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

瘦米网摘导读 ：一些官员和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它的组成/特点就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儒家文化+高速发展的经济。而更多的学者和一些官员认为，“中国模式”是个假问题，为这个模式正名，其实是在掩盖中国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是在为政府为党说话。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模式”真的存在，那么它值五毛钱。这篇瘦米网摘是9月1日“中国模式座谈会”的专家发言，有很多熟悉的名字：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地点：北京  主持人：张剑荆 中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确是极大的成就。如何解释这一成就呢？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论”，强调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成为一种流行的观点。虽然温家宝总理曾明确表示不存在“中国模式”，但争论依然不断。 那么，究竟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其特点如何，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这一模式的经验和教训何在，是否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与中国经济成就伴生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关乎民众的幸福和国家的未来，均值得关注和探讨。本刊整理并刊出“中国模式座谈会”的专家发言，供读者参考。——编者 “中国模式”真与假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中国模式”是一个假问题。我一直以为，中国是一个正处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体，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和价值也正处于初步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以制度和价值支撑的“现代社会结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体制改革才刚刚起步，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正在逐步显现，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特权腐败等诸多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谈“中国模式”，确实有些“奢侈”。 我们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快速增长来界定“中国模式”。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增长仅仅是发展模式形成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正确对待、处理好和分配好增长的社会财富，保持社会的公正、稳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才是一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对“中国模式”这一话题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解析，并保持高度的清醒，不能文过饰非。要知道，我们自己正处于发展的“中国时刻”，不但要防止被他人“误读”，也要防止被自己“误读”，丧失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动力和方向。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 应当把“中国模式”的问题放到一个大背景中去看，就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化，本质上是东方农业大国怎么走向现代文明。 在这个大背景下，世界可以分为两类国家：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这样看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并没有超越发展中国家追赶工业文明这个大范畴。 有学者概括“中国模式”的特征，就是以政府权力为主导，推动市场经济。这一步，其实发达国家都走过，我们也正在走。所以，从文明发展规律来讲，我们没有更特别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国情，就是人口多、规模大、国土幅员广，底子可能更薄。 所以，中国30多年的发展，恰恰是人类文明转型的规律在发展中的中国的表现。所有社会文明的变迁，都是从经济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发展没有超越这个规律，也没有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采用的路径。因此，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鼓吹者试图把模式固定下来，这会在客观上掩盖我们中国现存的问题和矛盾。因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是光靠经济本身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一旦谈模式，便是要固化下来，使之变成静态的东西。 中国人要走向现代文明，这是个历史的进步过程，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过程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变化。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中华民族要强盛起来，我们是在探索一条发展道路，所以应该讲的是“中国道路”。 夏业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首先我要提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存在“中国模式”？要形成经济发展中可借鉴的模式，它必须从理论上具备几个重要的构成要件，这样，既可以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也便于其他国家应用或者借鉴。但是，我们看来看去，现在无论中国人说的，还是外国人说的“中国模式”，都含糊不清，没有很清楚的界定。 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好像是把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的一些成绩都认为是模式的成功。但是，这个模式跟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路径都不一样吗？ 前些年，“中国崛起”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很多人就想能不能把中国发展路径总结成一种模式，比如说过去“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国际上非常推崇的发展模式，叫“东亚经济模式”。 目前看来，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从实践意义来说，所谓“中国模式”都没有真正超越“东亚模式”，没有比“四小龙”的业绩更加显著。 诚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人口规模大，但是，从经济发展业绩本身去比较，同样的30年跟人家相比较，未必比人家业绩好。从这方面讲，如果“东亚模式”都不能肯定为一个成功的经济模式，怎么能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更加值得赞颂的模式？这本身在理论上就难以成立。 如果以更广泛的方式看待“中国模式”，不单单看成经济模式，而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模式，它的特色在于“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摸着石头过河”，从理论上总结，其实就是经济学里面常说的“试错”。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在变革、发展过程中总会有试错过程，中国的试错是什么？一般先是发现一个典型，对这个典型展开调查研究，认为它值得肯定以后就开始试点，试点之后设立特区，特区之后再扩大特区，即模仿这个特区再建若干个特区。过去发展的30多年里面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确实发生了所谓的奇迹。这个奇迹是中性的，我并没有说这个奇迹是好的还是坏的。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某种特点，这个特点叫做模式？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的确相当惊人，有人说这个数字是假的，有很多水分。 我要讲一个统计学常识，一个经济体假如以这么高的增长率增长了几十年之后，你可以怀疑它的绝对值，但是，它的增长率你就很难怀疑了。讲得简单点，改革之前不浮夸吗？一个浮夸的基数不断往上翻，假定说原来浮夸了一倍，第二年增长率翻了一番。你第二年的基数仍然是浮夸，你浮夸的量又翻一倍，第二年的基数等于是浮夸了两倍。如果我们30多年中国的浮夸是以几何级数往上翻，我们就会又看到“亩产13万斤了”。 大家知道，几何级数的浮夸是不能持续太长时间的，“大跃进”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高增长率持续这么多年，到现在没有明显的“烂包”，所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确是事实，这个事实在历史上确实相当惊人。 东亚模式增长都没有真正长久，长达几十年的只有南非，也是一种很快上升的增长，而且，南非有很多经济指标非常惊人，人均耗电量居然跟英国差不多，高速公路占世界第三，而且它的制度设计跟中国很类似。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认为有一个“中国模式”，不但有，而且“中国模式”接近完成，已经处于最后的完善过程当中。第一，这60年是一个整体。我们过去有一个框架，分改革前和改革后，实际上我们忽略了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一致性。第二，这场改革叫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然后，本着这两点，我们看现在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最近，有两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一件是福州大学实行恋爱实名制，就是谁要恋爱，就要登记，谁提出，谁负责，然后，出现问题找组织解决。第二件事，北京准备用手机定位人们的出行和工作情况。这两件小事非常让人受启发，表明了这样一个体制的空间是什么，在哪儿，这个体制内能做什么事。 怎么看30年的变化？这30年其实是很有限的变化，真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个东西确实有着创新的过程，用体制和机制来说的话，就是体制没变，机制创新。其实，模式不是其他人能不能学，能不能做。我说的这个模式需要有自洽的逻辑，只要满足这一点，它就有特点，也叫模式。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模式”的概念有没有意义？比如说资本主义世界，别人可以总结出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莱茵模式。在中国，你可以说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内部可以分成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现在又有了重庆模式、广州模式等等。 从2008年起，由于金融危机，一下子让人觉得似乎有一种中国模式。很多我认识的金融界人士讲，中国能避开金融危机，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学会游泳，还没有下海，不可能被淹死，实际上中国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认定存在一个成功的“中国模式”。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模式如果是个中性的概念，其实是可以使用的。当然，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模式”。 根据我有限的了解，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敬佩和中国人自己感觉的差不多，就是走出匮乏：30多年前吃不饱肚子，抽烟的人一个月就抽一包烟，现在不太匮乏了。 对世界各地发展的不同方式，暂且用模式的说法，我觉得是中性的，这是可以的。先不说中国，现在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另类的国家。哪类国家呢？特别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那些国家，可能会有不稳定，比如利比亚；当然也有的国家多少年后才出现不稳定，如埃及；也可能靠石油超稳定，比如说沙特。东南亚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就是文莱，文莱人均GDP四五万美元，和西方是可以比一比的。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个依靠石油的模式。 中国最近对石油，包括官方和官商对石油的兴趣那么大，说哪里发现了油田，哪里发现气田，其实是对那种模式的一种向往。 另外提供一点视角。关于西方模式，我最近在翻译的一本书，它在欧洲和北美的范畴之内，把西方分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地中海模式，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第二种是中欧和北欧模式，叫民主法团主义模式；第三种是北大西洋模式或者自由主义模式。这是两个政治科学家，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美国人联合研究的结论，他们是研究媒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 我现在特别关注地中海模式，觉得中国某种程度上接近地中海模式，但是跟它又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有一个极化多元主义，两个议政党，左的和右的。另外，他们这些国家相对来说和另外两个模式相比存在很多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少数人掌握资源，把资源送给老百姓，送给他的支持者，支持者反过来回报他。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认为所谓的模式是一个样本，大家都可以照着学，可以推广。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发展，有些经验是别人可以学的，但是，大部分经验别人学不了。 首先，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我们的经验跟其他转轨经济不同，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双轨制”。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但对外而言就没什么好学的了，除了古巴。 中国道路的特点 茅于轼 ：中国经济有一个特点，有共产党稳定的领导，所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领导人的过渡没有流血事件，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看看别的发展中国家，暗杀、流血不在少数，我们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对于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第二个特点，因为有一个党的领导，有很多事情市场做不了的，政府能做，或者市场做起来很慢的，政府做起来很快就能做成。最典型的如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铁路、飞机、机场、电信，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可以排第一。 但是，现在有点儿过头了，好多高速公路没有足够的车走。这3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长期缺电、电力供应不足之类的事情。印度、菲律宾，几十年缺电，总也解决不了。印度更不用说，连高速公路都没有。我们比他们强多了，原因是我们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做这些事。 还有一个特点，可以说是我们能做的，我们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有没有这样的事？这可以讨论，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有的。按照市场的意义，多数人的利益是不容侵犯的。大多数人得益了，然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就快了，这个道理看起来是有点对的，但是，违背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理，即每个人的权利是相同的，任何人都同样受到保护。 但是，我们中国政府有时不太关心这一点。比如说三峡工程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有很大争论。在有些国家里头，要搞这么一个工程，根本就搞不起来，我们说搞就搞了。当然现在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无法辩论。 另一个特点，即改革的开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那时，中国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起点非常低，这个别人学不了。那个时候，农民吃不饱肚子。进城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再有几百元钱，更是满足得不得了。我们现在积累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靠农民工打工赚出来的。30多年来，中国挖了200多亿吨的煤啊，死了很多人，但是没有因此出现社会问题。中国的农民工非常能忍耐，这个别的国家学不了。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变了，现在进城打工的不是吃不饱的农民了，而是“80后”、“90后”，他们没挨过饿，知识比较多，受教育比较多，懂得维权，会用计算机，会上网，知道全世界的事情，这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改革成功主要的特点是财富的极大增加，财富的增加有什么经验呢？有一条，可能大家不见得同意，叫做“闷声大发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句话很恰当地归纳了中国财富快速增加的道理。 比较改革以前的30年，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想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走的是一种什么道路呢？就是不许你发财。走工业化，要劳动创造财富，要学大寨、学鞍钢宪法，就是不让你赚钱，一赚钱就是资本主义。 现在看起来这些都错了，发财是对的。发财是什么？发财就是创造财富，有了钱，许多问题都容易解决了。搞“大跃进”“大炼钢铁”炼了1000多万吨钢，现在中国每年钢产量达6亿吨。 秦晖 ：现在中国的发展当然是有自己特色的。中国人能不能学瑞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也不是说福利国家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在这一点上，经济学界的朋友有强烈的不同意见。值得思考的是，所有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探讨的结论是，政府的权力大，责任也很大，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政府也可能权力小，责任也很小，这就是自由放任。因为老百姓有不同的诉求，有的老百姓对自己的权利看得很重，害怕政府过多地侵犯他，就不同意给政府太多授权；有的老百姓更多地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他就更强调问责政府，因为要问责政府，所以要更多地授权于政府，但是，权力授得再多，也是可以随时收回来的。 在中国，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可追问，这种权力无穷大，责任无限小的特点，和它的高速增长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今天，中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手中可以自由支配的权力全世界最大。 现在最怕是两拨人说相反的话，一部分人说政府就应该多收点钱，扩大国家的汲取能力，另一派人说政府就不管公共服务，老百姓就应该自生自灭。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方面政府收了大量的钱，一方面又不承担任何责任，所谓的预算公开有什么动机呢？ 孙立平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在于它为体制新造了一种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现在我们用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语言来表达的这些内容。中国的市场不是一个完整的体制，而是一个零散的机制。现在用这个零散的机制做了三件事： 第一，把地下的资源挖出来了。第二，盘活了土地。我们这些年有钱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这么多地给卖了，卖了地还得建点东西。地还是那块地，实际上财富没增加，但是钱确实是增加的。第三，最充分利用了人口的红利。 蔡霞 ：中国内外有两个“时空交错”，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当我们工业文明这段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走向信息文明了。这是外部的时空交错。 内部的时空交错，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相当于工业化的后期，乃至于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广东、北京、上海等地；但是，往中部走的时候，到河南、安徽、山东，你可能看到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要是跑到云贵川的非省会城市，你就看到它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然后你再往广西、贵州、云南的大山里走，完全是田园风光、农业文化。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对市场经济介入的范围和强度，比其他国家可能还要再强一些。 还可以再加上一条：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用将近200年走过的路子。反过来说，西方国家200年之内积聚的矛盾，我们30年当中全部遇到了。西方国家有200年的时间来回旋、解决问题，我们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新老矛盾交织，各种矛盾借助先进的传播手段传播出来。 吴思（《炎黄春秋》副社长兼执行主编） ：我认为是有“中国模式”的。在经济方面可以先从历史上谈起。中国经济历来就是多了一个权力要素，权力介入市场，而且分量非常大，除了税费之外，还有各种敲诈勒索、垄断的方式，这个东西是中国特色。 我们可以把它量化，可以说得很清楚，但是，不能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的模式中，要引入新概念，真实描述中国经济的概念。 现在是不完整的市场经济状态，出现权力市场或者是按照古汉语所说的“官市”或者“杂霸市”。 在经济上，“杂霸市”、“官市”仍然有可能凭着自己的比较优势持续一段时间：第一，我们劳动力便宜，在国际上有优势；第二，我们向西方学习模仿各种新技术、新制度，还在学习过程中，可学的东西还很多。于是，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还可能发展得不错，这仍然是“杂霸”模式经济的成绩。 现在中国存在的权力市场，不能长久持续，未来必须继续提高市场自由度。 中国的未来与对策 茅于轼 ：中国的问题是现在钱无孔不入，当官可以买卖，踢足球可以买卖，文凭可以买卖，渗透到各个方面，这个社会现在一点原则没有了，完全被钱控制了。 改革30多年，我们往往看成一个阶段，其实30年是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代人的时间，里头的变化非常大，现在的情况跟改革开始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 比如，讨论财产登记问题。30年以前，领导干部刚刚从“牛棚”里放出来，什么财产都没有，要他们登记也没有必要，没什么财产，登什么记呀，一定要登记，也没有什么阻力。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说了20年也登记不起来，阻力非常大。 最后，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宪法》上讲了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都要守法。大家看看，马路上的特权车就公然跟《宪法》挑战，交警不敢管，老百姓习以为常。这些事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是个特权社会，几千年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特权，特权的反面就是法治，有特权就没有法治。 竹立家 ：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关键还在于未来几年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在于改革是否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要求，真正有效地消除贫富分化和特权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幸福和尊严，让人民满意。 在统观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基础上，寻求重点突破的、关键性的“改革顶层设计”，是从制度和价值层面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的结果，对未来五至十年的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健康，只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合作和社会团结，才是一个人民幸福和尊严得到保证的稳定和谐社会，也才有资格谈论所谓的发展模式这一“宏大叙事”。 未来，中国必须推进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按照宪法原则实践社会体制安排，按照“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新发展共识”追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把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引入一个更高的理论和实践层面。 “十二五”期间，国家面临非常艰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改革的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联，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相关联，当然，也与中国未来能不能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相关联。 吴思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邓子恢鼓吹“四大自由”——“租地自由、借贷自由、务工自由、贸易自由”。我们可以把土地看做资源，借贷就是资本，务工就是劳动力流动，贸易就是产品的自由。邓子恢想推动这“四大自由”，推动民间的市场经济的自由度。 改革开放后，“四大自由”都恢复了，租地自由是恢复成了大包干；借贷自由目前还是个半开放的市场，金融市场半开放，主要还是国家垄断，但是，民间可以部分介入；雇工自由基本放开了；贸易自由，现在处在半开放的领域，比如电信市场不能完全开放，有些资源还是国进民退，但是，绝大部分开放了。 凭着市场自由度的增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自由度增加多少？按照2008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的评比，世界平均自由度62分，排名最高的香港92分，最低的朝鲜3分，倒数第二是古巴27分，中国大陆是52分。 我们从得3分的朝鲜那个状态增加到52分，自由度增加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资源配置水平提高了，企业家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因：市场自由度提高，财富自然就增加。 展江 ：前几年，领导人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要善于发现和发掘各国的资源、模式、体制和机制。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今世界正在飞速变化，西方福利模式也好，自由主义模式也好，也都面临着一些危机，同时“中国模式”目前留下的后遗症也越来越多。 未来怎么做，我觉得秦晖的观点非常对：我们应该在两个维度上去努力，一是要求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营造更多的公平，另外一个是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提高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度。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嘉宾审阅 （来源: 《中国改革》 ）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3)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刘瑜：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4) 廖亦武：走出中国 (4) 杨恒均：911是美国政府干的 (4) 林达：9·11事件十周年回顾 (0)

《矛盾论》是谁写的？ 作者：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11-9-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9-18 4:51:41 阅读量：1次 　　 中国知名纪实月刊《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刊登南开大学教授刘泽华文章指出，毛泽东的哲学代表著作《矛盾论》涉嫌抄袭“红色教授”杨秀峰的著作《社会学大纲》。 　　刘泽华文章原题《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矛盾论》有抄袭之嫌”是其中之一，有关内容如下： 　　中共官方人民网以“毛泽东《矛盾论》有抄袭之嫌”为题全文转载刘泽华文章 　　1970年秋，我们逐渐听到如日中天的陈伯达被揪出来，说他是“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 　　义的骗子”。我一方面很震惊，不知此论从何说起？另一方面，我对陈也没有好感，揪出来感到很痛快。但疑问也发生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理论与行为如何看待？我无法得到解答。 　　1971年夏，学校革委会宣传部门组织了几个人来清理陈伯达的假马克思主义言论。召集人是牛星熙，成员有经济系的郭士浩、哲学系的封毓昌、还有我，共四人。当时很神秘，对外保密。图书馆拨给我们一间房子，任何人不得进入。我们直接到书库提书和杂志、报纸。时值酷夏，不能开门对流，热得要死。给我们的任务是整理陈的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上哪里去找呢？我记不清是上边的指示，还是我们自己拟出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不能有损毛主席的和林副主席（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整陈的背后是整林副主席）。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文章或肯定过的，不能列出来，不能从中找问题；第二、不能损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路线，陈的有关文章与讲话，凡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不能批。第三、陈过去的著作很多，凡属中央领导人肯定过的，或代表中央的文字不能轻易动，如《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有了这三条，我们实在难发现有什么“假”和“反”的问题。 　　我们四位彼此虽然都认识，但互相之间并没有深交，谁也不敢多嘴，很怕踩了“红线”，更怕人说借批陈指向“文革”，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于是把清理重点放在陈的早期著作。我们对陈的历史了解的很少，又没有适当的索引，只知道他30年代在北京、天津教过书，搞过“新启蒙”，写过一些文章，但哪些是他的，我们并不清楚，特别是以笔名发表的，更是一无所知。只好“广撒网”，把一些可疑的书刊尽量找来审查。其中有一本《社会学大纲》，没有署名，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是“河北商专”的教材，石印本，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初印刷。陈伯达在那个时期活动于京津一带，于是怀疑是他的著作。此书由封毓昌查阅。这本书中主要论述唯物论与辩证法，在论述“矛盾”问题上，封毓昌发现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多有雷同之处。他不敢声张，悄悄地让我看，果如他所言，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上，有些语句几乎相同。我们两人窃窃商议，是否告诉另外二人，我建议要告诉，我们是一个集体，不说反而易引起麻烦。 　　封毓昌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请牛星熙和郭士浩也看了。四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不愿首先把问题挑开。牛星熙是召集人，四人商定了两条：一是不扩散；二是把书封存。我当时冒出一个念头，伟大的领袖的“顶峰性”的著作原来也有抄袭？！ 　　到70年代末，我多次建议封毓昌同志把这件事弄清楚，封毓昌下了一些功夫，找到了《社会学大纲》的作者是杨秀峰。杨秀峰是当年的教授，已是共产党员，1949年后任过河北省省长、教育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文革”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封毓昌给杨秀峰去信询问。杨请他的秘书给封毓昌回了信，证实了该书的作者就是杨秀峰。但同时转述了杨的意见，此事不要提了，《大纲》中的论述也不是他的创见，是从苏联学者转述过来的。后来我多次请封毓昌从学术史的角度把事情写出来，他总说等等、等等，等到现在，他和我都老了！他比我聋得更厉害，几乎全失聪。我写字条让他把事情公布出来，他写字条回应：《社会学大纲》图书馆找不到了，不知去向，无法核对。又说，老了，不找麻烦了。 　　因是封毓昌首先发现的，我也不好插手。不知还有人关注此事否？ 　　文章说，“文革”把毛泽东推到了顶峰，但到了顶峰也就该出问题了，这是无法逃脱的规律，而辩证法又指明了人们分析这种现象的路径。过去的很多错事，上下一致的打、吓、瞒、哄、骗，还真的有效果，比如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三面红旗依然高高飘扬，彭大将军依然被视为大逆不道。造反派反这个反那个，看来毫无禁忌，但竟然没有一个造反派为彭大将军伸冤，相反倒是最革命的造反派充当了置彭德怀于死地的打手。 　　“我并不完全否定毛泽东，就其才干和气魄而言，可能是千古一人，是一份有分量的遗产。但在1949年以后，他领错了路。”刘泽华最后说。 　　《辞海》矛盾论释文 　　矛盾论 毛泽东1937年8月写的一部哲学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继《实践论》之后，为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文章概括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斗争，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这个法则是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的思想，从内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各个方面系统深刻地阐发了对立统一规律。文章特别着重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指出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道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并规定了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论原则。这一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驳斥刘泽华“《矛盾论》有抄袭之嫌”的胡说八道 （05txlr，乌有之乡，2011年9月14日） 　　臭名昭著的“炎黄春秋”，2011年第9期刊发了南开大学教授刘泽华的文章《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其中第二部分称，“《矛盾论》有抄袭之嫌”！ 　　如蝇逐臭的“凤凰网”，立即嗅到了这股臭气，忙不迭地在9月14日专门转载了此文，还做了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南开大学教授刘泽华： 有抄袭之嫌》。 　　呵呵，杨老已故，死无对证，封老失聪，不找麻烦，现在就可以任凭刘教授信口雌黄了。但是，可以告诉刘教授的是，知情者还大有人在！ 　　这里只简单澄清一下几个基本的问题，以驳斥刘泽华的胡说八道： 　　《社会学大纲》是党的一大代表、我国著名哲学家李达所著，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初次出版，根本不是什么陈伯达，或者杨秀峰写的。 　　毛主席于1938年1月17日至3月16日批读此书，批读原件《读李达著 一书的批注》，现刊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7年5月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毛主席1938年2月1日开始的《读书日记》，逐日记录了他1月17日起读《社会学大纲》的情况，从第1页到第852页，一页不拉，到3月16日读完。此日记手稿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也有刊印。 　　毛主席的《矛盾论》写于1937年8月，此时他还根本没有批读《社会学大纲》！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本书从上海出版后寄送到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延安，三个月时间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寄送到了，一本854页的书，毛主席要读完、要“抄袭”，也根本来不及。 　　这个刘泽华还号称是个哲学教授，竟然连哲学名著《社会学大纲》是谁所著都不知道，竟然连《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都没看过，就在那里胡说八道！ 　　现在各大图书馆、大学哲学系的图书资料室，哪个没有近些年新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一书，刘泽华竟然说什么“找不到了”！ 　　这个刘泽华还搬出杨秀峰来“作证”，杨秀峰作为教育部长，会不知道解放后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不知道《社会学大纲》？会说《社会学大纲》是他自己写的？现在杨秀峰已故，死无对证，刘泽华以为能信口雌黄了，真是臭不要脸！ 　　 　　同样臭不要脸的，还有“炎黄春秋”和“凤凰网”！ 　　至于《矛盾论》究竟有没有“抄袭”《社会学大纲》，感兴趣的网友只要去读一读《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看一看其中的《读李达著 一书的批注》，就一清二楚了。该书是一定找得到的，绝对不会如刘教授所言，“找不到了”！ 　　人民网文史频道也转载了这篇反动文章，人民网文史频道业已沦为“反人民”网文史频道。

“改革头十年，通过个人努力是可以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提升的，也就是后赋性流动比较多。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的比重在加大，如果从上到下都是官二代、富二代，社会阶层就会固化，下层就没有希望。”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不久前再次修订出版，在这本书中，杨继绳引入这几年新的社会事件材料，对中国当代社会阶层进行分析。他从经济财富等方面把中国当代社会视为五个阶层，然后对各个阶层内的社会群体做历史分析，分析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间经济状况等方面的变化，尤其是他们掌握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变化，由此分析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杨继绳表达的只是一家之言、一种分析方法，但他在本书中所作的分析研究主要利用了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 在杨继绳看来，社会是否和谐，关键因素之一是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他希望通过各个社会阶层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国情，分析各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对于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未来的变化，杨继绳表示乐观。 杨继绳，原新华社高级记者，2001年从新华社退休后，先后担任《中国改革》等多家杂志的编委、顾问和副社长等职。   石剑峰： 在《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您的做法跟一般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有什么区别？ 杨继绳： 社会有多个阶层，这是客观存在，官方对此也在进行分析研究。社会学家在分析阶层的时候，先找几个点做长期的测量、研究，然后再推向社会全局。这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资金，我没有能力去做长期调研，也没有那么多人手，所以只好利用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或者没有公开发表但有权威性的资料进行分析，这些资料来自社科院、国家各统计部门、行业协会、全国总工会等。我这本书每修订一次，就会根据相关资料做修改。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研究某个社会阶层层面的变化，我其实写的是历史。 这里的历史有几个意思：一个就是改革前后的历史，也就是改革前后阶层分层标准的变化，改革开放前我们是怎么分层分阶级的，现在又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前，我们社会分层的标准是“阶级斗争为纲”的体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我写的是，这些阶层改革前怎么样，改革后怎么样，每个阶层的历史变化，比如改革前的工人状况如何，中间怎么变化的，现在情况怎么样；农民改革前怎么样，中间怎么变化的，现在怎么样。所以说这不是一本社会学著作，是一本历史著作。 也就是说，我要研究的是，每个阶层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发生的变化。我虽然不是专业的社会学学者，但是我用材料的时候，还是按专业学者的研究方法去做。 石剑峰： 您把中国社会分作五个阶层，依据是什么？这些阶层显示出什么特点？ 杨继绳： 我把中国当代社会分成五个阶层，如果我们抽象地看这五个阶层，其实只是一个符号系统，没有太大意义，要看里面的具体内容。在我的划分中主要考虑到了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财富状况，再参考声望等因素。 我以2008年全国经济活动人口7.9243亿人来划分，第一个阶层主要集中在银行、大型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垄断企业、大中型私有企业领导层之中。第二个阶层为高级知识分子、中高层干部、国家和省属事业单位中高级管理人员、中型企业经理和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中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垄断行业的白领职员和资深蓝领。这个阶层对一般人来说，就是成功的象征。第三个阶层具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掌握并提供市场需要的职业技能。这个阶层存在着向上流动的机会，但也有着向下流动的可能。第四个阶层主要是由农民、工人、农民工，也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构成，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太多。最后一个阶层主要是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这个阶层没有固定收入，向上流动更难。 从我的划分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当前的阶层特点就是，80%的经济活动人口在经济财富上处于社会中下，这是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农民收入低、负担重、存在干群矛盾。工人收入低一是历史造成的，另一个原因是承担了改革成本，比如下岗。最近几年，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又不断下降。农民工则承担了最苦、最累、最脏的劳动，又很难得到城市人口的待遇。中下阶层过大也就意味着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由此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受到限制。第三个特点是高阶层的财富获得的不透明，所以社会对他们并没有完全认同。 关于各个阶层的具体人数与比例，《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中国社会从经济等方面而言现在是金字塔形，如果在下面的多数人都想往上走，这个社会就不容易安定。 石剑峰： 您认为各个阶层，以及各个阶层里的社会群体，他们有对自己所处地位的认同吗？ 杨继绳： 我认为他们会有自觉意识。比如我们知识分子、工人等就有很强的自觉意识，私有企业主阶层也有一定自我认同，但是中等阶层不一样，他们的社会地位不上不下，认同问题比较大。从我们的调查看，工人对本阶层有归属感，与此同时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也开始增多。总的来看，各个阶层都在为自身利益表达意见，工人要求保护自身利益，私有企业主要保护私有财产，知识分子要求更宽松的环境，农民要减轻负担等。但这些自觉意识并不表明他们有了阶级意识。　　 但如果垄断不破除，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低收入者居住集中，群体性事件更加频繁，这会加速共同意识的发展，强化阶层冲突并提高其阶层自觉性。 石剑峰： 相对比较来看，有些群体的经济地位、生活水平是相对下降的。　　 杨继绳： 是这样。工人和农民的生存状况是在下降的，但这么说也是相对的，绝对情况还是上升的。比如农民、工人都能吃饱饭，工人住房比过去改善一点，自由度也提高了。农民以前不能到城里来，现在能到城市自由打工。但是与其他群体的相对落差还是很大的。我曾说过，幸福是一种个人感受，这种感受跟信息量有关系，封闭的信息量小，我觉得我已经很好了，知道别人比我更好就感到不幸。 石剑峰： 其实这就涉及尊严问题，而不仅仅是社会财富和权利的问题。　　 杨继绳： 尊严是和权利连在一起的，没有权利就没有尊严，而权利跟民主是连在一起的。在以往高度集中的政治环境下，是缺少权利的。所以首先做一个公民，公民要维护自己的权利。 石剑峰： 与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特点相对应的是社会流动，它呈现出什么特点？　　 杨继绳： 首先我要肯定，社会流动是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人往高处走，每个人都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使每个人变得更有希望，所以社会流动是保证社会安定、社会和谐的一种重要方式。改革头十年，通过个人努力是可以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提升的，也就是后赋性流动比较多。到后来19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的比重在加大，如果从上到下都是官二代、富二代，社会阶层就会固化，下层就没有希望。　　 以前还有读书，如果连读书也不行了，这就比较可怕。社会固化是很重要、很危险的问题。造成社会固化的原因很多，主要是行政权力不受制约，行政权、审批权成为宝贵资源，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城乡间教育不公平，以及一些就业岗位出现体内循环现象。这些都对健康的社会流动产生非常严重的阻塞作用。 石剑峰： 三十多年来，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变化都很大，比如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根据您的观察和研究，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当下，您比较担忧的是什么？ 杨继绳： 我最担忧的是收入和贫富差距过大。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为什么是和谐，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有不和谐的因素存在，所以才及时的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不单是靠一个阶层的人和谐，不单是个人的和谐，也是各个阶层间的和谐。 但客观来说，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地位不同，诉求不同，愿望不同，他们的利益占有方式不同，所以肯定有矛盾。阶层之间有矛盾，有差异，所以不和谐也体现在阶层之间的不和谐。阶层之间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公平和公正某种程度上的缺失。社会公平和公正是阶层和谐的一个基础，所以我在书里说，要在社会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怎么减少阶层摩擦，怎么减少阶层争斗，怎么减少阶层矛盾，让各个阶层之间更加和谐，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说我要挑起阶层矛盾，不是那么回事。我都是从历史来分析的。 我一直在外面讲，中国当下存在两种矛盾，一个矛盾是干群矛盾，第二大矛盾是劳资矛盾。干群矛盾的背后是权力缺乏充分的制约，劳资矛盾的背后是资本缺乏充分的驾驭。我提出自由权利驾驭资本，是从阶层分析得出这个结论来的，要自由权利驾驭资本，当然要通过整改。 石剑峰： 您针对各个阶层提到的这些忧虑反映到社会上来，会引发哪些社会问题，由此会造成何种社会矛盾？在您看来，哪些矛盾是当下最需要得到重视的？　　 杨继绳： 阶层之间存在的问题可能产生一系列冲突，首先是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的劳资冲突。第二个是因土地和移民问题而引发的冲突，这是当前社会群体性事件中最引人关注的地方。围绕土地补偿和失地农民安置，容易引起矛盾，甚至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第三个是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对峙，这些强势群体虽然未必属于社会上层，但在有些农村，他们和农民的矛盾不小。由于社会基层政权在某些地方受制于强势群体，所以这两个群体的矛盾也就体现为农民与基层政权的关系复杂。这个矛盾相对最尖锐，还夹杂着土地、资本、宗族等因素。第四个危险点是群众对腐败的不满，除了官员腐败引起群众不满，还有为富不仁引起群众不满，所以也就产生仇富和仇官心理。与某些干部的腐败和资本的为富不仁相对应的是产业工人下岗和农民贫困、大学生就业困难。　　 在如今的社会结构中，各个阶层之间缺乏缓冲的中间地带，容易形成社会的二元对立。现在还呈现的一个趋势是，相当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的人群集中在城市，一旦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就会难以控制。如果城市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很容易蔓延，其危险高于农村群体性事件。 石剑峰： 所以在您看来，哪些社会体制以及相关架构需要顺应社会的变化改变？　　 杨继绳： 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比以前多，这是社会存在不和谐因素、社会矛盾的体现，引起公众的不安全感。但现在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还是孤立事件，没有呼应，否则就比较麻烦。由此，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安全机制必须转变。我们必须确立新的社会稳定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和规范。要建立沟通渠道，让各种意见得到表达。要培育中间组织，建立风险和冲突的缓冲，等等。　　 其中我最想讲的是，必须制衡权力、驾驭资本。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从完全由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转向主要依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中国的两种矛盾，劳资矛盾和干群矛盾，其实是针对权力和资本。所以今后改革的任务就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在这一方面，可以参考借鉴人类几百年来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 石剑峰： 对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未来的变化，有什么推断？您对此是乐观还是悲观？　 杨继绳： 尽管有很多忧虑，我还是比较乐观地认为在未来，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会不断扩大，低层阶层会缩小，社会逐渐成为橄榄形结构。政府权力会减少，政府职能减少，社会权力、中介结构和组织地位上升。各个群体之间地位上升下降依然会存在。   （杨继绳，新华社原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石剑峰，东方早报首席文化记者。原文链接： http :// www . dfdaily . com / html /1170/2011/9/11/663767. 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