节很少需要雇工。当然,这个阶层的个别家庭也可能出现劳动力剩余,因此有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的。在车头镇,也有个别规模种植阶层的农户,种植的不是脐橙,而是莲子、西瓜等其他作物。例如,车头村黄陂社区的村民林春荣家就规模种植西瓜,林祥寿家就规模种植莲子。在车头村莲花社区,人均土地比其他社区多,规模种植20亩西瓜的农户比较多。依靠种植这些作物,他们也可以达到年收入6万元的小康生活水平。     (四)小农兼业阶层     这个阶层也种植了脐橙,但是其规模不够大,在6亩以下。他们一般在自己的承包山地上种植,较少通过土地流转而获得其他林地,因此种植脐橙的收入较为有限。不过即便只在自己的承包地上种植,他们也是脐橙产业发展的受益者,每年从脐橙种植中的获益也有不少,多的甚至达到5万元。这个阶层在种植脐橙之外,还在乡村劳动力市场上务工经商,所以被称为小农兼业阶层。根据家庭劳动力情况的不同,他们在乡村劳动力市场的务工收入一般为1~2万元。此外,这个阶层农户也可能在乡村市场中从事自雇小商人、脐橙经纪等职业,此项收入一年也可达到几万元。小农兼业阶层农户在务工与脐橙种植两项上的家庭收入总和,大体上为3~6万元,其中较高收入者与规模种植阶层农户的年收入相当。车头村村干部杜隆有说:“外边有人打工挣钱,家里能种两三亩脐橙,这样的生活就比较好。”这种说法正是很多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的写照。小农兼业阶层的比例在35%左右,与规模种植阶层同属于村庄中的小康阶层,是村庄贫弱阶层农户羡慕的对象。     (五)外出务工阶层     这个阶层以外出务工为业,目前对农村土地依赖度非常低。他们很少回家,属于村庄外的“流浪者”。也有的外出务工阶层农户家里的老人在承包田里种植了水稻,但这仅仅是糊口之用,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甚至也有人种植了一点脐橙(如不到1亩),但占家庭收入比例很低。当年政府推广脐橙种植时,这个阶层的多数农户或者是对脐橙种植没有信心,或者是本来就在外打工,家里没有劳动力,因此将自己的林地流转给了邻里或亲戚。由于脐橙树的存活期为40年左右,所以当时林地流转的期限是40年。打工收入是他们的家庭总收入,具体数额与家庭劳动力数量有关。外出务工阶层的比例在20%左右。他们的普遍心态是后悔未能跟上脐橙产业发展的步伐,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他们对未来有些忧虑,缺乏安全感。无论现在打工收入多高,他们都担心自己年龄大了,或突然生病,不能继续打工,生活将难以为继。     (六)乡村务工阶层     这个阶层以在乡村务工为业,他们大多原是外出务工阶层,因年龄、疾病等原因返乡后,由于没有林地,无法种植脐橙,只好在乡村劳动力市场上务工,或成为自雇小商人。他们中大多数人也有不错的收入,并不比外出务工阶层低。车头镇的一些中年农民返乡以后,丈夫在邻县的林场伐木,妻子则在乡镇内的果园干活,也能有不错的家庭收入。林根胜2008年从广东打工返乡,之后一直在家里做水电工,承包装修工程,妻子则每天到果园打工,日工资50元左右,两个小孩都在上学。有大约5%的农民属于乡村务工阶层。他们在心态上与外出务工阶层有类似之处,也因没有跟上脐橙产业发展的步伐而后悔,不过他们毕竟从脐橙产业发展中得到了在家乡就业的机会。     (七)村庄贫弱阶层     贫弱阶层是村庄的最底层。这个阶层主要有两类,一是因病致贫的农户,二是懒惰而无所追求的光棍汉。因病的贫弱农户往往既没有种植脐橙,因缺少劳动力无法外出务工或在家兼业。他们属于村庄中的“贫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是他们的追求目标。车头村黄陂社区的林鑫森,为了生儿子,在外地躲计划生育多年,也因生育3胎而被罚不少。妻子因为过度生育而身体衰弱,家里即没有耕地也没有脐橙,全家仅靠林鑫森一人的打工收入糊口。车头村长沙口社区的李某,长期身体不好,无法从事稍重的体力劳动,至今家里没有盖新房。他虽然不满足于现状,却无法反抗命运的安排,最终皈依了基督教。有5%左右农户属于村庄贫弱阶层。     显然,在车头镇,脐橙种植状况对农民的阶层分化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其背后是林地的占有状况。虽然一些农民可以通过从事商业活动,办厂做生意而成为村庄富豪阶层,一些农户则因为疾病或其他原因而落入村庄贫弱阶层,但从总体上讲,当地的脐橙种植对农民阶层分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脐橙种植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的阶层状况,种植脐橙多的农户可以轻松跻身于规模种植阶层甚至富裕阶层,而种植脐橙少的农户只能成为小农兼业阶层;没有种植脐橙的农户只能选择继续外出务工,回乡后也只能在乡村市场中务工或成为自雇小商业者;如果境遇恶化,他们就可能落入村庄贫弱阶层。由脐橙产业带动的乡村市场,也在农民的阶层分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脐橙产业的相关市场给农民带来了打工机会,也带来了商业机会。劳动力状况稍好的家庭可以通过在乡村市场中打工来提高家庭收入,头脑精明的农民更是可以在脐橙的运输、买卖、加工市场中获得提升社会阶层的大好机会。          五、农村中间阶层及其利益保障          车头镇农村的阶层分化,在村庄内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间阶层。村庄里有相当规模的中等收入家庭,村庄经济没有过度分化,非常富有的只是少数家庭,非常贫穷的也只是少数家庭。从经济收入上来看,除了村庄富豪阶层以外,村庄富裕阶层、规模种植阶层、小农兼业阶层、外出务工阶层、乡村务工阶层都能过上不错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村庄里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家庭比例达到了村庄所有家庭的90%左右。其中除了外出务工阶层以外,其他阶层都从脐橙种植及相关产业链中受益。当然,由于受益程度不同,在这个巨大的中间阶层中,也存在一些分化,既有富裕和小康家庭,也有对现状不满、为前途忧虑的外出务工阶层和乡村务工阶层。     务工阶层的心理状态主要是后悔未能赶上脐橙产业发展的好时机,由于土地紧张和政策限制而不能重新搭上脐橙产业发展的快车。最初发展脐橙产业时,为形成规模效应,需要将山地流转集中给部分农户。脐橙推广阶段,很多农民根本就没有预见几年后赣南能够形成全国有名的脐橙产地,因此将林地廉价转让给了脐橙种植户。例如,黄陂社区人均林地1.5亩左右,种植脐橙之初,大多数农民将林地承包权以每株脐橙0.5元(每亩可以种植50株)的低价转让,而且流转期限一定就是40年。当时很多农户对脐橙发展没有信心,索性将林地流转出去,现在他们不可能要求收回。虽然没有种植脐橙的农户可以外出打工,但是打工收入相对于脐橙收益还是相差甚远。无林地或林地很少的农户也可以在乡村市场中务工,但其微薄收入与脐橙产业务工的季节性特点,决定了其中的大多数人很难改变自己在村庄经济分层格局中的地位。他们中仅有少数人可能抓住乡村市场中的某种机遇,成为收入不错的特色职业者,如水电工、殡葬服务人员等。     脐橙产业蓬勃发展,在本地容纳了部分中老年劳动力,村庄青壮年也被部分地吸纳到脐橙种植及其各个产业链环节中来。但刚出学校的年轻人在农村没有用武之地,他们往往毕业后就到沿海城市打工,不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南坪村丁建彪2005年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同本村的同龄人一起在深圳的工厂流水线上工作。在外打工3年后,觉得很没意思,挣钱太少,于是2008年又回村寻找新的出路,但发现农村也没有出路,“重的活干不了,轻的活轮不到干”。他尝试了开店、做买卖,最终在亲戚的帮助下,承包了18亩地种植莲子,成了附近有名的“莲子大户”。丁建彪是返乡年轻人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其他年轻人根本没有类似的机会。许多返乡年轻人也想种植脐橙,加入脐橙产业发展的大潮流,但林地承包格局的固化让他们感觉创业无望。     虽然务工阶层对现状有些不满,但是他们毕竟人数太少,而且利益有所分化,其中有些人能够从脐橙产业中受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完全没有从脐橙产业中受益。也就是说,车头镇有一个巨大的中间阶层从脐橙产业链中受益,他们是农村社会的稳定性力量。     笔者之前的研究发现,一些地区农村由于存在基于土地流转和占有而产生的庞大“中间阶层”,土地占有状况虽然不均,农民却对土地制度异议并不大。16贺雪峰研究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农村人财物快速流向城市的同时,他们的耕地以极低价格非正规地流转给了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邻里亲友,这使得在村的农户可以耕种20亩左右的耕地,从而成为新兴的“中农”阶层,“中农”阶层成为维护农村秩序的基本力量。17杨华从土地耕种、社会资源占有角度对农民阶层分化进行了划分,其中作为耕种中等规模土地、获取中等水平收入的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社会禀赋和在农村阶层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在乡村治理和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价值引导和治理主体的重要角色。18这些研究显然已经注意到了中间阶层是农村社会的稳定性力量,但是受研究地域和视野限制,没有研究特色农业发展地区的阶层分化,未能注意到乡村市场发展在农民阶层分化中的重要作用。在车头镇,脐橙产业所带来的乡村市场发展,显然对农村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的稳定机制,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村社会结构去理解。中国农村是城市发展和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而中国农村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高度稳定,奥秘就在于农村形成了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能够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获益。正因此,改革与发展中的法律、政策和制度需要对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给予最大程度的保障。     按照黄宗智的说法,中国的小规模农业有着发展的重大契机,未来10年到25年经济持续发展,会带来食品消费结构从以粮为主到粮、肉—鱼、菜—果兼重的转型,农民响应这种转型,就会带来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农业转型和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将扩大农业的就业容量,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减少。以小规模农场为主体的中国农业,可能在未来10年至25年,达到充分的农业就业,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将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将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虽然贺雪峰从结构约束的角度对黄宗智的判断提出了质疑,20但从微观层面的研究来看,确实有一些地方正在向黄宗智所预言的方向发展,车头镇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无论黄先生的推断在宏观结构上是否正确可靠,在车头镇这样的农业转型成功的地区,显然需要让广大的农村中间阶层分享农业转型发展的利益,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农村社会稳定。     让广大的农村中间阶层分享农业转型发展的利益,首先应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高效农业,而不是发展大规模的农业。大规模农业的发展,一定伴随着大资本的介入,资本介入一定会与农民(主要是农村中间阶层)争夺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最终赚取高效农业的收益,农民从中并不能得到多少利益。即使部分农民能够从中获取更高的地租,但作为整体的农民并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车头镇的实践中,农村中间阶层从脐橙产业的发展中获取了巨大利益,也有一部分农业利益被外来资本赚取。最初政府倡导脐橙种植时,为种植户免费提供树苗和技术支持,并在山林流转、果园建设方面提供帮助,并要求各级干部、公职人员带头种植一定规模的脐橙。有些干部看准机会,做了很大投资,例如当时有位县长在车头镇通过林地流转建了3000亩的果园。现在农民提及此事,只是怪自己没有眼光。当然,大资本参与脐橙种植,在市场信息收集、市场网络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带动作用。但是,如果这些林地由农民来种植脐橙,农村中间阶层必定更加壮大;如果这些林地可以较为自由地流转给返乡农民工,农村中间阶层显然会更加稳固。     如果真要保障农村中间阶层农民的利益,就不应该仅仅让他们获取地租收益,而应该让他们参与分享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即广泛参与能够成功的高效农业。因此,农民需要的就不是所谓的资本下乡经营农业,不是所谓现代的农业经营公司,而是高效农业的经营合作社。这样,占多数的农村中间阶层农户可以以自己的土地参与经营高效农业,获取高效农业的收益,而合作社又能为他们提供广泛的销售渠道、生产信息等,并为他们解决资金问题,帮助他们抵御市场风险。当然,并不是说大公司和资本不能介入农业,而是说它们不应该介入赚取农业生产环节本身的利润。大公司和资本在市场经济中有其固有的优势,农民不能与之相比,倘若其能参与农业深加工或生产之后的销售等环节,这样大多数农民赚取高效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而资本获取农业生产之后环节的利润,两者互相扶持,岂不是两全其美!政府需要做的是,既为资本提供合适的市场环境让其参与农业生产之后的环节,又要规制其进入农业生产环节本身获取农业生产利润。     当然,即使在加工和销售领域,如果政府给予足够的支持,中间阶层农民也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利润。赣南脐橙的品牌效应出现之后,有了广泛的销售渠道和网络,脐橙的生产、加工、销售领域的风险都大大降低。尤其是在脐橙的打蜡加工环节,几乎没有技术含量,中间阶层农民完全可以参与进来,从而分享其利润。倘若在政府的支持下,由农业合作社来经营脐橙的打蜡加工,农村中间阶层农民就能获得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的一部分利润,而不是任由这些利润完全归资本和中介商人所有。     农村中间阶层农民所能获取的收益更多,中间阶层就更加稳固,这样农村社会就能更加稳定,从而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提供更加稳定的农村基础。          *感谢共同参与调研的陈靖、燕红亮、左雯敏等20多位师弟师妹。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283页。     ②参见周晓虹:《再论中产阶级:理论、历史与类型学》,载《社会》2005年第4期。     ③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⑤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⑥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载《社会》2005年第l期。     ⑦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贺雪峰:《组织起来》,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⑧温铁军:《稳定大局与三农新解》,三农中国网站,http://www.snzg.cn/article/2011/1231/article_27019.html。李昌平:《三农问题,中国要避免做菲律宾第二》,三农中国网站,http://www.snzg.cn/article/2008/0306/article_9334.html。     ⑨黄宗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载《领导者》2008年第3期。     ⑩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1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载《读书》2006年第2期、第3期。     12陈柏峰:《农地的社会功能及其法律制度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     13贺雪峰等:《农民工返乡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4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200页。     15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16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载《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17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8杨华:《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阶层的重构》,载《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0贺雪峰:《农业的前途与农村的发展》,载《读书》2008年第10期。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来源:《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进入专题: 中间阶层 市场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分层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568.html    

爱思想 | 邹爱华:科学发展观视阈下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邹爱华:科学发展观视阈下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进入专题 : 科学发展观 土地征收制度    ● 邹爱华       【摘要】我国当前的征地制度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冲突,表现为:过于宽泛的土地征收目的范围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冲突,补偿额过低与城乡统筹发展之间的冲突,被征地农民不能就业与以人为本之间的冲突。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对土地征收制度进行以下改革:明确土地征收目的范围,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补偿被征地农民,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劳动就业权。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土地征收;可持续发展;城乡统筹;以人为本          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该《决定》之所以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是因为我国当前的征地制度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之间存在冲突,改革征地制度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一、土地征收制度的历史变迁          1.土地征收目的范围逐渐缩小     土地征收目的是国家动用征收权征收土地的出发点,新中国关于土地征收目的范围的规定体现在宪法和具体的土地征收法中。宪法一直明确地将土地征收目的范围限定为公共利益的需要。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时的1954年宪法第13条就明确规定,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私人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方面的财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75、1978、1982年宪法都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但是,具体的土地征收实践依据是土地征收法而不是宪法。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土地征收法并没有明确将土地征收目的范围限定为公共利益的需要。1953年12月5日,政务院发布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布的第一个全面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的法律文件。《办法》第2条规定:“凡兴建国防工程、厂矿、铁路、交通、水利工程、市政建设及其他经济、文化建设等所需用之土地,均依本办法征用之。”根据该条规定,土地征收目的范围非常广泛,只要建设需要土地,就可以征收土地,并不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建设才能征收土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1958年1月6日,国务院公布了修正后的《办法》。修正后的《办法》没有改变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只是对原来的句子作了一些调整,其中第2条规定:“国家兴建厂矿、铁路、交通、水利、国防等工程,进行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市政建设和其他建设,需要征用土地的时候,都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1982年5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废除了《办法》。《条例》第2条规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需要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必须按照本条例办理。”至此,土地征收法都没有明确限定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是公共利益的需要。首次明确规定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是公共利益需要的法律是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该法废除了《条例》。其第2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征收。至此,在土地征收法律中,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缩小了,限定为公共利益的需要。     2.补偿标准逐步提高     不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办法》、《条例》,还是后来1986、1988、1998和2004年的土地管理法,都是规定国家只按照被征收土地的产量的一定倍数支付补偿费用。随着社会的发展,补偿标准逐步得到了提高。《办法》规定的补偿标准是:“对于一般土地,以它最近2年至4年的定产量的总值为标准。”《条例》规定的补偿标准是:征收耕地(包括菜地)的补偿费标准,为该耕地年产值的三至六倍。征收耕地(包括菜地)的,每一个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每亩年产值的二至三倍。但是,每亩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倍。个别特殊情况,按照上述补偿和安置补助标准,尚不能保证维持群众原有生产和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可以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20倍。1986和1988年的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与条例相同。1998和2004年的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是:征收耕地的补偿费标准为该耕地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包括菜地)的,每一个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每亩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个别特殊情况,按照上述补偿和安置补助标准,尚不能保证维持群众原有生产和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可以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30倍。     3.安置办法逐步市场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采取了有计划的实物安置方式来安置被征地农民。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基本原则中有两条:一是“既应根据国家建设的确实需要,保证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土地,又应照顾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对土地被征用者的生产和生活有妥善的安置”;二是“凡虽属需要(的工程),而对土地被征用者一时无法安置,则应俟安置妥善后再行举办,或另行择地举办”。这两条原则都强调了对被征地农民的妥善安置问题。为了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办法第13条规定政府和用地单位必须承担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的义务:“农民耕种的土地被征用后,当地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协助解决其继续生产所需之土地或协助其转业,不得使其流离失所。用地单位亦应协同政府劳动部门和工会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吸收其参加工作。”据此可知,办法要求被征地的地方政府要有计划地安置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是给被征地农民安排从事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地或提供工作岗位。这种安置方式一直延续到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改之前。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改变了原来的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取消了地方政府承担安置被征地农民生产的义务。只是在第50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该规定意味着,被征地农民需要通过市场来就业了,不能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从事耕种的土地或非农业的工作岗位了。          二、土地征收制度与科学发展观要求之间的冲突          1.过于宽泛的土地征收目的范围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冲突     虽然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只有当为了公共利益时才能征地,但由于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加上公共利益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导致实践中的土地征收目的范围过于宽泛,只要政府觉得有必要征地,就可以启动征收程序进行征地。修建公路、铁路、港口等公用的基础设施可以征收土地;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扩展大学校园或异地重建校园,设立大学城可以征收土地;为了发展经济,引进高技术企业,推动工业化进程,设立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可以征收土地;为了推动城市化进程,房地产开发商修建商品房也可以征收土地,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超越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可以找到法律依据。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该条规定,只要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不管是为了公共利益目的的建设,还是为了私人利益目的的建设,都只能使用国家原有的土地和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后所获得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当国家原有的土地不能满足为了私人利益目的的建设需要时,国家可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提供给为了私人利益目的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当前,在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就是这样操作的。     由于政府可以超越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加上政府可以低价征地和高价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巨额财政收入,导致政府倾向于尽可能地多征地,而不是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原有的国有土地。这种做法不利于保护我国的耕地,导致我国的耕地日益减少。     政府超越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所导致的耕地减少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相互冲突,主要体现在耕地减少会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保证本国的粮食安全。要想保证粮食安全,就必须维持与人口数量相匹配的一定数量的耕地。当前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3亿,到2033年有可能达到15亿的高峰值,为了保证国人的粮食安全,至少需要18亿亩的耕地。1但是,根据国务院2008年10月23日发布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介绍,未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形势日趋严峻,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将不可避免地占用部分耕地,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建设也需要调整一些耕地。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规定,到2010和2020年,我国的耕地应当分别维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截至2008年,我国的耕地为18.257亿亩。据此判断,如果政府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尽可能少地征地,上述目标应当可以实现,从而能够维持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耕地数量。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政府倾向于尽可能多征地的情形下,上述目标能否实现。因为政府倾向于多征地的行为会导致规划目标在实际执行中被打折扣。     2.补偿额过低与城乡统筹发展之间存在着冲突     虽然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断提高,但是根据该标准支付给被征地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额在被征收土地的整个价值额中只占少部分。学者在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后认为,如果将政府出让被征地的土地使用权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对于使用人而言是其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成本价)假设为100,其中收益被征地农民只得到5%—1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到25%—30%,政府及各部门所得为60%—70%。2     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得的补偿额过低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一是影响城市本身的发展。当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土地都被征收时,该集体经济组织就会被撤销,所有被征地农民的身份就会发生变化,由农民变成了市民。在这个身份转化过程中,如果被征地农民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补偿款的话,过上普通的市民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可是,由于当前的补偿额偏低,被征地农民所获得的补偿款难以保障其普通的市民生活。如果遇上法定的补偿安置不到位,又不能就业时,被征地农民将沦为城市贫民。如果城市大量征地,出现众多的城市贫民,将会影响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二是影响农村的发展。当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只是部分被征收时,在大多数情形下,被征地农民的身份不会发生变化,仍然会居住在农村。在补偿额偏低的背景下,被征地农民一般很难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被征地农民的收入减少,意味着该地区的流通资金减少,从而会影响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三是拉大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当前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根据农业部提供的统计数据,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由9646元首次超过1万元。3补偿额偏低将进一步拉大这种差距,原因在于,补偿额偏低意味着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失去土地的过程中,没有获得或者只获得了很少的土地增殖收益,失去了发展的物质基础,相反,补偿额偏低意味着政府和建设单位获得了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土地增殖收益,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简言之,土地被征收后,如果补偿额偏低,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而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会加速,结果就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3.被征地农民不能就业与以人为本之间存在着冲突     虽然市场化的安置办法适应了市场经济形势下就业市场化和自主化的特点,但是这种安置办法对被征地农民不利,原因在于这种安置办法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交给了市场来解决,可是,在当前,由于外在的和自身的原因,许多被征地农民无法就业。从外在的形势来讲,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从自身来讲,被征地劳动力普遍地缺乏文化知识,素质不高,没有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一技之长,没有竞争力,如果再遇上年龄偏大或身体不好,就更没有竞争力了。据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3月,没有就业的被征地农民人数已达到4000万。4     在当前补偿额偏低和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保护的情形下,不能就业的被征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都遇到了困难,这种状况不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贯彻以人为本的要求,意味着被征地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应当不下降,长远生计应当有保障,能够进一步发展。但实际情况是,当被征地农民不能就业时,他们的生存都会遇到困难,更谈不上发展了。九三学社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60%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5          三、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修改土地征收制度          鉴于当前的土地征收制度与科学发展观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修改现有的土地征收制度。     1.明确土地征收目的范围     明确土地征收目的范围,有利于缩小征地范围,有效保护耕地资源,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对于如何规定土地征收目的范围,不同国家由于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立法传统,导致其土地征收法在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主要有详细列举式、概括列举式、概括式和分散式。所谓详细列举式,就是在土地征收法中将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业一一列举出来。所谓概括列举式,就是在土地征收法中将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业按类别列举出来。所谓概括式,就是在土地征收法中对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业作出抽象规定,既没有一一列举,也没有分类列举。所谓分散式,就是在土地征收法中没有规定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业,既没有一一或分类列举,也没有抽象地概括,而仅仅规定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业由特别法规定。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笔者认为,应当采用概括列举式规定公共利益范围,其他三种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首先,考虑到我国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传统,不宜采用详细列举式。其次,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和加强耕地保护的需要,不宜采用概括式。最后,考虑到目前的《铁路法》、《公路法》、《邮政法》和《国防法》等特别法都没有授权征收土地的规定,如果要采用该模式,我国将需要修改大量的特别法,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不符合效益原则,因此,也不宜采用分散式。     依据国情,可以将我国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业概括列举为以下几类:(1)修建供公众共同使用的设施。包括公路、铁路、轻轨、飞机场、各种停车场、出租车站、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港口、码头等各种公共交通设施;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各种公共文化设施;医院、墓地、邮政、自来水厂、电厂、煤气厂、污水排放设施等各种生活使用设施;公园、运动场、休闲广场等各种休闲设施;其他供公众共同使用的设施。(2)修建有利于公众福利的设施。包括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的设施;防护林等环境保护设施;河流的防堤、护岸设施,山区的防滑坡设施,消防和救灾设施等公共安全设施;其他有利于公众福利的设施。(3)促进社会发展的事业。包括消除贫民窟和衰败破旧地区或预防贫民窟和衰败破旧地区形成的事项;消除犯罪方面的事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修建;其他促进社会发展的事业。(4)促进经济发展的事业。仅限于国家批准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项目的建设。     2.按照被征收土地市场价值补偿被征地农民     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补偿被征地农民,意味着被征地农民可以参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过程中出现的增殖收益的分配,被征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数额将大大增加。当被征地农民变成市民时,他们可以促进城市本身的发展;如果继续留在农村,拥有了高额补偿款项的被征地农民可以促进农村的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按照被征收土地市场价值补偿被征地农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土地征收只是意味着征收人可以借助国家公权力强制性地获得被征收人的土地,并不意味着征收人可以不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向被征收人支付补偿款。正因为如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日本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所规定的补偿标准无一例外地都规定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是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该市场价值是指一个自愿的卖方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给一个自愿的买方时所获得的金额。既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理由在土地征收补偿方面不遵守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     对于征地补偿标准所存在的缺陷,国务院已经有所认识,并在按照被征收土地市场价值给予公正补偿这个问题上迈出了一小步。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订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该规定将按照统一的“区片综合地价”作为征地补偿标准选项之一就是对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基本原则的初步承认。不过,“区片综合地价”与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区片综合地价”只是同一地区的土地的平均价值,忽视了同一地区的不同地块之间的价值差异,因此,虽然与“年产值”补偿标准相比较,“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在遵循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基本原则方面是一个进步,但还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基本原则的要求。为了在征收补偿问题上贯彻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基本原则,我们需要修改土地管理法,取消按照年产值的一定倍数给予被征收人补偿的规定,而明确规定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给予被征收人公正的补偿。     3.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劳动就业权     如果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能够按照被征收土地市场价值补偿被征地农民,完全失去土地的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肯定会有很大的改观,但不能因此忽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原因在于,如果被征地农民得到了一笔高额的补偿款,却不能运用该款项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实现再就业以获得新的收入,而仅仅只是靠该款项及其利息过生活的话,将会坐吃山空。而受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只有少部分被征地农民会自谋职业,大部分被征地农民需要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就业。     为了解决1998年土地管理法在市场化安置办法方面存在的缺陷,国务院于2004年10月21日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对安置办法进行了修订,强调要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妥善安置,在城市规划区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将因征地而导致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规划区外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当地人民政府要在本行政区域内为被征地农民留有必要的耕作土地或安排相应的工作岗位;对不具备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无地农民,应当异地移民安置。根据该规定,城市规划区外的被征地农民与城市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相比较,前者的劳动就业权更有保障。原因在于,前者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耕种土地或工作岗位,而后者只能通过市场去就业,能否获得就业岗位是一个未知数。在实践中,大量被征地农民处于城市规划区内,仅仅将他们纳入城镇就业体系,为他们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服务,仍难以解决其就业问题。     为了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劳动就业权、解决其生活困难问题、促进被征地农民的发展,应当要求当地政府承担有计划地安置被征地农民的义务,安置方式是给被征地农民安排从事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地或提供工作岗位,在不能妥善地安置被征地农民前,不得征收农民的土地。          邹爱华,单位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1封志明《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障》,载于《人口研究》2007年第2期。     2温铁军、朱守银《土地资本的增殖收益及其分配——县以下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与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土地问题》,载于《中国土地》1996年第4期。     3郭晋晖《城乡差距破万元中央将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载于《环球时报》2009年1月16日。     45邹爱华《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载于《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         进入专题: 科学发展观 土地征收制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公共政策与治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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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时局-未来(上)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中国选举与治理 | 思潮-时局-未来(上)

    主讲人:李伟东   主持人:秋风   评议人:王占阳、石秀印、孙龙、蔡霞   秋风: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最近两年,不论是政治还是政治思想,变化都是非常大,而且在我看来整个政治思想的结构发生了一次比较重大的重新的组合。而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变化,包括政治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应先恐怕不是1年、2年,而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伟东兄,据我所知,过去一年也是非常活跃,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代表人物,从极左到极右,中左中右,各色人等,伟东都有非常深入的接触。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面,还有这种理解力的人,我相信在中国没有了,就只有伟东兄了。   所以我想正好现在是年底,究竟过去一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所发生的事情对未来的一年和更长的时间有什么意义,我就特别请伟东兄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伟东也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以前其实我也听过,但都是比较断断续续的。这是算一次比较完整的报告,我非常期待,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就请伟东兄做这个报告,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还请了几位国内重量级的政治学家,有王占阳先生,还有蔡霞女士,还有另外几位朋友,他们会做一个评议,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   李伟东:   非常感谢天则所,盛洪所长,虽然有过见面,但是很少在一起长时间的讨论。也感谢秋风先生,感谢天则所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天则双周论坛是我多年一直学习的地方,10多年,接近20年以来,天则所茅老师以及盛洪兄,还有秋风兄还有很多人,包括余老师,给中国的思想界贡献了非常多的智慧,也贡献了很多思想,推出了很多的人物。看天则的网站,看天则的双周论坛,仔细看每个人的讲演,每次都受益匪浅。这次天则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我也很荣幸,因为我很少在外面讲。这两年情况也有所变化,好像我是突然出来的。其实我03、04两年曾经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社长,当时我的搭档是温铁军,他是一个比较偏左翼的三农问题专家。当年我们也对农村问题做了很多观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主要是做行政方面的保障事务。我自己是学经济的,我是吉林大学77级经济系的。20多年以来好像一直在参与改革这件事,从80年代以来就和北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熟,包括现在在海外的和留下来的,当了高官的和仍然沉在民间潜心研究的,各方面的朋友很多。受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结合我自己的思想观察,有一些体会。去年以来,有一些特殊的变化。   由于我朋友关系比较广泛,我在左右两个方面都参与讨论。原来的讨论是比较私下的,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公开了。比方说左翼的杨帆先生(他自己不承认左翼)组织的一些讨论会,包括跟乌有之乡一些人的讨论包括网上的一些公开争论。大家最近都比较激动,跟杨帆先生那边参与了很多左翼的讨论,最近在网上跟一些人也有争论,包括你们都知道的郭松民、苏铁山,都有一些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共识网上也发了我一些东西,最近发了一个标题叫“林彪是罪魁祸首之一”,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我是说,不存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存在的只是把毛加进去的,毛林江的反人民集团。这算是我对过去历史的一个观察。由于跟左右各派的讨论,发现近两年来思潮非常之多,多到了十几种,二十几种,各种各样的想法。有极左翼的,比如乌有之乡和相关联的一些网站,他们内部也有差别,不停鼓动要发动二次文革。   而且对毛的评价变得非常的有意思,比方我在网上私下跟仲大军,大军网是很有名的网站,提供了很多思想,但那次吃饭实际上又有郭松民、杨帆、大军,我们几个人,就一直在争论。我说我的问题是,现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结果,这么严重的一个态势,到底是毛的路线的继续,就是他的专制体制的继续,才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还是像你们说的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然后走资派又重新上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都是后面这个结论,就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毛是英明伟大的,后来在微博上争论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发到微博上,仲大军直接回复我说,毛就是耶稣,是全世界的领袖,未来的问题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也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我非常意外,大军兄是多少年的朋友了,盛洪也都知道的,但他非常的激烈。我问,毛到底是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还是差别很大的等级化的社会?本来就很平等,所以才有未来那么剧烈、暴烈的行动。他说毛建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公平、平等的社会,毛就相当于当代的耶稣。   当然我也见过另外一拨人,比方说言辞和主张都越来越激烈的原来是纯粹的自由主义学者。最近我看到他们的言论都非常激烈,我不好多点名字,说一两个,比方说像刘菊明,这个已经是基本上是认为大变革、剧烈的变革、社会动荡性的变革不可避免。还有翻译哈耶克的,翻译韦伯的那几位翻译家,都已经变得非常激烈。   所以我要先说说思潮,而且现在出现一个像梦魇一样,像咒语一样的东西,就是2012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沉重。比如说2012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大的换届年,换上来的人和过去的人有什么差别?中国会不会因为换了人,换了领导集团,而又重大变革呢?还是仍然会温吞水的这样走下去。但是不管上面换不换,社会会不会等待它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说你换不换都没有关系,但是整个社会上要有别的东西出来了。所以说2012对全世界来说也处在一个,比方说金融危机啊、正在探底啊、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啊这种情况。但是官方的思想认为,中国的2012不是一个往下走的问题,不是一个会不会崩盘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模式将大行其道,在全世界风靡,而且中国的崛起将在2012变成某种现实的问题。这样的学者也很多,比方说北大的潘维全世界去推销中国模式,组团去推销中国模式。还有类似的很多人,左翼的一些人。内部的讲法就更多了,像张木生先生认为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当然中国已经到了89,就民怨气氛而言。他再跟我说,跟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在位的那些人能把羊头挂住,意思是保证现有政权不再未来一年崩盘,新上来的太子党就一定会重整山河,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且全世界会把整个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崛起的时候大大发展下去。   所以明年到底会怎么样也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情况,今年也到了年底了,现在已经是12月。未来一年中国将如何走,我先说说各种思潮。各种思潮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走势,所以我第二个问题要说时局,对时局的判断,官方的判断、民间的判断以及我的判断。第三个问题说说我对未来的判断。我就大概说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前一次在两个月前,10月初,在成都的安仁,是樊建川他请我们去。当时秦晖,徐友渔,张木生,肖公秦,杨帆,左翼的像朱苏力、黄纪苏他们都去了。就是左右对话,我在当时讲了当前的思潮,共识网已经发了,当时我讲了6种思潮,共识网就是按这个发的。当时我说完之后就有人批评我,说至少忘了秋风兄的儒家宪政,也就是保守主义思潮。这个保守主义和刘菊明说的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菊明说的保守主义是指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就是对自由主义的非常保守顽固的,或者说非常任性坚持的那样一个自由主义原则。但中国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向儒家回归,或者向传统回归,或者向国学回归。也不完完全全是回归,也是超越,是与现在的普世价值相结合。大概我是这样一个理解。这个保守思潮也很厉害,当时说我漏掉了保守主义思潮,也漏掉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近我发现还有两种势头非常明显,成为思潮。一个就是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国粉”,民国粉。这个来势汹汹,而且对自由主义侧翼,对刘菊明他们都形成一种围剿的态势,这个是非常厉害。比较有名的像网上大事将至,书海飘香,这几位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非常活跃。如果底下有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本人到了,也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顺便插一句,秋风说我是什么杰出的观察家。我一想,观察家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想明白了,观察家就像足球的球友,看别人怎么踢,然后我们或许能看出点门道。   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比较厉害的一拨,出现的这种国民党粉。按现在我分了10种思潮,这个说起来就比较繁琐。我按了一个特别传统的方式来区分,传统的是左右的方式。左右这个概念就非常不科学,我先认同它不科学,因为前一段时间,高超群就在这也讲过一次流派的分野,我们之间也有讨论。他就是反对用左右的方法去分思潮,连秦晖先生,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左右是不科学的,我也同意,但是左右对中国来说是有意义的。比方说左翼的思想思考者,行动者说我要回到毛左,自己宣称自己是毛左,就是毛泽东左派。张宏良在他的演讲当中,公开说中国过去10年最有意义的思想动向,就是出现了毛泽东式的共产党人,就是毛左,原话叫毛派共产党人。他自己宣称自己是左翼,而且乌有之乡前不到一个月,把它的整个页面换成了向薄熙来同志致敬什么的。而且也有人自称自己是右翼的思想家,所以首先是从大家的传统语境上过渡过来的。很多人他们自己就这样自称,然后我们习惯上也这样去划分。   所以我只是要说明一点,我所说的左右之分和国际标准不一样。国际标准,所有的左翼,包括早期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等等,包括工会的工潮当中的左翼思想家,基本上是关心底层民众的利益,为工农呼吁社会平等,呼唤人权,批评政府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总之国际的左翼思潮是反不平等的,保护人权的,对政府是采取批评态度的。而国际的右翼可能是和资本相关联的,维护资本利益的,和某种权力结构离得更近,这是国际的标准。但在中国反而是倒过来的,因为我观察乌有之乡左翼的讨论,当然他们也有对底层民众疾苦的关心,而且以此为依据认为第二次文革是该来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观察这些左翼的思想者,对官方的态度,对美国的态度,对国际各种各样事情的态度,在国际重大事情当中的对官方的支持。比方说民间认为卡扎菲倒了很好,叙利亚该制裁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民间力量,民间思想者都这样认为,而左翼力量反而是不停地在帮助官方说话。我说的左翼力量不包括,有一些在网络上像城管一样的,我们把他叫“五毛”我这个话不在这儿说,我不想用一个什么概念羞辱别人。总之这些人算不上是左翼思想者,而是官方打手,有若干这样一些人在网上活跃,这我也就不去说了。比方说有这样一些人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用3000万人头换来的,你要想拿走你用3000万人头来换。类似说这样一些话的人,我已经不把他看做思想者了,这就是网络打手。   我刚才说的网络思想界的,比方说左翼的黄纪苏、祝东力这样一些,他们的一些思考,是对官方的很多做法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的左翼标准和国际是不一样的,按照我们国内的说,左右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先暂时这么叫。   这10种思潮,最左翼的当然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主张回到文革的,主张用毛的阶级斗争思想重新解释今天的。认为毛当年发动文革的时候,资产阶级还并不明显,但他们认为也存在,比方说以刘邓为代表的,当年也存在,所以毛发动文革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人认为当年不明显,今天反倒是对应了毛60年代说的,今天恰恰是毛主席当年说的那个情况。资产阶级已经重新产生了,党内资产阶级和国际右翼势力结合起来,阶级斗争空前高涨,发动第二次文革的时机已经来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这就是郭松民直接回答我的在网上。我说,你是想发动第二次文革吗?他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我说当年就有武革呀,文革发展到后来就是武革。他说,那不对,那是工人阶级领导权被什么什么篡夺了。他大概就是说文革那个武革不是毛主席的事,只是底下的人捣乱。毛的意思就是文革,所以今天应该发动二次文革,只有二次文革才能避免武装革命。他说我在网上说的,你继续忽悠这种宪政民主,人权这种事情,小心爆发革命!我说你这个文革难道不是要爆发革命吗?他说,文革是文革,只有发动文革才避免爆发二次武革,左翼是明确这样表达的。这是我最近直接接触,亲耳听他们说,而且在我的微博对话当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记录。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潮,已经变成了一种运动。左翼的力量发展最为迅速,这也是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我说的发展成运动,你可以看到在郑州,在山西太原等等一些地方,比方说,烧报纸,呼口号,围剿,甚至举毛先生,告状等等这样一些事故,已经是此起彼伏了。而且华尔街发生事情以后,郑州他们还弄一些老太太上街去,支持占领华尔街等等。他已经从思潮变成了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一个玩笑,已经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打闹闹,而是一个非常有系统准备的一个东西。而且张宏良先生,我跟他约了对话,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已经在他的演讲当中,网上看到的东西已经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些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是一种思潮性的,甚至社会运动性的。   这是最左翼的这一段,最近他们给我介绍他们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方说张宏良说要保党救国,然后好像是有些网站批评他是投降派。张宏良回过头来开始抨击张木生,抨击他的新民主主义,说这是叫左翼代入党。什么叫左翼代入党呢?以卡扎菲那个事为例,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早掌握核武器,放弃了核武器的生产研制权,向美国投降。然后把大部队引过来,所以才会有他们后来的下场。这是张宏良最后文章的结论。现在已经出现左翼代入党,然后开始抨击张木生他们的新民主主义。所以他们内部也有极大的分歧。   这是第一个,最左翼的,那么标准的左派很有意思。我定义的标准的左派,就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这个似乎已经被我们扬弃了,从计划到市场,改革开放30年了,当年官方批的那个东西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至今仍然非常有市场,而且卷土重来。社科院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以那儿的程恩富副院长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他们的总院长,以及相关的几位副院长,包括几个相关的所,在不停想把中国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试验田,或者自己认为它是试验田,也有某种联络,就是重庆。因为社科院的马研院以及政治学所房宁以及崔之元先生的一批从美国学来的美国左翼,回到中国后的中国左翼,他们也都称自己是左翼。他们认为自己在美国学到的就是左翼思想家的东西,回来以后也认为自己是左翼。他们已经成了重庆主要的智囊团。当然杨帆很不满,不停跟重庆说,你们是上了左翼的当了等等,重庆应该搞民主,这是杨帆最近的说法。他们认为他们是重庆的智囊团,认为重庆就是可以回到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一个地方。有很多文章,包括在《香港传真》上登出来的,以及他们自己发表的历次会议上的一些东西,你会看到他们和当年说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他们已经跟一种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维系。就是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它的经济势力为代表的一个势力。我把它叫做标准的左派。   左翼的第三支我把它叫做中左,中左就是张木生,张木生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支也比较有意思,背后的政治力量支持是非常明显的。张木生新书发布的时候我当时在场,刘源将军是穿着三星上将服,带着5个穿着少将服的将军,齐齐坐在那。还有好几个少将是没有穿军装的,都是公开支持。而且木生也直截了当地说,刘源就让他讲,在很多次会上,不停要说。为什么要说呢?张木生首先说他这个东西是超越左右翼的,左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右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而且他也能代表,不光是能接受。他的新民主主义包含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你们要的宪政民主,言论开放,司法独立,城乡平等,等等。我就不说他的基本主张了,总之他的政策主张包含着,比方说,要全民共国家的产。就是把全民资产分了,量化到每个个人,但是不许卖,可以继承。量化个人之后所带来的资产收益,纳入社保,然后社保基金再怎样运作。这个办法本身就包含着对现在权贵资本以及大国有资本某些全民性的重新分配,是含有这样的含义,他自己也是这样去说的。   我说,你如果真能这么干,我完全赞成。但是我只建议,因为60年,中国农民跟社会主义无关,农民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社会主义,虽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呆了60年。因为这个全民所有制所谓全民农民是排除在外的。当农民人口占80%以上的时候,我说你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是冒牌的。现在农民人口已经降到了50%-60%的样子,但还是大多数,那这个社会主义我仍然认为是冒牌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口跟社会主义无关,既享受不到社会主义的资产收益,资产名义上就跟你没关,也没有资产收益,仍然在二元结构的第二元呆着。所以你这个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城市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居民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基于这样的理由,就应该对农民进行加倍的补偿,如果你分国有资产的话。我跟木生一再强调,说过很多次了,农民要加倍,甚至要加更多的倍。这是一个加倍,因为60年农民做的贡献太多了,被剥夺的太多了,第二个,越是中心城市应该分的越少。比如说北京,前30年是全国人民支持北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全国人民不知道给北京做了多少贡献,现在仍然享受着很多特权,比如说考分,这个是多大的含金量是很难衡量的。北京户口的人的后代就能比其他省份的人享受低200多分的考分进大学。这个你说用什么钱能够衡量呢?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东西,这是含金量第一高的一个资产。那么你真能够量化国有资产,分到每个个人的话,北京人应该分得最少,然后偏远地区应该分得最多。   这是他第一个政策主张,说要量化全民资产,第二个,他说要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和农会,让工人和农民都有对资本家,对资本的集体谈判权,共产党不干预,只是在最后不得了的时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出来裁判,这是第二。   第三个政策主张是说要学习日本自民党,党内可以分派,让共产党内部分派,党内民主从共产党分派开始。   第四司法一定要独立,政法委之类可以撤销,不再干预办案,让司法独立,甚至把司法系统全部从地方干预下独立出来。   反正他的主要政策主张就这些,听他的政策主张,我们都同意。但他跟左翼对话的时候,他说出的真实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全世界已经到了29、33的大危机,中国正在崛起,现在中国全世界最有钱,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中国政府是双百万亿的有钱的政府。然后今年的财政收入,就是政府拿到的钱可以超过25万亿以上。今年的GDP大概50万亿多一点这个水平,人均4500美元不到。政府在50万亿左右的GDP中拿走了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13亿的税收,3万亿左翼的企业上缴利润,这就16万亿,然后接近3万亿的罚没收入,还有3万亿左右的社保基金,还有2、3万亿的灰色收入,还有其他七零八碎的一些东西,土地出让金也有2、3万亿,实际上财政拿走的25万亿还要多。政府变成全世界第一有钱。这话是他说的,他说,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其实拿出一半的钱就把刚才说的社保、农民那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不是脑袋进水了吗?他说为什么回过头来拿出多一倍的钱去制造社会混乱,制造社会危机呢?他认为这里面也有利益链等等很刚性的东西,已经陷入一个不可解的问题了。所以他说,你只要1年把羊头好好挂着,被闹成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状态,明年我们就如何如何了。反正新的一拨人上来决不允许这个样子。   我把他的话可以翻译成,原来这20多年,老太爷走了以后,被一帮秘书、太监把这个国家已经折腾地得不像样,现在正宗传人们要集合成一个政治集团,出来重整山河。重整山河,第一,共产党的旗帜要永远挂着,至少努力永远执政,至少有10年的时间让他能够长治久安。第二,解决社会重大矛盾问题,不是不解决。张木生原话是说,现在中国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也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说中左的含义,就是这样我给他定义出来的,这次在重庆他也承认,说伟东说我是中左,那我就是中左吧,我在这个国际反对美帝,坚持我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绝不脸红,我都承认。所以我给他戴这个帽子,是他自己接受的。   这是左边的三种,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中间化的思潮,这个思潮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是笑蜀先生,最近他的言论很有意思,提出“四不”等等,而且他前段时间一直主张建一个网站叫“公民网”,而且已经建成了。提出这些思想,意思就是说我不挑战最高权力,最高权力很恶,没问题。也一时左右不了,看不出来任何松动迹象,所以我主张建立公民社会,从基层的公民社会开始建起,一点一滴改变公民社会的格局。而且如果现在就发生大的变革的话,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可能是第二次文革。不光是左翼有第二次文革,右翼也有第二次文革。现在看到右翼这么疯狂,我刚才提到那几个国粉疯狂在骂他。骂他说,他是投降派。我对他说,虽然我替你发稿子,但是我说我觉得你会左右不待见,而且我的态度是说,如果你阻挡的这个事情或者你不赞成的革命一定要来的话,那就是有历史合理性。如果它是绝对不能来的,是很多人凭空鼓动出来的,说思想界和舆论界出现一帮疯子,天生就是革命派。然后中国本来没有革命可能性,跳出一帮人来鼓动,那可能不合理。但是如果历史一定会出现革命的话,那就有合理性,那我们就要分析他为什么要来了,这是我后面要说的话。   这是纯粹的中间派,刚才说漏了一个。刚才我说了乌有之乡、标准左派、中左之一是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中左之二,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个我建议大家看高超群关于温和的国家主义的评论,说得很多了。我只是简单地说几句,因为我和王晓东他们也很熟,也讨论过很多次。王晓东跟我私下里说的话,就是他不管主张什么主义不主义,现在中国就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工程师大量产生,中国就是要工业化,只要工业化了,所有的两极分化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解决。现在眼前的这些东西在他看来都是代价。我就说你的思想可能就是毛的思想,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代价,代价可以忽略不计。他说你不认为这是代价,这没有用,反正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方舟子跟他吵起来了,方舟子说他是工业党之类的,不停地骂他。反正总是,王晓东是工业党的国家主义代表,和他走得特别近的是宋晓军这些人。不论主义,不论主张,只要国家强大,只要能够抵抗国际势力,假想敌就是美国,不断地工业增长,军事势力增长,高端科技增长,能上就行。至于民生和其他一些东西,他们很少论及,我也不能说他们不关心,反正很少论及。国家是一个整体,他们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事一个集体主义概念,国家主义概念。个人的权利,个人主义的滋生,以及自由民主这些东西的滋生,都不利于国家主义以及中国抱成一个团,把自己弄崛起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应该继续,某种程度上忽视,或者将来再说的个人人权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先把国家弄上去,弄好了之后将来一切都会有。这基本上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这是第四,第五刚才已经说过了。第六,中右,我把我自己定义成中右。中右有两种,中右之一就是大家近些年来看到的以炎黄春秋等等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非常之多。杜导正等等老一辈的,李慎之、李锐等等。认为党是要救的,党是一定能够适应新时代的,但是条件是一定要变成一个民主主义的党,以党内民主开始实现国家的民主过程。这批人当中最近这一两年,开始提宪政提得多,就是共产党也能够接受宪政,但是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平稳过渡的一个宪政过程。我不是特指哪个人,有些人可能更右一些,这一拨人当中,有些人更保守一些。而且我内心当中觉得,和他们私下弹起来觉得他们是要把共产党逐渐改变成社会民主党的这样一个过程。历史的过程和党的过程要并行不悖,逐渐给党迎来一个新生,给这个社会迎来一个新生。而且目标是沿着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往前走,和平过渡。   我把这叫做中右之一,中右之二,是秋风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宪政。我之所以把你定成中右,是我对你的了解,对你这拨人和其他几拨人的了解。你们内心当中是民主自由的,是认同普世价值的,但是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的东西拿到东方来,确实是有水土不服。我们自己有自己成长出来的历程,5000年或者3000年的文明,这个文明本身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完全被取代,可能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如果能够成长出来,和世界不是抗衡,而是融合,并立的一种思想体系。同时借助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思想文化精华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仍然是中国人,中华人,然后使用的是普世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是我们自己的,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我在这个意义上认同这一点,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中右。我也认为西方的所有价值观,文化伦理如果拿到中国来可能是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持续30年,至少30年的一个困扰,至今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逻辑化的深刻的解答。我对秋风一两年以来的论述也都仔细拜读过,我也认为你好像还没有自洽,我也没有自洽。这是一个大家正在研讨的问题,包括高超群。高超群对古典文明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我倒至今都没有听他得出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顺理成章的说明。还正在研究之中,这种思想的探索代表着民族的探索,他的意义就在于,整个民族都在做这样的探索。我们是中国人、中华人,走到今天面临着西方的巨大挑战,原来是革止,把它撵出去,回到我们传统的恶,比方说文革,回到集权主义。但现在集权主义的确被认为不行。我前天在微博上发一句话,就说集权主义正在全世界溃败,溃败得一塌糊涂,找不到一个胜利的例子。唯有中国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在坚持,实际上也在溃败过程当中。那不又回到百年前了吗?中国会彻底完蛋吗?连我们的文化也会一同被革掉吗?可能不会。这中间还会有艰难的争斗。如果能够存在一个文化内核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是优秀的而政治制度是普世认同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标准的右派,在我看来,就是以很多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完全认同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这样一批公共知识分子,数量非常之多,包括30年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样一批人都是这样。这个和共产党领导不领导和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关系。只要对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国家能在未来成为强大的自由的民主的,给全国人民带来普世幸福的,公平的,就可以了。选择什么政治制度并不是必须要保留社会主义,也不一定要保留党,以谁为核心,为领导,这些东西都可以换。对历史来说 ,可能都是一瞬,几十年过去就过去了。真正有价值的可能是永恒存在的价值理念。这样一批人非常的执着,有很多人令人敬重。长期做这种努力,从启蒙开始。这是我说的标准的右派,就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通过政改来实现,他们不主张革命。对革命也是有某种避讳,认为社会动荡并不好。   现在出现第九和第十个,两个极右派。一个是主张宪政民主,但是要革命性过渡。革命派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就是一定要过渡过去,你不管什么样的革命,反正有革命要来,没有关系。公开持这种主张的人,在微博上有只言片语,我是不能说出任何一个具体的思想的,说出来可能对别人也不好,不安全。   这是其中的一派,主张革命的还有另外一派,就是说革命的结果,不是革出一个宪政民主的带有普世价值色彩的一个新中国,而是革回民国,47年宪法。这是有重大差别的和我前面说的一派,这个主张的人也非常多,所以网上有那么多的国粉。他们为什么围攻菊明他们呢?因为你主张的是西方那套东西。据菊明自己说,他对三民主义,对民国是不赞成的,他有很多批评,他比较认同袁伟时先生的那些关于民国的批评。认为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集权党,都是两个列宁党,是两个集权革命党在中国折腾的这件事情。尽管今天太晚如何如何了,但他们骨子里就是那些东西。这是菊明跟我们讲的,这也是国粉们围攻他的原因。这个问题到这就是给你一个回答。这个彼此之间争斗非常激烈,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大家的目标主要、共同的目标是集权专制主义,你们怎么先自己掐起来了?能不能先同盟之类的,也有人私下做一些劝解的工作。   王占阳:   美国学者90年代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对三民主义就觉得很不以为然   秋风:   哈佛的中国学都是粉红色主义,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们都是恨国民党的。这些人都是给政府打报告,不断地诋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所以最后美国放弃了国民党,然后就丢失了。   李伟东:   我的第一部分就说完了,我说第二部分时局分析。官方当然我就不用说了,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中国崛起,西方正在衰落,中国模式。这个信奉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不停地在鼓吹,而且动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全世界在宣传。包括纽约时报广场什么的。在时报广场放大视频,总之就是对西方宣传,都是在宣扬中国模式,认为自己走得是很成功的。   这是一个官方的分析,民间就像我刚刚提到张木生说的,认为国内已经到了89,为什么认为已经到了89呢?因为国内革命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国际到了29、33。然后民间的分析,无论极左翼还是极右翼都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左翼的乌有之乡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右翼的两拨人,我刚刚说的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所有的内部矛盾,比方说基尼系数,基本上已经到了0.5左右,这么一个水平。不是0.45、0.46、0.47,而是基本接近0.5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分化过程。然后人均4000多美元,全世界的经验也都代表着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两年来出现这么多恶的事情,民间的第三个意见就是一个弱的中央,地方正在突破。我参加了秋风兄包括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会,我们也有很多讨论。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现在中央很弱,他自己又无所作为,所以现在地方上东西南北都在冒出来一些做法。包括重庆突然宣布说明年要全面乡镇直选,不是试点,他要民主化,要进行民主实验。广东居然批准了游行,而且社团组织的某种登记法,而且俞正声也在上海说出一些民主的话。总之地方上,大家把它看成进18大的一种努力,或者一种政治动作。这样解读当然也对,但同时也代表了他正在研究一种跟中央有某种细微差异的,你不细观察可能看不出来的一些东西,但这些差异是本质性的。因为中央是公开宣称了“五不搞”的。   蔡霞:   这个“五不搞”是吴邦国的东西,但是还不能算是常委的东西。   王占阳:   这是传说,说这个“五不搞”哪来的,吴邦国说本来我上报给胡的那里边没有这个,胡给添进去的,然后意思是说给江给批评了,然后说吴回去以后就问他的秘书,他说不是我整的!   秋风:   还有一个版本,说吴邦国的稿子是吴邦国的秘书给加上了。这个“五不搞”,吴邦国念完了,他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这个。   李伟东:   刚才蔡老师说的是对的,至少现在没有一个公开的,没人出来认账。就像22年前没人承认下令开枪。这事就成了这样子。我的看法是这样,说国际局势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全面崛起,甚至成为未来的领导力量,我不认同。不认同的原因需要具体说,不能看表面。   经济方面比如说,他们充分地忽略了,没有估计到美国的技术能力以及欧洲的新技术能力,这一块他的自我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   第二,全世界都意识到,之所以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是整个国际潮流过去20年来向左转的结果,就是福利社会制度。整个西方过去20年都在向社会主义靠拢,整个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反倒向右翼靠拢。西方过去20年其实有向左翼靠拢的趋势,欧洲北欧等等,他不说自己是资本主义了,说自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从右向左摆的过程。这个想左摆的过程是高度福利化的过程,高度社会主义化的过程,甚至有些人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两天不是说卡扎菲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叙利亚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计划经济。左翼思潮对这个影响的结果是高福利无法承受,然后开始向右摆,他只要把高福利降下来,这个事情就能够解决,不是无法解决。而且西方现在正在压低自己的福利,正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然后开始加强征税啊什么的。包括新技术方面的崛起,包括自己的调整能力。认为现在就衰落了,或者到了29、33,我认为这是过度估计,这个过度估计是为了反衬我们有多伟大的,同时认为我们可以冲出去如何如何,这个逻辑反正我不同意。国内的这个困局反而是解决不了的。国内的困局第一,过去人均4000多美元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存在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民权人权的问题突出出来。20多年前,我们还没到1000美元的时候,咱们80年代讨论的时候,就不停在说到人均4000、5000美元,作为历史经验,都写到报告里,政治局都看了,今天终于到了。真是历史一瞬间都到了,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当年都觉得那不知道是多么遥远的事情,我们活着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都不一定。但是转瞬之间就到了,而且眼下就是这个局面了,然后这个时候剧烈动荡,国富民穷,这样两极分化,二元矛盾,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的具体格局了。这时候必须要做出调整,你不主动调整,就被动调整,总之必须要调整。   第三就是经济权贵化、资本化,这个我不用再解释了,政体僵化,天怨人怒,这个是你怎么吹嘘也吹嘘不过去的。   第四个就是,新兴通讯手段迅速发展,民智大开,愚民政策已经走不下去了。说所有的事情还能糊弄着来,把我们都忽悠了,谁能忽悠谁呀?我们不忽悠他就不错了。   王占阳: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他忽悠出来以后,刚说完就有一些专家学者出来,然后在网上瞬间就全部破解了。过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破解的,现在转眼之间都给破解了。   李伟东:   然后迅速就娱乐化了。用这种维稳的方式,刚才像我说的,你等于是激化社会矛盾。我今天微博上发的,我把它调侃称叫第四次全面内战。第一次是1947-49的全面内战,共产党参与其中,其中的道理就不去说了,是非也不去评,这个历史都已经说了。第二次是文革,1967全面内战了,而且毛自己承认的,全面内战了,因为全面内战才会军管,自己打起来了,损失百万生命以上。第三次就是22年前,坦克都上了街了,对人民开战了。这一次是动用7、8千亿的美元,动用全部的警力,在全国各处的燃烧点,你天天都会看到盾牌、警察、钢盔。这是全面内战,对人民开战。所以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你说还能支撑吗?哪天擦枪走火,不知道打死了谁,然后就爆发了某些造反性的行动,然后上面开始说到底谁的责任呢?开始互相指责起来,这个过程是可能一眨眼就会出现的。   再就是我说这叫2000年未有的大变局,王朝周期见底了。什么王朝周期呢?就是中国从秦制以来,秦制到今天终于奠定了。从秦始皇开拓以来到今天,终于走到了他最后的底线,就是皇权专制。中共49年的革命在我看来,不过是完成了一个王朝周期,完成了某种农民革命式的王朝周期,刘禹锡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陈李(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是为了主义而夺权,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就是为了夺权而主义。整个都倒过来了,到最后终于走上了传统农业革命的道路,当然运用了很多现实的手段,有很多复杂的现实的东西,总之他再造了秦王朝。这个秦王朝为什么可以走到顶点,然后走到今天终于衰落了呢?这个顶点是什么?秦王朝本来是一个皇权独立的,皇权至高无上的东西。但是绝对还没有绝对过毛,毛附加了神权上去,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把皇帝奉为神灵的这样的传统。而到毛的时代,毛已经变成神了,在此之前有复杂的造神运动,直到顶礼膜拜。你想,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么邪恶的像邪教一样的东西在全中国泛滥,而且人人都在参与,这不是宗教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毛就是神,而且有正神还有副神,就是林。而且公安六条就是宗教裁判。说一句错话,这有个毛的像,我把它坐在屁股下面。立刻就会有几十上百的老百姓,孩子上来石头、砖头打得头破血流,抓到群众专政队去,然后在那一顿棒子就打死了,这个不是宗教裁判吗?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毛的时候体现出来这一点,然后20多年来,从毛去世以后变成贵族共和,贵族政变导致的贵族共和。终于走到今天,一个专制体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而且整个全世界都变了,就剩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孤立于世界之外是因为我们的黄土大陆跟国际信息没有交流,跟国际信息有交流后100年走到今天,终于把皇权专制最后体现出来。而且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看清楚了这件事,就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互联网发展(促成了人们)看清楚这点,终于要揭他的底。不管我愿不愿意,不管我是不是主张,总之他已经气数已尽,再想苟延残喘下去已经不可能了,这是王朝周期定理,而且出现了很多预示现象。比如2000年,所有的王朝时期都没有出现这么恶的事情,把一帮傻子抓去到砖窑、煤窑里面当民工。你们学历史的谁给我举出来历史上哪朝哪代有过这种事?没有!我不信仰什么宗教,但我总要有一点敬畏感。当一个王朝末期出现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意像,是让人震惊的。有哪朝哪代说有一个小伙子把5、6个女孩子关到地窖里边当性奴?有这种事吗?这种特别恶的事情在过去一两年里面频繁产生。我一时想不起来,可不是屈指可数,是数以百计的,说出来让人几位震惊的事情。   这是2000年王朝没有出现过的,现在出现了。出现这么恶的事情,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以前皇上早就派什么八府巡抚下去,说你主动跟我告状,各级政府门口都有击鼓喊冤的地方,实在不行可以告御状,皇宫门前都有鼓。现在告诉所有官员说你不能告状,告状就是犯罪。让所有的官员,防民之口防到要抓人。2000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居然最高统治者说告诉各级官员,谁告状就抓谁,有冤没处申了。证据就是给上访民众办学习班。   蔡霞:   上面直接说了谁上访就抓谁?   李伟东:   是问这句话的证据?他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东西。有上访的就一票否决,这就是上面的做法。   秋风:   对,这是政绩考核的指标么。   蔡霞:   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秋风:   但是到了特殊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赶紧领你自己的人来!”   盛洪:   这其实是一种明示了。   李伟东:   对,如奥运会期间。   秋风:   奥运会,两会,国庆都要看住了,各个地方的领自己的人来。   李伟东:   这就是证据了,你举出来这样的例子了。再比如说民众的基本生存的底线有3个,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法律。教育是管未来的孩子,医疗是管生命最后安全的,法律是最后讲理的地方。这三大民生性的社会基础底线都被洞穿了,一次一次的在网上我们说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底线了,但发现没底线。包括土地和房子。   蔡霞:   还有一条呢,老百姓现在菜也吃不起了。这个已经是日常生活底线了。   李伟东: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能不变吗?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了,未来会怎么样呢?我说未来大概是上述10种思潮和官方政策走向的一个碰撞。他们都会发生作用,互相碰撞。官方主张什么呢?官方没有公开宣称说我是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官方公开宣称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下边官方学者的解释就是,比如说共产党永远领导着我们走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官方的解释,民间把它解释成权贵资本主义。要改变权贵资本主义,也不光是民间学者在说,比如说张木生这样的,刘源这样支持他的人,也说现在面临巨大的矛盾,再不弄就不行了。所以内部的反对声音也是非常多的,不光是民间在说。   在这个碰撞的过程当中,我列了四种情况。一个就是官方主动改革,官方主动改革在总体上,我现在看出来的支持比较多。这个开始被某种程度上有限接受,已经有某种可预期的地方。因为至少你会看到一个三星上将出来公开支持,任何其他的思想都没有上将支持吧?连个少将都没有。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一个具有官方人物色彩,而且是穿着三个星在那儿支持的,他不是口头随便说。他在张木生的书上发了17页的序言,而且把序言报给胡,胡还批了在中宣部的内参上在传阅,而且胡还说,这个张木生我原来也认识啊!他在西藏也待过,现在跑哪去了,弄这个事?   至少我们看到有一个官方公开支持,我这个预期是合理的,不是瞎忽悠的。胡是批了刘源的17页序言,在张木生那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前面,附在前面,而且刘源的说法叫,我要使大力气推荐张木生,这个话是公开说的,直接写到序言上去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种政策主张,思想主张,被一个很有势力的官方人物推荐,而且推荐到内部,而且这个人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党”,前国家主席的儿子,这个“太子”希望在记录的时候加引号,因为“太子”现在不存在了。而且德春先生在会上说,现在没有太子,大家都是平民,只有公民没有臣民。这是一种,就是主动改革,但是这种主动改革不会在新民主主义的政体上形成一个固定的体制。新民主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固化为一个一段时间内的体制,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过渡状态,甚至是一种政治策略,实行过一段时间,不是没有实行,就是50到53,政治协商建国,给各个民主党派分干果。后来和民主党派闹翻,就是后来民主党派认为毛心里边想的,这是我瞎说啊,毛想的就是我给你干果,你也没流血牺牲,你还跟我闹说你要不要民主如何。所以干果收回,把你们都干成右派。但是50到53年确确实实是实行了3年新民主主义,而且刘是要把这个道路走下去才最后跟毛闹翻的,这个都是历史,实行过。但是毛从来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过渡形态,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体制。当年能够打完了朝鲜战争,赢得了苏联的157项援建。   我这里插一下,第157项就是关武伟他们的青城监狱,那就是第157项,秘密协议。赢来了援建,这样弄下去的话,他就不会再要新民主主义,能够完全导向斯大林主义,后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所谓回到新民主主义,我就问张木生,你能回到多党制吗?   那天我们开玩笑说,那时候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一夜之间被陈桥路都收了嘛,造反的时候。陈桥路干的事就是把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都搜了抱回大陆,然后问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你收都收了。所以一夜之间民主党派就没了。   然后(多党)就没有了,我说那能不能有新的自由呢?新的自由就是司法要独立,它总是模拟新民主主义要回避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要么往宪政民主走,要么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被左翼绑架。因为他们本来这个新民主主义和张木生这批人,脑子里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很多的,他很可能纳粹化。我跟他一再说,你搞的新民主主义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你的政策主张我都同意,但是千万不要陷入国家社会主义。   咱们上次在成都讨论,我就跟他说这个问题。你这里边的基因太多,一旦陷入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概念呢?就是对全世界的某个热点开战。这么多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找一个点开展,转移国内矛盾,从此国内就可以进入某种紧急状态,什么都不用说了。搞不好就会搞成这种。而一旦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因素上升之后,国家未来的前景还会断裂。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左转,转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那就会面临这国内的重大断裂和国内的战争状态,严重的社会撕裂状态。   第三种可能性,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转,进入宪政社会,那是中国的万幸。   第四种情况是最坏的,你强烈盼望着2012的到来,但是上来的人跟现在一样,说的话都跟机器人说的,一点感情也没有,全是背稿子。然后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拖。直到拖到这个社会断裂成各种碎片为止。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好想象的过程,将面临一个长期的震荡和痛苦。当然,未来的一、两年当中,如果发生局部的、剧烈的冲突,比如造反,动乱,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举措失当,然后再发生一些更大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上层的某种分裂,也未可知。   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因素也未可知,在未来一年中会爆发什么样的事情,直接影响到中国?比如说朝鲜拿原子弹自杀了,因为朝鲜弄的两颗原子弹就是自杀用的,没有发射武器。他为什么要造原子弹呢?他就是我跟汉城就40公里,你美国人要想登陆,要打谁,我直接就拉响了,跟你同归于尽。所以比方说哪天他闹翻了,他一下子引爆了小型核武器,那整个东北都被污染了,这都是未可知的因素。或者哪天越南突然一下子变化很大,对我们造成某种冲击,这样的冲击就会在未来不知不觉之中的某一天突然发生,要有思想准备。   如果这些因素全都去掉,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么无所作为,要么新民主主义,要么新民主主义加国家主义,要不新民主主义加宪政社会。这是我刚才说的最后一点,也是我所期待的。中国有可能完成一个王朝周期,成为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被整个国际潮流所容纳。   我最后说一句话,中国和全世界的矛盾,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么温和的民族和人民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党国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国家制度跟全世界的矛盾。你可以认为我们的制度是优秀的,那你就要跟全世界抗着干,最后要把自己变成希特勒,然后战胜全世界。逻辑上你只能这样,因为别人不容你。要不你就认同全世界的制度,大家都是一致的,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然后政治制度的矛盾消除了之后,剩下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像俄罗斯跟西方国家的矛盾一样。这些问题有国际规则,有WTO,不一定非得要打仗解决。俄罗斯也不会被西方吃掉,会处在一个全世界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一个时代。   总之,我们跟别人的矛盾是制度性的矛盾,矛盾是双重的。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国家主义者,把双重矛盾捏成一个,认为就是整个中华民族跟全世界有矛盾,是全世界都跟我们过不去,我们也要跟全世界过不去,所以我们要开打。我们要把他分解开来,是你的制度,你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跟全世界有矛盾,不是你这个民族5000年和平善良的人民和全世界的矛盾。这个问题分开来解决,我们跟世界就没有矛盾了,难道我们不是主张世界大同吗?   谢谢大家,我讲完了。(本次学术讨论会上李伟东先生的发言,是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秋风:   谢谢李伟东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尤其是第一部分,应该说讲得比较充分,非常清楚。第二部分里面,我怎么觉得两个太子党怎么没有讲?再补充补充。因为这个好像是被你认为能够发动主动改革的主要的推动力,所以这个你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李伟东:   这个现在看得很明白,一个是前国家主席的儿子为代表,一个前总书记的儿子作为代表。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因为他们都公开亮相了。他俩还吃过饭,而且张木生还在场,他们聊完了之后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是张木生说,他说刘源批评胡德平说你现在快成了普世价值的代表,胡说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其实有过这样的争论的。   总之,他们会形成这样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中一部分会向新民主主义方面推,刚才我也提到,连刘源本人也表现出某种国家主义的色彩。我见过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这不是诗词,这不是形容词,打仗就得这样子。直接就得喝血吃肉。外交部可以有鸽派,军队绝对不能有鸽派,军队一定要是鹰派。类似这样的话,所以他也有某些国家主义的色彩。包括他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有人问军事科学院是干嘛的?刘源就说就是为了打你们日本。这个都没有错,说这个话直截了当都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表达出来的色彩是那样的。   德平所主张的是一种非常仁厚的长者风范,然后家教、家风,从耀邦以来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是知道的。然后他所主张的宪政民主,主张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对民权、民生的关心,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来,现在是两种政治主张在同时发力,可能会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效果。就是我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宪政民主的过渡,这是我刚才说我所期待的原因之一,背后也是有政治背景。   王占阳:   但是我后来听张木生会上的发言,对普世价值他也是同意的。   李伟东:   对,他说他不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他说我不能敌人说我吃饭不吃屎,我就专吃屎不吃饭。猪八戒有八戒,我就一戒都不要,专门要杀生。他说不能这样,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我认为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应该比它做得更好。   秋风: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评议,我们首先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   王占阳:   伟东兄的报告内容很丰富,前面10种思潮因为你都有接触,所以非常细致具体,跟别人都有面对面的直接的接触。这样彼此之间细微的、微妙的差距都能看出来。有些变化是最新的、最近的这些变化。我觉得我们这个思潮变化是很快很快的,所以你这是新鲜出炉,最新情况。有些变成这样我还真没什么印象,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但这个里面其实一个办法是细分,还有一个办法是不是还可以再概括一下。因为细分了以后掌握起来就有点难度。是不是先画一个大框架,大框架里面再分小的。大框架如果用“左中右”这三个词,那么左派是什么?所谓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中”,这个“中”定义为什么,其实这个中你要说项属是这样的话,他不是中了,他是保守了。然后所谓的“右”,这又是一个事。所以我想,现在能不能进一步看明确?   现在假设是左中右这三大派的话,哪个是主流?   李伟东:   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是沿着“左右”这个形式在走,这个国家是个左的国家,所以他出来的主流思想家和主流话语是以“左”为主的。也因此,像乌有之乡这样的给四人帮一个个平反,给江青祝寿,也没人管,没人封它。右翼网站反倒被频繁地封,在微博上,右翼说得过头的天天被打,然后转世党非常之多。微博上很多人,活着活着就没了。   王占阳:   那这个国家话语,就是针对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说的?   李伟东:   就是整个国家话语的倾向性是一个左翼倾向。话语的主流,主导性的,权重很大的是左翼的,我基本上是这样判断的。右翼的是新出来的,而且是民间顽强生长的,是跟官方打游击战打出来的,在微博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游击战每天都在打。有些人都转世八九十次、一百多次了。   王占阳:   另外这个里边,这表标准“左中右”不太准。我觉得中右之二,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其实他们的共同点还都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包括你后边的极右一、极右二,这都是普世价值。包括秋风兄的这个,其实你的基本价值还是普世价值。其实就是笑蜀,他也是认同普世价值的。所以这整个划分有一个巨大的底线。现在乌有之乡管我们叫普世价值派,其实这个派有多大!   李伟东:   很大,反正这些年来只要走出国门,开眼界看到的,或者能够稍稍出去走一下的,都赞同“普世价值”。   秋风:   这在主流人群里面应该是主流,包括共产党自己,他里面大多数人也是认同民主、宪政。只不过他是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搞。包括胡锦涛他也是认可的,不是说他不认可。他现在也是这么说,也是要建立民主什么的,只是他这个民主是有步骤的。   王占阳:   反正我觉得伟东兄可以在这方面(再有一个概括),就是细分了之后再概括一下。然后显示出我们这个大的一个潮流性。现在就是细分以后有点琐碎。   李伟东:   其实就是民主和专制之争,自由和反自由之争。   王占阳:   应该说民间的“普世价值派”是占上风的。   秋风:   其实你也最好不要用普世价值来判断,就是民主派。这群就是民主的人。什么叫普世价值?仁义礼智信那也是普世价值啊!   王占阳:   我就建议伟东兄在这方面讲得更透彻一点,让我们能够看得跟清楚一点。   时局分析,我很赞同伟东这个讲法。现在认为西方衰落这个事,在有一些人当中被刻画很深。我的看法,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美国不会再有经济繁荣了。当时萨默斯,就是奥巴马的首席顾问是因为预测美国将出现经济繁荣的看法来当顾问团的首席的。但是两年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已经辞职了。他说我的语言失败了,所以他就辞职了。然后我在今年年初的,首都经济学家、经济学界学术论坛上,我说我的语言成功了。   实际上观察西方,有一个经济学上很深的误区,就是总想追求繁荣。其实繁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没有繁荣反而是发展已经饱和以后的自然现象。现在很多判断的失误就在这里,他总是要看,西方没有繁荣了所以他就要衰落了,这是不对的。它不繁荣是因为它成熟了,它已经处在饱和状态。   西方目前的状态,判断是他处在一个调整期。人类已经追逐了几千年的财富,西方向前奔涌了500年,大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实现了饱和性的增长。在这之后,欧洲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繁荣了。日本在十几年前也开始没有繁荣了,美国也就这次泡沫破了以后,也就没有繁荣了。但是他们在这段期间,这个历史惯性,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我在09年初的时候,就发表文章说,他是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他解决了马克思和凯恩斯说的经济问题以后,文明还需要升级。从解决物质需要到解决更高的需要,他这个转型还没有实现,这种痛苦反而促使他向这个方向转。   我们国内媒体提供的信息都是说,日本最近这十几年过得很苦。但是研究幸福学的科学家发现,日本人最近十来年的幸福指数在明显上升。不用那么拼命了,有闲暇时间了,劳动的付出少了,休闲多了,但基本生活水平没有很大下降。然后这样的话人际交往也多了,可以谈情说爱了,可以交朋友了,幸福指数不断上涨。这就是一个新文明在诞生,我把它叫做“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本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现在一个新文明诞生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大的痛苦,过去的惯性是很大的,凯恩斯当年也说,很难想象这个转变会怎么发生,因为人们的惯性太大了。   这里面最近提到的,欧洲最近的债务危机背后的向左向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应该这样讲,其实我认为希腊不是搞社会主义搞多了,希腊是偏离了社会主义。因为希腊是在剥削德国,他把别人的钱借来了,然后不劳而获,这是另外一种剥削。是偷着剥削,这个骗局突然暴露出来了,然后被剥削的德国人很生气。所以希腊人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福利越多越社会主义,越公平。公平意味着我是付出然后得到了相应的福利,你不能光得福利不付出。所以希腊的问题,包括西班牙的问题,都存在着这种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国际全球化,淘汰优弊的模型,对意大利等处分问题。   西方,就欧洲来说,福利的增长,我认为对这种体制的评价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我们总是觉得好像福利高的国家竞争力就低,像美国福利低了竞争力就高,其实不是这样。拿瑞典和美国来说,瑞典是工资低,福利高,瑞典比美国工资低一大截,比美国福利高一大截。但是现在瑞典的日子可比美国的日子好过多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的高工资把企业都挤跑了,企业在国内没法待了。然后国内企业都跑到外国去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像通用似的,表面上是个汽车公司,实际上玩金融了。那就业就完蛋了,所以说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在一定的情况下就成正比。而瑞典反而是这个情况,他的低工资使企业能够成立,高福利弥补了低工资,我认为这个搭配倒是很好。而希腊还不是瑞典的这种搭配,希腊是不干活,然后他们还想要高福利。

中国的新左派(缩减版)

  今年早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的清华大学附近的醒客咖啡和汪晖见面,他在清华教书。他是个不高、结实的男子,头发有了几缕灰色,神情愉悦,看起来总是很愿意微笑,他来的时候骑着辆老式的自行车,这以后我们见面他也都是这么来的。他穿着深色的灯芯绒裤子,磨沙的外套,黑色的套头衫,在美国的校园里这么穿也不会错。   作为中国的重要知识分子刊物《读书》的主编之一,四卷本中国思想研究的作者,汪晖才四十多岁,他被认为是“新左派”(一群作家和学者的集合)的一个中心人物。新左派知识分子提倡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外的“中国它选”(Chinese alternative),以求能够保证被最近的改革抛在后面的中国8亿农民的福利。他和中国大部分执不同政见者不同,这部分人大多是人权和主张民主的活动者,汪晖和新左派认为党的领导是一个可能变化的力量。最近的事件--上个月末通过反腐败处理党内的领导以及一贯的限制市场过度的发展--显示,这种观点并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矛盾的。虽然新左派从来没有直接指导过政府政策,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在过去几年中,汪晖有说服力地、而且经常地分析一个外人认为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矛盾:一个独裁的国家培养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又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见面的第一个下午,汪晖基本没有闲聊,就开始分析这个国家的问题。他描述了共产党已经向富有的商人开放入党渠道,虽然官方还是致力于平等主义。他说,很多党的地方官员,利用他们专断的权力牺牲了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农村人口而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和房地产投机商合伙从农民那里夺取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中国官员们所说,60%的土地获得是非法的。)其结果就是政治精英和商业利益的联合,汪晖说,这让人想起美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中相似的联合。   当他谈到市场改革是如何扩大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时候,穿着漂亮的学生在浏览一些深奥的书籍(里欧.斯特劳斯、哈贝马斯),查阅电子邮件,抿着摩咖。在私有的醒客咖啡馆和连着的万圣书园,汪晖看来很有名。学生们很尊敬地问候他,服务生非常地周到。然而汪晖还是属于一个少数群体。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度的毛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失败敬而远之,即使是那些跟国家毫无关系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复兴是不可缺的。朱学勤,上海大学的一个历史教授,中国最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告诉我他想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市场改革。对他来说,中国现在的不稳定不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而是由政治压制的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阻碍了间接民主和宪政政府的出现。   汪晖很愿意承认中国的经济改革努力并不是没有带来巨大的好处。他赞扬了改革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978到1985年,这个阶段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村生存条件。他说,是中央政府最近在城市创造财富的执着--以及它把政治权力交给地方上的党老板(这些人经常公开忽视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的决定--导致了中国的高度不平等。不仅在中国也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接受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是福利系统的分崩离析,贫富差距的加大,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对汪晖来说,提醒国家它以前对工人和农民作出的、没有实现的承诺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虽然他援引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汪晖很快告诉我他不喜欢新左派这个标签,虽然他自己也用过这个词。汪晖说,“80年代中,知识分子反感‘左’的思想,认为它引起了中国所有的问题,右翼的激进分子用‘新左派’这个词来打击我们,想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毛时代的残余。”汪晖也不愿意被等同于60年代欧美的激进知识分子,新左派其实最早是用来描述这群人的。他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过激情和口号,但是却只有很少政治实践,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后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者,支持像伊拉克民主那样的“幻想项目”,这没什么可吃惊的。   汪晖更倾向用“批评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来描绘他自己和执类似想法的同事,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是新生的中国乡村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减轻农村贫穷和环境破坏。虽然宽泛地说是左翼的,《读书》发表的文章来自意识形态的整个领域。汪晖本人的写作也广泛地利用西方思想者的作品,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戴尔到全球化的理论家华勒斯坦。汪晖说,“我觉得知识质量(intellectual quality)是重要的,我不希望只要是左翼的就拿来用。”汪晖说,《读书》曾经进行过抽象的关于后殖民理论的讨论,也有在中国关于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是怎样破坏了农村社会的最有意思的分析。当然《读书》能够发表的文章也是有所限制的,汪晖对这一点很坦白。跟中国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刊物的编辑一样,《读书》的作者和编辑必须行使某种程度的“自我审阅”。文章中不能直接批评领导班子,也不能在政府最为敏感的话题上跟官方论调偏离的太过分--比如说台湾或者新疆西藏的难以控制的穆斯林和佛教少数民族问题。   汪晖说,“在西方人们问我,‘你怎么定义你的位置 ?'‘你是不是个执不同政见者?’我说:‘不是。’什么是执不同政见者?这是个冷战时期的范畴。现在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很多在美国的中国执不同政见者可以回到中国。但是他们不愿意回来。他们在美国过得不错。对那些问我是不是执不同政见者的人,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批评的知识分子。我们支持某些政府政策,某些我们反对。这都要根据政策的内容来决定。”   汪晖出生在东南部的江苏省扬州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汪晖才7岁,刚进小学。十年动乱给老一代带来了创伤,但是对汪晖来说留下的是温和的记忆。他回忆起每年学农,被学校带到乡村去干一两个礼拜活。“我们这一代城市的知识分子,”他说,“是最后一代还有乡村生活的第一手经验的。”   他把他中学毕业以后在扬州的工厂工作的20个月作为一份可贵的经验。1977年他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文革期间很多大学要么关门了要么只招收工农兵学员。“数千名学生竞争着一个入学名额,”他回忆到。   当他在1980年代中期从扬州去北京开始博士学习的时候,汪晖发现他成了一个拥有更多特权的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说,“在毛时代成为攻击对象;现在,在毛以后的时代,他们又成了精英。”汪晖说,到那时,知识分子都同意应该做什么:中国必须抛弃它的“封建”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追上资本主义的西方。十年的伤痕使得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失败。汪晖认为,结果他们没有进行任何真正关于西方模式的消费社会可能在中国被重新建构,或者这种消费社会在中国对环境来说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西方,尤其是美国,被理想化了。   汪晖最初开始发展他自己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想法是在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论文题目是中国最受尊敬的现代作家之一,鲁迅(1881-1936)。汪晖解释说,鲁迅是一个左翼作家,但是他对左翼作家们和活动家们非常地批评。他批判中国的传统,但也是个优秀的古典学者。他欢迎西方关于进步的概念,但是也对它很怀疑。鲁迅内在的矛盾帮助汪晖看到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弃旧扬新的问题--毛主义者和自由市场资本家们却都是执这种观点的。   ------【略】------   汪晖把他的“真正的教育”看成是从陕西(中国最穷的一个地区)开始的。他看到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沿海城市与内陆省份的明显差距,非常震惊。他也对自己和自己的同事的无知感到震惊。“我们[这以前]根本不知道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旧秩序都深陷危机。”   陕西的公社制度瓦解了,土地被重新分配了。但是这个地区并不出产任何有价值的农产品,甚至都不能生产足够的口粮。由于贫穷的加深,犯罪和社会问题急剧增加,有争夺土地的暴力殴斗,男人们赌博,打老婆和女儿,甚至卖掉她们。汪晖住在一个低地的村庄,晚上睡着宿舍就有洪水淹进来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宣传手册,警告农民们不要赌博不要犯罪。他也帮助重建一所洪水破坏的小学。“就在那一年,”汪晖说,“我意识到福利系统和合作网络对中国的很多人来说还是多么重要。”这不是个社会主义的概念。即使是过去统治中国的皇朝也通过赋税和救济来平衡中国富裕和穷困的地区。   “人们把中国的经验局限为共产主义独裁和计划经济的失败,认为市场会做一切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在过去很多事情是怎样成功运作的,普通人又是多么欢迎这些方式,比如说农村医疗保险的合作制,农民组织起来互相帮助。那在今天也许是有用的经验,既然国家不再对农村医疗进行投资了。”   汪晖在陕西遇到的很多穷人把他看成是来自北京的受过教育的人,回去会让中央政府的干部们给他们送来些帮助。汪晖说,“这个角色很沉重,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我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汪晖告诉我,他十个月以后回北京的时候,怀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世界差距之大的深刻感觉。   他在陕西的时候,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杂志发表文章说他的鲁迅研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例子。然而汪晖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就回到了学术生活。   汪晖不太喜欢谈1989。他抱怨了西方媒体中提到这个事件就想到的关于中国的“过分公式化的形象”。然而,我们的谈话是不同寻常的。我在中国城市旅行的时候,我发现很难让人们谈论这个话题。邓小平在1992年试图通过号召快速的市场改革来埋葬幽灵,他也许当时就考虑到了个人财富以及能够买到西方的名牌商品对许多最新变得富有的人们来说足以弥补政治民主的缺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看起来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事件以后最大的公众骚乱发生在1992年8月,那时几万中国人想在刚刚开张的深圳股票交易所购买股票。   通过出口为主的工业来在城市中创造财富的努力--这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一部分,他的后任也都肯定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经济以10%的平均速度增长,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了世界第四大。然而中国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一亿五千万人以上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大概二亿农村人口拥进了城镇寻找低收入的工作。四百多万人参加了2005年记录的87000次抗议,这个数字并不一定完全反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收入差距最悬殊国家之一,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都在衰退,地方党干部强加的费用和税收的环境中的人们真实的愤怒和不满。汪晖说,这一切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罪于“激进的右翼分子”,或者说那些引用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海耶克(他们鼓吹不加控制的市场,在80年代对里根和撒切尔政府都有很大影响)、要求中国融合进全球经济却不考虑大规模私有化的社会代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汪晖又提到,正是他们一直得到统治精英的青睐而且支配着国家管理的媒体。   汪晖说,只是在最近十年,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挑战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民主和繁荣的观念。回到北京以后,汪晖于1991年合作建立了《学人》杂志,他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这些知识分子的角度。当他们与西方学术界和学者的联系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对欧美国家的问题更加敏感,也对后社会主义的国家试图把它们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新自由主义靠近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更加敏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试图(2001年中国已经加入WTO)在学者中引起了意料之外的激烈争论。就像汪晖描述的那样,争论的方向已经变化了:“很多人那时已经知道全球化不是个用来描述一个中性过程的中性词汇。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成长的一部分。”这当然不是说新左派拥护一种随便的反全球化姿态;新左派对最近城市中产阶级中爆发的反日和反美潮是执批评态度的--汪晖把这种爆发归为“消费民族主义”。汪晖说,这种消费民族主义其实正与美国推行的全球化是同一种全球化:“这其实是一种伪民族主义,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人在谈论对中国增加税收和罚款。”   汪晖停顿了一下,又加了几句:“很多人都认识到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经济没有像其他亚洲经济那样崩溃,是因为民族国家有能力保护中国经济。现在,中国的出口垄断的经济当然要比印度更加倚赖西方世界的秩序,尤其是美国经济。”   今年一月,汪晖发表了一篇长文,揭露他的家乡扬州的一个工厂的工人的困境,扬州是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据汪晖说,2004年当地政府把这家赢利的国有工厂卖给深圳的一家房地产发展商。工人股份以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出卖,工厂管理不良导致亏损以后一千多工人下岗。2004年7月,工人罢工。汪晖称这是扬州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激荡,工人们堵住了一条主要高速公路,拦住公共交通,冲击了市府办公楼。   汪晖告诉我,他正在帮助工人们起诉当地政府。他上大学以前曾经在附近的工厂工作过,这使他感到和这些工人们有一种特殊的联系。他记得他的工资非常低,大概不到2美元一个月(这是按照现在的牌价折算的),但关键问题是,他认识的工人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安全。“有些人宣称市场会自动迫使国家变得更加民主,”他说,“但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只要想想在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精英联盟。国家只有在受到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比如说工人和农民--的压力时才会改变。”   汪晖关于扬州的故事并不独特。有很多叙述提到控制公共财产的地方政府官员通过私有化国有财产聚集了大量财富。根据刘小波最近的报告,中国最富有的2万人中,90%都跟高级政府或者党的官员有联系。   对汪晖来说,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扩大中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或者为一小拨已经在市场改革中获得力量的人创造法律和宪法权利。他说,民主在中国必须是基于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意,也动员大多数人,必须能够保证大多数人得到社会和经济公正。   然而对某些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来说,比如说崔之元,汪晖的一个亲密朋友和合作者,他在清华大学教政治学,他就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碰撞中存在着一些机会。“中国有更多的空间发展新想法,”他描述他为什么在美国呆了很多年以后回到中国时对我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系统已经固定了,但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地方,很多东西还在变化中。我们有一个历史的机遇来建构一个比西方更加公正的社会。”对崔之元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要澄清概念。他说,”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是对立的和分裂的并没有什么帮助。两者在20世纪中共同行进。不仅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这是与工会联盟达成谅解以后形成的。”   最近几年,崔之元在一个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相关的问题上找到了愿意聆听而且掌握权力的听众,这个问题就是集体所有的财产。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称在市场经济中,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这个观念在中国是个激进的观点。崔之元在一篇2004年发表于《读书》的文章中挑战了这个观点,他强调了财产所有权本质上的社群性。他引用了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把约翰.洛克的“生命、自由、财产”权改成了“生命、自由、和快乐”这个例子。   “杰弗逊认识到,”他说,“财产权是从社会而不是从自然生发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没有关于财产权的具体条款,这个问题是后来在第五条修正案才提出来的。”崔之元继续说,差不多带着点欢欣,2004年他的文章在很多人大的立法委员中广泛传阅。他说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辩论,导致人大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宪法修正案,在措辞上有点像美国的第五条宪法修正案,只是简单地陈述没有人可以“不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就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   这个春天有一点变得明显了:新左派对福利国家的宣扬在党的领导层内部也有共鸣,领导层很担心社会不稳定,也急切地希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合法性。今年三月,我和汪晖见面的前几周,人大在北京开会,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许多年来第一个党内的公开意识形态争论的论坛。立法者们批评政府官员在向市场力量出卖国家利益。反对市场的情绪如此之浓,以至于一项保护私有财产和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议案(这两条一直被外国投资者和中国的商人所游说)根本就没被讨论。温家宝总理在描述农村重大新投资项目的时候,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共产党当前的“重要历史任务”。他也勾画了平衡经济成长和环境保护的步骤。   一个德国记者告诉我这是他在北京的八年中从一个高级领导人口中听到的最左翼的演说:“即使是美国和欧洲政客也不会去谈建设绿色GDP。”汪晖也同意这个说法。他说他看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关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也很高兴。“我们在江泽民的时代太执着于美国了,”他说,“我们非常需要改善我们和日本、印度的关系。我们都属于这么古老和辉煌的文明,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跟随、模仿美国。”   他又带着微笑加了一句,“国家总理公开承认医疗和教育都是失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以前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汪晖说他认为政府对于消除农村贫穷是真诚的。但他也还是谨慎的,他说,“中国的去中心化已经严重到把中央政府的政策转化为行动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上个月,发生了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对高级党内干部的清理,中央领导以贪污罪撤除了上海党委领导的职务,这使得人们猜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领导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重新整合,也许还会在政策上转向保护社会福利系统和停止污染。汪晖还是有点怀疑,“上海的事件至少是激励人心的,”他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想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政治结果,但是这些是结果而不是理由。”   对汪晖来说,不去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的危险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不改善情况,那就会有更多的独裁。我们已经在俄国看到人们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像普金那样的,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贪污、政治混乱、和经济停滞。激进的市场化使得人们失去安全感,对秩序和自上而下的干涉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   在抨击腐败的地方政府时,新左派往往看起来像是在想建立独裁政客喜欢的老大哥式的政府。中央政府的社会主义修辞和新左派的观点的越来越多的相似性当然会让很多人不安。龙应台,一个知名台湾作家和民主的提倡者,早前曾经告诉我,她对那些看起来在意识形态上跟党体制很近的新左派很小心。刘军宁把这个观点又推进了一步,他是一个流行的自由政治理论者,1999年离开中国,但是后来又回国了,他宣称新左派就是被对西方的仇恨激励着,是党的民主主义旧卫士的一个新名称。   虽然这个听起来也许有点像是在夸张:温铁军,原来是个政府官员,现在主持重建农村的项目,也被看成新左派,他和温家宝、胡锦涛一起参加了他称为“脑力激荡”(brainstorming sessions)的会议。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比如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 或者亚当·米什尼克 (Adam Michnik),典型地通过批判拥有一切权力的国家来获得道德领袖的地位。新左派是怎么调整他们和国家的关系呢?   当我向崔之元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时间不再有精神饱满的态度。“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说,“怎样在道德上还有知识上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崔之元并不把共产党政权看成一个“整体”。他说,在地方和中央的层面上,共产党政权都有很多方面。“几乎每天,”崔之元说,“《纽约时报》都报道农民抗议政府的骚乱,但是如果你听听农民在说什么,他们在告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所以即使是农民都能看到国家的不同方面,谁支持他们,谁不支持他们。”   王晓明,上海大学的文化研究教授,把他自己的位置定位为在汪晖的右侧,但是他说他同情新左派对待共产党政权的实际的态度。“公民社会在中国是非常软弱的,”他说,“既然政府是改变的最积极的代理人,除了推动政府放弃它的一些权力,也不得不推动政府来做它应该做的。”   我和汪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否定了所有关于新左派对政权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说法。“我们试图去做的是创造一个知识环境,在这里探讨新政策,”他说,“我知道很多领导人都读温铁军的文章,他们也读崔之元关于财产权的文章。《读书》发表的其他文章也同样地很有影响,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我们跟政权没有其他的联系。”   汪晖看来一点都不焦虑与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会不会把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变成支持政府政策的书呆子和雇佣文人,这种现象是给政府提供建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古老传统。“我们当然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汪晖说,“西方人问,中国怎么能在独裁国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忽略了现代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是并没有多少民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帮助下发展的。你必须问问西方的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是否可以不经过浩大的战争和环境破坏而实现。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中国已经停止砍伐自己的森林,中国森林的大部分已经消失了,而其他国家还是必须为中国的消费提供木材。”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汪晖也谈到了崔之元先前向我提起的一个题目: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怎样对整个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深重的影响。“西方社会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并且通过他们的决定改变了世界,”他说,“中国和印度在新的世纪也会扮演同样关键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只模仿西方。他们必须探索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它选(alternatives)。否则,那些‘消费民族主义者’已经在说了,‘美国曾经最大,现在我们最大。’”   汪晖大笑,然后加了句:“这是很没劲的。”   -------------------   记者: 潘卡奇.米西拉(Pankaj Mishra) 上次为纽约时报的期刊写的文章是关于流亡在外的西藏人的。 他最近的出版的一本书是《西方的诱惑:怎样在印度、巴基斯坦、西藏以及更多地方成为现代的》(Temptations of the West: How to be Modern in India, Pakistan, Tibet and Beyond).   -------------------   原版载http://wen.org.cn/modules/newbb/viewt ... p?topic_id=17&forum=1   2006年10月15日   《纽约时报 .杂志》        

爱思想 | 温铁军等: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

温铁军等: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 进入专题 :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成本转嫁    ● 董筱丹   薛翠   温铁军 ( 进入专栏 )       一、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          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扩张信用造成的。从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来看,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危机,我们才说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     (一)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特征     渐次暴露出来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这是一场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差异显著,却内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10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10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     1. 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规模。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到2009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债务已达到39.6万亿,直逼40万亿大关。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债务压力相比,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局面更为严峻。2009年全球债务中,前10个债务最高的国家负债总额占全世界全部债务79.09%,除中国和印度外,其他8个均为发达国家;这8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占全球全部债务的74.4%。也就是说,当前的全世界政府债务中,绝大部分债务是发达国家的。     从债务的相对规模来看,北美、日本及欧元区国家的负债状况最为严峻。日本的政府债务无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最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90%;债务规模居次的美国这一比重为51.9%,意大利为115.2%。2008年底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现值为3.4万亿美元,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外债总和约为2.1万亿美元,而日本一国2009年底的政府债务就已达到9.49万亿,美、德、意、法、英等国的债务规模也都达到了万亿美元的规模。     2.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的扩张趋势。     与一般债务不同,政府的债务并不是有借有还,而往往是在政府发行的新债中更高比例地用以支付旧债,从而也就内生性地助推了政府债务信用的扩张。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救市”需求,西方国家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转嫁危机代价的宏观政策中,短期有效但危害最为深远的措施,仍然是大规模增加政府债务。     在危机压力下,明显具有饮鸩止渴性质的、体现资本主义内生的“竞劣机制”的国家竞争中,仍是以美国为甚——政府债务规模迅即增至高达14万亿美元(2011年1月数据),与5年前相比翻了一番!     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急剧增加,除美国以外,英、日、西班牙、冰岛等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大幅攀升,英国增加了近40个百分点。     而且,发达国家政府现在是在用两只“看得见的手”同时扩张信用,一方面扩张债务,一方面增发货币信用来购买债务。     3. 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政治经济原因。     政治体制原因方面,发达国家之所以积累了这么高的债务并且难以化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政治现代化的内生性危机。     在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已经具有高度“政治正确”,但在发达国家现行政治体制下,这些被作为长期意识形态而广泛宣传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被称为“现代化”的政治形式来具体运作过程,则是另一回事。从客观上看,这些政治现代化运作,都将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家债务——政治家为赢得选举而支付的全部成本、连同其政党给民众做出的福利承诺,在政府财政来源不足时都会直接形成高额的政府债务,再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般占总人口的70%左右,他们的福利需求总是以泛政治化的方式提出、再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来表达,从而造成了极高的政治成本。此外,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客观上导致社会成本提高,也增加了政府社会开支的压力。     经济原因方面,在上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另一个、也是最具实质性的变化是西方世界普遍的债务化:居民账户和国民收入账户一样都是经常项目逆差而资本项目顺差,即居民实际上是在用符号经济的收益维持实体性的生活消费,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转移支付来维持基本保障。倘若客观地看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民众的现代生存之道,对于那些生活在已经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民众来说,其福利和基本生活已经越来越多地、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这种只能对全球转嫁制度成本才能生存的体制。他们已被全球“资本深化”所内化——西方式福利主义大锅饭的“温水煮蛙”。     产业转移导致的空心化和随之而来的金融资本全球化,都是对本国实体经济和物质财富的异化,势必促成资本与政府这两个异化物“进步”到金融垄断和政治垄断的结合,从而使国内形成了新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这些内部变化客观上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依靠福利制度来弱化社会分化的制度成本。     因此,在这种西方模式的政治现代化中,只能是继续深化社会制度寄生性,通过货币信用扩张和债务扩张来满足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主义需求。但越是这样,越走向不归路。     (二)政府债务危机为什么先从欧洲国家爆发     当前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是欧盟中那些已经没有实质产业支撑却加入了欧元区的国家。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欧元区国家因放弃了货币主权,不能再用政府不断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向社会转嫁危机,从而率先爆发债务危机。     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意味着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权的欧元区国家把最为重要的经济主权——对内的货币主权和外汇主权都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不仅失去了靠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危机来缓解债务压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条件采取即时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这两个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时宏观调控的两只手。     何况,这类国家大多数同时完成了制造业对外转移,那就好比完成了经济上的自断骨肱——失去了货币体系和产业体系这两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腿。     因此,发达国家愈益严峻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可归类为上层建筑不能适应改变了的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崛起而构建的现代政治体制,在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之后不能被愈益虚拟化的金融经济有效支撑。这并非通常所说的个别国家元首任期内所面临的国内信任危机。在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支配下,选举实践必然会内在形成政治成本累积起来的公共债务因现金流断裂而爆发的“现代政治”危机。     进一步根据政治经济学作分析可以认识到,欧元区国家虽然有条件发行欧元扩充欧洲金融资本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数量”,却没有条件提升欧元的“质量”——由于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靠军事霸权来维护其作为全球主流储备货币的地位,遂决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资本那样直接向世界转嫁美国政府债券增发隐含的本国债务增量。     比如希腊,这个欧洲边缘国家中政府债务危机较早爆发的国家,原来的主导产业是造船业和航运业,两大产业先后移出、经济空心化后,其支柱产业变成了旅游业。固然,伴随着产业资本的转移,该国19世纪传统政治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转移出去了,整个社会变成了非体力劳动群体——中产阶级作为主导;但这也意味着永久性地失去了产业资本这个支柱。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加入欧元区,意味着又失去了金融资本这个支柱。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没有了,那么,政府的利率调控、汇率调控等宏观政策也就没意义了;遭遇债务危机时,只能仰仗欧洲中央银行来救他们。     而美国尽管债务规模比欧盟各国加总还要庞大,但爆发债务危机之所以会晚于欧洲,主要原因是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特殊地位,且其近年来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费总量的一半,足以形成与金融垄断资本密切结合的强势政府,必要时得以借军事手段维护其已经构成恶性循环的货币信用。因此,只有美国仍然可以靠既增发货币(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增发国债,以促推全球通货膨胀的方式,向世界上其他仍然主要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国家转嫁危机代价。     (三)危机代价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嫁     如同20世纪上半叶产业资本阶段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的矛盾最终在核心区激烈爆发一样,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寄生性的内在矛盾,也会不可逆地演变成从边缘向核心的经济危机……     同样不可逆的,是危机发生中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而导致边缘国家连带发生输入型危机。不同的是,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          二、发达国家成本转嫁 西亚、北非“两高一单”发生“街头政治”            西亚、北非历史上多次上演过的大痛苦,都是因离欧洲太近造成的;那里正在发生的,仍然是全球资本化危机延续着的悲剧。西亚、北非的政权变化,是一场在核心国家资本主义危机向全球转嫁代价的背景下,由于“两高一单”而引发的政治动荡。“两高”是指高通胀和高失业;“一单”是指后殖民主义时期发展中国家单一经济结构问题。其本质,是高成本的西方政治体制造成债务危机转嫁,与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承载危机代价之间的矛盾,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本矛盾。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与发达国家上层建筑之间更具有本质的对抗性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对具有制约性因果关系的矛盾。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这对矛盾演变为:发展中国家以其薄弱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发达国家造成的、人类历史上伴随资本这个人类异化物而形成的高成本上层建筑。     这里所谓发达国家的高成本上层建筑有两重含义,一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主导/强加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而使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上层建筑成本过高;二是发达国家为支撑其本国的高成本上层建筑而以全球通胀的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代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承担的是双重的高成本上层建筑的压力。     虽然西方政治家以代表人类普遍利益提出的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等表达,已经伴随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教育及传媒等工具传播而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接受的理念,但这些价值观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客观上都不具有支撑条件,导致一般发展中国家追随西方的精英集团对本国独立自主发展的整体反作用。     以此看当今西亚、北非出现的问题,显见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具有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条件——悲剧之所以无可奈何地延续,乃在于无论换人换政,无论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化解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危机。     因此,发展中国家上层建筑的任何调整,都并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得到加强,反而一定是把搬用西方上层建筑造成的代价再反作用于本国薄弱的经济基础,使这个经济基础在街头政治之后更难得到调整。     (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对单一结构的经济体的影响     1.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导致全球通货膨胀。     源于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被金融资本主导国家凭借政治强权来进一步扩张信用,造成全球通货膨胀。     当代垄断化帝国主义金融信用早已不再是市场决定的,既不再是所谓市场根据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来调节金融收益率,更不是一般经济学理论中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下,资金作为一种要素由市场来自发调节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在金融垄断资本阶段践行这种理论的可能性不存在。在金融资本阶段,发达国家一定是政府看得见的两只“手”在主导——无论是国家的债务信用还是金融信用,都是政府用强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当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占据强势金融资本地位的政府都用信用扩张来饮鸩止渴,而不可能自断股肱地砍掉或压缩政府创造的信用。因此,发生这种源于核心国家金融泡沫化的全球经济危机,只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政府进一步扩张信用,不论谁执政都一样,这才是看得见的“阳谋”。由此,则必然进一步恶化全球通胀;而全球通胀将迫使那些不得不大量进口食品、能源和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承载金融危机的代价。     也就是说,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政府用强权扩张信用转化成全球高通胀,使发展中国家成为代价的载体,这就是金融资本阶段的全球危机转嫁。     2. 全球粮食价格上涨。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就出现过全球三种主粮产品——小麦、玉米和稻米价格大幅上涨。这次也有类似的规律。本轮危机中,这种相关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当全球经济危机发生时大量过剩流动性涌入到能源、粮食和原材料、期货领域,能源价格上涨给了生物质能源3倍于以往的利润空间。因为生物质能源与石油是相互替代产品,因此生物质能源生产的盈利性取决于石油价格。简单来说,当石油价格维持在50美元/桶时,生物质能源的投入产出大体相平;低于40美元/桶时,生物质能源的生产就不挣钱;如果上涨到100美元,意味着生物质能源的成本利润率是100%;如果达到150美元,就意味着生产生物质能源将获得3倍于成本的利润。因此,只要油价攀升,生物质能源生产的利润空间就随之增加。     此外,据国外学者介绍,占人口20%的发达国家为了将清洁能源在所消费能源中的占比达到20%,所做出的规划就是进行1亿公顷土地的生物质能源开发。这意味着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口粮面积会下降,就会带来几千万人的饥饿。另有专家指出,美国大概从明年开始,玉米和大豆的4到6成要开始做生物质能源。     从趋势来说,资源短缺、资本过剩,一定是恶化人类安全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于人类安全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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