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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刘瑜:我的学思历程

刘瑜:我的学思历程 进入专题 : 刘瑜 学思历程    ● 刘瑜 ( 进入专栏 )        时间:2011年7月2日上午   地点:湖北蕲春青石中学   主讲:刘瑜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学思历程,今天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脸庞真是特别感动,大家从祖国各地跑到这么一个炎热的地方来听十多个反动派胡说十多天,精神真是非常可贵。   今天上午的主题是“我的学思经历”,那我就先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大家都听说过一种说法,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还有第三种人就是女博士,我就想讲讲我是怎么成为第三种人的。在座的一些女生也可以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不成为第三种人。   大家对我的履历可能有一些了解,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工作一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个博士,然后又在哈佛大学读了一个博士后,后在剑桥大学工作了三年,最近又回到了清华大学工作。用我一个朋友的说法,我的履历看起来是比较“豪华”的,但是我总结我过去的成长经历,我觉着我学习上的教训远远多于经验。   回顾我二十年的求学经历,就好像在一个黑漆漆的空间里爬楼梯,经常摔倒,有时候进一步会退两步。我觉着这跟我在求学过程中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有关系,不像你们有机会跑到这里来听许多老师分享经验与教训。当时我读书的时候有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禁忌,同时我读大学时的老师也没有太多的思想资源。比如说,我1992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可能1992年你们当中一些人还没有出生,我所在的国际政治系在1985年还叫“科学社会主义系”(笑),所以很多老师可能去年还在教计划经济为什么是对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是错的,而今年就开始教为什么计划经济为什么是错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是对的。所以,他们所能教的东西也很有限。   所以,对我来说,学习的经历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爬滚打,我昨天回忆了一下我的成长经历,我想可以将它们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片空白期”,第二个阶段是“随波逐流期”,第三个阶段是“头重脚轻期”,最后一个阶段是“从头再来期”。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你们可以直接进入到“从头再来期”。我个人是从30岁左右才学会真正的读书思考的方法,在座的可能都是20岁左右,所以如果你们现在还感觉很迷茫的话,没关系,你们还有十来年的时间可以浪费。   我从“一片空白期”讲起吧!我上大学之前,基本上没有受到过过启蒙式的教育。那时候我读的书基本上就是高考数学习题集,然后我读的最好的书可能就是海淀区高考习题集。我不但没有读过“四大名著”或者是西方的一些经典,甚至是我们那时候比较流行的金庸、琼瑶我都没读过。以至于后来在大学跟同学交流,别人都认为我是从国外回来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空白”对那个时期都是一种美化,因为“空白”意味着你至少没有“中毒”,我现在想想我高中受到的教育其实还是中了不少毒,接受了许多成见甚至是谎言,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完全摆脱了它们。比如说当时听到“农民起义”四个字,我就会想到“可歌可泣”,但是后来我发现,许多农民起义军比朝廷还要坏。再比如,一听到“北洋军阀”四个字,我就会想起“民不聊生”,但是现在就会意识到当时的北洋军阀比后来的国民党还要开明。再比如听到“封建社会”四个字,我就会想起“三座大山”,后来就会发现有些人会觉着“封建社会”简直是乌托邦、田园式的生活。所以说当时是“一片空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美化。   朱大可老师就说过他在大学教书时,是帮助学生“从负数变成零”,而不是从零增加一些知识。其实从负数爬到零时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包括我,渗入到潜意识的一些东西还是没有办法破除。   进入大学阶段,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七年,这个阶段我称为“随波逐流”阶段。尤其是在本科四年中,教我的老师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授,所以在课堂上其实我没有学到很多东西。我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大学老师带领我们读四年《参考消息》,可能学到的东西都比讲课学到的东西多。但不幸的是我的老师没有带领我读四年的《参考消息》,而是带我们读了四年《人民日报》,所以课堂上很难学到一些东西(笑)。   八十年代所谓的人文主义的复兴,在九十年代初还有些尾巴留在那里,那时我们同学流行读尼采、萨特,然后我也会跟着去读,这个就有点像你明明有个三十六码的脚,你非要穿一双四十二码的鞋子,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读,那个意识和你自己的问题意识根本不接轨。比如说尼采的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基督教文明来进行的批判与反思,而我一个从江西小县城跑到北京来读书的小姑娘,天天在那里哀叹“上帝死了”,好像上帝在我这里活过一样。(笑)这个其实是非常荒诞的,在你的问题意识与所读的东西不接轨的情况下,因为别人在读,所以你也跟着读,其实是很错误的一种读书思考的方法。   后来读了研究生,这个倾向便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读研究生时是在九十年代末期,当时流行读一些后现代的作者,比如说布尔迪厄、福柯、德里达。于是我也开始读,但当时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很多下岗工人,也出现了社会的分层分化。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我完全视而不见,然后每天读窝在那里读福柯。我记得福柯当时流行的几本书有《知识的谱系》、《规训与惩罚》,我当时读了之后真是吓出一身冷汗,感觉他的东西真酷,很前卫。   当时读那种书就好像你们现在手里拿一个iPhone4一样,是一个效果。比如说你们现在谁还在读周国平,那就好像你们手里拿了一个iPhone1;如果是刘小枫,你就是拿着一个iPhone2;如果是亨廷顿,你可能是拿着iPhone3;但是你读一个福柯、布迪厄那你就是拿着iPhone4了。当时就是一种时髦、显酷,表姿态,随波逐流的感觉。   其实这样读书是很有害的,我现在建议你们如果读不进去一些大部头的东西,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失措,觉着这书摆在书店商务印书馆一栏里是不是就应该一定要去读,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找不到作者的问题意识所在,如果你不了解他(她)关心的问题,不了解他(她)历史上的来龙去脉,那么你先不去读也没有关系。   你最应该读的是那些你关心的问题,比如你关心下岗工人问题应该怎么办,那你就去读相关书籍,并不是说你读柏拉图、福柯就比读陈晓鲁、陈志武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高级。虽然他们可能不像那些人一样如雷贯耳,但是从你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也许读着读着,你就可以解决更深的问题,会引领你读到那些更大家的东西,但是没有必要出于一种赶时髦的心态去读书。   第三个阶段是“头重脚轻”期,也是我与张健成为同学的时期。我为什么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阶段是“头重脚轻期”呢?是因为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学到很多理论,但是我现在想想,美国的博士学位是配合他们本科的教育来开展的,如果你没有接受他的本科教育,直接接受他们的博士教育,就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现象。   比如说当时我们学了拉美政治这门课,当时我们讲了许多拉美政治的理论,但是他是假设你对拉美政治很了解的情况下教你这些东西的。所以当要写一篇解释为什么1973年阿连德会被推翻的论文时,我就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字的论文,讲说可以从结构主义、精英决定论等方面分析,但实际上对于当时的智利发生了什么我根本不太清楚。   你会发现美国当时的博士教育是培养一种这样的学生,他们嘴里有很多的概念和理论,但他对经验事实可以说是基本上不了解。包括当时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会相对成功,你又可以分析来分析去,但是到底中国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几乎不了解。这其实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当时很多的论文或者研讨都在回答“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的问题。在我看来,你如果真正理解许多问题“是什么”之后,很多“为什么”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你不仔细了解这个“什么”的问题,冲上去就用宏大的理论概念去分析实际问题时就会出现许多的错位。   比如说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经济学家黄亚生,现在在MIT工作,他就解释中国的乡镇企业为什么成功。当时的西方学者,包括一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家的学者,他分析中国的乡镇企业为什么成功,因为中国的乡镇企业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超越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发展模式,因为乡镇企业的产权是属于乡镇政府的,那既然政府所有的企业都能发展的这么好,那就是说不一定要有清晰的产权才能发展起来。这是当时西方非常流行的一种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   那黄亚生当时就回到中国,做许多经验调查,搜集无数的档案,就发现中国的乡镇企业其实90%本质上都是私营企业,只不过为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开展工作,才不得不名义上挂靠在政府的名下。   我的意思就是,当你发现了这个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之后,那么“为什么”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认为“头重脚轻”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害的,这也是我希望传达给你们的一些经验教训,希望你们不要被大的理论、经验所吓倒,仔细地老老实实地把到底在发生什么这件事情搞清楚,无论是当代中国在发生什么,还是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把这些东西搞清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从经典到经验》,引起了很多争论。很多人批判我说你怎么教导小孩子不要读经典,其实并不是。我是认为读经典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更重要的。应该是从经验里面提炼出来的,而不是说相反的方向。   现在我开始讲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其实可以从我之前讲得东西中引申出来。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从头到来”这个阶段,我是以30岁的高龄才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我觉着是要从真问题出发,你关注什么你就去读什么书。   比如说我在27岁左右开始在网上读一些东西,我会发现许多有震动性的东西,当时我读到许多关于中国大饥荒的问题,在当时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当时我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有关中国革命的。包括后来我关注“民主”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中国,包括写《民主的细节》,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真诚关心什么问题,我就会从这个问题出发去思考,去读书。我觉着这样去读书,真的会很有收获,也会非常有乐趣。它不在是一种人云亦云的状态,而是小孩子在大自然里发现一种草叫什么、一种星星叫什么的欢愉。   从真问题出发也需要大家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你要看到一个现象之后努力去发掘现象背后有什么理论问题。   比如说以前,当我看到一则新闻时,它就是一则新闻而已,但是现在我会去思考这个新闻背后有什么问题。我现在看到电视里报道菲律宾的腐败案件,我就会想民主国家也会有这么多的腐败,这就是你穿透一个新闻去看背后的问题的方法。你看最近利比亚的局势,你就会去想为什么同样是中东国家,埃及的转型比利比亚就容易得多,那你就要根据这个问题去找许多书来读。再比如你看到泰国“红衫军”的新闻,你就会想是不是在民主国家民主会导致过度的民主动员。   我的意思是凡是你看到新闻,甚至是看到鸡蛋价格变化的时候都会想这个背后会不会有什么理论问题,所以拥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读书思考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是要从实证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理论概念的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发现问题的能力主要看你有没有理论的背景。但是许多问题不可能从推理的方式去回答的,必须从经验来回答。比如说,举个例子,美国的民主是不是虚伪?这个你读再多的马克思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不会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去告诉你。那你应该去读什么呢?如果你认为民主的标准是国家出台的政策应与民众的利益吻合,那么你就应该去读这个国家出台的政策,以及民意测验的对比,这也是一种方法。你不可能从那些经典著作里找到现成的答案,所以我就鼓励这种实证的方法。而且我觉着这种实证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特别谦虚的研究方法,因为现实总是流变的,实证的方法导致你研究的结果必然是开放的,我觉着这是实证研究非常优美的地方,因为它永远对所有的答案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度。   我觉着在生活中,如果有人总是把话说得特别满。特别肯定,你就要去打一个问号,他一定是忽略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他一定把一些有限的材料当作百分百的论据来运用。   这就是我说的从真问题出发,以及从实证角度思考的方法。这是我的一些经验之谈吧,谢谢大家。(鼓掌)   提问: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不关心政治,你们读大学的氛围是不是与现在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刘瑜:我觉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确实是生态更多一些。我出国十年,对现在大学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我总的印象,就是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刘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刘瑜 学思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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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国鹏 王晨光:徘徊在限权与放权之间——社会转型时期对司法理念的探索

许国鹏 王晨光:徘徊在限权与放权之间——社会转型时期对司法理念的探索 进入专题 : 能动司法 社会转型 司法理念    ● 许国鹏   王晨光        【摘要】为应对转型时期社会对司法的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各级人民法院积极践行,取得了成效,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能动司法实践中,司法权无序扩张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但能动司法依然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选择。我们应当客观评价能动司法理念,承认能动司法的限度,防止能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探寻新的司法理念,以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适应社会发展。   【关键词】能动司法;社会转型;司法理念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变,旧有的观念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制度仍未建立或者完善,导致新旧理念和制度之间并存共生,碰撞博弈,社会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2009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新时期人民法院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要求法院在应对金融危机、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全国法院系统深入贯彻并不断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数年已过,新的司法理念给我们的法律生活带来什么? 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并加以总结。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能动司法      “能动司法”从词源的角度讲,是发端于美国、成长在英美法系的一种司法权扩张思潮,以美国的司法实践最为典型。一般理解为,法院以实现实质正义为目标,以法治精神为指引,强调司法的社会功能,灵活适用法律,创造性地化解社会纷争,在形成社会政策、均衡政治力量、保障基本民权、谋求社会福祉上发挥导向作用的司法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动司法”对于我国司法界和法学界而言,都是一个陌生词汇。其根源在于无论从法学教育还是从司法实践,我们都一直强调恪守大陆法系传统和文化,坚持严格的规则主义,秉持克制司法的理念。克制司法理念认为,法官忠诚于法律,坚持法律至上,其任务是在司法过程中发现、解释和服从法律,运用司法程序恰当地解决社会矛盾,反对法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这是我国现阶段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树立司法权威、规范审判工作、增强司法力量、抵御外界干扰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司法的权能有所加强,地位日益提高,但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有些仍未解决。一方面,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依然薄弱,仍然受到各种力量的干扰,司法权错位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司法权的先天不足阻碍了司法能动性的发挥; 另一方面,司法权的滥用还时有发生,司法效能低下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影响了司法效果,司法权能与社会发展存在着诸多不适应。这就造成了当前开展能动司法腹背受敌,国家希望司法能动,但又担心司法权盲目扩张; 百姓盼望司法能动,但又怀疑能动背后是暗箱操作。不能动没出路,能动又怕走错方向。能动司法到底是“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成为我们在决策开展“能动司法”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一) 我国“能动司法”理念的提出   我国“能动司法”理念提出的直接原因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和考验,同时也赋予人民法院新的历史使命,为研究和实践能动司法提供了契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认真履行审判职责,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积极寻找对策。但更主要的是深层社会原因:   1.着力化解人民群众的司法诉求与法院的司法能力之间的矛盾,是开展能动司法的现实需求。社会转型时期诉讼纠纷激增,信访案件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增多,审判任务繁重。“案多人少”的困难局面要求人民法院用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案件的审理,努力提高裁判的效率和效果。加之新型案件层出不穷,疑难案件增多,当事人诉求强烈,案已结,但事难了,平息社会矛盾的难度加大,迫使司法机关转变思路,探索妥善的应对措施和解决办法。   2.探寻我国司法自主发展道路,是开展能动司法的重要目标。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是在不断摸索、借鉴中开展的,注意对西方司法经验的“引进”和“移植”,突出审判方式改革,强调法官职业化,加强对法官职权的限制和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种司法模式在一些地方缺乏适用性,法官不能高效指挥诉讼,诉讼拉锯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少数法官过分强调当事人主义,一味地严守被动、中立的立场,刻板依据法条作出明显违背民众道德评价和社会基本常识的判决时有发生,判决结果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可,甚至引起社会的广泛质疑,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   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认为坚持能动司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是服务型司法、主动型司法、高效型司法的统一。“法官紧随时代步伐,全力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创造性地填补和弥合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脱节,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难题,是能动司法的基本价值。”“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社会变迁和新型权益纠纷,司法者不能一味地恪守司法被动的原则,应当在司法过程中发挥司法能动性,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合理行使裁判权,以利于解决纠纷,实现案结事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秩序。”[1]为了在社会矛盾的化解中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人民法院适时调整司法政策,适应社会生活的变革,对司法理念和实践进行创新,以回应转型社会的价值需求。“能动司法”理念的提出,满足了司法作为和谐社会建设重要力量的迫切要求,成为指导当前司法活动的重要理念。最高人民法院选择能动司法,“实际上是对司法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社会角色的自觉校正,是对司法与社会( 尤其是政治) 互动关系的重新调整,是对司法的社会功能的进一步领悟与认知” 。[2]   (二) 我国“能动司法”实践的多样形态   时代呼唤能动司法,群众需要能动司法,政治倡导能动司法。通过能动司法,司法积极主动化解社会矛盾,以诉讼形式依法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维护法律的尊严,增强司法的权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从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我国“能动司法”理念的提出,正是因应了转型时期社会现实的需要,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取得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各地人民法院开展能动司法,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中不断探索创新,有积极效果,也留有遗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运用司法建议,为中心工作服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为解决社会较为关注、矛盾较为突出的热点问题的指导意见和司法解释,各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受理情况,向党委、政府提出司法建议,帮助涉诉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二是强化司法调解结案,以化解社会矛盾。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积极开展诉讼调解,以调解的方式、通过司法裁定让诉争平息,撤诉率显着提高。三是强调司法便民,健全便民诉讼机制。完善民意沟通机制,深入开展调研,实行派驻“社区法官”,推行巡回审判,方便群众诉讼,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缓解了人们对司法门难进、脸难看、打官司难的印象。四是加强审判业务指导,统一法律适用。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指导,统一司法尺度,规范裁判标准,指引和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五是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为着力点,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区矫正,开展法律宣传和服务,完善典型案例公布制度,等等。   (三) 对当前能动司法现状的反思   在能动司法的浪潮中,由于理论指导和规范的不足,个别法院在未能对“能动司法”正确理解的情况下,冒然行动,推行了一些看似能动性很强而实际上却为盲动的司法举措,背离了中国语境下所需要的“能动司法”,偏离了“能动司法”的本质要求是“依法积极司法”或“法内积极司法”,实际是将司法作为“包打天下”的社会治理工具,致使“盲动”、“乱动”。这对继续推进法治进程、扭转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更重要的是误导了公众对“什么是司法”的认识。“当法院主动请缨,为政府的一时中心工作保驾护航时,法院就不再是法院而变成镖局了; 当法院院长大谈特谈法制宣传工作时,法院院长就已不再是院长而变成司法局长了;当法官在工作日内走出法院,扫街植树,理发修车,给旅客送开水,帮农民搞麦收时,法官就是在亵渎自身的神圣。”[3]   以法院参与社会管理为例,一些法院未能找准司法定位,往往强调“有为才有位”,实质上是“包打天下”思想在作怪。比如,设置派驻社区法官加强调解,开展巡回审判,承担了人民调解员、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法院不是社会管理的主力军,更不是冲锋陷阵的先锋。能动司法要注意其法律的边界,掌握好自己的服务半径,不能超越当前的政治体制框架,不能插手政府所应当承担的事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院不再需要承担积极的社会责任,它仍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只是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当准确把握“能动司法”的真正内涵,既要认识到“能动司法”所蕴含的时代性与地域性,也要防止曲解其本意、将其祭上神坛。   再以诉讼调解为例,一些法院为了彰显自己是能动司法,将调解结案率作为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标,甚至要求法官“零判决”。法官为了完成调解任务,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法院支出了巨大的财力,千方百计、苦苦追寻,明知是调解毫无结果的案件仍然坚持调解,甚至是违法调解。这种过分强调调解率,有可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降低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成为法院的政绩工程和法官的作秀表演。法院的任务是通过裁决定纷止争,不是“和稀泥”,左右逢源不是法官应有的角色。“解决纠纷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对法律难以解决的案件强行作出裁决,亦即强制裁决,是法院的基本职责。裁决是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法官有责任作出裁决,这是公众的期许,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4]   实践中的一些“盲动”、“乱动”的现象足以引发我们对“能动司法”的进一步思考,如果“能动”的分寸把握不当,反而会使美好的愿望结出晦涩的果实。这才有了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大法官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能动”不是“盲动”,能动司法不能恣意妄为; 司法权不能无限膨胀,既要强调适度的能动司法,又要防止司法盲动和妄动; 能动司法应该有其坚守的边界和分际,人民法院必须在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允许的框架内行使法定的职能、制定相关的措施等。[5]江必新大法官也指出,能动司法必须遵循司法自身规律,保持司法权的最基本特征,保持适度能动、适度干预、适度参与。完全取消、忽略司法的消极性特征,采取没有限度的司法能动,也是违反司法基本规律,有害于司法。[6]      二、能动司法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选择      法律是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过去和现在经验总结,不可能很好地预知未来,而法律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又总是存在着诸多差距,法律规则的滞后、模糊特性,显然不能涵盖全部生活现实和所需。面对社会急剧转型的现实问题,司法不能随便说不,需要在法律精神的指引下,对生活问题加以解决,能动司法是克服规则之治局限性的不二选择。社会的现实需求决定了司法供给的方向,今日中国司法的历史使命已经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也已随之变化。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理性的能动司法,不仅有助于社会秩序重构和形成调整新型社会关系的规则,而且有助于新型权益的产生和维护,以及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这就是我们需要能动司法的重要理由。   (一) 能动司法与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法治建设历程是遥相呼应的。社会变迁对司法变革具有较大的影响,甚至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司法变革的基础和动力。但是,司法变革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并不总是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具有能动性。司法的变革、理念的更替都意味着社会或大或小的变迁,对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以能动的反作用推动社会变迁。司法是保障法律实现、扫除法律实施障碍的权力,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功能。能动司法可以冲破社会现有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关系,既能引发短期政策的变革,也能够导致长期形成的社会态度的变化。   追求正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话题,正义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司法的审判标准必须紧跟时代的正义。当代中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人民群众对司法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不仅要求保护人身财产安全,还期待保护更为广泛的其他社会权利; 不仅要求对案件依法作出裁判,(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能动司法 社会转型 司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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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袁伟时:儒家传统困住了中国?

袁伟时:儒家传统困住了中国? 进入专题 : 儒家传统    ● 袁伟时 ( 进入专栏 )        【要点1】要站在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讨论儒家文化与社会转型,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关键,站在爱国主义的角度或者光从中国角度说不清楚。现代文化的核心,个人独立、个人自由是根本。      【要点2】日本是所谓东方国家中的优等生,转型花了100年,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有很多成就,然而日本元老干政,军部直接受天皇管辖,这两个体系把日本推向军国主义、走向侵略道路,给世界带来大灾难。土耳其从1716年开始学习西方,非常坎坷,几乎走了整整200年发生凯末尔革命。一战后才真正稳定下来,但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至今动荡。      【要点3】三千年来的儒化社会,在上层有《白虎通义》,社会基层有司马光草拟的族规贯彻了三纲六纪。中国古代法律法典,比如唐律、宋代法律、明律、大清律例等都贯彻了三纲六纪,没有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整个中国社会转型说到底是“怎么样突破以儒学为支撑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      【要点4】要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分开。制度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全世界大同小异,特别是经济发展、全球化阶段,追求民主、法治、自由、科学;而非制度文化是永远是要保护、要多元发展的。      【要点5】儒家宪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站不住脚的,传统文化安放在个人道德领域会相对客观。只要坚持法治,“道德沦丧”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全世界的观点都证明,民主制度、言论自由制度、法制是根除道德沦丧的唯一正确道路。逐步改革,自由稳定,真正转型成功可能还要二三十年,但实现的可能很大。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很高兴请到中山大学的袁伟时老师参加今天的中欧校友读书会专场,说是专场,其实也邀请了清华、北大的诸多校友来到这里。缘起是两个星期以前,中欧校友读书会的群里集中探讨中国文化、中国转型以及独立思想等问题,争论持续了两三天,每天睡觉前看微信,都在说这个话题,醒来也在说,这是我加入这个群后,比较罕见的一次。我就和袁伟时老师在QQ上商量,能否跟我们讲讲与此相关的话题。袁老师答应了,他昨天从广州飞过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袁老师持续发了一些相关材料,也列出了讲座提纲,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哲学家、史学家治学严谨的态度,这是我敬仰袁伟时老师的一个原因。前两天他回复我们《大家》专栏编辑的邮件,都是非常睿智。这样一个非常睿智和宽容的学者,在我身边一直启示着我。还有,袁老师已年过八十,每天走几公里、一万步。他玩QQ,玩微信,是一个标准的“80后”。如果我有幸活到80岁,希望像他一样,到那时可以身体很好,很乐观、天真地看待世界,与世界保持交流。有请袁老师。      要站在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      袁伟时: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我看过你们群里关于儒家文化的讨论记录,有25000多字,我都看完了。子云也特别整理了一个提要,我也在这个基础上梳理了一下。思考下来后,我想,这个问题要解决,是不是首先有个方法论的问题,就事论事说不清楚,应该在角度上站得比较高这个问题才说得清楚。在你们的讨论里,罗念慈先生归纳了五点,我感觉归纳得很好,里面提到,我们讨论的内容已经不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上,有些问题老早就解决了,我们应该在更高角度,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首先在方法论上,讨论儒家文化与社会转型,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或者光从中国角度看,说不清楚。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以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   任何事情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就很低级,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多年前批评过广东出版界,说广东有全国最好的媒体,但出版非常落后。当时的广东出版局长听了,据说每开一次会就要骂一次袁伟时,说有人骂我们广东的出版很落后,我们得了多少“五个一工程奖”他都不知道。这是典型的“鸡同鸭讲”,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他是以得多少奖为标准,而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从整个文化的发展,出版业的发展看。所以,局限在中国人那个角度,说不清。这是第一个问题。   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我想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但又是中国长时间以来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当下又是非常热点的命题。所以,我第二个问题是要讲怎么样看中国本位文化。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多年前就出现过。最突出最完整是1935年,十个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有国民党中宣部的背景。他们提出,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中国人了,为什么?说看到的已经全部西化了,从服装到思想语言都这样,再发展都不是中国了,也不是中国人的状况了。那个宣言提出,我们要民主、科学,但我们要另外从中国本位来观察很多问题。由此引发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这些论点受到了胡适等一些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但从理论上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因为不回答不行了。   最近在《光明日报》上我看到一条消息:某地开了一个座谈会,很多教授在会上慷慨陈词——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经济上崛起了,假若在文化上、学术上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那这样的崛起就是不完整的。这是一方面。   除此之外,一些很著名的新左派代表人物,很多年前就发表过一个意见,以香港中文大学原来的政治系主任王绍光为代表,他们提出所有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都应该按照中国文化重新加以解释。说要是按照原来的话语,即按照西方的话语,已经定义的如民主、自由、法治等,在那个概念基础上讨论,中国永远没有办法跟他们辩论,一定会输。所以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学术概念体系。这是新左派代表性的一个论点。背后进一步讲,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化已经被殖民了,是殖民地文化,所有讨论的问题都是从西方来的。这以清华大学的汪晖为代表,他很早就一再反对思想文化的殖民。这是完整的一套。   再深一步追究,这些观点的出现有两个背景。一条,中国一贯以天朝上国自居,但天朝大国近一两百年没落了。他们感觉这是个耻辱,怎样恢复天朝大国地位是很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这里所谓“天朝”的观念当中就有华夷之辨,思想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很强烈的倾向。而且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这样。有人讲我们中华文化非常宽容,没有宗教战争,外来东西很容易融入,比如佛学进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变为世界上保存佛学文献最多的国家之一,社会生活当中影响也最大。反而在印度佛学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在中国。这是一个背景。   还有一个背景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他们想这个大国怎么当,是不是要跟美国对抗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美国文化霸权或者有人说是文化侵略,这种论调非常多。   这些论调之所以错误。首先在于从根本上曲解了文化的本性。思想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只能够自由交流、自然发展、自然更新,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另外里面包含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发展有没有阶段?有没有一个时期有比较优秀的文化?文化在一定时期有没有优劣之分?现在有些人不光在中国,还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都提出“多中心论”,说文化有什么先进落后,没有,提出要反对西方中心论。在中国人听来,这些话很令人心满意足,因为我们就是想显示我们的文化也很优越。   这里面有个诡辩,文化是多种体系的、多元的,但在一定历史阶段,显然有些文化是走在历史潮流前面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在一个时期在东亚的影响那么大?显然那个时候,它就比朝鲜日本越南这些地方的文化发展要高一个层次,就影响了这些国家的面貌。所以笼统讲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是一个比较诡辩的论断。这样说的作用,其实就是抵抗当时走在历史发展前面的先进文化影响的一个借口。这跟我们通常说的现代社会理念、文化是多元的有什么关系?就要分清文化的两个层次。      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要分开      今天我又加了一份阅读材料,是2004年我的一篇文章,2004年9月3日至5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七十多个很著名的人物,有学者、有官员,有海归还有文艺界的,开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会议,发表了一份《甲申文化宣言》。那时《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还是一家,他们的记者很积极,将材料复印好让我发表意见,我看了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评“甲申文化宣言”》。那篇文章当时影响比较大。在这篇文章当中,我将我学习陈寅恪教授的两篇文献的一些心得感受写了进去。大约在1928年,陈寅恪教授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别写了审查意见。那个审查意见不长,但很经典,分析问题非常深刻。从方法论上、从根本理论观点上,他提出一个问题:儒家文化在中国,具体转化为制度方面影响是最大的。中国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按照儒家的基本观念建构的。他说,这样建构起来的文化,它的没落是无可救药的。因为它本来是跟农耕文化相适应的,自从工商社会发展起来,它自然就不适应了,想挽救也不可能。他提出的第二个论点,在思想文化的其它方面,道家、佛学(释家)等,它们的影响更大,建树更多。他这些论断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不要笼统地讲文化,要分层次来讲,其中最核心的,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要分开。制度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特别是经济进入全球化阶段,全世界是大同小异的,除非不要现代经济,不要市场经济,什么工商业,科学技术都不要,如果要的话,就要提供相应的制度环境,而这些在全世界是趋同的。但另一方面,非制度文化永远都是多元的。过去人类文化多元,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语言是多元的,没有统一过,今后也不可能统一。按照这样一个方法论来思考,我想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是不是要抱着祖先那一套文化?如果不念四书五经,不天天念“之乎者也”就不是中国人?不按照孔夫子的教导作为思想指南,就不是中国人?甚至现在一些人,不穿传统的汉服就不是中国人。这些是极端落后,说得不好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潮。制度层面,我们抵制这些,但是非制度层面,爱穿什么、主张什么,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永远不可能统一。   所以,新左派现在提出来,要建立中国的学术概念系统,甚至最近一些学者说要建立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讲这些话的人,我想,是连学术的门坎都没有跨入。学术的标准是求真。在这个标准面前,没有民族之分,国家之分,只有真假之分。中国人研究中国,有很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洋人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有可能走在我们前面。很奇怪,现在中国大陆风行的什么《邓小平时代》、江泽民的传记都是洋人写的,为什么中国人写不出来?我想不是中国人写不出来,是这个环境让大陆的中国人不可能写,你如果调查江泽民的有些情况,中宣部会支持吗?能像洋人写江那样,中宣部通知各地接受采访提供材料?不可能,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写作是这样,搞研究是不是符合实际就是检查的唯一标准。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上哄领导,下欺百姓”      所以他们讲这些话有什么作用?只有八个字“上哄领导,下蒙百姓”。领导他听起来很高兴,你看,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式的学术。那些官员都是我们教出来的,多数是大学毕业的,少数党校系统,教育部不承认的。除了中央党校,其它你说是哪个党校的大学程度,硕士、博士按照法律标准都是假的。多数从大学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些教师教出来的,我们水平不高,教出来的学生可能很多比我们高,但也有不少数比我们更蠢。所以官员一听到下面说这是中国体系,我们创造的,于是高兴极了:这是重大项目,给你经费。双方很高兴。在中国来讲,一般老百姓民族主义是非常厉害的,听到这些也高兴。所以我概括为“上哄领导下蒙百姓”。   可所有学术的成就,不是广东那个出版局长所说的,得到中宣部的表扬和奖励就代表水平高。真正的水平,要在世界文化领域、世界学术领域去比。这不能含糊。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农耕经济基础上血缘关系很难突破      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站不住,进一步,思想文化本身,自己本身去辩论,很难得到恰当的结论。哪个对?哪个应该接受?难。所以第三个问题要讲的是,我们要看整个东西文化究竟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   前面谈到,每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些文化会走在前面,恰恰由于各种因素的汇合,在全球化时期的萌芽阶段,地理大发现就是全球化的开端。然后分了几个阶段,到今天整个全球化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文化走在历史潮流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专述。大家看过顾准有关的论述也应该知道。今天就不说了。   有人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袁伟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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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青袖:聊与梅花分夜永——与李劼先生谈天

青袖:聊与梅花分夜永——与李?孪壬?柑 进入专题 : 李??/u>    ● 青袖        李?孪壬?   在网络上偶尔看见先生文章,如久旱之遇云霓,那份浇灌心田时沦肌浃骨的酣畅与震撼无可言说。先生之博学,国内也许有人及得上,先生之恢宏,国内也许也有与之并驾齐驱者,但先生那份审美悟性与慈悲情怀,以及对中国专制传统与生俱来般不折不饶的对抗之勇气,则是逸出学术与知识之外的一种心性上的人文境界。在这个真言噤声、假话盈宇的时代,先生的著作,执著于拨开诡谲的历史风云而见证作为背景的精神天空。所以我常在那力透纸背的气势背后,看到先生超越于风云之上的寂寞清澈的眼光。那眼光纵然有时因为愤怒而变得尖锐犀利,但依然是慈悲的向度:那是对于成王败寇暴力传统中人性沉沦的悲悯洞察,是对于血雨腥风王朝更迭中文化气脉日趋衰微的见微知著,也是眼见一部中国历史只有文明的挣扎而不见文化脉动的悲愤控诉。于是先生的文章时而慈悲满怀,箫声动地,时而愤怒满腔,剑吟冲天,在以纷然杂乱的赋体笔法挥洒而就的千年沧桑历史长卷中傲然独行,朗然长啸。先生用超卓见识与丰沛激情,论中国晚近历史,说20世纪文化命运,显幽阐微,爬罗剔抉,如扁鹊行诊,明辨错谬,疏通致远,既有精骛八极、鞭辟入里的剖析,又有充满智慧的理性思辨,往往于摧陷廓清的批判锐气中展现出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如此的雄浑自如,浑然是“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气势,难怪网络上喜欢先生文章的读者大有人在,许多人视先生为“中华第一才子”,这并不是溢美之词,而是衷心的折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先生那充满性情的自言自语中纵横捭阖的气势,历史上“笔锋常带感情”而又汪洋恣肆的梁启超,颇为类似。那是一种独特的李?率降乃祷胺绞剑?溆刖浼涑3氏殖鲆恢制婷畹亩猿疲ㄋ?椒兹辉勇业母程灞史ǎ??允境瞿谛挠胪纺约淞鞒┒?渑娴墓嵬ā5??钊饲辗?氖窍壬?亩醇??7⑺?怂?桓已裕?滤?怂?桓宜抵??氛嫦唷O壬?捞氐氖饭凼且莩鲅?跗缆壑?獾囊淮罅恋悖?矶嗾窳?Ⅰ?恼嬷?萍??瓜壬?闹?霾蝗萦诖笠煌车穆骱推?恼?翁逯啤O壬?摹笆返ā蹦耸浅鲇诹贾?淖跃跤攵哉胬淼奶剿鳎??缍运镏猩降钠兰郏?晌降廊怂?桓已?-----“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这份识见,在国内只有袁伟时、萧功秦等寥寥数人与之相仿佛!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以研究中共党史而知名的杨奎松先生的力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书中的看法,与先生不谋而合,不妨转录如下,以供先生参照:“不论孙中山与苏联结盟得失利弊如何,就中国现代历史本身而言,他们之间的结合,无疑都导致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壮大,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进而为顺序演出20年代至40年代一幕又一幕重大历史剧,提供并规定了主要角度,甚至决定了其中心内容和基本线索。”认识相同,但一“贬”一“褒”,价值评判的标准不同。相比于杨奎松先生没有脱出“伟光正”意识形态范畴“正统”史著的委婉吞吐,先生基于自由独立批判精神立场的直言不讳可能过于尖锐,却由于大胆道出了历史的真相而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一如那个道破了皇帝的新衣的无所顾忌的孩子。先生著作中如此言论比比皆是,由于敢说真话,振聋发聩处总是令人热血沸腾,痛快淋漓。难怪康正果先生尝说先生的文章是“投入学院黑龙潭的醉醒石,是洒向民间读书人的开心果”,并将先生的著作誉为“百年来难得的杰作,百年后可传的藏书。”康氏言论,可谓慧眼识才,伯乐相马,诚哉斯言!   先生的著作中,学术分量最重的当是那部刚刚出版的《中国文化冷风景》。此部著作由于涵盖上下五千年,纵横于中西之间,所以耗费了先生整整七年的时间。但盘根错节始见器利,气势恢宏方显才大,在这部著作中,先生以一如既往的恢宏,于历史纵深处邀游,思想的锋芒所过之处,如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道统的庞然大物,由此轰然委地。特别是那篇《易经误读河图洛书的四维时空坐标》,是华人学界第一次用“四维时空坐标”为参照来解剖《易经》的文章,其见解之卓异,视野之广阔,令人叹为观止。如此识见与境界,是大陆那些学院的学究们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的。我知道,这就是生存与审美之间的距离,也是攀附与自由之间的悬殊。正因为先生走到天涯也要坚持“口对着心”的写作立场,方才赢得了如此自由高远的论说空间,一如陈寅恪先生当年的“孤立千仞”,方才抵达了那样孤寒却彪炳千秋的人文境界。记得此著尚未出版时,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曾有言:我有一位非常杰出的朋友,“写作中的《中国文化冷风景》一书,尚未完成,已足以使我确信,一个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同一量级的学者,正在向我们走来。”(见高尔泰:《隔膜》)如此高誉,并非出自友人之间的吹捧,而是源自高先生“一种接近精神能源的感觉”的“确信”。相信只有认真阅读过此著的人们,才会明白此著的价值,才会知道高先生此言不虚。   说到生存,先生的遭遇一直是广大读者心头的隐痛。先生自98年出国以后,天涯漂泊,有家难回,在生存的逼仄与谋生的艰辛中举步维艰。先生的遭遇,放眼古代,则商周剧变时出走的伯夷叔齐何似?环顾近代,则在极权统治下孤立千仞的陈寅恪先生的孤寒何似?也许是同样的绝地和孤寒的处境,先生博客中尝慨然自语:“说是独孤求败,实乃八面临风”,在此,我要将先生的话试作改动后回赠先生:“任他八面临风,我自岿然不动”!不是吗,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却不曾丝毫阻挡先生傲然独行的身影。   许多人是从那本《论红楼梦-----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开始认识先生的。记得徐晋如先生曾在其博客中说到过读到先生这本著作时的激动。的确,这本书在泥沙俱下的众多红学著作中别开生面,牢牢确立了先生“红学家”的头衔。在我看来(许多人也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红学史上最好的一本著作,因为它展示了《红楼梦》人文精神与美学的真正内涵,而许多著作,总是围绕着《红楼梦》的枝枝叶叶而喋喋不休,无关痛痒。这本书序言中先生尝自言:“由《红楼梦》向上追溯,可进入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文化和文学的重新考察,从而理清汉语文化的历史脉络;从《红楼梦》向下展开,则可纵观中国晚近历史的大致走向,从而着手一系列的文化著述;至于基于《红楼梦》所提供的历史文化全息图像去参照西方文化,则可对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到20世纪的演变有一个极具参照意味的观察。”这番话给我们阅读先生的著述同样提供了一个“极具参照意味”的坐标。先生的著述,如果以《论红楼梦》为界分,则“向上追溯”,写出了《商周春秋》、《吴越春秋》、《汉末党锢之谜》以及《中国文化冷风景》等著;“向下展开”,是以政治和文化作为交叉坐标而重新审视的《论晚近历史》 和《百年风雨》(又名《枭雄与士林》),对西方文化的参照,则有《作为历史哲学和文化命运的20世纪风景》 和《美国风景》等著。这份并不能囊括先生全部成就的亮丽的文学景观(先生于文学评论与学术著述之外,还以罕见的活力创作了数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曾被誉为“亚洲十大中文小说”之一的《上海往事》),是先生奉献给当代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份独特的厚礼。先生的名字,不管受到多少政治的冷遇与学术同行间“三国水浒”式的刻意边缘化,都理当镌刻进历史的殿堂!   先生于当年关于“重写文学史” 这一影响重大的文学课题中居功至伟,可惜由于种种人士上讳莫如深的原因,先生的功勋至今鲜为人知!先生近年来在海外也颇为此而愤愤不平,但在此我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先生的功勋终于得到了正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一书中,作者杨庆群在书末“附录二------王晓明答杨庆群问”中,首次正式而且是较为详细地披露了先生当年参与“重写文学史”的过程,这里不妨转录如下:“(王晓明答杨庆群问:)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是在上海社科院《上海文论》编辑部的一个房间里面,我们三个人,毛时安说要我和陈思和两个人来编一个文学的栏目,但是要想出一个具体的题目。大家讲啊讲啊讲,想不到好的题目。后来我说了一段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要一个重写文学史啊什么什么的,我说了一通,陈思和反应很快;‘那就叫重写文学史吧’,我说的时候是无心的,是他把这五个字给拎了出来。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好,就这么定下来了。定下来以后,因为我刚才说过,之前关于文学史有非常多的讨论,我们就分头约稿,比如陈思和是向复旦大学的朋友约,我是向华师大的朋友约。有一部分稿子是已经写好的,我记得当时李?乱丫?幸桓龊艹さ奈恼拢?抢?隆⒊滤己秃臀胰?鋈艘黄鹛致郏??轮幢市吹模?匦蠢雌兰畚逅囊岳吹男挛难В?械阆瘛?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一个东西。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办这个栏目,我们三个人就是在一起讨论,后来是李?缕鸬牡谝桓澹?滤己秃臀乙黄鹦薷摹U馄?恼潞罄淳头⒃谡飧鲎ɡ咐铮?孟衩挥腥?姆ⅲ?液统滤己鸵裁挥惺鹈?! -----不知这段王晓明的答问与先生当时的亲历过程是否一致?王晓明说那篇文章由先生执笔写成与先生的自述一致,但说他和陈思和没有署名却与先生的阐述不相符合,是先生记忆有错,还是王晓明之于他们很长时间以来独占“重写文学史”这一文学成果之动机的欲盖弥彰?但不管情况如何,谢天谢地,国内学人总算是良心发现,开始正视先生的存在了。   先生与刘再复先生之间似乎存在着较深的恩怨瓜葛。先生当初在国内就与刘有过交往,后来也是因刘的邀请而趁机出国,关系不可谓不密切,但现在何以形同陌路?以先生的心性,似乎不必去认真计较,其中或许有许多为外人所不知道的隐情吧?公平地说,刘再复先生也是一位功力深厚的文学批评家,与先生相比,可能不那么深刻,行文圆滑婉转而少了敢说真话的锐气,但许多地方自有一番气象。如他与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以独特的视角来检讨反思现当代文学灵魂忏悔阙失的维度,不失为一部文学批评力作,不知先生看过没有?刘再复先生的《红楼梦悟》系列红学著作,其中许多观念的确来自先生的启示,许多甚至重复,类似于“偷意”,譬如刘在其《“红楼梦”哲学论纲》一文中曾写到:“‘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真是画龙点睛的大手笔。这八个字才是《红楼梦》的精神内核和最高哲学境界,也是曹雪芹这部巨著的第一文眼。”------很显然,他的这番观念是来自于先生,因为先生的《论红楼梦》第四章《诗词曲赋的隐喻意味和叙事功能》中早有提到(先生的文章写作年份早于刘再复先生10多年):“尽管作为一个小说的叙事灵魂,贾宝玉呼吸领会着一片悲凉之雾,但在诗情上成为导引的却是林黛玉这颗孤傲的诗魂。这种异同早在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中便暗示出来了。当宝玉细想戏文中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句意味时,不禁大哭,然后立占一:‘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结果让林黛玉见了,续上一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且不说二人在佛教境界上的悟性高低如何,可以显见是林黛玉在人生姿态上比贾宝玉的那种彻底性。”再如刘再复的《论红楼梦的忏悔意识》一文中如此写道:“领略悲凉之雾的,除宝玉之外,最深刻的应当还有林黛玉”,更是直接套用自先生,因为先生在《论红楼梦》中早有指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悲凉,领略到的并不是只有贾宝玉还有林黛玉。”-------刘再复的著作中还有许多与先生一致处,联系到先生所说的与刘在国外相处时“倾囊相助”的情形,方知先生并没有无中生有,而且刘在其著作中将沿袭自先生的思想观念“洋洋得意”地当做自己的“独创”时并没有提到“出处”的做法也确实有学风不够严谨诚实之嫌,先生的不满,自有先生的道理,也是先生的狷介之处。但我在此却要“劝导”先生一番:刘再复的著作尽管有很多地方确实是从先生口中或书中“偷意”,甚至是照搬的,但只要先生有足够的雅量,应该学会宽容。这样说似乎对先生不公正,但刘再复在其著述中也不全然是“照搬”先生的话,而是有时也“翻出新意”,譬如上面举证的那句“领略悲凉之雾的,除宝玉之外,最深刻的应当还有林黛玉”的后面,刘又加了一句:“但林黛玉‘还泪’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并不承担罪责。因此,如果从负罪的领悟来说,宝玉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承担者。”-------这就是刘先生得到您的启示后的自我发挥了。文学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切磋,可以擦出许多思想的火花,写出新的篇章。刘还著有《双典批判》(即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两大经典名著的批判)一书,这部书的立意主旨与写作动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李??/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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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何勤华: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何勤华:梅汝?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进入专题 : 梅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 何勤华 ( 进入专栏 )        【摘要】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理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主导这场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在其晚年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以总结历史、昭示当代、教育后人。本文分八个部分,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梅汝?的法官人格以及在东京审判中所起的作用,评述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并通过对梅汝?的人生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遭遇,阐述了20世纪中国法律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事业沉浮。   【关键词】梅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法;法律知识分子      一      梅汝?(1904~1973),字亚轩。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的梅汝在江西省立模范小学读书。因父亲梅晓春家教极严,梅汝?每日必须早早起床到外面拾猪粪牛粪,作为农田的肥料。每日出门拾粪时,他总要带本英语书,一边拾粪一边苦读,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12岁那年,梅汝?小学毕业,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学预备班(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在此期间,梅汝?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的《辟妄说》和第308期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等,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1]   1924年清华毕业后,梅汝?赴美国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梅汝?曾与冀朝鼎(1903—1963)等同学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响应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行动。1929年春,他在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到中国。[2]   回国以后,考虑到山西大学历史悠久,而且与清华大学同样有“庚子赔款”的渊源,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特点,加上梅汝?的同学冀朝鼎的父亲、时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民国时期着名法学家、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冀贡泉(1882—1967)的邀请,到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任教期间,梅汝?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还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3]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1883—1960)“闭关锁省”,不知“明耻”且“夜郎自大”,因此,四年后即1933年,梅汝?又应聘到张伯苓(1876—1951)担任校长的南开大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梅汝?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1902—)的邀聘,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法律系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汝?回到上海,出任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在此期间,他还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职务。   在以上各校中,梅汝?主要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教书之外,他还担任过当时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等职。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梅汝?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审判结束后,由于美国的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这样,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只得纷纷返国。   虽然在东京审判的两年半时间里,梅汝?作为法官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他常常从报上看到国内“内战”的坏消息,因此,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更使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反动政府仰赖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竟然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1884—1966)宣告无罪释放了。[4]   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梅汝?由东京设法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1913—1983)取得了联系,秘密由港赴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梅汝?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梅汝?的心头激起层层热浪……[5]   1950年,梅汝?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6]   1973年,梅汝?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着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7]   梅汝?的主要着作有:《现代法学》(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以及《最近法律学》、《法律哲学概论》,用英语撰写的着作《中国人民走向宪治》、《中国战时立法》,等等。论文主要有:《训政与约法》(1930年)、《盎格罗·萨克逊法制之研究》(1931年)、《陪审制》(1931年)、《中国旧制下之法治》(1932年)、《中国与法治》(1932年)、《现代法学的趋势》(1932年)、《对于刑法修正案初稿之意见》(1933年)、《宪法初稿中“宪法保障”篇之批评》(1933年)、《英国民事诉讼之新秩序》(1933年)、《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1933年)、《刑法修正案初稿》(1934年)、《刑法修正案中八大要点评述》(1935年)、《宪法的施行问题》(1935年)等,[8]以及东京审判结束时发表的《告日本人民书》(1948年12月2日载于《朝日新闻》),1962年为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阴谋而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此外,他于50年代还撰写了《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问题》、《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和约》、《战争罪行的新概念》等论着。遗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即本书)由其亲人梅小整理后于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9]      二      在梅汝?的一生中,最为神圣和光荣的,当然是1946至1948年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任法官的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中、美、英、苏正式受降,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梅汝?因为是中国法学界权威,翌年被任命为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梅汝?从上海抵达东京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联络官安排他住在东京帝国饭店,并且举办盛大的宴会为他接风洗尘。国立政治大学(原中央政治学校)校长顾毓当时也正在东京考察,这位清华校友特意买了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于梅汝?。梅汝?深深一鞠躬,双手过顶接剑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校长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听罢拔剑出鞘,激动地说:“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之说,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10]对梅汝?的这一番话,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全体法官按既定次序一一登上审判席坐定,28名甲级战犯坐在审判台的对面,前排居中是东条英机。首先由检察长季楠(Keenan,1888—?)宣读长达42页的起诉书,然后根据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由28名被告对起诉书公开声明有罪与否。结果除当时装疯的大川周明之外,27人都声称无罪。对此,梅汝?表示了极大的愤慨。面对狡黠顽固的战犯,两年半的漫长审判开始了。   案情极为庞大:被告28人(2人于审判期间病死,1人因精神病免于起诉),开庭818次,法庭纪录48000页,判决书1200页,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4336件,双方提供证人1194人,其中419人出庭作证,整个审判共耗资750万美元。在审判中,同时还配备了大量翻译人员,并设有一个三人语言仲裁小组,以便当庭对翻译问题作出裁定。此外,在审判中,几十个美、日律师还多次节外生枝,信口雌黄,采取拖延战术,干扰审判的正常进行。   由中方检察官向哲等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沉着稳定,全力寻找各种证据,努力说服每一位证人出庭作证,还精心设计了溥仪出庭的作证方案。在一次次的辩论中,以一桩桩铁证历数了坂垣征四郎的种种侵华罪行,逼得坂垣最终精神防线崩溃,什么话也说不上来,万般无奈中承认了全部侵华罪行。中国代表团还控诉土肥原贤二在中国和苏联、东南亚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数次你来我往的交锋中,人称“东方劳伦斯”的老牌间谍土肥原最终长叹一声,自知难以抵赖,他认识到上绞刑架看来不可避免,承认不承认都将走向断头台,而且,一答辩会讲出更多情况,暴露出更多的罪行,于是,他就干脆把头一低,索性放弃了申辩权。[11]   1948年4月,历时近两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进入起草判决书阶段。在梅汝?的争取下,法官们推定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梅汝?在助手杨寿林的帮助下,在三百余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梅汝?风趣地形容自己的生活说:“我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   判决书起草至一半,梅汝?又一次在法官会议上慨然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像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南京的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掉,日军还将她们的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梅汝?刚刚落座又站起来补充道:“我的这个请求,务请各位同仁能够予以理解、赞同。”庭长威勃(Sir William Webb)同意了。法官同仁们也都同意了。[12]   法庭进入最后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11国法官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发生根本分歧。原来,东京法庭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因此,11国法官援引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东京法庭有法官11人,决定每一被告的刑度需要至少6票(过半数)。凡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票。譬如来自澳大利亚的威勃庭长就主张将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而美国法官克莱麦尔(Cramer)虽同意死刑,但他的注意力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坚持判死刑。印度法官帕尔(Pal)博士则态度更加顽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 何勤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梅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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