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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記者 白麥克 從北京發回的報道 更新時間  2012年4月21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3:47 Facebook Twitter 分享 轉寄朋友 打印文稿 李俊是其中一名被薄熙來打成「黑老大」而流亡海外的地產商。 重慶一些打黑受害者對BBC表示，前市長薄熙來在「打黑」期間，曾率領其政府機關「作惡」。 薄熙來從2007年底開始率先開展了「打黑」運動，他倒台後，打黑受害者開始站出來指責這場運動涉及酷刑和誣告陷害。 相關内容 博訊網稱因報道薄熙來遭黑客攻擊 專輯：薄熙來被免職 專訪：薄熙來事件後重慶律師說打黑 在薄熙來被指「嚴重違反黨內紀律」遭免職後，這些指控便陸續出現。 這些違法行為也與英國商人海伍德被殺一案連上關係，海伍德在去年11月在重慶酒店被人謀殺。 拷打招供 薄熙來在重慶當政期間推動了「打黑」運動，並主要由他當時的親信——重慶公安局長王立軍進行。在重慶「打黑」期間，數千名黑幫分子、富商、警察和地方官員因涉黑涉貪而被判監。 在「打黑」運動進行同時，薄熙來也發起唱、讀、講、傳的紅歌運動，兩者並稱為「唱紅打黑」。 李俊是其中一名被薄熙來打成「黑老大」而流亡海外的地產商。 目前躲避在海外的李俊對BBC說，他在2009年初首次得知成為了重慶當局的目標。 他說：「當時我沒有理會，因為我是一個正當及守法的商人。」 然而，同年8月份李俊發現重慶前警察局長王立軍與解放軍對李俊的商業活動進行聯合調查。 李俊表示，當時他正在重慶從解放軍處購買一幅大地皮。 李俊其後為了保護妻子與其離婚，並由他的親戚接管公司業務，他隨後逃離重慶。 同年12月份，李俊秘密回重慶探望妻子以及2名孩子，但重慶當局將其扣留。 李俊告訴BBC說：「他們為了迫使我招供，將我嚴刑逼供了超過40小時。我不能進食和如廁，如果我不同意，他們便以筆桿子刺我。」 他表示，他被迫使招供為黑幫的一份子，並承認從事賄賂、貪污和非法支持宗教組織等。 他說：「他們打我巴掌、踢我、並用煙灰缸打我。」 李俊在支付「罰款」 幾個月後獲釋，後來逃出重慶。 他表示：「薄熙來和王立軍一直作惡。」 「犧牲法律」 李莊認為，薄熙來在重慶的「打黑」運動對中國的法律制度造成巨大打擊和影響。 另一名支持拷打招供說法的是北京律師李莊，他到重慶去為一名「黑老大」 龔剛模作原辯護律師。 李莊後來因「涉嫌誘導、唆使龔剛模編造證言、引誘證人作偽證等」被重慶方面提起公訴並被判刑入獄一年半。他聲在獄中受拷打。 李莊說，他曾被綁上「老虎凳」三天三夜，不讓睡覺及限制飲食。有些人更坐上更長時間。 「老虎凳」是中國古代一種刑具，關鍵在於反向彎曲人的雙膝關節而給人造成痛苦。 李俊表示，他的妻子也曾經歷「老虎凳」酷刑。 李莊認為，薄熙來在重慶的「打黑」運動對中國的法律制度造成巨大打擊和影響，「他們犧牲法律來實施殘酷的程序。」

011年8月27日，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第四座万达广场开业。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前方左一）到现场和有关领导一起参加开业仪式。 生于红色家庭、当过18年兵的王健林，在短短24年间建起了万达商业帝国。从为政府分忧解难，到政府上门求援，王健林对官员追求政绩心理的准确掌握，使万达的商业综合体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拿地到开发我们能实现在十八个月内开一个万达广场。对于五年一届急于出政绩的地方政府来说，万达模式是再受欢迎不过的了。” “万达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这种，我就坚决不去，反正请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这个。” 57岁的王健林斜倚在椅背上，脖子上挂着万达的胸卡。在这个矗立于天安门东8公里、北京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的万达广场B座顶层，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拥有一间两个巨大套房组成、坐北朝南的办公室。 王健林早年有过18年的行伍生涯和2年的公务员履历，现在则是中国不动产领域的“教父”。在最新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他以255亿元人民币的资产排名第15位。 自从四年前他将总部从大连迁至北京，几乎每天都有地方官员造访，他们渴望在这里见到王，并“带回”一两个万达广场。 王健林也热衷于出席“体制内”的各种会议。3月21日，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他受到领导的接见；次日，作为少数几位嘉宾之一，王健林又被邀请座谈党建工作经验；4月10日，他作为“中华慈善奖”获奖代表赴中南海接受领导接见。 在房地产行业，王健林走了与大多数同行们不一样的路——不是简单地卖住宅，而是致力于商业地产。但3月中旬以来，王健林被调查传闻一出，几乎摧毁了王健林着力塑造的万达形象，这家公司早年的崛起及近年来的快速扩张更为引人猜疑。 2012年4月9日下午，王健林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回应坊间的诸多传闻。他自辩说，“没有任何人到万达做任何调查。我跟大连现在被调查的企业家，没有关系。” 红色家庭，军人出身 1954年10月24日，王健林出生于四川省都江堰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王健林的父亲是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最高官至西藏自治区副主席。 14岁的时候，王健林初中毕业。从电影《林海雪原》中获得的激情，促使他奔赴军营，成为内蒙古边疆扎鲁特旗边防部队的一名战士。 王健林当年的战友于学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虽然是干部子弟，但王健林在部队并没有得到什么优待。当时边防部队条件极其艰苦，长年住在帐篷里，每天以玉米粥充饥，从部队出发去最近的集市也有五百多公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王健林由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军官，并入党。 1978年，王健林被部队推荐到大连陆军学院读书。毕业后，王健林被军校的领导看中，破格留校任用，并被提升至团级干部；1986年，“百万大裁军”的大背景下，王健林转业任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1988年，西岗区房管处下属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房地产公司，因总经理的经济问题负债几百万，濒临破产。西岗区政府为了拯救这个“烂摊子”，面向全区公开招贤——34岁的王健林决定抓住这个机会。 当年年底，王健林成为了大连市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西岗开发”）总经理。工商资料显示，成立于1987年的西岗开发即大连万达集团的前身，当时还是西岗区区属国有企业，其1989年营业收入为1285.8万元，净利润291.2万元。 据万达一位内部人士透露，多年以后，王健林有一次在公司内部提起自己的军旅生涯时笑言：“如果不转业，现在最多混个将军，那有什么意思？” 但18年的军旅生活，给王健林的一生都打上了深刻烙印。直到今天，王健林的作风依然是雷厉风行。他每天早上7点就到公司，参加任何活动从不迟到一分钟。 老板的这种军人风格，也直接影响到了万达集团。万达从高管到基层，男员工必须穿深色西装打领带，女员工必须穿职业套装，必须化淡妆。公司要求是8点半上班，但因为老板从来都是7点来公司，因此员工基本上都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岗。据万达集团企业文化部总经理刘明胜称，因为老板的准时，就连万达上千人参加的“万达年会”也无一人迟到，整齐划一地按时开场。 搔着政府的“痒痒肉” 创业之初，当时开发房地产首先要有计划指标，拿到指标后才能申请用地，而大连能拿到计划指标的只有三家国有房地产公司，万达没有计划指标，只能花钱向国企买指标。王健林辗转拿到大连南山住宅项目，并开发成功。南山住宅所挣的200万元成为王健林的第一桶金。此后，他又迅速抓住大连旧城改造的机会，崛起为大连首屈一指的地产开发商。 “包括后来砸钱玩足球，都为王健林在当时的市领导那里，争得了一个很高的印象分。”大连一位开发商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满足主政官员的政绩诉求，搔着政府的“痒痒肉”，是王健林过去二十多年里开疆辟土的利器。 而早在1992年，处于事业起步期的万达集团，在并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就替政府做了众多公众建筑。1990年，企业刚刚成立两年，王健林就捐赠100万元建设了大连西岗区幼儿园；1993年捐资2000万元兴建了大连市西岗区体育馆；1994年，万达又出资5亿元建设了大连大学。 在没有“招拍挂”制度的1990年代，政府当然会投桃报李，给予王健林不少土地实惠。然而，更大的绿灯在于西岗开发的改制上。1991年，国家体改委和大连市体改委准备在大连市选择3家企业，作为东北地区首批股份制试点单位，西岗开发成为首批试点单位。 工商资料显示，1992年8月，大连市股份制改革试点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在西岗开发的基础上，成立大连万达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8000万，40%的股份为企业内部职工认购，另外60%的股份分别是向中国工商银行大连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渤海饭店集团和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募集而来。 这其中，大连渤海饭店集团的法定代表人为汤闯，大连万达房地产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健林，都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1997年6月，大连万达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增至1.2亿，其中大连万达房地产总公司以7000万出资占58.33%股份，中国工商银行大连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1500万出资占有17.5%的股份，企业内部职工认购股份减至20%，其他股东分别为大连渤海饭店集团公司、大连煤气公司、大连电业局供用电技术服务公司等国企。 资料显示，大连万达房地产总公司也成立于1997年6月，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其对万达集团的7000万出资来自西岗计划经济委员会。 此后的十年间，通过多次极为复杂繁琐的转让，在2007年1月，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结构变为：由王健林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万尚置业有限公司占股49.25%，尹海（大连万达集团副总裁）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万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控股30%，大连一方集团占有6.5%股份，北京合兴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亦为大连一方董事长孙合喜）占股14.25%。国有股和内部员工认购股此时均已退出。 商业综合体“芝麻开门” 在1990年代，让王健林声名鹊起的招牌莫过于大连万达足球队，中国足球专业联赛的“八冠王”，后无来者。 2000年，王健林在声望的顶点退出足球圈，同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决定淡出住宅地产，转向商业地产开发。 故事的开头后来已经成为业内公开的桥段。在经历第一代单体盒子以及第二代盒子组合的试错后，2006年，宁波万达广场开业，王健林的第三代综合体——“盒子+街区+高层”综合体一下子开启了宝藏之门。 随后的几年里，万达广场以每年十几家的速度迅速在全国批量诞生。以万达广场的就业、税收和形象效应低价获取核心地段的紧缺土地资源，以万达广场周边住宅销售支持商业地产运营，是王健林实现“资金平衡”与“快速扩张”的主要筹码。 “一座万达广场，一个城市中心”的口号开始在全国叫响。商业综合体变成了品牌，地方政府引进万达也构成实在的政绩体现——万达在随后几年里确立了议价权。 对此，王健林也并不避讳。王健林称万达每年做二三十个项目，百分百来自政府“邀请”。每年来万达北京总部上门邀请的城市超过一百个，他一方面抱怨过多应酬挤占了私人时间，一方面为万达对地方城市的议价权而得意：“但我们还没有这么多能力，只能筛选其中最多30%的项目进行开发，现在稍微贵一点儿的地方我就放一放，放一放他着急了，可能第二年把价钱降下来了又请我去。” 显然，地方政府视王健林为解决就业、提升城市形象的骑士。王健林也称万达是一个跟政府关系比较良好的企业，核心原因来自万达的商业模式，“凭借着万达的执行力，从拿地到开发我们能实现在十八个月内开一个万达广场。对于五年一届急于出政绩的地方政府来说，万达模式是再受欢迎不过的了。” 2009年两会期间，宁夏的领导到万达集团总部会见王健林，亲自邀请万达去银川做个万达广场。宁夏当时还没有进入王健林的战略布局中，“但是人家亲自来访问，邀请我去做一个项目。我就去做一个，开业以后效果很好。银川市的领导又来邀请我们做第二个，我当时想银川才70万人，有必要开两个吗？但是人家就在我们这连呆两天，我一看这不答应不行，就又去做了一个万达广场。” “万达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员打交道。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这种，我就坚决不去，反正请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这个。”王健林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被麦格理忽悠错过上市 依托城市综合体的这一商业创新及团队的超强执行力，万达攻城。王健林甚至对记者声称要在中国开1000家万达广场，然而令他感到头疼的，是IPO之路。 “也怪我，2006年本来就有机会在香港红筹上市，当时找了JP摩根、摩根士丹利等，框架都搭好了，被麦格理一忽悠，说我别做IPO了，做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多好，于是错过了最好的机会。”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当时REITs的形式是万达与麦格理合资成立一家基金公司，万达以物业出资，麦格理以资金出资，这样，万达就拿到了自己进一步扩张所需要的资金，又同时享有物业收租的回报。 更重要的是，基金公司也可以上市，又不受增发的限制，另外，因为基金股东的分散性，万达不必担心自己失去对项目的管理和控制权。 “当时麦格理这么一说，我想这个似乎很好。”王健林于是跟着麦格理去澳大利亚学习REITs管理，还考了一个REITs经理人证书。等他考完证书并成立了全国第一支针对商业地产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2006年7月，国家外管局、商务部、发改委几部委联合发文《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严格限制境外公司收购内地物业。 等万达那时候再去改IPO，香港红筹上市之路也被监管部门封死了。不得已，王健林在2007年回头来做内地A股IPO，但没想到刚做完架构，2008年又来了金融危机，万达上市之路再次搁浅。 “2010年事实上我是有机会上市的，当时有两个上市公司净壳卖给我，我当时没想去要，光想着不缺钱，就自己上市吧。结果没想到一等等到宏观调控来了，眨眼2012年了。”王健林说。   源地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74356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明鏡記者柯宇倩／重慶模式所代表的，是增加中央集權，廣東模式所呈現的，則是減少政府權力。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認為，增加集權或減少政府權力的辯論，不會因為薄熙來的下台而消失，未來重慶模式還會持續，重慶和廣東模式之爭也還將持續下去。 集權或民主，何者符合國家利益？ 薄熙來被免職當天，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紅色中國等左派網站都出現了網頁無法正常訪問的訊息，有消息指中宣部和國新辦要求這些網站暫時關閉，防止它們成為煽動左派聚眾鬧事的平台；也有報導指出，當局為了防止左派上街鬧事，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加強戒備。 中國學者陳子明在《德國之聲》的文章指出， 曾經大肆吹捧薄熙來、創作《薄熙來之歌》、將薄熙來視為中共黨內健康力量，甚至直接呼吁薄熙來當總書記挽救中共、挽救中國的一批毛派網站被關閉，說明了 中共最高當局不僅僅是因為薄熙來對於王立軍事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或者可能他本人有貪污腐敗問題而把他拿下去，而且是從政治上否定了以”唱紅打黑”為特色的薄熙來路線，或者說是回歸文革、回歸晚年毛澤東的“前三十年”路線。 谷雁翔對《明鏡》分析，從官員的角度講，倡導左派路線有實際利益需要，增加集權，就能增加他們的利益，第二，不僅是中國學者，一些西方學者也認為集權符合國家的利益，例如過去幾年，中國因為集權程度較高，金融市場管制嚴格，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影響較小，只讓中國的出口減少，經濟增長並沒有低於8％，其次，民主制度在短期內也不能解決人民最痛恨的腐敗和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 根據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2011年貪腐指數報告，最貪腐國指數為0，最清廉國指數為10，俄羅斯的評分為2.4，印度為3.1，中國是3.6，巴西為3.8。谷雁翔表示，印度有60多年的民主進程，但印度的腐敗程度比中國還高，俄羅斯從90年代初開始進行直選，腐敗程度也比中國高，巴西則是1989年開始直選，但腐敗程度和貧富差距跟中國差不多。 貪腐指數報告讓認為民主制度不能提供有效解決腐敗和貧富差距擴大的人，有了數據上的證明，雖然美國這個高度民主的國家，貪腐指數是7.1，情況遠比中國良好，但 過去20年貧富差距也擴大。 谷雁翔對《明鏡》表示，美國政府過去幾個月不斷討論赤字和債務問題，為了替自己的政黨爭取國會席位和白宮寶座，共和黨人使出拖延戰術，或想辦法不讓經濟早點復甦，如此就可以讓奧巴馬下台。2月份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老百姓對國會的認可率降到17％，為有史以來最低。因此民主制度有時也可成為官員爭權奪勢的樂園，造成所謂的無效政府，合法但無效。 其他歐洲國家也是如此，可為了選票而拖延不解決問題，谷雁翔表示，這都給一些官員學者提供了證據，指出搞民主未必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有一定的集權可能反而更有效。 “當然長期來看，走民主與法治是對的道路，集權只是特殊條件下的權宜之計，如美國這次大衰退，政府也加強干預，只是干預程度比中國低得多。30年代大危機時，美國政府干預的程度就高得多了，當時美國也出現是蘇聯的路線對，還是美國路線對的辯論。”谷雁翔對《明鏡》說。 越殘酷專制越沒有派系 薄熙來的下台，激起對共產黨內派系對立的各種猜測。谷雁翔對《明鏡》表示，黨內有和薄熙來觀點一致的人，也有和他處於同一幫派的人，薄熙來事件若體面解決對他們有好處，因此現在一定有人要保薄熙來。 谷雁翔進一步解釋，一個政治體制裡有派系是很正常的現象，民主國家或地區，如台灣、香港、西歐和北美各國，派系的分別都是很明顯的，中國在毛澤東時期沒有派系，大家都聽毛主席的話，當年希特勒掌權時沒有派系，朝鮮在金正日的統治下也沒有派系，因此越是殘酷專制的政權，越沒有派系，有派系、能公開，都是種進步。 “在民主國家，部長因和總統有有明顯政策分歧，辭職或被辭職並不罕見，個人或集團爭取權位，也是正常的現象，只是中國還沒發展到公開競選的水平，才會被評論為‘震蕩’，有時有人會使用不正當手段，造成中國政局不穩、經濟衰退，損害人民的利益。”谷雁翔對《明鏡》說，中國和美國都應注意防止別有用心的人借機破壞，政治人物很可能會藉機會採取行動擴大自己的權力，且往往都是意想不到的方式。 “回顧中國歷史，辛亥革命後，多少政治家想當權，結果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混戰的狀態。中國現在很穩定，所以有野心的政治家不容易活動，但凡是成功奪取江山的政治家都有他的創造性，能讓很多人跟著他走，儘管回過頭來發現，他造成對中華民族的浩劫。”谷雁翔說。 因此，谷雁翔認為現在應該注意的，就是有人煽動混亂、革命。薄熙來事件如果能夠穩定地處理，對中國和美國都是好事，因為中國如果繼續改革，經濟更市場化、更透明、更法治化，可促進中美經濟交流，中國也更容易做到美國提出的一些建議，例如保護知識產權、貿易上的自由競爭等。 對奧巴馬政府來說，因中國影響導致美國經濟復蘇受挫，會降低連任的可能。谷雁翔對《明鏡》表示，連任前促穩定，連任後再去鼓動民主進步是奧巴馬的上策。中國艦船此時高調游弋釣魚島和南海是為了吸引中國人民的注意力，不會持續。激化事態不利於奧巴馬競選連任。 谷雁翔認為，連任前促穩定，連任後再去鼓動民主進步是奧巴馬的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