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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乐 | 在三和玩游戏的人们

他们没有身份证、身背巨额债务、与家人断绝往来、终日在网吧里流连忘返。他们玩的游戏和大多数人无异。但因为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被人们称为三和大神。...

CND|潘采夫:狂热是一种灵魂的疾病

自从告别时政专栏,离各种话题漩涡远了许多,太阳底下无新事,以我四十啷当的年纪,竟然对新闻与时局有了厌倦之感,那些不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再打就是重复劳动。但脾性是改不了的,不合时宜的人一张嘴,就能带来风暴的气息。近日做客一档电视节目,聊起南海和赵薇,就招来不少辩手,颇有奇葩说的风采。 这篇小文无意探讨是非曲直,这年月说服别人也超出了我的能力,我只是想起了出版于1951年的《狂热分子》。...

亚洲周刊|朱大可:郑念,比古瓷更美更硬的灵魂

郑念在美国去世,她在文革中坚拒间谍罪名,要当局道歉,展示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她的英文自传追述知识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轰动世界。2009年11月2日,杰出的中国女性郑念在美国华盛顿仙逝。这个日子,距离柏林墙被推翻20周年的纪念日,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中国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自卫符号,以便在遭政治追查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自我辩护。此类手法在上世纪曾被广泛运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读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但《生死》不是虚构性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纪实文本,像里程碑那样,屹立在中国现代史前沿。《生死》以第一人称直陈事实,时间和地点确凿无疑,文中所涉人物,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出场。无论从内容到样式,都呈现为典型的回忆录。21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了《生死在上海》,惊诧于郑念的这段黑暗记忆,跟我的生活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交集。根据郑念的描述,她于七三年出狱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45弄1号2楼居住,跟我所在的25弄,属于一个小区,我们两家之间,相隔只有几十米。这一历史细节,启动了我的童年记忆。我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这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当时号称“外国弄堂”,如今改名为“太原小区”。我还记得,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郑念家南面斜对面,63弄2号,住着知名翻译家方平,七六年前后,我时常去他家玩,以一个技校学生的身份,跟他阔论文学、摄影和政治。郑念家正对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点之一。跟郑念同排、相隔几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生死》曾提到过这对患难夫妇。王若望在长篇报告文学《欲望三部曲》里,把顾恺时当做共和国苦难事的主人公,精细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他的女儿,一位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外号叫“大头”的密友闹过短暂而狂热的姐弟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直在幕后给予热心指导。“外国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许多“不三不四”的“历史余孽”,例如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的外孙,跟我玩过两年,后来突然失踪,据说去了新疆。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就住在我家隔壁,他们夫妇俩经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犹一双形影不离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红卫兵批斗,除了写毒草小说之外,还因为他居然胆敢用印有毛像的报纸包书。回忆录里,还提到了居委会主任卢英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老李”,这也是我熟悉的两个人物。12岁时,一名凶恶的邻居突然冲进家门来殴打我,我被迫举起菜刀自卫,被其他邻居死死抱住。事后,卢英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老李”则没收了我的菜刀,还耐心指导我写下生平第一份“检查”。他给我的唯一称赞是:“小赤佬,你的字不错啊!”郑念是深居简出的,她对人的审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中,应该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韵。这是其回忆录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韵是我母亲黄佩英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家属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程韵的丈夫沈克非,中国外科学奠基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由于她的牵线,我母亲不仅跟宋庆龄有过往来,也跟郑念有过少量接触,作为燕京的校友,她们似有些共同话题。但到了七七年,由于父亲去世后长期陷于抑郁状态,母亲需要彻底改变环境。我们不得不跟“外国弄堂”告别,搬进陕西南路绍兴路交界的一处花园别墅。母亲告别了自己的悲痛记忆,而我则告别了阴郁的童年。“外国弄堂”的文革情境,郑念本人并没有见识过,因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后期。六六年至七七年间,这个小区完全陷入了红色恐怖的迷雾。每天早晨,都有灰皮运尸车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这种阴郁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郑念的噩梦则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里,郑念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但郑念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我们就此看见了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依据互联网上的时尚解读,郑念的家庭被阐释为“姚家三美女”。这个“性感组合”,包括姚念媛(郑念)、郑念的妹妹姚念贻(配音演员,曾为影片《奥赛罗》女主角苔丝蒙娜配音),以及郑念的女儿郑梅萍(上影厂演员)。郑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杀”身亡,死因至今仍为悬谜。而在丈夫亡故、女儿被杀﹑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郑念就学于左派阵地的伦敦经济学院,其立场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这信念促使她选择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陆,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为新中国建设效力。这曾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善理想,但经过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这夙愿早已化为齑粉,彷彿是一堆被飓风卷走的尘土。正是由于英国壳牌公司的背景,郑念沦为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郑念的遭遇俨然是白桦电影《苦恋》中那位画家的现实投影。在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里,奥威尔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荒谬的极权语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从自己人中间制造“敌人”以及“敌人的帮凶”。作家约翰·库切深感惊异的,是郑念非凡的个人勇气,而我阅读《生死》时,还要惊异于文明的脆弱与坚硬,犹如高贵的瓷器。红卫兵抄家砸烂了那些优雅的明清古瓷,郑念以自己的机智,庇护了残剩的藏品,并在文革后把它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这是一次富于象征意味的事件。面对极权主义的狂热暴力,华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样破碎了,而只是由于郑念们的抗争,它们才有望跟郑念一起残留下来,成为未来文化复兴的种籽。2011年03月31日

爱思想|梁衡:张闻天,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

   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了。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缅怀先辈的日子。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位使国家独立富强的伟人;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却未能见到胜利的战士和领袖;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些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领导人。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的。恩格斯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苹果。一个90年的大党,如果没有犯错并纠错的故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当我们今天庆祝90年的辉煌时,怎能忘记那些为纠正党的错误付出代价,甚至献出生命的人。    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张闻天。    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4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8年。无论4年还是8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28年。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步步得势,直至取得政权。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决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焘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    忍辱负重20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谪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变。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社?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6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是明显的高职低配。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当时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虽然远离权力中心,但作为旁观者,张闻天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浮夸风四起。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    张闻天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这20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工农群众,工作亲力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怎样地看他、待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    一鸣惊破庐山雾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7月2日中央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8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俩人惹下终身大祸。    1959年,新中国刚建立十年,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一味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    这期间彭德怀因为一封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错误的信件,一石激起千层浪,会议转向大批右倾。这也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的说法,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    他发言的华东组,组长是柯庆施。张在柯主持的小组发言,可谓虎穴掏子,引来四围怒目相向,他的发言不断被打断,会场气氛如箭在弦。张却泰然处之,紧扣主旨,娓娓道来。他知道这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了,就像当年在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上一样,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干扰,他如若不闻,再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继续讲下去,条分缕析,一字一顿,像一个远行者一步一步执着地走向既定的目标。20年来,他官愈当愈小,问题却看得愈来愈透。那些热闹的大跃进场面,那些空想的理论,在他看来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国家的灾难,总得有人来捅破。    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稿子整理出来有8000多字。    毛泽东大为震怒。两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默无一言,只闻挪步出门之声。8月2日毛又召集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林彪说是搬来救兵),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八届八中全会)。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说他旧病复发。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满纸皆为批评、质问。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掏尽脏腑,倾平生所学,平时所研,为党开一个药方。事前田家英、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但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党集团”。会议立即一呼百应,展开对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账,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一贯摇摆。就这样他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    为了党的团结,张闻天顾全大局违心地检查,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但是还是通不过,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    他几次求见毛,拒而不见。会议结束,8月18日张闻天下山,回到北京。    留得光辉在人间    庐山一别,张与毛竟成永诀。 1960年春,张大病初愈,便写信给毛,希望给一点工作,不理。他找邓小平,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又找刘少奇,刘说还是搞经济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他就明白了,自己还不脱“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李说正缺你这样的人,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中央开始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毛、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张很高兴,在南方调查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没想到这又被指为翻案风,立即被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一切文件的权利,送交专案组审查。到“文革”一起,他这个曾经的总书记又受到当年农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经常是早晨穿戴整齐,怀揣月票,挤上公共汽车,准时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刘英,一起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友,门依黄昏,提心吊胆,盼他能平安回来。他有冠心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7094.html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

唯色 | 林辉:“藏地的灵魂”大昭寺文革居然做了猪圈

《杀劫》(摄影:泽仁多吉;文字:唯色。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出版;并获《中国时报》2006年度中文创作类十大好书奖)(Forbidden Memory:Tibe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藏地的灵魂”大昭寺文革居然做了猪圈 文/林辉 对于大陆文革的惨烈,人们或通过亲身经历或通过若干书籍基本有了大致的了解,但有一个地方的文革,由于资料的有限,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知之甚少,这就是西藏。近日,笔者终于看到了西藏作家唯色和其父亲泽仁多吉藉由文字与照片展现的西藏文革,这本弥足珍贵的书籍的名字叫《杀劫》。 读罢该书,最令笔者震撼的是文革对西藏文化的摧残,亦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摧残,惨烈、彻底、让人心痛。比如大批喇嘛被强制还俗,大批珍贵经书被焚毁,截至1976年,西藏(自治区)境内原有的2700座寺院仅剩下8座……本文要讲述的就是有着“藏地的灵魂”之称的大昭寺在文革时的遭遇,而其遭遇无疑是那2700座寺院境况的缩影。 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觉康”(藏语意为佛殿),位于西藏拉萨老城区中心,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始建于唐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吐蕃王朝的鼎盛时期,是藏王松赞干布为纪念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而建的,用于供奉公主从家乡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佛像,但目前寺院中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 据说,大昭寺建造时曾以山羊驮土,因而最初的佛殿曾被命名为“羊土神变寺”。1409年,西藏格鲁教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为歌颂释迦牟尼的功德,召集藏传佛教各派僧众,于藏历正月在寺院举行了大法会:默朗钦莫,前后持续15天,后寺院改名为大昭寺。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早在9世纪时已改称大昭寺。清朝时,大昭寺曾被称为“伊克昭庙”。经历代修缮增建,形成了庞大的建筑群,如今占地25100余平方米。他融合了藏、唐、尼泊尔、印度的建筑风格,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除了释迦牟尼的佛像外,大昭寺还供奉着众多佛像、圣物和法器,其所拥有的从“吐蕃”至近期“格桑颇章”期壁画艺术也让人叹为观止。 作为宗教圣地,大昭寺是各教派共尊的神圣寺院,其“默朗钦莫”非常有名。当年,因来参加法会的僧俗众多,宗喀巴将法座移到大昭寺南侧的广场继续传法,从此历代达赖喇嘛和甘丹赤巴都在此传授佛法,并称之为“松却绕瓦”,意思是“传法之地”。而法会也成为惯例,届时拉萨三大寺院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其他寺院的数万僧人都云集于此,举行修法、辩经、驱魔、迎请未来强巴佛等活动。后世法会都由达赖主持。 大昭寺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宗教上,还体现在世俗方面。在历史上,他还是西藏噶厦政权的所在地之一。自五世达赖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后,噶厦分管财政、税务、粮食、司法、外交等部门便设在大昭寺二楼。后来清朝政府关于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活动也在此举行。 正是因为大昭寺在宗教和世俗方面双重的重要作用,他在文革期间成为了“破四旧”的重点目标。1966年8月,拉萨的红卫兵抗着红缨枪来到大昭寺进行洗劫。根据《杀劫》中的图片和文字,大昭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大量法衣、经书、佛像、嘛尼轮等被砸、被毁、被烧;释迦牟尼佛像则被戴上高帽,高帽上写有种种侮辱性的语言,其身上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全都不翼而飞,连身上和脸上涂的金都被刮净,甚至镶嵌在佛像眉心的一颗无以伦比的宝石以及古老的黄金耳环,也不知被何人拿走;还有所有佛像体内的装藏之物也都被拿走,期中的青稞被运送到粮食局仓库,磨成了糌粑…… 此后,军队在1967年入驻大昭寺,将剩余的法器、佛像等运走毁掉,据说,除了释迦牟尼像,其他佛像全部被砸光。寺中的很多一层的佛殿都变成了猪圈,养了很多猪,而楼上的佛殿则改为军人的宿舍,楼上和楼下间搭了一个梯子。一位当时送猪饲料的僧人说:“他们把大昭寺的一角辟成茅厕,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份,则被改造成牲畜屠宰场。”另一位当年的红卫兵也说:“大昭寺除了被当作猪圈,还做过屠宰场,在里面杀猪拔毛。” 七十年代,军队撤离后,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西藏各地区和附近各县来拉萨的干部和普通百姓都可以投宿。也因此,寺内墙上的壁画被烧酥油茶的火苗和水汽熏的破损不堪。1972年,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中美关系都有了改善,中共高层为改变国际形象,下令重修大昭寺。然而修复者们并不清楚在佛殿中究竟该放置什么佛像,最终还是在一位被批斗的“牛鬼蛇神”也是高僧的帮助下修复了第一层佛殿。1980年完成全部重建工程。 重建后的大昭寺又恢复了香火缭绕的场景,直至今日。不过佛像已不是昔日的佛像,壁画已不是昔日的壁画,管理寺院者也不是昔日的高僧,而来虔诚朝佛者中却不乏当年砸毁大昭寺之人。又一场轮回,又一声长长的叹息,而始作俑者的罪恶却还没有被清算。 (转自:大纪元 http://www.epochtimes.com/gb/13/12/8/n4029053.htm-%E3%80%90%E6%9E%97%E8%BE%89%E3%80%91%E2%80%9C%E8%97%8F%E5%9C%B0%E7%9A%84%E7%81%B5%E9%AD%82%E2%80%9D%E5%A4%A7%E6%98%AD%E5%AF%BA%E6%96%87%E9%9D%A9%E5%B1%85%E7%84%B6%E5%81%9A%E4%BA%86%E7%8C%AA%E5%9C%88.html ) 以上三张图片转自《杀劫》一书,摄影者是我的父亲泽仁多吉。 延伸阅读: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一)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3/2006-sha-jie-0-ren-lei-00-00-google-00.html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二)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4/blog-post_06.html 镜头下的西藏文革:《杀劫》连载(三)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6/blog-post_24.html

魏英杰 | 诗人,只须保持灵魂的高贵

作者: 魏英杰 看到著名诗人梁小斌因脑梗住院、难以承受高额医疗费的消息,心里很不是滋味。 去年,诗人余光中来杭州,有诗人朋友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生会。那天晚上,可能是我见过诗人最多的一次。在座的除了余光中先生,还有欧阳江河等著名诗人。诗人们轮番上台,吟诵诗歌。彼时情景,让人仿佛回到了心怀文学梦的青春时期。如今我使劲地想,也记不清那晚是否见过这位诗人了。他似乎在,又好像不在,或者有人朗读了他的诗作。如果不是我记忆力退化,或许是这位诗人过于低调,让人容易忽视他的在场。 不过这一次,因为他的生病,因为他的贫困,却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获悉这个消息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募集善款至今已达95万余元。以至于,仍在病中的梁小斌发表声明,恳请大家不再向募捐账号捐款。我想,面对着来自官方与民间的善款,他此刻心情应是颇为复杂。感激之情自是难免,但不排除也有一丝酸涩。 从这次募捐情况看,梁小斌“混得不好”,或许不在于他没本事,而是因为他宁可保持高贵的姿态,也不愿意低头。有人说,梁小斌事件折射了当下诗人的生存困境。这固然有几分道理,可话说回来,以梁小斌成名之早、成就之高,进文学体制内混个一官半职想必并非难事。在这方面,例子实在太多了。但梁小斌除了拥有中国作协会员这个虚名,平时似乎并不紧跟“组织”,而是保持着距离。这等于他主动断了自己的一条生存之道。如果这是诗人甘愿付出的代价,理应赢得大家的敬意。 评论家徐敬亚曾说:在文学荒原上,中国有两个天真的孩子,一个是顾城,一个就是梁小斌。梁小斌生活困窘,或是因为生存能力太差,难以适应这个功利化社会。倘若如此,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有一个体会,但凡在某领域钻研太深的人,往往会丧失另外一些能力。譬如许多大科学家,对专业研究驾轻就熟,可对生活琐事却一筹莫展。还有些大政治家,别看他在外面指挥千军万马,依然管不住后院起火。这大概也是一种社会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吧。 还有人说,正因梁小斌始终坚持着纯粹的诗歌理想,所以这么多年来历经着文人的“潦倒”与“窘迫”。这话我也信,却不以为然。如果梁小斌因此而不屑于为稻粱谋,不免让人感到遗憾。诗歌是文学桂冠上的明珠,诗人是文学种群里的贵族。这虽然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一定要不食人间烟火,过着“郊寒岛瘦”般的苦吟生活。 诗人非但没必要刻意与生活作对,还当自食其力,追求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对于所有以文学为志业的人,其实都理当如此。金钱与灵魂不是死敌。物质条件是一个人获得人格独立的重要基础。看到有人因梁小斌的遭遇而大发感慨,认为这个时代不该让诗人们饿肚子。有位朋友还发微博抱怨称,梁小斌既无退休工资,也无医保社保,“这就是官办作家协会对诗人、作家的关心”。可按照这个思路,就是让国家把诗人们都养起来的架势,这不正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吗?倘若梁小斌愿意被“圈养”,大概今天的事情也不会发生吧。 作为诗人,重要的是保持灵魂的高贵,这就够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境界。至于生活,不妨遵循生活的逻辑,保持日常生活的体温。只要灵魂不屈就于任何势力,一个人就能保持站立的姿态。尚在病中的梁小斌袒露心迹:“过去活着的目的只是为了写诗,现在看来,我们写诗是为了更好地活着。”他能这么说,或许真的领会到了诗歌与生活的真谛。愿他早日康复,与生活握手言和,重新投入诗歌理想的怀抱。 2013年11月27日

美国之音 | 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灵魂

华盛顿 — 9月15日是联合国“国际民主日”,今年的国际民主日主题是加强民主之声。中国执政当局今年开始反而加紧打压呼吁实行民主宪政改革的民主维权人士,严控互联网言论。观察人士指出,言论自由是民主的灵魂、底线,中国执政党全方位禁止公民和平表达改革意愿,只会暴露它的极度虚弱。 *今年主题:加强民主之声* 据联合国官方网站关于今年国际民主日的阐述,加强民主之声这个主题要表达的主旨就是,强调民声的重要性。发出声音是人的能力,并决定他们如何治理是民主制度的核心。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今年的国际民主日致辞,他呼吁各国领导人倾听、尊重并适当地响应人民的声音,无论这些声音是直接表达的,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表达的。   2007年的第62届联合国大会以协商的方式一致通过决议,将每年的9月15日定为国际民主日。并促请所有会员国、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政府间组织和个人等以适当的方式庆祝国际民主日,帮助提高公众的认识。 *查建国:言论自由是民主灵魂*   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查建国9月15日对美国之音说:言论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特别是发表跟政治和其他公共事务有关的言论自由,被认为是所有民主制度的底线。中国执政党新一届领导上任之后,当局突破底线,严厉打压各种形式的言论自由。   “民主首先要能够有言论自由。自由是民主的灵魂,自由首先要言论自由,这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最底线。可是中国最近这段时间在控制言论自由方面应该说是比过去更加严厉。”   查建国说,当局从不许街头举牌,到严控网络言论,再到全面整顿意识形态领域,这些都反映出执政当局下决心要更加收紧言论自由空间。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商务部9月9日宣布,中国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创历史新高,中国首次成为世界三大投资国之一。可是,中国在经济上似乎是实力雄厚的巨人,而在宽容民主异议人士,容纳民主声音方面却让外界看到了极其虚弱的一面。   *压制言论自由中共显虚弱* 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查建国9月15日对美国之音说,中共是一个有号称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但它却不敢让民众公开表达政治意愿,让人匪夷所思。   “它(中共)不让说话,正好表现了它的虚弱。这么大一个国家,你这么多党员的一个党,8000多万的党。你在世界上是一个大国家了,你这么长时间的执政,你还自认为自己搞得还很不错,自认为在全世界还独树一帜,还很自信。可是这一切全是假象。”   查建国说,中共现在从平面媒体到互联网新媒体全面控制言论,不放过哪怕是一点点他们认为的不稳定因素。他说,中共对言论自由的恐惧胜过毛泽东时代。   *浙江民主党办纪念活动*   维权网消息,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部分成员和维权人士9月14日在杭州举办座谈会,纪念国际民主日,并畅谈中国民主宪政前景。维权网报道,与会人士认为,民主是时代潮流,势不可挡。任何专制者企图阻挡这股潮流,都是徒劳的。美国之音拨打其中几位参加活动人士的手机,都被告知“电话不通,请稍后再试”。   *胡佳国际民主日被软禁*   另一方面,北京的知名社会活动人士胡佳在国际民主日这天再被当局强制软禁。他的两部手机都无法拨通。胡佳9月15日在推特发文说,今天9月15日被非法拘禁…。国保倒挺会挑选日子,在9月15日世界民主日这一天,再次向我用强制措施重申何为党国和暴政。9月13日,胡佳在北京街头与朋友再次打出要求习近平和中共七常委公示个人财产的横幅。 fullrss.net

信力建 | “几希”所在:智慧与灵魂

作者: 信力建   人号称万物之灵,那么这“万物之灵”“灵”在何处?或者说,人和动物的区别究竟何在?过去我们爱讲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能不能制造和使用工具,可是,动物学家告诉我们,一些灵长类动物——比如猩猩——也能制造和使用工具。所以,人跟动物的区别恐怕还得在内部去找。 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认为“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所谓“几希”就是一点点。那么,这一点点究竟何在呢?孟子提出了他著名的“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如果我们今天来谈这“几希”,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地将其归纳为“智慧”与“灵魂”,这两者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 先看智慧。所谓“智慧”一般是指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的能力。它是由智力体系、知识体系、方法与技能体系、非智力体系、观念与思想体系、审美与评价体系等,多个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包括遗传智慧与获得智慧、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直观与思维、意向与认识、情感与理性、道德与美感、智力与非智力、显意识与潜意识、已具有的智慧与智慧潜能等等众多要素。依据智慧的内容以及所起作用的不同,可以把智慧分为三类:创新智慧、发现智慧和规整智慧。创新智慧,可以从无到有地创造或发明新的东西。智慧已是人们生活实际的基础。智慧是人们生活实际的基础,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中,没有现代人智慧,就无法在现代社会中生存。 这智慧大致相当于孟子“四端”说中“智之端”也的“是非之心”,其对人类意义不言而喻——这一点,古希腊哲学家最有领会。比如,“哲学”(philosophia这)一词就来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所以造出这个词,就是因为嫌“智慧”(sophia)之称自负,便加上一个表示“爱”的词头(Philo),成了“爱智慧”。人因为“爱智慧”,而有了“哲学”,同时又因为有了“哲学”,而将自己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把哲学家称作“一心一意思考事物本质的人”,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是一门以求知而非实用为目的的自由的学问。这种对智慧的热爱在古希腊体现具足:当年泰利士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希腊人对于求知本身怀有多么天真的热忱了。这是人类理性带着新奇的喜悦庆祝它自己的觉醒。直到公元前三世纪,希腊人的爱智精神仍有辉煌的表现。当罗马军队攻入叙拉古城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老人正蹲在沙地上潜心研究一个图形。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阿基米德。军人要带他去见罗马统帅,他请求稍候片刻,等他解出答案,军人不耐烦,把他杀了。剑劈来时,他只来得及说出一句话:“不要踩坏我的圆!” 逮至近代,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的法国哲学家更是将人类的智慧和人类的存在合二为一——他提出“我思故我在”。这是笛卡尔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这个命题的意思是:“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或者说:“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因为我在思考在怀疑的时候,肯定有一个执行“思考”的“思考者”,这个作为主体的“我”是不容怀疑的,这个我并非广延的肉体的“我”,而是思维者的我。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简单说,人之成为人,就是因为他会思考有智慧,如果一个人成为没有思考力,没有智慧,那他与动物之间的“几希”也就不存在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智慧毕竟只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或者能力,带有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属性,以之概括人之为人还不够,还缺少“形而上”的“道”的性质——即以孟子的“四端”说而言,除了“智之端”的“是非之心”,不是还要有“仁之端”的“恻隐之心”、“义之端”的“羞恶之心”和“礼之端”的“辞让之心”么?而在“我思故我在”之后,是不是还应该有“我在故我仁”、“我在故我义”、“我在故我礼”的后续呢?借用雨果“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绝对正确的智慧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灵魂”。 所谓“灵魂”一般是指生命;人格,良心;精神、思想、感情等,也比喻事物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宗教认为附在人的躯体上作为主宰的一种东西。灵魂离开躯体后人即死亡。原始基督教将灵魂分作“灵”和“魂”两部份:“魂”是血肉的,所有生物都有的;“灵”(即生命力)则是来自上天的,只有人类才拥有。因此,西方人有“人类是万物之灵”之说。《圣经》的原文用词“魂”显示,是没有将身体和“魂”加以划分,而且描述“魂”是会死亡的。 灵魂在古希腊哲学家那里也占有重要地位。柏拉图认为灵魂是单纯不能加以分解的,有生命和自发性,是精神世界的、理性的、纯粹的,因他有追求世界的欲望,而堕落到地上,被圈入于肉体中,注定要经过一个净化的阶段,灵魂是会轮回转世。其后的新柏拉图主义都有对灵魂作描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曾将灵魂与心理学一同讨论。亚里士多德将《论灵魂》列为“第二哲学”的范畴。对灵魂的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形式,肉体只是质料,灵魂才是实体。灵魂分为3个部分,有理性、感觉和营养的机能。人的思想、行为、精神、感情等潜意识被一种未知的非物质因素主宰着,使人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做出不同的反应,这种非物质思想因素既看不到,也模不着,更加无法控制,于是人们便称作灵魂。灵魂很神秘,一直以来科学无法证实它的存在,但每一个人都有他有灵魂,并能伴随着其成长发生变化是肯定的。灵魂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文化、习惯、信仰等信息认知凝聚而成的个人品质,所以不同环境成长的人有着不同的灵魂。对灵魂研究得最深入的是宗教,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社会的管理分成暴力和非暴力二种意识形态,暴力形态促成统治和国家,催生出法律;非暴力形态主张人际关系的平等,不强迫人的意志,通过人们对未知力量的敬畏,转化成神灵的意识而约束力自身的行为,便成了宗教信仰。 如果照基督教的说法。则人,是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乃因为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具有灵性的活的生命体;人的尊贵就在于此。(动物没有灵,只有魂和体。)所以,人有灵感;人会作诗作对,发明创造,探索研究;并且,人本能地知道寻求上帝。灵,乃从上帝而来。“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灵乃是我们生命的最高级部分,是我们属天的质素。而魂则是后天的产物,乃上帝的灵进入人体后,上帝的灵与人的体相结合所产生,是我们属地的质素。体,是我们生命的物质部分,是灵魂的居所,也就是我们生命的载体。“灵”主要由的三个部分组成,即良心、直觉、交通。良心,乃完全的正义之心,是我们属天的质素。良心,不受知识、情感、心思、意念等的影响而单独存在,具有直接判断是非和审判自我的特性。凡人,皆有良心。良心的多寡,决定了,人判断是非的标准,及其行为准则等的不同。良心,能够阻挡人一切有悖于良心的行为。良心,也不允许人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当人的言语行为,乃至思想意念,违背了自己的良心,良心便使人在潜意识里产生亏心和负罪的感觉,使人自责和不安。直觉,是指人心灵深处的一种径发的知觉和感应,也是我们属天的质素。直觉,不需要通过肢体的感觉,不需要通过心思意念,不需要通过情感知识,也不需要通过判断等等,而能够知道。我们常说的“直觉告诉我”,意即如此。所谓的“灵感”,也属此范畴。交通,在这里,特指着人与灵界的交流和沟通,不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等之间的交通。此交通,也是我们属天的质素;和良心、直觉一样,是人所独有的。基督徒通过灵的交通功能,可以与上帝交通,使自己生活在上帝的里面,过着与上帝同在的生活。 不过,在我们一般使用中,灵与魂是一体的,都是指在知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的总体认识温情和爱。1963年获诺贝尔医学奖的英国科学家约翰艾克理教授在他的获奖论文中说:“神经细胞彼此之间有无形的沟通物质,这就是灵魂的构成。人体内蕴藏着一个非物质的思想与识力的‘我’,它控制着大脑,就好比人脑指挥电脑,它使大脑内的脑神经细胞发动工作,这种非物质的‘识我’,在肉体大脑死亡之后,仍然存在并仍能有生命活动形态,可以永生不灭”。英国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柏颇博士经过实验研究后,完全同意艾克理教授的结论。麦楷博士说:“至今仍无一种已知的学说和实验足以推翻艾克理和柏颇博士的生物有灵魂的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灵魂是在智慧之上存在的缘由所在。 清代思想家王夫之有“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之众”。在智慧与灵魂的关系上,我们也可以说:灵魂是“帅”,智慧是“兵”,而“无帅之兵,谓之乌合之众”。

明鏡新聞網 | “寻找林昭的灵魂” 45周年纪念活动受阻

今年4月29日是中国知名“右派”林昭遇难45周年纪念日,有网友称前往“林昭墓”参加纪念活动时,遭国保强行阻止、殴打及问讯。民众质疑:“中国当局早已宣告林昭无罪,为何对纪念活动如临大敌?”  1968年4月29日,被打成“右派”的北大才女林昭被以"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反革命罪"为名在上海秘密枪决。在林昭遇难45周年 纪念日之际,中国各地网友以多种形式发起纪念活动。除网上悼念活动外,来自中国各地的近200名网友前往江苏苏州灵岩山"林昭墓"扫墓,遭到现场值守的国 保强行阻拦,数名悼念者遭到殴打并被带到派出所问讯。 德国之声也获悉早在林昭纪念日前几天,"林昭"成为中国各大网站微博的"敏感词",数百名人士遭国保约谈,包括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在内的大批维权人士被软禁 在家中,江西维权人士刘萍及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再次"被失踪 "。近年每到林昭冥诞及忌日,中国各地都有民众前往灵岩山祭拜林昭。中国当局从2008年4月起在林昭墓地附近的树上安装监控摄像头;至奥运期间曾拆除, 去年清明前夕再次安装全方位监控系统。 林昭原名彭令昭,中国早期持不同政见者。1954年入北大新闻系,1957年中国反右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大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而被划为右派, 后长期系狱,曾在狱中撰写20万字的血书和日记,控诉中国当局的政治迫害,及自己对人权、自由平等的追求。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中国当局秘密枪决, 时年林昭还不到36岁。1980年上海高院曾撤销之前判决,以精神病为由为其平反为"无罪",1981年上海高院复审取消"精神病由",正式宣布林昭无 罪。林昭全部档案在上世纪80年代曾短暂开放,其后再次被封存。2003年中国独立制片人胡杰遍访林昭故交80人,且拍到林昭狱中文稿,推出纪录片《寻找 林昭的灵魂》,该片影响广泛。2004年林昭墓在苏州灵岩山落成。   "中国当局在害怕什么"   "当局如临大敌到底是在怕什么?" 据网友徐琳向德国之声介绍,从4月29日早上开始,陆续有来自各地的网友上山祭拜林昭,在通往山上的路上和林昭墓前有超过40名的国保严密看守。上午先行 到达的刘士辉和陈云飞遭国保殴打并被至派出所问讯;纪录片导演、学者艾晓明、老“右派”王书瑶未至墓前即被国保强行带离,所带纪念物品遭没收。徐琳与另外 100余位网友的"大部队"绕行另外一条路得以到达林昭墓前,但被墓前守候的国保驱离,纪念仪式未能完整举行。一些网友的手机被国保夺走删除照片和视频, 有网友在争抢中受伤。网友"丁丁猫"表示:"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林昭案早就平反了,给一个无罪的公民扫墓不是很正常么?当局如临大敌到底是在怕什么?" 徐琳也表示,明知道当局对纪念林昭活动非常"敏感",很多网友还是选择前来,是有感于林昭在当时的环境下,有着清醒而独立的思想及反抗暴政的勇气,这一切 于当下中国公民有着现实的意义:"她能在那种情况下认识到专制的邪恶,认识到自由的宝贵,她作为一名女性,能够有勇气和专制去斗争都值得我们敬佩。她曾经 写过一首小诗'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激励。"     "林昭的意识在今天依然走在前面"   "林昭的意识在今天依然是走在前面的" 胡佳回顾2008年4月29日,林昭遇难40周年纪念日时,他正在看守所中,巧合的是他读到一本关于林昭的书,书中描述林昭被秘密枪决前,林昭的头被包上 白布,林昭呼唤"妈妈你在哪里"?那一刻,林昭的生命也戛然而止,几十年来,很多人在寻找林昭的灵魂,去触摸她人生中最柔韧的力量,去寻找到现今都还是弥 足珍贵的勇气,她是一道照进现实社会的光:"今天看林昭,在以前那个时代,当你一个人面对所有黑暗,除了她自己点点萤光之外,四周没有任何光亮,她没有垮 掉,没有向暴政低头。林昭站在那里的话,你会觉得所面对的张牙舞爪的国家机器都微不足道。你只要是做一个真实的人、独立思考的人,哪怕你很普通,都会让暴 政如此胆寒,一直到今天,45年后的今天,林昭那时候做出的事情,这个柔弱女性的短暂生命带给这个时代的力量在今天,依然如此澎湃。" 胡佳也认为网友今日对林昭的纪念,与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和对"六四死难者"纪念的性质一样:"不论是六四死难者还是45年前罹难的林昭,他们都是暴政下 的受害者,他们都是敢于反抗暴政的人。今天到苏州去的网友内心的纪念,实际就在表达对现有政权的不满及政权合法性的质疑。林昭早就说过'这个政权是有罪的 ',直到今天她的意识仍然是走在前面的,她看清了时代、体制。" 作者:吴雨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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