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

维权网|《关于宋庄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一事的法律呼吁书》

有关部门该反思:北京独立影像展不是任何组织的敌人,无意对抗任何国家意识形态,在一个多元主张与个性张扬的时代,他们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电影而已。尽管相比于利益期待与大众狂欢,独立电影有些超然物外,但理想主义气质的艺术活动恰恰需要政府的理解、社会的支持,因为艺术家的活力是国家创造力的象征,是公民生活丰富多彩的常态,也是社会能够得以健全发展的希望,我们应该助它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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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当局加大打压独立电影

中国当局不断加强对公众舆论和民间影视界的控制。在过去几个月,北京一个独立电影学校被当局关闭;两个独立电影节被取消。当局恐吓组织者。有分析人士认为,对独立电影人的打压是中国当局最近加紧控制舆论和影视界的又一例证。 在中国大陆,第十届北京独立影像展8月23日在北京东郊宋庄开幕,但是当天就被当局叫停。 美联社8月30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的这一影像展创始人之一王宏伟表示,北京警察23日到第十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式现场,并勒令立即停止活动。之后,主办方更换了地点和节目安排,才得以继续举行。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北京独立电影导演范坡坡周五晚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参与制作的纪录片《兄弟》,也是这次北京独立影像展的参展影片之一,纪录片《兄弟》记录了中国鲜为人知的一个“女跨男”人群,“她们”之间互称兄弟。 范坡坡说,这次北京独立影像展遭到当局打压,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个独立影像展自开办以来,几乎年年遭到当局的打压。 他举例说,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在简短的开幕仪式后,开始放映独立制作剧情片《鸡蛋与石头》,但影片开映半小时左右,便遭遇到拉闸停电,无法继续播出。之后,有网民在微博上戏称,这是“史上最短影展”,《鸡蛋与石头》更应该叫《鸡蛋碰石头》”。 范坡坡表示,现在中国独立电影圈流行这样的说法:在中国独立电影节有两种死亡方式供选择:一是自杀,二是他杀。 范坡坡说:“有的电影节知道自己肯定办不成,就不办了,还有像我们今年办的北京酷儿电影节,虽然办了,但是却很低调,其实对我们来说,因为这种政府的打压,我们进行了妥协,其实我们的立场也有问题的;还有他杀,比方南京电影节直接就被通知不能办了,还有今年北京电影节。” 据报道,此前,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些民间举办的电影节遭到了比北京独立影像展更严厉的打压。 今年3月,第六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被当局取消,已经赶至大理的独立影视人被告知,不得参与任何组织影视活动。去年11月,在南京东郊举行的独立电影节也遭到政府打压,一些原本出资赞助电影节的投资者,在中国当局的压力下,纷纷撤资。 范坡坡表示,中国当局之所以要打压独立电影节,是因为中国独立电影人拍摄的电影和中国官方批准的主流商业电影非常不同。中国的独立电影人更关心的是一些敏感的社会话题。之前被打压的中国独立电影导演应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范坡坡说:“重庆电影节创办人之一应亮,去年拍了一个片子‘我还有话要说’,拍的是杨佳案的故事,特别敏感,他和家人都受到打压。” 在中国大陆,除了各种民间电影节受到当局打压之外,上个月,中国警方还下令关闭了中国唯一的一所独立电影学校“北京栗宪庭电影学校”,指控这一学校 “宣传反社会思想”。 范坡坡告诉本台记者,栗宪庭先生是中国先锋艺术的促进者、著名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他多年来为中国独立电影事业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栗宪庭电影学校北京校址被当局关闭后,他还和这个学校的同学们,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对有关当局进行了抗议。 范坡坡说:“他们有个行动就是在自己身上写一些字,然后拍下来放到网上,以表示对学校的支持。有的写自己是学校哪一期学员,有的写骂政府的话。今年学校的叫停,反而让一些学生上了最好的一课,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做独立电影,是因为大家面临这样的困难。”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曾经参与反映“512汶川大地震的记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的拍摄工作。夏明教授表示,中国独立电影界在过去几个月遭到当局不同程度的打压,这是中国当局加大对钳制言论自由的又一例证。 夏教授说:“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中共领导,尤其是掌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人,他们已经意识到局面的失控,尤其目前自由独立知识分子在自由媒体上的声音越来越重要,应该说,目前中国对网络和整个意识形态的整治,恐怕就是针对这些新兴异见领袖的。” 法新社援引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8月28日发表的新闻稿称,在中国大陆,自今年二月以来,政府已经拘押了55名维权人士,抓捕了一些著名网上异议人士,加强了对社交媒体、互联网言论以及报道公众维权事件的控制。中国近年来公民社会努力得来的言论自由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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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面对独立电影 中国当局为何也如临大敌?

正在举行的第十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式当天遭遇叫停,消息人士透露,改为烧烤会后得以继续举行。专家分析,命途多舛的独立电影反映出当局的恐惧。 (德国之声中文网)独立电影制片人的部分尖锐主题与中国主流电影所打造的美好画面格格不入,因此他们被迫要删减一些展现中国阴暗面的内容。据业内人士人称,当局现在似乎在试图限制网民分享和讨论他们的电影。中国电影制片人、《春梦》导演杨荔钠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他们就想让我们拍些与食物、衣服和娱乐有关的电影。他们不希望大家思考,不希望大家享有表达自己的自由,不希望大家拥有独立和自由的思想。” 影像展变烧烤会 “我们很失落 ,同时也觉得这很荒谬。” 杨荔钠在第十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上发言。该影像展创始人之一王宏伟向美联社记者表示,“警察上电影节开幕式现场勒令要求取消活动,但是主办方更换了地点和节目安排坚持举行。他补充说,出席电影节的人不多因为他们要么不知道电影节如期举行,要么就是害怕了。 独立电影遭遇铁腕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透露说:“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官方曾警告,如果举行开幕式就把与会人员用大巴拉走,正如上个月关闭电影学校一样。最后大家改为烧烤聚会,也没有播放电影,这样一来就不能称之为开幕式了。” 今年7月,警察关闭了中国唯一的一所独立的电影学校—栗宪庭电影学校,美联社援引电影编剧、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崔子恩报道称,据悉,关闭的原因是“宣传反社会思想”。据北京电影学院郝建介绍说,当时来了两辆大巴把学员接走并要求他们各回自家,但是学员并没有害怕,反而一笑了之。 今年3月,中国纪录电影最重要的展映和传播平台之一— “云之南”记录影像展因故暂停举办。去年11月,在南京举办的第九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公开放映活动宣布延期举行。该年影像度展主办者透露,该活动赞助方迫于当局压力而取消资助。去年8月,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在简短的开幕式后放映独立制作剧情片《鸡蛋与石头》。开映半小时即遭遇拉闸停电,现场观众眼前一片漆黑。网友戏称这是“史上最短影展”,“《鸡蛋与石头》更应该叫《鸡蛋碰石头》。” “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 纽约大学电影学副教授张真向美联社表示:“他们(中国当局)是不喜欢有想法的人聚在一起。” 郝建则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跟聚在一起的是什么人无关,十几个个上访者和百十个农民工聚在一起当局也会干涉。防止人群聚集是大家看得见的官方反应模式。” 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 影展相继叫停,电影学校被勒令关闭在郝建看来与中国目前日益紧张的大氛围有关。他分析说,包括现在薛蛮子事件中官媒使用的文革式语言和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近日遭拘留,并不是只有独立电影成为严打的目标。 人权观察本周三发表新闻稿称,中国政府在全国镇压异见以打压对其一党专制的挑战。今年二月以来,中国政府任意拘留了55名维权人士、抓了批评政府的声音和网上意见领袖,并加强对社交媒体、互联网言论和公众维权的控制,收紧了近年公民社会努力得来的空间。 郝建介绍说,中国独立电影逐渐趋于小范围和一种自娱自乐的模式。但为何这样的独立电影也会成为官方严控的对象?郝建回答说:“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这也是官方恐惧感的表现,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然而,据郝建观察,官方却并没有达到震慑民众的效果,反而招致冷嘲热讽。微博上的百般调侃不难看出。“在独立电影人圈内,大家也把这些关闭和取缔的行为当成笑柄。官方愈加严格的措施,更反映出其处在防守的态势。” 作者:安静 责编: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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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广 | 不万能的纪录片:专访独立电影导演单佐龙

2013-08-14 14:14 北斗网 单佐龙:同济大学纪录片硕士专业,杭州亚洲青年电影节(HAFF)节目策划。2011年入围第6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第9届天才训练营。《大众DV》杂志推为“鼓舞2010”DV年度人物,并获得2010罗中立奖学金。2009“感动湖州”年度最具影响力提名人物奖、浙江省湖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等。 文 / 王凌羽 原文见 北斗网 纪录片作品《借我一生》、《虹桥弄》获上海电视节MIDA导演计划优胜提案奖、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以及东京国际录影节佳作奖等。两部片子曾入围维也纳国际电影节、意大利亚洲电影节、贝加莫国际电影会议、汉诺威国际青年电影节以及台湾华语电影论坛等国内外影展。纪录片被作为荷兰Movies That Matter电影节闭幕电影。 纪录片项目《陌上桑》入选柏林国际电影节天才训练营纪录片工作站(Doc Station)与欧洲纪录片联盟发起的CB国际纪录片跨界工作坊。 “我甚至没有想要表达什么,它只是在老人人生中出现的一个节点。” Q:当初《借我一生》选择这样一个老人作为拍摄对象,是出于什么考虑? A:一开始我们是去拍整个养老院,去了之后才发现这样一个比较有趣的人物,最终决定要拍他一个人。毫不隐晦的说,一开始拍他是因为他的历史、他的人生经历让我很震撼。但后来在短片完成的时候去参加独立影展,一个导演讲对我这个短片版的观感是“你有点被主人公的给历史镇住了,总觉得自己身边怎么会有这么传奇的人。”于是后来我就发现他的经历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时代比他的经历更多、更惨的人只会多不会少,所以他也只是一个代表而已。纪录片还是关于个体的。 Q:在片子完成后,你对郑晋康老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A:这个态度我一直没有变:去法国之前做的一个版本中,我希望去表现这个老头的倔强,而不是他的历史。因为我觉得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经历不完全是这个时代造成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的个性。那你再想他这种倔强的个性是谁造成的?这样一想可能还是体制、时代的原因,所以穿插在整个历史情境当中可能还是他个性中倔强的问题。 他的倔强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他对于环境的倔强。你看他这么老了,明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还是不愿意到前面去住,还住在这么热的地方,自讨苦吃,不服输嘛;还有一个是对身边的人不服输,无论是对他好的人——比如照顾他的阿姨,还是对他不好的人,或者说还认为他是反革命分子的人,他都是一样的态度;甚至他对体制也不服输,对他过去的遭遇就更不服输了;到最后你会发现他连自己都不服输,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一个人。所以“不服输”这一点可以把他一点一点剖析出来,我当时就是立足于这样的一个点。 Q:影片的名字也很有意思,为什么要命名为“借我一生”?同样是在牵涉到文革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有受到余秋雨先生的著作《借我一生》的影响吗? A:我知道那本书,翻过几页但是没有看完。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更喜欢的是这个片子的英文名,是我的制片人帮忙取的,叫hard old rock,其实更能反映片子的主题。 Q:不知您是如何看待剧中的一些情节的?比如一个电话就毁了一段感情,一个反革命罪就决定了这个人的一生。 A:我并不是最关心情节。我觉得我们看记录片的态度很不一样,你是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去看,你看的还是情节和内容,但是我从一个作者的角度,对实在的情节并不关心。换句话讲,我甚至没有想要表达什么,它只是在老人人生中出现的一个节点。 我更在乎的可能是另外一段,给老人剃头那段,他说了自己第二次进监狱的那次经历。而这个就是那位法国剪辑师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吧,我当时其实只是觉得这段素材找的很好,剪辑点很好,但是没办法用,只能表明他在剪头,没有更深的意义在里面。但当他在剃头和口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在剃完头之后整个人生境遇也不一样了。 “纪录片的真实,应该是态度的真实” Q:你在片中选择忠实地记录老人的生活,有考虑过像主流电影一样制造戏剧性冲突吗?你对纪录片中使用这种手法反感吗? A:没有。首先我觉得你说的戏剧性冲突这个东西我并不排斥,对于某些议题的纪录片这是很好的手法,但你觉得我应该怎样在这个老头身上表现戏剧冲突?他一生的所有的戏剧性冲突都在他过去的历史当中。 Q:记录片中,你作为导演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你觉得这些问题会不会对影片的客观性造成影响? A:我们以前一直认为纪录片的本质是真实,更甚之有人会认为纪录片的底线是真实。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做纪录片,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去分清什么是纪录片什么是剧情片了。所以我们觉得真实不是我们要纠结的一个因素,所谓的真实,应该是态度上的真实。 还有一种观点是“无主观,不记录”。没有一部纪录片不是主观的,所有纪录片都是经过导演一轮拍摄、一轮剪辑后的选择。也许我拍了两年,拍到了一百多个小时的素材,这一百多个小时还需要剪辑和加工,甚至时空的交错,来完成最后的整片,这不主观吗?所以最后还是要看导演要说什么,直奔那个东西。 Q: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拍摄这部纪录片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A:以前我们一直说纪录片要有一个故事,这样才会吸引人,但是事实上很多纪录片是没有故事的,或者说他的故事很宏大。讲一个人的历史,几十年的历史放到一个60多分钟的片子里面,相当于一分钟就是一年。这个把握不好也许就变成一个专题片,讲这一年他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年他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你需要去找也许是他人生中转折点的那一年,但是他中间会有一些戏剧的冲突在里面,这时候就需要通过他自己的口述、情景再现、以及更多的手法。我觉得最大的难题其实是这个片子不是讲当下故事的,这个老人现在生活就是“起床、吃饭、睡觉”重复,与他过去的生活截然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把握起来是最难的。 “剪辑师其实是在帮助导演完成他想要的片子。” Q:你觉得相比你以前的作品《虹桥弄》,《借我一生》有哪些进步的地方? A:《虹桥弄》是学生作业,学生作业肯定是有学生作业的方法和观念,到《借我一生》就开始有一种比较规范的工艺操作流程。首先是有投资,这个投资来自于SMG,虽然不多,只有三万五千元,但是当时这些钱也足以在一个小镇上把一个纪录片完成了;其次是它的整个拍摄过程用了一年多时间。另一个方面是在拍摄当中,素材积累比第一个要多,而且有了第一次拍片子的经验,对纪录片的理解也更多了;最后一点就是去年跟法国摄影师的合作,我对剪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以前一直认为“纪录片导演是最了解自己素材的人,他不应该把片子交给其他人去剪辑。”跟法国摄影师合作后,我现在发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Q:您跟法国摄影师的观念不同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A: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在剪辑那个所谓的国内版时,我的一个指导理论是希望尽可能少的用口述,所以那个版本集中于表现老人当下的状态。另一个想法是即便当时发生了再多事情,最终导致结果还是当下的,所以我决定我要去表现当下的故事。这和我刚刚说的是一个矛盾,当下是没有故事的,当下只有状态。状态、情绪不足以成故事,不过故事本身也是陷阱,不可以完全这么说。 而法国剪辑师和我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这个老人语言魅力很大,口述是完全可以支撑起这个故事的,而且他觉得这是一个关于政治和个体、关于历史的故事,必须要通过口述的方式去表现,所以最后我同意了他的做法,这样一种改造也是成功的。 Q:你觉得一个剪辑师对导演有怎样的帮助? A:我觉得“纪录片导演是最了解自己素材的人。”这一点没错,因为当你在现场去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作为导演是最能控制整个片场气息的人,其实按下IC键和按落IC键的过程就已经是第一轮剪辑了。 在这个过程中导演要受很多因素影响,他会有一个大致的范围,知道自己要拍哪个故事,哪些环节必不可少,哪些细枝末节是要去抓住的。但是当所有素材完成后,导演往往会陷在里面,会觉得“这也不能少,那也不能少”,甚至说“我完全不需要剪辑,整个片子放上去就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因此很需要第三方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诠释纪录片,“剪辑师其实是在帮助导演完成他想要片子的样子”。 “没必要去大张旗鼓的喊出中国的独立电影这几个词,也许以后可以合流” Q:我们知道你的作品《百年桥乡》、《虹桥弄》、《借我一生》都是自己一手完成的,那么你是如何理解和定义独立电影的呢? A:目前为止我还是只能从很传统的角度来定义它。两个层面吧:一个是从它的制作流程上来说它是独立于商业体制、政治体制之外的一种完全自由的电影,但是就因为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导致它很少有投资,或者说很少被重头投资看中;第二个就是因为这样,这是独立思考的一种电影,作者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同时去引导观众独立思考。这是个很传统的理解。 Q:现在绝大多数电影仍然面临着在网上、线下被盗版的情况,你有没有什么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A:这个没办法,这不是一个人说句话能解决的。但正是因为中国有盗版,才培养出一大批很牛的影评人,很牛的影迷,他们才得以看到世界上那么多电影,甚至变成了比国外专业影评人看过更多电影的人。 所以盗版也培养了中国不少真正的电影观众,这个“历史贡献”是绝对不能被抹去的。而且现在我现在也遇到很多国外的导演,让我从中国买盗版片给他们寄过去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从保护导演的利益上来讲,这肯定是残害导演,尤其是残害纪录片导演,他们拍纪录片这么辛苦,又没有投资又没有回报,拍个片子还要被盗版。但是你应该也听到过一种说法——有些人会把自己的片子被盗版当成一种荣誉,这样至少说明片子有观众嘛,而且去买盗版光盘去看独立电影的人,应该是属于比较优质的电影观众,真正愿意看大片的人应该不会去买盗版碟看。 Q:对目前中国这条独立电影人之路你有什么看法? A:这个很难说,有那么多人在关注、在看、在做独立电影,还有那么多影评人在分析推动独立电影。我比较不喜欢着重的去提中国独立电影这几个字,有时候没有必要把它分的这么开,这两年纪录片也好,独立电影也好,他们越来越有一种融合的趋势。 比如说,偶尔会有一些独立剧情片跳入主流的视野,去摘主流的果子,共享主流的资源,也可以进院线,获得共识和妥协,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成功。而且做电影节的过程也是一种和主流妥协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去重新定义主流和独立电影的含义,没必要大张旗鼓的喊出中国的独立电影这几个词,也许以后可以合流。 “纪录片说到底还是无力的” Q:在现在的中国,在谈到独立电影时,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和“禁片”这两个字联系起来,您觉得两者的差别是什么? A:其实差别挺大,而且我觉得这样一种社会观念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很多人去看独立电影都是冲着因为这是禁片所以我去看,他们是怀着一种好奇心去看的。这和很多因素都有关,首先是和独立电影的生存状况有关、和中国电影的审查有关,这样想到最后肯定是和政治环境有关。 从这个层面上说,像我们做电影节的策展,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在于要帮助观众改变这样一种看法——独立电影并不等于地下电影,地下电影也并不等于禁片。 Q:所以你认为改变投资的掣肘、缺乏专业院线、缺乏成熟的观影群体等问题主要靠电影节? A:那不一定,电影节只是其中一个途径,最终要靠谁?最终肯定要靠民间影展、靠国家、靠审查制度(的消失)。 Q:我知道纪录片制作者一向的主张是培养电影观众的“观影素养”,这个素养是指的是什么? A: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很系统的想过,我可以表面的说几点:首先作为观众,我们以前一般的观众是纯粹的从主题、剧情去看某一部电影,事实上这是中国的媒体给观众的一个误导。其实我们不应该仅仅这样去看电影或者纪录片,而应该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姿态,“我要看到它更多的东西”。就像电影节选片原则一样——议题不是最优先的原则,手法才是。 所以这一点必须是当一个国民电影素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你要看到故事背后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情绪,也是人;第二点就是作为观众要懂得怎样去选择要看的电影;第三点就是从电影节策展人的角度来讲,我需要尽可能多的让我的观众接触到更多的好片子。 Q:你在电影节选片时遇到过最好的片子是什么? A:我昨天就在看一个以色列投过来的片子,我觉得这是我今年看过最棒的一部纪录片,无论是从它的语态上、语言上、手法上、还是议题上,都是最棒的,而且它还是一部学生作品。 Q:能具体说说吗? A:片子讲的是一个很小、很简单的家庭故事,拍摄者想用一个纪录片去缝合整个家庭的矛盾。我以前看过一个类似的纪录片,内容是一家人有两个人吵架了,甚至有十多年的隔阂,作者用一台摄影机去拍纪录片,最后把他们之间这种隔阂消除了。看完你就发现纪录片的力量有多大。但是我昨天看的这个就不一样,截然不同。 它讲的也是一家人中有两个人有三十年的隔阂,作者作为家里的成员之一,拿着摄像机去拍,希望缝合他们的矛盾。但是结果是有矛盾两的人关系还是那样。这时你会发现这才是纪录片,它是真实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纪录片是很无力的,它无法改变很多东西,你说纪录片连一个小小的家庭的矛盾都无法缝合,更不要谈要去重构整个世界了,纪录片的力量事实上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想想真正纪录片的力量在于什么?不是去改变这个世界,而是从改变每一个个体的内心开始。至少这部纪录片影响了我,我把它选到我们电影节来,有200人看到,也许就会影响着200人接下来的十分钟、一个小时的一些行为,我觉得这才是纪录片真正的力量所在。 “青年人从短片去做电影,最好还是从电影本体出发” Q:纪录片最吸引你的是什么?虽然你得了很多奖,但你对纪录片的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变,你从纪录片中获得了什么? A:我可以跟你讲我个人的经历,虽然说出去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但是这是最大的实话。我接触纪录片是大二那一年从一个观影者角度开始的。最初接触的是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电视纪录片,朗朗上口的几部,比如说:《神鹿啊神鹿》、《最后的山神》这一类,当时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从那以后我自己观念上的变化特别大,是我大学前两年都没有发生过的深刻的变化。可以说纪录片教会我去独立思考——虽然这种说法很空泛。我们一直说独立纪录片是独立思考的一种体裁,似乎很空洞,但这个在我自己身上就是很生动的例子。大二之前我还在拍学生作品,或者电视散文、专题片那种形式的,当时我一直很膜拜地方电视台拍的那种专题片,觉得那种片子很美,但其实它整个内容是空洞的,它对于电影史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所以我真正接触纪录片之后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体裁——它是电影,但它有时候要超过剧情片或者说商业电影这种普通意义上的电影。 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说我后来做电影节,纪录片就影响了我对整个电影节定位的思考——我应该做一个怎样的电影节、应该放哪些片。还有我发表的一些文章、一些看法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对纪录片最为感激之处首先是从一个纪录片观众出发的。像今年电影节我们也收到了几百部片子,发现有几部特别棒的,每当看到有这么好的纪录片,就觉得做这些事是有价值的,也会发现自己做的纪录片还远远不够,甚至会觉得很嫉妒——为什么这么好的片子不是我做的(笑)。 Q:您自身今后有什么打算?有考虑过进入主流内发展吗? A: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会一直做纪录片,即便以后有转型,纪录片也会绝对不会放弃。至于体制内发展,目前看起来还没有这个想法。 Q: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建议想对有电影梦的大学生说的? A:这个啊(笑),我自己还都没有创作的很好。只能这样说吧,从我们自己电影节的选片状况来看,我们收到的大部分片子都是来自大陆。很不客气的说一句,整体来看大陆的片子,尤其是来自高校的片子,质量是比较差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跟很多因素有关,比如高校的电影教育。而像其它地区投过来的一些片子,它们都有相对健全的一套工艺体系。 而且十多年以前,DV盛行的时候,突然一夜之间所有人拿起DV都是导演了,并且有土豆、优酷打出“世界都在看”、“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这样的口号,直到这两年微电影开始盛行,整个状况是在变坏而不是变好,拍的东西的质量也越来越差。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去做一些反思。总而言之,青年人从短片去做电影,最好还是从电影本体出发,注重手法上的锤炼,踏踏实实的去看一些电影、学一些电影语言、电影技巧,掌握怎样用电影语言去讲故事的方法,而不是拿起机器就去拍。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北斗网,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 作者 北斗网( ibeidou.net ),是一个面向中国青年的人文类原创性思想平台和生活门户,服务于青年的自我启蒙和人文生活,由全国青年大学生自发管理运作,坚持纯公益、志愿性原则。北斗网以“网络、人文、新生活”为主题,着力探讨当代中国青年对人文思想的追求和对转型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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