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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刘瑜:我的学思历程

刘瑜:我的学思历程 进入专题 : 刘瑜 学思历程    ● 刘瑜 ( 进入专栏 )        时间:2011年7月2日上午   地点:湖北蕲春青石中学   主讲:刘瑜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学思历程,今天看到这么多年轻的脸庞真是特别感动,大家从祖国各地跑到这么一个炎热的地方来听十多个反动派胡说十多天,精神真是非常可贵。   今天上午的主题是“我的学思经历”,那我就先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大家都听说过一种说法,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还有第三种人就是女博士,我就想讲讲我是怎么成为第三种人的。在座的一些女生也可以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不成为第三种人。   大家对我的履历可能有一些了解,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工作一年,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个博士,然后又在哈佛大学读了一个博士后,后在剑桥大学工作了三年,最近又回到了清华大学工作。用我一个朋友的说法,我的履历看起来是比较“豪华”的,但是我总结我过去的成长经历,我觉着我学习上的教训远远多于经验。   回顾我二十年的求学经历,就好像在一个黑漆漆的空间里爬楼梯,经常摔倒,有时候进一步会退两步。我觉着这跟我在求学过程中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有关系,不像你们有机会跑到这里来听许多老师分享经验与教训。当时我读书的时候有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禁忌,同时我读大学时的老师也没有太多的思想资源。比如说,我1992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可能1992年你们当中一些人还没有出生,我所在的国际政治系在1985年还叫“科学社会主义系”(笑),所以很多老师可能去年还在教计划经济为什么是对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是错的,而今年就开始教为什么计划经济为什么是错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是对的。所以,他们所能教的东西也很有限。   所以,对我来说,学习的经历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爬滚打,我昨天回忆了一下我的成长经历,我想可以将它们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片空白期”,第二个阶段是“随波逐流期”,第三个阶段是“头重脚轻期”,最后一个阶段是“从头再来期”。我希望通过我的分享,你们可以直接进入到“从头再来期”。我个人是从30岁左右才学会真正的读书思考的方法,在座的可能都是20岁左右,所以如果你们现在还感觉很迷茫的话,没关系,你们还有十来年的时间可以浪费。   我从“一片空白期”讲起吧!我上大学之前,基本上没有受到过过启蒙式的教育。那时候我读的书基本上就是高考数学习题集,然后我读的最好的书可能就是海淀区高考习题集。我不但没有读过“四大名著”或者是西方的一些经典,甚至是我们那时候比较流行的金庸、琼瑶我都没读过。以至于后来在大学跟同学交流,别人都认为我是从国外回来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空白”对那个时期都是一种美化,因为“空白”意味着你至少没有“中毒”,我现在想想我高中受到的教育其实还是中了不少毒,接受了许多成见甚至是谎言,现在我也不敢说我完全摆脱了它们。比如说当时听到“农民起义”四个字,我就会想到“可歌可泣”,但是后来我发现,许多农民起义军比朝廷还要坏。再比如,一听到“北洋军阀”四个字,我就会想起“民不聊生”,但是现在就会意识到当时的北洋军阀比后来的国民党还要开明。再比如听到“封建社会”四个字,我就会想起“三座大山”,后来就会发现有些人会觉着“封建社会”简直是乌托邦、田园式的生活。所以说当时是“一片空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美化。   朱大可老师就说过他在大学教书时,是帮助学生“从负数变成零”,而不是从零增加一些知识。其实从负数爬到零时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包括我,渗入到潜意识的一些东西还是没有办法破除。   进入大学阶段,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七年,这个阶段我称为“随波逐流”阶段。尤其是在本科四年中,教我的老师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授,所以在课堂上其实我没有学到很多东西。我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大学老师带领我们读四年《参考消息》,可能学到的东西都比讲课学到的东西多。但不幸的是我的老师没有带领我读四年的《参考消息》,而是带我们读了四年《人民日报》,所以课堂上很难学到一些东西(笑)。   八十年代所谓的人文主义的复兴,在九十年代初还有些尾巴留在那里,那时我们同学流行读尼采、萨特,然后我也会跟着去读,这个就有点像你明明有个三十六码的脚,你非要穿一双四十二码的鞋子,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读,那个意识和你自己的问题意识根本不接轨。比如说尼采的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基督教文明来进行的批判与反思,而我一个从江西小县城跑到北京来读书的小姑娘,天天在那里哀叹“上帝死了”,好像上帝在我这里活过一样。(笑)这个其实是非常荒诞的,在你的问题意识与所读的东西不接轨的情况下,因为别人在读,所以你也跟着读,其实是很错误的一种读书思考的方法。   后来读了研究生,这个倾向便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读研究生时是在九十年代末期,当时流行读一些后现代的作者,比如说布尔迪厄、福柯、德里达。于是我也开始读,但当时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出现了很多下岗工人,也出现了社会的分层分化。但是对于这些问题我完全视而不见,然后每天读窝在那里读福柯。我记得福柯当时流行的几本书有《知识的谱系》、《规训与惩罚》,我当时读了之后真是吓出一身冷汗,感觉他的东西真酷,很前卫。   当时读那种书就好像你们现在手里拿一个iPhone4一样,是一个效果。比如说你们现在谁还在读周国平,那就好像你们手里拿了一个iPhone1;如果是刘小枫,你就是拿着一个iPhone2;如果是亨廷顿,你可能是拿着iPhone3;但是你读一个福柯、布迪厄那你就是拿着iPhone4了。当时就是一种时髦、显酷,表姿态,随波逐流的感觉。   其实这样读书是很有害的,我现在建议你们如果读不进去一些大部头的东西,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失措,觉着这书摆在书店商务印书馆一栏里是不是就应该一定要去读,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找不到作者的问题意识所在,如果你不了解他(她)关心的问题,不了解他(她)历史上的来龙去脉,那么你先不去读也没有关系。   你最应该读的是那些你关心的问题,比如你关心下岗工人问题应该怎么办,那你就去读相关书籍,并不是说你读柏拉图、福柯就比读陈晓鲁、陈志武这些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高级。虽然他们可能不像那些人一样如雷贯耳,但是从你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也许读着读着,你就可以解决更深的问题,会引领你读到那些更大家的东西,但是没有必要出于一种赶时髦的心态去读书。   第三个阶段是“头重脚轻”期,也是我与张健成为同学的时期。我为什么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阶段是“头重脚轻期”呢?是因为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学到很多理论,但是我现在想想,美国的博士学位是配合他们本科的教育来开展的,如果你没有接受他的本科教育,直接接受他们的博士教育,就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现象。   比如说当时我们学了拉美政治这门课,当时我们讲了许多拉美政治的理论,但是他是假设你对拉美政治很了解的情况下教你这些东西的。所以当要写一篇解释为什么1973年阿连德会被推翻的论文时,我就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字的论文,讲说可以从结构主义、精英决定论等方面分析,但实际上对于当时的智利发生了什么我根本不太清楚。   你会发现美国当时的博士教育是培养一种这样的学生,他们嘴里有很多的概念和理论,但他对经验事实可以说是基本上不了解。包括当时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会相对成功,你又可以分析来分析去,但是到底中国发生了什么,你可以几乎不了解。这其实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当时很多的论文或者研讨都在回答“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的问题。在我看来,你如果真正理解许多问题“是什么”之后,很多“为什么”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你不仔细了解这个“什么”的问题,冲上去就用宏大的理论概念去分析实际问题时就会出现许多的错位。   比如说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经济学家黄亚生,现在在MIT工作,他就解释中国的乡镇企业为什么成功。当时的西方学者,包括一位得诺贝尔经济学家的学者,他分析中国的乡镇企业为什么成功,因为中国的乡镇企业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超越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发展模式,因为乡镇企业的产权是属于乡镇政府的,那既然政府所有的企业都能发展的这么好,那就是说不一定要有清晰的产权才能发展起来。这是当时西方非常流行的一种对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   那黄亚生当时就回到中国,做许多经验调查,搜集无数的档案,就发现中国的乡镇企业其实90%本质上都是私营企业,只不过为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开展工作,才不得不名义上挂靠在政府的名下。   我的意思就是,当你发现了这个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之后,那么“为什么”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我认为“头重脚轻”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害的,这也是我希望传达给你们的一些经验教训,希望你们不要被大的理论、经验所吓倒,仔细地老老实实地把到底在发生什么这件事情搞清楚,无论是当代中国在发生什么,还是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把这些东西搞清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从经典到经验》,引起了很多争论。很多人批判我说你怎么教导小孩子不要读经典,其实并不是。我是认为读经典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更重要的。应该是从经验里面提炼出来的,而不是说相反的方向。   现在我开始讲最后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其实可以从我之前讲得东西中引申出来。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从头到来”这个阶段,我是以30岁的高龄才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我觉着是要从真问题出发,你关注什么你就去读什么书。   比如说我在27岁左右开始在网上读一些东西,我会发现许多有震动性的东西,当时我读到许多关于中国大饥荒的问题,在当时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当时我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有关中国革命的。包括后来我关注“民主”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中国,包括写《民主的细节》,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真诚关心什么问题,我就会从这个问题出发去思考,去读书。我觉着这样去读书,真的会很有收获,也会非常有乐趣。它不在是一种人云亦云的状态,而是小孩子在大自然里发现一种草叫什么、一种星星叫什么的欢愉。   从真问题出发也需要大家有发现问题的能力,你要看到一个现象之后努力去发掘现象背后有什么理论问题。   比如说以前,当我看到一则新闻时,它就是一则新闻而已,但是现在我会去思考这个新闻背后有什么问题。我现在看到电视里报道菲律宾的腐败案件,我就会想民主国家也会有这么多的腐败,这就是你穿透一个新闻去看背后的问题的方法。你看最近利比亚的局势,你就会去想为什么同样是中东国家,埃及的转型比利比亚就容易得多,那你就要根据这个问题去找许多书来读。再比如你看到泰国“红衫军”的新闻,你就会想是不是在民主国家民主会导致过度的民主动员。   我的意思是凡是你看到新闻,甚至是看到鸡蛋价格变化的时候都会想这个背后会不会有什么理论问题,所以拥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读书思考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是要从实证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理论概念的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发现问题的能力主要看你有没有理论的背景。但是许多问题不可能从推理的方式去回答的,必须从经验来回答。比如说,举个例子,美国的民主是不是虚伪?这个你读再多的马克思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不会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去告诉你。那你应该去读什么呢?如果你认为民主的标准是国家出台的政策应与民众的利益吻合,那么你就应该去读这个国家出台的政策,以及民意测验的对比,这也是一种方法。你不可能从那些经典著作里找到现成的答案,所以我就鼓励这种实证的方法。而且我觉着这种实证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特别谦虚的研究方法,因为现实总是流变的,实证的方法导致你研究的结果必然是开放的,我觉着这是实证研究非常优美的地方,因为它永远对所有的答案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态度。   我觉着在生活中,如果有人总是把话说得特别满。特别肯定,你就要去打一个问号,他一定是忽略了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他一定把一些有限的材料当作百分百的论据来运用。   这就是我说的从真问题出发,以及从实证角度思考的方法。这是我的一些经验之谈吧,谢谢大家。(鼓掌)   提问:我们现在的大学生不关心政治,你们读大学的氛围是不是与现在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刘瑜:我觉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确实是生态更多一些。我出国十年,对现在大学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我总的印象,就是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 刘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刘瑜 学思历程   

爱思想 | 许国鹏 王晨光:徘徊在限权与放权之间——社会转型时期对司法理念的探索

许国鹏 王晨光:徘徊在限权与放权之间——社会转型时期对司法理念的探索 进入专题 : 能动司法 社会转型 司法理念    ● 许国鹏   王晨光        【摘要】为应对转型时期社会对司法的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各级人民法院积极践行,取得了成效,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能动司法实践中,司法权无序扩张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但能动司法依然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选择。我们应当客观评价能动司法理念,承认能动司法的限度,防止能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探寻新的司法理念,以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适应社会发展。   【关键词】能动司法;社会转型;司法理念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重大转变,旧有的观念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制度仍未建立或者完善,导致新旧理念和制度之间并存共生,碰撞博弈,社会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2009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新时期人民法院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特别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要求法院在应对金融危机、参与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全国法院系统深入贯彻并不断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数年已过,新的司法理念给我们的法律生活带来什么? 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并加以总结。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能动司法      “能动司法”从词源的角度讲,是发端于美国、成长在英美法系的一种司法权扩张思潮,以美国的司法实践最为典型。一般理解为,法院以实现实质正义为目标,以法治精神为指引,强调司法的社会功能,灵活适用法律,创造性地化解社会纷争,在形成社会政策、均衡政治力量、保障基本民权、谋求社会福祉上发挥导向作用的司法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动司法”对于我国司法界和法学界而言,都是一个陌生词汇。其根源在于无论从法学教育还是从司法实践,我们都一直强调恪守大陆法系传统和文化,坚持严格的规则主义,秉持克制司法的理念。克制司法理念认为,法官忠诚于法律,坚持法律至上,其任务是在司法过程中发现、解释和服从法律,运用司法程序恰当地解决社会矛盾,反对法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这是我国现阶段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树立司法权威、规范审判工作、增强司法力量、抵御外界干扰的基本原则。   近年来,司法的权能有所加强,地位日益提高,但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有些仍未解决。一方面,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依然薄弱,仍然受到各种力量的干扰,司法权错位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司法权的先天不足阻碍了司法能动性的发挥; 另一方面,司法权的滥用还时有发生,司法效能低下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影响了司法效果,司法权能与社会发展存在着诸多不适应。这就造成了当前开展能动司法腹背受敌,国家希望司法能动,但又担心司法权盲目扩张; 百姓盼望司法能动,但又怀疑能动背后是暗箱操作。不能动没出路,能动又怕走错方向。能动司法到底是“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成为我们在决策开展“能动司法”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一) 我国“能动司法”理念的提出   我国“能动司法”理念提出的直接原因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和考验,同时也赋予人民法院新的历史使命,为研究和实践能动司法提供了契机。人民法院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充分发挥能动司法的作用,认真履行审判职责,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积极寻找对策。但更主要的是深层社会原因:   1.着力化解人民群众的司法诉求与法院的司法能力之间的矛盾,是开展能动司法的现实需求。社会转型时期诉讼纠纷激增,信访案件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增多,审判任务繁重。“案多人少”的困难局面要求人民法院用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介入案件的审理,努力提高裁判的效率和效果。加之新型案件层出不穷,疑难案件增多,当事人诉求强烈,案已结,但事难了,平息社会矛盾的难度加大,迫使司法机关转变思路,探索妥善的应对措施和解决办法。   2.探寻我国司法自主发展道路,是开展能动司法的重要目标。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是在不断摸索、借鉴中开展的,注意对西方司法经验的“引进”和“移植”,突出审判方式改革,强调法官职业化,加强对法官职权的限制和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种司法模式在一些地方缺乏适用性,法官不能高效指挥诉讼,诉讼拉锯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少数法官过分强调当事人主义,一味地严守被动、中立的立场,刻板依据法条作出明显违背民众道德评价和社会基本常识的判决时有发生,判决结果难以得到公众的认可,甚至引起社会的广泛质疑,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   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认为坚持能动司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本质特征,是服务型司法、主动型司法、高效型司法的统一。“法官紧随时代步伐,全力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创造性地填补和弥合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脱节,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难题,是能动司法的基本价值。”“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社会变迁和新型权益纠纷,司法者不能一味地恪守司法被动的原则,应当在司法过程中发挥司法能动性,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合理行使裁判权,以利于解决纠纷,实现案结事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法律秩序。”[1]为了在社会矛盾的化解中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人民法院适时调整司法政策,适应社会生活的变革,对司法理念和实践进行创新,以回应转型社会的价值需求。“能动司法”理念的提出,满足了司法作为和谐社会建设重要力量的迫切要求,成为指导当前司法活动的重要理念。最高人民法院选择能动司法,“实际上是对司法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社会角色的自觉校正,是对司法与社会( 尤其是政治) 互动关系的重新调整,是对司法的社会功能的进一步领悟与认知” 。[2]   (二) 我国“能动司法”实践的多样形态   时代呼唤能动司法,群众需要能动司法,政治倡导能动司法。通过能动司法,司法积极主动化解社会矛盾,以诉讼形式依法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维护法律的尊严,增强司法的权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从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我国“能动司法”理念的提出,正是因应了转型时期社会现实的需要,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取得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各地人民法院开展能动司法,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中不断探索创新,有积极效果,也留有遗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运用司法建议,为中心工作服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为解决社会较为关注、矛盾较为突出的热点问题的指导意见和司法解释,各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受理情况,向党委、政府提出司法建议,帮助涉诉企业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二是强化司法调解结案,以化解社会矛盾。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积极开展诉讼调解,以调解的方式、通过司法裁定让诉争平息,撤诉率显着提高。三是强调司法便民,健全便民诉讼机制。完善民意沟通机制,深入开展调研,实行派驻“社区法官”,推行巡回审判,方便群众诉讼,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缓解了人们对司法门难进、脸难看、打官司难的印象。四是加强审判业务指导,统一法律适用。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指导,统一司法尺度,规范裁判标准,指引和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五是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为着力点,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区矫正,开展法律宣传和服务,完善典型案例公布制度,等等。   (三) 对当前能动司法现状的反思   在能动司法的浪潮中,由于理论指导和规范的不足,个别法院在未能对“能动司法”正确理解的情况下,冒然行动,推行了一些看似能动性很强而实际上却为盲动的司法举措,背离了中国语境下所需要的“能动司法”,偏离了“能动司法”的本质要求是“依法积极司法”或“法内积极司法”,实际是将司法作为“包打天下”的社会治理工具,致使“盲动”、“乱动”。这对继续推进法治进程、扭转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更重要的是误导了公众对“什么是司法”的认识。“当法院主动请缨,为政府的一时中心工作保驾护航时,法院就不再是法院而变成镖局了; 当法院院长大谈特谈法制宣传工作时,法院院长就已不再是院长而变成司法局长了;当法官在工作日内走出法院,扫街植树,理发修车,给旅客送开水,帮农民搞麦收时,法官就是在亵渎自身的神圣。”[3]   以法院参与社会管理为例,一些法院未能找准司法定位,往往强调“有为才有位”,实质上是“包打天下”思想在作怪。比如,设置派驻社区法官加强调解,开展巡回审判,承担了人民调解员、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法院不是社会管理的主力军,更不是冲锋陷阵的先锋。能动司法要注意其法律的边界,掌握好自己的服务半径,不能超越当前的政治体制框架,不能插手政府所应当承担的事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院不再需要承担积极的社会责任,它仍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只是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当准确把握“能动司法”的真正内涵,既要认识到“能动司法”所蕴含的时代性与地域性,也要防止曲解其本意、将其祭上神坛。   再以诉讼调解为例,一些法院为了彰显自己是能动司法,将调解结案率作为法官考核的重要指标,甚至要求法官“零判决”。法官为了完成调解任务,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法院支出了巨大的财力,千方百计、苦苦追寻,明知是调解毫无结果的案件仍然坚持调解,甚至是违法调解。这种过分强调调解率,有可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损害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降低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成为法院的政绩工程和法官的作秀表演。法院的任务是通过裁决定纷止争,不是“和稀泥”,左右逢源不是法官应有的角色。“解决纠纷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对法律难以解决的案件强行作出裁决,亦即强制裁决,是法院的基本职责。裁决是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法官有责任作出裁决,这是公众的期许,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4]   实践中的一些“盲动”、“乱动”的现象足以引发我们对“能动司法”的进一步思考,如果“能动”的分寸把握不当,反而会使美好的愿望结出晦涩的果实。这才有了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大法官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能动”不是“盲动”,能动司法不能恣意妄为; 司法权不能无限膨胀,既要强调适度的能动司法,又要防止司法盲动和妄动; 能动司法应该有其坚守的边界和分际,人民法院必须在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允许的框架内行使法定的职能、制定相关的措施等。[5]江必新大法官也指出,能动司法必须遵循司法自身规律,保持司法权的最基本特征,保持适度能动、适度干预、适度参与。完全取消、忽略司法的消极性特征,采取没有限度的司法能动,也是违反司法基本规律,有害于司法。[6]      二、能动司法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选择      法律是人类生活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过去和现在经验总结,不可能很好地预知未来,而法律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又总是存在着诸多差距,法律规则的滞后、模糊特性,显然不能涵盖全部生活现实和所需。面对社会急剧转型的现实问题,司法不能随便说不,需要在法律精神的指引下,对生活问题加以解决,能动司法是克服规则之治局限性的不二选择。社会的现实需求决定了司法供给的方向,今日中国司法的历史使命已经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也已随之变化。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理性的能动司法,不仅有助于社会秩序重构和形成调整新型社会关系的规则,而且有助于新型权益的产生和维护,以及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这就是我们需要能动司法的重要理由。   (一) 能动司法与社会变迁   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法治建设历程是遥相呼应的。社会变迁对司法变革具有较大的影响,甚至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司法变革的基础和动力。但是,司法变革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并不总是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具有能动性。司法的变革、理念的更替都意味着社会或大或小的变迁,对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以能动的反作用推动社会变迁。司法是保障法律实现、扫除法律实施障碍的权力,发挥着社会安全阀的功能。能动司法可以冲破社会现有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关系,既能引发短期政策的变革,也能够导致长期形成的社会态度的变化。   追求正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话题,正义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司法的审判标准必须紧跟时代的正义。当代中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时期,人民群众对司法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不仅要求保护人身财产安全,还期待保护更为广泛的其他社会权利; 不仅要求对案件依法作出裁判,(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能动司法 社会转型 司法理念   

爱思想 | 袁伟时:儒家传统困住了中国?

袁伟时:儒家传统困住了中国? 进入专题 : 儒家传统    ● 袁伟时 ( 进入专栏 )        【要点1】要站在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讨论儒家文化与社会转型,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关键,站在爱国主义的角度或者光从中国角度说不清楚。现代文化的核心,个人独立、个人自由是根本。      【要点2】日本是所谓东方国家中的优等生,转型花了100年,明治维新学习西方有很多成就,然而日本元老干政,军部直接受天皇管辖,这两个体系把日本推向军国主义、走向侵略道路,给世界带来大灾难。土耳其从1716年开始学习西方,非常坎坷,几乎走了整整200年发生凯末尔革命。一战后才真正稳定下来,但由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至今动荡。      【要点3】三千年来的儒化社会,在上层有《白虎通义》,社会基层有司马光草拟的族规贯彻了三纲六纪。中国古代法律法典,比如唐律、宋代法律、明律、大清律例等都贯彻了三纲六纪,没有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整个中国社会转型说到底是“怎么样突破以儒学为支撑的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      【要点4】要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分开。制度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全世界大同小异,特别是经济发展、全球化阶段,追求民主、法治、自由、科学;而非制度文化是永远是要保护、要多元发展的。      【要点5】儒家宪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站不住脚的,传统文化安放在个人道德领域会相对客观。只要坚持法治,“道德沦丧”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全世界的观点都证明,民主制度、言论自由制度、法制是根除道德沦丧的唯一正确道路。逐步改革,自由稳定,真正转型成功可能还要二三十年,但实现的可能很大。      陈菊红(腾讯网总编辑):大家下午好!今天下午很高兴请到中山大学的袁伟时老师参加今天的中欧校友读书会专场,说是专场,其实也邀请了清华、北大的诸多校友来到这里。缘起是两个星期以前,中欧校友读书会的群里集中探讨中国文化、中国转型以及独立思想等问题,争论持续了两三天,每天睡觉前看微信,都在说这个话题,醒来也在说,这是我加入这个群后,比较罕见的一次。我就和袁伟时老师在QQ上商量,能否跟我们讲讲与此相关的话题。袁老师答应了,他昨天从广州飞过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袁老师持续发了一些相关材料,也列出了讲座提纲,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哲学家、史学家治学严谨的态度,这是我敬仰袁伟时老师的一个原因。前两天他回复我们《大家》专栏编辑的邮件,都是非常睿智。这样一个非常睿智和宽容的学者,在我身边一直启示着我。还有,袁老师已年过八十,每天走几公里、一万步。他玩QQ,玩微信,是一个标准的“80后”。如果我有幸活到80岁,希望像他一样,到那时可以身体很好,很乐观、天真地看待世界,与世界保持交流。有请袁老师。      要站在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      袁伟时: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我看过你们群里关于儒家文化的讨论记录,有25000多字,我都看完了。子云也特别整理了一个提要,我也在这个基础上梳理了一下。思考下来后,我想,这个问题要解决,是不是首先有个方法论的问题,就事论事说不清楚,应该在角度上站得比较高这个问题才说得清楚。在你们的讨论里,罗念慈先生归纳了五点,我感觉归纳得很好,里面提到,我们讨论的内容已经不是停留在很浅的层面上,有些问题老早就解决了,我们应该在更高角度,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想,首先在方法论上,讨论儒家文化与社会转型,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或者光从中国角度看,说不清楚。所以,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以世界公民的高度来看中国文化。   任何事情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就很低级,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多年前批评过广东出版界,说广东有全国最好的媒体,但出版非常落后。当时的广东出版局长听了,据说每开一次会就要骂一次袁伟时,说有人骂我们广东的出版很落后,我们得了多少“五个一工程奖”他都不知道。这是典型的“鸡同鸭讲”,完全没有共同语言,他是以得多少奖为标准,而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从整个文化的发展,出版业的发展看。所以,局限在中国人那个角度,说不清。这是第一个问题。   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我想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但又是中国长时间以来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当下又是非常热点的命题。所以,我第二个问题是要讲怎么样看中国本位文化。   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多年前就出现过。最突出最完整是1935年,十个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有国民党中宣部的背景。他们提出,现在的中国已经没有中国人了,为什么?说看到的已经全部西化了,从服装到思想语言都这样,再发展都不是中国了,也不是中国人的状况了。那个宣言提出,我们要民主、科学,但我们要另外从中国本位来观察很多问题。由此引发了一场中西文化论战。这些论点受到了胡适等一些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但从理论上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因为不回答不行了。   最近在《光明日报》上我看到一条消息:某地开了一个座谈会,很多教授在会上慷慨陈词——我们一定要建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经济上崛起了,假若在文化上、学术上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那这样的崛起就是不完整的。这是一方面。   除此之外,一些很著名的新左派代表人物,很多年前就发表过一个意见,以香港中文大学原来的政治系主任王绍光为代表,他们提出所有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都应该按照中国文化重新加以解释。说要是按照原来的话语,即按照西方的话语,已经定义的如民主、自由、法治等,在那个概念基础上讨论,中国永远没有办法跟他们辩论,一定会输。所以我们要重新建立一个学术概念体系。这是新左派代表性的一个论点。背后进一步讲,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化已经被殖民了,是殖民地文化,所有讨论的问题都是从西方来的。这以清华大学的汪晖为代表,他很早就一再反对思想文化的殖民。这是完整的一套。   再深一步追究,这些观点的出现有两个背景。一条,中国一贯以天朝上国自居,但天朝大国近一两百年没落了。他们感觉这是个耻辱,怎样恢复天朝大国地位是很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这里所谓“天朝”的观念当中就有华夷之辨,思想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很强烈的倾向。而且整个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这样。有人讲我们中华文化非常宽容,没有宗教战争,外来东西很容易融入,比如佛学进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变为世界上保存佛学文献最多的国家之一,社会生活当中影响也最大。反而在印度佛学的影响远远比不上在中国。这是一个背景。   还有一个背景是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情况下,他们想这个大国怎么当,是不是要跟美国对抗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美国文化霸权或者有人说是文化侵略,这种论调非常多。   这些论调之所以错误。首先在于从根本上曲解了文化的本性。思想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只能够自由交流、自然发展、自然更新,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另外里面包含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文化发展有没有阶段?有没有一个时期有比较优秀的文化?文化在一定时期有没有优劣之分?现在有些人不光在中国,还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都提出“多中心论”,说文化有什么先进落后,没有,提出要反对西方中心论。在中国人听来,这些话很令人心满意足,因为我们就是想显示我们的文化也很优越。   这里面有个诡辩,文化是多种体系的、多元的,但在一定历史阶段,显然有些文化是走在历史潮流前面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在一个时期在东亚的影响那么大?显然那个时候,它就比朝鲜日本越南这些地方的文化发展要高一个层次,就影响了这些国家的面貌。所以笼统讲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是一个比较诡辩的论断。这样说的作用,其实就是抵抗当时走在历史发展前面的先进文化影响的一个借口。这跟我们通常说的现代社会理念、文化是多元的有什么关系?就要分清文化的两个层次。      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要分开      今天我又加了一份阅读材料,是2004年我的一篇文章,2004年9月3日至5日,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七十多个很著名的人物,有学者、有官员,有海归还有文艺界的,开了一个中国文化的会议,发表了一份《甲申文化宣言》。那时《新京报》、《南方都市报》还是一家,他们的记者很积极,将材料复印好让我发表意见,我看了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评“甲申文化宣言”》。那篇文章当时影响比较大。在这篇文章当中,我将我学习陈寅恪教授的两篇文献的一些心得感受写了进去。大约在1928年,陈寅恪教授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别写了审查意见。那个审查意见不长,但很经典,分析问题非常深刻。从方法论上、从根本理论观点上,他提出一个问题:儒家文化在中国,具体转化为制度方面影响是最大的。中国的社会制度基本上是按照儒家的基本观念建构的。他说,这样建构起来的文化,它的没落是无可救药的。因为它本来是跟农耕文化相适应的,自从工商社会发展起来,它自然就不适应了,想挽救也不可能。他提出的第二个论点,在思想文化的其它方面,道家、佛学(释家)等,它们的影响更大,建树更多。他这些论断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不要笼统地讲文化,要分层次来讲,其中最核心的,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要分开。制度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特别是经济进入全球化阶段,全世界是大同小异的,除非不要现代经济,不要市场经济,什么工商业,科学技术都不要,如果要的话,就要提供相应的制度环境,而这些在全世界是趋同的。但另一方面,非制度文化永远都是多元的。过去人类文化多元,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语言是多元的,没有统一过,今后也不可能统一。按照这样一个方法论来思考,我想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问题的实质就是这样——是不是要抱着祖先那一套文化?如果不念四书五经,不天天念“之乎者也”就不是中国人?不按照孔夫子的教导作为思想指南,就不是中国人?甚至现在一些人,不穿传统的汉服就不是中国人。这些是极端落后,说得不好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潮。制度层面,我们抵制这些,但是非制度层面,爱穿什么、主张什么,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永远不可能统一。   所以,新左派现在提出来,要建立中国的学术概念系统,甚至最近一些学者说要建立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讲这些话的人,我想,是连学术的门坎都没有跨入。学术的标准是求真。在这个标准面前,没有民族之分,国家之分,只有真假之分。中国人研究中国,有很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洋人的研究在很多方面有可能走在我们前面。很奇怪,现在中国大陆风行的什么《邓小平时代》、江泽民的传记都是洋人写的,为什么中国人写不出来?我想不是中国人写不出来,是这个环境让大陆的中国人不可能写,你如果调查江泽民的有些情况,中宣部会支持吗?能像洋人写江那样,中宣部通知各地接受采访提供材料?不可能,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写作是这样,搞研究是不是符合实际就是检查的唯一标准。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上哄领导,下欺百姓”      所以他们讲这些话有什么作用?只有八个字“上哄领导,下蒙百姓”。领导他听起来很高兴,你看,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式的学术。那些官员都是我们教出来的,多数是大学毕业的,少数党校系统,教育部不承认的。除了中央党校,其它你说是哪个党校的大学程度,硕士、博士按照法律标准都是假的。多数从大学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些教师教出来的,我们水平不高,教出来的学生可能很多比我们高,但也有不少数比我们更蠢。所以官员一听到下面说这是中国体系,我们创造的,于是高兴极了:这是重大项目,给你经费。双方很高兴。在中国来讲,一般老百姓民族主义是非常厉害的,听到这些也高兴。所以我概括为“上哄领导下蒙百姓”。   可所有学术的成就,不是广东那个出版局长所说的,得到中宣部的表扬和奖励就代表水平高。真正的水平,要在世界文化领域、世界学术领域去比。这不能含糊。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农耕经济基础上血缘关系很难突破      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站不住,进一步,思想文化本身,自己本身去辩论,很难得到恰当的结论。哪个对?哪个应该接受?难。所以第三个问题要讲的是,我们要看整个东西文化究竟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   前面谈到,每一个历史时期有一些文化会走在前面,恰恰由于各种因素的汇合,在全球化时期的萌芽阶段,地理大发现就是全球化的开端。然后分了几个阶段,到今天整个全球化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文化走在历史潮流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很多专述。大家看过顾准有关的论述也应该知道。今天就不说了。   有人说,(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 袁伟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传统   

爱思想 | 青袖:聊与梅花分夜永——与李劼先生谈天

青袖:聊与梅花分夜永——与李?孪壬?柑 进入专题 : 李??/u>    ● 青袖        李?孪壬?   在网络上偶尔看见先生文章,如久旱之遇云霓,那份浇灌心田时沦肌浃骨的酣畅与震撼无可言说。先生之博学,国内也许有人及得上,先生之恢宏,国内也许也有与之并驾齐驱者,但先生那份审美悟性与慈悲情怀,以及对中国专制传统与生俱来般不折不饶的对抗之勇气,则是逸出学术与知识之外的一种心性上的人文境界。在这个真言噤声、假话盈宇的时代,先生的著作,执著于拨开诡谲的历史风云而见证作为背景的精神天空。所以我常在那力透纸背的气势背后,看到先生超越于风云之上的寂寞清澈的眼光。那眼光纵然有时因为愤怒而变得尖锐犀利,但依然是慈悲的向度:那是对于成王败寇暴力传统中人性沉沦的悲悯洞察,是对于血雨腥风王朝更迭中文化气脉日趋衰微的见微知著,也是眼见一部中国历史只有文明的挣扎而不见文化脉动的悲愤控诉。于是先生的文章时而慈悲满怀,箫声动地,时而愤怒满腔,剑吟冲天,在以纷然杂乱的赋体笔法挥洒而就的千年沧桑历史长卷中傲然独行,朗然长啸。先生用超卓见识与丰沛激情,论中国晚近历史,说20世纪文化命运,显幽阐微,爬罗剔抉,如扁鹊行诊,明辨错谬,疏通致远,既有精骛八极、鞭辟入里的剖析,又有充满智慧的理性思辨,往往于摧陷廓清的批判锐气中展现出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如此的雄浑自如,浑然是“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气势,难怪网络上喜欢先生文章的读者大有人在,许多人视先生为“中华第一才子”,这并不是溢美之词,而是衷心的折服。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先生那充满性情的自言自语中纵横捭阖的气势,历史上“笔锋常带感情”而又汪洋恣肆的梁启超,颇为类似。那是一种独特的李?率降乃祷胺绞剑?溆刖浼涑3氏殖鲆恢制婷畹亩猿疲ㄋ?椒兹辉勇业母程灞史ǎ??允境瞿谛挠胪纺约淞鞒┒?渑娴墓嵬ā5??钊饲辗?氖窍壬?亩醇??7⑺?怂?桓已裕?滤?怂?桓宜抵??氛嫦唷O壬?捞氐氖饭凼且莩鲅?跗缆壑?獾囊淮罅恋悖?矶嗾窳?Ⅰ?恼嬷?萍??瓜壬?闹?霾蝗萦诖笠煌车穆骱推?恼?翁逯啤O壬?摹笆返ā蹦耸浅鲇诹贾?淖跃跤攵哉胬淼奶剿鳎??缍运镏猩降钠兰郏?晌降廊怂?桓已?-----“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这份识见,在国内只有袁伟时、萧功秦等寥寥数人与之相仿佛!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以研究中共党史而知名的杨奎松先生的力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一书中的看法,与先生不谋而合,不妨转录如下,以供先生参照:“不论孙中山与苏联结盟得失利弊如何,就中国现代历史本身而言,他们之间的结合,无疑都导致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壮大,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进而为顺序演出20年代至40年代一幕又一幕重大历史剧,提供并规定了主要角度,甚至决定了其中心内容和基本线索。”认识相同,但一“贬”一“褒”,价值评判的标准不同。相比于杨奎松先生没有脱出“伟光正”意识形态范畴“正统”史著的委婉吞吐,先生基于自由独立批判精神立场的直言不讳可能过于尖锐,却由于大胆道出了历史的真相而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一如那个道破了皇帝的新衣的无所顾忌的孩子。先生著作中如此言论比比皆是,由于敢说真话,振聋发聩处总是令人热血沸腾,痛快淋漓。难怪康正果先生尝说先生的文章是“投入学院黑龙潭的醉醒石,是洒向民间读书人的开心果”,并将先生的著作誉为“百年来难得的杰作,百年后可传的藏书。”康氏言论,可谓慧眼识才,伯乐相马,诚哉斯言!   先生的著作中,学术分量最重的当是那部刚刚出版的《中国文化冷风景》。此部著作由于涵盖上下五千年,纵横于中西之间,所以耗费了先生整整七年的时间。但盘根错节始见器利,气势恢宏方显才大,在这部著作中,先生以一如既往的恢宏,于历史纵深处邀游,思想的锋芒所过之处,如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道统的庞然大物,由此轰然委地。特别是那篇《易经误读河图洛书的四维时空坐标》,是华人学界第一次用“四维时空坐标”为参照来解剖《易经》的文章,其见解之卓异,视野之广阔,令人叹为观止。如此识见与境界,是大陆那些学院的学究们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的。我知道,这就是生存与审美之间的距离,也是攀附与自由之间的悬殊。正因为先生走到天涯也要坚持“口对着心”的写作立场,方才赢得了如此自由高远的论说空间,一如陈寅恪先生当年的“孤立千仞”,方才抵达了那样孤寒却彪炳千秋的人文境界。记得此著尚未出版时,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曾有言:我有一位非常杰出的朋友,“写作中的《中国文化冷风景》一书,尚未完成,已足以使我确信,一个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同一量级的学者,正在向我们走来。”(见高尔泰:《隔膜》)如此高誉,并非出自友人之间的吹捧,而是源自高先生“一种接近精神能源的感觉”的“确信”。相信只有认真阅读过此著的人们,才会明白此著的价值,才会知道高先生此言不虚。   说到生存,先生的遭遇一直是广大读者心头的隐痛。先生自98年出国以后,天涯漂泊,有家难回,在生存的逼仄与谋生的艰辛中举步维艰。先生的遭遇,放眼古代,则商周剧变时出走的伯夷叔齐何似?环顾近代,则在极权统治下孤立千仞的陈寅恪先生的孤寒何似?也许是同样的绝地和孤寒的处境,先生博客中尝慨然自语:“说是独孤求败,实乃八面临风”,在此,我要将先生的话试作改动后回赠先生:“任他八面临风,我自岿然不动”!不是吗,无论环境多么险恶,却不曾丝毫阻挡先生傲然独行的身影。   许多人是从那本《论红楼梦-----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开始认识先生的。记得徐晋如先生曾在其博客中说到过读到先生这本著作时的激动。的确,这本书在泥沙俱下的众多红学著作中别开生面,牢牢确立了先生“红学家”的头衔。在我看来(许多人也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红学史上最好的一本著作,因为它展示了《红楼梦》人文精神与美学的真正内涵,而许多著作,总是围绕着《红楼梦》的枝枝叶叶而喋喋不休,无关痛痒。这本书序言中先生尝自言:“由《红楼梦》向上追溯,可进入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文化和文学的重新考察,从而理清汉语文化的历史脉络;从《红楼梦》向下展开,则可纵观中国晚近历史的大致走向,从而着手一系列的文化著述;至于基于《红楼梦》所提供的历史文化全息图像去参照西方文化,则可对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到20世纪的演变有一个极具参照意味的观察。”这番话给我们阅读先生的著述同样提供了一个“极具参照意味”的坐标。先生的著述,如果以《论红楼梦》为界分,则“向上追溯”,写出了《商周春秋》、《吴越春秋》、《汉末党锢之谜》以及《中国文化冷风景》等著;“向下展开”,是以政治和文化作为交叉坐标而重新审视的《论晚近历史》 和《百年风雨》(又名《枭雄与士林》),对西方文化的参照,则有《作为历史哲学和文化命运的20世纪风景》 和《美国风景》等著。这份并不能囊括先生全部成就的亮丽的文学景观(先生于文学评论与学术著述之外,还以罕见的活力创作了数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曾被誉为“亚洲十大中文小说”之一的《上海往事》),是先生奉献给当代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份独特的厚礼。先生的名字,不管受到多少政治的冷遇与学术同行间“三国水浒”式的刻意边缘化,都理当镌刻进历史的殿堂!   先生于当年关于“重写文学史” 这一影响重大的文学课题中居功至伟,可惜由于种种人士上讳莫如深的原因,先生的功勋至今鲜为人知!先生近年来在海外也颇为此而愤愤不平,但在此我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先生的功勋终于得到了正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一书中,作者杨庆群在书末“附录二------王晓明答杨庆群问”中,首次正式而且是较为详细地披露了先生当年参与“重写文学史”的过程,这里不妨转录如下:“(王晓明答杨庆群问:)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是在上海社科院《上海文论》编辑部的一个房间里面,我们三个人,毛时安说要我和陈思和两个人来编一个文学的栏目,但是要想出一个具体的题目。大家讲啊讲啊讲,想不到好的题目。后来我说了一段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要一个重写文学史啊什么什么的,我说了一通,陈思和反应很快;‘那就叫重写文学史吧’,我说的时候是无心的,是他把这五个字给拎了出来。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好,就这么定下来了。定下来以后,因为我刚才说过,之前关于文学史有非常多的讨论,我们就分头约稿,比如陈思和是向复旦大学的朋友约,我是向华师大的朋友约。有一部分稿子是已经写好的,我记得当时李?乱丫?幸桓龊艹さ奈恼拢?抢?隆⒊滤己秃臀胰?鋈艘黄鹛致郏??轮幢市吹模?匦蠢雌兰畚逅囊岳吹男挛难В?械阆瘛?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一个东西。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办这个栏目,我们三个人就是在一起讨论,后来是李?缕鸬牡谝桓澹?滤己秃臀乙黄鹦薷摹U馄?恼潞罄淳头⒃谡飧鲎ɡ咐铮?孟衩挥腥?姆ⅲ?液统滤己鸵裁挥惺鹈?! -----不知这段王晓明的答问与先生当时的亲历过程是否一致?王晓明说那篇文章由先生执笔写成与先生的自述一致,但说他和陈思和没有署名却与先生的阐述不相符合,是先生记忆有错,还是王晓明之于他们很长时间以来独占“重写文学史”这一文学成果之动机的欲盖弥彰?但不管情况如何,谢天谢地,国内学人总算是良心发现,开始正视先生的存在了。   先生与刘再复先生之间似乎存在着较深的恩怨瓜葛。先生当初在国内就与刘有过交往,后来也是因刘的邀请而趁机出国,关系不可谓不密切,但现在何以形同陌路?以先生的心性,似乎不必去认真计较,其中或许有许多为外人所不知道的隐情吧?公平地说,刘再复先生也是一位功力深厚的文学批评家,与先生相比,可能不那么深刻,行文圆滑婉转而少了敢说真话的锐气,但许多地方自有一番气象。如他与林岗合著的《罪与文学》,以独特的视角来检讨反思现当代文学灵魂忏悔阙失的维度,不失为一部文学批评力作,不知先生看过没有?刘再复先生的《红楼梦悟》系列红学著作,其中许多观念的确来自先生的启示,许多甚至重复,类似于“偷意”,譬如刘在其《“红楼梦”哲学论纲》一文中曾写到:“‘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真是画龙点睛的大手笔。这八个字才是《红楼梦》的精神内核和最高哲学境界,也是曹雪芹这部巨著的第一文眼。”------很显然,他的这番观念是来自于先生,因为先生的《论红楼梦》第四章《诗词曲赋的隐喻意味和叙事功能》中早有提到(先生的文章写作年份早于刘再复先生10多年):“尽管作为一个小说的叙事灵魂,贾宝玉呼吸领会着一片悲凉之雾,但在诗情上成为导引的却是林黛玉这颗孤傲的诗魂。这种异同早在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中便暗示出来了。当宝玉细想戏文中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句意味时,不禁大哭,然后立占一:‘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结果让林黛玉见了,续上一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且不说二人在佛教境界上的悟性高低如何,可以显见是林黛玉在人生姿态上比贾宝玉的那种彻底性。”再如刘再复的《论红楼梦的忏悔意识》一文中如此写道:“领略悲凉之雾的,除宝玉之外,最深刻的应当还有林黛玉”,更是直接套用自先生,因为先生在《论红楼梦》中早有指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悲凉,领略到的并不是只有贾宝玉还有林黛玉。”-------刘再复的著作中还有许多与先生一致处,联系到先生所说的与刘在国外相处时“倾囊相助”的情形,方知先生并没有无中生有,而且刘在其著作中将沿袭自先生的思想观念“洋洋得意”地当做自己的“独创”时并没有提到“出处”的做法也确实有学风不够严谨诚实之嫌,先生的不满,自有先生的道理,也是先生的狷介之处。但我在此却要“劝导”先生一番:刘再复的著作尽管有很多地方确实是从先生口中或书中“偷意”,甚至是照搬的,但只要先生有足够的雅量,应该学会宽容。这样说似乎对先生不公正,但刘再复在其著述中也不全然是“照搬”先生的话,而是有时也“翻出新意”,譬如上面举证的那句“领略悲凉之雾的,除宝玉之外,最深刻的应当还有林黛玉”的后面,刘又加了一句:“但林黛玉‘还泪’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并不承担罪责。因此,如果从负罪的领悟来说,宝玉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承担者。”-------这就是刘先生得到您的启示后的自我发挥了。文学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切磋,可以擦出许多思想的火花,写出新的篇章。刘还著有《双典批判》(即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两大经典名著的批判)一书,这部书的立意主旨与写作动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李??/u>   

爱思想 | 何勤华: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何勤华:梅汝?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进入专题 : 梅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 何勤华 ( 进入专栏 )        【摘要】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理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主导这场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在其晚年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以总结历史、昭示当代、教育后人。本文分八个部分,比较详尽地介绍了梅汝?的法官人格以及在东京审判中所起的作用,评述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及其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并通过对梅汝?的人生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遭遇,阐述了20世纪中国法律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事业沉浮。   【关键词】梅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法;法律知识分子      一      梅汝?(1904~1973),字亚轩。出生在江西南昌朱姑桥梅村,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的梅汝在江西省立模范小学读书。因父亲梅晓春家教极严,梅汝?每日必须早早起床到外面拾猪粪牛粪,作为农田的肥料。每日出门拾粪时,他总要带本英语书,一边拾粪一边苦读,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   12岁那年,梅汝?小学毕业,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留学预备班(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在此期间,梅汝?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的《辟妄说》和第308期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等,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1]   1924年清华毕业后,梅汝?赴美国留学。1926年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梅汝?曾与冀朝鼎(1903—1963)等同学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响应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行动。1929年春,他在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到中国。[2]   回国以后,考虑到山西大学历史悠久,而且与清华大学同样有“庚子赔款”的渊源,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特点,加上梅汝?的同学冀朝鼎的父亲、时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的民国时期着名法学家、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创始人冀贡泉(1882—1967)的邀请,到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任教期间,梅汝?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还经常以清华人“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他谆谆告诫同学们:“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3]   由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1883—1960)“闭关锁省”,不知“明耻”且“夜郎自大”,因此,四年后即1933年,梅汝?又应聘到张伯苓(1876—1951)担任校长的南开大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南开迁往昆明与北大、清华合并成立“西南联大”。梅汝?途经重庆,应当时担任教育部次长、在中央政治学校兼职的清华校友顾毓(1902—)的邀聘,担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法律系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汝?回到上海,出任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在此期间,他还在武汉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职务。   在以上各校中,梅汝?主要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教书之外,他还担任过当时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等职。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梅汝?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对第一批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定罪量刑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审判结束后,由于美国的操纵,法庭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先后分两批将剩下的42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释放。这样,1948年12月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实际上已无事可做,各国法官只得纷纷返国。   虽然在东京审判的两年半时间里,梅汝?作为法官享受着丰厚的待遇,但他常常从报上看到国内“内战”的坏消息,因此,对国民党政府非常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当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明令公布梅汝?为行政院委员兼司法部长时,他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回国赴任。更使他感到怨愤的是,蒋介石反动政府仰赖美国鼻息,非但不向同盟总部提出引渡日本战犯之要求,反而在1949年1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夕,竟然把在中国创造并推行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1884—1966)宣告无罪释放了。[4]   1949年6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梅汝?由东京设法抵达香港,与中共驻港代表、清华校友乔冠华(1913—1983)取得了联系,秘密由港赴京。到达北京的第三天,梅汝?便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先生,他为人民办了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梅汝?的心头激起层层热浪……[5]   1950年,梅汝?担任外交部顾问。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57年“反右运动”时,梅汝?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在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了更严重的批判。外交部的“造反派”在抄家时搜出那件他曾在东京审判时穿过的法袍,如获至宝,以为抓住了梅汝?有反动历史问题的确切证据,并试图将其烧毁。但梅汝?对此有理有节地应对抗争,并进行了巧妙的周旋,从而保存下了这件历史的珍品。[6]   1973年,梅汝?在饱受摧残之后,怀着对亲友的眷恋,对“文革”的不满和厌恶,对未能写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本巨着的遗憾,在北京与世长辞,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7]   梅汝?的主要着作有:《现代法学》(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以及《最近法律学》、《法律哲学概论》,用英语撰写的着作《中国人民走向宪治》、《中国战时立法》,等等。论文主要有:《训政与约法》(1930年)、《盎格罗·萨克逊法制之研究》(1931年)、《陪审制》(1931年)、《中国旧制下之法治》(1932年)、《中国与法治》(1932年)、《现代法学的趋势》(1932年)、《对于刑法修正案初稿之意见》(1933年)、《宪法初稿中“宪法保障”篇之批评》(1933年)、《英国民事诉讼之新秩序》(1933年)、《拿破仑法典及其影响》(1933年)、《刑法修正案初稿》(1934年)、《刑法修正案中八大要点评述》(1935年)、《宪法的施行问题》(1935年)等,[8]以及东京审判结束时发表的《告日本人民书》(1948年12月2日载于《朝日新闻》),1962年为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阴谋而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此外,他于50年代还撰写了《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问题》、《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和约》、《战争罪行的新概念》等论着。遗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即本书)由其亲人梅小整理后于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9]      二      在梅汝?的一生中,最为神圣和光荣的,当然是1946至1948年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任法官的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中、美、英、苏正式受降,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梅汝?因为是中国法学界权威,翌年被任命为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梅汝?从上海抵达东京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联络官安排他住在东京帝国饭店,并且举办盛大的宴会为他接风洗尘。国立政治大学(原中央政治学校)校长顾毓当时也正在东京考察,这位清华校友特意买了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于梅汝?。梅汝?深深一鞠躬,双手过顶接剑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校长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听罢拔剑出鞘,激动地说:“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之说,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10]对梅汝?的这一番话,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全体法官按既定次序一一登上审判席坐定,28名甲级战犯坐在审判台的对面,前排居中是东条英机。首先由检察长季楠(Keenan,1888—?)宣读长达42页的起诉书,然后根据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由28名被告对起诉书公开声明有罪与否。结果除当时装疯的大川周明之外,27人都声称无罪。对此,梅汝?表示了极大的愤慨。面对狡黠顽固的战犯,两年半的漫长审判开始了。   案情极为庞大:被告28人(2人于审判期间病死,1人因精神病免于起诉),开庭818次,法庭纪录48000页,判决书1200页,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4336件,双方提供证人1194人,其中419人出庭作证,整个审判共耗资750万美元。在审判中,同时还配备了大量翻译人员,并设有一个三人语言仲裁小组,以便当庭对翻译问题作出裁定。此外,在审判中,几十个美、日律师还多次节外生枝,信口雌黄,采取拖延战术,干扰审判的正常进行。   由中方检察官向哲等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沉着稳定,全力寻找各种证据,努力说服每一位证人出庭作证,还精心设计了溥仪出庭的作证方案。在一次次的辩论中,以一桩桩铁证历数了坂垣征四郎的种种侵华罪行,逼得坂垣最终精神防线崩溃,什么话也说不上来,万般无奈中承认了全部侵华罪行。中国代表团还控诉土肥原贤二在中国和苏联、东南亚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数次你来我往的交锋中,人称“东方劳伦斯”的老牌间谍土肥原最终长叹一声,自知难以抵赖,他认识到上绞刑架看来不可避免,承认不承认都将走向断头台,而且,一答辩会讲出更多情况,暴露出更多的罪行,于是,他就干脆把头一低,索性放弃了申辩权。[11]   1948年4月,历时近两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进入起草判决书阶段。在梅汝?的争取下,法官们推定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梅汝?在助手杨寿林的帮助下,在三百余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梅汝?风趣地形容自己的生活说:“我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   判决书起草至一半,梅汝?又一次在法官会议上慨然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像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南京的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掉,日军还将她们的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梅汝?刚刚落座又站起来补充道:“我的这个请求,务请各位同仁能够予以理解、赞同。”庭长威勃(Sir William Webb)同意了。法官同仁们也都同意了。[12]   法庭进入最后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11国法官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发生根本分歧。原来,东京法庭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因此,11国法官援引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东京法庭有法官11人,决定每一被告的刑度需要至少6票(过半数)。凡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票。譬如来自澳大利亚的威勃庭长就主张将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而美国法官克莱麦尔(Cramer)虽同意死刑,但他的注意力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坚持判死刑。印度法官帕尔(Pal)博士则态度更加顽固,(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 何勤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梅汝

爱思想 | 岳庆平: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

岳庆平: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 进入专题 : 改革 价值共识    ● 岳庆平        鉴于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是改革获取广泛和坚定支持的社会基础,也是保证改革成功实施和推进的必要前提,所以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大家通过平等研讨、理性对话和深度碰撞而形成某些价值共识至关重要,当前一定要切实防止社会在价值纷争、共识难寻中走向分裂甚至溃败。今年下半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专门研究部署改革问题,可能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定》,有望推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路线图和时间表。目前朝野各方和左右各派都在积极认真进行理论政策准备,试图更多影响全会决策。      党的十八大发出了深化改革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重申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十八大结束后不久,我在《民主与科学》2012年第6期上发表了《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一文,光明网、共识网、财新网、北大网等10多家网站纷纷转载。我之所以用以上题目撰文,主要是想贯彻落实邓小平1986年在《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文中所说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政治体制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      今天我重点从两方面谈谈自己最近的思考: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有哪些?围绕这些价值共识最需要做什么?      第一方面我谈谈改革进程中的价值共识有哪些?尽管这方面目前众说纷纭,分歧很大,但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十点:      一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也包括了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不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      二是深化改革的关键是领导层真正展现改革魄力和领导力,全社会真正凝聚改革共识和合力。最高领导层的改革魄力正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李克强总理也强调:“改革贵在行动,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      三是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辨证统一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当然,目前应坚决杜绝有人只摸石头不过河的现象,也坚决杜绝有桥不走或深水区摸不到石头还假装摸石头不过河的现象。而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应有超越各种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机构。      四是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最高形式,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当然也应该成为我们改革的目标。      五是重要领域改革亟需取得实质性重点突破。目前重要领域改革基本处于小修小补和不进不退阶段,往往只听楼梯响而不见人下来。豪言壮语式的空洞口号漫天飞舞,响彻云霄,有人不仅空喊口号喊破嗓子,而且空喊口号甩开膀子。目前重要领域改革取得实质性重点突破需要冲破阻挠,打破僵局,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更需要当年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时振聋发聩的一句话:“谁不改革谁下台!”      六是推动某些突出问题的解决。目前已暴露出的突出问题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和改革不深化,所以推动这些突出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改革到位和改革深化。有人非常欣赏并经常重申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说法,因其涉及胡适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的政治论争而比较敏感,所以我认为最好不要老将此语挂在嘴上,但确实可致力于推动某些突出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不赞同以往有人主要从经济角度谈论的“中国在未来30年或更长时间里,完全有能力保证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往往包含很多政治因素,目前又包含很多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领域的突出问题不下功夫尽快解决,我们至今已达35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绝对不可能持续,我们拥有13.4亿人口的大国也绝对不可能强盛。      七是政府积极有序向市场和社会转移权力。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社会力量参与的作用,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格局,改变政府万能、“跑部钱进”、权力利益化、利益政策化局面,政府真正把管理职能集中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特别是社会组织承载着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与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功能,今后政府应加大力度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      八是加快建设社会价值体系。在中国现实中,不仅各项改革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并形成推进改革开放强大合力的局面尚未出现,而且官商勾结、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令人担忧,信仰危机、道德滑坡、思想愚昧、法律疲软时有所见。加快建设社会价值体系可适当参考借鉴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仁、义、礼、智、信和公、和、廉、耻,以及西方价值体系中的民主、自由、平等。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在于:亡国是政权更替,与百姓利益无关,所以“肉食者谋之”;亡天下是道德沦丧,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所以“匹夫有责”。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4句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提出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包括“普世价值”争论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确实引人注目。      九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思想观念的禁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从当前某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不足是对既得利益集团过分让步的角度,可以说当前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阻力除了思想观念禁锢外,主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与倒退和前进相比,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体制机制环境最有利于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最有利于既得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倒退而资本受限,也不愿前进而权力受限,必定会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调动所有政治经济资源,最大限度运用一切合法非法手段,以各种冠冕堂皇却又自欺欺人的理由,极力阻止涉及权力和利益调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使当前的体制机制环境尽可能长久地持续或固化。      十是当前最大危险是出现暴力革命。17至18世纪,改革在英国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而改革在法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20世纪初,改革在印度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而改革在中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我们应该结合以上史实,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改革和革命的关系,特别是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如何以改革防止和替代革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目前读过的人很多,而读懂的人很少。我非常担忧许多中国人对此书的误读和装懂,而又极不恰当地用来影响和引导当前中国的改革实践。鉴于民粹主义和缺乏理性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目前改革最好不大规模发动民众,尤其是不把广大民众从市场发动到街头和广场搞大规模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赞成许小年先生最近强调的“这一次改革如果离开了民众的参与,将一事无成。执政党要把民众吸纳到改革的推动和改革的讨论中来”。有人认为,中国今后最大的危险,与其说是激进自由派的茉莉花革命,不如说是反改革开放的极左的“黑色革命”。权势显赫的伊朗巴列维王朝也搞过改革开放,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伊朗原教旨主义宗教领导的黑色革命终于成功。      第二方面我谈谈围绕这些价值共识目前最需要做什么?这方面同样众说纷纭,分歧很大,我今天重点强调以下四点:      一是解放转变思想观念。政治学家邹谠先生提出:“中国在20世纪中重建政治社会有两个冲突的做法或构想:一个是重建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统一中国,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占领控制社会与经济的领域;另一个是发展与动员人民的精力、才能与创造力。结果是第一个做法构想压倒第二个,有如救亡压倒了启蒙。”自1840年启动的由专制到民主、由人治到法治、由愚昧到科学、由封闭到开放、由贫弱到富强的中国社会转型至今已近200年,但民主、法治、科学等观念仍然远未深入人心,所以当前确实需要解放转变思想观念。当然对此也不能过分着急,但我们当前力争少一点专制、多一点民主,少一点人治、多一点法治,少一点迷信、多一点科学,少一点统治、多一点治理,还是非常必要和至关重要的。俞可平先生对民主与专制有段妙语我很赞同:“民主就是总是有人批评你,说你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但是你清楚地知道没有人恨你;而专制呢,专制就是人们总在赞美你,歌颂你,你永远正确,你光芒万丈,你万世垂范……从来没有人批评你,但你清楚地知道人们恨你,你内心对此充满恐惧!”当然对有人而言,改革已不是思想观念问题,而是自身利益问题,他们很清楚改革是割自己身上的肉,所以坚决不改革。正像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所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      二是凝聚整合改革力量。我认为在凝聚整合改革力量方面,“中国梦”的提法比“中国模式”的提法更明智和更有效。“中国梦”目前是凝聚我们全国13.4亿人口,以至台港澳和海外华侨华裔的一个最大公约数。有人对“中国梦”的提法也有非议,但我们现在确实想不出比“中国梦”更好的的提法。我不同意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中国改革已死,目前只剩革命一途;另一种观点是中国社会已溃败,即社会肌体的细胞已坏死而机能已失效,任何药物都无法救治。如果真是改革已死和社会已溃败,我们就没有任何必要凝聚整合改革力量了,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的。我在《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当前唯一出路》一文中强调“正人心、敦风俗”,“给出信心,收拾人心”。“知识分子不是权力和利益的附庸,而是社会的良知和正义的守护神,知识分子在推进顺应时代和民意的政治体制改革时,不必过多在意自己意见能否被决策者采纳和重视,而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百折不挠,九死未悔,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应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社会责任感、高尚道义感、坚韧不拔意志和执着奋斗精神。”有人指出,如果社会有走向极端趋势危险的话,必须迅速集结能够对抗极端的社会力量。很多坏人都已联合起来做坏事了,为什么我们好人就不能联合起来做好事,不能联合起来推进改革呢!      三是正视超越左右之争。目前如果按左右分派,也许可分为七派:极端主义左派、右派,激进主义左派、右派,温和主义左派、右派,中间派。这七派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当前应尽可能创造更多机会,使左右不同派别和朝野不同方面经常坐在一起面对面平等讨论和理性对话。萧功秦先生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中道理性主义,很多观点都极具理性和道理,也一以贯之地体现了作者原来的“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我认为既要正视左右之争,又要超越左右之争。但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改革 价值共识   

爱思想 | 左凤荣:“可控民主”下的现代化转型——普京的铁腕与底气之分析

左凤荣:“可控民主”下的现代化转型——普京的铁腕与底气之分析 进入专题 : 可控民主 现代化转型 普京 俄罗斯    ● 左凤荣        摘要 俄罗斯是原苏联地区最大的转型国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转型任务,建立起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体制。在俄罗斯实现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民众忍受了巨大痛苦。2000年以来,俄罗斯实现了稳定发展。俄罗斯政府不断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政策,确定既符合本国国情,也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政策。俄罗斯的发展为中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中俄关系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 俄罗斯 转型 现代化 强国 中俄关系      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开始进行根本性的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经过20年的发展,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前10年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实现制度转型,防止国家再退回到苏联时代,与此相伴的是经济下滑和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不少人陷入了困境。1999年以后,俄罗斯经历了10年的恢复和增长,转型后的政治经济体制也日益完善,基本找到了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稳定发展之路,开始重新崛起,在国际上的影响也日益增强。目前,俄罗斯是原苏联地区(除波罗的海三国外)发展情况最好的国家。      俄罗斯基本完成了经济社会转型      从1992年开始,俄政府推行了“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改革,彻底摧毁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实现了改革不被逆转的目标,但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政治民主和有序的市场经济。相对于经济而言,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成绩要大一些。   通过宪法,确立民主体制。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就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投票,参加这次投票的选民有58.4%的人赞成新宪法,41.6%的人投了反对票。新宪法把俄罗斯政坛斗争的结果固定下来,确立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基础和原则,其指导思想是:彻底否定苏联的政治体制,反对垄断权力,提供多种选择。其基本原则是:民主与法制的原则,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全民公决和自由选举是公民行使权力的最高直接体现,俄罗斯总统和国家杜马议员是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权与自由的原则,承认人的权利与自由;思想与政治多元化原则,尊重思想与言论自由,承认政治多元化与多党制;权力分立的原则,俄罗斯联邦国家的权力由俄罗斯联邦总统、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政府、俄罗斯联邦法院行使;保护私有制,公民拥有财产权;联邦制原则,所有联邦主体一律平等。1993年宪法所确立的政治体制明显的特点是总统权力大,议会很难监督总统;政党权力受到限制,政党只能在议会中活动,并不能影响政府。总统拥有否决权,议会通过的法律,总统不签署则不能生效。俄罗斯总统权力之大,超过了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统,但与沙俄时期和苏联时期相比,还是有很大进步。一是明确了最高权力交接的程序,规定了如何获得和保持权力;二是基本上确立了相互制约的权力分立体制,总统的权力毕竟是法律权力,而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至高无上的权力;三是体现了法治精神,有助于建立一个在政治权力、职能和规模上都受到宪法规约的有限政府,司法权力首先是宪法法院对总统权力有抑制作用。   1993年宪法及其确立的俄罗斯宪政制度对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1993年宪法通过后,俄罗斯政治制度进入了发展、巩固和完善阶段,尽管有时各派分歧很严重,但都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的。俄罗斯建立了民主政体的一些基本形式,如普选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但由于民主条件不成熟,公民社会还不够发达,盲目追求民主导致了社会动荡。大多数人认识到,俄罗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成西方国家那种相对发达的民主制。为了避免重蹈民主引发政治动荡的覆辙,就必须对民主自由加以规范。普京利用了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在俄罗斯实行可控民主,实际上是俄罗斯式的新权威主义。   以私有化与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转型。俄罗斯经济体制转变的核心是摧毁国有制和计划经济,实行非国有化和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到1990年,俄罗斯的商店空空如也,工人失去了生产的兴趣,拿着卢布什么都买不到。用行政的办法已经很难解决问题。从1988年末至1991年7月底,成千上万家大大小小的国营公司——占俄国最终私有化的公司的2%~3%——就通过这种令人震惊的办法改变了所有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几十亿美元的国家资产就这样被管理人员偷走了。①1991年底,自发的私有化已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这实际上就是盗窃全民的资产,但这种盗窃并不是非法的,因为没有出台非国有化的合法方案。常见的侵吞国有资产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是简单地把国有企业的财产改变为某个新建的股份公司的资产的组成部分,第二个是通过简单的“租赁加赎买”把国有资产变为私人所有。②苏联解体后,为了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俄罗斯政府决定大力推进私有化,制造更多的有产者。   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就是把原属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主体和市政的资产转变为归自然人和法人所有。私有化采用了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进行住宅私有化,居民把自己的住宅变成私有财产,无需付费。   二是小私有化,即把那些小商铺、小吃店、修理店等卖给经营者或承包者。“到1994年9月,共有10.6万个小店,即占总数的83%实现了私有化。小私有化进行迅速,为零售商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③   三是大众私有化,即对10个部门的2.5万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大众私有化是通过发放私有化证券进行的。从理论上讲,苏联70多年积累的财富人人有份,况且在急剧通货膨胀的打击下,民众也没有用于购买财产的货币,丘拜斯等市场经济的推动者提出通过向国民发放私有化证券,国民用私有化证券购买企业股票,以达到把国有企业变成私有企业的目的。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实际上并不是着眼于发展经济,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力图经过私有化,形成新政权的社会基础。实际上是用所有权换取政权,实现从苏联向俄罗斯的和平过渡。1992年8月,私有化证券纲领由叶利钦签署生效,从1992年10月到1993年2月,证券全部发放完毕,每位俄罗斯居民都领到了一张面值1万卢布(当时合100美元)的私有化证券。随着俄罗斯通货膨胀严重,国有资产升值,加上政治斗争,企业折股拍卖工作进展缓慢,实际上证券私有化并没有化掉多少国有资产。据统计:总共收回证券11639.5万张,占总量的80.8%,有五分之一作废,共分掉国有资产注册总值2848.69亿卢布,其中2003.82亿卢布,即70.3%,是在最后5个月内按大幅调高后的估价卖出去的。   从私有化的结果看,到1994年7月1日证券私有化结束时,“超过4000万的俄国居民——占总人口的30%——成了私有化的企业和证券投资基金的主人”。④“在1992年至1994年期间,有2万多家企业实行了股份制,其职工总数占整个产业工人总数的2/3以上。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已经不再需要总局、托拉斯管理局和国家部委的监管了,其财产全部改由企业的董事会来管理。”⑤但60%的俄罗斯人最后既没有证券,也没有股票,大众私有化并没有建立起人民资本主义。   四是货币私有化。俄罗斯从1994年7月起进入货币私有化阶段。政府将部分国有企业或国家控股的企业实行公开拍卖,人们用货币购买企业的股票。由于市场秩序混乱,政府管理部门失职,腐败成风,资产评估机构职能扭曲,股份制改造成了有权势者瓜分国有资产的一次盛宴。企业经理和部分地方官员或者其他暴发户通过钱权交易,按照大大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进行收购。这一阶段的私有化问题最多,少数人通过全权委托银行制、国有股份委托经营制和承包制、贷款换股票等手段,把国家不愿分散给民众的资产通过权钱交易直接转入权贵手中,造就了寡头经济。影响最大的是“七大寡头”,即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霍多尔科夫斯基、古辛斯基、阿文和弗雷德曼、斯摩棱斯基、阿列克别罗夫领导的集团。他们与政权紧密结合,瓜分了苏联人民几十年创造的财富。   私有化没有使国家财产真正落到最有权利得到财产者手中,也没有落到有能力利用这些财产造福于社会的人手中,而是落到了早就准备窃取这些财产的人手中。无论是俄罗斯政府机关,还是在俄罗斯大亨中,大多数人都是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与党政机关和经济机关有密切关系的人,前苏联官员出身者在总统班子里占75%,政府中占74.3%,地方精英中占82.3%,经济精英中占61%。其中,前苏联经济官员在政府中占42.3%,经济精英中占37.7%。⑥占俄罗斯人口10%的所谓“新贵”的财产来源大多都是不可告人的。这些新贵并不是俄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他们对俄罗斯的命运也不关心。俄罗斯转轨的实践证明:在国家软弱,没有能力和正在土崩瓦解的条件下,既不可能建造出有效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建造出多少现实一些的政治民主。⑦   叶利钦曾经希望俄罗斯很快从过去走出来,让民众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休克疗法实施后,恶性通货膨胀接踵而至,俄罗斯经济开始了长达7年的衰退。到1997年1月,“11%的俄罗斯人实际上是生活在贫困中,月收入平均29万卢布(39美元)。而这有1600万人。还有25%的居民(3400万人)月收入32万卢布(57美元)。半数的居民(7400万人)月收入57到114美元。这样,1.27亿俄罗斯人月收入少于114美元。他们勉强维持”。⑧只有石油和天然气部门比较繁荣。到1999年底,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恢复到了从前的规模,天然气的出口量甚至还超过了从前。到2000年,出口石油和石油制品带来了331亿美元的收入,即人均228美元,而1985年苏联人均才只有46美元。⑨与苏联时期不同的是,这些收益都落到了私人、而不是国家手里。   尽管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转型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人们能够承受,俄罗斯人愿意为未来牺牲现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使依赖国家和平均主义逐渐失去市场,尊重私有财产、财富与社会差别,创业与创新精神的新型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基本形成。      俄罗斯开始重新崛起      1999年12月31日,力不从心的叶利钦把治国重担转交给了普京。普京连续执政8年多,带领俄罗斯走上了重新崛起之路。   首先,普京把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中央的权威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加强国家的权威,普京2001年5月12日签署命令,把全国按地域原则分成七个联邦区,由总统任命的全权代表(多数来自强力部门)进行治理,以打破官僚与不法企业主间的联盟,营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他还改变了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的组成,改变了地方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兼任联邦委员会议员的惯例,而由他们任命的代表担任上院的议员,恢复了上院作为立法机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分权制原则。2004年9月13日,普京提出了对本国政权体制进行激进改革的三大倡议:第一,联邦主体最高领导人将由地方立法机关根据联邦总统提名选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当地公民直选;第二,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代表将全部根据政党名单按比例选出;第三,成立社会院,以便与公民对话,让公民评议与监督国家决策。   普京的倡议得到了落实。联邦主体(共和国、州、边疆区和直辖市)最高领导人由地方立法机关根据联邦总统提名选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当地公民直选;到2005年12月又进一步规定,由地方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提出行政长官候选人,由地方议会审议后提交总统任命。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代表将全部根据政党名单按比例选出,原来225席由单席位选区直选,另外225席按进入国家杜马的各政党得票比例分配,改革后单席位选区和无党派议员将不复存在。进入杜马的政党的得票率从5%提高到7%,限制了进入杜马的政党数量。在2007年12月选举时又规定只有全国性政党才能参选,政党人数要在5万以上(以前是1万),不允许组建竞选联盟。结果只有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进入议会,支持普京的政党占了绝对多数。2005年7月1日“社会院法”生效,2006年1月1日社会院正式运行。这是一个协调公民、社会、政府的机构,由来自全国性、地区性和跨地区社会团体及非商业组织的126名成员组成,任命、推荐和选举的各占42名,各级政府官员和议员不得参加,任期两年。其主要任务是提出公民倡议、对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监督、对宪法修正案及有关公民权利法案进行鉴定,目的是与公民进行广泛对话,让公民评议与监督国家机关。经过合并,到2008年初联邦主体减少到83个。通过这些举措,巩固了俄罗斯的统一和中央对地方权力的制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专题: 可控民主 现代化转型 普京 俄罗斯   

爱思想 | 郭震远:把握总形势明确总任务——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探讨

郭震远:把握总形势明确总任务——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探讨 进入专题 : 两岸关系    ● 郭震远        2012年夏天开始,两岸学者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探讨,十分热烈、十分活跃。但据笔者观察,正在进行的探讨,多集中于两岸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尽管很重要,但对于两岸关系的总形势,以及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总任务,则明显关注较少。笔者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节点上,把握总形势、明确总任务,是首要的课题,笔者将对之探讨。      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后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      从2008年5月到2012年5月,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经历了十分精彩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标志是两岸关系的显着改善,包括:以统独斗争为主要内涵的两岸严重政治对抗基本缓解;以两岸经贸往来、人员交流的机制化、常态化为主题的两岸的交流、交往蓬勃发展。   五年来的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对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方向和内涵,都将有重大的积极影响;但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1949年以来的六十多年中形成的,两岸关系的大量深层次的问题。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在未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将会不断表现,并对进程产生影响,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影响还很重大。所以,起步阶段之后的两岸和平发展进程,在保持不断向前推进的基本态势的同时,将表现出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即出现曲折,甚至暂时倒退的可能性。   可以肯定,如果未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出现曲折,甚至暂时倒退,只能是因为两岸之间发生对抗,而对抗的内涵和激烈程度,将决定曲折、倒退的严重程度。未来两岸之间发生严重军事对抗,乃至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实际上,1979年以来,两岸之间的军事对抗就已逐渐缓解,即使两岸之间曾经发生的严重统独斗争,虽然导致台海局势高度紧张,但并没有引发两岸的严重军事对抗或冲突。在两岸关系显着改善,特别两岸交流、交往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两岸之间发生军事对抗、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只会更小。但是,两岸之间发生新的政治对抗的可能性却不可低估。   两岸关系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促进中国统一(促统)与不愿意、阻滞甚至反对中国统一(拒统),从来是作为中国内战延续的两岸关系最基本的矛盾和导致两岸对抗的最根本原因。在促统与拒统这一对矛盾中,促统的内涵清晰而单一,而拒统的内涵则明显地模糊而多样化。其中,李登辉、陈水扁搞“台独”、搞分裂,是拒统最极端的恶性表现,不仅导致了两岸严重的政治对抗,而且把两岸关系推到军事对抗,甚至军事冲突的边缘。从根本性质看,促统与拒统是对抗性矛盾,但在不同条件下,既可能用对抗方式,也可能用非对抗方式处理。通过坚决的反“台独”、反分裂斗争,打击、遏阻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图谋,以及在认同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前提下,通过协商、谈判处理两岸之间的各种问题,就是处理促统与拒统矛盾的典型的不同方式。在两岸关系显着改善,特别是大陆综合国力持续大幅度增强的形势下,在可预见时期内,再度出现台湾地区领导人公然推进“台独”路线的可能性明显减小,但未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不坚持一个中国,不反对“台独”,即“温和”形式拒统的可能性不可低估。这后一种情况的出现,势将导致两岸之间,不同严重程度政治对抗的发生。这正是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事实已经清楚表明,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其更替,是对于两岸之间促统与拒统矛盾是否激化,有着直接重大影响的因素。这决定了未来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及其更替,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不确定性的重要内涵之一。马英九还有三年多任期。虽然马对促统不积极,但他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是可以期待的。所以,两岸之间促统与拒统的矛盾,可继续以非对抗方式处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得以持续。但是,由于存在民进党在2016年重新执政的可能性,所以存在两岸之间促统与拒统矛盾激化的可能性,从而导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不确定性更为明显。2008年、2012年的两次选举失败后,民进党都没有对其两岸关系政策进行改弦更张的实质调整。这不仅因为民进党的主体部分对“台独”理念的始终坚持,还因为在前两次选举中,两岸关系虽对选举结果有重要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影响因素,而且,在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后,两岸关系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将呈现递减趋势,因而民进党实质性调整两岸关系政策的动力不大。民进党有可能通过突出两岸的差异、分歧,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限定为只是对两岸事务具体问题的处理,从而淡化促统与拒统的矛盾,这将有利于民进党在不认同一个中国、不放弃“台独”目标的同时,争取参与处理两岸关系的主动地位。2011年以来,蔡英文、谢长廷及其它一些民进党人士,虽然陆续表示赞同维护台海和平、发展两岸经贸合作,但绝口不提认同一个中国,坚持不放弃“台独”,就是民进党上述态度的表现。实际上,这也正是民进党如果得以重新执政,最可能采取的两岸关系政策框架。这些政策虽然不是公然的搞“台独”、搞分裂,但却具有搞“台独”、搞“分裂”不可低估的隐患。所以,正在全力争取重新执政的民进党及其两岸关系政策,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十分现实的不确定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对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后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作出判断:第一,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台海和平将可长期保持,两岸出现严重军事对抗、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到2016年的三年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将继续推进,但两岸之间促统与拒统的矛盾将以非对抗形式继续表现;第三,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始终存在,并在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后可能较集中地表现,将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主要牵制因素。所以,两岸关系的总形势可以乐观,但必须高度重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不确定性,尤其须高度重视促统与拒统这一对基本矛盾及其变化。      正确处理促进统一与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矛盾是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总任务      2012年5月马英九的第二任期开始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没有像前四年那样精彩迭出、突破连连。出现这种局面很正常,如同所有复杂、漫长的进程一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必然是波浪式推进的,不可能一直保持高潮局面,从根本上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是处理两岸政治关系、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目标的过程。在实现以两岸经济关系重大突破性发展为主体的精彩起步后,进程正面临必须处理两岸政治关系的深水区。进程是在深水区前中止,即“保持两岸关系现状”;还是积极“搭桥”、“造船”,以越过深水区持续前行,正成为两岸必须共同面对、正确选择的,对进程的前景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这意味着,促进统一与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矛盾,已成为实现起步后,进程的主要矛盾,是促统与拒统这一基本矛盾在进程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必须重视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台湾方面出现了较广泛的希望“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动向。这一动向的内涵十分庞杂,从对“现状”的认定,到如何“保持现状”,不同人群有很不相同的认识,对此须有具体分析。   很长时间以来,在台湾进行的关于两岸关系的民意调查中,选择支持所谓“广义保持现状”的,一直为数最多,特别近几年来支持人数已达六七成以上,与支持统一和“台独”人数的不断减少形成鲜明对比。但是,所有的民调都没有明示“保持现状”的内涵。据笔者多次访台所见、所闻,对多数台湾民众而言,“保持两岸关系现状”,就是保持台海和平、保持两岸经济合作、人员往来。这是多数台湾民众很朴实、很正常的,对自己切身利益的认知和追求的表现。在所有民调中,“保持现状”与统一、“台独”,都是不相容的选项。但实际上,“台独”与“保持现状”肯定不相容,因为选择“台独”,肯定就没有台海和平、没有两岸经济合作与人员往来;但选择统一,则应是相容的,因为统一将更加强化台湾民众上述切身利益,只是长期对统一的妖魔化,导致了很多台湾民众的疑虑和恐惧。所以,如果台湾的一些人,试图以“多数人选择保持两岸关系现状”为依据或藉口,以推行他们名为“保持”,甚至“永远保持两岸关系现状”,实为拒绝统一的政策,最终肯定失望。   多年来,民进党一直企图通过“台独”、搞分裂,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两岸关系现状。如前所述,在2008年、2012年的两次选举失败后,民进党的两岸关系政策没有实质性调整,同时却做出了认同保持台海和平、赞同两岸经济合作、人员交往的姿态。很明显,民进党的作为只是企图通过迎合、利用台湾民众“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愿望,实现重新执政的目标。至于重新执政后,是否会再次力图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两岸关系现状,可能性很大,但仍然是无法实现的。   从总体上看,“保持两岸关系现状”,是国民党主流的选择。在马英九实现连任以来,这一点有越来越明显的表现。马当局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强化,已经形成的两岸经济合作、人员交往的机制。这将有利于两岸经济合作、人员交往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行动。但马当局更引人瞩目的“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言行,却是明显消极的。马连任后对于两岸政治对话、政治谈判,明显持消极态度。马一再强调“保持‘不统、不独、不武’的台海现状”;明确提出关于两岸政治谈判“台湾需要、民众同意”的先决条件,实际就是试图以台湾多数民众选择“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民意”,作为拒绝发展两岸关系的口实。此外,在关于“两岸关系现状”的认定上,马当局的消极倾向也有所增强。2012年5月以来的半年多当中,马当局不仅强调“不统、不独、不武”的台海现状,而且对于所谓的“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的宣示明显增多。特别是2012年8月5日马发表的“东海和平倡议”,以及其后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一系列言论,实际上都是以宣示“中华民国的主权”为核心内容。显然,马当局认定的“两岸关系现状”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是独立主权国家”。这一认定,明显与马当局对于“九二共识”的认同矛盾。马当局的上述言行固然有其迫于内外困境的苦衷,但同时也确实反映了,他们对保持“两岸关系现状”,首先是保持“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的深层次认识。这一认识将强化“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消极方面,而且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进,这一消极方面对进程的不利影响将进一步表现出来。   很明显,尽管内涵十分庞杂、含混,但笼统、模糊的“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确实是台湾岛内多数人的选择。所以,岛内各方政治人物都在各取所需地企图加以利用,而岛内媒体也积极参与,企图加以引导。必须明确指出,“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绝无可能。作为尚未实现统一的中国的两部分,大陆和台湾构成的两岸关系,从开始出现就是不稳定的结构,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虽然在逻辑上不排除发展变化前景的双向性,即统一与分裂的可能性并存,但实际上只可能有统一这唯一的发展变化前景,这是任何政治势力、任何政治人物都无法阻挡的。如果说,在李登辉、陈水扁大肆搞“台独”、搞分裂,导致台海局势高度紧张时,“保持两岸关系现状”曾有过某种积极意义,那么在“台独”已无可能的现在,无论出于什么考虑,坚持“保持两岸关系现状”,必然严重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妨碍实现和平统一的目标,导致两岸关系倒退,因而是绝不可能接受的。   事实清楚表明,在两岸关系显着改善后,“保持两岸关系现状”在台湾岛内的支持进一步增强,已经成为持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实现和平统一的主要障碍。所以,正确处理促进统一与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矛盾,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总任务。正确处理这一矛盾主要是,针对导致选择“保持两岸关系现状”的不同原因,从只是满足于显着改善的两岸关系,到企图中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有区别地,或者疏导、或者批评、或者斗争。实际上,处理这一矛盾的过程,就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进一步推进的过程,肯定将比进程的起步阶段复杂、漫长。但两岸关系的大形势决定了,这一矛盾肯定可以得到正确处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必将持续前行。      坚定地坚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目标 两岸相向而行努力完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      在经历了起步阶段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进入了必然面对和处理两岸政治关系的新阶段,即所谓的深水区。这一新阶段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主体阶段。尽管肯定十分复杂、困难、漫长,但进程不能,也不会就此中止。在新阶段将面对、处理两岸政治关系涉及的大量问题,(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两岸关系   

爱思想 | 流沙河:简化字丢掉了传统

流沙河:简化字丢掉了传统 进入专题 : 简化字    ● 流沙河        从80岁开始写《白鱼解字》,到写成出版,流沙河用了两年半时间,结果把眼睛写坏了。“我中年时眼睛就近视了,后来度数越来越高。写这本书,刚开始用软笔写小字,填到500字的稿纸格子里,后来右眼就眼底出血,现在已经看不清楚喽。如果再用软笔,不知道笔尖是否划到纸面,所以改用钢笔。”记者翻开《白鱼解字》,明显看到书的前面部分字迹秀气,到了后面,只能称得上工整,涂改也更多了。   流沙河身高1米7,却只有不到90斤。之所以为古文字这般拼命,他说是因为太焦虑了。“我对简化字有一些看法。简化字让中国人阅读自己的古代典籍变得困难。文字里有我们的文化、传统,字被简化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也被丢掉了。”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说简化字丢掉了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和传统?   流沙河:上世纪50年代,文字改革开始,最初的目标是废除汉字,全使用罗马字母拼音。但一下子变过来,有的人接受不了,于是,当时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前后推出了两批简化字,作为一种过渡办法。按照原先的意思,还要公布更多批,我们的汉字会一简再简,简到有一天完全废除。   出于这样的目的,简化字从一开始就只为书写方便,简化原则和创造汉字的基本方法不一致,甚至是有冲突的。   环球人物杂志:能举一个例子吗?   流沙河:比如强盗的盗,现在的简化字是上面一个次,下面一个皿。繁体字的上面呢,不是次,而是次字左边的两点水还要加一点。你可能认为把3笔省成2笔有什么不可以呢?我就告诉你,绝对不可以。   三点水,一个欠,这是垂涎三尺的涎的古写,意思是流口水。下面加上一只碗,碗里装的是菜。很多人小的时候,看到妈妈做的东西好吃,趁大人没看见,从碗里拈一块出来,塞到嘴里。这就是古人说的盗。所以盗本来的意思就是偷嘴。你不觉得很有趣吗?这反映了古时候的社会状况,也反映了古代人的观念,他们认为偷嘴就是盗。   环球人物杂志:那次字在古代又是什么意思呢?   流沙河:次字左边并非两点水。它的繁体字,右边是个欠。欠是个象形字,如同一个人,人的头上是空气,组合在一起,就是打哈欠。它的左边则是一二三的二,为什么会有个二呢?这也很有趣,是因为人们打哈欠的时候,打了一个,接着又打一个,所以有个说法叫其次,次就是这样来的。   环球人物杂志:近百年来,有很多学者都写过古文字学方面的专著,对一些字的来龙去脉研究得很清楚。您觉得与前辈相比,您的进步之处何在?   流沙河:前辈们都在书斋里,读的书比我多。可我干过各种劳动,解释汉字时会运用亲历的知识,更贴近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您会像许慎那样,专门写一本工具书,把汉字的来历都讲一番吗?   流沙河:不可能,我也没那么多精力喽。我现在在写一本《简化字不讲理》,大概会涉及几百个字。我选的简化字都有代表性,把道理讲清楚就够了。因为举一可以反三,比如羡慕的羡,下面的次也是不能改成两点,必须是三点,因为它讲的是看见羊肉很好吃就会流口水,这种心态就叫羡。      大家在解释文字时乱说一通      流沙河有句名言:古文字学是一门科学,不是文学。但他也提倡现在的文学教育中应增加古文的权重。就像一位网友对他倾诉的那样,回到过去,不大可能;保持现状,又有点不甘心。唯一能做的就是:别忘记。流沙河所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让更多人记住那些原本有生命的、鲜活的文字。他的书房里,触手可及的都是文史、古文字方面的书:《十三经注疏》、《说文解字集注》、《历代史料笔记丛刊》……“这些才是我的命根子啊。”流沙河说。   环球人物杂志:您一直在倡导大学中文系以古文教育为主,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文系的学生都要学《说文解字》,因为它是文字学的开山之作。后来这个传统断了,大家在解释文字时就乱说一通。比如说把田字解释成象形字,说它像农田。   我们训练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古文是最好的教材。它简练、准确,以一当十。   环球人物杂志:但古文就是因为晦涩难懂,和口语完全是两套体系才被改掉。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   流沙河: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不可能是古文,我跟你对话不也是用白话吗?但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化传承,从中可以看见古代人的基本观念、生活方式、劳作方式、社会心态等等,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识。我们不能忘祖。什么叫热爱祖国,就是要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热爱祖国的文字。13亿中国人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有一条线把他们凝聚起来,那就是汉字。它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和阳光、水、空气同样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四者缺一不可。    进入专题: 简化字   

爱思想 | 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进入专题 : 邵燕祥    ● 邵燕祥        华威西里塔楼的公寓里,墙壁重新粉刷过,书柜里的书都差参不齐,素雅的窗帘????。   “每次同他分手,我都从他的笑容中得到一种满足。”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但他的笑是凝重的,像他的诗,也如同他的杂文。你读他的作品,会依稀感受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历史的最沉重的那一页。他仿佛从寒冷中走来的人,从那冒着热气的口吻里,不断地诉说着冬天的故事。”   动作迟缓地戴上助听器后,邵燕祥凑近暖气片,声音柔且弱。2007年,他的心脏做过一次大手术。过去劳改期间,没人告诉他,长时间用左肩挑重担,会对心脏有压迫。   年轻时,大部分时间荒掉了,以为有些书可以老了再读。可等老了,精力体力甚至眼睛都不给力了。他看着那堆书,豁然一笑:总之,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从根正苗红到成为右派      1947年10月,14岁,邵燕祥完成了政治上的“成人礼”——怀着对延安革命的美好憧憬,他加入了中共在北平院校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之前,他已在《新民报》副刊《北海》上发表四十多篇随笔小品。尽管在他的“大朋友”们看来,“属于风花雪月的东西”,但诗人的才情,已崭露头角。   1951年,邵燕祥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学者林贤治在《中国新诗五十年》中说,“他把歌唱党和社会主义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写下大量诗篇,其中包括在政治运动中的作品。题材比较多样,主题却是单一的:虽然他也算讲究构思,遣词造句方面尽可能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但是,才华在这里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点缀。”   大约在1952年下半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信息不断传来。要建设工厂矿山,铁路公路和地质勘探应该先行,宣传鼓动,成了他诗歌的主题。   1954年1月,一条22万伏超高压送电线开始送电,在抚顺举行仪式,他是驻抚顺记者,当晚就在灯下匆匆写了一首诗,《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连诗题都不避冗长拗口,“因为我觉得这件‘名物’本身就有工业化时代独具的诗意。”   2月2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首诗。“我见作协诗歌组寄来的简报,说他们开过一个谈创作的会,不少诗人提到这首诗。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俄语翻译家铁弦,竟说我们不必光是羡慕苏联有马雅可夫斯基那样的好诗了,这话令我受宠若惊。这首《高压线》,后来差不多被视为我的代表作。”   “在1955年反对‘高饶联盟’的斗争、反对‘胡风集团’和由之引起的肃反运动中,我都紧跟写诗配合。”邵燕祥说。   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此时他已不满足于描写建设题材的“政治诗”, “我以为只有面对生活中的消极面,与之斗争,缩小以至消除它,才能扩大光明面,这是‘为政治服务’的辩证法,是更深刻又更直接地为‘为政治服务’。我实际上从歌颂建设转向对生活中一些消极现象的批评与讽刺。”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1956年年底,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贾桂香》,既是他在为遭遇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围剿而含冤自杀的女工鸣不平,也是他的转型之作。他还发表点名实指的讽刺诗,“对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干部做了尖刻的嘲讽”,“对无所作为又架子十足的新官僚表示极大的失望”。   其后,他给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复信,建议她将反映党总支迫害她的《控诉书》,“送党中央书记处、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半年后,林在“大鸣大放”中,因对法制、肃反、胡风案件和南斯拉夫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被定为极右分子。   1957年初,他几乎没写东西,但报刊上发表了他去年冬天种下的两株“毒草”:一是王蒙小说的读后感《去病与苦口》,一是呼应公刘《西湖诗稿》的《忆西湖》。前者是王蒙前一年发表并引起轰动的《组织部来3个年轻人》的读后感,“提出文学作品不应回避共产党员干部身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肯定了小说主人公对生活中的消极现象所持的态度,说他并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在关键时刻‘叩响了领导同志的门’”。   至于《忆西湖》,他在2007年出版的《别了,毛泽东——回忆与思考:1945-1958》中说,“《忆西湖》发表不久,就被上海姚文元归入‘当前诗歌创作中的不良倾向’……批评我诗中的思想情感不健康,大意说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   “土地改革,我是工作队员;三反五反,我是‘打虎队员’;机关肃反,我是五人小组成员。此外,抗美援朝、思想改造,我也算得上积极分子,挨整都是别人的事。这一回反右派,轮到我了。”   写给儿女的《沉船》里,邵燕祥宣告他“死在1958”——“1958年2月,我被迫在定案材料上签字,接受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结论: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动。”      耻在“文革”      1968年9月,已是“牛鬼蛇神”的邵燕祥随广播局专政队迁至北京房山路村劳动。在那里,他遭遇了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的猝死。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了。正往我住的院子走,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到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地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但在这里,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第二天,刘宝瑞去世了。若干年后,他从与刘同屋者的追述中得知,当晚,刘像往常一样呻吟,声音时大时小,声调却拖得很长很长。熄灯后,哼哼声显得更大了,全屋的人默不做声,在他的煎熬声中睡去。   “最感压抑时,是否依然保有自己的底线?”我问他。   “有。第一,绝不自杀。第二,交代材料要详细具体,要当作遗嘱去写。”   不会自杀是早年的决心。1947年秋,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为此,民联组织对成员进行气节教育。恰好这时,他读到鲁迅在《南调北腔集》里写的,“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他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反右中,大批知识分子自杀,老母亲一直担忧他会寻短见。“文革”中,他被关进专政队,“我写过一字条,托可靠的人捎给妻子。我告诉她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自杀。假如听到我自杀的消息,她一定不能相信。”   尽管希望渺茫,他仍不放弃,“我总觉得我的事情会弄清楚的。所谓检讨,所谓交代罪行,我都认真对待。10年,20年,无论等到何时,哪怕我不在了,我也要让我的档案说话。”   “文革”结束后,邵燕详将这份档案——他人对他的检举揭发,他对自我的讨伐,收进《人生败笔》。序言里,他这样忏悔:“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回顾自己从1945年到1976年的创作与生活时,他说道:“假如为我过去30年树一座墓碑,应该严肃地铭刻这样两行字: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      救赎在当下      1979年,邵燕祥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担任中国作协《诗刊》副主编,直到1984年离开。   一度,他的新诗写作犹如井喷。他在摆脱布尔什维克话语方式的影响,逐渐回归个人本位。“明显不同于50年代初期,诗人不再轻信和盲从,赞美中有诅咒,欢乐中有忧愁,”林贤治说。同样,他也关注到,“邵燕祥以诗著称,不知是否因为这种整齐分行的文体过于优雅,妨碍了他的正常发言——包括必要时的吆喝和嘶吼——才改执轻便然而毕竟有点粗重的杂文的?总之,自1986年出版第一个(杂文)集子后,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这与社会人心的浮动变化有关,”作家章诒和说,后来现实带给他的冲击力让他有更深地触动,需要及时地表达。   “我曾把自己当战士,想成为为人民歌唱的歌手。现在我不想强调我是战士了,写杂文从一个角度来表达自己的一点意见。”邵燕祥说。   在反右运动50周年时,他写道,“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分量?”   “邵燕祥是通过一种‘自我救赎’,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与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层又重新‘复归’到体制内‘位置’的人。但为什么我只把自己看成是历史牺牲品,而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历史的‘合谋者’?”章诒和自问。王学泰也感叹,一个人揭露他人的错误不难,难就难在剖析自己的灵魂。      交待儿女不要从事文字工作      人物周刊:王学泰先生说,中国近百年来不断受挫的一个原因,在于民族性格的不成熟。而您让他感动的是,除了诗人的真诚,还有人格的成熟。   邵燕祥:人格成不成熟,我觉得难说。对于一个人人格的评价最好是盖棺论定。很多人没到盖棺时候,便有很多的变化。当然,成熟的人格不会有180度、360度的变化。我倒是经常听到别人反映,说我在政治上很不成熟。有时,我自己也这么看。(笑)   很年轻时,我进入了政治。在中国这样前现代的政治生活当中,我的确显得过分天真,一个人本性的天真就是政治上的不成熟。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天真,使得我多少能写出几首真诚的诗,这很重要——一个人要诚实。章学诚说过,修辞立其诚。写文章如果没有一个“诚”字,终究是站不住的。   经过了长达30年的非正常年代,我留下的文字,不管是诗歌或是文章,更不用说检讨交代,很多都是不诚实的。但这里有区别,有的自己以为是诚实,但实际远离了生活的真实,也就远离了真理。造成的原因很多,有客观有主观,不能简单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归咎于外部环境,或者全都自己承担起来。   人物周刊:您曾在您的诗歌研讨会上,提倡“言为心声”,现在读诗是否真能教化人心?   邵燕祥:在后现代诗之前,包括一些现代主义的作品在内,诗歌主要的作用在于审美。诗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示人在生活当中以不同视角,看待生活、自然、社会。好的、有创造性的诗,特别是富有想象力的诗,能让人更加细致地体验世界,包括客观世界,也包括内心世界。   你居然看到我在研讨会上的简短发言,你可能记得,我在那里说,诗的核心价值是自由。离开心智的自由,离开对自由的追求,就没有真正的诗。而在毛时代,诗和所有文学的功能,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意义,“革命功利主义”使那时最流行的诗都变成了政治口号、政治鼓动。   人物周刊:您的那本书“别了”似乎颇具深意。   邵燕祥:就是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嘛!让历史人物回归历史。可现在有人还在呼唤他回来。   有一个朋友看了我的这本书后,觉得这个标题过了。他说你才写到1958年。我说对的,我是“文革”以后才彻底告别。   还有朋友让我从1959年接着写下去,为什么只写到1958年?我本来想取书名《流水十三章》——从1945年抗战胜利,我读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再读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沁园春·雪》,然后在国共两党中做了选择,绝无二心地跟着毛泽东走,一直到1958年走向劳改农场共13年。开始我并没预计写到1958年为止,但写到这里,我想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主要不是写我的经历。写我的同时,也写每一时期的政治决策,以及我到现在为止对那段历史的认识。   人物周刊:您的书中充满了反省意识。您认为,反省是自我的需要、诗人的需要,还是人上年纪后,回忆与思考的必然?   邵燕祥:是作为从这一历史时期走过来的,这么一个人的需要。比如反右,由于长时间的遮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就遇到一位女士,今年五十多岁,已分不清干校、“文革”、反右。我们脑子里对哪年发生哪一件事清清楚楚,既然这样,需要留下历史的证词。我在《别了,毛泽东》中说,这是我“一个人的历史”。我不企图做宏观的东西,也不占有那么多材料。一个人的角度有局限性,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我觉得我的经历和心路跟我们这一代或两代人是相似的,相通的。   回顾我走过的路,基本上是一条失败的路。不过屡败屡战,我是困兽犹斗。我也不期望什么样的胜利,因为最根本一条,我是一个人被一个党动员了所能动员的力量把我打败,这注定我是要失败的。   如说一生也有成功,最大的成功,是我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的孩子们至少体谅我,虽然他们并不怎么看我写的东西。(笑)我特别跟他们交代过,不要学我,(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邵燕祥   

爱思想 | 张鸣:别让袁世凯失望

学友讨论 袁老四,了不起!--补充几点 老看老想 2013-05-03 10:07:19 1.民初,邀孙中山北上,请教治国大计。当孙说:"中国农民以贫雇农为主,要耕者有其田"。袁告:"孙先生,北方农民自耕农占绝大多数。南方农民亦农亦工"。袁认为"孙是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家。不足畏。真正对手是宋教仁和黄兴"。 2.一部中国近代史,特别辛亥,民国肇建,其实是真正城市化史。而中共革命建国,反其道而为之,城市化返祖农村化史。这点,解放前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说得好:"西方国家住在农村的都是城里人;我们中国人,往在城里的亦是农村人"。可惜,冯友兰在解放后成了农民领袖毛泽东农村化的吹鼓手。   讨论标题: 作  者: 密码: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参与讨论。若您尚未注册,请[ 按此注册 ] [ 进入爱思想社区 ]    

爱思想 | 傅高义 秦晖:谈邓小平与“文革”

傅高义 秦晖:谈邓小平与“文革” 进入专题 : 邓小平 文革    ● 傅高义   秦晖 ( 进入专栏 )        2013年4月23日,在北京大学斯坦福研究中心举办的活动中,学者秦晖与《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著名社会学家傅高义现场对话,探讨1949年建国迄今,遮蔽在当代中国主流叙事方法后的真实的历史。   演讲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傅高义:社会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      邓小平的贡献      傅高义:很高兴来到美丽的北京大学斯坦福研究中心,并见到这么多老朋友。大家可能知道,当初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给美国人看的。当时我在哈佛写这本书时得到了很多基金会的支持,甚至还有政府的支持,所以我想,我的责任不仅是对学校的,更是对全社会的。退休后,我想写一些能让更广泛的美国民众受益的东西,让他们能很好地了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的人民能跨越文化障碍并进行更好的交流对21世纪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学者,我想自己可以做的就是帮助美国民众了解中国改革、发展、开放的模式。我想用最平实的、最直接的英语讲述,以方便普通群众了解这一切。在英文版出版之后,一般的反响是比较好的,但有一些书评是批判性的,他们认为我忽略了一些事情。这些都是有趣的批评,而历史的转变也同样令人玩味。这些忽略使大陆中文版得以顺利出版。虽然做了一些调整和修订,以适应宣传的需要,但我的观点和故事基本上保留下来了。   我认为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上,让人们变得更加富裕,更重要的是城市化,从而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以及整个中国市场的开放。在我看来,中国一直就是亚洲文明的中心,但它从来就不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直到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一些开放的时期,但只有邓小平时代才是完全开放的、鼎盛的时期。他把中国同国际体系完全连接起来,但同时也留给中国的格局中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可以建立起一层层紧密联系的领导体制是很重要的问题,如何进一步利用各种规则、规范去管理领导人也是如此。比如,现在社会中的腐败问题就是邓小平当初想要建立的这个体制中可能出现的。同时,如何通过引进国外的法律来完善国内法治建设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   直到1980年前后,很多人还在担心会不会受到“文革”的影响。为此,邓小平给予人民更大的自由,如果地区上的官员们取得了一些进步,他就不会再去严厉地惩罚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当然,他也希望能够约束官员,不让他们把挣到的钱只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也就是打击腐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问题现在仍然存在,但这也说明现在仍然处于过渡时期。我认为邓小平就像是一个“总经理”,他是很有能力的管理者。说他是中国改革的“设计师”并不确切,因为他似乎并没有一个关于改革的宏伟蓝图,而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所以在我看来,邓小平只是在此过程中去管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并对这个过程进行指导。   秦晖:我觉得刚才傅高义先生已经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英语世界对他的这本书评价很高,但我们的朋友却有一些批评。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刚才他已经讲了,他这本书是写给美国人看的,所以自然就不需要对美国人在自由、民主、人权方面进行启蒙,甚至也不是对中国人的启蒙,因为他的初衷不是这样。尽管如此,通过傅高义先生高超的叙事能力,还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邓小平以及当代中国30多年,甚至60多年的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在西方听众中大受欢迎,其实在中国也很受欢迎,虽然有些观点上有争议,但作为一个国外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能把故事讲到这个程度,的确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   但是我觉得关于邓小平乃至中国改革史,因为中国改革还远没有结束,绝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评价邓小平,或是说评价中国改革,因为这是他的主要贡献,但是要理解中国改革乃至理解改革中邓小平起的主要作用,我觉得改革前的历史是要谈的,即如何从“文革”到改革。虽然这本书直接谈论这一过程的篇幅很小,但其后很多对改革的描述都是与对这一段时间的分析有关的,甚至关于一些人的定位。比如说傅高义先生书中经常提到“造反派”这一概念,其中把很多“文革”新贵比如迟群、谢静怡也叫做“造反派”,这当然是邓小平时代的理解,因为他否定“造反派”当然就包括否定这些人,可是我们知道,迟群、谢静怡到清华本来就是去镇压“造反派”的。很难说他们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造反派”。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就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文革”,开创了改革。这个过程遗留下很多问题。有一句1980年代我们经常讲的话,叫做“彻底否定‘文革’”。这句话现在已经很少讲了。我觉得这句话没错,我们还要继续沿这条路走下去,而且最近出现的一些事情使人担心中国未来出现类似“文革”的状况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所谓“彻底否定‘文革’”除了所谓“彻底”与否可能有争论,有人觉得应该重讲“文革”的苦难史,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研究“文革”的发生机制以及如何摆脱“文革”。今天我不想过多地指责前人,历史的局限性每个人都是难以避免的,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我的确要指出邓小平的“彻底否定‘文革’”带了太多的“当权派本位”色彩,他把“文革”描述成了老百姓整“当官的”、“造反派”迫害“走资派”这样一个过程。“造反派”迫害“走资派”变成“文革”的单一情景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把“文革”中稍微活跃一些的人都叫做“造反派”,其中包括迟群、谢静怡。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事实误判后来又被另外一些朋友从另外一个方向强化了。我们的一些左派的朋友,甚至是“毛左派”的朋友现在也是这么讲的,认为“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当官的”,区别只在于邓小平说这样做是“整错了”而他们认为是对的。   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确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这样的“文革”图景给老百姓以强烈的印象:既然“文革”就是“整当官的”,而当官的又是如此腐败,那“文革”不是很美妙或很浪漫吗?现在很多大学生对“文革”有这样的浪漫幻想。邓小平时代否定“文革”的官方叙述与毛左派虽然在价值观上是对立的,但在事实判断上好像一样。所以使我们现在的“文革”话语陷入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关于“文革”的官方话语现在讲得是越来越少。确实,如果总是讲“文革”就是老百姓整当官的,那只能增加人们对“当官的”的同情,而同时“毛左派”的朋友们说:“就是应该再来一场‘文革’,这是老百姓对于“当官的”一种惩罚。”这就形成了一种合唱。   如果我们要真正看懂“文革”乃至于走出“文革”,就必须要看到另外一种故事背景。中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做的和说的往往反差非常大。比如邓小平说:反右是对的,只是不该扩大化了,但此时99%的右派都已经平反了。又比如毛泽东一直到死都认为“造反”是他的伟大贡献,就是靠“造反派”打倒走资派实现了中国的革命,其实能够活跃到邓小平时代的“造反派”还不到总人数的1%,大多数“造反派”不是在邓小平时代,而是在毛泽东时代就被打倒了。但是这个事实却被遮蔽了,似乎官方叙述和毛左创造了一个神话:毛主席支持“造反派”,邓小平镇压“造反派”。其实哪有这么回事?北京人都知道那“五大领袖”都在毛泽东时代就坐了很长时间的牢。我的家乡广西,“造反派”更是被屠杀、甚至被活活吃掉的地方!1968年的血腥夏天,香港、澳门的人都知道从西江上滚滚而下的尸体,有十几万之多。那些是什么人呢?都是“造反派”。他们是怎么死的?都是当权派用“官方民兵”甚至解放军对他们进行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以前我们说“否定‘文革’”时都不提的,所以“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定要讲的。   小平的贡献,我们在座的包括我本人都是感同身受的,但是我的确觉得“改革”这件事情换一个人做也差不多。我觉得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的确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但是我所说的角度和毛左派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改革这个奇迹的发生的确是有赖于“文革”这样一个奇迹,“文革”这个“奇迹”奇在什么地方呢?我改造了一个经济学术语,叫做“负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说所有的人都得利,只是有些人得利多,有些人得利少。而“文革”十年,把中国所有的阶层都得罪了:从当权派到“造反派”,从汉族到少数民族,从高干子弟到狗崽子,从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到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负帕累托”过程,没有得益者,只有吃亏多少的问题。所以,走出“负帕累托改进”是非常容易达成共识的。   中国1980年代的共识,其实不是关于中国走向何处去的共识。这个共识从来就没有过,现在也仍然没有,而且历史上所有重大改革都很难建立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走向哪里?这是一个永远都有争议的话题。而且说老实话,成功的改革也不必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完全可以采取把不同意见在体制下加以调和的态度。中国改革这30多年,成就巨大,但问题也堆积如山。现在的人们不会对改革抱有很大幻想了,加之“文革”叙事的片面性,现在的人们看待改革和“文革”肯定与1980年代不同。我们怎样在不同的基础上还原事实,还原真相,使我们对改革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使今后的道路沿着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延伸下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傅高义先生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切入点,让我们得以重新看待邓小平以及1949年以后60多年的中国历史。      没有两极分化的转型      傅高义:我想讲一下邓在摆脱“文革”上的责任。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和美国内战后很像。邓小平所做的就是尽量避免两极分化,他不因为毛的历史问题对他进行批判,并且上升到“可以批评毛,但他依然是伟大的”这样一种高度。他把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成一个不再搞阶级斗争的党。比如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说:已经建国28年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考虑阶级的问题,已经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让这些普通人去参加考试而后择优录取。就这样,邓小平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推进革命的做法,只是说:时代变了,我们应该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了。我觉得邓小平做得最好的事就是在“文革”后,没有让社会格局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转变,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但是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比我更详细。   有些资料说明,毛泽东总在猜疑别人会攫取他的权力,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毛和邓1970年代以及毛泽东生命中最后10年的关系,毛泽东死后发生的那些事就显而易见了。毛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都用来试图阻止自己去世后发生的这些事。我觉得他应该能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自己死后邓小平和刘少奇会做什么,在大跃进后期他就应该已经明白自己成了少数派,综上所述,毛其实是个悲剧性的人物,反对他的人也要依赖他所取得的成就。   秦晖:我刚才的话并没有贬低谁的意思,毛也好,邓也好,我只是想讲述这些事情的另外一面。刚才我说了,中国的事很有意思,邓几乎给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却仍然说反右是对的;毛几乎把所有的“造反派”都收拾了,却仍然说“造反派”是伟大的。留到邓时代的“造反派”已经是少数,并且都是以镇压其他“造反派”作为自己的“投名状”。熟悉上海“文革”史的人都知道,王洪文不是在一月以前的造反中最活跃的,而他后来被选中是因为镇压上海“造反派”。绝大部分“造反派”在毛时期就被镇压了。当然,我绝没有为“造反派”邀功买好的意思,他们的思想当然还是很左的。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纠正了很多冤假错案,其中很多是为在毛泽东时代被镇压的“造反派”平反,尽管邓在理论上把“造反”当作“文革”最重要的罪行加以否定。这其中有很多不仅被平反,还有被作为烈士褒奖的,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文革”时期被当权派镇压的“造反派”。他们的背景都不一样。张志新是为反对整刘少奇而被杀的,用那时的话说是“保皇派”,但其他几个都是“造反派”,如遇罗克、李九莲,而且都是在恢复“文革”后秩序时被屠杀的。遇罗克是《中学文革报》的创办人。《中学文革报》本来就是“造反派”报纸,反对“保皇派”的。广西更不用说了,1983-1987年间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处遗”,即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主要就是清算以韦国青为首的当权派对广西4?22“造反派”的大屠杀。而这个活动就是在邓小平时代发生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确要弄清楚从“文革”到改革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面临什么样的底线。当然,我完全理解傅高义先生,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也许也会采取邓小平这样的办法,因为这样有利于政治的连续性。但是这里要说一下,在1980-1981年否定毛的呼声比1956年苏联否定斯大林的呼声强得多。如果说赫鲁晓夫对否定斯大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沿着1977-1978年的路线走下去,否定毛是很容易的,在我刚才讲的“负帕累托改进”背景下,全社会这方面共识是很强的,但是那时却没有做这件事,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还原历史真相变得更遥不可及了。首先因为这30多年,改革中的弊病,尤其是“斯托雷平”式的改革造成的问题很大;第二则是由于我之前所说的“文革”叙事法;第三是因为“文革”中的一辈正在渐渐老去,他们的意识正在被淡忘。这种情况不仅在现在看来非常奇怪,就是邓小平当初恐怕也是始料未及的。我潜意识里有一种想法,也许邓小平是想把这个问题留待后人解决。但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呢?这就需要大家继续思考了。   傅高义:我有几点看法:   第一,有些人批判文化大革命,希望返还他们的财产。邓小平说,不要细抠文化和原则问题,如果有人要求返还财产,还给他们就是了,否则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点是关于邓小平和反右斗争的事情,很多学者都在问,有没有证据表明那个时期邓小平做的是正确的事,因为邓自己写了很多文献来证明自己做了哪些事情,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处理所有的这些文献。如果我能大胆猜测一下,可能他当时的做法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想要保全自己的权力和位置,二是担心人们对政府的批评太过猛烈,希望保护政府。   今天我们谈论了这么多关于毛和邓的事。我的一个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如果一个人身上反日的态度很强硬,那他很可能就是一个毛主义者。如果邓小平现在是中国政府一个稳定性的象征,那么毛泽东可能更多的就是“文革”的象征,他可能会鼓励我们去更大胆地梦想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      (根据现场对话和翻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邓小平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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